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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

_14 普列汉诺夫(俄)
471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的进步代表人物。
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物——《Esai
sur
lesmoeurs》将密诺斯()
①、扎列夫克、摩西、穆罕k R F E [默德等,都列为这种人物,——在伏尔泰的眼光里,不仅是最有影响的“见解”的代表人物,而且是这种“见解”的创。
造者。伟大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宗教学说奠基人、道。。
德导师、立法者,总之,扮演着人民群众领导者的角色,他们指挥历史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
如果伏尔泰不曾保持一种信念,认为伟大人物的工作,只有在他们利用其聪明才智和权力来推广启蒙运动的情形下,才能取得丰硕成果,那他就不是启蒙思想家了②。
他对彼得一世,因其所完成的改革,而备极赞扬。当然,这些赞颂之词并不都是为了想对当时俄国教育权力的代表者说的恭维话。
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1)
俄国能否——如果能,那又在什么程度上——吸收西欧的文明?
2)
这种吸收是否需要?
这两个为19世纪我国知识界所极为注重的问题,在18世纪就已提出。
如所共知,卢梭对于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持有特殊见解。他在所著《Contract
Social》(社会契约论)
③一书中提
①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王,为宙斯与欧罗巴之子,死后成为阴间审判官之一。——校者②伏尔泰说:“J‘apele,grands
homes
tous
ceux
qui
ont
excelé
dans
l‘utile
ou
l‘agréable。
Les
Sacageurs
de
provinces
ne
sont
que
héros。“
(我把一切因有益或因令人喜爱而出众的人称作大人物。
外省的掠夺者不过是一些英雄罢了。)
③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册,第8章。
-- 177
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571
出一种奇特的思想,以为在彼得一世时,俄国民族尚未成熟到可以吸收文明成果的程度,因此,不应教它文明,而应教它养成军事行动的习惯。由于彼得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所以卢梭的结论是:俄国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文明人(les
Ruses
ne
seront
jamais
vraiment
policés)。
费尔涅伊的教长坚决和尖锐地反驳了卢梭的这一思想。
按照他的说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俄国人民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充分证明彼得大帝是立足在巩固、坚实的基础上”。不仅如此,伏尔泰认为继穆罕默德之后,彼得是一个以其改革活动的最大成就而著称于世的立法者①。
《Esai
sur
lesmoeurs》(《风俗论》)的作者虽然认为彼得的活动是卓有成果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这看为罕见的历史偶然性。在莫斯科出现彼得大帝这样的沙皇,其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他毕竟出现了。按照伏尔泰的意见,一般说来,人类历史中的巨大成就只是命运的偶然赏赐。在自然界生产出那个发明耕犁的人和那个创造纺织工艺的人之前,必须经过数量惊人的不同环境和时代。同样,现在在非洲有许多辽阔的国家,需要沙皇彼得。也许,他将在百万年后在那里出现,因为,伏尔泰补充说,一切都出现在遥远的未来②。
①《Histoire
de
Rusie》(《俄国史》)
,见《Oeuvres
comp‘ètes
de
Voltaire》《伏尔泰全集》,第5卷,第67页。参阅1757和1758年伏尔泰给舒瓦洛夫的信。
②《Anecdotes
sur
Piere
le
Grand》《彼得大帝传》,《全集》,第5卷,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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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他的这些想法。
如果象他在反驳卢梭时所说,彼得一世是立足在特别巩固和坚实的基础上的,则很明显,他所完成的改革是由莫斯科国家以往的发展过程所完全准备好了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同样明显的是,沙皇改革家出现在莫斯科的可能性,完全不象伏尔泰所说是不大的。与此相反,如果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那种按照同一伏尔泰的说法、彼得大帝所赖以完成其改革的异常巩固和坚实的基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彼得大帝传》的作者没有看出他自己的这一矛盾。
伏尔泰关于彼得大帝赖以建造其改革大厦的特别巩固基础的论断,显然是出于他对这一改革的同情。这对于一个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对于一个充任这一改革的史学家角色的启蒙思想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准备伟大人物出现并决定其创举成败的历史条件,是很少有分析的习惯的。
根据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社会前进运动是有意识的人。。。。
类活动的结果。而有意识的人们的活动,如谢林所正确地指出,又是自由的,因而是不能加以科学分析的。只有对于必。。。。
然的过程,才能进行这种分析。在没有必然性的地方,就没。。。。。
有规律性,因而就只能求助于偶然性。我们看到,伏尔泰就。。。。。。
是照此行事的,他把沙皇改革家的出现解释为极端罕见的偶然性①。
他在谈到彼得时所陷入的矛盾,虽然完全不能用他的。。
①根据他在《风俗论》中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按照伏尔泰的看法,在莫斯科国家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可以用来解释彼得出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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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771
唯心史观来解决,却是完全可以用它来解释的。。。。。。
这种唯心史观包含着许多悲观成分。如果进步人士的希望只能预期在历史偶然性中实现,又如果幸福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极端罕见的事情——试回忆伏尔泰所说的“百万年”——那么,进步的事业便是一种很少希望的事业了。任何熟悉18世纪启蒙著作的人都知道,就是在最乐观的启蒙思想家的见解里,也时常听到悲观主义的论调。
也许不可理解,既然进步人士只能寄希望于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幸运的偶然性,那他们又从哪里来的乐观情绪呢?这种情绪首先是因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特有的那种对理性的不可抗拒力量的抽象信仰。就是这位唠叨什么在历史上一切都出现在遥远未来的伏尔泰,就曾令人快慰地说:“La
raison
finit
tou
jours
par
avoir
raison“
,(“归根到底,理性终将是正确的”)。此外,启蒙思想家虽认为伟大的人物可惜在历史上出现得过于稀少,但他们另一方面,又赋予这种人物以完成有益的社会改革的几乎无限能力。他们时常说,立法者是万能。。
的。既然立法者是万能的,尽管伟大的进步立法者在历史上。
很少出现,但理性的观念毕竟还是有实现的希望的。当启蒙。。
著作在整个欧洲获得极为巨大成功的时候,当启蒙思想家觉得理性终将真正地是正确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里,就更可以期待理性观念的胜利了。
掌握立法权力的进步人士,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有利于进步的一切:这只不过是立法者万能这一一般理论原则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无论启蒙思想家怎样坚信他们这一般理论原则的正确,他们却懂得,如果在欧洲,比方说在法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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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个愿将解放哲学的要求付诸实行的皇帝,他就会遭到特权等级的强烈抵抗。
这一点他们是看得很清楚的。
由此可见,在问题涉及先进国家时,对于这一立法者万能的一般理论原。。
则,必须加以重要的修正。
但是如果提出的是落后国家问题,。。
则启蒙思想家觉得这一修正没有任何必要。他们很满足于这一点。
试举一例。
狄德罗在其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著作《EsAsai
historique
sur
la
Police(政治史随笔)中说,在法国永远不会有新法典,因为法国现有的法制是同私人的利益密切联系着的。
“谁要想推翻这一巨大的怪物,他便会动摇所有的财产关系(toutes
les
propriétés)……。坏制度、特别是旧制度是实行好制度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
①俄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幸运的是,您皇帝陛下是无所不能的:更幸运的是,陛下除了作好事外,别无所求”
②。狄德罗以为在俄国没有那样的旧制度、特别是坏制度,足以妨碍叶卡捷琳娜实现她在《敕令》中所叙述,或如她自己的说法,实现她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更精确地说——从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温和人士那里“剽窃”来的真理。学识渊博的狄德罗对于俄国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以实现最优良立法意图,慨叹道:“什么也未作过的人民是多么幸福啊!”
(“Qu‘un
peuple
est
heureux
lors-qu‘il
n‘y

