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沦陷时期，钱氏曾任(伪)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并对汪精卫的政治路线甚表同情。此一经历，在抗战后自成为政治污点，钱氏为求自保，不能不极力彰显个人在民族大义上的凛然立场，惟恐爱国稍后于人，再授人以柄。如此年深日久，遂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故其学问上的固陋，实根源于心理上的恐惧。
钱氏晚年主编《清诗纪事》，引书一千余种，收录五千余家，为清代以来三百余年的诗学渊薮。其采撷文献，虽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原始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决定取舍”，实际上却能有闻必录，不复以人废言，为《近代诗钞》所弃的“元恶巨憝”，藉此终得以名留诗史矣。
古人谓“寿则多辱”，而钱氏寿至九十六岁，虽曾辱身而终得生荣死哀，姑拟为天寿星焉。
钱氏早岁与王蘧常(字瑷仲)同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并称“江南二仲”。王氏有《顾亭林诗集汇注》，亦以诗人而作笺诗家者。
诗曰：登坛点将数汪钱，人境岭云论自偏。惟有钞书销党见，清诗纪事最堪传。
按：近人汪辟疆亦有《光宣诗坛点将录》，尊“同光体”为主流；钱氏诗学虽掩过之，而自限于偏执，其《点将录》反落于汪作之下。
27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李济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
在西方考古学入华以前，中国早已形成古典的考古学，即所谓金石学。但金石学虽知器物的重要，而不知器物与地层关系的重要；虽知器物铭文的重要，而不知器物形制的重要。同时，在文物国有观念尚未确定的条件下，获取文物的方式也只能通过私人的盗掘与售买，而非有组织的科学考掘。20世纪20年代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发掘殷墟，乃成立考古组，并向所外聘请高明负责，傅斯年最后提名的候选人有二：马衡，为传统金石学的精英；李济，有近代考古学的知识和经验。结果院长蔡元培舍马而择李，遂一举确立中国田野考古的新方向，而李氏亦由此成就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荣名。
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以“狼狈为善”的说辞四处网罗人才，其中李氏尤能独当一面。论后来的成绩及影响，中研院的重心实在史语所，而史语所的重心又在考古组，则傅、李二氏，果能“狼狈为善”者也。
然而考古并非李氏的本业。1918年他以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以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人类学博士，可谓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家。返国后，受丁文江、梁启超的鼓励，通过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的方式，主持挖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并出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为中国进行近代式田野考古的第一人。正由于此经历，才使他的学术重心由体质人类学转向考古学，并机缘凑合，成为领导殷墟发掘的总舵主。
李氏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将西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引入到殷墟发掘及相关遗物研究领域，从此奠定中国现代考古的布局。其弟子张光直总结为四项：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建立科学考古学、殷墟发掘与古史研究、器物学研究。其中器物研究一项，如《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如对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形制及纹饰的系列研究，如《殷商陶器初论》、《殷墟有刃石器图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等论文，尤为他个人成就最专精的部分；其他散篇如《小屯与仰韶》首先确定仰韶文化年代在殷商以前，《跪坐蹲居与箕踞》以古文字材料、外域民族学材料印证殷墟遗物图像，皆属突破性的创获；而《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两书，则系对中国早期历史及殷墟考古的简明总结，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早在1927年的《西阴村》报告中，李氏已对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持保留态度，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但其怀疑纯粹基于客观的学术理由，而非主观的民族情绪。事实上，在总体观察方面，李氏固然宣言“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但却一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深受西方因素的影响，指出“从殷代乃至更早一些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跟外部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了。在青铜器中，有带插口的斧和带插口的矛头；在陶器中，有喇叭形的罐和圜底的罐；在石器中，有丁字形的斧和凿子；——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文化移植造成的结果，是说明中国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就同远西地区有交往的重要佐证”。可见他实有广阔的文化胸襟，绝未陷于大陆考古界长期以来那种“爱国的自大”。
出于现代学术立场，李氏强调一切文物应归公有，“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故他与董作宾、梁思永等史语所同仁相约，私人不收藏文物，此风一开，以后竟成为史语所乃至整个考古界的潜规则矣。
诗曰：小屯器物细参详，古董奇珍不自藏。何必发明皆属我，西来文化见殷商。
28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陈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弄瓦翁；江苏镇江人。
自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倡言“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举世奉之为圭臬。而用此法校理史料，最有成就者当推于省吾、陈直二氏。大抵于氏以甲骨金文校证群经、诸子，为先秦之学；陈氏则以简牍、器物、玺印、钱币等铭文校证史部，为秦汉之学。于氏有《双剑誃群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陈氏有《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皆以“新证”为名义，而继踵《古史新证》者。
陈氏出身贫困，自十三岁起苦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两年即通读一次，二十余岁已撰《史汉问答》。抗战时寄居西北，供职于金融机关以谋衣食，发现当地所出的秦汉遗物，颇有足以订补正史者，乃因地制宜，极力搜罗各类零散的器物铭刻，后来汪宁生称他“对关中秦汉的每块砖头都是熟悉的”。凭此积累，返以校读《史》、《汉》旧文，就能左右逢源，先后完成两种《新证》，于职官、地理、名物、制度、物价、字体等发明甚多。
他自述其方法，是“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即以文物证文献，“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遂在《史》、《汉》研究“历时二千年之久，经过数百家之众，已绝少剩义”的情形下，独辟蹊径，成为司马迁、班固的功臣。
不过，总观陈氏一生所著，则在出土文物方面更多更杂：于简牍，有《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系年》、《敦煌汉简释文平议》；于瓦当陶器，有《关于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于铜镜、玺印、封泥、刻石、钱币、壁画、佛像等形形色色，皆多有考论，汇辑于《文史考古论丛》；而《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编，亦以出土材料为主干，综述经济、手工业及矿业的佚史。其他古籍方面，尚有《盐铁论解要》、《三辅黄图校证》等，大体近于《新证》，虽以传世文献为本位，实亦多得力于出土遗物的旁证。故论陈氏学问的功力，可谓“地下”与“纸上”并重；但论其学问的取向，实重“地下”过于“纸上”；他指己作 “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即谓其最主要的凭藉实在“地下”也。
按：于省吾认为“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两者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资料，这和辗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此为于氏的自我总结，亦近乎陈氏的宗旨。
陈氏治学，虽以秦汉时代为长，但于先秦时代，亦深有根底；早年所著，除《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外，又有《楚辞拾遗》、《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等，皆属先秦之学。晚年重操故业，复由秦汉返溯先秦，研治诸子、金文，分别有《读子日札》、《读金日札》之作，虽嫌零碎，亦可补“双剑誃新证”之未及。
按：陈氏早年与兄邦福 (字墨迻)、堂兄邦怀(字保之)，皆受罗王之学影响而治甲骨文，邦福有《殷虚甄微》、《殷契说存》、《殷契琐言》等，邦怀有《殷虚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续殷礼徵文》等，而陈氏当时亦有《殷契剩义》。惟以后邦福、邦怀多守旧辙，所得碎小；陈氏则另立门户，而成其大。今《读金日札》以邦怀书信冠于首，以邦福《墨迻遗札》附于后，正是兄弟三人相与论学的旧梦重温。
又，陈氏本名邦直，与清室遗老陈曾寿次子同名同姓；彼陈邦直曾任职(伪)满洲国，编著有《罗振玉传》、《郑孝胥传》、《曼殊雅颂》，故陈氏改作今名，当为避嫌疑耳。
诗曰：弄砖弄瓦未曾闲，补史犹能校马班。谁续观堂新证法，陈翁于叟各追攀。
29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刘师培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在现代学人当中，张荫麟仅得年三十七岁，却能治学多方，已可谓学林异数。然而有仪征刘师培、双流刘咸炘二人，天妒尤甚，皆绝命于三十六岁，论年寿之永尚不及张氏，而论著述之丰则犹有过之。三人皆近代学术史上的彗星，刘师培尤为高明，故以梁山泊短命二郎一席归之。
刘氏为近代学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既延续中学之旧，亦趋慕西学之新；其撰作极勤，种类极多，若以新旧为标准，可明显划分为传古与趋新两大类。
