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进行田间劳动？”
“不，绝大部分仅由男子来干，但是如果人手不够，女人也来帮忙。”
“这时家长也参加劳动吗？”
“他像家里其他人一样劳动。”
“日常的劳动计划是怎样决定的？”
“家长把所有人找到一起，在吃早饭时讨论。”每个家都由尊崇祖先和①
①岩佐舍一：《北满农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满铁调查月报》，第20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66—95页。
②熊代幸雄：《华北农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转移》，《农研报告长编》，第167—266页。
③牧野巽：《中国家族研究》，第10—11页。
④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第27页。
①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第1卷，第236页。
祭祀仪式维系的无穷链条和在它之前的另一个家联系。虽然当一个家系终止②
时，这链条有时也会中断，但父母仍教育子女崇敬这个家的某些祖先，并教导他们勤勉节约，尊重老人，履行先人未竟之责。他们也鼓励孩子们继承祖先之遗绪，努力“扩大财富，光耀门楣，看风水寻墓地，修建更大的宗祠，讲究礼仪的排场，以及采取许多其他措施，期以增加生者和死者的福祉与声誉”。当家长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儿辈时，儿辈们要用适当的仪式表示对家长③
和祖宗的尊敬。积累财富，特别是不动产，能够确保举行这种仪式。它还能够保证在儿辈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孩子们以后，他们也能受到他们的孩子们的尊重。
于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合作单位——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积累财富。毫不奇怪，一切务农的家庭都力图培养善于理家，艰苦劳动及节俭、勤奋等美德。每个家和家长都渴望发财致富和人丁兴旺，尽管事实上只有很少的农户能实现这个目标。所有农民都持有的这些价值观念，是农村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仁井田陞不无调侃地着重谈到，不论大小和贫富的农村家庭莫不如此：
总而言之，从远古中国就存在产生小家庭的条件……近年来，到中国，特别是到小家庭占
优势的地区旅行过的人，看到中国农村大多数的家庭是小家庭，而人们曾设想存在的大家庭很
少。有一段时间，人们曾企图说明中国大家庭制的衰落。但是这样的理论忽略了小家庭的继续存
在，而且也未注意到小家庭和大家庭本质上都有同样的特征。这样，如果我们说，今天小家庭是
很久以前的家庭制度衰落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家庭制度，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衰
落。①
为了使这种合作单位获得收入，家多方面地运用它的资源，而务农仅仅是诸多可能之一。
家获得收入的来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统一体的一端是地位低下的打散工，这种工作脏而且烦，要离家，甚至要离村。其次是当小贩、伙计和掮客，做这些事要有一点技术，地位高一些，也比较干净。他们的收入往往并不比一个出卖劳动力的人为多，但是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是有吸引力的。统一体的中间是务农，不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租种别人的土地。统一体的另一端是经营土地、放债、开店、做官，或是当军官。每个家长在分配家庭的人力资源时，必须从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中作出选择。虽然某些工作收益比别的工作多，但每项工作的社会代价——工作的远近、地位、清洁状况、艰苦程度和风险——也必须仔细考虑。
到２０世纪第二个２５年，农民家庭为他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时，似乎已有了很清楚的顺序。最高是当官，甚至从军；其次是从事企业；而后是务农；接下来是当劳工，从按月计算或逐日计算干农活到做家庭仆役。费孝通在报告中提到，家长通常试图至少培养一个儿子成为官员或军官。林耀华研究了①
福建省的两个家庭，记述了黄东林要与他的姻兄弟合作开店，而不是在田里②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见第9— 10页。
③同上书，第249页。
①仁井田陞：《中国之农村家族》，第151页。
①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见第4、5章。
帮工。商店终于兴旺起来，他得以为他的家庭建一幢新屋。一些家庭积累了②
相当多的土地后，开始出租部分土地、放贷和从事商业活动。如果我们根据③
农村家庭的财产来划分它们的等级，我们发现在较穷、较小家庭的收入中，从低下的、风险大而报酬少的收入来源——它们全然与务农无关，或弥补他们很低的农业收入——之所得，总是占有很高的比例。拥有的土地多于维持④
家庭生活的家庭，把他们的资源较多地用于农业，而很富有的家庭通常从事商业活动，不是去耕种自己的土地。⑤
只是当个别的家庭能从其他家庭得到某种不足的资源时，它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分配其资源。这就需要家庭之间的安排——通常是在亲戚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看到怎样通过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协议——有关出租或佃入土地，借贷农业资本，借出和贷入现金，以及雇用或提供不同期限的劳力等等的书面合同或口头同意——达成的安排。在台湾的家庭之间的契约，经初步考虑，与晚清和民国初年大陆家庭间的抵押和典当土地以及出租和佃入土地的契约，看来十分相似。家庭总是在废除旧的契约，又和不同的家庭订立①
新的契约。总之，农村家庭间的私人契约安排，是为获得不足资源所优先采用的办法。
家的合作形式
农村家庭在村里谋生并不单靠契约，他们还互相合作。这类合作名称各不相同，在某些村社很普遍，但在另一些村社则否。合作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只包括少数农户，他们在季节性需要最紧迫时，短期共用他们的②
土地、劳力或农田资本。这种形式的合作出现在朋友和亲戚之间，时间短，通过相互同意而终止；在乡间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形式存在。第二种形式包括一个村子——有时是几个村子——的许多农户，他们组织起来，并承担某项事业的费用。例如看守庄稼——这在中国北方很普遍——或者组织村防团。后者对所有的村来说，在法律和秩序崩溃时，是共同的活动。还有合作加工农作物，例如甘蔗，特别是在广东和台湾南部。但是，需要大规模合作的最重要的活动可能是抗旱治水，包括防洪蓄水和灌溉。
农村治水的组织有两种类型。有些并入规模巨大的系统，由负责维护大河堤坝的公职官员管理。第二种类型由一个或几个村级组织构成，只为自己村社的农户服务。这两种类型的组织有某些共同特征。参加者都是有土地的农户；他们分配费用和利益的原则，是根据每个农户拥有的土地量（土地少的家庭贡献少一些，收益也少一些）；他们由一个包括有经验的农民治水人
②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第25—35页。
③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见第27章。
④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53—158页；见本书第5章。
⑤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19—332、333—336、343—367 页。
①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 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
②马若孟：《传统农业中的合作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力耕作中的含意》，载 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261—278页。
员体系管理，轮流履行自己的职责。森田明在对清代治水情况的权威性研究①
中，总结了六个以上省份的治水经验，这些经验也沿用到民国时期。
在河北邢台县，为了利用河流，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两个治水组织。这两个组织以水闸作为
治水的标准单位。每座水闸的职员都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被称为连户。因为这些农户支付
了修理水闸和供水渠道的费用，交税，还提供了无偿劳动，所以他们参加治水的管理，他们也
得到用水的利益。即使在绥远和山西也有由水浇地主人组成的治水组织，这些农户和上面提到
的农户一样，也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些有土地的农户提供建设和维修治水设施所需要的劳务。
他们灌溉土地的用水量，按各户拥有土地的多少来分配（按地亩浇水）。管理这些治水组织的
基本原则——诸如职员是拥有土地的农户，他们根据拥有土地的量分担费用和分享利益——与
华中、华南的治水组织并无二致。②
当然，在农民能被引导到把他们的资源用于这类事业之前，他们必须了解利益会超过费用。局外人对农村合作的潜在利益所做的估价可能与居民十分不同，后者习惯地忽视某些费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合作在农村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农户得以共享不足的资源。在这方面，它所起的作用与家庭间的私人契约是一样的，即它能使他们用其资源得到比其他办法更高的收入。
