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是从家长权力中产生的。
同家长在重大事情上与他的长子和最聪明的儿子商量一样，君主在自己的周围设立一个“由他的人民中最明智、最博学的人们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会向他提出能够造福于国家的建议，劝阻他实行有害于国家或具有专横性质的措施。
这种顾问委员会的存在和基本法律的存在，就是使君主政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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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独断专横”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当君主消灭顾问委员会的权力时，他便成为暴君。反之，当顾问委员会剥夺君主的权力时，就产生了贵族政体。除前面所说贵族政体的优点和弱点外，还须补充指明，如我们的名门贵族思想家所承认，贵族总想压迫劳动群众。他说：“卑贱的人民，在哪儿也不象在贵族政体下那样不幸。”
有些古代作家在观察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时得出结论，认为卑贱阶级的人民同压迫他们的高贵阶级的斗争，使贵族制度为民主制度所代替。这一。。。。。。。。
为１８世纪许多作家所具有的观点，亦为谢尔巴托夫所赞同。
他断言民主制的产生是人民遭受达官显贵“折磨”的结果。
由于对民主制毫不同情，谢尔巴托夫以为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君主制度，为利至大。
通过以上所说各节，不难了解，他。。。。
对俄国建立起来的制度，是不会误解的。他坚决不承认它是君主制。他在《为我的思想和我过分勇敢地发表过的言论而辩》一文中写道：“我指责我国政府的成份，说它是完全独断专横的政府成份，那里虽有成文法，但都屈从于国王和达官显贵的权力。”
而且就是“这些成文法也都是在国王的办公室里撰写的，人民疾苦的真实情况完全不能渗透进去”
①。
因此，这些成文法也受到谢尔巴托夫的“指责”。他说：“我指责我们的法律，因为它们的制订不惟未经人民的同意，而且未经主要政府的同意。我指责现已明白显示的事实，即在制订这
①在同一论文的另一地方，他说：“我指责女皇所写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在她的阴暗的办公室里写的，而她却想利用它们来达成不可能达成的愿望，医治她所不了解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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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法律时，对于人民的状况、利益和需要，既不了解，又不关切。“
谢尔巴托夫将这种立法方式的责任不仅归之于国王，而且归之于他们的亲信顾问，这些人忙于从事宫廷阴谋，不愿了解国内真情实况和人民的需要。
在《致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书》中，谢尔巴托夫对于那些实际上掌握着俄国命运的人们，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我看到被你们践踏的人民，看到你们把法律变成具文；看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化为乌有（原文如此！）
，看到你们的傲慢和残忍使人民丧失了朝气；公民的自由徒具虚名，甚至受害者也不敢提出申诉“。
达官显贵在社会阶梯中爬得很高。
但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应在机械的意义上，而应如谢尔巴托夫所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去理解。从机械的意义上说，甚至粪便也可升得很高，——例如，升到高塔顶上。
但只有机械的上升是不够的。
谁的官衔比别人高，他的德行也应比别人高。由于俄国的达。。
官显贵完全不能满足这后一要求，所以谢尔巴托夫把他们比作爬上高塔的粪便。他不以这种侮辱性的比喻为满足，还用嘲弄的口气质问国家的统治者：“你们这种人，这种优雅的人，是否象蛆虫生活在粪堆里一样，生活在罪恶之中呢？”
我们的作者提醒达官显贵要记住他们对国王、对人民的义务。国王用“人民的财宝”来养肥他们，他们应该对国王说真话，即令这种话可能使国王不愉快。至于对用自己的财宝来养肥他们的人民，他们应该对人民“宽容，关怀人民的幸福”
，以为报答。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才配称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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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恩人“。
