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就其规模和性质而沦都是史无前例的工作开始了。6月24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疏散委员会，任命Н·М·书尔尼克为该委员会主席，А·Н·柯西金和М·Р·别尔乌辛为副主席。各人民委员部都建立疏散局或委员会。1，500多个企业，主要是大型的军事企业，在最短期间(从1941年7月到11月)被迁走，并迅速恢复了生产。与此同时，昼夜不停地往西部和西南部运送军队和武器。
甚至30多年后的今天，也很难想象，为了打败敌人，国家的全部生活转为战时轨道曾使我国人民付出多少力量，经历多少艰难，表现出多大的英雄气概。
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们不能理解，我国政府怎么会成功地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搬迁和大型经济设施的重建任务。建立在社会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对“俄国奇迹”之谜的答案。直至现在，我们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者，还在努力解决这个谜。
发展我国东部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扎沃尔日耶等东部地区的军事经济，采用了两种办法：全力加速建成那些战前已开工但未完工的工厂企业；加速安装搬迁来的工厂企业。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库尔干、彼尔姆、车里雅宾斯克等州的大型企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在2—3个月内就建立了大量企业。工厂还未建成，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炮弹及很多其他技术装备的军工产品就从工厂直运前线。人们全力以赴，使生产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不断提高。这里反映了战前党的教育工作的成效，特别是企业里党组织创造性的巨大工作。难怪戈培尔1943年1月说：“看来有点神奇，从俄国广阔的荒原涌出一批又一批人群和技术装备，好象有个大魔术师能够用乌拉尔的粘土塑造任何数量的布尔什维克人员和技术装备”。
例如，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在第一书记Н·С·帕托利切夫领导下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帕托利切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有很高的组织能力的领导人，为该州工业的改组及其密切协作的组织工作，贡献了很多力量和创造性劳动。他在完成党所赋予的任务时不知疲倦的精神，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政府的表扬，被斯大林树为其他州领导人的典型。
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由列宁格勒迁来的普季洛沃厂分厂并到该厂)创造了高水平的指标。坦克设计师Т·Л·科京和Н·Я·杜霍夫，能够在列宁格勒运来的设备安装后一个月就向前线提供第一批T—34，尔后又设计出HC重型坦克。这种重型坦克比德国的“虎”式坦克有很大的优越性。
国防委员会特别重视坦克部队的作用，决定高尔基的索尔莫沃造船厂也进行坦克的生产。我记得，战争爆发第一周的周末，国防委员会就派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Б·А·马雷舍夫去高尔基，其任务是立即组织‘红索尔莫沃”造船厂生产T—34型坦克。在高尔基州委、市委的大力支援下，依靠造船厂的集体，这一任务在最短时间内就解决了。
1941年10月，当我受命组织保卫莫斯科的战役时，我们就开始接到索尔莫沃工厂最初生产的丁—34坦克。这一援助很及肘，在莫斯科会战中起了重大作用。以后，“红索尔莫沃”工厂提高了坦克生产速度，改进了坦克质量。
1944年11月初，工厂改进坦克构造，采用了整形铸造炮塔和设计师Б·Г·格拉宾设计的坦克炮。这种新设计的坦克，在索尔莫沃工厂生产之后，其他工厂也开始生产了。
这种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
我想，我党和苏联人民生活中这一英勇的片断，还没有充分地阐述。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在经济方面所作的一切那样，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及其巨大的能力，正是在那个困难时期从如此伟大的事件中才最明显地表现出来。
人民在战时拆迁和恢复生产中建立的劳动功勋，党在这一工作中进行的伟大组织工作，就其规模及对祖国命运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最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战争头几天内就有50多名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00多名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党的边区委员会和州委会的书记，以及一些有名望有经验的国务活动家，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被派去直接担负军事工作。党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以加强国家生活和军队作战行动的各个方面的集中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机关进行了改组，中央委员进行了分工，分别领导着军事工作、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
我们党已具有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军营的经验。这一点我在本书开头部分已经讲过。这个经验从战争第一天起，就被根据全部新的条件加以运用。当国家受到致命威胁的时候，这个经验所依据的列宁主义原则，列宁主义的办事原则，成为共产党员在前线和后方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人民相信，党将从目前困难处境中找到出路，它能够组织人民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事业。需要的只是时间。
战争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和失利，使斗争过程更加复杂化。军队向内地且战且退。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国防委员会采取了必要措施，向全国人民解释被迫暂时退却的情况。
尽管情况极端复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进行了有效的工作来动员苏联人民积极同敌人作斗争。为此目的在暂时放弃的地区建立了大量地下党团组织，成立了基干游击队，其中有突围出来的部队的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参加。
德国法西斯匪徒踏上我国土地以后，不久就不但感觉到了苏联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而且遭到了地下斗争的沉重打击。
那个时期，苏联统帅部除了实行战略防御外，别无良策。既没有兵力，也没有兵器来组织进攻战役，特别是大规模的战役。需要组建大量战略预备部队，给它提供优良的武器装备，以便以优势兵力从敌人手中夺回主动权，然后转入进攻，开始把敌人逐出苏联国土。
所有这一切都做了，但是是在以后做的。
我军是在被迫退却的过程中转入战略防御的。我军不得不在不利的战役战术部署下作战，并且由于缺乏兵力兵器，不能建立纵深防御，特别是建立防御骨干——对坦克防御。
不能不指出我国对空防御中高射武器不足，以及缺少应有的空中掩护的情况。战争初期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里，这就大大损害了我军的战斗稳定性。
我们虽然有不少错误，有时军队本身抵抗不力，但是战略防御基本上还是组织了，并产生了良好结果。
我们知道，在战争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中，当希特勒匪徒尝到在整个苏联战场败退的苦头时，他们没有能建立起这种防御，从而导致惨败。
当时我们实行战略防御最主要的目的是：
——把敌人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滞在各个防御地区内，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便从内地调集兵力和建立新的预备队，派往前方，在最重要的方向上展开；
——伎敌人遭到最大限度的损失，疲惫和削弱敌人，借以造成敌我力量的某种平衡；
——保证党和政府内迁居民和工业措施的执行，争取时间，使工业转入生产战时所需的物资；
——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转入反攻，不仅粉碎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而且打败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
我军实施防御战斗，不仅击退了陆地、空中和海上的敌人，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场合对敌人实施了强大的反突击。红军和游击队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英勇作战，使法西斯侵略者受到极大的损失。
从战争第五天起，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开始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上前线，其中有些起着政治战士的作用。他们是军队党组织的支柱。
战争前夜，红军和海军中共有56.3万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全军人数三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卷第739页、第4卷第87页。)而仅在战争头6个月内，就有110万以上共产党员奔赴前线。
我不止一次地同派往军队的政治战士谈过话。这些人具有某种特殊的、毫不动摇的取胜信念。他们说“顶得住”!而我感到这不是普通的一句话，这是一种精神面貌，这是真正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他们以其坚定的乐观主义，使开始丧失信心的人们重新振作起来。
7月3日，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发表广播演说，说明前线的情况，号召全国人民立即重新安排全部生活和国家经济，以适应同强大，狡猾而残酷的敌人作战的要求。斯大林号召党和人民起来同敌人进行神圣的斗争，抛弃无忧无虑的思想，百倍提高警惕。
作为斯大林这篇值得纪念的讲话的基础的，是1941年6月2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向靠近前线各州所有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发布的命令。在这个号召书中谈到了苏联人民及其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基本任务：
斯大林的讲活， 以及党和政府向苏联人民发布的命令，象一声洪亮的警钟，从中叮以听到列宁的一个著名号召：“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使人感到，直到法西斯侵略者被打垮，这个愤怒的呼声都不会沉寂。
在任何一个国家生活中的危难时期，在遭到内部或外部敌人进攻的时候，一个能反映共同努力的目的、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号召，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党，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它，应当善于立即把所有的阶级和阶层动员起来，明确指出他们的目标和敌人。我们列宁的党出色地掌握着这种艺术。
当时，党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个口号，使每个苏联人看到危险。具有各种不同观点和习惯的人们，军人和非军人，男人和女人，不同年龄和出身的人们，都在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
我国各民族，都为着一个最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目标——保卫自己的祖国站起来了。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极大地加强了物质的力量和武器的威力。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巩固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根据党中央的决定，7月间改组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机关，重新实行了军事委员制度。
从战争第一天起，所有群众团体的活动都为前线的利益服务。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建议采取了实际措施：全力支援前线，巩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慰劳伤兵优待军属，训练预备士兵，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地方防空组织。
不论前线和后方，我国男女青年都树立了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典范，随时准备为祖国而献身。
我同一些被派往敌后执行侦察和破坏任务的共青团员在他们出发以前谈过话。可惜我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但同他们的见面却未能忘怀。
现在我来讲一个片断。
七月上旬，正是敌人占领了明斯克并进逼别列津纳河的时候，决定向敌后明斯克地区空投一个侦察破坏小组。小组由两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组成，都是共青团员，操着很好的德语。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两个姑娘是外语学院的学生。从谈话中知道，他们是莫斯科人。我问他们飞往敌后怕不怕，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回答说：“当然有点害怕。如果我们在着陆时被抓住，那就糟糕了。而如果那个时候不被抓住，那就一切都会好的”。