传古者，系继承本土的旧学术传统，无论体裁或内涵，皆属清代朴学的延伸。经学如《礼经旧说》、《周礼古注集疏》、《读左剳记》、《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汉宋学术异同论》，文献学如《古书疑义举例补》、《周书补正》、《晏子春秋校补》、《荀子斠补》、《楚辞考异》、《读道藏记》、《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小学如《尔雅虫名今释》，数量极为繁富。其他短篇散论，更不可胜计。
趋新者，则多援引西方社会学说(卢梭、斯宾塞、甄克思) 以阐发中国的历史与思想。专著如《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以西方学科分类论学术史，《南北学派不同论》以地理史观区别文化风气，《中国民约精义》考掘民主思想的本土潜流，《古政原论》、《古政原始论》总结制度渊源，《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以社会学观念解释文字起源；单篇如《古学起原论》(论古学出于宗教、论古学由于实验)、《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原考》、《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中国古用石器考》等等，皆非株守旧学者所能道。其中与林獬合著的《民约精义》，是由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出发，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权观念，虽有先入为主的比附，但终为中国民主思想史的嚆矢，且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价值。
按：刘氏家学渊源，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父贵曾皆治经学，尤专精于《左传》。刘氏寿命短而著作多，故世有疑其窃先人遗著而充为己作者。据说章太炎私下有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十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有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其言虽不免夸大，然揆诸情理，似非空穴来风。
刘氏亦如同时代的康 (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章(太炎)诸人，处末世而经国变，非仅学术中人，亦政治中人。他早年鼓吹“排满复汉”，先后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自署“激进派第一人”，曾策划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7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复受日本社会党强硬派影响，转向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扬《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及克鲁泡特金等激进思想。未几何时，竟摇身一变，返国投靠清廷大员端方幕下；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刘氏又列名“筹安会六君子”，并作《君政复古论》以推波助澜。不过十数年间，刘氏即由革命派，而清室走狗，而复辟分子，可见其性格投机，思想多变；而近代思潮之混乱，人情之反覆，由此亦可略窥一斑。
袁氏王朝昙花一现，刘氏颇不见容于世论，终以蔡元培(孑民)能“兼容并包”，聘为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存世。新文化运动兴起，他起而捍卫“国粹”，1919年更主办《国故》以作抵制，而同年即因病不治。
刘氏(申叔)与章太炎(枚叔)并称“二叔”，为晚清国粹派的并峙双峰，但论身后名，则此“叔”不及彼“叔”远甚。盖刘氏不仅形象有污，天不假年，又只知拼命著书以成就一己学问，而章氏则能广收门徒以壮大声势。故学术史上的章、刘，或可比政治史上的孙中山、黄兴及列宁、托洛茨基，黄、托才干固无伦，而孙、列更有领袖及组织能力，故终能垄断权柄。清人李塨谓“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此身之不朽”，则刘氏非能“造士”者矣。
诗曰：北大开坛赖孑民，左庵论学亦维新。当年博浪椎车客，竟是筹安会里人。
30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叶昌炽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颂鲁、缘督，室名缘督庐、奇觚庼；江苏长洲(今苏州)人。
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闿运、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人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条理，论著述皆不及也。
叶氏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余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
《纪事诗》仿前人《南宋杂事诗》、《金源纪事诗》的体裁，以人为目，以诗系事，而旁征博引，左右参证，汇集五代北宋以来书林逸事于一手，为藏书史乃至文献史的创辟之作；所收人物不限于上层的学问家、收藏家，更包括下层的书贾、抄匠、刻工，尤见其眼界胸襟。陈垣颇好此书，惟惋惜“叶氏找到了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按：叶著亦文亦史，附征文考献于七言绝句之下，实为学林创一新体，陈氏囿于史学立场而非之，殊可不必。)近世以来，伦明先后有《补藏书纪事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謇有《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有《续藏书纪事诗》，徐绍棨(信符)有《广东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宋路霞有《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此外，莫伯骥有《叶氏藏书纪事诗补续》佚稿，刘声木、冯雄皆有续作《纪事诗》的计划，可见叶氏此体影响风气之盛。
《语石》虽系札记体，但以时代、地域、类别、体例、人物等分门别类，发凡起例，“专开门径，及访求收藏鉴别之事……非叙跋，非考释，似于金石门中别开生面”，实为传统石刻研究作一总结。顾燮光誉为“精博详赡，体例完善，实为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柯昌泗亦指“近世访碑之书，推长洲叶鞠裳侍讲丈《语石》条理最善”。
两书以外，叶氏尚编著有《滂喜斋藏书记》、《邠州石室录》、《寒山寺志》等作，诗文则由门生辑为《奇觚庼诗集》、《奇觚庼文集》、《奇觚庼文外集》。至于其《缘督庐日记》，历时近半世纪，清季政治、风俗、学术皆可藉此窥其痕爪，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为叶氏另一传世名著。
叶氏家境平平，科场亦不甚顺，四十岁始中进士，此后十余年皆任京城冷官；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外派为甘肃学政，掌一方学校政令。在甘肃任上时，正值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叶氏亦承敦煌县令汪宗翰、名士王宗海转赠敦煌遗物多种，惜误以为藏经洞文物无多，精华已尽，而未亲赴现场调查。以后叶氏在日记中表示：“……其精华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论内在的学术素养及外部的历史机缘，叶氏实为敦煌遗书最适宜的发现者，而终亦失之交臂，是为叶氏个人一生的最大遗憾，亦是中国近代文物史的最大损失，故比之为天损星焉。不过，敦煌遗物虽流出域外，而能保存无缺，在文物意义上虽属损失，在学术意义上则虽损而犹未损也。
叶氏于清室虽受恩无多，但入民国后，却能忠于所事，以遗老终其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欲延之为名誉总纂，而叶氏谢绝，自叹：“噫！如鄙人者，国亡宗坠，旦夕入地，尚何有名誉之可言？”苏州地方欲聘他续修《苏州府志》，叶氏亦坚辞不就：“不佞大清长洲县人也。今大清何在？县何在？”其实民国亦有名无实耳，大清固已不存，民国又何在？
诗曰：藏书纪事孰开山？未过敦煌空手还。识宝番胡君莫怨，泰西虽远亦人间。
31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洪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洪业(1893－1980)，谱名正继，字鹿岑，西名William(即威廉)，号煨莲；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有为己之学，有为人之学。读书得间，自出机杼，成一家言，此为己之学；汇编史料，译介经典，制作索引，泽被天下后世，此为人之学。洪氏治学，则能兼及二者。
洪氏早年就读于美国传教士主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并受洗皈依基督教，因成绩优异，得书院董事克劳弗德资助留美，先后获文硕士、神学士学位。藉此背景，毕业后即获燕京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以后更兼大学文理科科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等职。在洪氏的提议及主持下，引得处在二十年间，仅以十余人之力，编辑十三经、二十四史及先秦诸子等古籍的“引得”(index)及“堪靠灯” (concordance，即细密引得)凡六十四种，以替代传统式的记诵，在前电子检索时代，于学林固属功德无量。
按：继燕京引得处之后，法人在华设立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后易名北平汉学研究所)亦编辑古籍通检十五种，以汉代子书为多，亦有劳绩。
洪氏的部分著述，即以引得序言的形式发表，如《读史年表附引得序》、《白虎通引得序》、《仪礼引得序》、《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可谓由为人之学而成就为己之学矣。其中《礼记》、《春秋》、《杜诗》三篇，实为独立的鸿篇巨制，于三礼、《春秋》经传、杜甫诗集的文献源流皆作细密的通盘疏理，绝不能以序言视之；洪氏即凭《礼引》一篇，于1937年荣获巴黎铭文学院儒莲奖，为当时西方汉学的最高荣衔。
其他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凭借多种外文素养，综合中外片断史料，考订出地图的刻板者及年代，为中西交流史的力作。旅居美国之后所作，《蒙古秘史源流考》辨析版本，自立新说；《破斧》用力挖掘《诗经?豳风?破斧》一诗的意蕴及背景，为“小题大做”的典范；《再论西京杂记》、《半部论语治天下辨》皆属带有胡适笔法的趣味考证。此外，洪氏酷爱杜诗，除早年的《杜诗引得序》外，晚年又有专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其余短跋小考，多涉及清代文献，亦不无可观。
大概而言，洪氏论著不能多而能精，多已收入《洪业论学集》；他受胡适、顾颉刚的影响，以“科学的方法”自许，务求在史料上竭泽而渔，尤能以西方式的严谨作专题考证，或稍有琐碎之处，但绝无虚言。
