，讽刺衙门小官，讽刺出卖良心的法官，讽刺一切有过罪恶的人们的作品罢！
嘲笑城乡居民的恶习罢！
铲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压制弱点和罪恶罢，只不过不要触动达官显贵。“
在《雄蜂》的下一印张（第９印张）
，发现齐斯托谢尔多夫本人就是一个“小市民”。自然，这个小市民是一个虚构的。。。
人物。但这点完全不重要。相反，对于俄国社会思想史，重
①参阅《绘画》杂志第Ⅰ卷（第１５和第２３印张）刊登的“县贵族”特里丰。普利克拉季耶维奇、他的妻子和兄弟给他们的儿子和外甥法拉列伊的很有才华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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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要的是诺维科夫在其第一个讽刺刊物里，便代表非贵族出身。。。。。。。。。。。。。。
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用任何其他社会阶层代表的名义，将显赫的大贵族同所有其他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按照诺维科夫的意见，人民反对显赫大贵族的事业，其发动和领导，应属于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法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过程，将整个“国民”同整个。。。。。。
特权等级对立。法国先进作家所认识到的这一矛盾，自然地。。。。。。
使他们提出废除一切等级特权的要求。
与法国先进作家不同，。。。。。。。。。
诺维科夫和他的同志们将普通贵族列入“国民”以内，心里只是将“显赫的大贵族”同国民对立起来，自不能在原则上否定这些特权。他们自身的思想的逻辑发展，必然会使他们同贵族特权妥协，促使他们只是极为单纯的要求显贵的老爷不要滥用他们的高贵地位。在《雄蜂》第Ⅰ卷第３２印张上，我们看到一位署名“我”
（显然就是诺维科夫本人）的人向显贵老爷所提要求的一个有趣味的清单：“我”希望，显贵的老爷们既然“身居高位，与众不同，也应该在德行上出类拔萃”
；他们在升官晋爵时，“不要忘记与他们有别的贫困人们仍然处于贫困；不要忘记这些人要求他们的帮助，正如他们处于贫困时也会要求帮助一样；希望他们对于贫困者的请求不要听而不闻，无论他们多么苦闷，他们还是能作些好事的；希望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国家的幸福，而不是致力于自身的幸福；希望他们不要将现在能够作到的事情推到明天，因为需要紧迫，时不我待”。
在这一希望的清单里，看不到对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任何暗示，哪怕是不着边际的暗示。
“我”丝毫不反对现存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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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９６３
序，而且深知在这种秩序之下，不能没有“显贵的老爷”。
“我”的全部希望，就是想使显贵的老爷参加慈善事业。您会同意，比这更温和的纲领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为了使读者相信自己的希望的充分现实性、诺维科夫指出，在俄国的现实生活里，是有许多德行完善的显贵老爷的。
他甚至写出了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如Ｏ…，…，Ｈ…，eＣ…，Ｂ…，…，…，Ｂ…①，这在当时是显得鲁莽些。直d m到现在，也还有人以为确是鲁莽。在１９世纪末，Ｅ。舒米戈尔斯基先生还对《雄蜂》的鲁莽，表示极不赞同：舒米洛夫斯基写道：“将一部分达官显贵称为慈善家，而毫无证据地怀疑其他达官显贵，诺维科夫的行为当然是不慎重的”
②。
我在前面说过，诺维科夫——在出刊讽刺刊物时期——是俄国最先进人物之一③。
现在我们又一次看到，当时我国先进人物该是多么谦和谨慎。
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同当时在法国发生的情况相反，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在一切存在着特权等级的地方，概莫能外，——尚不曾成为我国社会
①这些字母所表示的人名是：Ｏ—（奥尔洛夫伯爵）
、—（帕A J K E Q e N F R F宁）
，Ｈ—（纳雷什金）
，Ｃ—（萨尔蒂科夫）
；Ｂ—（维c N J _ h \ R F ` N K G _ \ E Q X Y O H W [ \ R ]亚泽姆斯基）
，—（舒瓦洛夫）
，—（别茨基）
，Ｂ—R ] d T Q N K E Q m H B \ R ] X [ H Q E K E C [ \（弗谢沃洛日斯基）。这里所说的论文，见标题为《对话，我与雄蜂》。慈善的达官大贵的第一个字母，原是《雄蜂》提出的。
“我”认为所提完全正确。
