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矛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②这段话是最早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的诗的评注来说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③
《辩证唯物论》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种哲学遗产反映了“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④很明显，这样的语言是毛泽东初次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而暂时产生的惊骇的产物。它完全为他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代，它并不体现他一贯的，甚至在１９３７年的立场。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 ３０ 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１９３６年对它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第
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能说是
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力和获
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１９３６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束缚。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３０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①《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
②《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③《辩证唯物论》，第8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58页。这里讨论的 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④《毛泽东集》第6卷，第275页。
①原载于1936年2月3—5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上的斯诺手稿。 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些。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在毛泽东于３０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１９３８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建理论方面的伟大成就，说这些理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但是，如果这一说法本身是比较短暂的，那么它所表达的关注的事情却在１９３８年以前就出现了，并且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它不仅依然存在，并且变得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这一想法的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化的概念，象征面对共产国际傲慢、专横的态度，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肯定；因此，这个概念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危机时期对非共产党人的舆论具有吸引力的口号。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泽东真正深信：归根结底，来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环境里不适用，除非让这种思想适应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条件。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化在１９３８年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如刘少奇在１９４５年所说），①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非欧洲国家，都含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应许多不同水平的国家的现实——从大量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到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的意思。此外，关于哪样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要素要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也会出现。
使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泽东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关于中国化的不朽陈述，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
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有具体
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
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与这个民
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马克思主义。因此，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
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毛泽东的中国化的概念，最简单、最易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这段引文①《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卷，第332—337页。
①《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261页。
中最后的那句话。很显然，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在非欧洲国家起作用，所用的语言就必须不仅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们的心理和条件来看，也是生动、有意义的；而不是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莫名其妙的语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化，尽管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适应中国条件的更基本的事业的外在表现。
为了确切说明这里谈到的问题，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毛泽东说的“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思。按照他在延安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这一断言隐含的意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说明如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阐述的。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是普遍正确的，但是这个理论从总体上来说，反映的既是它的１９世纪的理论来源，也是马克思的具有欧洲特性的心理和经验。因此，当我们谈到（像斯大林和列宁以后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运用普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于中国的条件时，我们力图抓住并使之适合于我们的需要的，正是这些理论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泽东本人在刚引用的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那篇报告中说：“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①１９４２年２月他号召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并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②
这些系统性的阐述引出了两个问题。毛泽东所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或原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导出的）与“方法”（他说，这种“方法”能够从吸收中国过去的珍贵遗产得到）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一点，当前中国的解释是，毛泽东说的是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说像这些那样广泛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诸方面，是不是能够这样说。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实际上构成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的思想在２０世纪初期被批评他的人说成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所说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或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绝对正确的马克思原理。而当毛泽东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过的”，他的意思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级水平的一般理论的地位，只不过是他所想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完全不比斯大林或毛泽东本人对这同样的原则的运用高超一些。
可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并非仅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还建议用从中国的经验里抽出来的要素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建议以之丰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殊性”，也并非仅是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有的经济特点。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所说，“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所表现出来的，和已由历史经验和中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集》第6卷，第 259页。②《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
国人的特质所形成的“许多珍品”。①
这种观点，认为今日的中国带有过去的印记，并不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持有列宁主义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会习俗和政治组织的形式，虽然它们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作为这些变化所引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１９３８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因此，在他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①
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
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
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
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
不得。①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①《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55—58、88—95页和各处。
①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章。
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毛 泽东集》第6卷，第250—251页有增补。
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环境内逐渐形成的，它们对于当前的共产党革命者来说，仍然是正确的。
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在孔子的哲学里也找到了积极的因素。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评论陈伯达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时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陈伯达的看法，但是在批评孔子的正名学说是“唯心论的”时候，陈伯达未能指明，由认识论的观点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为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他也认为朱熹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共产党人的进行反对左、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他说“不及”是右的东西，“过”是“左”的东西。②
当然，这一类的求助于民族的过去，只是当毛泽东为了推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对尽可能广大的舆论范围讲话时，才特别合适。可是，它们也应认真地被理解为他的思想实质的一种表现。在转向专门分析毛泽东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思想之前，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解释，特别是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个环境确定了毛泽东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当时的舞台，也从而确定了这一时期合适的策略。
一般来说起自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最系统的陈述，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找到（严格地说，全文并非毛泽东本人起草，他只写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泽东选集》，因此他对内容负责。）这一广泛论述的细节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围，但是有几点还是应该予以注意。
首先，毛泽东在这里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的过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致在公元前１１世纪。有关段落如下：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
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
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①
于是秦朝被看成仅仅是由于政权形式的改变，而不是由于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而有其特色。②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概念，可能在西方读者看来，是个词语矛盾的说法；可是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同时说明中国社会“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质及其独特性，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辩论之后取得的结论。同时，在这篇文章的１９３９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国是个“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痕迹，而这在原则上已经被抛弃了。于是，毛泽东断言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完全停滞
②《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毛泽东集》第 7卷，第100—101页。