他们都非常年轻漂亮。祖国召唤他们，他们从事着危险而困难的工作。他们的命运怎样，我不得而知。如果这个小组有谁还活着，他可能会记得我们1941年7月在莫斯科伏龙芝大街总参谋部那次见面……
由于军队和武器方面遭到巨大损失，必须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以加强军队的指挥，提高兵团和部队的战斗力。暂时解散了军级指挥机构，编余的干部和通信器材用以加强集团军级和师级指挥。每个集团军由原来的9—12个师改编为6个师。师代替军成为高级战术兵团。空军师、团的飞机，数量减少一半。广泛展开了组建统帅部预备队的工作。
国防委员会和党中央要求军事首长和政治部门，采取一切措施巩固军队的纪律。为此目的，政治部主任和国防人民委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7月份各个方向上的形势都更加恶化。我们虽然把大量来自内地军区的兵团投入战斗，但仍无法建立稳定的抗击敌人的正面。敌人虽然遭到重大损失，仍然在决定性方向上拥有3—4倍于我的兵力优势，更不必说他们的坦克优势了。
由于种种原因，我军的铁路输送时断时续。运到前线的军队往往无法全部集中就投入战斗，这对部队的士气和稳定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军的弱点还在于，由于缺乏快速越野牵引车，炮兵不能广泛实施机动，以便在必要时协助击退敌人坦克的冲击。方面军和集团军内只剩下很少的坦克部队和兵团。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展开了争夺斯摩棱斯克的激战。
Ф·А·叶尔沙科夫中将指挥的第22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方向的西北面实施防御。在该集团军左翼稍后处，由И·С·科涅夫中将指挥第19集团军防守。从维捷布斯克到奥尔沙这一地段，由П·А·库罗奇金中将指挥第20集团军占领防御。往南沿第聂伯河左岸到罗加乔夫，由Ф·И·列梅佐夫中将指挥第13集团军防守。
М·Ф·卢金中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集结在斯摩棱斯克地区担任方面军预备队。在西方方面军左翼行动的，是В·Ф·格拉西缅科中将(后来是Ф·И·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第21集团军。
敌人的企图是，以强大的突击集团分割我西方方面军，将其主要兵力合围于斯摩棱斯克地区，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
在这个曾经成为拿破仑军队通往莫斯科道路上的可怕障碍的俄罗斯古城之下，展开了残酷的战斗。
在西方方面军当面，担任第一梯队实施进攻的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和第3坦克集群。第2坦克集群由什克洛夫地区实施主要突击，从西南面迂回斯摩棱斯克，它所属的摩托化第24军则从贝霍夫向克里切夫和叶利尼亚前进。第3坦克集群在第5军和第6军协同下实施突击，从西北面迂回斯摩棱斯克。敌人拥有很大的兵力优势。
进攻开始不久，敌人就在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以北和以南地区深深楔入了防御。西方方面军右翼部队被迫向涅韦耳退却。
德军4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大日耳曼”团及其他部队进攻莫吉廖夫。顽强防守莫吉廖夫的第13集团军的兵团陷入合围。
Ф·А·巴库宁将军指挥的第61军，在该城建立了环形防御。在保卫莫吉廖夫战斗中，表现得最为出色的是М·Т·罗曼诺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172师。莫吉廖夫居民有将近45，000人参加修建防御工事。英勇的城市保卫者不断击退敌人的攻击，坚持了两周之久。他们同在莫吉廖夫南面实施反冲击的第2l集团军的右翼师一起，钳制了德军第2坦克集群的摩托化第46军和第24军的部分兵力，并使其遭受很大损失。
正当敌人自第聂伯河向东进攻的时候，第21集团军(司令员是Ф·И·库兹涅佐夫将军)的部队于7月13日强渡第聂伯河，解放了罗加乔夫和日洛宾，并向西北方向博布鲁伊斯克且战且进。担任主要突击的是Л·Г·彼得罗夫斯基将军指挥的步兵第63军。几天以后他英勇牺牲了。我很熟悉彼得罗夫斯基，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优秀指挥员。我想他如果不是死得太早，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高级指挥人材。
第21集团军这次反突击，牵制了德军8个师。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意义。
第13集团军在莫吉廖夫地区的顽强防御，以及第21集团军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的进攻，大大阻滞了敌人在罗斯拉夫利方向的前进。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不得不从其他地段抽调几个师投入第21集团军行动的地区。
在防线中央，同急欲攻占斯摩棱斯克的敌主要集团继续进行着顽强战斗。第20集团军的部队不断向敌人发起冲击，在宽大正面上实施防御，终于抵抗不住德军第9集团军的攻击，该集团军绕过我军，突入斯摩棱斯克的南部。
1941年7月16日，斯摩棱斯克几乎全部被敌军占领。第16和第20集团军在城市的北部陷入合围，但是他们没有缴械，仍继续抵抗达10天之久，从而阻止了德军在莫斯科方向的进攻。
国防委员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以沉重的心情得知了斯摩棱斯克的丧失。他怒不可遏、斯大林的怒气都发泄在我们这些军事指挥人员身上。然而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战斗不但没有停止下来，相反更加激烈。统帅部迅速在西方方面军后方，建立了新的防御正面。
在斯摩棱斯克接近地战斗期间，7月14日由预备队集团军组成了
一个新的方面军，编成内包括第29、30、24、28、31和32集团军、这个方面军由И·А·波格丹诺夫中将指挥，它的大部分部队后来都转隶给了西方方面军、这个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展开在旧鲁萨—奥斯塔什科夫—别雷—叶利尼亚—布良斯克一线、为了掩护莫斯科，7月18日作出新的决定在莫斯科远接近地建立一个新的方面军防守莫扎伊斯克防线，准备编入该方面军的有正在建立的第32、33，34集团军，
在保卫斯摩棱斯克的交战中，为了摆脱已经出现的危险处境，统帅部决定把该方面军中预备队集团军的20个步兵师拨归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这些师编为5个军队集群，分别由К·К·罗科索夫斯基少将、В·А·霍缅科少将、С·А·加里宁中将、В·Я·卡恰洛夫中将和И·И·马斯连尼科夫中将指挥。
铁木辛哥元帅根据统帅部的指示。给上述各军队集群规定的任务是：从别雷—亚尔采沃—罗斯拉夫利地区向斯摩棱斯克总方向实施反突击，肃清突入的敌军，同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合围圈内顽强战斗的方面军主力会合。
7月下半月，斯摩棱斯克及其以东地区的战斗极其激烈。敌人遇到了红军部队全线的积极抵抗。
7月23日，第28军队集群从罗斯拉夫利地区开始进攻。7月24日和25日，第30和第24军队集群在К·К·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从别雷—亚尔采沃地区开始进攻。第16和第20集团军开始从南北两面迂回斯摩棱斯克。敌人立即向斯摩棱斯克地区派出了增援部队，并企图消灭已被合围的第1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的部队。会战具有极其残酷的性质。7月26日，第16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由于К·К·罗科索夫斯基部队(其编成内包括有坦克部队)的支援，得以在亚尔采沃以南突围，到达第聂伯河东岸，在那里同方面军的主力会合并转入防御。
В·Я·卡恰洛夫指挥的军队集群由3个师组成，从罗斯拉夫利向斯摩棱斯克前进。敌人有9个师来迎击他们，其中有1个摩托化军，敌人一举夺取了罗斯拉夫利并合围了卡恰洛夫集团军。
这里的兵力对比也是很悬殊的。В·Я·卡恰洛夫军队集群处境困难，没有多少部队突围出来与自己部队会合，司令员В·Я·卡恰洛夫将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敌摩托化第46军夺取了叶利尼亚，并企图向多罗戈布日进攻。但为我预备队方面军所属第24集团军所阻。
为了在戈梅利方向实施防御，统帅部建立了中央方面军，其中包括在谢夏、普罗波伊斯克、往南沿第聂伯河一线作战的西方方面军第4、第13和第21等集团军。
斯摩棱斯克会战在1941年夏季各次战役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军虽未能象统帅部要求那样粉碎敌人，但却使敌人的突击集团受到了严重削弱和疲惫，据德国将军承认，德军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损失官兵25万人。
7月30日，希特勒统帅部下令“中央”集团军群转入防御。苏军在大卢基—亚尔采沃—克里切夫—日洛宾一线巩固下来。
斯摩棱斯克会战过程中，红军部队、城市及其郊区的居民。表现了无与伦比的英勇顽强。每一所房屋，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居民点，都经过残酷的争夺战，制止敌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进攻，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胜利。由于这一胜利，我们赢得了准备战略预备队和在莫斯科方向采取防御措施昕需的时间。1941年7月14日在这里的奥尔沙战斗中，И·А·弗廖罗夫大尉指挥的炮兵连第户次使用了“喀秋莎”火箭炮。
С·К·铁木辛哥元帅是值得称赞的。在战争最初那几个月的艰难日子里，他作了大工作，坚定地领导着部队，动员所有力量抗击敌人的进攻和组织防御。
希特勒军事政治领导当局，指挥机关和军队本身，对于苏军士兵的英勇无畏和集体英雄主义都感到信服。现在他们懂得：战争愈向苏联腹地推进，对他们的困难就愈大。
7月底，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问我：“铁木辛哥在哪儿?”
“铁木辛哥元帅在总参谋部里，我们正在讨论前线的形势。”
“斯大林同志命令你和铁木辛哥马上到他的别墅去见他，”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我们以为，斯大林是想同我们研究下一步韵行动。结果召见却是为着另外的目的。
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几乎全部政治局委员都坐在那里。斯大林穿着一件旧上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拿着已经熄灭的烟斗——这是他心情不好的可靠征候。
“是这样的，”斯大林说：“政治局讨论了铁木辛哥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期间的工作，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有人提议由朱可夫担任这一职务。你们有什么意见?”斯大林转身朝着我和铁木辛哥询问。
铁木辛哥默不作声。
“斯大林伺志，”我说：“我认为更换方面军司令员会严重影响剧战役的进程。司令员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情况，就不得不指挥困难的战役。铁木辛哥元帅指挥方面军还不到4个星期。在斯摩棱撕克会战过程中他熟悉了部队，了解他们的能力。他做了处在他的地位所能做的一切，使敌人被阻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将近一个月。我想，任何别人也无法做更多的事。部队信任铁木辛哥，而这是主要的一条。我认为，现在解除他的方面军指挥职务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适当的。”
М·И·加里宁仔细听了我的话以后说：“是的，说得对呀。”
斯大林缓慢地吸着烟斗，看了看其他的政治局委员，然后说：“也许，我们可以同意朱可夫的意见?”
“你说得对，斯大林同志，”好几个声音说：“铁木辛哥还可以胜任。”
铁木辛哥接受了立即返回前线的指示以后，我们就回来了。
自然，这些指责使铁木辛哥感到很难过。但是战争中什么事情都会有的。在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并非经常能照顾到个人情绪的。
斯摩棱斯克激战以后，西线暂趋沉寂。双方都在休整部队，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只有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仍未停止。被德军夺占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是进攻莫斯科的非常有利的桥头堡。德军不惜一切想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列宁格勒方向上，敌人继续实施进攻，敌人虽然取得了胜利，却未能一举突破苏军的防御，到达列宁格勒的近接近地。
在斯摩棱斯克会战期间，德军“北方”集团军群试图经卢加进趋列宁格勒。7月12日，敌摩托化第41军沿列宁格勒公路向卢加前进，随即受阻。但是当敌人侦知金吉谢普—伊万诺夫斯科耶地区防御薄弱，就把它的第4坦克集群由卢加地区迅速调到这里并突破了我军防御，但为赶来的预备队所阻。
另一部敌军试图进至诺夫哥罗德，然后到达丘多沃，但遇到了顽强抵抗，未取得胜利。在索利齐地区，敌进攻的一个摩托化军，遭到了第11集团军所部的攻击。第11集团军的反突击组织良好，并得到航空兵的支援。敌军由于受到意外的攻击，掉头仓惶退却。第11集团军部队乘胜追击，重创逃敌。如果不是德第16集团军赶来增援，曼施泰因的机械化第56军早已被歼。由于敌增援部队的到达，西北方面军所层第11和第27集团军被迫退到旧鲁萨—霍尔姆一线。
以2个集团军和1个坦克集群的兵力实施进攻的敌“北方”集团军群，在卢加筑垒地域，在德诺地区，在旧鲁萨—霍尔姆一线，以及在金吉谢普—锡韦尔斯基地区，遇到顽强抵抗，受到很大损失，没有进一步的加强已无力进攻列宁格勒。
斯摩棱斯克会战的结果，以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和航空兵抵抗的加强，表明“巴巴罗萨”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正在乌克兰地区进行着残酷的防御战的西南方面军部队，这个时期的情况如何呢?
