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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_16 普列汉诺夫(俄)
响。所以,他在考虑各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时,必然要首先提。
到气候。
例如,由于他认为俄国同西方国家毫无相似之处,所以对于俄国的独特发展,他便只能用俄国人身体和道德在俄国气候影响下的特殊变化来解释。可是,我再次提出,这是不可能的。波尔京甚至不曾企图在他的理论思想劳动中对这方面有所考虑。他满足于“次要的和附带的原因”
,而且就是在这里,他也表现出极大的折衷主义和极大的思想含糊。
如果气候对于身体和道德有着主要影响,则很显然,象“教育”和“政体”这样重要的民族生活方面就都应由气候的影响来决定了:由于气候影响而向某一方向发生形态改变的。。。。
身体和道德,以其特点来制约某一政体和某些教育方式,而在这些身体和道德由于气候影响向另一方向改变时,它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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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造成另一种国家制度和另一种教育了。谁不承认政体。。。。
和教育同气候的因果联系,他便不应承认气候的影响是主要。。
的,亦即主导的影响。而如果他仍旧承认这一点,那他就会。。。。
同自己发生矛盾。波尔京便陷入了这种矛盾。如在这种情况下所常见,他的这一根本矛盾表现于大量所谓“次要的或附带的”原因。
这一点从我们作者就其对俄国关系上论述“自由”的议论中看得最为清楚。

无论列克勒尔克多么轻率,但他还是正确地指出了当时俄国生活的某些最可悲的现象。他对劳动群众的被奴役和政府的横暴,进行了坚决的谴责,这些谴责的确并非经常表述得很聪明,并且总是说得很尖锐。
在他的史论的一个地方,无疑地说出了一种为当时先进的法国自然神论者所共有的思想,即认为自由是人类从神取得的最宝贵的禀赋。波尔京不想反驳这个思想;如他所说,尽管他是能够作出一些有限的批评的。但他认为必须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适宜于同样的自由,或者与此不同,应有某种例外,某些条件、规定和规章呢?”
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道:欧洲各国人民能够于己无害地接受的那种自由对我们并不“适宜”。
“我国农民不能忍受普鲁士的自由;德国的自由不会使他们的情况改善;法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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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他们饿死;英国的自由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①。
我国当时没有自由,而有农奴制。波尔京不愿人们把他看作奴隶制的“辩护者”
,所以承认必须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但又立即声明,这只是在相当遥远的未来,无论如何只有在我国农奴“成熟”到能享有自由以后,才有可能②。这样一来,在那最美好的时候到来之前,农奴制便是最“适宜。。。
于“俄国农民的”自由“形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一离奇的现象也应由气候的影响来解释,难道不明显吗?
但是,我们如果要从我们的作者那里寻求这样的答案,那是徒然的。相反,我们在他那里看到这样一些定论,按照这些定论,则适宜于俄国人民的不是奴隶地位,而恰恰是自由。
他自己说,——而这确乎是同他的气候决定论相一致的,——“所有古代北方民族都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幸福,而奴隶制度则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最卑鄙和最羞辱的状况”
③。他认为我国人民属于北方民族。因此,古代罗斯居民也应受到。。。。
气候的良好影响。
波尔京自己说,在最早的几个大公时期,我国“只有俘虏才是奴隶;而其他国家官吏,则是自由的”
④。
这一从自由到被奴役的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呢?根据波尔京的理论,由于次要原因的影响,气候的作用有时“显得无能为力”。
他就是利用这种次要原因的影响来解释“为什么我国现
①《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234—235页。
②同上书,第236页。
③同上书,第242页。
④同上书,第24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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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道德同我们祖宗的道德毫无相似之处“
①。这就是说,必须用次要的原因来解释俄国农民在吕里克、奥列格和伊戈尔时期的极端珍视自由,而在18世纪反倒不能“忍受”自由的利益这一历史离奇现象的。
波尔京说:导致气候作用不能发挥的次要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同前此不知的异民族的来往,外国食物和辛辣块根对血液的影响,生活方式,习俗,服装的改变(即仿佛是变化的——著者)
,教育,工艺等等都是“
②。
哪些工艺,同其他民族的哪些交往,哪些教育和服装改变,哪些“辛辣的块根”夺去了俄国农民对自由的爱好而造成他们的奴隶地位呢?对于这些无可避免的问题,波尔京没有答复。
他只限于单纯地叙述事实:某时我国农民是自由的;某时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最后,某时他们完全同奴隶一样。
他所指出的事实是正确的。当时,他几乎是俄国农奴制度史的最渊博学者③。
但是在这里,他对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毫未。。。。
探讨。这部分地是因为,不管他怎样声明,他毫无疑问是农奴制的“辩护者”。他担心探讨农奴制产生的原因,会得出种种为贵族所极不乐闻的见解。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说明他的理论的无能:波尔京不能对俄罗斯农民受奴役的产生过程,。。。。。。。。。。。。。。。。。。。
①《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9页。
②同上书,同页。——我只指出,Come
de
raison(似乎的理由)
,我对波尔京的说法未加改变。
③在《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里,他提出的某些见解可能使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他的农奴发展史理论。
