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处理善后
1976-1981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到行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本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谈话中，刘怕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造成经济的大灾难。1967年到1968年这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样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已经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的灾难--修正主义的运动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八干五百万吨，比1966年增加了七百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党当时约有党员二千五百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④。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邓是自己要求负责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对此，他一直很有兴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邓小平体会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条件，而科技进步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四人帮"认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同邓小平一样，"四人帮"也曾经探讨教育与科技、科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认为，现代化会破坏他们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险的。
因此，邓小平呼吁恢复和改善各级学校，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严厉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他说："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识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⑤。
在军队中，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和总叁谋长的身份着手整顿他所谴责的不良现象，努力恢复军队的士气和军队的专业化训练。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作为一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英雄，邓小平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周围有几个人在1976年4月是赞同贬黜邓的，暂且不谈政治立场，他们以为，邓指责军队纪律松弛、宗派林立、专业技术水平低，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本人。邓因此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与他合作，支持他对军队进行整顿、清除部队中的林彪、"四人帮"余党。很难判断他们在最初阶段与邓合作的情况。
在对外事务中邓也很活跃。在外事工作中也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1976年，中国没有什么对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后，苏联主动提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中国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赏的对外格局，即对美苏两个超极大国都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这种态度除了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危机之外，也与邓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邓小平下台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就停止了。现在邓小平要重新打开大门，与美国进行谈判。由于历史的原因，邓小平不能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妥协退让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谴责美国不去抵抗苏联。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会允许美国人"既享用茅台又享用伏特加的"⑥。因此，邓小平在台湾问题和地缘政治平衡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当时的时机对中国很有利。华盛顿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牵制苏联，而不致于刺激苏联。苏联此时正在东南亚和非洲实行扩张主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大贡献。他促成了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之行。同国务卿万斯相比，布热津斯基更支持美国同中国亲近。1978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中国的新闻界没有批评他，而一年前万斯访问中国时，则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78年12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时，美国政府却附带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但中国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空淡。美国此时已拒绝向台湾出售战斗机。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她首次减少了驻扎在台湾海峡对面的兵力，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她希望台湾方面能够采取理智的办法解决统一问题。
这是一项重大的外交胜利。同时开启了中美更亲密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中日关系（此时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包括一项条款，两国承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并给驱逐很多华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训。
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邓的计划的很小一部分。他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要让全党摆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发展代替阶级斗争，把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最高目标，并进行大胆的经济试验。事实表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估计是对的，邓小平就是要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同时证明他本人1956年所说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了是正确的。
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译注一开始，邓很谨慎。1977年7月他复职后几个星期，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只强调毛泽
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1977年7月召开的是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实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明确攻击"两个凡是"，并说华是"英明的领袖"。除了在与一些人私下小范围会谈，他也没有批评华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制定的十年规划。在那一年的春夏两季，他继续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领导层以外的人谈话时批评了"两个凡是"。那时，国家的政治气氛已有了很大的转变。
当然。邓要对这种积极的转变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他积极盼望政治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一过程中到底主动做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谈及过这种新的开始，也一定向他的亲密战友抱怨过"两个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会上，他批评了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他也许更为积极主动。即使如此，大多数工作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做的，包括胡乔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乔木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并立即着手撰写一篇文章，批评5O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胡耀邦从1976年起就同邓小平密切合作，现在则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同"四人帮"一样，胡乔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专门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上空排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强调理论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华国锋、汪东兴很快就察觉出这些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合法地位构成了威胁。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文章的广泛传播，也无法阻止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78年夏未，这场新闻运动转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很多大字报和传单纷纷呼吁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罢免吴德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吴德是反对邓小平的，而且他应该为镇压1976年4月的示威运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央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作准备。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在国外。他或许是故意缺席的。但无论如何，缺席对他很有好处。如果他出席会议，就要听取对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强烈批评，和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指责，因为他也是这一集体中的一员。他避开了这一切，等到会议需要一位领导人作出结论时，他才出现。
