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风云人物
历代风云人物，站在时代浪潮的顶端，乘风破浪，叱咤风云，建立起一桩桩英雄伟业，名垂青史。他们智勇兼备，运筹帏幄。他们掌控时代风云、旋转乾坤的霸气，破除艰险、纵横捭阖的大派风度，激荡在无数后来人的心胸，激起更大的猛志，更非凡的建树，历史由此而如大河奔流，吞吐日月，代代不已。
惜秋，本名蒋君章（1905－1986），今上海崇明人。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1938年入国民政府中央军委政治部工作，后任国民政府秘书、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总统府”秘书，1955年撰文指责宋子文，被蒋介石以泄密免职。后应聘为政治大学、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蒋氏专长历史地理，晚年还致力于历史人物的撰述，揭发历代风云人物的丰功伟烈与各种际遇,把个人性格、命运与政权变迁紧密关联，对于权力的运行深有体会，而文字深入浅出，人物栩栩如生，时人将其与高阳并称，目为台湾十大作家之一。
隋文帝开国，其军政重臣，有远见卓识，具宰相气度，建立制度，施行政治，皆有非常的功效；而其品德纯正，谦逊不遑，举荐人才，无不尽其所能者，当推高颎为首。隋文帝统一全国之成功，初期政绩之斐然可观，皆高颎之力。但亦屡遭猜忌，炀帝时卒死于非命而为天下人所同情者，亦莫过于高颎。猜忌正色立朝而诛戮有功无过之大臣，隋文父子，如出一辙，隋祚之不久，绝不是偶然的。作者特为高颎作传，深佩其智高识广而又有高尚品德，但应付无道之君，不失其正，为其取祸之由，不能不深为叹息。
高颎一名敏，字昭元，自称渤海蓚人，蓚即修，在今河东景县境，周齐分立时，本属高齐，在他父亲高宾时归周，任周之大司马。周权臣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隋文帝常称高颎为独孤，本此。独孤信之女为周帝的文献皇后。及独孤信被诛，其家属均流窜于蜀，高宾未被波及，但亦无事可做，独孤皇后以宾为其父故吏，故常往其家探视，高宾终于靠了这条路线，又渐入仕途，曾任郡州刺史，故高颎也可以算是宦门子弟。
高颎幼年，明敏而有气度，虽略涉书史，过目而已，未尝深究，而自得其要义，可见其天赋之高。年十七，被周的齐王宪延为记室，周武帝时令其袭父爵为武阳县伯，任内史上士，寻迁下大夫。平齐之役，高颎参加作战，以功拜开府。曾从越王击败温州叛胡，高颎之名因此渐著。及杨坚秉周政，广揽人才。他很赏识高颎的精明和兵略，又多计谋，乃遣邗国公杨惠，引之入幕。高颎慨然从之。高颎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于是高颎遂为杨坚部属，任为相府司录。杨坚之得为周相，是出于两个旧友郑译和刘昉之推掖，郑译时任长史，刘昉时任司马。这两个野心很大的小人，是要利用杨坚的才能来弄权的。但是他们奢侈纵欲，无成事之可能，故杨坚不能不疏远他们。于是杨坚一时无可与商议大事之人，及得高颎，引为心腹，事事咨商于高颎，视为心腹。
杨坚之专权于朝廷，引起许多的反对，坚亦欲一一除去之。杨坚乃以周室将嫁女于突厥为名，召陈王纯、越王盛、赵王盛、代王达、滕王逌至长安，意欲一网打尽之。相州总管尉迟回识破其阴谋，称兵反抗。赵魏间人从之者如水之就下，十日间得众十余万，宇文胄在荣州，石在建州，席毗在沛郡，毗弟罗在兖州，都带兵应之，毕王贤及赵陈等王也都响应，声势极为浩大。杨坚乃以韦世康守并州，巩固前方基地，而命韦孝宽讨之，杀毕王贤，置五王不究，令他们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安其心。
韦孝宽率军至河阳，不敢进。杨坚知诸将号令不一，心意不齐，令崔仲方至前方为监军，仲方以父在山东，不肯就职。高颎见后方重臣皆无去意，乃自请前往，深得杨坚之嘉许。高颎受命即行，连向老母告别，都恐不及，只派人通知其母，谓“忠孝不可两兼”，请母体谅，但他内心颇感痛苦，上路时还歔欷不已。
高颎既至军前，令在沁水上造桥以济军。军既毕渡，乃焚烧其桥，效项羽破釜沉舟故事，鼓励军心，只可向前杀敌，否则退无死所。当高颎造桥于沁水时，逆知尉迟回必在上流以大筏冲桥，故预作大量木狗以阻止之，其军得以由桥毕济，可以说他料敌如神，预有所备的结果。乃合众军，奋力搏战，遂至邺城而破之。尉迟回既败，余军遂皆平定。东方一战而定，虽诸将各有勋劳，但论其首功，自推高颎。在此役之前，高颎虽屡有战功，但都是小敌人，对尉迟回之战，他初临大阵，名将韦孝宽尚有所顾忌而不敢深入。其胆识与勇敢，自此大著。胜利还都，赐宴于卧内，杨坚特以御帷赐之，进任柱国，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荣宠冠于一时。及杨坚为帝，拜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杨坚常称独孤而不加其名。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的地位。
可是高颎并不以功而骄，反而深避权势，荐苏威以自代，杨坚表面上是成全其让位的美德，但其内心亦以高颎功高震主为虑，听其辞职。但当时反侧未定，南朝犹存，且不断北伐，恢复了部分的淮南地区，如高颎这样的人才，他还是极需要的，所以过了几天，他自找台阶，仍复高颎左仆射的职位。他说：“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其去官”，因仍令任左仆射，并令兼左卫大将军。于是高颎、苏威并掌国政，号称得人。虽以突厥犯边，一度令高颎出镇，但边区宁静后，仍还朝秉政如故，且赐马百匹，牛羊以千计，并令经营新都，任为大监，新都一切制度，皆出高颎之手，也深合文帝之意。高颎在朝听事，每坐堂北槐树下，树枝参差无行列，有人建议伐去之，文帝特令阻止，谓“留此以示后人”，其见重之深有如此者，且令其任左领军大将军，仍任左仆射如故。会颎母去世，依礼去官守制，但文帝仅允给假二十日，期满，夺情任官，高颎涕泣坚辞，文帝不许，一若隋廷不可一日无高颎，其见重又如此。
文帝常有并吞南朝之企图，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文帝决兴兵攻陈，以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上柱国宋安公元景山为行军元帅，而以高颎为诸军的节度，位在长孙览与元景山之上。会陈宣帝霸先去世，高颎以礼不伐丧，请罢兵，文帝许之，时萧岩叛变，文帝乃命高颎治兵江汉，为政宽厚，尽得民心，乱平返京。
贺若弼秉承父志，急欲平陈，上十策，文帝颇为动心，以问高颎，高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应以骄兵计及经济战消耗之，他的骄兵计是这样的： 在江南收获时间，微兵出应，扬言将掩袭南朝，陈闻隋兵将发，屯兵防守，农时因而被误，而隋兵并无动静，如是者数次，陈方认为此不过虚张声势而已，不复戒备，因发兵骤击之，这是制造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机会。他的经济战是这样的： 南人屯粮，都在地面的竹庐茅舍，不如北方之储于地下，密遣人渗入敌境，放火烧之，如此数载，使敌方财力俱尽，便易于攻取了。文帝从其议，故伐陈之役，迟至开皇九年，始付诸实施。
开皇九年的南征，是一个庞大的全面作战计划。当时以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荆州刺史刘仁恩、宜阳公王世积、新义公韩擒虎、襄邑公贺若弼、落丛公燕荣等，合九总管九十军，兵五十一万八千，分八路前进： 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这是全面的对陈作战，皆受晋王节制，高颎则为晋王长史，相当于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但进攻建康的主将是韩擒虎与贺若弼，一切军事行动，皆取决于高颎，实际上高颎是这次全面攻陈的总指挥者。关于杨素部之战争经过，贺若弼、韩擒虎等的战争经过，各详述于本传，此处不重复。
韩擒虎首入建康，陈后主叔宝投降，其宠妃张丽华匿于同泰寺（亦称为鸡鸣寺）旁的枯井中，即所谓胭脂井也，但卒被搜获。杨广是好色之徒，久闻张丽华之美，欲纳为嫡妾。高颎不同意，他说：“武王伐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因传命杀之。高颎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但在杨广看来，这是故意拂逆他的意思，因对高颎颇不谅解，此与后来有计划地谋杀高颎，有其密切关系。为了这一小事，杨广对高颎发生嫌隙。由此可知，在猜忌多端的君主下服务，正义立场，实非易事。