波尔京对于俄国经济生活也是很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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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与他的气候决定论相符合的解释。。。。。。。。。。。。。。。。。
在人民被奴役的基础上,在俄国成长了外国人几乎一致称之为君主独裁制的国家制度。波尔京不喜欢这个名称。他力图证明这个名称不适合于我国政治制度。我们很快便可看到,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暂时我们只是指出,波尔京由于未弄明白那些消灭我国农民群众自由的种种原因,所以不能。。。。。。。。。。。。。。。。。
理解那些在我国导致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出现的种种历史根。。。。。。。。。。。。。。。。。。
源。。我们已经知道,他认为在俄罗斯,最低限度在最早的几个瓦兰大公时期,所有“国家官吏”都是自由的。这个意见他发表过不只一次。例如,他在同勒克勒尔克争论某次枢密院成员阴谋时说道:“在吕里克之前和在吕里克时期以及在吕里克以后,在鞑靼人入侵之前,俄国人民是自由的。大公和封侯的权力,是有节制的,或者是同大贵族及人民的权力溶合在一起的”
①。当然,这里他也未能避免自相矛盾。我们从他的著作的另一地方了解到:“所有的国家都是从君主制政体或君主专制开始的,这种制度是在所有其他政体中最自然、也最方便的一种。”
他去那里完全按照这第二种观点,叙述了俄国历史。
他写道:“诺夫戈罗德人花费了几个世纪才达到人民政体,而且是经过了强烈和残酷的动荡才达到的”
②。奇怪的
①《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72页,又参阅第422页。
②《波尔京少将对舍尔巴托夫公爵所著俄国史第一卷的评注》圣彼得堡1793年版,第1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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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不仅没有看出这一矛盾,而且以为将君主专制作为国家发展的最自然起点的思想,是他在《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一书中就已提出过和论证过的①。
然而不管他在那里怎样说,毕竟很显然的是,所谓俄国人民早期自由的思想,是既更为符合历史真实,也更为符合波尔京的气候决定论的: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北方民族是爱好自由的。现在要问:为什么俄国人民放弃了自由而建立了无限制的君生专制呢?
由于按照波尔京的说法,俄国人民在鞑靼入侵前是自由的,所以应该假定,这一入侵便是那种克制了北方气候对俄国人民的自然影响的次要原因了。试问俄国在鞑靼人统治下有过哪些变化呢?
波尔京说:“所有编年史和鞑靼人的公文都证明”
,蒙古征服者只是经过自己的官吏收集贡赋,而让俄国居民按照自己的法律和习惯进行管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鞑靼人压迫的直接影响是不能用来解释俄国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
产生的。剩下的只有求助于鞑靼人的间接影响了,也就是只。。
有注意了解罗斯的新的社会政治需要和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结合,这种需要和结合在鞑靼人压迫下产生,必然导致俄国大公们权力的逐步加强。可是,在这方面,我们在波尔京那
①他指的是《注释》第2卷,第477页。但那里论述的完全不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那里完全是从抽象的观点考察专制政体的优越性。稍前(在第472。。。。。。。。。
页)
,才是我所引录的关于俄国人民在最初几位大公时期享有自由的地方。参阅《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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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完全没有找到有成效的指示。相反,按照他的见解,鞑靼人的压迫在我国削弱了“上级的权力”
①。
不能想象,在自由的俄国人民中间削弱上级权力的历史。。。。。
现象,怎能导致君主的无限制权力的产生和巩固。波尔京的。。。。。。。。
俄罗斯国家历史哲学,在实质上并未超过塔季谢夫,后者的历史研究对他有重大影响②。他未能在提出我国政治制度问题时联系我国气候,或哪怕只是联系最重大的“次要”社会。。
原因,所以当他不得不从列克勒尔克的攻击下保卫这一制度时,便抛弃了历史现象的规律性观点,而退入抽象思考范围,讨论究竟哪种政治制度优于其他政治制度。根据所谓“个别人的才智比许多人的才智更便于开始和完成重要的和伟大的事业”
;“没有一长制便不可能有必要的准则”
;“专制制度的弊病是暂时的,易于治疗的,而共和国的弊病则是严重的,不可治疗的”
,等等理由,他断言“君主制政体介于君主独裁制和共和国的中间,是自由的最可靠避难所”
③。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一结论,完全显然的是,波尔京是用纯理性主义的方法得出这一结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
同意米柳科夫所谓摈弃这一方法是波尔京在俄国历史哲学方
①《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316页。
②不过,这也是不公允的:塔季谢夫关于《君主独裁制》的优越性的见解。。。。。。。。。。。。。。。。。。
从来不是象波尔京的相应论点那样抽象。。。。。。。。。。。。。。。。。。
③《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7,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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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主要功绩的原故。
米柳科夫称波尔京为最早的和完整的俄国历史有机论的代表人物①。
但《列克勒尔克注释》的作者是不配享有这一美名的。无论对于一般历史,特别是对于俄国历史,他都不曾,也不可能抱有这种观点。他的功绩仅在于他不满意历史唯心。。
主义,因而企图——只是企图——制订一种对历史的“有机。。。。
观点“
,并为此求助于(萌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一个变种。
可惜他所选择的是一个在本质上毫无前途的变种。
由于这一失败的选择,波尔京的历史观点就连在18世纪业已达到的那种相对的——实质上远不完整的——严密性,都未达到;那时对于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解释历史的已有萌芽,还是态度比较慎重的。
就这点说,波尔京的拙劣平庸的尝试,该是同爱尔维修的卓越尝试多么不同!