夺取乌克兰对于德国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希特勒匪徒力图尽快地夺取乌克兰，以便使苏联失去最大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同时使德国获得克里沃罗日耶的矿产，顿涅茨克的煤，尼科波尔的锰和乌克兰的粮食，以加强自己的经济。
从战略观点来看，占领乌克兰就能保证从南面支援德军的中央集团，以完成夺取莫斯科这个最主要的任务。
从战争第一天起，乌克兰的战事就不是象希特勒闪击战计划规定的那样发展。在德军打击下撤退的红军部队，仍然英勇抵抗。
表现得非常顽强、机智和勇敢的有：М·И·波塔波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Ф·Я·科斯坚科将军指挥的第26集团军，和И·Н·穆济琴科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
我特别愿意提到这几位杰出的指挥员，还因为他们都曾经是神话般的骑兵第1集团军第4顿河哥萨克师的团长。
德军由于在基辅筑垒地域遇到顽强抵抗，便急剧转向南面，目的在于进至我自别尔季切夫—旧康斯坦丁诺夫—普罗斯库罗夫一线退却的第6、第12集团军的后方。部分敌军到达基辅以南第26集团军的地段。但这一行动并无很大意义，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集团正继续南下。我第6和第12集团军，面临一场同进到他们后方的敌军的极严重战斗。
德军第11集团军突破南方方面军防御以后，经由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实施突击，并到达这3个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这就使形势更加严重起来。
西南方面军部队在南方方面军协同下，试图以反突击阻止敌军前进。他们虽然重创了敌人，却未能阻止其前进。德军调整部署以后，重新对正在退却的第6和第12集团军发动进攻。这—饮这两个集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由于距离太远造成指挥困难，西南方面军请求把这两个集团军交给南方方面军首长指挥。统帅部同意了这个要求，第6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就被转隶给当时И·В·秋列涅夫大将指挥的南方方面军。
正在退却的这两个集团军所属各兵团的大部分，当转交给南方方面军时已经被围。第6集团军司令员И·Н·穆济琴科将军受重伤被俘。第12集团军司令员П·Г·波涅杰林将军也没有逃脱被俘的命运。这个时期，南方方面军的形势也非常严重。这个方面军的第9集团军一面退却；一面在半被合围的状态下进行战斗；该集团军酌部分兵力退到了因古列茨河。
敌军进抵第聂伯河，向扎波罗日耶、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和敖德萨突破，使整个西南方向上的苏军的处境严重恶化。但是德军为这一胜利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精疲力竭，受到重大损失。
上面这些事件是我从西南方面军返回莫斯科以后发生的，是我从总参谋长的岗位上看到的，同时我正是以这种身分参与了这些事件，分担作为统帅部成员应负的责任，分担我军失利的痛苦，也分享我军偶然获胜的喜悦。因此，我想首先专门谈谈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说明它的作用、组织机构和战争期间指挥军队方面的特点。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将不涉及那些有损于国防的问题。除了下面专门的一章，最高统帅部组织与实施战役、战局的工作，以及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活动，在本书的其他章节里也不只一次地谈到。
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部
最高统帅部建立于1941年6月23日。它的组成同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方案有一些不同。它包括的成员有：С·К·铁木辛哥(主席)、总参谋长Г·К·朱可夫、И·В·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С·М·布琼尼、Н·Г·库兹涅佐夫。
按理说，应当采纳我们提出的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的方案。因为根据惯例，离开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单独做出任何重大决定的。结果出现了两个最高统帅：一个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这是法定的，是根据决议任命的；另一个是斯大林，他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这就给军队指挥造成了困难，而且势必会在准备决心和下达命令方面浪费时间。
我们还曾建议吸收第一副总参谋长Н·Ф·瓦杜丁参加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但斯大林没有同意。
最高统帅部曾设立过一个研究各种问题的顾问组。实际上这个组是有名无实的，因为所有的顾问很快都接受了其他的任命，同时又没有另外的人来接替他们的职务。
整个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莫斯科，这有着巨大的精神作用。7月初，鉴于敌空袭的威胁，最高统帅部自克里姆林宫转移到了基洛夫门街区一家不大的院子里。那里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和通信联络设施。一个月之后，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人员，也迁到了离这个院子不远的地铁基洛夫车站站台工作。
1941年6月30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外国军事干涉和内战时期列宁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大体形式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这一非常机关。
国防委员会成了集中全部权力的有权威的国防领导机关。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都必须执行它的一切决定和命令。为了检查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情况，在各边区、各州、各军事工业人民委员部、各主要企业和基建工程单位，国防委员会都派有自己的代表。
国防委员会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或斯大林的别墅里随时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各种最重要的问题。各次军事行动计划是由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共同审议的，开会时并邀请负责战役保障的人民委员参加。这使我们一有机会就能在最重要的方向上集中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战略领导上执行统一的方针，同时通过有组织的后方支援，把军队的战斗活动同全国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论，而且意见又往往提得很肯定，很尖锐。如果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则马上由争论的双方派出代表组成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经过协商一致的建议。
整个战争期间，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将近一万项有关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决定和决议。这些决议和命令得到了严格而坚决的执行。围绕着这些决议和命令，人们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以保证党领导国家生活的统一方针能在这一艰难的时期得到贯彻执行。
1941年7月10日，为了改善对军队的领导，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统帅部改组为总统帅部，而8月8日，总统帅部又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战争期间参加过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总参谋长依次有：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最后一次变动发生于1945年2月17日，当时国防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最高统帅部由И·В·斯大林，Г·К·朱可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Н·А·布尔加宁，Н·Г·库兹涅佐夫组成。——作者注)。从那时开始到战争结束，斯大林一直担任最高统帅。
由于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的领导都是同一个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因而随着国防委员会的组成和最高统帅部的建立，也就完成了国家系统和军事系统战争领导机构的组建。党中央委员会则负责保证党、国家、军事和经济机构的统一行动。
这时，我开始直接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过去我没有同他这样接近过，因此，开始阶段，当他在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拘束。加上我在战略问题上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对自己提出的一些估计是否准确也没有把握。
最初，斯大林很少跟我谈话。可以感觉得出，他正在仔细地观察我，当时他对我这个总参谋长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看法。
可是后来，随着我逐步积累了经验并变得比较大胆而自信地谈论自己的见解时，我发现，斯大林也就开始越来越注意听取我所发表的意见了。
1941年7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发布命令，任命斯大林为国防人民委员。
应当说，自从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和国防人民委员之后，在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中央各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政府和国民经济的其他机关便立即感觉到了他那坚强而有力的领导。
国防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受领有具体任务，并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严格负责。有的负责坦克生产，有的负责炮兵装备生产，有的负责飞机生产，有的负责弹药、给养和服装的供给等等。斯大林亲自责成各兵种司令员直接同国防委员会的各委员联系，以帮助他们保质按时地完成一定的军工生产计划。
由于党的政治工作发挥了作用，军队指挥的艺术有了提高，同时又积累了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因此，对敌人的抵抗得到了加强。各军兵种的指战员在战斗中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军队的纪律有了明显的加强。
可是，不管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指挥部采取多么坚决的措施，各条战线的情况却仍在继续恶化。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逼迫下，我军退入了本国腹地。前面我已经说过，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的情况最为严重。苏军的战略防御是在战况发展不利于我国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防御的特点是积极防御的形式和顽强斗争。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对我国国土防空的状况极为关心，因为德国法西斯的空军活动得很疯狂。敌人对其空军曾寄予了极大希望。他们指望用大量飞机的突击来破坏我国西部地区的动员，打乱我浅近后方、运输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摧毁我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希特勒对这批空中强盗及其首领戈林倍加宠信，大肆奖赏。
最高统帅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并考虑到国家要地防空状况的不利前景便精力充沛地着手加强对空防御。他请来了一批防空部门的领导干部，限他们在两天之内提出关于加强防空兵力兵器、改进防空系统的组织结构和指挥的原则性意见。红军炮兵主任Н·Н·沃罗诺夫将军，以及М·С·格罗马金将军、Д·А·茹拉夫廖夫将军、П·Ф·日加列夫将军、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等人曾给斯大林提出了大量有用的意见。
当时对空防御最主要的任务是：掩护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那些生产坦克、飞机、炮兵装备，开采石油，有重要铁路交通干线通过，以及拥有动力和通信设施的大工业中心。
防空兵力兵器配备得最强的是莫斯科。7月份，莫斯科就已经拥有585架歼击机、964门高射炮、166挺大口径高射机枪、近一千具探照灯和大量的拦阻气球。
莫斯科的这样一种防空体系是十分有效的。实施密集空袭的法西斯空军遭受了极大损失，但仍然没有能成批地突入莫斯科。他们参加空袭的轰炸机加在一起有好几千架，但能够窜入城市上空的飞机却是屈指可数的(约占百分之二、三)，而且就是这些少数的飞机也都不得不把它们携带的杀人武器盲目地到处乱扔。
在敌航空兵袭击莫斯科的时候，最高统帅不止一次地来到了首都防空指挥所的地下工事，亲自观察抗击敌空军的工作。茹拉夫廖夫将军在这里冷静沉着而有条不紊地指挥作战。空袭以后，斯大林通常还要再呆一会儿，并同指挥所的军官谈话，询问他们，要使对空防御能完成本身的任务，首先是能掩护好莫斯科，大本营还应该做些什么。
在战争的后几年，对空防御一直在继续不断改进，并在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到现在还是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列宁格勒城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防空人员；这些部队的战士和军官英勇巧妙地抗击了敌航空兵对城市和舰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大规模空袭。
当然，建立苏联战略领导机构曾花费了一定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大的变动，这些变动是由战争进程和当时军事战略形势的特点所造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军事科学根据早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就已积累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军队指挥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和政工干部以及参谋人员基本上都是挑选得好的，而且都是从年轻的、精力充沛、能力强的军官和将军中挑选的。他们工作热情高，经常注意提高自己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的知识。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机关、各方面军、海军舰队、各军区的司令员和他们的司令部，在使军队保持最大战斗力和赢得胜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可是，由于我们在法西斯德国发动进攻的时刻缺乏象最高统帅部这样一种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因而在一开始就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指挥，不能不影响到初期战役的结果和总的战役战略态势。何况敌人已经在欧洲取得了不少关于组织战争、以突击兵力突然入侵他国的经验。应当承认，各方向总指挥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在战争初期的军队指挥方面是有重大缺点的。这也对武装斗争的结果产生了不良影响。
人们有时候问我，为什么与法西斯德国开战前，我们实际上没有完全准备好对战争的领导和对各方面军军队的指挥呢?