胜利还都，高颎以运筹帷幄之功，加授上柱国，进封齐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高颎谦辞，不获许可。文帝因谓颎曰：“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可间也。”按伐陈之役，高颎不过杨广的长史，他不过是一个设谋定计、调度指挥之人，并未带领一兵一卒，何从反起?这是文帝的鬼胎，亦所以聊试高颎。如果真的有人密告高颎谋反，则密告而被杀者何人?文帝当然会说出来的，只字未及，足证其为子虚乌有之事，故文帝对高颎的谦辞，特别下诏慰勉之。诏书说：“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实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权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这通诏书，对高颎恭维之至，但文帝的鬼胎，便是由于高颎的“识见通远、器略优深”，为文帝所不及，亦其见嫉之根源。庸主猜忌能臣，自古已然，杨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高颎建此平陈大功，妒忌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如右卫将军庞昱、将军卢贲崇，都在文帝面前进谗言，陈其短处；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都以水旱天灾，认为宰辅未尽职责之所致，奏请罢免高颎。文帝对此等诬害高颎之人，或疏远，或放逐，仍对高颎信任不衰，尝谓“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虽然如此地明加赞许，但仍无时不作试探与防备，如文帝曾至并州，独令高颎留守，这是一种试探，看看他是否因文帝不在首都而有异动。其实这种试探，诚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帝安然而出，安然而返，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常的事件。文帝返京，自知对高颎猜忌太过分，因赐缣五千匹，赐行宫一座为其居所。高颎之妻贺拔氏患病，文帝遣人慰问，络绎不绝，甚且亲至其家，赐钱百万，绢万匹， 千里马 一匹。其赏赐之厚，实出意外，亦以见文帝对高颎的笼络，可称备至。但是文帝还怕他结合党羽，不利隋室，他最怕的是他和贺若弼结合，因贺若弼尝以平陈之功而与韩擒虎相争，且屡有不平之言。高颎如有异图，与贺若弼联合，可能性最大。因此，常令高颎与贺若弼比较平陈之功孰大。这是挑拨他们二人不和的手腕。但是高颎却坦白地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文帝知道他的挑拨是多余的，因以 幽默 的大笑了结这一场无意义的比功争论，他是十十足足的枭雄。但时人则以谦让的美德赞誉高颎。
文帝见高颎实在无可猜疑之处，仍然采取笼络的方式，以太子勇之女妻其子表仁，和他结一个儿女亲家，前后赏赐，不可胜计，表示更加荣宠。时天空中发现所谓“荧惑入太阴犯左”的现象，术者认为“天文不利宰相”，高颎更感不安，以奏文帝，文帝厚加赏慰，表示毫不介意。实际上这种不科学的迷信，并无可信的意义，不过对妒忌高颎的人，却得到很好的借口。会突厥犯境，以高颎为元帅击破之，高颎拟出白道，入碛追攻之，以兵力不足，请求增援，这又给近臣以高颎将反谗害他的机会，文帝正在迟疑之间，高颎已凯旋而返，谗言自息。
但是高颎终于为杨坚所不喜，而以废立太子为爆发点，其故有三：
其一，太子勇已渐为文帝所疏，其故极为细微。文帝尚节俭，太子曾御蜀锦，又曾以百乐接受百官的新年朝贺，文帝认为奢侈，曾令停止太子的百乐。一个皇太子有这些享受，揆诸情理，也算不得奢华。但文帝因而恶之，实在太过分了。太子为未来的储君，国家的根本，太子勇宽容大度，实无失德之处。文帝之欲废太子，可以说以天下为儿戏。
其二，恶太子者实为其生母献皇后。献皇后之恶太子，更是无理取闹。原来，这个献皇后，生性极妒，文帝素来惧内，宫中稍具姿色的嫔妃，不敢正视一眼，以致愤而出宫，向山谷行走三十多里。会太子之妃元氏病卒，献皇后以为必因太子有内宠，因而深恶太子，密伺太子的行动，候机会向文帝屡言太子当废，应立次子晋王杨广。
其三，杨广故意装作节俭模样，以博文帝欢心。又造谣，谓其妃萧氏有帝后之相，杨广将来必登九王之尊，其言亦为献皇后及文帝所信。
又杨坚之出宫，被高颎、杨素所追及。文帝坚不肯回，高颎谓文帝： 陛下岂可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此言传入献皇后耳中，献皇后因恨高颎，屡在文帝面前进谗谮颎。杨素曾受命营建京城，务为奢侈，由高颎验之，颎报文帝，颇费人力，过于糜废，文帝因恶杨素，杨素因亦怨颎。杨广欲纳张丽华，高颎反对，并杀丽华，杨广亦恶高颎，这许多因素凑合在一起，因此在文帝以废太子之事向高颎询问时，高颎长跪于文帝之前说：“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文帝虽默然，但对高颎之言，显然不能接受。由是献皇后知不去高颎，废立目的决不可达，因而决心要罢免高颎的宰相职务。
会高颎丧妻，献皇后伪装好人，关切高颎，谓文帝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不为之娶?”文帝乃令高颎再娶。高颎流涕而答曰：“臣今老矣，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爱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也。”未几，颎妾生一男，文帝为之大喜，而献皇后则非常不高兴，乘机进谗：“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长舌妇之巧言害人，实在可怕，而昏聩糊涂的文帝，竟信其言，疏远高颎。这种宫闱中谋害高颎之事，是高颎梦想不到的。
时高句丽已进犯辽东，庭议商讨伐辽问题，高颎力加谏劝，文帝不从，命汉王谅为元帅，高颎为长史，率师东行。时正值潦雨为灾，军士多患疾病，隋军不利而退。献后谮害高颎的机会又来了，她向文帝说：“颎本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此役之失利，由于过多的天雨，岂人力所能左右，献后之言，实属无稽之谈，是以巧言害颎而已，而文帝却不加考察，信其为真。汉王谅者，是一个年少而无军事知识的贵族，文帝也顾虑到这一点，故以老成持重而富有军事经验的高颎辅佐之。高颎本人，也以责任重大，处事每以谨慎至公的态度行之。汉王谅每欲有所行动，高颎认为不可者多不用。谅还，泣告献皇后，献皇后反说：“儿见幸，不为高颎所杀。”文帝闻之，也非常不平，对高颎偏见益深。会上柱国王世积以罪诛，此为宫中秘事，但事先泄漏消息，谓得之于高颎处，文帝因而陷颎于罪。朝中大臣如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郡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皆言高颎无罪，反而使文帝更怒，皆命吏审讯之，于是朝臣无敢再言者，高颎竟在莫须有的悲剧中削职为民。
隋文帝既然蓄意把佐命元勋高颎除去，但在良心上却有很重的负担，而且对朝臣与百姓也交代不过去，所以他来一套猫哭耗子的假慈悲。过了些时候，他和独孤皇后到秦王俊的府邸，还召高颎参加酒宴。修养很深的高颎，也免不了心中的凄楚，在歔欷感叹中表现出来，献皇后是一手促成罢免高颎的，但在这一场合，却对高颎流下了眼泪，于是左右皆感动而泣下。文帝还自圆其说地对高颎说：“朕不负公，公负朕也。”更对侍臣说：“我于高颎胜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因此，这次宴饮，充满着不愉快气氛。我们不知道文帝为什么要设这次宴会，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要高颎参与。从他言词来看，他似乎要向天下后世交代这不是文帝负高颎，而是高颎负文帝，但高颎负文帝的事实是什么，他却没有交代，可知他所根据的都是毫无故实地编造出来的谎言和谗言。他也知道没有高颎，他的帝业之成功大有问题，所以他以“儿子”一样对待高颎。但是他对自己已经立为太子的大儿子勇又怎样呢?“高颎解落”，“瞑然忘之”，正足以说明文帝之有计划地谋害高颎。这出假戏，虽然文帝夫妇都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经不起分析，他是得不到“最佳演员奖”的。其实宰相更迭，皇帝自有权衡，时异势迁，功成易相，并不是奇事，可是文帝却来这一套，无怪时人对高颎抱不平，后世对文帝多所讥评了。因此，汉光武帝在国家统一、局势太平以后，把平乱时出力作战的大功臣，都改任为“奉朝请”，国家有大庆典，都邀他们参加，奉之弥敬，这是处置功臣问题的最佳办法，也足以说明经生出身的光武帝待大功臣的厚道。文帝不通此道，处处疑神疑鬼、装腔作势，暴露其浅陋与无智。当时文帝心目中只有杨广、献皇后与杨素等人，高颎去职，杨素继任，而文帝的生命，遂切实掌握于杨广与杨素的手中了。及病中发觉杨广的无礼于陈贵人（宣华夫人），始大骂“畜生岂可付以大任”，要召废太子勇议事，被杨素匿下，矫诏命杨广派人侍疾，文帝即告毕命，临死才知道“献皇后误我”。至死方悟，还比至死不悟之人，略逊一筹。