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他是一个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对这次会议所进行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恢复了党的"民主传统"。对于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的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四点意见。它们分别是：所有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决策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倡民主；正确处理在"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向前看，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联系思想解放，邓小平再次提到了实事求是，提到（虽只是顺便提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⑦。
会议结束前，北京市委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决定，则由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把第二和第三项决定总结为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很公正的说法，因为它结束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所制订的基本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担任的职务。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东兴却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并由胡耀邦担任重新恢复的中央秘书长。陈云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增选邓小平最坚强的三位支持者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在1975年和1976年指责邓小平的决议也被撤销了。随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彭德怀、陶铸恢复了名誉；解放了彭真和薄一波。
同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形一样，这次工作会议也是在民众发起运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所不同的是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年轻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而不是大中学生。他们的活动是自发的。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用共产党的词汇来说，是右而不是左。同红卫兵一样，他们也反对党的权威。但是他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个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自由，以及实现政治多元化，而不是像红卫兵一样喜欢斗争、闹事。
这一运动始于11月中旬，最初是沿西单一条街一段围墙边举行的露天集会。不久，这段墙就被称之为民主墙，从头到尾贴满了大字报，这是当时国家所允许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这些大字报批评毛、"四人帮"和"一小撮"不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高层干部，同时颂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后来，人们得知华国锋及其盟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消息，加之军队和警察没有对民主墙的活动进行干预，大字报的作者们越来越大胆了，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来越不友善。
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朗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邓小平坚信党应随时了解群众的要求，这是一条正确的原则。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他开始察觉到了危险。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伤害。他政治上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如陈云、彭真。而这些人一直对党领导之外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另外，这一运动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而邓小平以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乃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并未急于采取行动。在拟定完整的现代化政治理论之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完成了这套理论之后，就在这时，他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篇谈话与他1956年在"八大"上所作的报告同样重要，均可看作是他个人的政治声明。这篇报告补充了他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因而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邓小平是3月底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这篇谈话的。他首先回顾了逮捕"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接着谈到了所面临的困难。由于有这些困难，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很艰巨的。邓小平说，他想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着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待的"，我们要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它是"极左"（例如林彪和"四人帮"）的还是右的：
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邓小平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关于党的领导，邓强调没有党的领导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离开了中国共产党，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的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在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那一段，邓小平划分了毛本人与他的思想，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异：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⑧
邓小平这篇讲话后不久，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91年8月中国最新出顺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但是，1979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祥的地位。
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不是说，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表达的不是心里话，而是说他发表这篇讲话的时机与讲话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影响。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反正1979年秋天，华国锋和"凡是"派陷入了守势，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国锋提出的十年发展纲要在当时已被证明是空想。十年发展纲要规定，十年内石油产量要增加四倍，钢产量增加二陪。然而，当时许多油田并没有勘探出来，而要实现钢产量增加二倍，就必须进口大量炼钢设备，而当时的中国是负担不起这种进口的。由于增大投资规模，特别是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农村的压力，农村要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当时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周的工作会议，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历史因此再度重演。"大跃进"失败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华国锋的"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出现的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补救策略，而且前后两次担任挽救任务的都是陈云。
邓小平把这次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他自己则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四个现代化上。同陈云一样，邓小平也坚决认为华国锋的发展计划只能带来反效应。但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通过协商和施加压力，在当年9月的中央全会和198O年3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政治局的四名主要支持者，包括汪东兴和吴德落选了，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他所领导的书记处几乎全是邓小平信赖的人。