洪氏任教燕京时，教育甚得法，门下各有专攻：如齐思和治春秋战国史，瞿同祖治汉史，周一良、王伊同治魏晋南北朝史，杜洽治唐史，聂崇岐治宋史，冯家升治辽史，翁独健治元史，田农(继综)治明史，房兆楹、杜联喆治明清史，王锺翰治清史，还有郑德坤治考古，陈观胜治佛教，朱士嘉治方志，张天泽治海上交通，邓嗣禹治制度史。可见洪氏培养人才，重专题、重断代，颇与傅斯年在史语所的作风类似；则洪门旗号虽不甚张扬，但门庭广大，兵马齐整，实亦现代史学一大帮派也。
1946年洪氏赴哈佛大学讲学，未几大陆变色，遂寓美不归。此后他挂靠哈佛东亚语文系，指导博士无数，但直至退休，也未获得正式教授资格。寄人屋檐下，只能求一席为稻粱谋耳。
按：五十年代初期，流亡新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恓恓惶惶，谋生不易，治学更难。以胡适的声望地位，亦屈就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并感慨 “国家倒楣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他人？而且海外花果飘零之苦，终不及海内风刀霜剑之苦也。
诗曰：文献凭君始易徵，研经说杜亦多能。漫言考据e时代，不过翻新堪靠灯。
按：近时台湾黄一农治明清天主教史，藉网络及电子数据库博引史料，并标榜今日已为“e考据时代”云云。
32天牢星病关索杨雄李宗侗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李氏的唯一名作，书名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仅一字之别，而方法亦有类似；张荫麟曾指郭著“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此语亦可移以概括李著。同样辨析中国上古时代，郭氏信从唯物史观，以摩尔根所述的美洲印第安氏族社会为参照；而李氏则取社会学之法，以古朗士所述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参照。论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自近于希腊罗马而非印第安，故李氏的取向实较郭氏为合理；李著虽声光黯淡，但今日视之，价值实远过郭著之上，为中国古史研究一大门径。
关于古史研究的流别，冯友兰曾区别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周予同更析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较冯说更为周到；李氏早年主张古史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但以后却转向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盖舍“考古”而入“释古”之域矣。
李氏家世显赫，祖父李鸿藻为晚清重臣，同治帝师傅，清流派领袖；叔父李煜瀛(石曾)、岳父易培基皆民国元老。国民党政权确立之后，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氏因此裙带关系，得任故宫秘书长，同时兼任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职，当日固红极一时；后因国民党大老张继寻隙报复易培基，使易、李翁婿陷入所谓“故宫盗宝案”，李氏被迫去职，避居上海。随后译出法人古朗士(又译库朗热)的经典《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并撰四万余言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因篇幅繁多，内容亦超出序言以外，故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合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另行出版；以后更增《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种现象》作为附录，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名再版。
按：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字数竟与蒋著略等，只得独立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唐德刚拟为《胡适口述自传》写一短序，而终成十余万言的《胡适杂忆》；余英时序《朱子文集》，更铺衍为汪洋闳肆的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凡此皆与李氏《古代社会研究序》同例，亦学林佳话也。
《古代社会研究序》的主旨，是凭借希腊罗马城邦制度阐发周代社会的隐奥，其中以代表祖先牌位的“主”字入手，钩沉出中国的祀火制度，尤为一大创获；另一篇《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则依据西方人类学的图腾说解释中国远古时代，如以姓即图腾，以昭穆为氏族的婚级(class)，以尧舜禹禅让出于部落选举或翁婿继承，皆属可喜的新说。大概而言，李著不免有牵合比附的谬误，然胜义纷陈，有启发性的新解尤多。故其书一出，陈垣即大加奖挹，对于释“王”为司火教主一义，更推为“神解”；在致其子乐素函中又云：“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售申币十二元，极多新义，不可不一读，曾看见否？李禁锢多年，幸有此书，足以不朽，古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者也。”盖指李氏因“故宫盗宝”一案屈身赋闲，反得以著书立说，可谓因祸得福。此外，杨堃亦推为运用比较方法的 “划时代的著作”；钱锺书亦对李著“有嗜痂之癖”，于其书再版，与有力焉。
惜乎李氏所开辟的史学法门，此后未成风气，即使李氏本人，亦难以为继。1949年赴台后，他复有《中国古代社会史》之作，实即《古代社会新研》的改写增补，大体不出旧辙。其余如《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等，虽有可观，然已归于平淡，不复《古代社会新研》的神采矣。
晚近日知(林志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出发，以古希腊为参照，发掘殷周的城邦民主制度，虽片面而有可采，或可视作李氏比较史学的继者欤？
诗曰：群学能教史学新，却从罗马证先秦。纷纷考古或疑古，独惜此公谁继人。
按：群学，即社会学(sociology)的旧译。
33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吕思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常州)人。
严耕望于其上一辈的学人中，推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为四大史家。大抵陈寅恪以发明胜，陈垣以专题胜，钱穆以议论胜，吕思勉则以整体胜。
吕氏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正史史料为宗。传闻他于二十四史曾通读三遍，据其自述，实为《史》、《汉》、《三国》四遍，《后汉》、《新唐》、《辽》、《金》、《元》诸史三遍，其余两遍。凭此功夫，他欲单人匹马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部衔接的断代史，以贯穿古今，最后虽仅得前四，已属难能。严耕望称其书“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据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故尊吕氏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并称其声光虽不及二陈一钱之盛，但成就并不在其下。盖严氏虽为钱穆门人，但治史有计划、有组织、有毅力，才性实与吕氏更接近，宜乎有惺惺相惜之感矣。
与其断代史著相呼应，吕氏更有数量浩繁的读史笔记，生前辑为《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以后汇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凡七百多篇，百余万字，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但汇集相关史料极丰，可见其贯通全史的规模，而稍补《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未成之憾。
其次专史方面，如《中国制度史》，于经济、生活、军政、法律无所不包，实为综合的社会史；又如《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涉猎多方，皆有指引后学之功。历史方法，有《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文史通义评》等。文字学，有《中国文字变迁考》、《说文解字文考》等。专著之外，论文汇录于《蒿庐论学丛稿》，虽嫌博而不精，亦有可观。
吕氏于正史的精熟，自是举世无匹；惜有一得又有一失，即不能运用新史料，尤不愿藉甲骨、金文治古史，是其局限。但他在史料上虽嫌保守，在方法上却能趋新。他于顾颉刚的 “疑古”说，有同情，亦有修正；亦能汲取西方社会学、民族学知识以解释古代社会，并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的认识。故吕氏治史，虽以“小米加步枪”为多，但已知“飞机加大炮”的功用。以其读史最勇，著史最勤，故以拼命三郎之号谥之。
吕氏尚有《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两部通史，以1923年初版的《本国史》影响尤巨，虽意在普及，却最表现出其见解。其中不仅为王莽辩，更为秦桧辩，指出宋室南渡之初，形势危殆，将骄兵惰，中央无法节制，“和议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至1935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勒令出版社修改书中有关内容，南京市更查禁该书；报人龚德柏亦控告出版社及吕氏等诋毁岳飞、危害民国，而终以法院不予起诉了之。
按：对于秦桧凭和议维持南宋的偏安局面，明代邱濬及清代钱大昕、赵翼皆有肯定的议论。近人如胡适谓“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周作人亦明确为秦桧翻案，以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陈登原也称后世对秦桧的评价是“执其杀岳一节而没其和议之功”，皆与吕氏同声同气。不过世俗多受戏曲小说的潜移默化，加之近代以来外患深重，国人激于仇恨，多持民族主义的御敌高调，故论史亦主战诋和，岳飞、秦桧遂成正邪的标签，而吕氏诸人的低调持平之论，乃觉惊世骇俗耳。
诗曰：翻案敢夸秦桧功，却教俗士苦相攻。几回遍读廿四史，近世学林惟吕公。
34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杨树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室名积微居、耐林庼；湖南长沙人。
杨氏有《温故知新说》一文，指“温故而不能知新，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其病也妄”。他私下于日记中说明：“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实隐然以既能温故亦能知新者自居。而观其实际，则似为七分温故三分知新，尚温故有余而知新不足也。