高颎虽然削职为民，实际上这件莫须有的罪案，并未了结，隋炀帝继位，仍非置高颎于死地不可。实际上高颎恢复其平民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当他初任尚书左仆射的时候，他的母亲曾告诫他说：“汝富贵已极，但有一砍头耳，尔宜慎之！”谦逊而不居功，这本是高颎人格的一部分，重以母训，牢记在心，常恐遭受不测之祸，及解职为民，甚喜可免其祸，心怀坦荡，无愠色，无怨言，逍遥自在地过其百姓生活。
有颎国令者，不知何许人，忽然编造一个谎言，说高颎的儿子表仁曾对高颎说：“司马仲达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颎国令密把这个谎言奏于文帝，文帝大怒，因逮捕高颎下狱，令内史省鞫之。内史省的覆奏，并不据表仁所说的话是否是事实来定谳，但云休咎之事，谓“沙门真觉尝谓颎曰： 明年国有大丧；尼晖复云： 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危，十九年不可过”。这一连串的谎言，分明是进一步地诬害高颎。“司马仲达有天下”云云，正击中文帝心中疑团的要害，他对高颎的防备，就是伯他攘夺隋政权，一如他的攘夺北周政权。但他没有想一想： 当高颎权倾中外时，对文帝忠心不贰，既已为民，又有何可能以攘政权?他更不知道司马懿父子三人掌握魏的兵权，是攘夺魏政权的基础，高颎典兵权时尚对文帝忠心不贰，尽忠职守，唯命是从，既为平民，又无掌握兵权的爪牙（当时掌握兵权的是杨素），有何可能夺取政权。他更不知道要攘夺隋政权的是杨素，杨素曾有“一旦我为天子”之言，他知杨广无道，隋政权寿命不长，俟其恶贯满盈时，他便唾手替代，但是他死得早，至其子杨玄感时始发动叛乱，文帝不疑杨素而疑高颎，真是认错了对象，其昏愚实在可笑。
内史省的覆奏，果然使文帝更怒，他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看他对孔子的批评，更可了解他的无知，有司见罗织已成，乃请斩高颎。不过文帝倒还知道连年杀戮大臣，对天下不能交代，他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年杀王世积，如杀高颎，天下其谓我何？”因再除名为民，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品老百姓了。这次他又死里逃生，真是幸运之极。
最后一关，他却逃不过了，炀帝即位，又征高颎为太常。炀帝是一个声色奢侈之徒，又好音乐弦歌，时下诏搜访故周齐的乐人及天下散乐。高颎还是旧作风，是是非非，一秉至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认为炀帝这一做法，问题颇多，且将引发恶劣的风气，因此上奏说：“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他并不是不知道炀帝是欢喜奉承，不欢喜听到不同意见的；可是高颎职责所在，无法沉默不言，致失大臣风度，玷污他自己的声名。炀帝对于高颎这封奏章，当然极不高兴，但高颎则对太常丞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岂可复尔。”炀帝又发动建筑 长城 ，以御北方的强胡。建筑长城是对胡人安全采取守势，不但消耗帑藏极多，征取民力，更使天下骚动，甚非治国之道。文帝时突厥屡次南犯，皆以武力击退之，初无建造长城的构想，国家亦未受多大的灾害，这是高颎亲身的经验，故颇认炀帝此举为不当。他虽未明白表示反对，但内心甚为痛苦。会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好大喜功的炀帝，以为这是突厥畏隋之威而特来输诚，招待启民，礼仪特厚，高颎颇不以为然，对太府卿何稠表示：“此虏熟知中国虚实、山川险要，恐为后患。”炀帝为政，务求奢靡浪费，声色之好，尤为喜爱，高颎为国家前途着想，颇为忧虑，曾对观王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不料高颎这些忧国忧时的言论，都被密告于炀帝，炀帝不特不加警惕，反以为他是在“谤讪朝政”，因此下诏诛之。其时朝廷都是阿谀的小人，没有一个肯主张公道，为高颎说一句谏诤之词。高颎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牺牲了生命，他的儿子，都被充军到边区受罪，天下人都为高颎称冤，并付以最高的同情，至《隋书》著成的唐初，还是如此。古人有“明哲保身”的格言，为个人着想，这句话却是至理名言，但是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来说，这是太消极了，也太不负责了。高颎的发迹，由于他的智慧、道义和勇于负责的责任心，他的丧失生命，也是由此而发生的结果，其得后世的同情也由于此。以炀帝这块材料，说正话，行直道，是不会有结果，且将遭杀身之祸的。这一点，高颎并不是不知道，但他终于本着责任心而尽忠于职守，我们对他勇敢的负责精神，是非常佩服的。可惜他忠心的对象是文帝和炀帝，不免浪费心力，白白牺牲生命耳。
《隋书》对高颎的批评，可谓恰如其分，兹摘录如下： 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其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生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无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谋及损益时政，颎皆削藁，世无知者。（《隋书·颎传》）其见推于史家如此，至于“颎皆削藁”一事，非《隋书》言及，真是“世无知者”了。他在这一方面所作的“无名英雄”，是归其功于主上的苦心，以如此重臣和忠臣而疑其不贞，无怪天下后世要为高颎称冤了。
最后，作者要提一个疑案，那就是高颎早在文帝时已经削职为民了，炀帝又把他拉出来做官，而又不听他的话，既然不能接受他的意见，何不放他一条生路，让他重做百姓，安度余年?可是炀帝始终不放他走，最后置之于死地，这中间好像有深仇大怨，非结果他的老命不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就作者根据史实来推论，他们二人之间，有两个解不开的怨结： 一个是张丽华的问题，一个是反对废立的问题。炀帝最好女色，张丽华是陈后主最宠幸的妃子，是天下闻名的美人。杨广慕名已久，好容易得到手，高颎时任晋王元帅府的长史，是杨广的僚属，他不但反对此举，而且立予处斩，人死不能复生，这是杨广的心头大恨，而又说不出口。关于炀帝之好女色，试以文帝的唯一宠姬，即陈后主之妹陈贵人，后来封为宣华夫人，炀帝垂爱已久，即在文帝暴毙之夕，宣陈贵人而烝之，照例这是他父亲的宠爱夫人，又当他父亲尸骨未寒的热丧，他悍然做此见不得人的勾当。以此为例，可知他得不到张丽华而怀恨高颎，誓雪此恨，是极可能的。
文帝以废太子勇而立杨广为太子，此事他筹谋已久，好容易布置成功，由文帝提出这个问题，征询高颎的意见，高颎却以“长幼有序”为理由，力加反对，以致延缓了废立的实现。此在献皇后方面，立下除去高颎的决心，是史有明文的，但在炀帝方面，对高颎恨上加恨，非置之死地而后称快，从他重行起用高颎，极可能就是这个动机。他明知高颎以正立朝，看到有损于国家（其实就是隋廷）前途的不合理措施，一定要反对。谏乐是构不成杀高颎的罪名，不能杀他。及其屡议朝政，始加“谤讪”罪名，报其心头的大恨。炀帝对杀死高颎的曲折部署，一如其弑父夺政的曲折部署，其居心险恶叵测，有如此者。作者深疑以炀帝这块材料，似乎还想不出这样精密的计划，那智谋百出的杨素，便有最大的嫌疑了。但高颎虽死于非命，但其成功成仁，历史是不能磨灭的。
隋代名将，文武兼资，有计划行军而善能以少击众者，必以韩擒虎居第一，伐陈之役的完成，结束了五胡乱华以后二百八十五年国土分裂局面，建此首功者，也就是韩擒虎，他的奋斗之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点，作者要首先强调的。
韩擒虎，《隋书》作韩擒而略去虎字，这是因为唐人忌虎，而《隋书》的主持编纂者是唐太宗的大舅子长孙无忌，故作此忌讳，有的地方且有称为韩擒豹的，这大约是因为虎豹连称之故，实为无稽之谈。读者如果看到韩擒或韩擒豹，就是指的韩擒虎。时移世迁，此种忌讳，并无意义，而有使读者误以为韩擒虎、韩擒或韩擒豹为三个人的可能，故作者在此，特别作一说明，以免发生误解。
韩擒虎字子通，本是河南东垣人，后来迁居新安，故亦作新安人，其原籍固为东垣。他是以武成名的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韩雄，在北周时代以武烈著称，官至大将军，曾任洛、虞等八州的刺史，声望极高。韩擒虎幼年，即慷慨有大志，以富有胆略知称于当时，容貌伟岸，气概雄杰，威仪甚盛。他与一般以武起家的子弟，绝不相同，认为武将而无经史的学问基础，难成大器，所以他博习经史百家之学，但以通大旨为主，不拘拘于章句之间，做小人之儒。从这一点看，他颇得诸葛武侯的读书要旨。北周文帝宇文泰见而奇之，令诸子多与韩擒虎往来，以资联络而令多所取法，其见重如此。嗣以军功，拜都督、新安太守，迁仪同三司。其父卒，由韩擒虎袭新义郡公的爵位，已经相当的荣宠了。