①马若孟：《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和合作：河北省邢台县的水利管理》，载《中 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189—212页。
②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99页。
农业的商业化
到２０世纪初，铁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扩大了。这些发展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新的机会。但是在２０年代早期，正当农业资源的新供应（美国棉花种子及化肥等）出现，农民的观念开始变化时，农业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结果，这些新的投入在内地依然很少，并且难以看见，没有真正影响到大多数农村。
然而，在这个短暂时期里，贸易的增长和作物的专业化造成了上市剩余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１８９４年至１９１１年间，铁路路线增加了２６倍。与此相对照，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２７年间仅增加３５％。铁路加①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了。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②
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１０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１８７６年到１８９０年间，粮食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２６％和３８％。但在１８９０—１９０５年期间，相应③
的数字为３００％和６００％。到１９１１—１９１５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１２％，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１１％。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１９３０年间，所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４．８％。④
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口仍不足２５万。在１９００—１９３８年间，住在超过１０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年增长率约２％，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①
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１８９５年至２０世纪第二个１０年末期，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１８岁至４５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②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食的需求一直很大。③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①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②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第211—228页。
③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1876—1915》为书名再版发行。
①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55页。
②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 月），第385页。③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 2月），第110—126页。
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第二个１０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在１９２０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农民们种植花生。在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３７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②
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棉花的种植也遍③
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１０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
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
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
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１９３９年进行的，但涉及的时间超过２５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１９３９
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
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①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期 （1965年6月），第193页至第206页；见第200页。
②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1卷，第103页。
③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①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338—414页。
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
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
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
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
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
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
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
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①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 １８７０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加，此后下降了。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②
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许多③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①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第二个１０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 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①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44— 45页。
②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卷第3期（1965年），第614—632页；见第619页。
③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 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1—19页；见第1页。
①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621—624页。
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４８％的农产品。②同样，卜凯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５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料，也发现大约 ５０％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③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扣除包括消费④
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决非罕见。①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大农②