清代朴学，大体以小学为正轨，以训诂为中心，至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而登峰造极。而杨氏论学，最尊王氏父子，尝谓“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徵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乎！虚实交会，此王氏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风气者也”；至其本人，即多承高邮宗旨而有所变通。如“徵实”方面，因循王氏因声求义的旧旨，融会欧洲语源学的新法，乃由声类溯语源，其论述辞少而量多，汇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晚年又以其法转治甲骨金文，先后成《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捣虚”方面，“仿《经传释词》之体”，融会西方语法学而成《词诠》。“交会虚实”方面，有《淮南子证闻》、《汉书窥管》，亦承袭《读书杂志》的余绪而作辩证；校订子、史诸书的《积微居读书记》、《盐铁论要释》，性质实亦略同。
大抵杨氏仍以训诂学为重，较之高邮二王，功力虽有不逮，而方法、视野过之，自有后来居上者在，故时人举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
此外撰述尚多，如《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疏证》网罗汉代以前相关古训，虽述而不作，犹胜于疏而不证；《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古书句读释例》承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体裁，皆发凡起例之作；治《汉书》之余，有汇辑社会史料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抗战时为“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有借古寓今的《春秋大义述》；其他语法、修辞、文字的讲义种种，尤其次要耳。故余嘉锡感叹：“吁！多矣哉！非兼人之力不致此！”
杨氏早年任教湖南师范学校，毛泽东曾旁听其课；1919年湖南组成代表团晋京请愿，欲驱逐督军张敬尧，杨、毛皆为代表。故1949年后，毛泽东多次会见杨氏，三度回复杨氏信函，并将杨函转予中国科学院。既与最高领袖有此老乡、老师的关系，杨氏自备受礼遇，其著作虽不合当时弃旧趋新的风气，亦能在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不断刊布，实属学界的异数。
按：郭沫若时任中科院院长，实为掌控全局的官方学术领袖，杨著《甲文说》交郭审订，郭提议删削若干他不同意的篇目，杨氏格于形势，亦“不能不从其意有所删薙”。但私下则牢骚满腹，指郭“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又云：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按：董作宾)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更讥郭氏为人势利翻覆。
又，陈垣1952年致杨函有云：“来示谦欲法高邮，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盖劝杨氏舍王念孙之学而宗毛泽东思想。杨以此转告陈寅恪，陈乃复函戏言：“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励)耘主人未知之耳。”陈寅恪意谓自己生于长沙，则亦“居近韶山”，政治风水自佳，使陈垣(励耘主人)闻知，当亦建议他“法韶山”矣。
按：五十年代，陈氏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虽得重版，但论文集《金明馆丛稿》两编、新著《柳如是别传》皆“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则自世俗而言，陈氏虽得身后之名，自不及杨氏家近韶山，能享生前之荣也。
侄杨伯峻，能承杨氏之学，所著《春秋左氏注》、《论语译注》、《列子集释》，皆有传古之功。
诗曰：积微著述为谁删，出版须过郭老关。毕竟生前胜寒柳，长沙风水近韶山。
35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州人。
登高一呼，激扬风气，树立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使小说史研究成为近古文学史的正宗，自以胡适为始；而实际建构规模、指引门径，真正将小说史打造为现代学术的独立王国，则以孙楷第为始。
孙氏早岁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从杨树达治训诂校勘，著《刘子新论校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极受杨氏推重，已得窥清代朴学的殿堂。但他宁愿为新学问的鸡口，不甘作旧学问的牛后，故逐渐转向新兴的小说考证。随后因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需要，博涉中日小说馆藏，编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更进而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遂一举为古典小说研究奠定版本目录学的基础。胡适称道他“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
按：在孙氏以前，治小说史的前驱尚有鲁迅、马廉二氏。鲁迅以《中国小说史略》享名，但他偏重文言小说方面，实不预现代小说史的主流，他的成就实由于其文化政治地位而被放大；相反，马廉收藏小说珍本甚富，研治小说史亦极勤，惜英年早逝，著述未成，故其学术史地位长期都被低估。孙氏早期《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实多受马廉启发而作；《通俗小说书目》之作，更以马、孙合编的《近代小说书目提要》为蓝本，尤有赖于马氏的指点及其小说庋藏。故孙氏于此道，实遥奉胡适，而追步马廉。若孙氏为哥伦布，则马氏可谓郑和矣。
又，孙氏之于小说史，类乎谢国桢之于明末清初史；谢氏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亦以专题目录而作学科指南也。
孙氏治小说，文本源流方面，《三国志》、《水浒传》、《今古奇观》、《包公案》、《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等皆有考辨；传播方式方面，有《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本事出处方面，有《小说旁证》。于戏曲史用力亦勤，成就亦多：如《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叙录戏曲文献三百余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述元曲版本，《元曲家考略》辨人物事迹，《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傀儡戏考原》追溯近世戏曲渊源，《元曲新考》补订王国维、吴梅的缺失，《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指证盐谷温的疏误，其成绩亦不在小说史之下。此外，于楚辞、汉晋乐府、唐代变文、元代俗语，亦多有发明。其中散篇论著，汇辑为《沧州集》、《沧州后集》。
大抵孙氏以严谨的朴学方法及作风考证下里巴人的小说戏曲，以目录学为基础，比勘版本，考镜源流，在材料上必求博赡，在结论上务能新颖，故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誉。
孙氏著作多成于三四十年代，早已确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元老地位，但五十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却深受排挤。至八十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而孙氏竟不与其列。故他晚年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颇援引师友对他的评语以自重；甚至托名将《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弟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欲藉此作自我表彰(后未发表)。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孙氏不得其平，不过欲求名副其实耳。
孙氏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原居北大镜春园，“文革”时被迫搬离，不久又下放干校，藏书无处可存，据说为家人贱价售予中国书店。及至七十年代回城，欲赎回藏书，而书店索价甚巨，力不能致；复向总理办公厅去函求助，书店闻之，乃抢先将其书拆售。孙氏为此痛心疾首，直到临终前，文研所所长刘再复前去探望，孙氏已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白其终身恨事。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为天哭星焉。然而当日此类遭际固甚多，孙氏之痛，亦知识分子之痛也。
诗曰：目录编成竭泽渔，沧州二集戒空疏。多藏却令终遗恨，谁散平生万卷书。
36 天巧星浪子燕青 叶德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奂)彬，号直山、直心、郋园，室名双楳(梅)景闇、观古堂；湖南湘潭人。
胡适二十年代曾感慨：“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此语未免照远不照近，今日回顾，则当日纵非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亦可谓白银时代。然而由胡适此语，亦可知叶氏虽属“没有条理系统”的“旧式学者”，但仍赢得新派学者的相当认同，要为不可多得的学林异材。
叶父雨村，以经营茶业致富，在长沙有钱铺及货行。叶氏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任吏部主事，以家资丰厚，薄京官而不为，未几即请长假返湘，惟以藏书治学为业。其著述遍及四部，尤以文字学(小学)、文献学(版本目录)用力最深，但他于文字学能守旧而不能出新，终以文献学鸣世。
叶氏治文字，近乎章太炎、黄侃师徒，偏重《说文解字》而排斥甲骨金文。著有《六书古微》、《说文读若字考》、《同声假借字考》、《说文籀文考证》，合刊为《郋园小学四种》。治文献，则鉴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遂仿叶昌炽《语石》体例，著《书林清话》及《书林余话》，综考历代图书刊刻的相关事项，贯穿群籍，厚积薄发，与《藏书纪事诗》各有偏重，皆为书史的空前名著。其他如《藏书十约》自述其藏书观，《郋园读书志》汇录其藏书题跋，《书目答问斠补》订补《书目答问》的疏略，皆本色当行之作。此外，于经学有《经学通诂》，于书画碑帖有《游艺厄言》、《观画百咏》，于钱币有《古泉杂咏》，正经杂学，皆能贯通。统而观之，张舜徽指他“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惟所撰《书林清话》及《余话》，称述藏家故实，广采名流燕语，扬搉得失，语多精辟。知其一生所长，仍在版本之学”，大体可作定论。
叶氏处世，为海内名士，亦为地方一霸；以好书称，亦以好色称。其好书，“所藏几二十万卷，异本重本插架累累，四库应读之书既已遍读，四库未见之书亦随见随读”；其好色，则逛青楼，捧旦角，粉头断臂，男女通杀。其好书亦如好色，故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规条，又有诗云“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厌。妾衰爱渐弛，书旧芳益烈。……买书胜买妾，书淫过渔色”；其好色而及于书，故又不辞诲淫之讥，汇辑房中、香艳诸书为《双梅景闇丛书》。则比之为学林浪子，岂不相宜？