韩擒虎首次建立大功，是在北周武帝伐齐之役。大家都知北周武帝是五胡乱华时第三个统一黄河流域的雄主。魏之分裂，东魏的权臣是高欢，篡位后改称齐，西魏的权臣，就是宇文泰，篡位后改称周，即一般历史所称的北周。齐与周互争雄长，各不相下，而齐的力量似较大于北周，但是高欢（神武帝）被高洋所篡称武帝。武帝在位仅十一年，中多变故，国势渐弱，传至太孙昭业，荒淫无度，被杀，立新安王昭文，大杀高帝武帝之裔，齐益弱，传至后主，益昏庸而多内宠。他最相信几个小人是高阿那肱、韩长鸾、穆提婆等，最宠爱一个婢女叫做冯小怜的，立为淑妃，言听计从，朝政更乱。元魏强盛时，屡略淮南，仅为所有。及魏分裂而多内乱，高齐时亦多内乱，南朝的梁武帝（萧衍）与陈宣帝（陈霸先）乘机北伐，恢复了部分的淮南北区，南朝略有起色，对齐不无威胁，后主对此，倒也担心国家的安危。可是穆提婆等却对后主说：“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左右同声赞成，后主大喜，行乐如故，但以梁陈后继无人，这一方面的威胁，总算没有成为大问题。但是宇文周方面，却力量大增，而且志在灭亡高齐，统一黄河流域，高齐朝野，却未加注意，终于被周所灭。
北周武帝曾于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5年），自将伐齐，攻洛阳不克，翌年十月复亲自攻齐，取道河北，攻克平阳，齐兵大溃。这一役，韩擒虎就参加了作战行列，任前锋。与齐将独孤永业相持于金墉城（在今河南洛阳县界）。韩擒虎以齐政紊乱，齐主荒淫无度，齐覆亡在即等理由，说降独孤永业，兵不血刃而下金墉城，遂启北攻晋阳（太原）的大门，周师之得以迅速攻取晋阳，韩擒虎实居首功。金墉既得，周师遂趋平阳，晋阳（齐都）已危在旦夕，但齐后主却与冯淑妃等冶游于 天池 （在今静乐县东北一百四十里，时属忻州），后方告急文书，一日三至，但丞相高阿那肱却匿而不报，他的理由是“大家正为乐，边鄙小事，何急奏闻”。周师已克平阳，始告后主，冯淑妃请更猎一回，后主从之。至十一月，后主始率兵还攻平阳，但为周将梁士彦所拒，周武帝亲率援兵，大破齐师，遂入晋阳。后主走邺，高阿那肱降周，引导周师追至邺城，后主等均被俘，全族被夷。后人有诗讥刺之曰：“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类似的事件，曾发生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之役。时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在北平，电影皇后胡蝶亦在平，张学良参加舞会，正在兴高采烈之际，而日军进袭沈阳北大营之紧急军报至，左右以此消息授张，张不乐，拒阅，如是者三，张始知沈阳事变之消息。诗人马君武以诗讥之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一场。”灭齐之役的首功，当为韩擒虎，论功行赏，进上仪同，拜永州刺史。周齐火拼时，南朝的陈军也乘机北伐，进逼光州。韩擒虎以行军总管的职务，独力破之，这是他又一次的汗马功劳，此一军功，遂启杨坚并吞南朝的企图。韩擒虎被任为利州刺史，后迁庐州总管，就是平陈的准备。
陈军的北伐，是数路并进的有计划行动。陈将甄庆、任蛮奴、萧摩诃等，分途并进，互为声援，先后突入边区（江北），但皆为韩擒虎所败，陈军为之气馁，在南军心目中，韩擒虎成为他们的克星，闻其声名而震恐。
杨坚之并吞南朝的计划，是出之于高颎的主意，杨坚建立隋政权后，就想进攻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问计于高颎，高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先行对陈作经济战，消耗陈的国力。他建议说：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定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备。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隋书》卷四十一列传六《高颎》）隋文帝从之，积极进行对陈作经济破坏战。
但在陈的方面，自陈宣帝（霸先）去世后，传位于不辨菽麦的宝贝儿子陈叔宝，这就是陈后主。敌人方在处心积虑地破坏陈的经济，减弱其作战力量，而陈后主，反荒淫无度，大量消耗国帑，大造宫室，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各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皆以沉檀为建筑材料，饰金玉珠翠，珠帘宝帐，所有服饰玩具，都是瑰丽绝伦，奢靡为旷古所未有；其下更积石为山，引水为池，种植各种奇花异卉。他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妃居望仙阁。以宫人袁大拾等为女学士，尚书令江总不理政务，日与文士十余人侍宴后庭，称为狎客，而使诸嫔妃、女学士与狎客，赋诗作乐，以尤艳丽者谱以笙歌，《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皆其名著，君臣酣歌，通宵达旦，嫔妃中最受宠幸为张贵妃丽华，每有章奏，后主常置妃于膝上而共决之。这种以国事为儿戏的作风，与隋的励精图治，恰成反比例。后主又最忌闻过失，有谏诤者辄被杀，陈廷真成为小人当道的禽兽世界。
隋文帝开皇八年（公元588年），认为灭陈之时机，业已成熟。乃以晋王广为淮南行省尚书令，以高颎为长史，出六合，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均为行军元帅，秦王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厚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皆受晋王节制，总兵力九十五个军，人数达五十一万，旌旗蔽空，舟楫横亘达数千里，这是一次兵力浩大的对陈总攻击，而陈方政治既如此腐败，兵力更为薄弱，将帅都“起自行伍”，不知行军对敌为何事，实际上隋廷真高估了陈的作战能力，有类于以牛刀来杀鸡，不免小题大做了。
隋军虽如此分路向陈进攻，但实际建灭陈之功者，只韩擒虎与贺若弼二人。韩擒虎自庐州（合肥）向南京进攻，采取以精兵作迅速行军的策略，他亲率五百人，深夜渡江，径攻江右重地的采石矶，一鼓而克之，直趋姑孰（安徽当涂），半日而拔，遂进次新林（江宁西境），江南父老闻韩擒虎兵至，相率至军门求见者，昼夜不绝，其威望为敌境人民所信服，由此可知。建康知韩擒虎军已至新林浦，乃大惧；而敌将樊巡、鲁世真、田瑞等又相继来降，建业西方已无敌军。杨广以韩擒虎之捷报，奏闻文帝，文帝大悦，大宴群臣，表示胜利在望的庆祝。杨广又遣行军总管杜彦增援韩擒虎，步骑二万，直趋建康。陈后主遣领军蔡征守朱雀航（江宁南）。蔡征所部素闻韩擒虎的威名，其军不战自溃，任蛮奴本任抵抗贺若弼军的，兵败，降于韩擒虎。时韩擒虎以精兵五百径取朱雀门，守将欲战，任蛮奴遥谓之曰：“老夫尚降，诸君何事?”守军遂各散走。韩擒虎遂入台城，执陈后主，张丽华匿于枯井中得暂免。今台城下鸡鸣寺（梁称同泰寺即侯景囚梁武帝处）旁有枯井，称为胭脂井，相传即为张丽华匿居处，则不知其所据了。贺若弼向建业进军，在蒋山（即紫金山）下与陈军相遇，发生激烈战争，故入城较韩擒虎为迟，及其从北掖门入城，韩擒虎已擒叔宝矣。故贺若弼之功，无疑次于韩擒虎。
杨广以捷报上奏文帝，文帝乃下诏给杨广说： 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息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以欣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隋书·擒虎传》）又特别下诏，褒奖韩擒虎与贺若弼说： 扬国威于万里，宣朝化于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扩清，专是公之功也，高石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逖听前古，罕闻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遥，相思之殷，寸阴若岁。（同上）由此可知隋文帝之如何重视韩擒虎与贺若弼了。的确，这一结束我国分裂局面而重归统一的大胜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是开皇九年的事。
