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三毛有徐吁与张乐平两位义父，都是知名的文艺作家。。
海内外文坛，最看重三毛、了解三毛的，首推名作家徐吁，以「风萧萧」一书享誉文坛，早年留学欧陆，历史文化素养深厚，徐吁流寓香港多年，他对三毛非常的看重，甚至认为三毛是扛鼎时代的反抗天才。
三毛在七十年代发表撒哈拉故事的那个阶段，老辈到过欧陆喝洋墨水、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也深如徐吁者，对于她本性淳厚，又处处充满爱心，真是非常喜欢她的。
三毛第一次回大陆拜访过义父张乐平后，在堂兄陪同下返乡祭祖，拿回祖父坟上一把土与陈家舟山群岛老宅井中打出的一瓶水回到台湾。
从一九七九年起，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小说选》，选有三毛《撒哈拉沙漠》系列当中的「哑奴」起，三毛已有了广泛的知名度。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第九章 万水千山走遍(图)(3)
经典的三毛服装和经典的三毛笑容
另一次大陆行是一九九○年四月。
其实原来计画得更早要到中国西部旅行。临行前，到台湾发展的香港导演严浩、林青霞与秦汉，出面来邀请三毛写电影剧本，当天深夜，用可乐配琴酒，意外喝多了的三毛，回家上楼时摔了下来，这一跤摔得不轻，摔断肋骨，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一段时日，躺在病床，不能远游的三毛接下编剧《滚滚红尘》的任务。
当三毛写好电影《滚滚红尘》剧本以后，剧组开往大陆东北拍摄，三毛在伤体未愈的情况下，整装出发。这一趟她到沿丝绸之路西行到新疆，见了王洛宾。
三毛新疆之行与王洛宾相会，这一趟旅行，事后看来已为一桩悬案，因为她在新疆的一段时间，与她台北的家人失去联络，她的家人曾为此着急，惊动了台湾民生报发了她与家人失联的消息，等到三毛到四川与家人联络上了，报纸仅发表了她旅途劳顿，已向家人报平安。
司马中原讲述王洛宾的一段故事让三毛大为感动，以至萌发了想要结识他的的意思。于是有后来流传的三毛与王洛宾的一段情絮，对于这段公案，作家司马中原认为王会错了意表错了情。二她的朋友们，也以为这完全是个误会——三毛并未爱上王。
三毛过世多年后，一九九六年十月旅行作家马中欣向台湾的《中国时报》，发布了他个人走访三毛居留西班牙等地的查证心得，其后引来三毛作品出版的皇冠出版公司向报社表达关心之意，而陈家也对此甚为不悦。作家司马中原则为此事动念书写一篇「三毛的生与死──兼谈她的精神世界」投稿《中国时报》，这是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一日见报的文章，却谈到三毛究竟是怎么到大陆认识王洛宾的过程？
「有一年我去香港，听到由大陆流寓到香港的女作家夏婕说起：她在新疆下放时期，曾跟音乐家王洛宾共处过很长的一段日子，王洛宾早岁命运悲凄，生活多受磨难，晚年太太又病殁了，他孤伶伶的死守在美丽的新疆，仍然不断的采集歌谣，每天黄昏，他都坐在门前看夕阳，天黑后，总要对着悬在古旧墙壁上的太太遗像，弹一首曲子给她听夏婕离开新疆前，王曾把他的新着交托给她，请她设法在海外出版。
我十分感动于这个悲凉的故事，回到台北，立刻讲给三毛听，还没讲完，她就哭红了两眼，她说：「这个老人太凄凉太可爱了，我要写信安慰他，我恨不得立刻飞到新疆去看望他。」三毛给王洛宾写信，真的去新疆和王洛宾会面，始作俑者是夏婕，传叙者是我，做了傻瓜的却是三毛。」
司马中原也写到三毛出发到大陆前的感情状态：
「她去大陆之前，我们在『客中作』茶艺馆整整聊了一个下午，那时正是她从楼梯上摔下、跌断肋骨还没痊愈的时候，她先说起她断肋后治疗的情况，虽然过了很久，但每次呼吸就痛一次；她说起自从荷西死后，她的心经常像浸在冰水里，就有那么寒冷；也常在梦里见到荷西，求她早点和他会合。我很直率的劝她，不要那么悲观，应该好好安排尔后的生活，如果遇上适合的，不妨再论嫁娶。
她轻轻叹口气，又寂寂的摇摇头说：
「在东南亚，也有商界的朋友向我表示过，我并没有看轻那些腰怀多金的企业界人士，你知道我不愿意做金丝雀，教人放在笼子里养着，在上海、有位从事电影工作的朋友，我们倒谈得来，但离婚嫁还有一段距离。」