另一不少受到尊敬的俄国学者发表过下述意想不到的见解:“如果断定与波尔京同代的俄国思想家比黑格尔更早就懂得存在的合理性,我担心那会是冤枉了他们;但关于活着的人们,由于自己的不合理会使他们本身及其后裔的存在受到损害,这却倒是波尔京不只一次明确、坚决地表示过的。”

①《俄国历史思想主要流派》,第Ⅰ卷,第36页。
②关于这一尝试,请参阅我的著作《BeitraBge
zur
Geschichte
des
MaAterialis-mus。
— Holbach,Helvetius,Marx》(论唯物主义历史家——霍尔巴赫、爱尔法修、马克思)。
(全集,第8卷。)
③《波尔京》——《克柳切夫斯基的随笔和演词集》,莫斯科1913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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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活人会因自己的不合理行为而损害其自身以及其后代的生活,这是一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谁也不怀疑的真理。因此,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科学的或政论的贡献。
其次,已故教授不敢断言与波尔京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在黑格尔之先便有了关于存在、或更确切点说,关于真实的。。
合理性的理解,这是正确的。关于真实的合理性的理论须以一元论历史观为前提,而这一历史观却为18世纪俄国人所完。。。
全缺乏。我们刚才恰好在波尔京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
如果黑格尔的一元论同波尔京的历史观点相距不能更远,但它毕竟还能帮助我们去了解波尔京的历史观点。
西斯蒙第在他所著《意大利共和国史》一书中写道:政府是民族性格的最真实原因。按照他的意见,这一理论原则是他研究历史所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之一。
这一原则在18世纪的历史和政论文献中,几乎获得普遍的承认。
另一方面,这一世纪的作家很少怀疑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制度——从而它的政府的特性——都为其居民的道德、亦即居民的性格所制约。
这一矛盾的结论,初看来是绝对荒谬,但在进一步考察下,却是正确的,尽管只在一定的、很有限。。。。。。
的意义上正确。毫无疑义,在任何特定民族的性格和它的政。。。。
府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由于这一相互作用是在实际上存。。。
在的,所以它完全应该为科学承认。
对此作出卓越阐明的,正是黑格尔。但是一元论者黑格尔对此还有所补充:他认为科学不能满足于理解相互作用。为了使这一相互作用不将我们。。。。。。
带进无出路的矛盾,科学分析应该更深入一层:它应该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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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的那些社会生活方面的产生,作出说明。这种说明只有在一元论历史观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或多或。。。
少的成功。折衷论只是满足于对相互作用的理解,但这不曾妨碍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赋予或多或少的意义①。
波尔京创立一元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尝试,没有成。。。。
功。我们已经知道,他自称为“中间道路”派。但他的折衷。。。。
主义比他所愿意、所意识到的,走得更远。他所理解——虽然是折衷主义地理解——的气候决定论,没有给他以解决“政府形式(和法律)取决于道德,道德又取决于法律(政府的形式)”这一二律背反的理论可能。因此,他以为必须将这一二律背反转变为科学分析的工具。
由于满足于对相互作用的折衷主义理解,他与18世纪许多其他作家相反,赋予道德的意义要比赋予法律的意义大得多。他写道:“使法律适合道德,要比使道德适合法律更方便些”。
后者不用暴力是作不成的。
梭伦在给雅典人制定法律时说:“我所颁布的法律虽不是在可能制定的法律最好的,但在适合雅典人的法律中,却是最好的;这就是说,他能够制定更好的法律,但这样的法律会不适合雅典人的道德,因而对他们会是不方便的,不适当的。”
②按照米柳科夫的意见,波尔京所以将塔季谢夫所收集的全部俄国法制史的资料汇集成为一个整体,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进一步说,波尔京对于俄
①这个问题在我的历史一元论里(见《全集》,第7卷)
,有更详细的探讨。
②《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316页,参阅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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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的整个“有机”观点,也在于此。不难看出,这一观点“有机地”包含着这一学者在满足于相互作用观点时所不能避免的一切矛盾。
波尔京在反驳列克勒尔克时写道,“部落的性格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他们相互之间已有的政治决定”
①。我们如果将这一原理同我们的作者以前所说的法律(即决定)