1980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知道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那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⑨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主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⑩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
（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革"的做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少奇的一切指控。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魁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采、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训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跟着这样做过。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十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了多次修改。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征：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干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⑾
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注释：
第十三章 国家领导人
1981－1984年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祥。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有条件把眼光放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邓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
邓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再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监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邓提拔的担任重要职务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也只是年轻半代）。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老一辈革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陈云、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陈云1905年生于上海市郊区，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他和邓小平同一年人党（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员，比邓早二十一年。除了"文革"时期以外，他一直担任高层领导。80年代，随着他50、60年代的许多讲话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经济决策者的稳固地位。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经常扮演杰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力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陈云老年时的照片看起来很忧郁。多年来一直传说他身体不好，而且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南方。但他中年时一点也不忧郁，也不让人觉得阴沉沉的。他经常面带微笑，而且说话善用比喻。50年代，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小了，鸟会死掉，但是如果把笼子拿掉，鸟就会飞走。1959年他把国家经济比喻成一盘棋，他认为，如果每个地区都能有效地提高产量，那么国家经济就会有很大发展。
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1982年成立的，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但如果认为陈云是反对当时一些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那就错了，陈云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的和极"左"的观点，人们似乎以为陈云也是左派。然而，他的资格太老，而且推动过邓所欣赏的一些政策，因此，即使撇开他与邓之间的友谊不谈，邓还是会听他的。
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佯，80年代他与邓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作，这也是二十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最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革"前的几个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毛争论。
李先念和王震同样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80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①。1948年，邓和李曾在大别山并肩
(根据原文译出。--译注)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游说，邓因此欠了他很多人情。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与王震肩并肩的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中国主要的行政工作主要由两个人负责。8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有名的是胡耀邦。他1981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党的主席职务，1982年9月中共取消党的主席之后，改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邓的身材还要矮小，但却精力充沛。他说话时喜欢做各种手势，这在中国人当中是很少见的。胡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他十四岁时就在井冈山加入了毛泽东的队伍。长征途中，他任"中共"书记，在一次战斗中还受了伤。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邓的手下工作。他大约是和邓同时凋到北京的。之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主要工作是为党选拔接班人。"文革"中他被撤职下放，1975年才重新回到北京，成为邓的主要助手。1978年以前，邓就已确定他为自己在党内的接班人。
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赵紫阳。赵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地主家庭，他比邓小十五岁，比胡小五岁。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革"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但70年代初即重新恢复了工作。随后的两年任四川省省长。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此处有误。赵紫阳当时担任的是四川省省委书记。--译注)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1980年9月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总理，填补华国锋下台后的空缺。
同胡耀邦一样，赵紫阳最终也失去了邓的信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党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此处有误。邓小平是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的。--译注)设"，"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还接着指出了到本世纪末要抓紧的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胡耀邦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指出了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他还说："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
在以后的四年里，中国的政治活动就是集中要实现这三大任务和四项工作。邓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对此进行监督和指导。另外，他还负责两项工作：向外国人说明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命题、"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或者更宽泛地讲就是对"改革"进行说明。
邓的第二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国的奋斗目标；第二步，于1982年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邓解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很明显，邓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要唤起人们的爱国心；第三步是在1983年提出了"改革"的思想。这比他（及其他人）以往所说的"调整"要更为广泛和深刻。最后，是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理论。这一理论同时涵盖了政治和轻济两个方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政治改革有赖于经济改革，这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论断是一致的，但却悻于毛最后二十年的理论。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描述一直非常谨慎，他没有贸然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词给社会主义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因而许多党的领导人不太容易准确理解他的思想，当一些外国人说邓把中国引向了资本主义时，他们很恼火。