韩擒虎与贺若弼班师回京，面谒隋文帝，贺若弼却在文帝面前争功。贺若弼自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略不交阵，岂臣之比?”但是韩擒虎却理直气壮地说：“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死伤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按贺若弼违令先行进兵，杨广证明此事，则贺若弼本已有争功的企图，是很明显的。他先期进兵，也并没有使陈军集中于东路而减少西路的防御兵力，这也是事实，因为陈军本是专防东路而疏于防守西路的，这也许是杨广驻节于扬州之故，造成陈军专重东路的防守。西路空虚，使韩擒虎得以长趋建康，仗其威望，百姓归附，部队或降或散，而竣此大功，兵法以不战而胜为上策，韩擒虎所采取的便是上策。贺若弼以作战取胜，便是中策了。我们平心而论，从这一史实，足以说明韩擒虎有大将之才，而贺若弼则不过战将而已。但贺若弼军令森严，较胜于韩擒虎。韩擒虎一路行军前进，未闻有扰民之事，从江南父老纷纷进谒军门一点来看，其军纪也很严明的。不过既入建康以后，其部队有淫污陈宫之事发生，难免于胜军入城军纪欠明的瑕疵，不如贺若弼的秋毫无犯了。这里有一点难以解释的史实，那就是高颎是进攻六合的。自六合渡江，可以直扑建康，以高颎之能，他之首拔建康，是大有可能的，但是高颎并没有这样做，其故何在?颇难索解。意或高颎有让功于韩擒虎与贺若弼之意愿乎?如果作者的看法不错，那高颎之高，可以想见了。按贺若弼之被任为东路军职，也是出于高颎的建议。
隋文帝对二将争功，采取折中办法，他认为他们二人俱合上勋，都进位上柱国，各赐物八千段，但韩擒虎以其部属有淫污陈宫之过，被人检举，故未有爵邑之赏。文帝之善于调处，由此可知。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根据《隋书·韩擒虎传》之考证： 先是江东有谣，歌曰：“黄班青总（应作骢）马，发自寿阳语；来时冬气末，去日春风至。”大家这么唱，其意义若何?都不明了。《隋书·五行志》云：“擒本名擒虎，黄班之谓也。”平陈之役，韩擒虎骑的是青骢马，其来的地方是卢，属寿州，来的时候，是开皇八年的冬天，去的时候正是开皇九年的春天。正与民谣之歌的内容，完全相合。韩擒虎建立平陈首功，殆有天数欤?不过话得说回来，假使当时贺若弼是庐州总管任西路，而韩擒虎则任吴州总管，任东路，那这一页历史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其间幸与不幸莫非也有天数存在其间了吗?但就人格修养而论，则贺若弼远不能比韩擒虎。故韩擒虎得以勋业善终，而贺若弼则屡遭严谴，不得善终，此事留在《贺若弼传》中另作说明。
平陈以后，隋的问题，是在北方的胡人之南下。五胡乱华时，突厥东进，放牧于河套一带，形成对隋的威胁。江南既平，隋势强大，突厥不敢轻犯，其酋特至隋廷庆贺，表示修好。隋文帝特别问他：“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酋答：“闻之。”文帝因召韩擒虎至前，命突厥酋见之，指着擒虎说：“此是执陈国天子者。”韩擒虎突然回顾，睁目视之，精光直射，英气迫人，突厥酋顿感惶恐，不敢仰视。盖其威容已慑胡人之心了。文帝至此，乃封韩擒虎为寿光县公，食邑千户，平陈之功，至此始获封爵之赏，但并无痕迹，文帝真是一个有心人。在应接突厥酋的时候，文帝发现韩擒虎足使突厥生畏，因拜行军总管，屯驻金城（兰州），旋迁凉州总管，皆所以防御北方胡人之来犯。数年之间，北方果然平静无事。文帝因召他还京师，宴于内殿，恩礼之厚，冠于一时。
关于韩擒虎的身后，有一则传奇性的故事，值得一提。韩擒虎回京后，邻有老媪，常见韩擒虎之门，威仪庄严，有类王家气概，且有守护之侍者。媪怪而问之，其中有人答称： 我们是来迎王的，忽然一切都不见了。后来有一个人害了严重的病，忽然起来，狂奔至韩擒虎府邸，要求见“王”，问何王?曰阎罗王。擒虎闻其人将受挞，特止之曰：“我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未几患病而卒，年五十六岁。按阎罗王为阴间审理人死后的鬼魂功罪之说，相当普遍。四川巫山且有规模宏大的阎罗殿，人鬼之间，且划分阴阳界，据说商人售货收钱，必置一水盆，以钱置水中，浮者拒之，沉者收之。此殆为神道设教之意，戒世人不可做恶事，不可以无人所知而胡作非为；其一切功罪，阎罗王都清楚地记在账上，死后将做公平而严格的审理，除受酷刑外，且将受来生变牛变马的处罚。各地城隍庙也都设有森罗殿，表示此种惩罚是极普遍的。韩擒虎生而为英，死而为神，是亦我国传统的民间崇拜善良之意，未可以迷信视之。
韩擒虎既卒，由其子世谔嗣爵。世谔倜傥骁勇，饶有父风。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他竟受杨玄感的利用，参加叛乱；玄感败，被执，将由隋帝亲加处理。时隋帝在高阳巡视，将送行在。世谔在途中，日日沽酒，非大醉不止。或问其故，他说： 我死在目前，不醉何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也渐渐以酒享押送之人。这些人头脑简单，以为世谔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也慢慢地饮酒至醉，世谔遂乘间脱走，匿居深山，不知所终。其人机智之高，由此可知，但是误入歧路，遂使韩擒虎的兵学，无法显于后世，直至他的外甥李靖，始得薪传，成为唐代开国的首席名将，且有六花阵的发明，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隋廷对世谔之罪，未闻有何追究，殆亦念其功在国家，故不了了之耳。
韩擒虎既是世家，又在隋廷屡建殊功，深受宠信之荣，其家人亲故之可以胜任大责重任的，都量材使用，显赫于时者，颇有其人，这不是任用私人，而是“内举不避亲”之遗意，他们也真能各尽其心力，为国家效命，因略述诸韩对隋的贡献于后。
韩僧寿是韩擒虎的同母兄弟，《隋书》以“母弟”称之，一说是韩擒虎的娘舅，但从《擒虎传》之下说明是他的兄弟，知其为同母兄弟之简词。玄庆是韩僧寿的字，从小以勇力著称，周武帝时已显露头角，曾任侍伯中旅下大夫，已受重视。杨坚执政时，曾从韦孝宽讨尉迟回，战功卓著，因授大将军，封昌乐公，食邑千户。隋文帝既接位，拜安州刺史。时韩擒虎已任庐州总管，隋文帝恐其兄弟二人同在淮南，于心不安，因转任熊州刺史，寻改任蔚州刺史，蔚州就是现今河北省的蔚县一带地区，是胡人南下的要冲，置韩僧寿于蔚州，是要他担任北疆防卫的责任。僧寿不负朝廷寄托之重，以行军总管袭击突厥于鸡头山而破之。不知道因何事故而免职。以常情推之，是隋文帝恐其兄弟同握兵权，有所顾忌之故。但是继任的刺史，不能恪尽防胡重责，因恢复其原职。突厥知韩僧寿复任，惧而不敢南下，边境赖以安宁。开皇十七年，移屯兰州，其主要责任，仍在备胡。由此，可知国家统一以后，韩擒虎兄弟对隋的主要贡献，是在防御北方的突厥。开皇十八年，高丽乘五胡乱华与南北朝对峙的混乱局面之余，仍北进辽东，为患东北，时朝中宿将之能征惯战而有常胜之功者，仍以韩僧寿称最（时擒虎已卒），乃移僧寿为领行军总管，事平之后，转任检校灵州总管事，与杨素合力进击突厥，又大破之，进位上柱国，封江都郡公。由此，可知韩擒虎在日，兄弟二人虽同掌兵权，同立伟大的战功，但除声讨尉迟回之役外，没有在同一战场作战，隋廷对韩氏兄弟是一直在作防范的功夫。就他们兄弟二人的行谊来看，这种防范是多余的。他们兄弟二人每在立功之后，无故免职，欣然下台，但在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又席不暇暖地出任艰巨，为国家效力如故，后世的郭子仪差可相比。
炀帝即位，改封韩僧寿为新蔡郡公，即不再重用，此对韩僧寿来说，功成身退，并不以得失为怀。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北巡太原，忽然想起要韩僧寿同行，僧寿自然照办。时有京兆人达奚通之妾王氏，正在太原事歌舞业，其歌唱甚受一般人所欢迎，朝臣多往观赏者，韩僧寿亦与其列。炀帝遂借这一罪名，免僧寿职。由是可知炀帝对先朝名高望重之勋臣，早存去而甘心之意，此在僧寿来说，更不萦心。炀帝是以善妒出名的，当时有诗人薛道衡者，曾赋“空梁落燕泥”之句，时人以为佳句，无人可及。炀帝借故杀之，刑后还说： 看你还能赋空梁落燕泥之句否?其心胸之窄，由此可知。其免韩僧寿职，盖出于同一妒心。既而悔之，仍复其位，其实新蔡郡公之名义，对韩僧寿来说，正是无足轻重的。大业八年卒于京师，享年六十有五，其能善终，完全是他胸怀宽坦，得失均无所谓的恬淡心情之故。
韩洪字叔明，是韩擒虎的季弟，自少即以骁勇善射、膂力过人著名，真不愧为将门之后。北周时即任侍伯上士，以军功拜大都督，可谓少年得志的军事将领。杨坚秉周政时，参加声讨尉迟回的战役，相州（彰德）之攻破，韩洪建功甚多，加上开府，封甘棠县侯，食邑八百户。杨坚即帝位后，晋爵为公，授骠骑将军，盖以霍去病拟之。当时韩氏三兄弟皆以军功著称，位皆封侯，天下荣之。
平陈之役，韩洪服役于晋王杨广军中，授行军总管，并未参加韩擒虎军作战。陈平，杨广大会将士，猎于蒋山。其时的蒋山，是陈后主的围猎场，畜有猛兽，诸将都畏惧不敢前进。独韩洪驰马而入，发矢射猛兽，应弦而倒，参加行猎的陈朝将帅，见此情状，无不叹服其神勇与神射，杨广大喜，赠缣百匹，进为上柱国，稍次于其长兄的班位，并即拜为蒋州刺史。时南方未靖，故数岁后，迁任廉州刺史，岭南赖以安宁。