叶氏思想保守，性格顽劣，大抵改良时代则反对改良，革命时代则反对革命，自谓“天子不得而臣，国人皆曰可杀”，最可见其风貌。戊戌维新时以卫道自居，丑诋康有为、梁启超，所编《翼教丛编》、《觉迷要录》耸动一时；辛亥革命后敌视民国，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以侮弄民国元勋黄兴；又先后为都督府军政部长唐蟒、督军汤芗铭逮捕下狱，而幸免于难。然至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湖南农民暴动蜂起，叶氏复作联语“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讥之，遂被中共控制下的农民协会处决。据传后来毛泽东引以为憾事云。
又，叶氏不得善终，未刊稿多至二十种。他平素特重清人《乾嘉诗坛点将录》，并留意搜求清人诗文集，《诗坛点将录》中有名者已得百余家；原已开始起草《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一稿，自称于“国运之盛衰，人材之消长，以及诗派之变迁，一一采录甚详，自谓必传之作”，惜乎人亡书废，天壤间不复有此作矣。
门下士以杨树达最显于世。杨氏民国时有《郋园全书序》之作，于叶氏极鼓吹之能事；而1949年后，叶为“反革命”，为“土豪劣绅”，于其人不能不有所避讳。于是举世但知杨氏曾为毛泽东师，岂知叶氏曾为杨树达师耶？
诗曰：如何头角总难驯，名士收场竟劣绅。书与老婆都不借，叶公原是性情人。
37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
余氏曾称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 ”，而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每一时期各有其“中心人物”：清末为梁启超，民国为胡适，五十年代以后大陆为郭沫若。而余氏本人，则可谓近二十年的“中 心人物”。大抵梁身处舆论政治的现场，胡、郭则转向思想文化的舞台，余氏更退居专业学术的幕后，故自梁、胡、郭而余，知识分子的“中心人物”在学问上渐趋 于专门，对政治社会的作用则渐趋于萎缩，此亦余氏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也。
尽管如此，余氏在学院著述之外，于思想文化及舆论政治，皆理念明澈，时有灼见谠言，犹不失梁、胡余风，近乎雷蒙?阿隆所谓“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综合而言，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一人，故拟为神机军师，居地煞之首。
五十年代前期，余氏在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遂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及思想史方面的基础及方向。而在此之前，余氏流徙于内地，在思想上已有新文化及自由主义的 底色，故能祛除钱氏文化观的保守偏执；在此之后，他又赴哈佛大学接受严格的西式学术训练，并得到杨联陞的指导，复能修正钱氏思想史方法的粗疏泛滥。
他 早年的英文论著，有《东汉生死观》、《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论题属于中古以前的观念与社会，偏重分析及概括，遵循西方著述规范，亦较 近于杨联陞的制度史思路；七十年代以来，转以中文写作为主，专著有《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红楼梦的两个世 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论文集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士与中国文化》、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论题则多属中古以后的思想与人物，重视对原始文本的辨析及阐释，融入本土的学术传统，实即回归钱穆的思想史格局。
余氏论学，不专骛于一门，不以单纯的史料积累取胜，甚至在方法创新、领域开拓、考证深入方面亦未远过群侪；其胜处在于视野开张，眼光透彻，善分析，具通 识，论述周到而绵密。于西方理论思潮亦自具手眼，有裁断，有去取，援之以解释中土文献多能切合语境，如盐入水，而不显生硬。尝谓“实证与诠释殆如两束芦苇 之相倚不倒……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论世之旧义而不欲堕于一偏。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可见他 趋新法而不弃旧义，重诠释而不离实证，能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
余氏治学术思想史，本以古代为主业，而出其余力，对上一代的学界胜流亦多有论列：于其师钱穆，有《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钱氏的学术身 份定位，与新儒家划清界限；于陈寅恪，有《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以陈先生之法还读陈先生之诗文”，指出陈氏在国共易代之际欲走还留，始发陈氏“晚年心 境”一大公案；于胡适有《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确定胡氏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枢纽地位；于顾颉刚有《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 刚的内心世界》，钩稽顾氏前所未知的心灵史。凡此皆由个人而时世，由学术而内心，已臻余氏自我期冀的“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按：民国学术史为近年显学，余氏无心以此为专业，而自成此学宗师。盖余氏论民国学术史，亦如梁启超、胡适、钱穆论清代学术史，皆有广博的旧学素养以作凭 借，故能出古入今，游刃有余。台湾王汎森得其嫡传，自外部的思想史立场着眼，而又能贴近内部的学术脉络，为中年一代的佼佼者。大陆诸家，如桑兵(中国近代 史)、罗志田(现代中美关系史)、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对缺乏古典学问的背景，山外看山，海边测海，即所谓“对塔说相轮”，虽提倡总结有功，而论 说终隔一层。
在天地玄黄的1949年秋，余氏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未打算离开大陆。稍后余氏父母从台北移居香港，余氏赴港探亲，也仍拟北返燕大继续学业；但北行列车 在东莞石龙滞留四五小时，余氏当时心念忽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终于战胜了‘爱国主义’”，才决定等列车到达广州即折回香港，是为余氏“个人生命史 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若非他一念之间，岂有今日的余英时？然则当日无缘南下而湮没无闻的芸芸学子亦多矣，其中本应有多少余英时耶？
诗曰：幸及罗湖通海时，剑桥新亚转多师。还将寒柳笺诗法，反治晚年寒柳诗。
38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杨联陞
杨联陞(1914—1990)，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四十 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陞(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 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 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杨氏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 中心，而旁及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专著以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最为重要，号为简史，篇幅确亦无多，但实有深广的学术根基，为高度浓缩的 综括；与稍后大陆出版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相比，虽于规模宏大、史料详赡方面皆不能企及，但以简驭繁，亦足以自立。论文如《晋代经济史释论》概述断代经 济面貌，《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会子形状考》辨析经济制度的细节，《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 思想》钩沉经济思想的潜流，《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追溯商 人社会角色的源流；其他方面，政治史有《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国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宗教史有《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及《补论》、 《〈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社会史有《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皆自具手眼之作。
杨氏论著的精华多收入《中国制度史研究》(英 文)、《汉学散策》(英文)、《国学探微》及《杨联陞论文集》。大都选题新颖，辨析细微，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总体视野，又具历史考证的微观基础，所谓“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选修陶希圣中国社会史、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深受陶氏所编《食货》杂志影响，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 法》又得陈氏指导；故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即“大处”如陶氏“着眼”，而“小处”如陈氏“着手” 也。他于经济史，能进复能出，与治中国经济史的其他名家相较，如梁方仲、全汉升、傅衣凌、彭信威皆专家之学，而杨氏可谓通人之学矣。其学又如水银泻地，无 孔不入，以博杂多端著称，亦不无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称史学家，而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虽身处北美汉学界，作风实更接近于欧洲汉学家。
美国汉学家因为语言隔阂而想像丰富，容易发生“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毛病，故杨氏特别强调对文献原义的理解，倡导“训诂治史”，以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 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不仅随处寓训诂于史学，更有《“龙宿郊 民”解》、《汉语否定词杂谈》、《禅宗语录中之“聻”》之类语文层面的专门考辨。