我们在这里看到“知识阶级对人民有责难”的萌芽，我。。。。。。。。。。
们在１９世纪的俄国先进著作里，还将碰到这一理论。
不言而喻，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的内容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
它在向在学青年发出呼吁的拉夫罗夫笔下所取得的形态，与它在向“国家达官显贵统治者”发出指责的谢尔巴托夫笔下所取得的形态，是迥然不同的。
谢尔巴托夫提醒统治者们记住他们对人民的责任，这表明农奴制观点并未妨碍谢尔巴托夫——亦如其未妨碍苏马罗科夫一样——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谋取人民的福利。作为一个。。。。。。。
拥护教育的人，谢尔巴托夫认为必须把教育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
当然，他的方案给教育以等级的性质。
奥菲尔国①的每一个有教堂的村庄，都有学校。儿童在那里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在城市的学校里，——为市民和商人子弟开设的，——除上述课程外，还学习工艺。贵族学校学习“绘画、数学、初等几何，舞蹈和武器操练。”在初级学校之上，设有省立学校，在这里除几何外，还讲授军用和民用建筑，历史及“部分物理”
，最后，在学院里，教授高等数学和自然科学。
此外，不妨补充一点，即熟悉当时我国法庭审判情况的谢尔巴托夫认为，必须讲授公开诉讼程序。这当然不只是对。。。。。。
贵族等级有利。
①空想政治小说。——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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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Ⅴ
抨击“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
，如果孤立地看，是意义不大的。叶卡捷琳娜的讴歌者有时也大声疾呼，反对达官显贵。请看他的以下诗句：你，这第二撒旦拿巴尔！
整天在想些什么哟？
是不是想让你的年华在游嬉、懒散、欢娱中流逝？
…………
这广阔的世界对于你，是否只为了看到奴颜婢膝，只为了在你的难以侍候的午宴席上珍肴满桌，醇酒盈樽，东方现星光，咖啡多油腻？
是否只为了不从事劳动，刹那间，你孤独无依？等等等等。
姑且不说杰尔扎温对于这些“撒旦拿巴尔”歌颂过，而在其他诗篇里又大声疾呼地攻击过，然而这种攻击的本身却是他对叶卡捷琳娜进行歌颂的一种手段。他坚信叶卡捷琳娜是不象这些鞑靼贵族的。谢尔巴托夫对于俄国国内生活问题的态度，却是严肃得多。
他虽然也对叶卡捷琳娜说些恭维话，但从来不愿同“独裁制”迁就妥协。在所著《俄国史》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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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理解到，独断专横在我国的建立，是违反我国人民的意。。
志的。他说：“值得指出，诺夫戈罗德人民在选出三名公爵（即吕里克，西涅乌斯，特鲁沃尔——著者）为君主时，并未给他们以无限制的权力，而只是托付他们保卫国境不受敌人侵犯。
……但后来吕里克取得了这样的权力。“
在同一著作的最后一卷里，谢尔巴托夫竭力赞扬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因为他同意对自己的权力加以某种限制。按照他的意见，舒伊斯基“由于在其领土上既博爱又仁慈，赢得了好声誉，得到了最高贵的美好结局”。在所著《俄国道德风尚的败坏》里，他在论及安娜朝代时指出，在她即位时，达官显贵们预定了“一种宏图，……要给国家制订根本大法，规定由参政院或议会（原文如此！）限制君主的权力。”我们的作者在这里只是惋惜傲慢和虚荣使这一美好的宏图未能实现。这些根本法律规定剥夺君主的某些“过多的权力”（谢尔巴托夫本人的用语）
，而将其赋予若干名大官显贵，“从而使大批贵族世系大为伤心；同时，又规定用许多君主来代替一个君主”。最后，在他的政治小说（《奥菲尔国游记》）里，皇帝也受法律的限制，法律阻止皇帝滥用权力。奥菲尔国的居民认为，由于沙皇既不是手工业者，又不是商人，也不是诉讼代理人，他们感受不到其臣民所感受到的需要，所以他不宜于自己制定法律。“
这再一次指明，谢尔巴托夫所希望的宪法应能极大地限制君主的立法权力。但怎样限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他那里没有找到确定的指示。