首先我想公正地指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许多领导人过于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大部分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人员，其中包括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理论上都已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特点和作战方法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他们却按老框框准备战争。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的战争与过去一样从边境交战开始，然后敌人的主要兵力才开始进攻。但是这次战争却出乎预料，希特勒德国的所有陆军和空军从一开始就立即采取了进攻行动。
同样应当承认的是，国防人民委员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对于军队战前准备工作中的缺点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而我，作为当时的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最亲密的助手，对这些缺点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最后，还有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情况是，斯大林直到最后时刻，即直到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之前，还没有放弃推迟战争的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使他直到1941年春都没有能向斯大林提出建立统帅部的方案。
在这一年的春末，我只得又一次而且是坚决地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向斯大林报告，说明有必要研究一下总参谋部起草的有关组建统帅部的计划方案，同时请求批准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首长司令部演习来实际检验这一设想。这一次，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而且斯大林同意进行这样一次演习，只是距国境线要远一些，提出要在瓦尔代—奥尔沙—戈梅利—普肖尔河一线进行，然后再向他呈报关于统帅部的编制、职权范围和工作机构的设想方案。
1941年5月，对演习地区进行了勘察，但演习却没有能进行。由于没有时间，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实际筹备统帅部及其机关的措施也没有得到研究。
在我这本书的许多章节中还将谈到军队指挥方面的错误，特别是战争第一阶段(直到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开始)的错误。当然，在我们这一最艰苦的阶段中，也不全都是错误。就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准备并实施了一些大型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还打破了敌人夺占列宁格勒的计划，并在莫斯科城下粉碎了法西斯德军。这一些和另一些战斗和交战使指挥人员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的军队在成长，军队的领导工作在改进。克服了第一阶段的困难之后，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就大为改进了。
从最高统帅部这个高度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在战争中，错误同错误不尽相同：一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而另一些错误则很难改正。一切都决定于错误的性质及其涉及的范围大小。战术范围的错误，从以往的经验看，上级领导可以很快纠正。但战役范围的错误，改起来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当领导上不掌握必要的兵力兵器或时间以便在需要的地点和时刻投入战场时，更是这样。
为了纠正最高统帅部和某些方面军在1942年夏季所造成的战役战略性错误(这一错误使希特勒的军队得以前出到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需要全国作出极大的努力。
回顾以往，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别国的军事政治领导能经得起类似的考验，能从当时所面临的极端不利的处境中找到出路。
众所周知，战略完全取决于政治，全国范围的军事政治性错误是很难纠正的。这样的错误只有那些进行正义战争并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和物质条件的国家才有可能纠正。相反，如果战争的目的不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那末，这样的错误通常就会导致彻底垮台的后果。
但也有根本无法纠正的错误。如象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当局决定冒险进攻苏联的错误。这一错误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他们离奇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对苏联这样一个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军队、人民、党和政府一致的国家的潜在能力却估计不足。
希特勒及其周围的军政官员们，由于被以往那些轻易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认为他们的军队将势如破竹地踏遍苏维埃国家，就象他们过去在西欧所经历过的那样。但没有出现这种结果。按冒险主义、民族主义的法西斯思想行事的希特勒分子，没有能力搞清楚决定战争结局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准备战争时就需要懂得，就需要根据研究社会和战争的科学冷静地加以解决的。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清醒地分析了1942年我方战役失利的原因，依靠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出色地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奋起抗击敌寇。由于人民忘我的支援，苏联最高统帅部找到了最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斗争方式和方法，终于从敌人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然后使战争进程发生了有利于我的转变。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军各级指挥机构，直到最高统帅部在领导军事行动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大部分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在这方面的表现都很好。希特勒统帅部，由于丧失了主动权，无法克服在组织和实施战役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这就大大加速了他们的彻底失败。这也是法西斯德国总崩溃的开端。
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十分重视领导武装力量的问题。战争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书记处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政策、经济和战略等问题的决定则分别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负责贯彻执行。
最高统帅部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列宁关于集中指挥军队的原则。最高统帅部领导了武装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作战活动，并通过使用预备队和游击队的力量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增强战略力量。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机关，前面已经说过，是总参谋部。
当然，新的作战样式和方法要求军队指挥系统作某些组织上的调整。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总参谋部把一部分职能交给了其他部。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涉及到所有军兵种，即陆军、海军、空军等。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战役和战略问题上，集中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情况，集中在分析最高统帅部所定下的决心，并从组织上保障其贯彻执行。
由于进行了改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更为得力、更加精干的机关，从而能够在整个战争期间更有成效地完成所受领的任务。当然，在改组之后，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但这只是一些个别情况，而且是由于碰到了某些复杂的问题。
为了改进对各方面军的指挥，1941年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建立了三个方向总指挥部，即：
西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军事委员为А·А·日丹诺夫，参谋长为М·В·扎哈罗夫)；
西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К·铁木辛哥元帅，军事委员为Н·А·布尔加宁，参谋长为Г·К·马兰金)；
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М·布琼尼元帅，军事委员为Н·С·赫鲁晓夫，参谋长为А·П·波克罗夫斯基)。
国防委员会原打算通过建立方向总指挥部来协助最高统帅部更好地指挥部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军以及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原先设想，方向军事委员会应比方面军首长更善于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武装斗争。
可是，方向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不几个月，就表明它起不了这种作用。最高统帅部仍象过去一样直接领导各方面军。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方向总司令并不掌握用于影响军事行动进程的预备兵力和物质器材。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他们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方向总指挥部便成了一级单纯的转达机构，终于在1942年撤销了。
最高统帅部只得重新指挥在广阔地区展开的众多方面军的作战。这当然困难很多，特别是在协调比邻作战的几个方面军时，更是如此。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指挥方法，并且终于找到了一种能使战略领导机构直接影响各方面军活动的有效方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战略领导制度，即向最重要地段派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
军事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统帅机构也曾把自己的代表直接派往前线，给予战役进程以重大影响。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鉴于当时的情况，一些苏军将军也曾受最高统帅部委托，到作战部队去工作，他们运用上级赋予的权力，促成了战场形势的好转。而在经历了一年战争的现在，在前线特定地段工作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他的活动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这时开始，最高统帅部开始只向当时负有主要任务(如决定最重要战役或战局的进程)的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派出代表。
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当前战役的企图和计划。最高统帅部始终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施领导，要求他们对战役的实施情况负起全部责任，并且为此授给他们以全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援引1942年5月斯大林拍给派往克里木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的一份电报。
当斯大林从Л·З·梅赫利斯的电报中发现他企图推脱他对苏军在刻赤半岛招致重大失利所应负的责任时，向他指出：
“你所采取的是一种对克里木方面军的行动不负责任的、旁观者的奇怪立场。采取这样的立场十分方便，但却是极其恶劣的。你在克里木方面军不是—个旁观者，而是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对方面军的一切成败负有责任，你有义务纠正方面军领导的错误。你应当和方面军领导共同对方面军左翼不堪一击的状况负责。如果整个‘情况表明，敌人一早将要进攻!’你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抗击，只是消极地进行批评，那对你就更糟。这就是说，你还没有懂得，派你到克里木方面军去，不是当监察员，而是当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
对于这样一份把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规定得极其清楚的文件，未必还需要作什么解释了。
随着苏军进攻战役规模的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也有所改变。例如，在1944年的夏季战局中，我军在西部战略方向执行“巴格拉季昂”计划。根据这个由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共同制定的计划，我四个方面军、远程航空兵和游击队同时对敌人实施突击，任务是粉碎法西斯德国主要军队集团即“中央”集团军群。
客观形势当时要求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职权。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赋予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权力是直接领导数个方面军作战。我个人当时就受领了领导白俄罗斯第2、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而同我们协同作战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领导波罗的海沿岸第2、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进攻。
我认为，最高统帅部采取的这种措施，在当时使它的代表得到了广泛的主动权，因此能够灵活自如地指挥军队。各部队受领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红军解放了苏联的白俄罗斯全境、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大部、乌克兰的西部各州和波兰的东南部地区。
最高统帅部派出过哪些人到作战部队去充当自己的主要代表呢?
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К·Е·伏罗希洛夫、Г·К·朱可夫和С·К·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
除去这些主要代表外，最高统帅部还向部队派出过Н·Н·沃罗诺夫将军、А·И·安东诺夫将军、С·М·什捷缅科将军、Л·З·梅赫利斯将军等。
除了负责直接在现地贯彻最高统帅部某个战役的决心的全权代表之外，最高统帅部还派出过军兵种代表。他们到部队去的任务是帮助部队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主要代表组织不同军兵种作战。
战争期间，我个人以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分去作战部队工作不少于15次。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到过各方面军。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一同出发去作战地区参加象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进攻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解放白俄罗斯等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实施。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А·М·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容忍工作上的敷衍塞责现象和“碰运气，想当然”的作风，而总是要求准备战役的参谋人员提供高度准确的情报资料和说理充分的分析意见。我经常总是十分满意地回忆我们在组织和实施各次战役中·融洽友好的工作经历。
最高统帅部代表不直接指挥各方面军。这一权力仍掌握在各方面军司令员手里。但最高统帅部代表却可利用上级赋予的巨大职权去影响所在地区激烈战事的进程，及时纠正方面军领导和集团军领导的错误，并具体帮助他们向中央索取物质技术器材。在我的记忆中，拒绝执行最高统帅部代表建议的情况是没有的。
当然，应当说，远不是所有的最高统帅部代表都具备同样的工作条件。许多最高统帅部代表不掌握象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所拥有的那种权力。他们同最高统帅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必要的参谋机构和通信器材等等。这使得他们只得去利用方面军和集团军里那些本身已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谋人员和通信器材。
最高统帅要求最高统帅部代表每天向他口头报告或书面汇报战役的准备情况和实施进程。一些特别重要的情况判断和有关组织新战役的建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要手抄一份，由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转送给他。如果最高统帅部代表因某种原因未能在24小时内把报告送到，那最高统帅就会亲自用载波电话机问你：“你怎么啦，今天没有可报告的情况吗?”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1942年的9月底，最高统帅把我和Г·М·马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叫到了最高统帅部。在我汇报完情况之后，斯大林严厉地问马林科夫：
“为什么你，马林科夫同志，三个星期来不向我们报告有关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情况呢?”