取决于道德(即部落的性格)的原理并列考察,则结果在他那里,——也如在18世纪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那里一样,——道德取决于法律,法律又取决于道德。这里的折衷主义是如此明显,因此谈不上什么对历史过程的“有机”观点。
波尔京对于列克勒尔克著作的评语是很严厉的:“你无论写什么,都是无用的废话,废话不能使思想得到锻炼”
②。这一严厉的评语是接近真实的。
总之,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史,写得是很失败的。波尔京对于俄国历史和俄国生活的学识,都是这位法国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在他的“注释”里,是有许多异常宝贵的细节的。
但是他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哲学见解,却是完全要不得的。它同样“不能使思想得到锻炼”。我已经说过,波尔京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是由于他的出发点的完全错误。
①同上书,第2卷,第423页,参阅第158,159页。
在第1卷里(第430—431页)
,波尔京完全赞同地引述了赖纳尔的意见,认为被剥夺了自由自决权利的人民,会变得同他们的君主一样。
他也承认,“在不同的君主统治下,俄国人的性格也不相同。”
②《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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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波尔京坚持说,使法律适合道德要比使道德适合法律更为容易,那是由于他的思想方式的保守性质。他不喜欢。。。。。。。。。
彼得改革,是由于这一改革的极端进取性。他责备这种进取性,因而提醒叶卡捷琳娜不要急于实行认真的改革,特别是不要急于改变农民的生活。从法律必须适合道德,而不是相反这一原理出发,可以轻而易举地借口农民的思想落后,即借口农奴制所产生的“道德”
,而无限期地推迟农民的解放。
农奴制的“辩护者”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愿意理解,他们以这种道德为反对农民解放的借口,是在无出路的逻辑圈子之内兜圈子。

波尔京是奴隶制度的“辩护者”
,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
象方-维津一样,他坚决说,尽管有农奴制,俄国农民的情况还是不如西方那样难以忍受。俄国农民没有西方农民所交纳的那些赋税的概念,而安然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他同意的是“诚然,地主所属农民的情况,不都相同,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由于他们主人的冷酷无情和麻木不仁,负担着沉重的、难以忍受的租税和劳务,但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生活得丰裕和平静,并不认为他们的景况是不能忍受的”
①。
稍后,他说:“我国农民的很大一部分,抱着过分的愿望,而
①《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23—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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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满足这种愿望的能力的增加,过分讲研服装……“
①。
波尔京所使用的将俄国人民的情况与西欧各国人民群众情况相比较的手法,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克柳切夫斯基在我们的作者的探讨里看出了历史比较法的萌芽②。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波尔京想证明我国劳动人民比法国劳动人民更好地满足了自己的物质需要。为此,他引录了梅西埃在其名著《巴黎的情景》(《Tableau
de
Paris》)
中关于巴黎劳动人民的贫困和巴黎石匠用餐的简陋小酒店的描写。抱有极端反对派情绪的梅西埃,当然在这里是不惜尽力夸张的。结果在他的笔下形成了一幅极端悲惨的图景。波尔京便将他用完全另一种笔调写出的俄国工人生活概貌,摆在这幅悲惨图景的旁边,进行比较。
波尔京问道:“我国劳动人民的食物是否象他们那样呢?
我国种地,砍材,从事类似粗笨劳动的最穷苦人民,每日获得35到40戈比的工钱,每日两次吃很好的牛肉菜汤,加油的稀粥,在星期天还要吃馅儿饼,油煎饼以及类似的食物,与其说是吃得饱,不如说是吃得美。至于木匠、石匠以及其他类似的手工业者,他们生活得比这些人还要好得多,那就更不用说了。巴黎的中等人比我国所有住在自由地区的一般手工业者和农民,都要吃得坏些③。
这样比较的结果,得出了一种可喜的结论:“在我国,一
①《随笔和演词》,第186页。
②《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234—235页。
③《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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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切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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