正如上面业已指出，他认为在君主的周围，应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或参政院，这个顾问委员会“不仅应制订根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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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以规定国王的权力，而且应根据根本法律为他补充一些人员，使他能够保证履行交给他的职能“。象帕宁兄弟（以及保罗）一样，谢尔巴托夫认为在各种根本法律中，王位继承法应居首要地位。在另一点上，他也与帕宁兄弟一致，即尽管他是自然神论者，但他并不是无条件地主张信教自由。他虽然也说，对于分裂派教徒不能用惩罚，而要用训导来进行斗争，但在他所建议的反对分裂派的办法里，我们却看到使他们受”损害和羞辱“。他想使分裂派教徒支付更高的税款，负。。。。。
担更大范围的宿营义务，丧失包工的权利和出庭作证以及充任保证人的权利。最后，他建议对分裂派教徒恢复彼得一世在１７２２年法律中规定他们必须穿戴的特殊服装；这似乎就是为了通过“羞辱”对他们施加影响。谢尔巴托夫对回教徒也不反对加以约束①。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坚信“统一的法律”可以增加国家的力量。从这一切也可看出，如果我们根据他对专断独裁的厌恶（这种厌恶无疑是真诚的）
，便把他看作百科全书派的学生，或者认为他具有在１９世纪即已最后形成并取得自由主义称呼的那种思想形态，那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谢尔巴托夫很熟悉与他同时代的西欧著作，他不是，也不可能是解放哲学的彻底拥护者，或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和解放哲学都是反对“旧制度”的斗争的思想成果。而谢尔巴托夫则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就这方面说，他显然大大落后于
①必须指出，谢尔巴托夫是共济会会员，有些学者认为共济会会员是竭力主张信仰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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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３７２
Ｈ。。
帕宁，因为帕宁最低限度强烈地谴责了使一人成为另b一人私产的社会制度。奥菲尔国的“最高政府”是纯粹的贵。。。。
族政府。尽管在某一个部——“房屋建筑、国家收入和商业。。。
部里，也有１５名商人代表，但组成这个政府的贵族代表，为。。
数却大得多（７５人）
，因而国家权力完全集中在贵族阶层的手中。“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在国家机关供职，在那里也成为贵族的特权。
对于谢尔巴托夫，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下述情况：１７８５年叶卡捷琳娜发给贵族的特权状完全未能使他满意，因为照他的意见，特权状赏赐给贵族的权利，是微乎其微的。他对它写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批评。例如，关于贵族向最高当局提出有关自己的需要的申请权问题，谢尔巴托夫指出，贵族应有权“向政府提出，何时何地的政府法令给他们增加了负担”。
关于自己需要的申请权，他批评特权状只不过允许贵族“在挨打时可以尖声喊叫”
①。按照特权状，总督对于贵族会议的权力是这样大，以至贵族在前来参加这种会议时，只不过成为他们本身遭受压迫的见证人，而这种会议的场所则变为贵族受压迫的纪念馆和他们的自由的监狱。贵族特权状的其他条文，也都在同样的精神上受到谢尔巴托夫的批评。
另一方面，同年发给商人的权利状，谢尔巴托夫认为最低限度在当时文化条件下，在某些方面未免过于广泛。他写
①《祖国的忠诚儿子对诏书上贵族权利的注释》，《谢尔巴托夫全集》，第１卷，圣彼得堡，１８９６年版，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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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当然，由与自己平等的人审判，是至为珍贵的，但不宜将“勉强识字”的商人选为法官。他觉得最好是将贵族或同商业无关的人选入所有商人法庭。
“为了对商人表示尊重”
，他。。
觉得在商人法庭里，只要有一名商人代表就够了。
不仅这样。
如果奥菲尔国任职国家机关是贵族的特权，那么，那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不属于贵族家庭的人们才能迁升到最高官级。总之，谢尔巴托夫是反对“平等的幻想”的，甚至对于贵族，也是如此。他的政治幻想，没有超过由世袭贵族取得政治权利的范围，在法典委员会里，他已是这种贵族的思想代表了。