司马中原的这篇文章大约是三毛过世后，台湾文坛第一次有人具体将三毛如何慕了王洛宾的大名前去找他的始末交代出来，实际上，三毛生前曾告诉几位文人朋友，她在新疆与王洛宾相处甚不愉快！陈若曦告诉笔者之一，三毛那趟从新疆回来，再到香港，见到夏婕，气得破口大骂。三毛的气愤也告诉了司马中原。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第九章 万水千山走遍(图)(4)
三毛不属于那种漂亮女人，可是她很动人
「她是在深秋飞去大陆的，原先预定要去四、五个月，但因种种因素，不到原定时间的一半，在圣诞节前就飞回来了，她一回来就挂电话给我，开口就说： 『我这次去看王洛宾，他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我去他家，一屋子媒体人物和当地干部，我有被耍的感觉，我原本只是想和他单独聊聊的。』
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为这事郑重抱歉，当时我非常忙碌，也顾虑她行装甫卸的劳累，就说等圣诞节后再找时间和她见面详谈，并说要好好的请她吃顿饭。神差鬼使的一拖再拖，拖到元月二号，我请剧作家林龄龄吃饭，才想起应该一并请三毛来的，谁知她已经住了院，电话根本没人接，过后她就自杀了，使我这一辈子都欠她一顿饭。」
「三毛走了，她赚走了太多人的眼泪，但世上不了解她为人的人仍然很多，误解她说话和写信原意的人，也不在少数，三毛写信常用『亲爱的』、『最爱的』字眼，更把『爱死了』当成挂在嘴边的口语，王洛宾显然是会错意表错情了，把她的博爱当成爱情，试想一个早想和荷西在另一个世界会合的人，会在死前『求嫁』吗？
三毛死后，那位老兄用和三毛在一起的媒体报导，大上电视，来台北、到日本、赴美国、移往北京，还在电视上夸夸其言，指三毛爱他，要嫁给他，这是很不厚道的，为这事，我曾写长信给夏婕，要她一定要出面澄清。」
三毛过世后，司马中原对于从夏婕那里转述王洛宾故事给三毛，抱愧不已，且每有新闻媒体报导王与三毛的忘年之交，司马中原都愤愤不已！
「前年十月，我到过上海附近的风景区周庄，坐过「三毛茶馆」，茶馆门口竟然放置着一帧王的放大相片，我太太气得发昏，就一五一十的数说茶馆老板一顿，当时就把那帧照片拿掉，后来也没再挂上了。」
迟至二○○三年十月，台湾远景出版社为小说家七等生出版《七等生全集》巨著十册，第十册的《一纸相思》收有七等生一篇文体甚为特殊的作品，题名为《两种文体──阿平之死》，当中所写的故事，十分耐人寻味。
七等生以「我」第一人称，描述他与写有《倾城》一书的女作家阿平之间的书信往来，这篇作品试图从书信当中，对友人抒发阅读小说的心得，融合而为一篇特殊的文体，其中摘录不少他写给作家阿平的文字，以及他对阿平著作《倾城》的看法，我们从整篇文章可以读出阿平确实是三毛的化身。
例如在第一百二十四页，阿平写给他的信：
「你的来信中有一种幻想──精神病人和天才的幻想，这不是贬或褒，这也是我世界中常常出来的东西。你想──或许有人在照顾我。这实在是很疼惜我的想法──在我的世界里，有人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等于是对我用刑，〈我先生荷西除外〉朋友，我那里肯把我的城堡打开，放一个好心的人来打扰我呢？」
七等生所写的阿平与他在明星咖啡馆时代即认识，但从未真正谈话，其后，七等生在避居乡间作画期间，与阿平有了长年的通信，见面与通话极少，但所谈皆为内心深层的交流，像是阿平在楼梯跌下摔断肋骨，在医院痛苦的治疗过程、阿平接下一部电影剧本的工作，以及其后这部电影参加金马奖，有十几项提名，阿平详细地说了她被金马奖包围，人们的动态与情状。
在金马奖之前，阿平因为赴大陆新疆遭到一次身心的重创，回来以后她投入金马奖活动的应酬，试图想忘记她在大陆所发生的事情。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第九章 万水千山走遍(图)(5)
三毛称这张照片很完美，她说：“这是我漂泊生活几十年的概括”
「阿平九月底从大陆回来，到十月初才和他联络，在电话里，阿平透露出她这次在大陆的不幸遭遇，她说某某地方的那个老头把她锁禁起来，不给她饭吃，也不给她水喝，一直逼迫她把钱拿出来，她说她没有钱，只有一些旅费，那老头不相信，说她财产起码有一亿。她求他给她水喝，那老头说不给钱就什么也不给，她求他放她走，那老头说妳来了就别想飞出去。她渴得受不住，开始肾发炎，关了几天就昏歇过去。她被送去医院，救活了，她乘机逃走，飞到四川来。在四川病情严重了，电话到台湾，姐姐去看她，但姐姐来得慢，到四川时，她的病已好了，向姐姐要了一千美金，姐姐还怪她是骗她的。阿平对他说了以上的事，说她一生再也不会去大陆，热情已经完全消褪了，但是现在她要暂时忘掉这个梦魇，她要去香港看片，看那部她写的电影，这部片已经参加了金马奖，十几项提名，她要去参加这一切的应酬活动。」〈七等生《一纸相思》「两种文体──阿平之死」，第一百四十九页〉