其时，隋的大患，是北方的突厥屡为边患。隋政府既以韩擒虎以行军总管驻屯金城，朔州（雁门关外，今称朔州，即汉代的马邑）方面，地位更为冲要，并无适当人选，担任这一方面的军事重职，以韩洪骁勇善战，乃调任检校朔州总管事，未几转任更北方的代州总管。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突厥达头可汗，率众犯边，韩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虽众寡悬殊，但韩洪奋战不退，恒安之役，被突厥包围，韩洪四面搏战，身被数创，仍拼斗不已，虽杀敌甚多，而韩洪所部，伤亡亦众，乃思溃围之计，诡与突厥言和，围稍弛，韩洪乃率众突围而出。隋廷检讨功过，大将军刘隆处死刑，韩洪与李药王削职为民。恒安地望，无可查考，但后来炀帝北巡，至长安附近，看到白骨盈野，未加收埋，以问左右，左右答称： 此为昔日韩洪与突厥鏖战处也。由此可知恒安已在长安附近，突厥盖已深入渭河中流了。炀帝伤之，命收葬骸骨，由五郡沙门诵佛超度，复拜韩洪任陇西太守。
时朱崖（海南岛）万昌作乱，隋廷命韩洪以原职往岭南进讨，平之。既北归，万昌之弟又乱，韩洪再度奉命往讨，旋即平定，即将率师北还，而韩洪不堪劳累，竟患病卒于军中，享年六十有三。
隋代名将，韩擒虎与贺若弼并称。贺若是复姓，弼字辅伯，是贺若敦之子，河南洛阳人。贺若这个姓，我国历史上所少有，就其籍贯来研究，极可能是元魏汉化以后改从与汉姓相近的姓，其祖父可能是鲜卑籍。贺若敦以武烈著称于当时，曾任金州总管，为宇文护所忌而被杀，宇文氏本为西魏的权臣，自宇文颢而宇文护，都掌西魏的军政大权，颢封邰惠公，护封晋荡公。贺若敦与宇文护同仕西魏。宇文护专权跋扈，北周孝愍帝以冲龄践帝位，不能亲政，中外大事，悉决于宇文护，曾三弑西魏王，至宇文泰而称帝，是即北周文帝。贺若敦大概是一个心直口快而又富于正义感的武人，对宇文护之所作所为，颇多疵议，因而遭忌被杀。临刑，告其子弼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自刺其舌，出血，以慎口诫弼。从这一史实来看，可知贺若敦是一个抱有统一中原的有志之士，由“吾以舌死”一点来看，可知他是常有对宇文护不满的批评的。
贺若弼颇有父风，自幼便慷慨有大志，娴习弓马，骁勇善战，博习书记，也很能属文，因有重名于当世。北周武帝时尝与上柱国乌丸轨议论太子之为人，都认为太子非帝王之器。贺若弼并没记得他父亲临终给他的遗训，又在多嘴多舌了。这位乌丸轨虽然身为上柱国，也许他对国家大事过分热心，也或许他是沉不住气的直心肠人，他并未多加考察，或候机会探看一下周武帝对太子的印象，然后决定是否应该进言。他冒失地直接向武帝陈述他对“太子非器”的观感，而且还说明贺若弼也同此看法。武帝即召贺若弼讯之。贺若弼此际忽然谨慎起来，他想到太子是国家之本，不应轻易动摇，而且还恐怕太子一旦即位，有祸及于身的危险，因此，诡作违心之论，谓“太子德业日新，未睹其阙”。武帝默然，弼退，乌丸轨责其口不从心。贺若弼却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后来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实在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乌丸轨竟被杀害，而且还杀了他的叔父齐王宪和宇文孝伯，特作《刑经》，密伺左右，滥施杀戮，广收美女充后宫嫔妃，同时立五个王后，严禁天下妇女施脂粉。杨坚之女，即为五后之一，性颇贤淑，并无妒心，为其他四后所敬仰，宣帝反而恨她，曾迫令自尽，赖其母独孤氏叩头至流血而得免死，但仍愤愤地说：“必灭尔家。”宣帝尝因过受父严责而被杖，留有疤痕，父死，指疤痕而骂其父曰：“死已晚矣。”由此，可知乌丸轨与贺若弼疵其非人君之器，倒是对周武帝的一片忠心，但贺若弼的答词，不但出卖了乌丸轨，而且显示他对武帝的不忠。其实武帝对他的太子，并不满意，所以听到乌丸轨的谏言，以问贺若弼，假使贺若弼也同乌丸轨的说法，太子大有被废的可能，北周的王朝也许可以延长若干时期，也未可知。贺若弼一念之私，对周来说是不忠，但对杨坚来说，却是造成其建立隋政权的机会。但是这一史实，足以说明贺若弼的人格是有问题的。
北朝既分裂，周齐又相互攻击，势稍弱，南朝的陈霸先（陈宣帝）乘机取淮南地甚广。周以韦孝宽为将，攻拔失地数十城。贺若弼即随韦孝宽军南征，献替谟猷，功绩极多，因拜寿州刺史，封襄邑县公。在此以前，未闻贺若弼有军功的建树，此盖初次临大敌，以一个没有战争经验，跟久著军功的宿将共同作战，而能献计定策，收功疆场，可知贺若弼在军事方面的天才。
杨坚为相，贺若弼时驻军于邺城附近，由于他对“太子非器”的私下评议，杨坚恐怕他效忠周室，与尉迟回共同作乱，因遣长孙平驰往代之。贺若弼闻名交代，足证其未有反意，从后来的史实看，他是要实现他父亲平定南朝陈的遗志，谁能够使他实现其志的，他就听命于谁。这种内争，他是没有兴趣参加的。杨坚既建隋政权，即有南征之意，因高颎的建议，先瓦解陈的经济。此计奏效，乃定计伐陈，东路主将，未得其人，乃商诸高颎。高颎说：“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文帝因拜贺若弼为吴州总管，独当东路攻陈。他与寿州总管源雄，并称东西重镇。贺若弼意气豪迈，曾与源雄相约曰：“交河飘骑幕合浦营，勿使骐上无我二人名。”因献取陈“十策”，文帝称善。他的“十策”，史所未传，以理推之，当为平陈的经国大计。文帝为了贺若弼的献策，特别赐以宝刀，擢任行军总管。
贺若弼行军的第一目标为京口，就是现今的镇江，与 扬州 （江都）隔江相对，扬州即晋王杨广的大本营所在。弼将渡江，亲自持酒，对江（长江）而祝曰：“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剪暴，上天长江，鉴其若此，如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他的豪气，直可与祖逖击楫渡江相媲美，同为千古佳话，他的决心灭陈，由此可知，真不愧为贺若敦之子，而善于继承遗志了。
贺若弼既至前方，对陈军先以疑兵计绐之。他常常对江岸防军，施以换防。换防就是把新的防军接替旧的防军。新防军到达防地，大列旗帜，营幕遍野，陈军看到了，以为隋兵增防，必将对南岸陈军施行攻击，于是也积极增兵防守。已而察知旧防军撤回，因知其为换防性质。如是者多次，陈军视为常例，不再紧张。但是正在陈军松懈的时候，贺若弼突然增兵渡江直扑京口，在陈军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贺若弼很轻易地占领了这个建康东方的重镇，而且还俘虏了陈的南徐州刺史。于是一路向西，直攻建康，军令严肃，秋毫无犯，有军士向民间沽酒者，贺若弼立即将他正法。故贺若弼的军事行动，民间可谓七鬯不惊，甚得一般民众之爱护。
可是贺若弼进攻建康，并不如攻克京口的容易。建康的最后屏障是紫金山，当时习称蒋山。京口之役后陈军集结于蒋山，作最后的抵抗。贺若弼进攻，屡被击败，一时无计可施。但贺若弼察知陈的蒋山守军，已有再衰三竭的情况。时弼军屯于白土冈，陈军鲁达、周智安、任蛮奴、田瑞、樊毅、孔范、萧摩诃等，严阵以待，田瑞首先犯弼军，弼虽予击败，但鲁达等继之，弼军反被击败，屡次退却。陈军在屡次胜利后，颇有骄气，士卒且有惰状。贺若弼在屡却之后，激励将士，亲自督战，士气大振，在多次肉搏下，陈军不支，任蛮奴走降韩擒虎，萧摩诃被俘。贺若弼将斩萧摩诃，萧颜色自若；贺若弼壮之，立即释放，且礼遇之。此举更加瓦解了陈军的士气，因得直扑北掖门。时韩擒虎已定建康，俘虏了陈后主叔宝。韩军遂开北掖门，迎贺若弼入城。贺若弼因呼陈叔宝至前，叔宝惧祸，惶恐战栗而流汗不已，向贺若弼再拜求生。但贺若弼抚之曰：“小国之君，当大国之卿，拜，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但是贺若弼的内心，却非常恚恨，以未能亲执叔宝，功次于韩擒虎，认为莫大的遗憾。因挺刃而出，不平之气，见于行动中，自此与韩擒虎不睦。他虽然知道克陈之功在韩擒虎之下，但在隋文帝面前，却以力战为名，与韩擒虎争功，其气量之狭窄，表现无遗了。晋王广将责贺若弼违令先期作战之过失，及见贺若弼亦立大功，遂舍而不问。
隋文帝对贺若弼与韩擒虎争功，心知其非，但仍宽容之，韩擒虎有纵容士卒，污乱陈宫人之过，虽有首功，未有爵赏，但称其功，赏以物而已；而对贺若弼则劳之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殿，赐坐，赠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晋爵宋国公，食邑三千户，并赠以宝剑、宝带、金瓮、金盘各一，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并以陈叔宝之妹赐贺若弼为妾，拜右领军大将军，未几转左武候大将军。赏赐之厚，远过于韩擒虎，韩擒虎并不在乎，而贺若弼则大有神气活现之骄色。隋文帝并拜贺若弼之兄隆为武都郡公，弟东为万荣郡公，并任列将刺史，人皆荣之，而贺若弼则骄矜益甚，以为功盖朝臣，宰相非他莫属，家中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绮罗香者以数百计。隋文帝乃富于心机之君，但对克陈首功的韩擒虎淡然处之，而对贺若弼则荣宠有加，赏过其功。以情理推之，殆以韩擒虎人格高尚，易于制用；贺若弼则心胸窄小，故加其荣宠，实以骄之，以便后来有词可借而除之耳。贺若弼因以功居第一而益骄，以为宰相非他莫属。