②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 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 1939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的，只是由于西方的冲击才被推动起来。①
毛泽东概括中国历史，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在１９１９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中，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２０年以后，他对他的同胞的异常才能的同样的信赖，在像下面这样的段落中可以看到：
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与革命领袖，产生了很多的革命军事
家、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
族。②
其次，像他从１９２６年就做过的那样，他继续特别重视农民的作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百次的农民暴动”不仅被描绘成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这些“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被说成唯一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封建”社会里，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能量，或就改变生产方式的能量而言，仅由农民采取的这样的行动的局限性。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
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生
产关系与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
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
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
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
就在每次农民斗争停息之后，虽然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
上依然继续下去。①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对中国革命实行“正确领导”的形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出现呢？如他所见，这一过程的发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１９世纪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已部分地解体，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和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冲击而遭到破坏。在这个阶段，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仍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对现存秩序革命挑战的当然领导人。然后，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要求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的条件变得成熟。
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一过渡大致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分别把资产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称为“民主主义”或“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讨论他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之前，让我们先考①1952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3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99页。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620页；《毛泽 东集》第7卷，第102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 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 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虑一下，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究竟何所指，因为这一概念不仅在它所特指的时期很重要，并且与中国以后的问题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既然“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一个范畴，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学说的背景。马克思曾经考虑，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很自然的应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特征，就像封建阶段以贵族统治为标记一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的阶段，同样应是资产阶级的任务。至于无产阶级，它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支持资产阶级，同时还要推动它前进，尽可能地满足工人们的切身要求；到时机成熟时，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尤其是那些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冲击的社会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支离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说，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从他们的著作中抽出对亚洲革命者有指导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线。在 １９０５年革命时，首先是托洛斯基，以后是列宁提出，在这样落后的国家里，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思想随后又经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发挥，正如他们的追随者和苏联人所解释的那样，遂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性实际上就脱离了这一阶段的登台者的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或是它的前驱或变体，被接受已有３／４世纪，它能够指挥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构成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关于这一阶段的想法的性质和意义。他把这一阶段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内容，而且在于他认定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时间。因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根据力量对比的发展和当时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开始认定与国民党结成新的联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泽东把“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明确地定在１９１９年，并且为了方便起见，自延安时代开始，就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分界线定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可是毛泽东自然知道，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一朝发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义”的出现，粗略地置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期（亦即通常广泛界定的“五四时期”）。毛泽东于１９４０年１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①
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各种理由，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减弱和丧失信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所体现的另一模式出现，以及苏联人提供物质和道义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于这后一条理由，毛泽东随着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随着列宁）宣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主题，毛泽东写道：
①《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毛泽东 集》第7卷，第153页。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实行崩溃，而在其
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
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革
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
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
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
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①
这一段话说到了“联合专政”，并且有着重点的字（毛泽东在１９５２年把它们抹去了）含有无产阶级在各个专政的阶级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的确，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来的版本中，毛泽东甚至明白无误地表明，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证明它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即国民党）会继续获得人民的信任。②可是，很明显，这不过是在修辞上作出的给蒋介石看的姿态，毛泽东完全打算让他自己的党在“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代表无产阶级实行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直接面向党员，而不是面向非党的知识分子听众的教材（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在这一课本中，毛泽东直率地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和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③而在１９４９年６月，在胜利的前夕，他把这同一观点表达得还更为绝对，“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④
简而言之，尽管毛泽东表达的坦率程度时有不同，自１９３９年他第一次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名词开始，他的观点就是在１９１９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恰当地属于无产阶级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要求在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发展的一个阶级和直到与国民党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间结盟以前只有少数成员的一个政党，去承担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经指出过共产党人享有来自苏联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泽东还分辩说：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
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
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
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
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①
①《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154页（加着重点的文字，已在《毛泽东选 集》中被除去。）②《毛泽东集》第7卷，第162页。
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毛泽东集》第 7卷，第126页。④《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4页；《毛泽东集》第10卷， 第305页。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毛泽东集》第 7卷，第104—105页。
这是一段很有独创性的论证，并非没有内容。然而，毛泽东所断言的自１９１７—１９２１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切不可解释为关于对立的政治势力力量大小的实际情况的叙述，而应解释为断言从此以后，共产党人争．取．领导民族革命是适当的，并非全然不切实际。
如果毛泽东确实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并不经常公开地讲，那么他谈论“统一战线”，是否完全毫无意义或虚伪呢？或者，换一种讲法，这样的联盟难道不会必然具有“从下面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特点，也就是企图动员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反对他们的领导的特点？并非必然，特别是如果我们像我在上面做过那样，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毛泽东的分期观：在 ３０年代末期，共产党人寻求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早就合情合理了。因为合情合理的东西并非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是得计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如果来自日本的外来侵略，变得如此严重，甚至威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从而使得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成为不可能，以致共产党人的首要政策目标不是反蒋而是抗日；如果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比共产党强大，而且愿意抗日，那么暂时承认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到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已认为有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必要，并且在１９３６年末同意蒋介石应为这一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毛泽东甚至承认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战后的建国阶段的领导作用。在题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话里，他表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国民党有它光
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
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
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
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于的地位。……只要在
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①