七等生这篇作品写了十三节，上述老头将阿平锁禁起来，出自第十一节，结尾的第十三节，阿平的来信描述她在一九九○年十二月四日到医院做超音波检查的过程，「我不喜欢台湾的医院，它给人一种有求于它的傲然，使得本已不健康的人，在这里更加压缩他的人格，变得不合理的卑微。已经两次了，不笑的男性卫生员，不敲门便粗鲁的推开我的领域，自己走到浴室去。当他发现我的水瓶被移放了方向，便对我很凶的警告。」
「许多年了，每当我回到中国，我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委屈，起初曾经因为种种现象，以及我，处身在这种现象里的不快乐，感到灰心──算了，我不想分析了，总而言之，我不喜欢医院的日光灯，我很怕医院里每一个象征「我可以管你」的人，我失去锁门的权利，我必须等人按时送饭来就得按时吃下去，我不明白这一切，于是全身紧张得发痛。」〈「阿平之死」，第一百五十七页〉
十二月十一日阿平出院再写信说，等她熬过金马奖以后，她一个月不见人不接电话。〈「阿平之死」，第一百五十七页〉
「年末，深夜，阿平给他电话谈再进医院手术的事。
翌年初，阿平死于医院。」〈「阿平之死」，第一百五十九页〉。
事实上，对于这位先生的这段描述仍然是一个悬案，而他所述的那位老头要钱的说法似也并未有什么证据之说。据了解那位王先生的知情者称，王退休后，拿着很高的工资，按他的生活方式与水准，不应缺钱。但事实如何，则如同这段情感公案一样，无从查证。
三毛这一生写信给朋友的信件非常多，而且是用心真诚地写。
七等生在文坛的活动甚少，他是七十年代稍晚于陈映真的成名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最知名的一部小说《沙河悲歌》曾拍成电影，七等生的笔名，呼应他小说的艺术风格颓废、不与时人弹同调，他同时还是一位相当擅长以书信体写小说、大量倾诉个人心灵活动的作家，他与三毛的契合之处，仅从笔名看，有异曲同工之妙。
像是三毛死后，大陆知名作家贾平凹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收到三毛写给他的信。信是写于一月一日凌晨，发于一月二日晚间，即三毛住院治疗前。
三毛在信中倾诉了她在人生与艺术两个世界中的渴望和探寻。
三毛在信中向贾平凹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你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三毛还告诉贾平凹，她是「吃了止疼药才写这封信的，后天将住医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了，有不大好的病」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第九章 万水千山走遍(图)(6)
三毛在成都街头
从时间上推测，此信可能是三毛的绝笔，且信件内容表达她对另一位写作同业的钦佩，立时加高了传奇程度，甚至演变为大陆媒体的无端揣测以为三毛与贾平凹另有故事。
正如司马中原所说，三毛是位「博爱」的人，口中常说的是「美死了」、「爱死了」。
且做为一位读者，三毛有一股罕见的博爱，而这是其它文人不容易做到的──去欣赏别人的文章。如张拓芜，一位残疾作家写的书《代马输卒记》，因作者本人缺少知名度，书眼见要进库存了，远在非洲的三毛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联合报，倾诉她读后激动的心：「这本书我读了三遍，读得笑了又哭，哭了又笑！」她救活一本书，更与张拓芜结为至友。
三毛经常热情流露对其他文人的钦佩与喜爱，其实是她的波希米亚性格使然。在中国人拘谨表达情感的文化，可能真有奇特之处。
三毛的作品如同他父亲所说，距离川端康成、海明威的成就，还有一大段距离，但她像他们那样走上了自绝之路。奇异的是，三毛过世后，三毛的种种又再度成为话题，生前喜欢读推理小说的她，也好象留下层层密码，等待我们解开谜题。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一生文路与情路(图)(1)
三毛的一张肖像，她脖子上的项圈很有特色
“我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荷西给我自由，给我爱和信心，那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