实际上，早在邓小平提出他的改革理论之前，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开始了。邓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农村改革就已如火如荼。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冻结了每项产品的收购额度；更重要的是政协恢复了农民以家庭为主从事生产的权力：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归农民承包使用。根据土地承包合同，农民有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但要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部分产品，其余的部分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带来了中国农村的新格局，这一格局既不同于土改后的50年代，也不同于集体化时代。从理论上讲，农民只是不再从事集体劳动，但事实上，长期的土地承包合同（有的长达四十年）已足以使农民将自己视为土地的主人。
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1983年，中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制度（尽管当时有一些农民依然热衷于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1984年，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至十五年以上。1985年，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派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农民来讲，这一新制度的最大好处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农民所承担的风险并不比以往大，因为政府仍保证收购所有剩余的农产品，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或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
上述改革措施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农民的情绪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4年，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1957年到1977年递增0．2％），棉花产量年增长17．5％（1957年到1977年每年下降0．6％），肉类年增长9％（1957年到1977年年递增1．7％）。从1965年到1978年，农村人均消费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从1978年到1986年几乎增长了三倍。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堆满了准备盖新房用的砖、水泥和沙石。许多农户购买了自行车、收音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已从贫穷、落后步入了小康社会，一个人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四个人。
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对这三项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会上，改革派希望完全脱离苏联模式，另一些人则主张可以给鸟更多一些自由，但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因而这一决议很含糊。尽管如此，1992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一直据此进行。
城市工业和商业改革的核心是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价格改革主要是建立了三种价格体系，即国家统一定价、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很快，一种商品就出现了两种（甚至三种）价格。同时出台的上述三项改革措施造就了许多新的市场，有黑市也有白市。改革搞活了企业但同时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企业产品的种类与销售的控制，国有经济的作用受到了影响。一些省开始利用手中新掌握的权力在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型厂矿生产本省需要的产品，限制与他省的产品交流，宁愿花大价发展某些工业以满足本省的需要，也不从其他省份购进。一些工厂把产品卖给了新的客户，使老客户找不到所需的产品。由于国家预算出现了很大的赤字，再加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对信贷的控制不严格，因此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的确发展很快，但物价水平也上涨得很快。1984年一直保持平衡的银行信贷，1985年和1986年却出现了严重的赤字。
在上述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79年他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中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外的投资者。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一直专注于此事，除此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其他人。1984年10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②
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革"破坏的50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限制党和军队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的作用；重新恢复与八个民主毙派的统一战线（1949年他们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领导的）；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引进并宣传法制观念。在社会方面，取消数百万人身上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让昔日的地主和资本家成为国家公民；为大批"右派"。"走资派"和被戴上各种各样帽子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平反摘帽。
"文革"期间，城市人的业余生活被当做"资产阶级"情调取消了。现在许多人又重新开始了养花、集柳等活动。普通市民只要不对政府进行挑衅，就可以安定的生
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1982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当中，只有极少数老人和激进派。但是二十八位政治局委员却几乎全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其中有十八人参加过五十年前的长征。1984年和1985年，邓小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劝说那些年迈的老同志退休。结果他成功了。政治局又恢复到了50年代初期的面貌。全体委员当中，不是相当杰出的老人（例如陈云），就是行政首长。那些退休的老人则参加了中顾委。该机构是1982年成立的，专门用来安排这些资深的老革命。
邓小平还鼓励党内的老党员集体退休。1984年，大约还有二百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退休后，他们依然领取全额工资，享受各种福利和特权，诸如住房和用车等。在政府机构，部长和省长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其余高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六十岁，但也有少数例外。
第三阶段始于1986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他重新提出了以前说过的一些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党需要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他还指出，党管得太多，使得很多工作重复、机构重叠，妨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扯率，使得很多专家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他还提出新的命题，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基层单位的管理与决策。但是，真正所实施的改革并不多，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反映并不强烈。新闻媒体的形式虽活泼和多样化了，但是，没有政府的批准，新的出版物还是不能发行。从1986年夏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看，他本人希望更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并且希望能得到党内老同志的同意。但是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并没有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而是集中讨论了文化和思想问题，且措辞稳健。直到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邓才使大会作出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全党的工作目标。但是，即使如此，当时也并未对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作出明确规定。
在谈到文化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威胁到政治与社会秩序，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邓坚持了正统的学说。他以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才是先进思想的核心，他从道德和物质两个方面解释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关于先进的文化，邓小平以为核心是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摒弃了"一切向钱看"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落后的东西。③邓是以道德标准来衡量文化的，这一点颇具中国特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邓所提倡的道义与16、17世纪欧洲中部和北部传教士所宣传的道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许多历史学家所提倡的道义非常相似。