然而无论谢尔巴托夫的贵族意图仿佛距离自由主义有多么远，但事实是，他对当时存在于俄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不满，而且深切憎恨。当一个人憎恨他周围的秩序时，他是会想方设法去革除它的。革除这种秩序的最自然方式，是由受到它的折磨的社会阶层起来同它斗争。看来，谢尔巴托夫是懂得这一点的。他写道，如果独断专横在“俄国畅所欲为，则这一切都会从我国奴隶的卑贱屈从中产生”
；他希望能使他的同时代人抱有坚定的信念，“一同热爱祖国”
，尽力给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奥菲尔国最高权力虽受到根本法律的限制，根本法律虽有力地限制了他们危害公民的可能，但仍有两个皇帝被推翻，死于狱中。作为一个１８世纪的俄国人，谢尔巴托夫不能跟着这种范例走得很远。但他很知道，当时俄国的政变不是用贵族世系的力量完成的，官吏并不支持门阀的政治。。
欲望。不仅这样，谢尔巴托夫显然也意识到一个真理，即被奴役的农民和奴隶主贵族（不管是它的哪个阶层）之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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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是对“君主独裁制”的最有力支持。这一点必须予以假定，因为奥菲尔国的普通老百姓是禁止向国王致贺的。这一禁令的理由是：“人民一般在任何地方都少受教育”
，“因为人民所表达的欢乐和热忱，实际上毫无意义，却可能使某些国王感到骄傲，仿佛以为他们为人民所热爱，从而产生有害的后果。”然而奥菲尔国不是俄国。更确切地说，只有在俄国实现了谢尔巴托夫的政治主张之后，才能说奥菲尔国是俄国。
在真实的俄国，贵族不能使最高当局与人民隔绝，人民是把最高当局看为自己的关怀者的。这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政治地位。一些在奥菲尔国可以设想的事情，在真实的俄国却成为不可能。谢尔巴托夫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一方面咒骂“奴隶的卑贱屈辱”
，同时却以使俄国从君主独裁制的国家转变为君主制的国家为自己的实际目的。他的论道德风尚败坏的文章，结尾时希望以后我国会出现这样的国王，既能通过自身的优良典范，又能特别是通过根本法律的颁行，恢复优良的道德风尚。当这样的国王出现时，“那时，被放逐的美德将离开冷落的荒漠，而在城市和宫廷里建立自己的统治；法庭将不因收受贿赂和畏惧强暴而裁判不公，对达官显贵的逢迎畏缩将被消除；对祖国的爱将重建在公民的心中；受到称赞的将不是生活豪华和财富，而是公正，功业和无私”。关于这种能够完成这一良好的革命的国王的出现，他认为只应“祈求上帝”。
在等待这种国王的出现时，作些什么呢？
努力服务国家，适应现存的秩序，并且在适应过程中有时应该走得远一点（按照我们现时的尺度说）
：所以，他向在《论道德风尚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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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坏》一著中称之为顽固的“君主独裁制”顽固维护者的女皇，提出了他本人的请求。而当他看到祖国的大量灾难，感到痛心疾首时，更在充满愤慨的尖刻论文中倾吐所怀，……虽然事先他就知道，这些论文不会刊行。谢尔巴托夫的政论文章直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末还是被束之高阁，未获刊行问世①。
用赫尔岑的俏皮话说，谢尔巴托夫公爵作为政论家，是当时的一个“多余的人”
，一个“聪明的废物”。
对于叶卡捷琳娜，杰尔扎温基式的颂歌要比对独立的政论家的论文更合口味。
Ⅵ
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克尼亚日宁是独裁政治的敌人，因为他写过一部悲剧《诺夫戈罗德的瓦丁》，一度在“上流社会”中造成混乱。据说，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由于出版“瓦丁”而被革去了俄国研究院院长的职位，而克尼亚日宁本人则受到著名的舍什科夫斯基的传讯，并于其后病死②。
这不合乎事实。克尼亚日宁死于１７９１年１月，而《瓦丁》的出版则是１７９３年的事情，不可能给它的作者造成任何不幸。
由于这
①在本世纪５０年代，这些政论文章开始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出版物中出现。
论道德风尚败坏一文在１８５８年于伦敦出版（上面的摘录，引自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俄国旧闻》的较为完整的版本）。
《给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的信》，在１８７２年《俄国旧闻》中出现。
