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卷，第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３页。这是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２日向首批访问
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113—117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68—184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１５００００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近３５００００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　１９４４年　　６月的情况如表３０所示。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１９４３年中期到１９４５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１６），从１９４３年中期到１９４４年中期，中共发展了约１０００００人（约１５％）。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１９４５年４月），毛宣布有党员１２０万，比一年前增加　４０％，比　１９４２年的低数字高出　６０％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表３１　　　（参见表１８）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
八路军 新四军 总计
１９４４年（６月） ３２００００ １５３６７６ ４７４４７６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 ３８５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年（３月） ５１３０００※ ２４７０００※ ７６００００
１９４５年（４月） ６１４０００※ ２９６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０
※假定和１９４４年６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１９４４年６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
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和１９４５年３月的数字
是《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３月１７日）刊载的数字。１９４５年４
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多于足够补充伤亡。１９４４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不到一年里，共产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作出的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少来自招募新兵。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１５０万，华中有５０万。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的。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１９４３年中期到１９４４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有利。１９４３年年中到１９４４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２９０００人，不及１９４１ 年年中到１９４２年年中期间的６４０００人的一半。①
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即攻打中、小城市。１９４４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也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毛原则上同意前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１９４４年春，他极力主张他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
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
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
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①
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略全局。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退缩不前。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朱德、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后再扩大影响。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争上。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各地区都可看到。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干部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推诿和腐败是常事。农民的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们①《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238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0页。
接受了这些文件的说教性的意图并怀疑其夸张，对这些文件的紧迫需要也表明了全面完成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党的能力。而且经验表明，强制执行较为激进的经济政策不仅会降低生产，而且经常会吓走和疏远许多中农，尽管这些政策不是针对他们的。
虽然对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变革的承诺没有减弱，但党的领袖们认识到，不成熟的、计划不周的尝试是注定不能完成这一变革的，而抽象的说教也没有多少说服力。“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它们能被那些对这样的模糊概念缺乏经验的农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须在日常的基础上被赋予明确的、具体的意义。毛的谨慎与其说是缺乏信心，不如说是对党及其军事力量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现实评价。而到１９４４年，在中国已经拥挤的舞台上，一个新演员——美国——正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当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融为一体了。经过１９４２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日本处于退却或防守状态，而对中国的抗战几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欧洲优先于亚洲，而不久前跨太平洋的越岛作战战略优先于在亚洲大陆上击败日军的努力。由约瑟夫Ｗ．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缅甸－印度（中缅印）战区成为战争的一潭死水，其重要性主要在于牵制大量日军，并作为盟军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承认以蒋介石为领袖和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为了使蒋继续作战（他有时暗示——或威胁说——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可能无力坚持下去），并对对中国的微薄军事援助在政治上给予补偿，罗斯福总统力主中国应被承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并应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克服了英国的重重疑虑，这两项工作于１９４３年完成。美国的长远目标是帮助一个“团结、民主和友好”的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稳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动的逆流下面，是美国卷入的战略输入——即最终日本将主要败于美国之手。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久都看清了这一点。这两位领袖谁都不想为纯军事的原因抗击日军，如果那样做会削弱以后对付国内对手所需要的实力。尽管毛不可能以这样的措词来承认它，但他在１９３８年的论文《论新阶段》中已经预言，“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
在战争初期和中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间的直接接触极为有限。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２年初美国使馆官员偶尔会晤武汉和重庆的中共联络组成员。美国参战以后，这种会见较为经常，有时既有美国军事官员，也有外交官员。虽然一再要求，国民党人仍宣布外国人不得进入一切根据地。只有少数避难者如林迈可或克莱尔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共产党地区做过报道。最后，当亨利华莱士副总统于１９４４年６月一号作战期间访华时，使馆官员说服他迫使蒋介石同意他们访问延安的要求。作为对显已不耐烦的罗斯福总统的这位代表的让步，蒋勉强批准组成美国观察员小组赴延安。一个新闻代表团立即出发；８ 月官方小组到达并开始工作。至此，“迪克西使团”诞生了。这个小组由富有色彩的中国通包瑞德陆军上校率领，既①
包括军事观察员，也包括政治观察员，如谢伟思和约翰Ｐ．戴维斯等人。他们的报告和介绍后来在美国关于“丢失中国”的激烈辩论中引起极大争议。实际上，所有抢发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都撰写有关“红色中国”的电稿和专著。他们的经历使人回想起１９３６年的埃德加斯诺。现在，如那时一样，共产党似乎非常开放，乐于提供消息，并且关心把他们的情况摆在世界面前。
时机是重要的。在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在较为困难的战争中期，当中共正在为生存而奋斗并进行整风时，执拗的国民党曾阻止美国观察家从共产党人获得第一手的情况。
对于毛和中共来说，美国是一张百搭牌。显然，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①迪克西使团的最著名成员谢伟思猜想，这个名字来自歌词“他们所说的迪克西 的一切是真的吗？”迪克西当然是造反者一方。
人承担义务。但美国也对尽快战胜日本及战后建设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中国承担义务。如果美国认为共产党人是致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与国民党在一号作战中的表现形成可喜对比——他们或许能得到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毕竟为了赢得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美国正在与最广泛的盟国合作，不管他们声称的思想体系如何。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乘国民党人１９４４年危难之际公开进攻他们，它不可能获得美国的好感。
迪克西使团的成立是美国的有限承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提供帮助（对被击落的飞行员，对为盟军在华北登陆作准备），并拓宽直接联络的渠道。完全承认和军事援助是争取的最高目标，但与美国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国与国民党人之间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望的，只要不剥夺中共的自主和自治。不管这是不是主要动机，中共事实上在可能与国民党人发生冲突地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并在某些地区以谨慎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样的军事行动可以显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力。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这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因为它表明蒋介石仍有力量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人事的变化——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任战区司令官，帕特里克Ｊ．赫尔利任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后任大使）——似乎也不乐观。共产党很快对赫尔利做出评价，作为罗斯福的私①