虽然这个报告表达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经采取的最温和的路线，它却决不像乍看去那样，是一张空头支票。上述引语中的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只要”一词，严格地限制了毛泽东向蒋介石让步的范围。毛泽东认定，从长远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天生地就不可能坚定地支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他期待着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必将有终止的一天的到来。此外，虽然这一报告最早的１９３８年的版本没有像《毛泽东选集》中重写的摘录那样，说到共产党的人领导；但是它确实说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他简洁地把这些责任解释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①很明显，如果国民党在领导中摇摆不定，它的领导地位将由那些已成为“先锋和模范”的人所取代。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党内合作集①《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6卷，第198页。
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6卷，第243—244页。
团”，共产党人应该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有双重意义，但也模糊不清。因为他虽然预先表示向蒋介石提交全部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从而满足蒋介石在１９２６年５月“改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他还试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这第二建议的目的是过于明显地要削弱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曾使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操纵国民党的列宁式束缚。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绝，就不足为奇了。②
一年稍多以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发展，从承认国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有“首位”，变成声称共产党的领导已是既成事实。在《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年１月）中，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产生修辞效果的辞汇遮盖着的；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中，它却是十分明显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为党员读③
者写的，但它公开发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年１０）中，他甚至没有提出谁应该领导的问题；他仅仅假定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进而讨论他们应该怎样实行领导。
除去领导权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观点也值得在这里讨论，毛泽东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和关于体现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或体制的性质观点。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的观点是简明的、一贯的。他认为这些阶级力量是由斯大林在２０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的集团组成，外加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后者依赖于某些利益与日本的利益相冲突的①列强。可以理解，这一圈入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是划得最紧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划得最松。在前者中，农民被描绘成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为它受到外国的压迫；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也会有时“动摇变节”。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计划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种颇为异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两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质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影响。这样的提法是由于把农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农民在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在一类，合称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把农民算作单独的阶级。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三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
②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 第170—171页。关于毛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228—229页。
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①《<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598页；《毛泽东 集》第7卷，第74—75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 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1939年文本。 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①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
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
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②
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
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城市
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而且
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①
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法宝”。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地位。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联合又斗争。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②
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一口号，它是在１９０５年的革命① 《毛泽东集》第7卷，第196页。在毛泽东1925年11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 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 东集补卷》第2卷，第127页）。在调查表上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 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 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②《毛泽东集》第7卷，第197—198页。
①《<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596页；《毛泽东 集》第7卷，第72页。②《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第三个“法宝”党的建设，事实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远为广泛，意义远为重大。它包含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团结和整顿党。在《毛泽东选集》中稍有变动的一段话提到，如果过去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不成功，那是因为它的成员没有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没有正确的了解。①
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处，那是毛泽东当时精心阐述的问题，确切地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著作中精心阐述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所要求的“党的建设”，注定了要采取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形式，从而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最后地确立了他在党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①《<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9—80页。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
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与他同党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地是要服务于他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１９３７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各种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４０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１９４１年５月５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３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列原著。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写的《古田决议》，要求熟读。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和８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次演说中，他抱怨他１９３８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半以后才发表。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１９４３年４月。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６日。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１９３５年８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１９４３年７月６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１９４５年４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①
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１９４３年４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①可是，事实仍然是，从１９４３年以后，特别是从１９４５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②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受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４３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２节里，我提到过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①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8—700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页。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第7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页。关于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关于从1943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年第2期，第77—78页。
①《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页。
②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 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管怎样，在50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 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在农村１５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４０年代初，这一经验教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②
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
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
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
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
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
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
的……①
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１９４３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列在第二项（紧接②
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１９４３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③
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１９４９年以后，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面意思是“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ｎｅ”，“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它有时被译为“ｔｏ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ｔｏ ｕｎｉｆｙ”，也难②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 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①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 149—150页。②《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③《毛泽东集》第8卷，第265、273页。
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最好把“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４０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①
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
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
决定意义的……②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东起草的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
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
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
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
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