邓小平本人还非常关注打击犯罪活动。他的这一态度取决于他对道德的严厉观点。1983年，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活动，清查、逮捕各种罪犯，并严惩这些罪犯。有几千人被判处死刑。在一些地区，是公开对罪犯实行死刑的。但是，邓对此并不满意。两年后，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④
邓小平还是一位外交天才。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他突破了毛的思想与做法。对于全球能否继续保持和平，他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谈到中国对解决地区冲突与内部冲突的态度时，他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革命；在谈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他主张"对外开放"，而不是自给自足。他也放弃了列宁主义的一些观点，指出南北双方建立经济关系，不但不会引发战争，反而会造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促进双方的友好合作。
虽然，在1978年以后的几年当中，邓在口头上依然支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但从他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行动看，他对这一理论的兴趣越来越淡了，到了最后，他甚至不再提及这一理论。他的谈话更像某个正宗的西方外交家的传统观点。他说，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增加自己的财富。
邓小平认为，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来自苏联。但这种威胁已不是入侵中国或使用原于弹，而是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1979年圣诞节，苏联出兵阿富汗，并在短短几天之内，投入了十万多兵力。80年代初，越南甚至更偏向苏联，它提供了两个港口供苏联太平洋舰队使用。在邓小平看来，这是"霸权主义"行径，也就是苏联的进攻政策，目的在于建立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霸权力量，削弱美国和中国的力量。
由于中国已恢复了法律和秩序，经济改革也进行得很顺利，另外邓认为苏联的对外扩张已到了极限，因此，他深信，中国已比以往要强大一些了，不必再过分依赖美国了。恰好这时，美国对台湾要求军事援助又持新的同情态度，所以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了紧张状态。这是从1981年1月里根就职到1982年8月中美双方就禁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达成协议为止。
中美双方就上述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共持续了六个月，最后达成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协议。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多次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台政策。这一协定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中美关系不再取决于中苏关系或美苏关系，而是基于中美双方的实质利益，它给了中美双方，尤其是中国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但也使得中国在以后要注意保持两方的平衡：一个是要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势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要放慢，而要想加速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就要更多地依赖美国。另一个是实行开放政策，势必就要面对西方的思想观念，这可能会导致政治上不稳定，而关起门来，就无法接触西方的科技知识。从1982年以来，中共一直努力保持两方面的平衡。
与此同时，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也向两个超级大国提出了要求。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提出了三个条件：减少苏联在中苏边界与外蒙方的驻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放弃对越南的政治军事援助。随着国际形势及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没有做什么，上述三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中国对美国的要求是严格遵循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文件，即1972年周恩来与基辛格签订的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和1982年分别签订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公(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首次访华，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这一文件。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并确认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原注)报和禁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协定。对于强迫美国遵守这三个文件，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办法。但同样，美国的决策者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而且，她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不能忽视的。
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既不是四海一家，也不是单纯仇外。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1986年10月他欢迎来访的英国女王时说："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我这位中国老头子。"
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兴趣。他只是偶尔轻蔑地提一提香港报纸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但他并没有制订计划，要收回这两块地方。
1967年夏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和广东的激进派给香港的工会首领下达命令，要他们起来反抗殖民政府，以此引发香港的劳工罢工，使香港陷于混乱。但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对此有任何指示，或者是曾经鼓励他们这祥做。英国政府拒绝接受示威者的最后通碟后，一伙暴徒冲进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了一幢房子，但这似乎也与毛毫无关系。
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一开始，他主要考虑的是台湾。1981年他告诉美国一个参议员代表团，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甚至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同年9月，叶剑英提出了"九点方针"，具体补充了邓的这一提议，九点方针的关键是两点，第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第二，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的政治领袖也可以"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⑤
紧接着，中国方面又根据叶的九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邓小平并没有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也没有人正式将其归功于邓。但大家都认为这是邓的概念，邓小平本人经常把它挂在嘴边；而当外国人把它说成是邓小平的概念时，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员表示反对。
叶的九条方针提出后，国共双方并没有进行谈判。台湾的权威人士表示，台湾的政策不会改变，台湾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协商，也不允许台湾人与大陆人来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应如何，80年代以后，两岸之间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还是逐渐增多，贸易迅速增加。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特别是对福建省的投资迅速增加。1987年以后，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来自台湾的旅游团，而且两岸之间最终实现了通邮。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则取得了很大进展。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最终签署了正式协议。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首先采取了行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次向中国方面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根据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租约，英国向中国租借的新界地区（约占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将于1997年6月30日的前三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确定之前，这项租约将无法延续，因此造成了英国政府的困扰。中英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在各方预粉之中的：中国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后续约。因此，香港的前途问题列入了中英双方的议事日程。双方先在各自的国内进行了探讨，接着又共同进行了探讨。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了北京。根据后来刊登最终协议的白皮书记载，当时中共领导人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白皮书上说，这些政策证实了英国女王政府的观点即应该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⑥。第二年9月，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英双方开始了正式会谈。她不同意中方谈判代表以及邓本人对香港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19世纪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因而是无效的。但是她同意他们的另一个看法，即外交谈判应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共同目的。双方随后发表了简短的联合声明，但并未提到双方谈判要达成何种协议，甚至也没有提谈判的基础。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不影响香港安定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谈判本身拖延的时间很长，内容复杂、敏感，从而影响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国政府最初的立场是，愿意把香港的主权交还中国，以换取对香港继续行使管理权。但中国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绝不接受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继续管理香港。因为从法理上讲，中国政府从没有将香港的任何主权交给英国，只不过是在履行其所承担的使命，所以，英国人继续统治香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从政治上讲，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英国政府继续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邓小平对一批香港客人所说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⑦。