９０年代，在。。
赫鲁晓夫的编辑下，谢尔巴托夫全集第b e１卷（圣彼得堡１８９６年）和第２卷（圣彼得堡，１８９８年）出版。研究谢尔巴托夫的最详细的著作《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贵族政论家》，是Ｂ。
Ａ。
米亚科京写的，收入他的论文集《俄国社会史》中（见该集第１０２—１６６页，圣彼得堡１９０６年版）。
②在Ａ。
Ｃ。
普希金的《历史述评》里，甚至说“克尼亚日宁是在树条抽打下死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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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悲剧，克尼亚日宁的儿子和其他与剧本有这样那样牵连的人，受到了警察的侵害。剧本本身受到取缔，不许发行。
科佐达夫列夫当时任研究院顾问，在其送给达什科娃的关于《瓦丁》的报告里，说《瓦丁》作为一部创作，是不包含任何危险的东西的。他还指出，《瓦丁》的结局是国王平定叛乱，这是正确的。如果认为克尼亚日宁的不幸的悲剧是共和制观点的表现，那会是莫大的错误。何况克尼亚日宁从来不是共和派。
他怀着忠实臣民对女皇的真挚情感。
尽人皆知，他的第一部悲剧《狄东》就是献给女皇的。在献词里，他向叶卡捷琳娜说：你把权力的系统变得自由、温和和严整，你是第一个给了我们幸福的平等，你无例外地将幸福生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他在“致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书”中称叶卡捷琳娜为欢快的女皇，不仅是所有臣民的慈母，而且——当然，更高颂扬地——甚至是缪斯。他又一次肯定：我们享受这样大的幸福，这是在她以前百年未遇……
当然，可以假定，在克尼亚日宁写《瓦丁》时，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证明这一假定，也许可以说《瓦丁》所以写于１７８９年，即写于法国大革命开始时，这不是偶然的。可是，这一假定是没有根据的。
法国的风暴当然只是使克尼亚日宁特别谨慎。我们从他的儿子那里了解，１７８９年这里所说的“悲剧，已交剧院上演，角色也已分派；但不久法国革命爆发了，克尼亚日宁看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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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的剧本不合时宜。他将剧本收回，摆在书房里的书桌上，直到他死去。“
悲剧的内容也完全不能证明作者有反君主的情绪。如果谢尔巴托夫在所著《历史》中断言吕里克是违反诺夫戈罗德人的意志而取得专制权力的，那么，在《瓦丁》里，吕里克的权力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他不是篡位者，而是人民的忠实仆人和恩人。
瓦丁在战争发生时一度离开了诺夫戈罗德，因而不知道诺夫戈罗德的情况，他的朋友共和派维戈尔向他说道：战争刚一开始，你就离开了这个国家，达官显贵不择手段地作恶多端。
强大的祖国只是受灾受难，城市里但见傲慢、嫉忌和叛乱。
宁静的茅舍沦为地狱，神圣的真理从这里远远离去。
自由在动乱中日益沦丧。
内讧带来了野蛮的毁灭，在同胞的尸骨上建造起死亡的宫殿。
要使全体人民都沦为贪婪乌鸦的食物。
为了选拔暴君疯狂地搏斗。
整个沃尔霍夫，血雾弥漫。
我们看到：自由沦丧不是由于吕里克的任何阴谋，而是由于达官显贵的傲慢、嫉忌和凶恶。吕里克应戈斯托梅斯尔的邀请前来援助，他只求在诺夫戈罗德恢复秩序，或如维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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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９７２
尔所说，只想给诺夫戈罗德人民恢复他们的幸福生活①。
他完全不想给自己保持权力。但戈斯托梅斯尔接受经验教训，在临死时认为必须立吕里克为公爵。
他嘱托人民要使吕里克保持权力，来结束人民的呻吟痛苦和灾难。
我们的人民为他的伟大功绩所感动，将救星立为自己的统治者②。
瓦丁的女儿拉米达在同她的亲信谢列纳在谈论吕里克时说道：你记住，他是多么光荣和不可战胜，他所求只是要造福于我们。
他为此在心灵里得到鼓励，英勇无畏，停止了我们哀怨和呻吟，但他放弃了这里一切人所羡慕的王冠。
这时——人民害怕贫困灾祸的重临，泪水润湿了这位英雄的脚印，整个城市普遍存在深沉的痛苦，仿佛我们的末日已在临近③。
①这使我们想起叶卡捷琳娜，因为克尼亚日宁说过，她“无例外地将幸福给予我们每一个人。”
②第１幕，第２场。