②见他的论文：《女皇政论家》，《俄国档案》，１８９０年，第Ⅰ卷，第４１页。
③《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书见前，第１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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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政治进步的动力。有见识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阶层，尚未成长到在原则上否定贵族特权。这个阶层几乎完全没有越出对“大权贵”采取无害的反对派的态度，并在这种反对派立场上，认为自己是同所有其他贵族团结一致的。这种贵族无论对于“大权贵”的贪婪暴虐行为时常多么不满，当然不能违反自己而去提出废除农奴制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非贵族出身的有学识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于农奴制很少采取否定态度的原故。
商人对于农奴制，也不曾表示原则反对。
索洛维约夫说，他们自己就希望获得奴隶；他们所不满意的只是在我国，占有农奴，完全成为贵族的特权。
在关于制法委员会的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当时我国商人的特点，在社会方面，是保守的、甚至部分地具有反动情绪。在政治方面，他们对警察的横暴表示不满。然而这种不满也不曾促使他们图谋广泛的改革。当他们看到叶卡捷琳娜欣然迎合了许多贵族欲望时，他们遂热衷于对彼得时代的理想化。
但是把这个时代理想化，意味着朝后看，而不是朝前看。我们在关于制法委员会的一章里还看到，我国商人当时显得不很能接受他们的代表所乐于引述——时常是不恰当地引述——的西方进步影响。我国商人的这种情绪不能不影响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在他们当中出现一些人，对杂志和书籍完全漠不关心。他们当中的个别人也曾摇摇笔杆，但这样的人不多，而且就是这不多的人，也都没有思想勇气。
诺维科夫比他的读者多少勇敢一些。然而不过是多少而已。在他出版其讽刺杂志的时候，普加乔夫起义的威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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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１７３
分地正在发动，部分地已经临近①。但在他的这些讽刺刊物里，对于被奴役的农民的首创精神，毫无我们在拉季谢夫那里所看到的那种信心，哪怕是有条件的信心。诺维科夫很同情在坏地主统治下的农民。但这位拥护启蒙运动的人，却难。。。
得想到教育农民。不仅如此。可以认为他对于教育农民并未感到重大需要。我在前面提到，巴尔斯科夫先生说，诺维科夫在他的庄园里进行农业经济试验，完全不以这些试验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而感到难受②。
巴尔斯科夫所指的试验，是诺维科夫在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进行的。涅泽列诺夫就这样说过，可以说这时的诺维科夫，已经不象诺维科夫本人了。
请看从过去的诺维科夫的刊物里抄录的一些例子罢！。。。
①《雄蜂》第Ⅰ卷出版于１７６９年，第２卷出版于１７０年；《绘画》出版于１７２年；最后，《钱袋》出版于１７４年。
②的确，有些资料可以反驳巴尔斯科夫的意见。
诺维科夫在１７９８年３月２７日写给Ａ。。
拉布金的信中说：他的村庄是他和他的兄弟共有的，他的兄弟惯于D当家作主，所以他们的共同产业，都是由兄弟支配的。
诺维科夫说：“我一切都听从他，也许，我们的性格不同，特别是他过于固执己见，因此，我的主张都没有用。由于每每不按我的规章办事，我只好顺从，看着使我痛苦的事情发生。可以说，我几乎是象一个外人一般生活着”。
（《俄国藏书家》，１９１３，第３期）。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自述。但是诺维科夫为了什么而痛苦呢？
是为了他的农场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还是为了他的兄弟在使用农奴劳动时实行了过分严厉的规章呢？对于这一重要问题，诺维科夫的信没有答复。但在他给拉布金的另一封信里，——巴尔斯科夫所指的很可能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是在１８０２年写的，——诺维科夫谈到他所经营的一个小呢绒厂，这个厂完全不是什么“别人的”厂了，——他的兄弟已于１７９９年逝世——他认为在工厂生产中使用农奴劳动，是完全自然的。