rien
de
lait
①(M。
Tourneux:《Diderot
et
CatherineⅡ》图尔内斯:《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
,第95,96页。
②同上书,第106页。
-- 181
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971
chez
lui!“)

我们知道,事实上,我国曾有许许多多制度,妨碍叶卡捷琳娜实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要求,……就令她认真地想实。。。
现这些要求。但是,狄德罗和许多与他同代的外国进步人士关于俄国的落后使俄国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理性的实际要求。。
的主张,曾经获得一些人们的赞同,这些生活和活动在俄国的人们,显然应该看到,以往的发展过程确曾在我国“作过”许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并不符合进步人士的意愿。叶卡捷琳娜写信给伏尔泰说:“我应该给我的人民说句公道话:这是能使优良种子迅速生长的土壤;但是我们同样需要一些公认为真理的原则”。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不过是西方启蒙思想家乐道的所谓在落后的国家里,理性易于取得伟大实际胜利的命题的变调而已。当然,在谈到叶卡捷琳娜时,我们完全有权不相信她的诚意。此外,她本人又是一个在俄国的外国妇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她,更正确些,同意被她“剽窃”过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却有许许多多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
方-维津在178年1月25日和2月5日从莫彼利埃发给布尔加科夫的信中写道:“如果这里的人们比我们更早地开始生活,那么,我们最少在开始生活时,能够给自己选择自己所愿望的形式,避免在这里业已根深蒂固的种种不便和罪恶。
Nous
Comen
cons
et
ils
finisent(我们的开始和他们的终点)。我想,正在出生的人,总比正在死亡的人幸
①《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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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福。“