此外，杨氏还特别以学术书评闻名，收录于《汉学论评 集》(英文)的计四十余篇，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并能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 文之下。刘子健甚至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按：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亦以书评驰誉于世，而每每目无余子，出语严苛，以“汉学警察”自 许。时流多指杨氏以博学贯注于评论，可上比伯希和；而杨氏虽不满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愿与伯氏并举，但亦曾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 声”。故就整肃学术纪律的作用而言，他确可作“汉学警察”之续，拟之为地煞星，不亦宜乎？
杨氏学养深邃，惜四十多岁后患抑郁症，每一二年即发作一次，故虽寿至高年，论者仍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诗曰：剑桥岁月未蹉跎，铁幕周郎可奈何。汉学西洋称警察，如公堪继伯希和。
39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方豪
方豪(1910-1980),字傑人,后改杰人；生于杭州,自以杭县为籍贯。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教会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所能想像。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 皆幼年受洗,陈垣、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而徐松石为牧师(基督新教),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天主教),尤以神职而 兼学人者也。
方氏十二岁时,以家贫而入修道院,至二十六岁晋升司铎(神父)。在研修、传教之余,自习文史而终能出人头地。四十年代先后执教于浙江、复旦、辅仁大 学；1949年赴台,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以后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十届人文组院士,以教士而为院士,于宗教及学术两界皆称异 数。大抵其一生事功,以神父而兼任教授,虽治学而不废传道,以“史学与天主之间”一语可以概括。胡适致方氏函曾谓“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之中,你是最有研究成 绩的学人”,牟润孙亦称“民国以来,公教司铎治中国史,主讲成均,誉满中外者,杰人为第一人焉”,信非虚语。
方氏为学,始以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史及中外交通史鸣世,成就亦以此最为杰出。所作如《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伽利略与科学输 入我国之关系》、《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等,皆题目重大,引证丰瞻,且多以其教史知识及外文 素养为凭藉,故能为他人之所不能。其于红学,有《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长文,亦出其所长而独辟蹊径。以后复综贯上下,著《中西交通 史》,为至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详博的通史。
按:陈垣为教徒中的学术先进,于中外交通史及宗教史学,尤为一代开山；方氏治史,即以私淑陈垣起步,无论研究取向或著述风格,皆可见陈氏旨趣。仅以宗教史 研究而论,陈垣以基督教入华史为开端,进而遍考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火祅教、摩尼教、回回教等西来宗教,再转治本土化的佛教、道教；而方氏的学术处女作 即《浙江天主教小史》,第一篇在教外刊物发表的论文《浙江外来宗教史》,亦旁及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晚年又研讨宋代佛教。又,陈氏治史,最重 史料,善作专题；而方氏亦始终标举“历史专题研究”的旗帜,论学随文献而转移,为史料学派的正宗。故方氏虽非陈垣正式门徒,但陈门高弟牟润孙却称许他得陈 氏真传,以为“新会学案中,当列方司铎为第一传人”。陈、方二氏,皆以教会中人而治教会史,今拟方氏为地勇星,期与天勇星陈垣相呼应耳
方氏迁台以后,以时过境迁,治学重心转向宋史及台湾史。于前者,有通论性的《宋史》,而以宋代佛教史领域最有成绩；于后者,则在早期台湾史料的挖掘及整理 方面用力最多,尤对台湾商业史上“郊”(同业工会)的系列研究最具开拓性。惜于中外交通史渐无以为继,他本人也有“斯学反觉寂寞,每念故人,不胜欷歔”之 叹。
其平生所撰,专著不少,而论文尤多,亦最可观。早年汇编为《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方豪文录》,晚年扩充为《方豪六十 自定稿》、《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及《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诚洋洋大观,其撰作之勤,题材之广,史料之丰,气魄之大,实近世学林所罕见。较之陈 垣,精密或有不及,而气象固无逊色也。
其治学尚有一特色,即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取题,所谓“近身之学”。其弟子章群总结:“……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 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循此三途,遂造绝峰。”则取材本地,以寄托情怀,不亦为学之一径欤?
方氏晚年,喜言“人要死得其所”,并于傅斯年死在台湾省参议会、胡适死在中研院院士会议、姚从吾死在研究室,屡有钦羡之辞。而方氏终在台北基督教青年会台湾史研讨会中昏倒,延至一周后去世,亦死得其所矣。
诗曰:中华归主自东南,佚史明清仔细探。教会论才谁健者,杰人气象继援庵。
40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周祖谟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北京人。
音韵学为清代学术的核心,而有所谓考古、审音两派之分,前者重文献归纳,后者重音理拟测。自高本汉将历史语言学引入中土,传统音韵学乃为之变色,而向现代 语言学转变。但在新起的中国语言学内部,仍隐然有两派对峙的重演:如王力、周祖谟、周法高,以本土语言文献为本位,可谓新考古派；如李方桂、张琨,以西洋 语言学原理为本位,可谓新审音派。李方桂曾谓周氏“是典型的中国派语言学家,他对西方语言学毫无兴趣……他要写的东西总是关于《切韵》,关于汉语语言学 ”,由此可见周氏的取向,亦可见两派的分野。
周氏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毕业后考入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有意追随赵元任、李方桂,以加强语言学及方言调查的训练；但未及一年,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战爆发,南北阻隔,只得滞留北平。 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遂错失亲近审音派的机缘,而终为考古派的代表。
周氏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文字、训诂、文献方面；其中尤用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为最显著的特色。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 语音韵论文集》,以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台湾、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专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 培合作)、《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对诗文用韵材料进行通盘清理,藉此重构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历史缺环；《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 《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唐五代韵书集成》集敦煌韵书之大观,比勘异同,考订源流,为中古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此外尚有 《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
追溯上古音,须以中古音为初阶；构拟中古音,必以《切韵》为枢纽；而《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又为语言学史上一大讼案,至今未有定论。周氏于此,六十年代 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札实详瞻”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 关中古语音及《切韵》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
1932年,周氏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氏对以“胡适之”,颇为出题的陈寅恪所赏。周氏为清 华、北大同时录取,以学费原因而选择北大。据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闻之,多次传言约请周氏一见,而周氏始终回避。以后周氏向旁人解释:胡先生道德文 章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云云。然周氏以“胡博士”对“孙猴子”,已先有揶揄意味；又不愿低首拜谒,或于胡适不无 轻蔑之心欤?
沦陷时期,周氏承陈垣聘任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当时他与辅仁同事余逊、柴德赓、启功三人关系密切,并时常到陈(垣)校长处请益,启功回 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 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
周妻余淑宜,余嘉锡为其岳父,余逊为其妻舅。则余公之婿,实远胜余公之子,今拟为丑郡马者,不过有意恶搞,聊供诸位看官一笑耳。
诗曰:汉唐音学费多时,北魏伽蓝理乱丝。滋味难言余季豫,东床佳婿胜亲儿
41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胡厚宣(1911—1995),小名福林；生于河北望都县。
对于早期甲骨学史,唐兰曾有著名概括:“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 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然雪堂搜集甲骨、考释文字,仅发其端；观堂印证古史,鼎堂论说社会,亦未遑周到。至四十年代,乃有于省吾、胡厚宣相继而起,于氏于 文字解读,胡氏于甲骨文献及殷商史,在深度和广度上皆已度越前人。
胡氏1928年至1934年间就读于北大,正值北平名家荟萃,为现代学术史的流金岁月；其时胡适讲中古思想史,陈垣讲中国史籍名著,钱穆讲近三百年学术史 及汉魏史,最为胡氏所乐闻。甲骨学尤为新兴显学,“那时在北大教甲骨文的教授有好几位,常常几门甲骨文课在中文、史学两系同开。此外容庚先生在燕京,商承 祚先生在师大,辅仁有于省吾,清华有吴其昌,北京图书馆有刘节,一流的学者,几乎云集北京……”处此氛围,遂形成他对甲骨学的兴味。