“斯大林同志，我每天都在朱可夫呈送给您的报告上签了字。”马林科夫回答。
“我们派你去不是当朱可夫的政委，而是当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你必须向我们报告情况。”斯大林严厉地说。
指派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几乎一直沿用到战争结束。只是在进行最后一次战局时，这种做法才失去了意义。单单这一事实已足以雄辩地证明，在战略领导体系中保持这样一级指挥机构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无疑是有用的。
只是在整个战略战线已缩短一半以上，方面军一级的军团数量已有所减少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代表才变得再无必要。这时，各方面军司令员均已成长为出色的统帅，而他们的司令部也已取得了组织领导大规模战役的经验。
因此，1945年最后战局中各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就再没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参加了。在东普鲁士、维斯瓦河—奥得河等战役中，各方面军的行动是直接由最高统帅部从莫斯科指挥的。而整个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柏林战役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次会战中，最高统帅亲自承担了对各方面军的指挥。只有С·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留在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工作到欧洲战争结束。
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基础。最后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均属于最高统帅。
各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企图和计划通常是在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准备，并有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要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只是在对所有共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之后，人们才做出有关的政治和军事判断。最高统帅部所遵循的政略和战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工作产生出来的。
每当组织准备一次新战役时，斯大林总是把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叫到身边，同他们一起仔细地研究整个苏德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各方面军部队的状况、各种情报资料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
然后，斯大林又把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当前战役的各主要部的首长叫到最高统帅部来。
接着，最高统帅、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讨论我军的战役—战略能力。总参谋长和副最高统帅还负责考虑和计算我军在即将实施的这一或那一战役中的作战能力。通常，最高统帅给我们考虑和计算的时间为四至五天。经过四五天的考虑和计算即可定下预先决心。然后最高统帅让总参谋长征求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当前战役的意见。
当方面军的首长和司令部进行工作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也十分繁重而又带有创造性，它要拟制战役计划和组织各方面军之间协同动作。总参谋部还要给各侦察机关、远程航空兵、敌后游击队以及负责调运补充兵员、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各种储备物资的军事交通部门明确任务。
最后，要规定各方面军司令员来最高统帅部汇报方面军战役划的日期。通常最高统帅听取他们汇报时，有总参谋长、副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参加。
在对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斯大林批准战役计划和实施时间，并指出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然后确定专人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以协调各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规定具体人选；以检查部队的物质技术保障和督促各部队以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及时地变更部署。
当然，所有这些在战役或战局准备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远不是最高统帅部的全部活动。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内容及其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战役的地点、时间、作战对象及使用的兵力兵器。
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以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签署训令的方式下达到各执行人。有时，训令也由斯大林和他的副手签署。自1943年开始，最高统帅部的训令由斯大林和А·И·安东诺夫共同签发，因为这一阶段，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经常在部队活动。在准备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时，通常各方面军司令员不到最高统帅部来，而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书面汇报各自对组织实施战役的意见。
关于物质技术保障的总计划，通常是先在总参谋部、在红军总后勤部长А·В·赫鲁廖夫、总军械部长Н·Д·雅科夫列夫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主要总部首长参加下拟制，然后呈报最高统帅部或国防人民委员会。准备参加当前战役的各方面军在受领作战训令的同时得到有关物质技术供给的指示。
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莫斯科。当德军逼近首都时，总参谋部曾一分为二。一部分由第一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留在莫斯科同最高统帅部在一起；另一部分由Б·М·沙波什尼科夫(当时的总参谋长。——译者注)率领，临时转移到设有预备指挥部的地区，可是后来这一部分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一人身兼五职。除最高统帅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又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他经常紧张地工作，每昼夜达十五、六小时。斯大林高度评价总参谋部的工作，并且给予完全信任。通常在事先没有听取总参对情况的分析意见和没有研究总参提出的建议前，他是不会作出重要决定的。
在一般情况下，分析从研究敌情开始。战争的经验表明，领导机关善于组织对敌侦察、迅速分析所获得的资料并做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应当说，最高统帅部在整个战争期间，除初期的某些时候外，一直正确地领导了各种侦察活动。我们的侦察机关及时而又高质量地执行着自己受领的任务，并学会了很好地分析情况。
最高统帅部对各方面军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变化，马上就能做出反应。它通过总参谋部细心地注视着战役进程，不断对部队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改变，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给部队明确或提出新的任务。必要时，最高统帅部为达成战役目的和完成下达的任务，也变更原兵力兵器部署，而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中断战役进程。
最高统帅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要求总参谋部每昼夜向他呈报两次标有各方面军情况变化的地图，图上并附有总参谋长的简短说明。
在总参谋部机关系统，除作战部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员，即所谓方向参谋外，还有个特殊的总参谋部军官团，他们是总参谋部机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接在部队、包括在进行战斗的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总参谋部这个军官团的数量相当庞大，从而保证了每个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都有总参的常驻代表。
总参谋部这些参谋的忘我而有益的劳动在我们的军事历史文献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都是一些熟悉本行业务、坚定勇敢的军官。其中有许多人为了胜利而献出了生命。这些在战争中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深切怀念。
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工作的参谋以及在总参谋部机关工作的方向参谋，都是最高统帅部尊敬而又得力的助手。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领导部队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实施每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事先都有周密的计划。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就我军最高统帅部所定企图和决心的效果谈点看法。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项计划，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战役可能进程、对部队赖以达成作战目的的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那末，这一计划就是空中楼阁。苏军最高统帅部比希特勒的战略领导机构看得更远、更准。苏军最高统帅部首先懂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战争总规律；其次，它比敌人更了解前线决定战事进程的具体情况。因此，通常我军最高统帅部对德国法西斯头目们的可能行动总是十分清楚，并经常采取各种措施粉碎他们的企图，达成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就保证了我军作战计划的高度效能。
当然，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只领导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役。战争要求最高统帅部能够坚强地领导整个战略战线，即能照顾到陆上、水上和空中。而实施各宅要战役的兵力又需要次要方向上协同作战部队的支援。例如，在进行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时，苏军就曾在其他战线准备和组织了一系列进攻战役。组织这些战役的目的在于牵制或消灭希特勒统帅部可能用以增援决定性战役地段的兵力兵器，因为敌人在那里连遭失利，急需预备队。在我国南方，1942年底和1943年初，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情况就是这样；1943年1月，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也是这种情况。
通常，次要方向的战役不是按照事先拟订好的战局计划，而是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临时按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进行的。这些战役的准备时间有限，规模较小。它们同主要战役合在一起构成整个战局。
要对预定战役作出计划并做好准备，这是一件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的事情，它不仅要求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要求有大批干部——首先是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以及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去紧张地认真准备和组织力量。担负这项工作的人，对人民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例如，为了进行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并发展这一战役，我们在1943年春天就花了3个月时间进行计划准备工作。后来的每次战局也部是在进攻开始前的两三个月就动手进行计划准备。
在战局准备阶段，最高统帅部虽对战局的核心内容保密，但它必须给各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从属于当前总作战企图的具体任务。各方面军司令员则根据接到的指示进行准备，然后将本人对制订方面军战役计划的意见报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对提出的计划还要进行研究，分析和修改，然后同方面军领导一起向最高统帅部汇报。
在许多情况下，最高统帅部在考虑当前战役的武装斗争的进程时，不只是研究解决战役—战略问题，而且还研究解决重要的战术问题，如各兵团战斗队形的编成、炮兵和坦克的使用方法等。有时甚至还要解决某些直接与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关键地点上战斗行动有关的战术问题，例如，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以及尔后的反攻作战中都曾有过这种情况。
战前的计划工作是建立在及时充分占有侦察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最高统帅部能够准确掌握敌人的意图和情况。
正确地分析总的军事态势和我军本身的力量及可能也十分重要。作战军队、人力资源和物质器材的后备情况是最高军事领导经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此外，苏联进行的是联盟战争，因此，对反希特勒联盟中各同盟国的企图和行动也要考虑。
苏联军事领导对战争进程深刻的科学预见是正确制订各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根本条件。根据这种预见，最高统帅部正确地规定了必要的兵力兵器，做到既保证能在战役中迅速歼敌，又能为尔后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关于苏军事先周密组织计划战役的情况，可通过1943年的战事予以说明。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辉煌胜利后，从北高加索赶走了敌军，接着又成功地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沃罗涅日附近进行了另两次战役，前出到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这样，就使莫斯科方向上的战线全线拉平，而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我们在希特勒统帅部寄予很大希望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粉碎了法西斯德军的突击集团，我们在1943年尔后的各次夏秋战役中就在整个苏德战线为自己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德军在人员、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上都遭到了极其巨大而又无法补偿的损失，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法西斯德军的士气大为下降。
尽管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但苏军却使法西斯德国面临着彻底崩溃。为了使德寇的彻底崩溃成为事实，需要组织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毁灭性的打击。大家都知道，最高统帅部组织了这些打击，并出色地实施了这些打击。
苏军的行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场的军事态势影响甚大。正是由于苏军取得了胜利，反希特勒联盟中苏联的盟国才得以在这一时期顺利地实施了西西里岛战役和南意大利战役。
德军在1943年夏秋战局中遭受的失败彻底动摇了法西斯德国各仆从国对希特勒制度的信任。于是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这就为苏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战略形势。最高统帅部巧妙地利用这一形势为1944年的战役进行了准备。
这一时期，已经没有一个法西斯德国的盟国和中立国相信希特勒制度能够避免彻底崩溃。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甚至连德国那些曾经把希特勒捧上了台，并在以后多年千方百计给予支持的人物，都对希特勒的统治丧失了信心。德国许多被战争初期轻易的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现在已经懂得：他们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时期犯了致命错误，德国是不能够同得到反希特勒联盟加强的苏联武装力量相抗衡的。
最高统帅参加德黑兰会议回来后说：
“罗斯福已明确表示将于1944年在法国广泛采取行动。我想，他是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同往常一样，斯大林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不慌不忙用“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叶装满烟斗，巴哒巴哒地抽将起来，吐出一团又一团的烟云，同时在办公室的长条地毯上踱来踱去。
“如果他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斯大林大声接着说，“那我们靠自身的力量也足够彻底打垮希特勒德国。”
在斯大林这次谈话之后，1943年12月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部分成员的联席会议。会上全面研究了我国的军事政治形势。为此，把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叫了回来，当时我们在部队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最高统帅确定由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做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取得对敌的军事经济优势。我方的优势现在决定着尔后的战争进程。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利用这一优势的最有效方法。