时杨素为右仆射，与高颎同为宰相。以宰相自期的贺若弼，仍任将军，甚为不平，形于词色，乃被免职。其后数年，且下狱论罪。文帝还假惺惺地对他说：“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唯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言“弼怨望，罪当死”。文帝还念其旧功，除名为民。这是小人得志的下场，诚不足惜，但恣其骄纵者，实文帝有计划的安排。不过文帝还以削除勋臣，恐为后世所讥，故岁余以后，仍复其爵位。贺若弼得此教训，应该自知检讨，痛改前非，但其志大言大，终不悔改，终于遭到杀身之祸。
文帝既复贺若弼的爵位，使他仍有空名位，实际上无兵无权，不足为患，故朝廷每有宴会，常使贺若弼参加，因此，贺若弼误以为文帝对他的宠信不衰，雄心复炽，不知道他的雄心，正是他杀身之祸的张本。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文帝召王公大臣宴于仁寿宫，令贺若弼为五言诗，诗中仍多怨愤之词，文帝亦宽恕之。
会突厥酋入朝，文帝令他射箭，一矢中的。文帝念朝中诸臣能与相比者唯贺若弼可能有把握，乃令试射。贺若弼再拜受命，祝曰：“臣若赤诚奉国者，当一发破的，如其不然，发不中也。”由此，可知贺若弼对隋政府的忠心是没有问题的，其病实在修养不足，好作大言，自以为了不起，而以“功高”不得其位而已。乃发矢，固然一发而中，文帝大悦，谓突厥酋曰：“此人天赐我也。”这一句话的称许，使贺若弼更为得意，增加了他的骄气。
时杨广尚在东宫，一日，杨广召贺若弼要他论评当时的将帅之能。杨广说：“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他自大的老毛病又发了，他说：“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杨广又问他： 到底谁是大将?贺若弼再拜而答曰：“唯殿下所择！”他以大将自诩，并没有想到杨广问他的隋廷大将只提三人而不提他，已有轻他的意思，他反而对这三个人都有不良的批评，自认为他是隋廷的唯一大将，意在杨广捧他一句，而不知杨广妒忌心更重；他的希望完全落空，而且得到的反应非常恶劣。但他一点也没有感觉，还很得意，更自大了。很奇怪，他对周武帝的太子认为非人君之器，似乎有知人之明，但对文帝父子的认识，却如此差劲，以吹牛和奢靡来炫耀他自己以争名位，诚不智之甚。
杨广继位而称炀帝，虽心恶贺若弼，但表面还对他重视。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为了突厥问题而北巡榆林，仍命贺若弼随行。他建了一座可容千人的大帐幕，召见突厥启明可汗，意在充壳子，摆场面，也有他的用心，但贺若弼又在发牢骚了，以为太奢侈了；他又和高颎、宇文等议论得失。隋炀帝可不同隋文帝那样宽宏容物了，况且又有杨素在暗中害他。因此，他的议论被人所奏，炀帝怒，因而杀之；妻子为官奴婢；他的僚属，都发配边区；子怀亮初亦为奴，后并被戮。他父亲临死时告诉他两件事： 一件是灭陈，他做到了；另一件事是不可多嘴多舌，甚至引锥自刺其舌而出血，要他以此为炯诫。可惜他对他父亲的戒言，完全置之脑后，仍以多嘴多舌遭杀身之祸，而且祸及妻孥与僚属，可谓惨矣。
韩擒虎与贺若弼同为隋代名将，但优劣悬殊，史实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但是《隋书》对他们两人的批评，似乎对贺若弼多恕词，而对韩擒虎之得以全终，认为是侥幸，颇失其平，请读《隋书》史臣所作之评论： 夫天地未泰，圣哲启其机，疆场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汉室韩、彭，代有其人，非一时也。自晋衰微，中原幅裂，区宇分隔，将三百年。陈氏凭长江之地险，恃金陵之余气，以为天限南北，人莫能窥。高祖（隋文帝）爰引千龄，将一函复。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虎奋发贾余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瞩骇电，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之天道，或时有废兴，考之人谋，实二臣之力，其倜傥英略，贺若弼多武毅雄威，韩擒虎称重，方于晋之王杜，勋庸绰有余地。贺若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其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矣。韩擒虎累世将家，威声动俗，敌国既破，名遂身全，幸矣。这一段评论，可议之处有四：
其一，陈氏凭长江之险云云，其谬误处在不知天下之形势。“守河必于河北三府、守江必于淮”，此虽是后人之结论，但亦从史实而来。三国时代，孙权据有江南地区，但庐为曹操所有， 襄樊 亦在曹魏之手，孙权之屡与曹魏争庐（合肥）而不能得，是江东的重大威胁。淝水之战，晋军获胜，是保障江东之唯一转捩点。梁陈时代，江北地区几全为北魏所占，长江已失其江东的天险了。隋军南下时， 扬州 已成发动对陈攻击之大本营，更何有乎“凭长江之地险”，更谈不到“金陵之余气”。
其二，隋军既据有扬州与庐州，则建康政府之守御，应东西两路并重，而陈军只知重东路而忽西路。采石矶为西路的重镇，而陈军并不知道采石矶之得失对建康之安危，并不亚于京口，因此陈军对采石矶之防守，并不重视，韩擒虎的轻骑仅五百人耳，乘夜渡江，采石矶守兵皆醉，韩擒虎占此重镇，竟兵不血刃，虽属一时之幸，但其行军之迅速与行动之保密及其智勇之足多，不可加以抹杀。
其三，贺若弼之东路军事行动，并未产生陈军减少西路兵力的影响，发兵于比较辽远的基地，而能先至建康，生擒陈叔宝，并未得到贺若弼的助力，史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明显地说，韩擒虎之占建康，仅凭他的智与勇，与贺若弼无关，即无贺若弼蒋山的胜利，韩擒虎已完成建康的占领了。连贺若弼都认为平陈之功，他不如韩擒虎，其以蒋山之战来争功，可谓无理取闹，也可以说他是在恼羞成怒之余的意气之争。韩擒虎功在贺若弼之上，而赏在贺若弼之下，他不服贺若弼争论的理由，但亦仅作申辩而已，对文帝之加重封赏贺若弼并无任何怨言，足证其修养远在贺若弼之上。所谓纵其部下污乱陈宫，佐证若何，史无明文。古代名将，攻克重要敌城，常有“放假”三日之事，汉光武帝时，虽贤如吴汉、耿弇等，胜利时也不免有违犯军纪之事。假定贺若弼军先进建康，其军是否仍能秋毫不犯?恐怕也有问题，以此罪韩擒虎，虽有其理，实失公平。由此，可知隋文帝之屈意抬高贺若弼而抑制韩擒虎，是别具用心的。
其四，韩擒虎之“名遂身全，幸也”。这应该有两种解释： 第一，韩擒虎在文帝时即已去世，文帝虽亦防范韩擒虎，如韩氏兄弟同掌方面兵权，但从不令他们在同一战场作战，如韩擒虎也曾无故免职之类，便是例子。文帝之心胸究不如炀帝之狭小多忌，他的生命没有延长到炀帝时而结束，这可以说是“幸”。第二，韩擒虎处事谨慎，从无恃功而骄或广置财产与姬妾，且从来不发牢骚，不批评朝政，所以他的“名遂身全”，不可以说是侥幸。他的兄弟同掌兵权，同建不世勋业，各自为国效力，但并不结党营私，亦不闻文帝对他们有所猜忌而加以诛戮。其子福源从杨玄感作乱，是韩擒虎家教不严的污点。但福源遁走后，隋廷亦未深究，对韩擒虎之勋位亦未作处分，此事已发生在炀帝时代，以炀帝之善妒喜暴，而对此事不了了之，这也可以说是大幸了。
平心而论，他们二人，军略各有所长，于军功亦各有其贡献，而韩擒虎之功，实在贺若弼之上，这是不能置疑的事。若论人格修养，则贺若弼远不能与韩擒虎相比。贺若弼心高气昂，志大而才未必高，肆言无忌，甚至把他至友亲人如高颎、杨素，比作啖饭之流，还自称为“素知其人”，而又自以为才能出于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之上，真是大言不惭，岂止锋芒毕露而已。《隋书》称其“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实又不然，他的多嘴多舌，也许出之于遗传，而改不了的；而其妄言妄语，随时以不能做宰相而生怨怼，君子专制时代，即凭其诋毁文帝所任之宰相为酒囊饭袋，且直认不讳，已有杀身之祸，而文帝宥其不死，除名年余，即恢复其封号，这是他的大幸。诸葛亮论大将与天下之将，除熟知兵法与行军外，并须兼仁厚的德性，须熟知天下之大势，贺若弼哪里有此才德与修养?因此，为将之道，不但须具军事知识与决心和勇气，而且更须高尚的品德。贺若弼对此，无自知之明，而又好大喜功，贪得无厌，其遭杀身之祸，而且祸及妻子僚属，虽处罚或失之过严，实亦罪由自取，足为后世略有才具而不知自爱者之炯戒，岂独武将而已！作者特为贺若弼立传，彰其功而不隐其过，虽违隐恶扬善之传统道德，但更希望读者立功扬名，不可无道德修养的人格基础，否则功业虽立，仍不免为后人疵议了。
凡是看过唐代传奇小说《红拂传》的，都会知道杨素这个人，他是隋炀帝政府最高官员，红拂是他家许多女侍之一，当李靖要求会晤杨素的时候，她看到了他，慧眼识英雄，夜间即奔李靖而成为夫妇。隋炀帝在东宫时，曾提当代的三大名将，首为杨素，次为韩擒虎，又次为史万岁，由此可知杨素在隋廷的地位之高。