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氏得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先追随梁思永参与殷墟发掘,复协助董作宾编辑《殷墟文字甲编》,并与董氏合编《甲骨年表》,由此奠定其学 术根柢。抗战期间,应顾颉刚的聘请,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以而立之年,用力精勤,仅数年间即完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为其一生 论著的最高峰。如《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钩沉殷代宗法,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以为宗法起源于周代之误,《一甲十癸辨》廓清 殷历问题的误说,《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考论先民的聚落环境,《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综述技术史与自然史,皆藉详实的 甲骨例证以出其创见。《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篇,以卜辞与《山海经》、《尚书?尧典》等传世文献相证,问题虽小,意义却大,尤为轰动一时。
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胡氏尤为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他个人先后著录甲骨资料集多达八种；晚年主持完成《甲骨文合集》,为出土甲骨的空前总汇,被官方 视为“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故他自称“我掌握的甲骨材料,全国第一,近百年来著录甲骨最多,所写文章必有别人见不到的新资料”,虽似自负,实 甚客观。
大体而言,胡氏早岁即脱颖而出,于甲骨证史发明甚多,进境极速,为己之学较多；惜中年以后,后劲稍逊,精力多消耗于甲骨董理,为人之学较多。原拟在《商史论丛》基础上著《甲骨文字学》及《商史新证》两书,而历经半世纪,终亦不了了之。
胡氏《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证,以刘体智(善斋)所藏一片骨辞最为关键；而此片骨辞曾为郭沫若《殷契粹编》剔除未收,故胡文实不啻证明郭氏的疏误。此外, 胡著《殷非奴隶社会论》、《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亦一反郭说。不过胡氏所辨,皆据实立说,就事论事；而郭氏亦不失学者风度,以后当面承认《粹编》未收 四方风卜辞为误。编纂《甲骨文合集》,郭氏挂名主编,在实际编务中无所作为,然藉其政治地位,于此巨著的出版实有助力。郭氏身后,胡感念再三,非无因也。
诗曰:卜辞发见四方风,山海遗经竟贯通。还似静庵考王亥,古书新证此同功。
42地威星百胜将韩滔饶宗颐
饶宗颐（1917—），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广东潮安人。
晚近名儒，有所谓“北钱（锺书）南饶（宗颐）”之目，恰如《天龙八部》“北乔峰、南慕容”之双雄并峙。单纯以博学而论，则二氏不仅为当代冠冕，亦已达至 二十世纪的巅峰。但同为博学，钱、饶取向却颇相背反：钱氏之博为收敛式，如万川印月，取资虽遍及古今中西，而终不离“谈艺”的宗旨；饶氏之博则为发散式， 如天女散花，凡古典学问的领域，尤其是近百年新出文献，几无不有所沾染。
饶氏所有著述，季羡林、姜伯勤曾分为敦煌学、甲 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学凡八大类。至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二十巨册，更别为十三类：史溯， 有《神话传说与比较古史学》；甲骨，有《殷代贞卜人物》、《甲骨集林》；简帛，有《简帛文薮》、《长沙楚帛书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经术礼乐， 有《经学昌言》、《古乐散论》、《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宗教，有《道教探原》、《佛教渊源论》、《老子想尔注校证》、《悉昙学诸论》；史学，有 《国史上之正统论》、《南方民族学论丛》、《九龙与宋季史料》；中外关系史，有《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事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敦煌学，有 《敦煌学散论》、《敦煌白画》、《敦煌曲》；潮州学，有《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论集》；目录，有《词集考》；文学，有《楚辞论丛》、《楚辞地理 考》、《选堂赋话》；诗词，有《诗学论集》、《词学论集》；艺术，有《画学丛论》、《画寜頁新编》。他自评：“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三 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与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 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其无往不胜，万象皆备，虽博极群书如沈曾植、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亦不足以比肩，故 拟之为百胜将。
不惟如是，饶氏非仅学人，且为文人，于旧体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又非仅文人，且为艺人，于书法、国画、古琴，亦无所不通。如此全才，可比《倚天屠龙记》中琴棋剑三绝的“昆仑三圣何足道”，世纪学林，一人而已。
然而求全责备，则其人虽超出博学家的极限，亦不免博学家的局限。盖其为学，务广贪多，泛滥无归，思考力似不足以驾驭其学问。其治学方法不出文史考订层面，而在考订上却往往欠缺条理，不能得其要领，甚或有望文生训、强作系联的毛病。
按：饶氏自号选堂，似有意与甲骨学史上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等“四堂”分庭抗礼；其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 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攀《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引日人的说法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然为学贵精不贵多， 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床之别。钱仲联恭维他是“并世之容甫与观堂”，兼汪中与王国维于一身，不过文人夸饰语耳。
饶氏平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1949年，他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氏得寓港不归，遂决定其 一生的学术际遇。扯旗风月，维港波澜，被视为大英帝国“偷来的时间，偷来的地方”，而饶氏正安居于斯成就于斯：当海内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氏 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饶氏八十年代以前得与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八十年代以后又能就近寓目大陆新出文物，亦赖“偷来的地方”的地利。五十年代饶 氏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为他购入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以后饶氏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 力的支持，此则其人和矣。
按：学人成功，固以内缘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如王国维赖友朋之力，陈寅恪赖家世之力，陈垣赖教会之力，而饶氏赖商帮之力，至于师长机关之力，更不在话下。章士钊诗云“名士亦须拉缆人”，信不虚也。
诗曰：扯旗山下著书忙，名号居然续四堂。拣进篮中都是菜，惜哉邃密欠商量。
43地英星天目将彭玘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庵）、寐叟，室名海日楼；浙江嘉兴人。
电影界有所谓小资导演者，虽作品晦涩、票房低迷而能获国际声誉；若求之于近世学林，则似有二人约略近之：一为革命派的黄侃，一为遗老派的沈曾植。
光绪年间，沈氏官刑部凡十八年，复外派江西广信、南昌任知府，至安徽布政使兼护理巡抚任上，以得罪权贵而辞官；未久辛亥革命发生，一朝典章制度付诸流水，他遂“以前清遗老之资格，为上海复辟之领袖”。
中国传统形态的士大夫，大抵亦官亦学，风雅不坠；故入民国初年，遗老群体在政治上虽退居边缘，在文化上仍不失声望，不复达官，仍为名士。沈氏处身“ 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声通中外，尤为遗老派名流的典型。王国维在祝寿时恭维他“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 以降之学……其于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 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挽联又称他“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俄裔哲学家凯沙林（Keyserling）谓“盎 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当以先生为第一人”；胡先骕更誉之“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未之或先也 ”，皆备极推扬。晚近葛兆光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一文，钩沉佚史而不无煽情，似亦颇能挽其声价。
然揆诸实际，其人学问固极淹博，而著述则实甚零落。王遽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著录其史地专著近二十种，而实多未成稿，有目而无书而已。身后由孙德 谦、张尔田等校理刊行者，不过《元秘史补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数种；其书承续晚清四裔史地之学，而与当时西方汉学界的风气遥相呼应， 惟筚路蓝缕，不免粗枝大叶。钱仲联复汇辑其札记为《海日楼札丛》八卷、《海日楼题跋》三卷，广涉经学小学、国史异族、中外舆地、典章文献、哲学方术、内学 外道、诗词曲乐、书画碑帖诸多方面，最可见其治学规模，亦当为其最可传世之作矣。
按：与沈氏同时代的文廷式，有《纯常子枝语》存世，体裁与沈著《札丛》相当，可并列为清代学术笔记的殿军。然两书皆系未定稿的杂纂，方面虽广，而积累未丰，博杂有余，而精审不足；《枝语》于三教九流无所不究，旁涉外域知识尤多，而芜杂亦尤甚。