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计算了我军的全部能力，深刻地分析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一线整个战略纵深敌军的状况。通过分析表明，战争进程的转折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兵力兵器方面的对敌优势，苏军手中的主动权，军队的有利配置，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后备以及其他有利因素使我们有可能在现在按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苏德战线的战略任务。苏联后方顽强而不间断的工作，保障了对作战部队一切必需物资的计划供应。现在我们已能够不仅在一两个方向上，而且在整个战略战线连续准备和实施大规模的战役。与此同时，敌人抗击我军这些突击的能力却大大减少了。
后来，斯大林又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少数几个人，提出了有关实施1944年战局新样式的问题。事先他已分别征求了这些同志的意见。
这次会议，象往常一样，是不做什么记录的。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为了进一步摧毁敌基本力量和彻底粉碎法西斯集团，究竟应当把兵力兵器集中到哪里。结果，这样的地区在整个战略战线共有十处。讨论结束后，最高统帅命令总参谋部作出有关在这十个地区实施突击的初步设想。
只要每次战役的基本企图一经确定以及初步计算出所需的兵力兵器，最高统帅部象往常一样，就逐个征求那些准备参加1943—1944年冬季战局有关战役的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总参谋部在搜集到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后，立即大力展开各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预备队的组建、训练和装备工作也在全力进行。为此，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总部首长和红军总后勤部长曾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高统帅不断在检查1944年各次战役的准备情况。他精力充沛，经常注视所作决议的全面贯彻执行情况，而且特别重视坦克部队、空军、炮兵和前后方的党政工作。
战争的每一阶段和每次大规模战役都有其明显特点。1944年战役的明显特点是，我军在战略战线各个不同地区实施的突击，既威力巨大又出敌不意。我们的作战行动所力求达到的是：尽管敌人机动兵力兵器，但它却到处赶不上需要；敌人减少兵力的地方，正是我们下次突击的目标。应当说，最高统帅部的预见经常是十分准确的。
在1944年战局的准备工作中，各类侦察机关担负着特别复杂的任务。它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敌情的介绍是相当全面的。
对希特勒德军的第一次突击是1944年1月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地区进行的。由于我军在这次突击中取得了胜利，法西斯德军对列宁格勒地区的封锁便随之彻底解除。苏军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一部分，并进入了爱沙尼亚领上。
第二次突击是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进行的。这次突击很复杂，包括许多作战行动，主要是1944年2—3月在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和南布格河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进攻战役。结果德军遭到了粉碎，并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由于进行了这次突击，整个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获得了解放。苏军前出到一片有利的地区，从而可以进一步向东南欧和巴尔干发动深远的进攻，以解放当时尚由安东尼斯库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的罗马尼亚和霍尔蒂掌权的匈牙利，并消灭其他敌对力量。
1944年的4—5月间，红军在敖德萨和克里木地区进行了第三次突击。通过这次突击，苏军从希特勒的占领下解放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整个克里木半岛。
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地区进行的第四次突击导致了苏联卡累利阿大部地区的解放，并促成了芬兰退出追随德国的战争。这就使得位于北极圈内的法西斯德军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之中。
第五次突击于1944年6—8月在白俄罗斯地区进行。突击对象是德军负责掩护通往德国各主要的和最短道路的“中央”集团军群。我军先在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德军，然后在明斯克以东围歼了德军20多个师。苏军在追击过程中解放了白俄罗斯、波兰东部的大片地区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部分。德军把这些遭遇看作是他们在白俄罗斯地区“巴格拉季昂”战役中的彻底失败。
第六次突击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于利沃夫地区进行。红军部队强渡了维斯瓦河，并在该河的对岸桑多梅日以西建立了大片桥头堡。与此同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华沙以南也建立了两个桥头堡：一个在莫马努谢夫地区，另一个在普瓦维地区。这时，苏军各方面军已具备发起决定性突击——进攻柏林的有利条件。
第七次突击导致了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在基什尼奥夫—雅西地区遭到围歼。这次突击的结果是，消灭了敌军约22个师，我军前出到罗马尼亚中部地区。这次突击解放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导致了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并转向法西斯德国宣战。接着，我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兵力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在1944年9月9日发生了人民革命，从而站到了反希特勒联盟一边对德作战。
第八次突击是1944年秋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行的。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部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部分得到解放。溃败的德军残部被压缩到波罗的海岸边的库尔兰。9月19日，芬兰签署了停战协定。
1944年10—12月，苏军在匈牙利境内的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展开了第九次突击的进攻战役。这次突击使德国实际上失去了它最后的一个盟国——匈牙利。红军直接帮助南斯拉夫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
第十次突击发生于1944年10月苏德战线最北部的地段上。这次突击使苏联北极地区和挪威东北部的法西斯德军遭到粉碎和驱逐。
苏军在1944年取得的巨大胜利，充分说明那一阶段最高统帅部在计划战略行动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也雄辩地证明了我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敌人的主力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苏军则前出到有利于实施欧洲最终战局的出发地区。
在整个战争期间，作战的方法不断得到改进，最高统帅部用以影响战事进程的手段不断增多。兵力兵器部署的变更越来越巧妙，各方面军之间、陆军同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也组织得越来越好。我军作战指挥干部学会了给部队规定目标，确定合理的分界线和在必要时改变这些分界线。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始终是出敌意外地从根本上改变战役战略形势的主要手段。读者可以在本书有关介绍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白俄罗斯“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各章中和其他的一些章节中读到关于使用战略预备队具体情节的描述，读者还将发现预备队通常都是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地投入交战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取得巨大的战果。
要知道，不管标在图上的企图和计划多么好，如果没有相应的兵力兵器保证，那仍然是一纸空文。战局和战役的胜利直接取决于部队在预备队、武器装备、弹药、燃料以及其他物质器材方面的保障程度，取决于医治伤员和归队工作的好坏。
预备队的组建和训练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领导和检查督促组建预备队、及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的工作，为了训练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1941年成立了以正集团军政委级的Е·А·夏坚科为部长的红军编练总部。在内战时期，夏坚科是骑兵第1和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一位要求很严格的人和能干的组织者。
编练总部负责解决的问题有：补充和建立经过训练的各兵种预备队以及检查督促为各方面军作战部队从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提供补充兵员的工作。
给部队保障物质器材的工作由总后勤部负责。红军总后勤部长是安德烈·瓦西利耶维奇·赫鲁廖夫大将。后勤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活动值得广泛宣传。这些活动既是艰巨的，而又不是经常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后勤在苏联武装力量取得胜利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并赢得了苏联人民的深切感谢。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了广播演说，1941年7月中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在德军后方开展斗争》的特别决定，在此之后，凡是法西斯军队侵入的地方到处都有由地方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游击队积极展开活动。早在1941年，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就有18个地下州委，260多个地委、市委、区委和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机构，以及300多个共青团的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中文版，第4卷第221页。)。人民复仇者的战斗活动和地下工作的秘密战线成了具有巨大军事政治意义的因素，应当善于运用这些因素来削弱和消灭敌人。
如果说战争头一年在游击运动的领导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组织计划性和集中统一指挥的话，那末，在以后的几年，最高统帅部指挥敌后的军事行动时就显得既自信又坚定。这是因为1942年5月30日最高统帅部建立了以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П·К·波诺马连科为首的游击运动总司令部。
我很早就认识波诺马连科。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成了一位组织人民复仇者活动的真正领导者。
除了总司令部，一些共和国和州都建立有游击运动司令部，而在各方面军司令部则设有游击武装联络处。这样，我们就真正有可能去使整个游击队积极地配合军队活动，并协调好游击队同各方面军战役之间的关系。
游击队的总任务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赋予。这些总任务再由各党组织和游击运动的领导机关在现地根据情况加以具体执行。
游击运动的任务基本上可归结为：给希特勒军队造成无法忍受的处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技术兵器和物质器材，打乱其后方工作，破坏法西斯占领军军事政权和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游击队的行动增强了那些暂时处于被占领土上的苏联人的信心，从而使他们也能在我国最后战胜敌人的事业中积极展开对侵略者的斗争。
游击队的作战行动给敌人带来了巨大损失，挫伤了他们的士气，破坏了敌军的运输和机动，这一切给德国法西斯统帅部组织的战役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虽然，为了消灭游击队，德军采取了种种凶残的手段，但人民复仇者的力量却在日益壮大和巩固，苏联人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尽快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意志却在不断增长。
游击队的上述任务及其重要性，说明游击队只能有组织地、整个兵团、整个支队地进行活动。所有的游击队和人民复仇者的地下组织都曾参加执行过这些任务。
各地平常对游击武装的领导由我党的地下组织负责。这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地下共青团组织是党的积极助手。我们的年青一代必须了解过去那些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所从事过的英勇活动，他们组织和鼓舞了暂时处于希特勒分子统治下的苏联人起来同敌人作斗争。
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一直存在到1943年底。1944年初，苏联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游击运动总司令部随之撤销，游击武装的领导全部转由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负责。
在研究对战争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战略领导时，应当特别谈一谈象红军总政治部、海军总政治部、各方面军和各舰队的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这样一类重要的党的集体领导机关。这些机关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保证战胜德国法西斯方面所起的作用跟所有的党政机关一样，是巨大的。值得专门详细地加以分析研究。
最近，这一任务在一系列的军事历史著述中正在获得解决。可是，编写一些有重大价值的科学著作的必要性早已成熟，这些著作要能够对战争时期政治机关多方面的活动做一些全面的探索。总政的工作，自1942年年中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政治局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担任主任职务以来，成绩特别显著。
斯大林很尊敬和信任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直到1945年，А·С·谢尔巴科夫还同时兼任苏联情报局局长。在1941年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时期，А·С·谢尔巴科夫属于那种善于在首都保卫者的心中燃起对法西斯匪徒炽烈的仇恨之火的人，法西斯匪徒曾不惜任何代价力图攻占莫斯科。
军队的整个政治工作、党对广大战士的领导和影响是通过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直接在部队和分队实现的。部队的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员广泛地依靠这一普遍的党政工作系统来进行工作。各政治机关、党团组织对每一部队的状况及其战斗力负有特殊的责任。它们力求做到，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带领广大战士前进，并坚决同惊慌失措和无组织的现象进行斗争。党政机关经常推广战斗经验，推广英勇、主动、机智以及在战斗中互相支援的先进事例。部队的政治工作不断地改进，曾起到较好效果，这对取得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最高统帅部的活动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战争时期，我经常同他见面。在大多数场合，同他见面都是为解决战争指导问题而安排的正式会见。可是，甚至简单地请去吃一顿午饭，我们也总是用来谈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使我深感满意的是，斯大林的工作中没有一点形式主义。凡是按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由他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要求这两个高级机关作出的决定马上得到贯彻执行，决定执行情况则由他本人认真地亲自检查，或由他指定另一些领导干部或机关检查。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是在战争期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而建立的两个独立的非常机关。但是，由于斯大林既领导国防委员会，又领导最高统帅部，因此，通常不讲究形式上的那套东西。国防委员会开会时经常请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参加，同样，最高统帅部在研究某些重要问题时也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两个单位经常在一起工作，好处很多：不会在研究贯彻执行各项任务时浪费时间，而且还可使这两个国家机构中的人经常掌握情况。
当然，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的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对于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来讲，实际是负担很重的。但是，当战争正在进行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地在进行工作。大家都在看着斯大林，而斯大林尽管上了年纪，但却总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当战争结束和出现了比较平静的劳动生活时，斯大林却不知怎么地一下子老了起来，他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活跃，更不爱讲话，老是在思考问题。过去的这场战争和所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对斯大林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很明显的。
我这本书第一版的读者不止一次地问我，最高统帅部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工作中是否有过错误?