（同上，第２７页）。我已经指出，诺维科夫经营的极端紊乱，是一个足以减轻他的责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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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在《绘画》杂志的第一卷第１９印张里，刊登了一封信，嘲笑轻信的人们竞求助于算命占卦。信的作者说，这伙占卦算命的老太婆，是一批坏蛋；他对于不仅在普通人中相信这种老太婆，感到愤慨。他说：“普通人除了从事极端愚蠢和荒诞的迷信之外不会作出更好的事情。但是，我的先生，您能相信许多贵胄之士和中层人物，也都丢尽了脸，他们在这种场合里的表现同愚蠢无知的人们也都一模一样吗？对于这些人，最少应该希望他们有健康人的头脑，而他们却是这样单纯，以致受了这种女人的欺骗！这是很令人难受的！高贵的人物愈是混同于无知的群众，便愈是受到公正聪明的人们的嘲笑……”。
这种对“无知群众”的极为鄙薄的评语，在诺维科夫的杂志里，编辑部都不加任何反驳和保留地刊登出来了。
在《雄蜂》刊登了一些讽刺性的“特写”。这些“特写”
所以值得注意，不是由于才华显著——这些“特写”是连才华的影子也没有的，而是由于其内容，最少其中一篇的内容。
它嘲笑一个名叫胡多斯梅斯尔的人，这人毫无统率部下的能力。
“任何一个奴仆都敢于同他顶嘴，劝告他，甚至要他听从他们的吩咐，只不过不鞭打他，而他也不敢鞭打他们。人们为此时而称他为主人，时而称他父亲，人们在他那里象生活。。。。。。。。。。。。。。。。。。。。。。
在天堂里一样！……只是胡多斯梅斯尔在部下中，却如服苦。。。。。。。。。。。。
役。“
对于这点意见，编辑部也不作任何批评。相反，《雄蜂》的编者在刊登这些“特写”时，向“青年作者”说了如下鼓励的话：“您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希望更多地收到这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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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３７３
章，可惜不常收到。如果往后您送来象这样的文章，我将非常感激“
①。
在关于讽刺杂志的一章里，我曾假定，诺维科夫在心灵深处，对农奴制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但我在那里已经补充说明，即令他对农奴制是抱着这个态度。
但在他的出版物里，这一态度却并未表现出来。我们在这些出版物里所看到的，不是对地主权力本身的攻击，而只是对这个权力的滥用的攻击。。。。。
我刚刚引述的事例，使我们有根据断定，诺维科夫的出版物甚至在反对权力滥用时，也未能摆脱那些把农奴制看为一种自然的、不容批评的制度的居民阶层的意识。
当我谈到诺维科夫不关心人民群众的教育时，我并不想说，他认为不需要对人民进行任何训导。在关于讽刺杂志的一章里，我叙述了登载在《钱袋》杂志，标题为“民间娱乐”的喜剧的内容。诺维科夫为这一喜剧而写的序言，主张“为人民写喜剧”
，这种喜剧应包含道德教育，应“表演适于人民模仿的范例”。读者根据其所了解的“民间娱乐”剧本的内容，会同意我的见解：即这一剧本所包含的道德教育就是一条陈腐的规章，认为地主应善待自己的农奴（但不避免感化性的体罚）
，农奴应爱善良的地主。就令是最顽固的地主，只要他不是站在斯科季平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的水平上，也断然不会反对对农奴主提出这样的建议和对农奴提出这样的
①《雄蜂》，第２卷，第ⅩⅢ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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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训导的①。
在本著第１卷的历史导言里，我曾指出，法国国王在同封建主斗争时，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而莫斯科大公和沙皇，。。。。
由于我在那里所指出的历史条件，在同重臣大贵族斗争时，却只能从官宦的某些阶层中找到支持。我那时就补充说明，这一情况对于我国历史过程的整个未来发展，曾有重大影响。
现在，我们看到，在彼得改革影响下产生的著作，也有类似的情况。
Ⅳ
有些学者断言，诺维科夫是小市民文学的出版家，他的出版物是以“中间等级”
为读者对象的②。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诺维科夫通过他的出版物所接触的“中间等级”
，其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最大部分，是由贵族构成的。。。
就在诺维科夫以后很久，——包括赫尔岑以前的时代在内，——我国反对派的文学不得不主要寄希望于贵族等级的
①诺维科夫在１７３年５月写给科济茨基的信中说：贵族“不过是受国王的委托对若干与他们在一切方面相同的人们进行监督的人。”（引自涅泽列诺夫的《诺维科夫》一书，第２０６页）。
涅绎列诺夫在这里也愿看到对农奴制的原则否定。
事实上，诺维科夫在这里所表示的观点，实质上，不过是复述了从彼得前罗斯流传下来的波索什科夫观点。的确，诺维科夫在复述这一观点时，提到农民是在一切方面都与其主人相同的人。可是，完全不曾在原则上否认奴隶制的谢涅卡，不是也曾向罗马的奴隶主提到这一点吗？波索什科夫说：“地主不是农民的永恒主人”
，而他自己却领有农奴。