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英国政府提出，"除了英国继续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双方应该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以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这种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够确保香港持久的安定与繁荣"。⑧
随后，双方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
经过漫长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就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26日，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撒切尔夫人和赵紫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协定。邓小平出席了草签仪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换批准文件，协定从当天起正式生效。
事实表明，邓小平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小平文选》所选的他1984年的文章中，有七篇涉及中英谈判和"一国两制"问题，由此可见，他对这一向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本人10月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1984年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向英方谈判代表透露，邓小平有时要求他们汇报一下谈判的进展情况。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经常提到中英谈判。他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年7月他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第二，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它们继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2月，在同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他重申了这一点：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是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是不行的。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件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⑨第三，是关于爱国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口。⑩
然而，有一点令人感到费解。中英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强烈表示，香港方面不能组成一个单独的党派，也不同意所谓"三条腿的凳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的权力。另外，港人的一些做法也令他们失望。一部分人对"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持怀疑态度。但是，邓却注意到了三方面的利益。他在1984年10月同中央顾问委员的谈话中，在随后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⑾
注释：
第十四章 天安门
1984－1989年
1984年10月1日，伴随着隆隆的鼓乐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50年代，每年5月1日和10月1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从东到西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沿用这一惯例，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这天也在天安门检阅了游行群众。游行共进行了三个小时。游行队伍前面是各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男女方阵，最后是载有弹道导弹的卡车，中间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队伍。队伍有大有小，人们大多都围绕在造型生动的彩车周围，徐徐地经过广场。由二百多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国歌，紧接着是革命进行曲。广场上，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方阵里反复展示各种图案，由图案构造显示出当时的一些口号。游行结束时，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整个游行进程十分规范，有条不紊，远远超过50年代的情景。那天的北京，天空晴朗。整个队伍的秩序、色彩，与摄人心魄的声音相汇合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国外观光者们的心，给人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的印象。
像毛泽东当年一样，邓小平在游行开始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随后，他打破了惯例，乘敞篷汽车驶出天安门，检阅正在广场上等待的受阅部队。邓小平身着便装，向每一个小方阵举手致意，部队中不断响起"首长好"的声音。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才六个星期的邓小平，站在缓行的设有扶手的汽车上约十五分钟。他的精力和气魄，与后来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一样，令观光者终身难忘。
在讲话中，邓小平的语调充满了信心，或者说是必胜的信心。关于中国的情况，他讲道：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宣告：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陆续实行下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谈到未来，邓小平坚定他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①邓小平高兴他讲到了同英国就香港问题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他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不过。他还提醒："现在国际局势严重恶化"，并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他还说，和平统一的政策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②。这最后一句，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这比以前在任何场合中所讲的还要突出。
邓小平这种自信的心理是有道理的。1984年，粮食大面积地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四亿吨，创历史的最高纪录。国内工业产值，超过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零售价格在缓慢上升，只是速度比70年代小一些。社会上无明显的政治麻烦，也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严峻的国际形势，但人们也并不担心中国会受到苏联或其他国家的袭击。两年来，众多的海外评论和文章都指出，在世界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已经是充满希望的国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英协议的签订，深受海内外的普遍赞扬。邓小平重申，中国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也是为了排除居住在香港领土上五百多万居民对未来的疑虑而必须做的。
邓小平本人似乎也更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在游行过程中，当一队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他们突然打开了一条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大学生们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和对邓的认可。这种事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过。许多人通过这件事会想到，如果学生们满意的话，那么，从社会总体来看，不可能会存在不满情绪。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盛况，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顶点。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社会上便出现了明显的麻烦的预兆。一些老干部开始对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对作家、艺术家和出版社失去控制不满，再一次出现了学生游行。一系列的丑闻被公诸于世，说高级干部中有大量的腐败行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热现象。