在本书分析战争具体情节的那些章节中，我谈了关于领导武装力量工作中发生过的某些错误和失策。前面我已经说过，随着作战经验的日益增多，错误和失策都得到了成功的纠正和弥补，并变得越来越少。
斯大林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他的威望是极高的。因此，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是得到人民和军队热烈拥护的。
诚然，在战争初期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前，最高统帅也有过错误。这些错误正象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他深深地思考过这些错误，不仅深感痛心，而且极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后重犯。
依靠党中央的全力支持、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以及同法西斯奋战的苏联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最高统帅成功地履行了他在这个最高职位上所担负的职责。
米哈伊尔·萧洛霍夫在战胜法西斯德国25周年的日子里对来访的《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说得好：“不能把那一时期斯大林的活动说得一塌糊涂，并加以贬低。第一，这样做不正派，第二，这对国家，对苏联人都是不好的。之所以不好，倒不是因为人们对胜利者不应该指责，而首先是因为‘打倒’就不符合实际情况。”
对萧洛霍夫的这些话未必能再做任何补充。这些话是真实而又公正的。最高统帅为使最高统帅部及其工作机构——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为党在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事业中真正杰出而能干的军事助手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斯大林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这是一间宽敞而又光线充足的房子，四壁镶有染色的柞木板。室内陈放着一张覆盖着绿色呢绒的长桌。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战争期间，还增挂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像。再就是几张黄色的椅子。此外，就没有任何多余的陈设了。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放着一个大地球仪，旁边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各色各样的世界地图。
在办公室最里边靠着关闭着的窗边放着斯大林的写字台。上面经常堆满文件、纸张和地图。这里还放着载波电话机和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机，以及一筒削尖的各色铅笔。斯大林通常用蓝色铅笔写字，字写得很快，笔划清晰易辨。
在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之前需要先通过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工作的外间和最高统帅私人卫士长的一间小房。办公室后面是一间不大的休息室。在电话间里备有同各方面军司令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通话的电话机。
总参的工作人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常常就是把地图摊在那张大桌上，站着向最高统帅汇报各方面军的情况，偶尔看看笔记。斯大林通常是一面听着，一面迈着大步在办公室里缓慢地来回走着。他不时地走近那张大桌子，弯下身子，凝视着打开的地图。有时，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拿起“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盒，抽出几支烟卷，捏得粉碎，并把烟丝慢慢地装进烟斗。
斯大林的工作作风一般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感情用事，准许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全都讲出来。最高统帅对谁都一样严格而又非常严肃。他善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他自己讲话不多，也不爱别人多讲，他经常用“讲短点!”、“讲清楚点!”一类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他主持开会时，从不讲开场白一类的话。他的发言，声音轻，口齿好，能抓住问题实质，言简意赅，表达思想清晰。
根据在战争时期的长期观察，我深信斯大林完全不是那种不允许别人提出尖锐问题，不允许别人同他争论以至坚持己见的人。如果有谁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斯大林要求每天向他报告各方面军的情况。在去向最高统帅汇报之前，必须很好进行准备。如果说，带去的地图上留有某些“空白点”，汇报的都是些笼统。甚至夸大的情况，那是通不过的。他不允许想当然的回答，他要求详尽而又明确。
最高统帅对报告和文件中的弱点特别敏感，他很快就能发现这些弱点，并严厉批评当事人。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讲过的东西记得很牢，他不放过机会严厉申斥那些丢三落四的人。因此，我们在拟制司令部文书时总是根据战时条件尽可能作得认真仔细些。
正当前线形势极其严重(特别是战争初期)，战时条件下的生活秩序尚未最后建立的时候，感谢总参的领导成员，他们很快便在整个总参谋部里建立了一种实事求是和富有创造性的气氛，尽管当时的工作紧张到了极点。
整个战争期间，我既没有失去过同总参谋部的个人联系，也没有失去同它的工作联系，它对我在前线准备和实施各次战役有过很大帮助。总参谋部通常总是熟练而迅速地起草最高统帅部的各种训令，严格注视着最高统帅部指示的执行情况，它还领导着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工作，说理充分地向最高统帅部报告重大问题。
斯大林在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很大程度是根据派往部队的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报告得出的，是根据总参谋部的结沦、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建议和专门报告得出的。
我同斯大林的直接接触开始于1941年2月，当时我刚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关于斯大林的外表，人们已经描写过不止一次了。斯大林身材不高，外貌平常，但谈起话来却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从不装腔作势，而是使交谈者感到平易近人。斯大林那种无拘无束的谈吐，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善于分析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记忆力，使得甚至一些有经验的知名的人物同他谈起话来也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
斯大林不喜欢坐着，谈话时他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不时停下来，走近交谈者，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目光明亮而锐利。他说话声音很低，一句一顿分得非常清楚，几乎不借助手势。手里经常捏着烟斗，甚至捏着已经熄灭的烟斗，并喜欢以烟斗压理短须。他讲话时格鲁吉亚口音很重，但他精通俄语，并喜欢运用各种生动的对比、文学典故和隐喻。
斯大林不常发笑，而笑起来也很轻，几乎听不见声音。可是，他说话幽默，爱开玩笑、说笑话。他的视力很好，在任何时间看东西从不戴眼镜。写东西常常亲自动手。他书读得很多，知识十分渊博。他有惊人的工作能力和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所以能在一天中阅读和掌握大量各方面的材料，而这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很难说出他具有哪一种性格特征。斯大林是一个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的人，但他不够平稳。他具有坚强的意志，性情深沉而又容易冲动。他在一般情况下是冷静而理智的，但有时就激动起来。出现那种情况时，他就会丧失客观态度，眼看着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脸色更加苍白，目光也变得迟钝而严峻。能够经受得住斯大林的怒斥并给予回敬的大胆人物我是知道得不多的。
斯大林的作息时间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他主要是在晚上和夜间工作。他起床的时间不早于中午12点：为了适应斯大林的作息时间，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和各主要国家机关及计划部门都要工作到深夜。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疲劳。
在战前时期，我很难对斯大林在军事科学领域、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掌握知识的深度和能力做出评价。我已经说过，当时我到政治局或斯大林个人那里去，主要是研究一些关于组织方面、动员方面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
我只能重复一点，即使在战前，斯大林也曾十分关心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的问题。他经常把飞机、火炮和坦克总设计师请去，详细询问他们国内外有关上述各种技术兵器的构造情况。应该承认，他在各类主要武器装备的质量上懂得不少。
斯大林要求总设计师和军工厂厂长(他认识其中许多人)在规定期限内生产出各式飞机、坦克、火炮和其他重要技术装备，并且在质量上不仅要达到，而且要超过外国的水平。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斯大林的批准同意，任何型号的武器装备都不可能列入部队装备或从部队装备中取消。这种做法，一方面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及主管红军武器装备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动性，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却促进了新设计的各种技术兵器的尽快投产。
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
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
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当然，斯大林不去研究那些需要由部队和各级首长在周密准备集团军、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战役时必须仔细研究的全部问题，这对最高统帅来说，也不一定就有必要。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要同最高统帅部成员、总参谋部以及炮兵、坦克兵、空军、海军、后勤供应问题专家商量。
有人把军事科学方面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制订，包括炮兵进攻的方法、夺取制空权的方法、合围敌人的方法、分割被围敌军集团并加以各个歼灭的方法，都归功于斯大林个人。
事情不是这样，所有这些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敌人作战过程中，部队广大军事指挥员深思熟虑和总结经验的成果。
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
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衷心感谢苏联人民，他们为了完成党所提出的战胜敌人的任务，什么也可以放弃，他们废寝忘食，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结合叙述自己经历的各次战局和战役，我还将多次地在本书谈到最高统帅部及其各工作机关的活动情况。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指出一点，即：每一具体战役都有其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作战目的、部队任务和敌人的特征(它的意图、编成、战斗力、兵力兵器配置、机动性以及突袭我军的能力)有关。
各次战役都有其本身的规模，如进攻战役中军队行动地带的宽度、突击的纵深和进攻的速度等，因而各不相同。
我们的每一次战局或战役都要求作到深思熟虑，这包括周密地制定战役企图，准确地规定参战部队的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他们的任务以及与目标及任务相适应的战役布势和战斗队形。
在组织战役时，最高统帅部特别重视搞好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之间以及各军兵种之间的密切协同动作。一切有关协同动作的规定事项，包括兵力兵器数量，首先均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参战方面军的地图上。但这还不够。
在最重要的时刻，最高统帅部代表亲临作战地域，不仅在图上，而且还到现地去就各项任务、具体时间和地区、兵力兵器以及各军兵种的行动方法进行协调，以便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做到万无一失。最高统帅部根据其代表每天关于执行任务情况的报告可以准确地判断战役准备的程度。
需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的主要问题还有：夺取制空权的方法，组织各种侦察，准备情况资料。
军队的指挥受到丫重视。显然，斯大林已认识到战争初期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在派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去前线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时，不止一次地要我们细心观察各司令员指挥军队的情况。
应当说，我军务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有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他们经常牢记自己对祖国、对党应尽的天职，不断顽强地学习复杂的统帅艺术，并逐渐成为精通这门艺术的专家。
我从来没有见到最高统帅部召开过全会。甚至在讨论有三四个方面军参加的极重要的战役和战局时，参加最高统帅部工作的也只有最高统帅约请过的那几名委员或某些在当前战役中负有特殊任务的人。
最高统帅对待最高统帅部的各个委员远不是—-样的。例如，他对苏联元帅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就十分尊重：他称呼沙波什尼科夫只用其名字和父名(这是尊敬对方的一种称呼方式。——译者注)，而且在跟沙谈话时从不提高嗓门，即使不同意沙所做的汇报，也是这样。Б·М·沙波什尼科夫是斯大林准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烟的唯一的一个人。
这样对待沙波什尼科夫是完全应该的。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是我国军事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他既有军事科学的理论知识，又在战略战役问题方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展开的情况下，解除Б·М·沙波什尼科夫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他为负责修建筑垒地域的副国防人民委员，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1941年7月30日，当我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又重新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十分熟悉总参业务，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从而改进了最高统帅部下属的这一主要工作机关的工作。Б·М·沙波什尼科夫本人热爱劳动，善于和群众一起工作，这大大促进了作战军队指挥艺术的提高。特别是促进了总参谋部指挥军队艺术的提高。