“‘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但是我还要说一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
三毛的文字在中国文学园地开创了一种女人性灵的路数，实际可以说她是中国许多现在正热门的门派的祖师奶，是装潇洒玩感觉的小女人散文的祖师奶，是调侃自己揶揄别人的叙事散文的祖师奶，是拉出去，打开来，别总是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转悠的大视野异国漂泊文学的祖师奶……
三毛的文字，不晦涩，不轻浮，不做作，一笔下来，气韵贯通，隐藏许多细节，转折和情趣。一笔下来，有天地，有感觉，有情调……
这是三毛的独特才具，别的人学不了，没办法，比如后来的小女人散文，那些女士作者们都是看着三毛书长大的，但写起来多是有三毛的腔调而没三毛的神韵，且添了许多不好的毛病，比如高看自己，玩味庸碎，矫情做作，没有悲天悯人的大家心情，却有装嗲装娇女人家的小脾气……
三毛的作品集虽然多达十八册，但除了一册是电影剧本外，其余均为散文。而且三毛自己也多次强调她“只会用第一人称写作，不会用第三人称写别人的故事”，她说她写的故事都是她亲身经历或亲身感受的东西。写真实，这也是三毛对当代文学史的贡献。原来大陆的学者们作家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概念都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而三毛的东西，你说是散文也好，这当然是正统的说法，但说其是小说也无不可，有虚构有夸张。这恰回归了中国古代文章的本意，写故事，抒性灵，感人就成，有歌有哭，哪分得那么严格。你看《史记》，是散文还是小说，是史还是文？所以三毛已其文名帮助大陆冲出了一条性灵写作的路子，不管那么多写作方式上的清规戒律。
有论者说，在三毛十八册作品里面，他最喜欢的是《撒哈拉的故事》和《哭泣的骆驼》这两本，他甚至认为，她的所有作品，都没有能够超越她的成名作《撒哈拉的故事》的水平。这种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撒哈拉的故事》是一个成熟女人的作品，研究者写道：“婚后，荷西外出工作，她做家庭主妇。当时，三毛周围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社交等机会，她不用为生计发愁，却有大把的时间，还积累了不少的人身经历和感受，所以正处于一个厚积薄发的大好写作时机。1976年，三毛35岁，正是一个女人成熟，又精力最旺盛的年龄，因此写出了《撒哈拉的故事》这样比较好的作品。但是1976年出名以后，接着出版的《雨季不再来》是她成名以前的旧作，甚至可以说是以前的习作，就连三毛自己对它也评价不高。 ”
三毛的作品老少咸宜，因为它读起来“好玩”。里面随处可见的趣味是一般作家没有的，也学不来的。从这一点看，三毛太乐观了。因而对她以后的自杀，许多人起疑。
三毛自己也说，她写东西就是玩。
“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他说：你的东西很好玩。我觉得这是一种赞美，过去写的东西不好玩，像《雨季不再来》，因为年纪轻不知道怎么游戏人间，过了好苦闷的青少年时代。后来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时间，过一天就短一天，我一定要享受人生。怎么享受呢？像我的《沙漠中的故事》，对不起，又提我的书。第一篇《沙漠中的饭店》就是玩做菜，第二篇《结婚记》是如何结婚，扮家家酒，第三篇写在沙漠里替人看病，也是玩，还有一篇很好玩的叫《沙漠观浴记》，看当地的人如何洗澡。这些东西都是在心情很好时，发现自己的生活这么美丽，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不知不觉就写出来了，并没有所谓的“使命感”或是‘文以载道’，我都没有。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一生文路与情路(2)