王国维寓居上海时与沈氏交往密切，于音韵小学，于西北史地，皆曾受其启发；对外尊其人至无以复加，而私下却颇有讥弹：如罗振玉1916年6月致王函 谓沈氏“天才学力并绝等伦，而博学无成，诚如尊论。若果有它生之说，但可资来世之智慧耳”，则可知王氏曾指沈为“博学无成”；同年12月王氏致罗函则谓沈 氏“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次年10月函更称“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比之为小时了了的孔融（文举），则尤 见苛刻。张尔田亦谓“其史学、佛学，今日视之，已有积薪之叹，而其诗则自足千古，异日之传，固当在此而不在彼也”，实指沈氏的史学佛学皆不足传。此外，杨 联陞颇推许其《札丛》，并说“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然自反面看，不也 等于承认沈氏于考辨多粗疏耶？故于沈氏其人其学，殊不必神化过甚也。
1917年（丁巳）张勋复辟，沈氏间关北行，参与其役，授学部尚书。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海日尚书互倡酬”句，“海日尚书”即指沈氏而言，盖以复辟时学部尚书的虚衔尊之耳。
诗曰：佛学艰深海日楼，岛夷黑鞑考源流。昙花一觉清廷梦，剩说光宣四十秋。
44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岑仲勉
岑仲勉（1886—1961），原名铭恕、汝懋，字仲勉，以字行；广东顺德人。
三十年代，岑氏尚籍籍无名，陈垣将其论著转示陈寅恪，陈复函云：“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企代致景佩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至五十年代，岑、陈同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遂得聚首于珠江南畔的康乐园。当其时，历史系强手如云，号称有八大教授，后来戏称“八大金刚”；其中尤以岑、陈一聋一盲，年辈最高，学问最深，又皆以中古史名世，故尊之为“二老”云。
岑氏撰作极勤，而以隋唐历史与文献方面的成绩最为丰硕。于传世史籍，有《隋书求是》、《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史余渖》；于金石铭刻，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而《金石论丛》所载论文，亦以关涉隋唐时代者为多；于诗文别集，有《唐人行第录》、《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散篇论著则多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晚年据讲义编定通贯性的《隋唐史》，亦多见其心得；书中对陈寅恪批评甚多，不无角力争雄的心理。
按：大凡学术争执，多易混杂门户之见、人事之争；就学术论学术，似易而实难。现代以来如鲁实先之于董作宾，徐复观之于胡适，何炳棣之于张光直，陈启云之于余英时，或多或少皆流于意气用事。相比之下，岑氏纵不免争胜之心，但他向来主张“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其批评也未逾越学术界限，实亦无可厚非。
又，晚近的隋唐史名家黄永年，针对陈寅恪的见解亦多有驳难，则岑前黄后，堪称寒柳史学的两大“苦手”矣。
岑氏著作的另一大宗，为边疆民族与地理方面。于西域陆路及南海海路，有专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佛游天竺记考释》，论文汇辑为《中外史地考证》；于西北国族，则集中在突厥史领域，有《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就时代关联性而言，可视作岑氏隋唐史研究的外编。此外，尚有《黄河变迁史》一种，亦属于历史地理范畴的特殊专题，今拟其为圣水将，亦由此耳。
总而论之，岑氏所研治的隋唐文史与边疆史地两大领域，一涉内一涉外，大体皆属中古时代；另有《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之作，属先秦史范围，但仅是其学问的旁支而已。在方法上，涉内课题以史料疏证为主，尤重视对不同来源史料的对勘，大抵以正史史料与别史史料互证，以史部史料与集部史料互证，以文献史料与金石史料互证，校其异同，订其源流，辨其正误，补其缺略，是他最用力处，也是他最得力处；而涉外课题则受近代学风熏染，考订语源、地名多滥用对音方法，是其一病。尤其他依赖此法，断定伊兰族（古波斯）、涂兰族（古突厥）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影响，联想过于轻率，比附过于鲁莽，在论证方式上即不可取，宜乎其结论终亦无人响应。
岑氏早岁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先后在海关、铁道、盐运等机关任职，四十岁左右始专心于治史；1937年得入中研院史语所任研究员，时已年过半百，可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三十年代初他曾在广州圣心中学（原石室圣心书院）主持教务四年，业余所作论学札记，连篇累牍载于该校《圣心》校刊，几令《圣心》成为他个人的学术专刊；而正因为他将《圣心》寄呈陈垣等学界大老，得显身手，此后方能一跃而登龙门也。
按：岑氏以外，现代史家早年曾任教中学者实甚多，如陈垣、吕思勉、蒙文通、钱穆、徐中舒、谢国桢、陈乐素、聂崇歧、牟润孙等等皆是；其他治文献者如鲁实先、王叔岷，治文学者如刘永济、缪钺，治语言者如罗常培，治书画者如启功，也都有执教中学经历。由此可见民国时中学教育之济济多士，亦可见当时学术界提拔人才之不拘一格。盖学人亦如豪杰，又何须问出处耶？
诗曰：断石残金校异同，西疆南海证交通。隋唐史学谁相左，康乐盲聋两病翁。
45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惕先,室名郦亭；浙江海盐人。
晚清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为强化其反清排满的政治意识,多援引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张扬国魂,砥砺气节。其表现在文学上,为南社群体；表现在学术上,为国粹派群体。而作为章太炎弟子,朱氏在师承上,在学问上,皆属国粹派的余裔。
朱氏一生著作繁杂,而以史学为重,史学之中,又以史料考订为重。自纵向观察,则上溯先秦,贯穿唐宋,下及明清；自横向观察,则史籍、史学史,而边裔国 族、历史地理,而金石、古钱币,而诸子、文学史,无不有所论列。其中于南明史文献最殚精竭虑,有《明季史籍题跋》近七十篇、考证近三十篇,但多属初步的史 料整理工作,计划中的《南明史》因抗战骤起而终未着手。统而论之,所著似未臻精锐之境,涉猎杂多而未免支离,然选题多取其冷僻,辑其残佚,补其空白,终有 可观。
朱氏论史,有两大特点,一是将政治意念投射于学术,使史学兼具“批判的武器”的意味。如三十年代所著《伪楚录辑补》、《伪齐录 校补》,藉两宋之际张邦昌(大楚)、刘豫(大齐)的傀儡政权指涉满洲国；又著《杨么事迹考证》,藉南宋时高扬均贫富旗号的杨么指涉共产党,为最显著的个 案。
按:民国前后,史学影射实甚多见,如郭沫若论秦始皇、吴晗论朱元璋、范文澜论曾国藩,皆借古非今,暗斥当时蒋介石的独裁,此左派 史家之例；如杨树达钩沉“春秋大义”,余嘉锡发掘杨家将抗辽故事,陈垣考索南宋初、明末清初的宗教遗民事迹,皆所以宣扬民族意识、表彰抗战精神,此无党派 史家之例；而朱氏自亲国民党立场出发,借杨么以针砭共产党,则右派史家之例。此类史学影射,虽于学术中寄托政治情怀,然若能坚持史学本位,亦未必损其学术 价值；较之五六十年代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影射史学,形近而神异,固未可等量齐观也。
朱氏的另一特点,则是将民族情绪贯注于学术,视史学 为国族精神的载体。他相信“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中国在宋末曾灭于元,不百年而复,在明末又灭于清,不三百年而复,盖 吾族自有其历史,决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亡国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将史学的政治价值推崇至无以复加；出于此种民族史 观,他对于各类血缘外来论最表敌视:针对清末的黄帝(汉族)西来说,有《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针对陈寅恪、刘盼遂的 唐朝皇室源于外族说,有《驳李唐为胡姓说》、《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针对傅斯年、李晋华的永乐帝为异族碽妃之子说,又有《明成祖生母记疑 辨》、《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甚至指责此类论说“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
按:朱 氏女婿罗香林,为陈寅恪门人,亦知名史学家。抗战时重庆胜利出版社拟为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分别出版传记,以鼓舞民族精神；其中《唐太宗传》一种,议请陈寅恪 撰写,而陈氏则转而推荐罗香林执笔,后来更开玩笑说:“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 照岳丈的说法呢?”陈氏所言,即就他与朱氏的论战而发。惜罗氏未成其书,世人终不知他在师尊与岳父两造之间,到底拟如何调停矣。
无论 假借史学作政治影射,或于史学中贯注民族情绪,实皆渊源于国粹派的学术思想作风,意在通史致用,以“志古匡今,俾作箴砭”,故朱氏可谓近代民族史学的代 表。以其好作论辨,火气甚盛,有类于今日网络之愤青,姑拟为神火将焉。尽管如此,朱氏始终重视史料的搜集及考辨,所谓“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 ”、“去取务权轻重”；故他虽以民族主义为始,而能以实证主义为归,大体仍不失学人本色也。
女朱倓,能承其学,著有《明季社党研究》；子朱偰,于文物古迹、历史人物、经济学、文学皆多有著述。
诗曰:南明文献最能谙,民族精神史笔涵。不信李唐出胡种,却教佳婿两难堪。
46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启功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元伯,原姓爱新觉罗；满洲正蓝旗人,清朝皇族后裔。
近代的书画学可分二途:一为新派的美术史,重在提示历史演变的线索,属于西化的、外部的研究,如郑昶、滕固、傅抱石、童书业者是；一为旧式的书画考述, 以书画创作及鉴藏的经验取胜,属于传统的、内部的研究,如黄宾虹、林志钧、余绍宋、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等皆是,启氏亦其亚也。
启氏家道中落,仅有中学学历,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识拔,先后到辅仁附中、辅仁大学任教,始得跻身学者之林。他早年从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畲、溥雪 斋、齐白石等名宿问艺,于书画及诗文已具相当造诣,此时复受陈垣学风的熏陶,书画趣味与考据方法两相结合,遂转向书画考证一途。他后来自述“年逾二十,始 受教于励耘先生,获闻学术流别及考订之学,得知无徵不信为立言行文之根本。时私嗜书画,试笔多就古书画取材”,夫子自道,最可见其学术渊源。
启氏成果的精要,已汇辑为《启功丛稿》。其中较标准的论著见于《论文卷》,书学史方面,有对《急就章》、《平复帖》、《兰亭帖》的考述；画学史方面,有 对“戾家”、山水画南北宗、董其昌代笔问题的论辩；文学史方面,有对“绝妙好辞”故事、《红楼梦》、八股文的研讨。其余短章零札,则收入《题跋卷》。此外 单行小册,尚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以题目所限,综述多而发明少,尤其次耳。总观其功力成就,书画与文学之中,自以书 画精于文学；书画之中,则以书学尤精于画学；而书学之中,又以帖学更精于碑学。盖启氏生平在创作上,用力于书画最多,而尤以书法为重；其于书法一道,则一 反近世风气,重帖轻碑,所谓“师笔不师刀”也。故其学问正与其创作互为贯通,亦互为依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