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②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 中农家的比较》，第60页。③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65—80页。
④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 厂村》，见附录。①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 济组织》，第173—191页；见第186页。
②同上书，第184—185页。
农业危机
在１９２０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１９２０年以后才发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２０年期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①
可是在１９２０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泛失控的水旱灾害。Ｗ．Ｒ．迈尔斯１９３１年从山东胶州报导，“回顾这１０年（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②到１９３１年，农业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１４个省，包括大约２．８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５％。③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４９年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４１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在这２０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１可看出，在１８８６年至１９２０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２０万公吨至３５万公吨之间。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１９０７年超过８０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１８８０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２．５万公吨以下。１８８６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１９２０ 年以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１０年里，每年进口接近１００万公吨；然后，在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间跳到２００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①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第723、725—727、732、734—737页。
②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年》，第442页。
但１９４１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国仅能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１９２０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１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
１８６７—１９４９年①
时期 进口 出口 净进口 净出口
１８６７—１８７０ １９３７５ － １９３７５ －
１８７１—１８７５ ２１５４０ － ２１５４０ －
１８７６—１８８０ ２２０３０ － ２２０３０ －
１８８１—１８８５ １１５３０ － １１５３０ －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 ２１４３４０ － ２１４５３０ －
１８９１—１８９５ ３４６４５０ － ３４６４５０ －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 ２９７３６０ － ２９７３６０ －
１９０１—１９０５ ２５１７５０ － ２５１７５０ －
１９０６—１９１０ ４６５０１０ － ４６５ －
１９１１—１９１５ ３９０７７０ １３９５９０ ２５１１８０ －
１９１６—１９２０ ３２８６７０ ３５５５６０ － ２６８９０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１０７０１７０ ２６２８３０ ８０７３４０ －
１９２６—１９３０ １２９５５６０ ３５６７３０ ９３８８３０ －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２１４２２０５ １３３０４０ ２００９１６５ －
１９３６—１９４０ ６２８５８１ ７０２２Ｏ ５５８３６１ －
１９４１ １１４７３００ １０８００ １１３６５００ －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１０９８３３ ５００ １０９２８３ －
１９４９ － － － －
虽然中国在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３０年间的出口，比１８９０年到１９２０年间有更快的增长率，但这却不是农业出口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主要由农业原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的价值份额，在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５年和１９３０年，与１９１３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出口贸易中手工艺品、①
粮食和纤维的数量与前２０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与前１０年相比，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价格结构上也开始变化。在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２０年间，南开大学４４种粮食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了，但是与同期综合物价指数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粮食与纤维、金属、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而在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０年间，粮食的价格比综合物价指
①粮食进口包括稻谷、小麦和面粉；粮食出口包括高梁、小米、小麦和面粉。1867 年到1949年之间资料单位为担，以20担=1公吨的比率换算为公吨。 资料来源：1867年至1949年间的资料来自萧亮林（音）：《中国外贸统计，1864— 1949年》，第32—33、83页。
①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3页。
数上升得更为迅速。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相对价格的类似变化在上海和广州②
也能看到。③价格变化的这种趋势，深刻地反映了２０年代主要城市粮食短缺的状况，比前几十年更为严重，这也证实在这１０年间从农村运往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下降了。
众所周知，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农作物统计不可靠，因为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少报，而产量测算来自很小的样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假定在 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出口贸易，可以想象粮食和纤维的综合农业产量，在这１０年里围绕固定的趋向线波动，但是除了贸易趋势以外，确证是不存在的。然而在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７年期间，情况更为清楚，粮食和纤维的产量是停滞的，仅围绕稳定增长的趋向线波动。在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９年间，农业④
总产量，包括牲畜和特种作物下降了，但是在这期间粮食的产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稳定。原因在于农民把他们的资源从生产特种产品和牲畜，转向维持①
生活必需的粮食产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１９２０年以后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１９２０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１９２９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３０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