“虽然我写的都是些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平淡，但有一点不得不说，很多生活枯燥的朋友给我来信说我的文章带给他们快乐，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文章。我是基督徒，我要感谢天地的主宰——我们称为神，因为它使我的生活曾经多彩多姿过，至于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三毛的作品里站着两个人，三毛自己和荷西。三毛和荷西一起玩。虽然不会写作，但三毛的作品可以说他们两人共同完成的，荷西给了三毛感觉和精神支柱，三毛只不过执笔而已。
“我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荷西给我自由，给我爱和信心，那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再说，我翻译了一套西班牙文的漫画书叫做《娃娃看天下》，这本书过去我不太重视它，现在我非常的重视它，所以我又把它交给皇冠出版社再印，这本书大概有一千页，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这不能算是写作，算是家庭生活。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我们吃完晚饭，我先生和我就把电视关掉，门锁起来不许人进来，开个小灯，他坐在我对面，开始翻译《娃娃看天下》，经过八个月译了一千页。所以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这真是奇怪，别人一定说，今天去听三毛讲话，她真是胡说八道，乱讲的，因为她说的是这样奇怪的话，‘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但是我还要说一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
有人怀疑三毛作品的真实性，又回到了刚才的论说，三毛的东西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有人像是有了大发现，说三毛写的不是真实的，只能算作小说。九五年以来，一个叫马中欣的旅游者兼文人，最有代表性。他说荷西并不是像三毛所描写的那样，两个人的爱情多是三毛自我想象，自我幻觉的结果……
三毛活着的时代，可能已有人露出这样怀疑的丝迹，因而三毛辩解说：“我的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不真实的事情，我写不来。我希望不要再等十年我就能够再拿笔写，我以后要走我的路，找寻我的路，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做不到的，就是写不真实的事情。我很羡慕一些会编故事的作家，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很会编故事，他们可以编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来，你问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向，但是我的文章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就是发表的东西一定不是假的。如果有一天你们不知道我到世界哪一个角落去了，因为我又要走了。你们在没有看到我发表文章的时候，也许你们会说：‘三毛不肯写，因为她不肯写假话。她要写的时候，写的就是真话。当她的真话不想给你知道的时候她就不写。’”
三毛的研究者发现，在三毛成名以后，她感受到了成名后的写作压力，原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休闲式写作，如今成了她的精神负担。正如她自己在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她长时间地冥思苦想，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甚至有十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停止了写作。
“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她还是写出了比较好的文章，那就是散文集《哭泣的骆驼》，可以看成是《撒哈拉的故事》续集，这本文集也几乎榨干了她关于撒哈拉的最后生活积累。”