他的范例，部分地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诺维科夫的心理。
②这是Ｈ。
Ｃ。吉洪拉沃夫的说法，见《全集》，第３卷，第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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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５７３
某些人士。
在本书往后各卷里，我们将看到，这一情况怎样影响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至于诺维科夫的时代，我们业已看到，他一方面扮演了反对“名门显贵”的反对派文学领导人的角色，同时又未能（即令他愿意）捍卫必须进行严肃认真的社会改造的主张。这种主张也不符合我们所说的“中间等级”的其余两种成分，即商人和官宦的情绪，他们当时还都。。。。。
很保守。
诺维科夫的出版物所反对的“名门显贵”
，当时曾很受法国影响。这一事实已足以引起那些对“名门显贵”抱着反对派情绪（尽管这种情绪极端谦和）的居民阶层对这种影响的不信任。但是还有另一原因加强了“县贵族”
，商人和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对法国人的恶感：这一“中间等级”由于自己的保守主义不能够同情法国先进作家的改革要求，害怕他们的大胆结论。中间等级对于“伏尔泰主义”
，比领略过法国先进作家的禁果的洛普欣和其他“显赫”贵族即令不是更为害怕，也可能是更为无知。诺维科夫在这方面也是我国“中间等级”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对“名门显贵”的恶感，其来源之一在于他相信精通法文的人们过于迅速和轻易地接受不正直的作家的论点，这些作家“根据物理学，证明太阳、月亮、地球和一般宇宙结构，能够不经过神而取得其存在”。
他以为“其他的人”
，显然是指那些不懂法文，或懂得不多的人们，能够对旧的宇宙观保持更稳定的传统依恋心情，因而更能够对大胆的法国思想家的“幻想的反神证明”
，采取蔑视的态度。
最少，在一封署名Ｐ…的人的信里，就是这样说的。
这封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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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含着关于作者的一次笃信宗教的梦境的极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发表在诺维科夫的最好的讽刺杂志《绘画》上。信的作者补充说，对于无神论“传染病，除了时常提醒青年注意，凡是忘记上帝的人定将引起上帝的正当震怒之外，别无他法可以防止”
①。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很合当时的“小市民”读者的胃口的。
诺维科夫虽然由于勤奋读书，填补了他在学识上的大量缺陷，但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的造诣永远不足以使他理解法国哲学。在关于方－维津的一章里，我已说到，法国哲学理论以奇怪的方式在诺维科夫的思想里同“卷发科学”的规则交织在一起。理论思维显然为他所不能理解。在狄德罗到达彼得格勒时，诺维科夫说：“他是一个聪明的法国人，但他是不信神的，对他不能信任”。对于这种说法，毋需再补充什么了。
如果我们想对诺维科夫这时的观点加以总结，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他的自述，说他直到７０年代上半期，还一直站在“伏尔泰主义”和宗教的歧途上②。实际上，就是他在世的这一阶段，我们的作者接近宗教，远远超过于接近“伏尔泰主义”。
对于他关于自己的证词，必须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他并不觉得当时应对法国新哲学家的一切意图，都予以坚决驳斥。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当时的一些出版物中，意外地看到一些关于最“优秀”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作家的赞语。
①见该杂志第２卷，第２１印张。
②洛吉诺夫：《诺维科夫和莫斯科的马丁教派》，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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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７７３
诺维科夫作为受了西方影响，已认识到学习必要的社会阶层的文坛代表，对于凡是可以促进这些阶层见识的事情，都予以热烈的同情。他虽然不喜欢法国人，但他看到法国在文化方面远远超过俄国，因而对法国人不无羡慕之感。但他却用一些历史的理由来宽慰自己：我们在《钱袋》杂志上读到：“俄国人在科学和艺术探讨上的敏锐、智能和洞察力并不亚于法国人，他们有更多的坚定性、耐性和勤奋（原文如此！）。法国人和俄国人在科学探讨上的差别，整个地在于这一人从事科学比另一人迟得多。”