③第２幕，第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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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的确，拉米达是爱上了吕里克的。但这位钟情的少女的倾诉，在这里是同坚定的共和派的证词，完全吻合的：专制权力不但不是吕里克夺来的，而是由人民交托给他的，可以说，是由人民强加给他的。他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他对拉米达说：显贵和人民在这里给了我王冠，由衷地服从我的法律，他们认为我的权力高于自由①。
人民认为高于自由的权力，不能不是很巩固的。
这一点，吕里克本人和诺夫戈罗德的共和派，都很明白，他们当中的一人（普列涅斯特）向瓦丁解释为什么他们迄今尚未起来反对吕里克的原故：瓦丁啊，你自己明白，吕里克的王位是唾手而得的，它来自人民的要求，要推翻它有多么困难！你会看到，他的美好的权力将取代他所夺来的自由，他的权力将是多么受到尊敬。
祖国的真正儿女，——能够痛切感到奴隶制的耻辱，能够为世界上有人掌握着他们的自由，生命和光荣而引以为愧的，为数毕竟寥寥。
①第２幕，第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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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１８２
此外，还可补充，吕里克的温良和公正，越来越巩固了诺夫戈罗德人民对他的依恋。由于瓦丁起义给予他的深刻印象，气量豁达的公爵，尽管爱上了瓦丁的女儿，即前面所说的拉米达，却仍然决定放弃王位。然而人民跪着请求他不要。。。。。。
放弃。这时吕里克痛苦地，同时又是自豪地向瓦丁说：你既然认为国王的权力应受惩罚，那就请看我的公民在心中怎样为它辩护罢！
你对此还能有何话说呢？
①
瓦丁“刺死了自己”。他的女儿拉米达也是这样。这当然就是答复。如果说，这个答复使我们对瓦丁和他的儿女的德行肃然起敬，但这种答复怎样也不能算是胜利：因为瓦丁和他的同志们的起义所代表的人民，表示反对他们。当然，克尼亚日宁并不是为了减少观众对吕里克的同情而在悲剧收场时让他发出如下的感叹：啊，号角！啊，可怕的号角！啊，正直的天主！
…………
我的尊荣对我只不过是负担！
纵然受苦受难，我也定要为这个国家为我——一个痛苦的监护人——的职责不计牺牲。
我应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统治者，我将不迷失路途前进！
①第５幕，第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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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天生啊，无论你在哪里，我将为你而复仇！
这是对权力——虽然不受限制，却是根据人民的意志而存在，并完全为人民的幸福而行使的权力——的尽情歌颂！
吕里克是１８世纪法国解放哲学代表人物常常寄予希望的理想统治者之一。叶卡捷琳娜为什么感到气愤呢？难道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吗？
ⅥⅠ
我们知道，苏马罗科夫就很喜欢利用悲剧主角的道白向观众发表他对一般人类的“职责”
、特别是对国王的职责的看法。又知道，观众很喜欢从戏院舞台上发出的训导式言论。
《纨袴子弟》一剧所取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如果不说最大部分）应归功于斯塔罗杜姆的台词。训导式的台词是当时的风习：法国启蒙思想家利用剧院作为传播他们思想的手段。
克尼亚日宁没有任何理由不模仿这一流行的习惯。他的主角是比苏马罗科夫的主角更情愿谈论“职责”问题的。
《罗斯拉夫》一剧的命运表明，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为１８１７年出版的克尼亚日宁文集的序言中写道：“在这部悲剧上演时，许多观众非常热烈地接待了伟大诗人的这部卓越创作。可以说，每一首诗都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罗斯拉夫》有许多充满高尚情操的诗段。
它的主角宣称：灵魂卑弱的暴君，爱情、奴隶的英雄，幸福与职责既不相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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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３８２
追求幸福，定将恶贯满盈。
同一悲剧的另一地方，罗斯拉夫向赫里斯季耶任说：你有责任迫使我背叛，但我啊，将光荣地为社会牺牲！
被戴上枷锁的罗斯拉夫在同留波米尔谈话时豪迈地说：我蔑视暴君的迫害，为了社会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