随着西属撒哈拉形势变化，她和荷西逃离这片大沙漠，荷西先是失业，然后又在1979年意外去世，“这样的打击使三毛的创作环境和心态都受到了重创，从那以后，可以说，她一直没有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1981年回到台湾以后，她被传媒和盛名所驱使，几乎失去了自己，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她去演讲，她回答读者的来信等，她已经从一个作家蜕变成一个社会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布道者。”
“当撒哈拉一旦离三毛而去，她的文章中只能出现一些“回忆”，“答读者来信”，甚至“收藏物介绍”之类的内容。当三毛的文章内容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熟悉的生活中来之后，三毛的光环也就自然暗淡了。”（三毛研究论文）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一生文路与情路(3)
从某种角度来看，1991年三毛的自杀，虽然是很惨烈、很不明白世相、很不负责任的一种作法，但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布道者”无可奈何的结局。
三毛的文章自有它无可替代的价值。“读三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它不同于读欧洲古典，也不同于读中国现代，也不同于读欧美现代，更不同于读中国当代，以及同样是港台的金镛等作家，它是介于这一切的空隙中的一类路子。三毛迷们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群，有文化又不艰深，喜欢幻想又不脱离实际社会，有些小小的超前行为，又不是现在吸药摇头那一帮更年轻的人……当然女人更多一些。或许能这样说，这样一种人，在女者就读三毛，变成男的就读金镛--当然也不一定，金庸的作品总体上比三毛的东西博大繁复，但不追求灵趣，而追求趣味。
三毛的文章依稀可看出这样的脉数，上承魏晋南北朝文人放浪的宿习，下继民国时代文人风月海外谭的传统，又有五四以来新文艺的精神和追求，以及女人心事，女人的骄傲等。
有些论者比较强调三毛爱国的一面，也无不可，国家不可不爱，这是我们生存之根本：
三毛文章中最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是她的真诚和爱心。一个真情善感的才女，一个快人快语的热心肠，这是三毛给人的总体印象。“此外还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三毛对身为一个海外中国人的自豪和对祖国的热爱。在她的笔下，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的批评讽刺随处可见，就连对她的公公和婆婆也不例外，例如，她在文章中说，荷西刚刚去世，他们就通过女婿在饭桌上开口与三毛理论怎样分割继承荷西与三毛的住房。当然，在三毛的后期作品中，她这方面的转变比较大，‘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地球人概念’表达得比较强烈。三毛作品中比较消极的东西是对教育制度的全盘否定和对前世今生之类灵异神秘世界的过分渲染。 ”
这一点上，学者说得有些偏颇，恰恰是三毛有灵异神秘的种子，她的作品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这也是她的文章比别家写得异样，不流于普通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种种异样结合一起，这就是三毛的异样之花。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三毛年谱
1943三月二十六日出生于重庆，浙江省定海县人，取名为陈懋平
1946改名陈平
1948随父母迁台，入台北国民小学读书
1954入台北省立女子中学
1955初二，受墨汁涂面打击，开始逃学。休学在家
1956一度复学，后正式退学。开始练习写作、音乐、绘画，切腹自杀获救
1962以陈平名义在现代文学发表第一篇作品《惑》