在谈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事业震惊了整个世界，她在俄国传播科学和艺术的热情与路易九世在法国并无二致，并对她备加恭维以后，作者继续写道：“如果看看俄国在科学艺术探讨上所取得的迅速成就，那就应该作出结论，认定俄国的科学和艺术，将比法国在更短的期间，达到完善”
①。
但是，如果仅就宫廷官吏的狭隘范围说，俄国教育从来没有重大成就。这个思想是诺维科夫所欣赏的思想之一。就在他越来越热衷于神秘主义，烧毁了许多他以前所崇拜的东西的时候，他也继续保持了这一思想。在他的《莫斯科月报》里，发表过一篇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的论文：《论艺术和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
论文的作者坚持，教育必须把根子扎到人民的土壤中去。
他写道：“人民是科学成果的第一手收集者。这种成果到达‘显贵’的人们（又是‘显贵’！——著
①《钱袋》，第３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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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者）
，是很晚的。
不要以为这种成果是突然在某种人民中繁荣起来的，或以为只要从其他国家来了一些学者，就能得到成果。这种学者能够粉饰沙皇的宫廷；要说他们能够使整个国家都有学识，那是极为罕见的“。
文章引述了一些历史事例，以为证明：“普托洛梅。菲拉德尔夫、康斯坦丁。波尔菲罗盖尼特、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虽然都曾从各地邀来了大批学者，但在他们那里，科学并未建立，就令在皇帝的庇荫下有所繁荣，也只是在国王加意培育的时候；而一旦失去了这种培育，便会遭受另外气候的严峻压力；剩下的东西都会同所有在其庇护者短期培养下结成的果实，一道凋谢①。
Ⅴ
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Ａ。
Ｃ。
霍米亚科夫曾竭力证明“脱离生活的知识的无用”
②。实质上，这就是《论艺术和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文作者所发挥的同一思想。
就其本身说，这一思想并未包含任何特别斯拉夫派的东西。在罗蒙诺索夫的著作里，也可找到这种思想，——不过，如德国人所说，他是“在另一联系上”提到这一思想的。这一思想亦曾为雷纳尔所提出和详细阐述。“
③
①《莫斯科月报》，１７８１年，第１辑，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②见《外国人论俄国》和《俄国艺术学派的可能性》及其他论文。
③见前面关于俄国对西方的态度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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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９７３
诺维科夫以及方－维津、洛普欣同斯拉夫派的亲近，是由于对西方先进思想的恐惧。由于法国是这种思想的主要策源地，所以，象方－维津一样，他坚决地认为德国人比法国。。。。。。。。
人好。在《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对话》里，德国人在我们面前。。
表现为“光明正直”的典型，而法国人则被描绘为一个彻头。。。。
彻尾的坏蛋。按照当时俄国作家的习惯，给了这法国人一个明显表示其道德特征的名字：舍瓦列。德。曼松日①。。。。。。。。
对法国先进思想的恐惧，无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１９世纪俄国斯拉夫派的特点，但不能把这种恐惧看为斯拉夫派所独有的特征。
此外，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指出，诺维科夫是彼得改革的崇拜者②。
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诺维科夫并不曾从俄国的旧生活里找到足以与西方先进社会思想运动相抗衡，又能使他从这种抗衡中得到持久的满足。对于这一点，必须加以说明。
在一段时期里，诺维科夫极度热衷于把过去黄金时代——彼得时代、甚至彼得前时代——的俄国道德风尚，加以理想化。他在出版《钱袋》时，显然处于这种理想化的高潮。
“光明正直”的德国人在这本杂志里向虚伪的法国人咆哮道：“啊！
当人力能够促进俄国人的教育，恢复他们的由于使用钱财而被毁坏了的过去道德风尚时，那时，就可将他们摆
①《钱袋》，第２印张。
②的确，１９世纪的斯拉夫派并不都反对彼得改革。
波戈金便决心拥护这一包括剃胡须在内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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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在人类楷模的地位上了“。