遗憾的是，年龄、工作重担，特别是疾病使得他未能做到整个战争期间部在总参谋部工作。1942年5月，他把职务交给了他的非常称职的第一副手А·М·华西列夫斯基，他对华西列夫斯基的评价是很高的。1943年6月，Б·М·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К·Е·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斯大林对А·М·华西列夫斯基特别尊重，华西列夫斯基对战略战役情况的判断总是准确无误。正足因为这一点，斯大林常派他到苏德战线的重要地段上去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战争期间，他作为高级军事首长和深湛的军事思想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斯大林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华西列夫斯基能够以有力的论据使最高统帅确信，在当时情况下，除了采纳他的建议，就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В·М·莫洛托夫也曾受到斯大林很大的信任。当最高统帅部研究战略战役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时，他几乎总是出席的。在他们之间经常出现分歧意见和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最后才得出正确的决定。
最高统帅十分重视А·И·安东诺夫的意见，甚至在他还不是最高统帅部成员、只临时代理总参谋长职务时，就已是如此。在最高统帅部颁发的一些训令上，经常在斯大林的签名之后也有安东诺夫的签名。
我想不妨在这里再谈一谈最高统帅对各方面军司令员和参谋长的看法。据我观察，斯大林最看得中的方面军司令员有苏联元帅К·К·罗科索夫斯基、Л·А·戈沃罗夫、И·С·科涅夫和Н·Ф·瓦杜丁大将。最高统帅最注意的集团军司令员有А·А·格列奇科和К·С·莫斯卡连科(现均为苏联元帅)，坦克兵元帅П·С·雷巴尔科、П·А·罗特米斯特罗夫、Д·Д·列柳申科大将、И·И·费久宁斯基大将。
在方面军参谋长中，最高统帅特别欣赏的有战后成了苏联元帅的Б·Д·索科洛夫斯基和М·В·扎哈罗夫，以及М·С·马利宁大将。
得到斯大林好评的还有远程航空兵司令А·Е·戈洛瓦诺夫空军主帅，红军炮兵司令Н·Н·沃罗诺夫炮兵主帅。一些重要任务，他都是亲自赋予他们的。
在海军将领中，斯大林对苏联海军上将И·С·伊萨科夫的评价是很高的。
这里我还不能不说几句关于А·В·赫鲁廖夫的好话。最高统帅很重视赫鲁廖夫的意见，经常就部队广泛的供应问题同他商量。
不可能把所有得到斯大林信任的人全都列举出来。我想说明的只有一点，即他对这些人都有直接深刻的了解，并且很珍惜这些人的知识和对党事业的忠诚，因此，每当出现特别重要的任务时，首先总是交给这些人去完成。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到战争结束的最后几天为止，我曾经有机会参加最高统帅部的工作，看到了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且同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有过直接接触。可以肯定地说，苏联的军事战略领导是具有极高水平的。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以较短的时间克服了战争初期出现的巨大困难，苏联的武装力量保卫了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从敌人那里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以便尔后以毁灭性的打击使战争胜利结束。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基础之上的苏联军事学术比德国法西斯的战略、战役和战术优越。我最高统帅部深刻分析当前的战略战役形势，准备和采取克服困难的有效措施，并把前后方的力量，整个人民的力量组织在一起，以便最后战胜敌人。希特勒及其同伙们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起了进攻，他们所碰到的是一支新型的军队，是一支以苏联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具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苏联士兵的特征在于他们对本身负有的解放使命具有高度的觉悟，他们随时准备为了自由和祖国的独立，为了社会主义作出自我牺牲。
说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也来谈一谈自己对于法西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看法。正象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希特勒军政领导集团在夺占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后，自以为是地认为，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学术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极端盲目的自信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人种优越这一法西斯思想体系之上的，是建立在已不止一次把德国拉向了灾难边缘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基础之上的。希特勒及其将军们动员的不只是德国而且实际是整个欧洲的全部军事工业，他们把自己的赌注全都压在通过闪击打垮苏联这张王牌之上。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过低地估计了苏维埃国家的人力、物力和潜在能力。
希特勒把“巴巴罗萨”计划破产和其他各次战役朱败的全部过错全都推到了他手下的那些元帅和将军的身上。他说，他们这样平庸无能，实际上无法实现他的“天才的”计划。
希特勒死后，整个情况全都倒转了过来：被指责的人成了指责者。现在他们公开宣称：造成这次战争中德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希特勒，他们对自己积极参与对苏战争的行径却“谦虚地”一字不提，而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却是苏联土地上法西斯德军暴行的直接参与者。
但不管是希特勒制度也好，希特勒的将军们也罢，鉴于他们所犯的罪行，人民的法庭将永远把他们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希特勒统帅部在为实现第三帝国的战略企图而制订对苏战争和战役计划时，非常关心这些措施的严格保密。应当承认，这项任务德军统帅部是完成得不错的。由凯特尔和约德尔领导制订的‘恒情报计划”的实现对德国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种似乎德军正准备入侵英国的假象。在战争开始时，德军的这种做法使得我们当面的整个情况变得十分复杂。
但是，人们很快就已看清，从整个来说，“巴巴罗萨”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这一计划的基本思想，据我们所知，在于包围和歼灭配置在边境军区的红军主力。敌人原指望，只要消灭上述兵力，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再也没有力量来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和高加索了。但是，这些任务，法西斯德军统帅部未能实现。
法西斯德国政府和纳粹军事领导原来错误地指望苏联不堪一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苏联人民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奋起抵抗。这一点，他们很快就在听有的战略方向上感觉到了。
希特勒领导集团竟毫无根据地认为，红军是抵挡不住法西斯德军的，因为领导红军的都是一些现代战争阅历不足的年轻将领。
使希特勒匪军完全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在苏联国上上碰到了一场可以说是在两条战线展开的战争：一方面要同红军的正规部队作战，另一方面还得对付后方有组织的游击队武装。
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的法西斯德军遭到粉碎之后，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已无力应付前线出现的情况。由于主动权业已丧失，德军最高统帅部采取的一些愚蠢的决心，只能加速第三帝国的最后崩溃。
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基础之上的苏联军事科学是保障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住卫国战争期间，军事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并为战术，战役学和战略范畴的极宝贵经验所丰富。；迄今为止，它一直忠实地服务于并将服务于苏军的训练工作和我们伟大祖国国防的巩固。
列宁曾经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战争危险：我们的党牢记列宁这一教导，特别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研究，以便经常使陆海军处于高度战备状态。与此同时，也运用以往战争的经验。我们这些苏军的老战士，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即使在火箭、无线电和原子时代，对于社会主义祖国也是需要的和有用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谈论伟大卫国战争的严峻事态。
第十二章 肃清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敌人
……战争进入了第二个月，被大肆宣扬的希特勒要在最短期间消灭红军、夺取莫斯科和进抵伏尔加的诺言，成了泡影。
但这绝不说明国家面临的危险有任何缓和。不，敌人还在长驱直入，节节胜利。整个苏德战场的斗争很激烈。
斯摩棱斯克会战的结局，对战争的尔后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斯摩棱斯克城市已于7月16日沦入敌手，但是西方方面军的防御阵地并没有崩溃，仍屹立在通往首都的道路上。希特勒的那些惯于在西欧轻易取胜的军官、将军乃至士兵，这时开始产生疑虑和失望的情绪。
而我军的士气则日益高涨。红军总政治部在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于7月中旬向部队下达的两项重要训令中，分析了三周以来的战争形势，要求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作战中，在执行命令中发挥先锋作用。
敌军虽然在莫斯科和基辅方向遭受挫折，但这暂时还不能证明它的虚弱。它的装甲坦克兵团、航空兵以及步兵，还完全能够实施密集突击，使我军遭受严重损失。但敌人此时已不得不谨慎从事，而且已无力在所有的战略方向上实施突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密切注视敌人重要突击的准备和方向，并以我之机动对付敌人的机动。
我同总参作战部长В·М·兹洛宾将军、他的副手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以及其他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当时前线的形势以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认为敌人未必敢冒险在近期内进攻莫斯科。敌人没有作好这一进攻战役的准备，因为他们没有具备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突击兵力。
此外，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所处的危险的战役态势也不能不影响战事进程。因为敌军占领的地区成一条长长的斜线，从叶利尼亚一直延伸到罗加乔夫和日洛宾，而这正是我新近组建的中央方面军部署的地带。诚然，如前所述，该方面军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2个集团军(第13和21集团军)，但是，它的南翼与防守基辅及其接近地的西南方面军相毗连。
我中央方面军因处于对“中央”集团军群威胁甚大的这种态势，所以可用来对该敌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敌人在基辅以南多处进逼第聂伯河，但暂时未能渡过该河。敌主要集团正力图占领克列缅丘格地区。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敌人在该地段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得出了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希特勒当局看来不能也不敢置“中央”集团军群的危险地段右翼于不顾，他们将力图在短期内消灭我中央方面军。
如果敌人得逞，他们就会进至我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粉碎该方面军，然后占领基辅，取得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作战的主动权。因此，敌人只有在消除西南方向对其中央集团翼侧的威胁之后，才可能开始对莫斯科进攻。
至于西北方向，我们认为，敌人将大力加强“北方”集团军群，以便在短期内夺取列宁格勒，同芬军会合，然后也挥师指向莫斯科，从东北方向实施迂回。希特勒当局将力图通过此战役消除我对其莫斯科方向突击集团左翼的威胁。
通过对战场总形势的分析，我们得出了有关法西斯德军当前作战趋势的上述结论。
我经过对所有情况和我军兵力兵器的再三衡量和计算，深信我们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决定立即报告最高统帅。行动一定要快。我们一致认为，准备和实行反措施方面的任何一点延误，都会被握有战役战略主动权的敌人所利用。
7月29日，我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有紧急事情向他报告。最高统帅说：“你来吧。”
我带着一张战略形势图、一张德军部署图，以及关于我军状况、各方面军的和中央的物质技术储备的材料，来到接待室。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在那里，我请他通报一声。他说：“请坐，叫等一等梅赫利斯。”
10分钟以后，我见到了斯大林。梅赫利斯已经在那里。
“来吧，报告你的想法吧，”斯大林说。
我把带来的地图摊在桌上，详细地报告情况，从西北方向一直讲到西南方向。我列举了各个方面军基本损失的数字，报告了编组预备队的进程，详细指明了敌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敌人近期可能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仔细听着。他停止踱步，来到桌前微微俯身仔细察看地图和图上的各种细小注记。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的?”Л·З·梅赫利斯突然生硬地插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德军的行动计划，”我回答说，“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作法。我们的推测是根据对敌重兵集团首先是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和部署的分析作出的。”
“继续讲下去吧，”斯大林说。
“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到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13和第21集团军人员很少，装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警觉起来。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3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1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1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1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Н·Ф·瓦杜丁担任。”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12—15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8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1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Л·З·梅赫利斯挖苦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5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我问道。
我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我本人看来当前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我断然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汇报：
“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
“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我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末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寂。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我的话，但已经息怒了，他十分平静地说：“你去工作吧，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