1964得到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均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初恋
1967初恋失败，赴西班牙马德里文哲学院留学。圣诞初结识荷西
1968与荷西分别。漫游欧洲、巴黎、慕尼黑等地
1971返回台湾，任教于文化大学和政工干校
1972与一德裔男子相恋，结婚前夕，未婚夫心脏病突发猝死。冬，再赴西班牙，重遇荷西
1973七月，与荷西在沙漠小镇阿尤恩结婚
1974十月六日，以笔名“三毛”在《联合报》发表作品《中国饭店》
1975进入撒哈拉
1976夫妇移居大加纳利岛。五月，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撒哈拉的故事》
1979随荷西到拉芭玛岛生活。九月三十日，荷西海底捕鱼时意外丧生。回到台湾
1980五月，重返西班牙和加纳利，开始孀居生活
1981十一月，开始中南美之行
1982十月，返回台湾任教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组。游记《万水千山走遍》出版
1984赴美渡假治病
1985一度丧失记忆，神经错乱
1986十月，正式回到台北定居，被台湾多份报刊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
1988六月十二日，给“三毛爸爸”张乐平写第一封信
1989四月，曾回大陆探亲；同年开始创作电影剧本《滚滚红尘》
1990《滚滚红尘》获金马奖八项大奖
1991一月二日，因子宫内膜肥厚入荣民总医院检查治疗。一月三日，进行手术。一月四日凌晨，在医院以丝袜自缢身亡。享年四十八岁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我与三毛(图)(1)
之所以被许多人知道是个拍照片的人，在很大成度上是因为我曾经为三毛拍过照片。直到今天不少人在介绍我时，都爱说：他拍过三毛；拍过杨丽萍；拍过《我们这一代》。 从1990年到现在，这14年间总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要把我与三毛联系在一起。看来这个故事要永远讲下去了。 出一本三毛的摄影画册，这是当年我和三毛的计划。我们约定第二年去旅行。我拍图片她写文字。不到3个月,当我得知这本画册的主人，不辞而别,已匆匆远去时，我知道我手上的图片应当是可以做一本好画册的，用来送给三毛和那些真诚的三毛迷。 当时几经周折,最后是以一本小册子出版的。 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其中多数人在信里说：“感谢一个叫肖全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三毛这些令人惊喜和感动的照片。” 出书的那年，我还在成都，有不少人去找我。他们带着各种愿望。有一个从外省坐了几天火车来找我的陌生人，他是来要三毛照片的,见我不给,走了,头也不回地说：“我是来为我的同学要的，这是他死之前的一个愿望。”我忙追出暗房：“我给你”！第二天，他找我借钱,否则以死要挟，只因为他手里有一本《天堂之鸟》。那时我的工资170元，要吃饭，还要买胶卷。我无奈之下给他放了一首我正在热听的崔健的歌，他埋头听完拉拉我的手走了。我总是忘不了那沉重的小伙子，担心他是怎么回家的，现在好吗？（我曾告诉过崔健，他的歌也许能救人。）第二年在广州，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因为失恋，曾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但她还是起床走出来了。她感慨地说：“我惟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枕头下那本《天堂之鸟》。” 当然舞蹈家杨丽萍，也是透过此书来找我的。让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她极喜欢我的图片，跟三毛一样，我们属于很“通”的那种朋友。1992年当时中国最专业的摄影杂志《现代摄影》上，评论家杨小彦把我拍的三毛和杨丽萍第一次做比较。这是我所拍摄到的两个在气质上最极端最完美最接近自然和上帝的女人。难道是从此之后，我拍女人的才气被用得一干二净？为什么我直到今天还未拍到另一个有如此超凡功力的人。 1991年的5月，我在成都举办了一个三毛的摄影展。