第二，农户的资源或收入无偿地或以低于现行交换价值的价格被占用，使得农民不得不减少其开销和积蓄，因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和交换。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或军阀的军队征收新税、没收农民资财，或征集农民劳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时候。
第三，是市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产品总需求的突然下降。这种总的市场需求下降可能来源自白银出口，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短缺。通常这会很快地伴随货币周转率下降，而后者又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市场需求下降也由于因军事行动而丧失重要市场，或破坏了贸易和运输。经济组织于是被迫举债或出卖财产，以支付生产费用。清理财产常常带来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权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活动因经济组织对自然灾害不能预防，或无法自卫而遭到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农民降低销售，使下一季庄稼的种子退化，驱使许多人到别处寻找工作，甚至引起饥馑。一个地区余粮的最终下降，严重影响与正常贸易地区的交换，以致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粮食和纤维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4—15页。
③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 年）》，第126、184页。④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22页。我已从该书列举的生产数据编出出产指数，并利用1935—1937年价格权数算出粮食出产价值以证实这一说法。
①这类趋势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第15—16页列 举的九省农产品收成报告中是明显的。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１９２０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３０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１９２４年以后，至少有七种主要的出口手工产品开始在数量和价值上下降了；另外六种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最重要的手工业——养蚕业和织布①
业——在这１０年中下降了；其他农村工业如刺绣、地毯编织、草编、高档花边、榨油、造纸、茶和糖生产，也下降或停滞。影响养蚕业和织布业需求的变化，有必要评论一下。首先，合成纤维开始取代中国丝，而中国丝曾长期用于生产在西方主要市场出售的服装。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３０年间，中国丝在纽约的价格下降了６７％。②这一更替迅速减少了浙江、福建、广东外贸公司对丝线和绸缎的需求。此外，合成纤维大量输入中国，以致逐渐把国产丝从杭州这①
样的市场排挤出去。②西田伯太郎，一个丝织业的日本考察者指出，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增长的合成纤维对中国的出口，是“最近期间”对萧条的中国丝织业的又一个严重打击。依他看来，这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丝生产国。③
中国的棉纺业也未能逃脱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布价格上升给新的农村织布中心带来了繁荣，商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织机和棉纱以扩大布匹的生产。但是１９２０年以后，外国棉织品重新开始与手工布（土布）竞争。④在天津和青岛的日本纱厂，以前把他们大部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给织布中心。但在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４年间，这些纱厂里的机械化织布机增加了三倍多。到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５年，这些纱厂已开始生产优于土布的机制布。当日本纱厂在口岸城市扩大生产时，中国纱厂仅能维持，受困于工人罢工、经营困难和缺少周转资金。少数像潍县（山东）那样的织布中心，设法获得了便宜的机纺棉纱供手工织布的需要，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这损害了别的像高阳（河北）那样的织布中心，它们廉价销售。１９２６年高阳仅生产了５４４１２５⑤
匹布，而１９２１年却超过１００万匹。⑥其他织布中心也受到同样的影响。⑦
这一时期引起市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战。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７年发①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4—65页， 贸易统计数字取自海关报告。
②同上书，第3卷，第4页。
①同上书，第3卷，第7页；东亚研究所：《中国缫丝的世界地位》，第63页。
②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第3卷，第5页。
③同上。
④同上书，第3卷，第17页。
⑤同上书，第3卷，第18页。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3卷，第19—25页。
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万农民遭难。明争暗斗的军阀们向农民征收各种新税和派款——这一负担又由于铁路阻塞和贮藏设备减少造成销售下降而加重。就是在１９１６年，２２省中也只有９个省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但是在１９２５①
年至１９２８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１５个省。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②
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
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
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
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
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③
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１９１８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５０万人丧生，３１７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同年２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１９２１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次年，④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１２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５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⑤
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①
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②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导，１９２５年失业人口超过１．６８亿，估计其中８７００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者。③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有增加，但是速度很慢。然而１９２１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２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几乎又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４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④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9—589页。
②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9页。
③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第3页。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9页。
①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59—660页。
②同上书，第2辑，第632页。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6页。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