杨素字处道，是弘农华阴人，就是现今陕西省的华阴。他是文武世家子弟，祖父杨暄，北魏时任辅国将军、谏议大夫。父亲杨敷，北周时任汾州刺史，北周与齐作战，殁于齐境，未得归葬。杨素少时，美丰姿，体伟岸，性落拓，不拘小节，但有大志，故未为世人所重视。但其从叔祖曾任魏尚书仆射，却深异之，认为是一个具有非常之器的人，有超逸群伦之才，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稍后与安定牛弘同学，志气相投，戮力学问，精研各种典籍，孜孜不倦，而且都能通达其意，因此善属文赋诗，尤工书法，写得一手草书与隶书等好字，英气勃发，须髯称美，俨然一伟丈夫了。
北周宇文护专政时，引杨素任中外记室，颇称职守，因转任礼曹，加大都督，宇文护篡位称帝，即北周武帝，亲理万机，日不暇给，而杨素则因父为国尽忠，国家未加封赏，引为憾事，上表申请，未获准许，但杨素却请之不已，上奏至再至三，触宇文护之怒，下令杀之。素毫无惧色，高声而言：“臣事无道之君，死其分也。”武帝不但不加怒，而且壮其所言而释之，即追赠其父为辅国大将军，谥曰忠壮，并拜他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反而逐渐加以礼遇，杨素为了对父尽孝心，屡屡上奏请恤，他是看到武帝不是等闲之君，虽几至丧失性命，但他巧于言辞，以激怒武帝之词，表现其干云的浩气和非常的才能，足证此人之胆识。一句豪语，不但亡父得赏，他自己也反而升迁，渐得发挥其才能的机会。假使不是像武帝那样的英主，他决不会哓哓不休地申奏；假使当他临刑之前，作恐惧怕死状，他便生命终了，以后便没有杨素这号人物了。今人表现其才能的方法，常在执政当前，作冗长的陈说，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短处，而达不到愿望，试观杨素的例子，可发深省了。可是杨素的才能（不包括品德），也确实有一套。武帝常命杨素草诏书，他下笔直书，其文立成，而且词义兼美，常能称旨，武帝因对他说： 好好地干，不要担心得不到富贵。一般人对此，辄作阿谀语，如全靠皇帝栽培等，而杨素则不然，他答道：“臣但恐富贵逼臣，臣无心图富贵。”他的意思是说，只要自己努力工作，能有事实的表现，富贵将不求而自至。他的善窥主上之意，表现其自己的风格，善于言词常类此，无怪武帝对他更为器重了。
周武最后伐齐之役，杨素请率领其父旧部，愿为先驱。武帝壮之，特赐竹策而勖之曰：“朕方欲大相驱策，故用此物赐卿。”他的部队是属于齐王宪麾下的，与齐人战于清河，大破之，便奠定了这次胜利的基础。武帝嘉其功，封清河县子爵，食邑五百户，旋授司城士夫，这是杨素初出茅庐的第一功。
翌年（陈宣帝太建元年，公元576年），杨素复从齐王宪伐齐，攻克晋州，屯兵于鸡楼原。齐王以斛律光为大将，引大军增援，战于汾北，周军败，齐王宪惧，乘夜而遁。齐兵紧蹑其后，周军多败散。独杨素与骁将十余人善战，宪因而得脱。又翌年，周军又伐齐，杨素与韩擒虎均参加作战，首克平阳，继克晋阳，最后追围齐王于邺城而杀之，黄河流域统一，杨素皆有战功，加上开府，改封成安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并赐粟帛，奴婢杂畜甚多。
周齐屡次发生冲突，南朝的陈屡次北伐，恢复了部分的淮南地区，其北伐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废帝（武帝陈霸先之子）光大七年（公元567年），由华皎策动，破周军，但围攻江陵不克而还。第二次是陈宣帝太建七年（公元573年）由宣帝亲自发动，大破齐兵，收复江北淮南之间的地区。第三次是宣帝九年（公元577年），也由陈宣帝发动，时周已灭齐，周军已进驻淮南，由王轨驻防，陈师被败，陈将吴明征被俘。是役有杨素参加，因功令治东楚州事，陈将樊毅曾在泗口筑城，以为防守据点，杨素败之，并夷泗口城。由于这两次的战功，封其弟慎为义安侯，约为安成公，其见重于周室，由此可知。但其时杨素的地位与声望，均不足以统帅诸军，周宣帝乃以韦孝宽总统淮南军事，杨素则别下盱眙钟离为周室解除淮南之威胁，建功亦大，声名因以鹊起，杨坚为丞相，杨素深相接纳，杨坚亦深加器重，任为汴州刺史。会尉迟回作乱，萦州刺史宇文宙举兵应之，杨坚乃改派杨素为大将军，发河内兵讨之，胄败，以功拜徐州总管，进位柱国，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户，并以其弟岳为临贞公，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拜御史大夫，由地方官渐迁中央要职了。
杨素之妻郑氏，善妒，素每恨之。一日，素忿谓其妻曰：“我若做天子，卿不堪为皇后。”郑氏上奏文帝，由是免官家居。杨素这句话，虽出于愤恨之时，但亦足以见其志不小，只是免职，还算是很轻的处分，当时北方初平，江南未定，故文帝爱其才而不加重罚。依君主专制时代的惯例，这是犯了大逆不道的大罪，杀身灭族，往往有之，文帝对他宽恕，亦其幸也，“我若作天子”，这是杨素的政治野心的目的。
平陈之役，杨素屡陈方略，文帝善之，因复起用，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马二百匹，开皇八年实行攻陈，他被任三个行军元帅之一，统受杨广节制。但他担任的是长江中游的规复，他之复任信州总管，就是这一行动的准备。他到任以后，驻节永安，先造水师使用的船舶，最大的船舰，称为五牙，起楼五层，高达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各高五十尺，上加旗帜，总容量可达战士八百人；其次叫做黄龙，可容战士百人，此外还有平乘的舴艋等舟，数量更多，他的周密的准备，足以说明他的确有很高的才能。
战端既启，他以舟师向三峡顺流而下，至流头滩，与陈将戚欣相遇。戚欣拥有叫做青龙的水师达数百艘，兵力数千人，扼守狼尾滩，阻杨素水军之东下，其势甚盛，杨素的部下都引以为虑。但杨素却浩气干云地勖勉其部下说：“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则见我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乃定下袭之计，杨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疾下，别遣开府王长袭引步卒从南岸击戚欣所部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率甲骑趋白沙北岸，迟明到达战场，欣兵不敌，部队被俘者甚众，杨素善加安抚而遣还之。这个心理战，收效甚大，陈军士气，大受影响。杨素的部队又纪律严明，对民间秋毫无犯，民间对隋军也相当悦服。杨素所统水军，实力远在陈军之上，蔽江而下，旌旗耀目，素坐在大船中，容貌伟岸，威仪严肃，陈人望之，一面极为恐惧，一面又甚畏服，而以“江神”尊之。
戚欣既败，杨素进击陈军第二道防线于江北岸的歧亭，守将为南康内史吕仲肃。仲肃凿两岸山石为洞，系铁链三线，横于江水，以阻敌船，杨素度不能破横江铁链，乃与仁恩登陆并力攻仲肃之栅，破之，仲肃宵遁，退守荆门之延洲，素乃除去铁链，令巴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樯碎敌船十余艘，仲肃军大溃，仅以身免，其甲士被俘者二千余人，这是他第二回合的胜利。
陈军的第三道防线，是信州刺史顾觉镇守安蜀城，荆州刺史陈纪镇公安。前方败讯频至，惧而退走，于是巴陵以东，无有敢守者，连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都向杨素投降。杨素军遂直下汉口，与秦王会师，这一方面的战争，就此告一段落。隋政府论功行赏，拜荆州总管，晋爵郢国公，食邑三千户，真食长寿千户，并封其子玄感为仪同，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并加金宝，以陈后主之妹及女妓十四人赐素。素辞曰：“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逆人五谊，前封于郢，臣不愿与之同。”于是改封越国公，寻拜纳言，未几转内史令。
韩擒虎、贺若弼之攻克建康，俘虏了陈后主叔宝，建康以东的地区尚未肃清，乘胜规复，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隋文帝不此之图，急于把韩擒虎和贺若弼召回，表面上的理由，是朝不待夕地晤见这两位建此不世勋业的大将，实际上是防制他们割据江南地区而与隋对抗，一若邓艾、钟会入蜀故事的重现。但是在韩擒虎、贺若弼北归以后的不久，东南大乱，当时割地自雄者有下列诸区：
其一，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以大军据京口（即今之镇江）。
其二，顾世兴自称太守，据晋陵反隋。
其三，叶略据无锡自立。
其四，沈玄、沈杰割据吴郡，围苏州，刺史皇甫绩屡战失利，有坐大之势。
其五，陆孟孙割据南沙松江等地。
其六，沈雪沈能据歙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