展览极为轰动，展品陈设在两所大学之间的“茅屋茶馆”里，我的朋友全都去了。我第一次体会到有多少人喜欢三毛，也明白了不同的人在影像面前的不同感悟。去参观的还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展出的后期，从台湾来了一个叫陈达镇的人(他曾管理了一阵三毛的“小木屋”），他受三毛家人的委托，到大陆来寻访三毛过去的好友，并带有一些三毛的“宝贝”，想把它们埋在敦煌，当年三毛自认为是“家”的地方。 陈达镇在展览现场十分激动，面对三毛的图片坐了很久。他把跟随三毛多年的一些物品给我看，我留下了两张照片和一根红头绳。陈达镇又将一盒录音带送给我，这是三毛在一次大学里演讲的实况，题目叫《三毛阅读大地》。三毛的演讲精彩之极，她非常的真诚，并有很强的现场控制力。那些年我听了无数遍。实际上三毛是个非常热爱生活，很能制造生活情趣的人。 我至今还记得她其中一段：她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录音机，她非常喜欢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她会在这欢快的乐曲中，制造一个欢快的心情，而投入到她一天的工作中去。 如果出门遇到下雨，她不会埋怨，她会高兴的说：看呀，好大的雨哦！我们的心情不能受影响。 当年的这盒录音带我把它做为最好的记念物留给了曾鼓励和安慰过我的妻子。当我想去参加三毛葬礼的那天，她告诉我：三毛只有生日没有葬礼；她还说：你不需用三毛的照片去赚钱，你以后有的是机会挣钱的。十几年过去了，她已远渡美国。我复制的那盘带子长期不用，声音早已褪去。可就在昨天我从电子干燥箱里拿出那盒带，在去办事的途中，从我车上的音响里跑出了三毛爽朗的笑声。我突然感到非常奇妙，为什么？有十几年了，这声音又出现了。我减慢车速，全身的血涌向头部。我几乎不能驾驶了。 1992年6月我突然有机会去了敦煌，我见到了三毛在《敦煌记》里写到的张伟文。当年是他带着三毛在山坡上，让三毛一路感慨，激动不已而“认家”的。 两个三毛的小兄弟在茫茫沙漠上，为三毛真诚的祈祷。 我们的脸上都没有难看的表情，心里虽然有些沉重，但我们仿佛能看到三毛在天堂过得很开心。
第四部分：三毛台北地图我与三毛(图)(2)
我真的很想去一趟台湾。这个念头埋在心里十几年了。1990年12月我的个人影展在台北的爵士艺廊举行，我却只能在家乡的夜里随梦而去。展厅里三毛的图片和大陆艺术家50幅肖像第一次在台湾公开展出。 这几天我重新整理三毛的底片，把每一张都做出来。我看到了过去重未见过的影像。真有时光倒流的感觉。我和三毛一起拍照的情景，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三毛在茶馆里喝茶；听老人给她讲“水鬼的故事”；与我在石凳上合影；和孩子们在地上玩耍；与三轮车夫侃价。 十几年的时间有些漫长却并不遥远。近日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到：这几天我很飞，完全浸泡在三毛的故事里出不来。我想找的那种品德品格品质，却有许多在她的身上。没办法，三毛两个字像毒品一样，进入我的血液里难以清除。十几年了，反应了。 前不久一个女人来我家，看见镜框里三毛的照片，她对我说：“天哪，你跟三毛结了缘。她给了你多少东西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 说实话，拍完三毛以后，我并没有去探究过这个人，甚至比不上任何一个三毛迷，看过她无数作品。但是我感觉得到有一种不可言语的东西，是永远挥之不去的。 她在我们拍摄结束后，曾对我说：“肖全你能不能加个班把照片洗出来，我很想看到。我们在拍照时谁也没有怎么说话，全凭一种感应。其实在台湾我真正出名的不是我的写作，而是我的旅行。我在找一个摄影师，能跟我合作的，一直找不到。” 当得知她离开的消息后，我很难过，也很遗憾，甚至有些责怪她。近来我有些荒诞的发现，我们那天拍照时，她几乎把自己的过去演了一遍。她在一些照片里的状态，跟她过去描述过的自己，有惊人的相似，有一种奇妙的吻合。 也许到了今天，我才悟出一点东西来。 三毛为什么匆忙走了？她太富足了，她想得到的她都有了。一些不值得挂在她身上的东西，老天是不会劳累她的。比如，那个她想带走的电影奖—金马奖。 人和人的关系好奇妙啊，就像天上的星星有这么多，可老在一起玩儿的却又那么少。 可能就是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