对改革成果持否定态度的人批评说，不应该在农村废除国家统购制度，说由于统购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农户从粮食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坚决反对缩小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需要把计划经济放在第一位。另外一些人对在自由的知识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社会主义的方式及其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现象表示不安。然而，对于众多的批评，邓小平没有作直接的答复。但是，他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改革不会停止，更不可能倒退。这说明，邓小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他说："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③
在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同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学生游行事件。虽然规模不大，未扩散到校园之外，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学生们仍旧对政治感兴趣。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向平静的校园又开始不安了。学生们抱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前途，说他们被迫在狭窄不舒适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并且说，按传统的分配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毕业后要到收入低，而且又不能发挥他们才能的地方去工作。他们还抱怨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的经济入侵，也抱怨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以及他们大量的腐败行为。
腐败行为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弊病。1985年上半年，官方曾发表一篇社论，表示对这一弊病的担忧。此文或许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论详细地披露了几个重大的典型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大多发生在海南一带。海南属于广东的一个海岛，在那里，许多官员都参与了一种倒卖外国进口产品的活动。他们将国家计划内的进口产品转卖给内地官员，然后由内地官员再转卖给用户，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利用官方的外汇配给，获取大量的外汇收入。所涉及的货币总量以及产品的数目十分巨大。1984年1月和1985年5月之间进口汽车的总数为九万辆，摩托车十二万辆，电视机近三百万台，立体收音机二十五万台，总价值约六亿美元。最后，这些进口物品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内地。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了这类丑闻，对特区经济的概念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是政府对涉及这类案件的领导人的惩罚并不那么严厉，最多只不过是降级而已。
1985年底，通货膨胀冲击着城市居民的心。以致时刻谈论着这个问题，甚至超过了腐败问题。由于1984年农产品收购制度的重大调整，使1985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迅速上涨。官方最终公布的零售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为9％。但是实际的商品价格，包括肉类和蔬菜的上涨比率比官方公布的高得多。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当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国内外学者建议，宜采用固定价格制来扭(按原文译出。--译注)转和节制国内经济运作。
1986年的政治麻烦就更多了。胡耀邦及其党内领导层中的支持者发起了加速经济改革和全面开放的运动，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要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胡耀邦加速经济改革。以及在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是不容易的。因为加速改革以胡的失宠而告终，他在这一年来的讲话也未被编人官方的文献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逐渐清楚了。在一段时间内，胡主张在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点，在邓小平所提拔的人选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持有这种特殊的见解。
1986年年初起，中央就开始讨论起草一份对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决议，胡就力争要使这一决议在语调上呈现出自由的味道。然而，9月份通过的文件却是一个放开和限制条文都有的混合物。它使读者不明白，究竟要放多大的程度。是否可以宣传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来又就中国发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刊杂志上，党内有人讨论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否可以很好地应用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来，并认为，那些认为西方科技的引入会影响国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还提出，应该清楚地划分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让艺术走自己独立的道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两位作家刘宾雁和王若望（他们曾经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这时主张，文学和艺术对真实生活的描绘与从苏联引进的所谓社会现实主义原则无关。
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学家方励之，在政治上作出了大胆的反应。他开始给大学生们灌输人权思想。他的讲话被制作成录音带，在各大学轮回播放。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享受民主的权利。政治权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思想。
邓小平对这类言论采取了两种反应。一方面，他反复强调1985年以来所实行的路线，反复强调对中国政始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次才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④另一方面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谈话，他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很少涉及民主与法律问题。1986年6月，在一次正式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他说，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法律范国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1月，他设计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11月初，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经过整个夏秋之间的思考之后，他强调，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9月，他在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考虑西方的模式。他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有关邓小平对坚持改革和反对自由化问题的观点、论述，官方始终未作更多的公开报道。这一点使人十分不解。其后果，至少有一部分人会产生这祥的印象：不管党中央对思想和文化的决议怎么说，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中，是要放松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不少人认为或希望，党已不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1983年－1984年冬，反"精神污染"的迅速搁浅说明那些老革命宣传家已是一股失去效能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大学生们再一次活动起来。先是合肥方励之的那个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很快，上海、北京和其他地方有二十所大学响应。他们大多数的要求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也有很多的要求与政治有关。他们表示强烈不满的是，他们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学生代表，在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时，受到上级的歧视，并遭拒绝。很快，许多学生开始用大字报的方式（现在是不合法的），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并在大字报和小字报中揭露了官方对国民所采用的民主选举生活的敌意，认为这一做法是有违真正民主的。
一开始邓小平对这次学生游行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三个星期以后，12月30日，邓小平才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他不赞成学生游行。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⑤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调到北京天文台一个技术部门工作。
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游行的结果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领导人批评他对这次事件没有采取得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胡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停止了与外国人的接触。根据1989年的传闻，他从中南海的办公住地搬到外面的一座四合院去了。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晚清史。或许是邓小平的示意，也可能是邓的支持，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胡耀邦的下台，打乱了邓小平在他之后的有关人事安排。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李鹏，作为副总理，不到六十岁，政绩虽然优秀，但缺少在党内工作的资历。