接着，我们的作者又让他的善良德国人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见解，说明为什么莫斯科罗斯的几个国王都不急于教育其人民。
善良的德国人说：“我觉得英明的俄国古代国王仿佛预感到，由于给俄国引进艺术和科学，俄国的最珍贵宝物——道德风尚，便会遭到无可挽回的毁坏；因此，他们宁愿其臣民对某些科学部门茫然无知，但具有优良道德的人，是忠于上帝、国王和祖国的”。
这一见解使我们想起波尔京对于莫斯科国家不愿派遣其臣民出国的解释，而诺维科夫补充提出的理由，则仿佛是从《解毒剂》中抄来的：“不要反驳我，说俄国人在古代亦有缺陷。
我答复你，所有的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有其特殊的缺陷：请注意读读本国历史，你就可看到，那里的野蛮愚昧更有甚于俄国“
①。波尔京和叶卡捷琳娜就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其他国家更为愚昧野蛮，显而易见，俄国应是最文明的国家了，不应是俄国向其他民族学习，而应是其他民族向俄国学习了。可是，诺维科夫在真正接近于这一结论时害怕起来。他怀疑起来了。
《钱袋》的下一期，没有把善良的德国人同万恶的法国人的对话登完，却刊登了一篇有意义的给出版人的信。信内对古代俄国德行的理想化，提出了尖刻的抗议，断言出版人爱好这种德行，是一种道地的狂妄行为。
①《钱袋》，第３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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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１８３
信的作者写道：“您一定出生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说，那时俄国的沙皇在新婚的第一日用蜂蜜沾发，而在第二天便与皇后一道洗蒸气浴，并在那里共进午餐；那时全部科学就是一部教堂日历；那时用长柄勺饮酒和吃蜂蜜；那时没有亲眼看到未婚妻就结婚；那时一切德行都掩盖在密密的长胡须里；那时由于各种不同的标志……架起木材实行火刑，或者根据特殊宗教信条将活人埋入土中”。
信的作者“搜寻”了《钱袋》出版人所捍卫的那些俄国古老德行，指出出版人的方法完全不能成立。出版人听信了老年人的口头传述，他们固执地说：在古时生活得好些，在古时人们更富有，也更聪明，在古时庄稼长得好些等等等等。
然而，“不是所有的口头传说，都值得相信”
；最好是读些书。
而最值得信赖的书，是法国书。
“法国人民最爱钻研科学，特别是语文科学；就是我国历史，他们也在我们之前进行了研究（原文如此！）
，给我们提供理解，开化我们的愚昧无知。“
根据法国资料，作者断言，谈不上什么古代罗斯德行。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就是在彼得前的罗斯业已变得强大时（例如，在沙皇伊凡。华西里耶维奇时代）
，俄国也还是受着君主独裁制的折磨，愚昧无知依然保持着以前的力量，因为道德风尚是不能用“鞭笞、压制和剑来改正的”。可惜，信中谈到彼得改革的地方，有很多删节，这当然是由于害怕检查机关的原故。关于彼得改革，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他”不曾从这方面进行对俄国人民的教育，因为他所求教的不是唯一能教育我们的法国人，而是德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
接着，在信里谈到旅行巴黎，学会法国上流社会习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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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好处。显然，诺维科夫（这封信很可能是他自己写的）想按照他的习惯，将推崇法国而否定俄国古代德行的人，描写为轻浮的、甚至可笑的人。可是，他未能作到这一点：读者看到，信里提出的论断，都有其颇为严肃的根据。诺维科夫许诺给信的作者回信，“要他勿自命不凡，以为他的反对意见都是正确的，都是不能反驳的”。
《钱袋》的出版人不曾履行诺言。显然，他对俄国古代德行的怀疑，比他最初感到的更为深刻，他已无法收拾。因此，即令他接近于吉洪拉沃夫称之为“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特种斯拉夫派”
①思潮，但他在这方面的坚定性却不算突出。他对俄国古代德行的推崇，已为对这种德行的怀疑所代替。这对他的观点的往后发展过程有强烈影响。
Ⅵ
佩平断言，在诺维科夫的发展里，既无突然的间断，也无方向的改变②。这对，也不完全对。我们在下文将看到，这在什么意义上对；现在只是指出，佩平的这一论断需要作哪些修正。
当一个１８世纪的俄国人由于对无神的“伏尔泰主义”感到恐惧而变为神秘主义者时，他是不怎样自相矛盾的。神秘主义只是这人以前就保持过的方向的最后一步而已。但是只
①《全集》，第３卷，第１篇，第２６０页。
②《俄国共济会》，第１７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