方-维津在这里是作为唯心主义者进行思考的。他深信落后的人民至少在选择其以后的发展“形式”
时,主要地,如果不是唯一地,以自己的“见解”为依归。他的这个思考包。。
含着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19世纪的俄国,时常发生深刻的冲突。所谓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这个。。。。
思想在舍维列夫的夸夸其谈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他说,俄国同西欧交往是同腐烂的尸体打交道。至于所谓俄国人民似乎具有选择任何“形式”的幸福的可能,则对这一点,我国西方派最少也同斯拉夫派一样,都曾时常指出。如果阿克萨科夫赞扬过俄国的幸福的落后,那么,我们的主观主义者(H。
K。
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民粹派(A。。
赫尔岑,70年b代的土地自由派,尤佐夫,B。
以及其他的人们)
,则力求证明俄国可能——而且鉴于西欧的可悲经验,应该——避免。。。。。。
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立即跃进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由。。。。。。。。。。
此可见,《旅长》和《纨绔子弟》等剧的作者,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所以值得注意,又在于他是我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提出了18世纪俄国知识界从同代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吸收的一种理论错误的一般“进步公式”形式。

这一错误的根子在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法国启蒙思想家虽然在历史过程的解释上是唯心主义者,而他们宇宙观。。。。
①方-维津的著作、书简等等,圣彼得堡1866年版,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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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181
的理论基础,却更为接近唯物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
不无成就地致力于研究和传播唯物主义学说。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著作,从一定的范围看来,完全应该认为是经典的著作。完全可以理解,18世纪启蒙观点同唯物主义的密切接近,就是对于他们的一般浸透了唯心主义精神的历史观点,也。。。。。。。。。
应发生一定的影响。
当时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断言,人们的整个心理活动都不过是感觉的变态(sensations
transformées)。
由于他们——正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毫不怀疑感觉是人们周围的物质环境作用于有生命的机体的结果,所以他们很自然要把道德情感、美的爱好、科学概念,简言之,人们的“见解”
,。。
都看为这种作用的结果。他们事实上就是这样看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人的观点和情感都决定于:第一,地理环境;第二,社会环境。然而坚持这一点意味着。。。。
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定理,因为按照这个定理,“宇宙是受治于见解的。”或多或少地明显染上唯物主义色彩。。。。
的启蒙思想家,其一般宇宙观,是同他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背道而驰的。
由于无力解除这一根本矛盾,甚至很少看到这一根本矛盾,他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于许多次要的矛盾。在这里,对这些次要的矛盾进行探讨,当然不是地方①。
但是对于渗透法国启蒙思想家历史观和影响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某些唯物主义
①关于这些矛盾,我在所著《一元论历史观问题》(《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书里已指出(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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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在这里却不能置之不理。
首先,我要指出,法国理论家们——例如,波丹,以及在他之后的孟德斯鸠——从某些古典作家那里抄袭的一种观点,用气候的影响来解释某一民族的性格及其所特有的社会。。
制度的最主要特点:在一种气候之下,只能出现辽阔的君主独裁制国家;在另一种气候之下,只能出现类似古希腊那样的共和国,等等。
这个观点无疑地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它同历史唯心主。。。。。。。
义的根本原理是直接对立的:如果在气候的影响下,雅典人。
珍视政治自由,而东方民族则认为君主独裁制比较好,那就很明显,“见解”不仅不统治宇宙,它本身也取决于纯自然的原因①。
但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只不过是想在历史过程的解释中增加必然性概念,因而也是增加规律性概念的最初的、完全不成功的尝试而已。
在本书结论中业已说过,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由于它这样或那样决定生理的过程,而人们的社会政治观点又仿佛为这种生理过程所决定;而是由于它给予一定社会所支配的生产力发展以或多或少的自由。生产力的状况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一经产生,便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发展。因此,社会的人不是直接地依赖于“气。。
候“
,——象我所分析的那派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间接地依赖于它:“气候”
通过在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
①通过当时极端幼稚地理解的某些生理过程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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