邓小平经常从各种角度对外国访问者谈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以及每一个改革目标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谈话的语调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他没有任何智力减退的迹象，相反，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又实现了新的突破，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少有的。八十二岁高龄的邓小平，在来访者面前怡然自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主要的思想是改革不能退缩，不能滑坡。他认为，政治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扫清道路；经济改革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加速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根除贫困，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阐述这一思想时，邓小平没有忘记抨击资本主义。1987年4月，他在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格拉时讲道：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到时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⑥。
邓小平阐述了他的关于西方民主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那么，中国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他不是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说什么如果采用西方式的民在，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⑦
1987年10月底党的十三大的召开是党内的一件大事，此前，邓小平就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候选人名单上没有邓小乎，也没有许多老革命，包括陈云、彭真在内。由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邓小平也就失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许多传闻说，邓小平自己是要离开一切工作岗位，但受到许多人的挽留（按党章规定，军委主席至少是中央副主席，因此，中央委员会特别修改了这一规定，使得邓小平有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在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是，军委中的老一辈军人不欢迎没有军事背景的人作为他们的主席，而邓本人又不愿意让军方人士担任这个职务。
陈云、薄一波、杨尚昆三个老干部同样获得了重要的职务。陈云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
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承认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过多，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他指出，要继续坚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同时也提到增加供给，抑制需求。他宣布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但他没有宣布当时通胀率是多少，不过，大家都很清楚，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园，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第十五章 可敬的老人
1989--1983年
毛泽东指定的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有的去世了，有的下台了。邓小平所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胡耀邦，结果也是这样，现在轮到赵紫阳。6月底，李鹏呈交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时期所犯错误的报告书，大体上是说，赵没有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刚和没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他对动乱的发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从组织角度上讲，赵紫阳的命运与邓小平在1968年和1976年所遭遇的命运一样，他丢掉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以及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的一切党内职务，只是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允许他保留党籍。从此以后，他完全销声匿迹了。时不时地他也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这说明他还不是犯人。1992年传闻，说他有复职的可能，但在秋末，中央委员会公布不改变对他的处理，这一谣言不攻自破。
除赵紫阳本人失去了政治局和国家的职务之外，还对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作了降职处理，胡启立失去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常委名单中增加了三名新常委：江泽民、宋平和李瑞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江泽民是一位未在预料中的人选。像李鹏一样，他原也是一位技术工程师，在60－70年代担任许多技术部门的工作。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喜欢大笑。江在上海长大，兴致来时，也会唱唱英语歌，喜欢40年代美国电影。年轻时，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搜查共产主义分子，他曾藏在校长汽车的行李箱里逃出了校园。江既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敌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热心人。
李瑞环是一位年轻活跃的人。1958年他曾以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的修建工程而获得"青年鲁班"的美名。他担任过天津市市长，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能干的市长，他好像是一团火，谈话从不死板。他鼓励海外对天津投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提升也与江泽民一样，代表邓小平希望持续进行改革。
中央委员会会议两个月后，邓小平未接受其他同志的劝阻，准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邓小平离开工作并非是完全放弃政治。邓小平很明白地声明，即使他完全退下来，也还要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他十分清楚，对于一个一党制的国家，领导人离开办公室之后的命运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元老领导人，一是失势。作为一位具有七十年政治生涯的领导人，即使完全退休，党和国家也还会向他请教问题的。
在辞职信中，邓小平说他的身体仍旧很好。应该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事实。但是，看上去忽然间邓显得老了许多。就身体状况来说，他选择这个时候退休是正确的。退休后他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大部分时间他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孩子们大多也是中年人，他似乎与小女儿邓榕关系最亲近。1992年10月在十四次党代会上扶着他走进会场的就是她。邓继续打桥牌，还是与他的老牌友一起，包括万里和杨尚昆。他偶尔也接见外国来访者。1989年秋，他会见了基辛格和朝鲜的金日成。
邓小平仍旧关心国际事务。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制度在1989－1990年的崩溃，坚定了他的看法：中国应该振作起来反对西方企图推翻世界社会主义的联合运动。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变化对中国的影响，1990年初，他和党的中央告诫人们说：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敌人的所有矛头将会对向中国。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制造麻烦，增加我们的困难和对我们的压力。不管怎样，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再稳定。
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以后的三至五年将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垮下了，中国的历史将会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根据原文译出。--译注)邓小平和党的新领导人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国家"六·四"事件以后对中国进行的制裁。
邓小平相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制定了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外交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上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做好自已的事，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搞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重视。由于执行了邓小平的思想，其结果，中国逐渐取得了优势。西方的经济制裁宣告失败，西方的部长们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1992年，杨尚昆在北京接待了笑容满面的叶利钦。耐心与谨慎果然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在一些事件的帮助下，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在联合国争取中国的支持。于是，中国又恢复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