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国说话的特别权威。赫尔利认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诉他，俄国人认为中共是假共产主义者，而且同意不干预中国国内政治。赫尔利确信，当中共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苏联获得帮助时，他们会愿意与国民党和平相处。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苏联或美国的承认或支持，它将更不让步。赫尔利还自信他能说服蒋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党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做美国的共和党——二者都是反对党，都在寻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１１月初，赫尔利对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访问，这导致了共同起草五点建议。这项建议草案在语言上——部分灵感来自他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爱好——比中共过去接受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概括。但是当赫尔和带着他自己已签字的这个文件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拒绝考虑它。于是赫尔利实质上改变了他的立场，并且拒绝对他帮助起草的五点建议承担责任。中共对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对赫尔利和美国的幻灭。
不管怎样，中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简言之，国民党人坚持共产党应将自己置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权力之下，作为讨论革新和改组的先决条件。既然国民党就是中国政府，它不可能与中共进行比林肯与杰斐逊戴维斯协商美国分治更进一步的平等协商。共产党的立场是国民党立场的镜中映像：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作为参加重建的政府的先决条件。中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则优于国民党，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区和武装力量交给他人控制。号召建立“联合政府”是１９４４年９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后很久，联合政府始终是中共的谈判立场和宣传运动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时心里想着内战一样。
①赫尔利显然只接受罗斯福的口头指示，而且从开始就不受他颇藐视的国务院 的约束行事。他后来声称他的使命是防止国民党崩溃，支持蒋介石，协调蒋介 石和美军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而统一中国一切军事 力量，以及促进中国内部团结。见以下第13章。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国和赫尔利前后矛盾的迹象，中共领导显然放弃了被美国承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相互平等的可能性。到 １９４４ 年晚些时候，周恩来拒绝返回重庆——这清楚表明中共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徒劳的。１９４５ 年 １ 月，他对重庆的短暂访问肯定了僵局已发展到比过去更严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个时候中共也没有完全放弃从美国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曾经反复讨论美军在华北登陆作为进攻九州（暂定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的一个步骤。共产党人向魏德迈通报了山东半岛南北沿海根据地的位置。从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到１２月，关于美国和中共采取相当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零星讨论接着发生——显然赫尔利不知道。双方用过分的语言交谈。美国上校们暗示供应２５０００名以下游击队的全部装备不成问题，毛曾一度表示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并愿让美国军官指挥其军队：“任何时候，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我们都乐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全力战斗而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迎接你们，并置于你们的指挥之下。”①
当赫尔利听到这些非正式会谈后，他立即终止了这种会谈，并要求全面调查。他觉得魏德迈的参谋部和他自己的使馆人员破坏了他本人在政治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到１９４５年２月，当赫尔利与魏德迈返回华盛顿参与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磋商时，中共显然已不再对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抱任何希望。至少在当时，国共谈判也停止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组织方面，战争最后阶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长期推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自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黑暗年代以来首次这样的盛会。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早在 １９３８ 年初即已就绪，但由于“战时压力”而无限期推迟，并以１９３８年晚些时候的六中全会代替。七中全会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开的。在此期间，毛已建立他的联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对手，而且发展了他那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核心的思想。最迟到１９４４年末，毛泽东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是当前居绝对支配地位的中共领袖。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对这一顶峰存在疑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保持沉默。①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考虑的影响。从国际上说，欧洲和亚洲都迅速走向胜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战略方针。就国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与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一种与国民党不同的方案，并使重庆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竞争者的猛刺再度导致对手的回避和反击。这次“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被称颂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持续到６月１１日，整整开了５０天。在大会面前的主要工作如下：
（１）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与此相应，确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确实，这种精神笼罩着整个大会。这一点也明确地表现在几天前的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虽然从这一决议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　　１９４４年中期就已经起草了。这无异于是“毛主义的党史新版本，它将成为官方的正统观念……一个重要的过程——　１９３５ 年前毛的正确路线的出现与斗争，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它的最初胜利和逐步的辉煌的发展”。①这一历史观点还体现在新的党章中，新党章进一步宣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如果说这些肯定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大会上还有许多留学生的自我批评，包括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
（２）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作政治和军事报告，权威性地确定党的目前和未来的路线。毛的政治报告就是长而全面的《论联合政府》（以后经大量校订编入《毛泽东选集》）。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继续，因为它阐述了中共对中国目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毛要求的联合政府实质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虽然基调是统一，但它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统一。确实，全国范围的联合政府的模式已经有了：“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毛还声称，履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保证，“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①
然而《论联合政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细心地划了一条界限，①看起来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怀在七中全会上表示过这样一些疑虑。见怀利： 《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2页。
①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1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并试图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在这一点上，毛为约一年来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辩护：承认与国民党的竞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或者两方面都有。然而，该报告贯穿始终的调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战性的。毛并不排除谈判和妥协，但这不是主调。
（３）在刘少奇的长篇报告后，通过新党章。刘在报告中用过分的词句颂扬毛——“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以致有人猜测他或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这个党章取代了１９２８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并沿用到１９５６年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被删去了）。必然会反映毛泽东的优先地位的１９４５年的党章有好几处不同于原先的党章，其中主要的是在全党以及党的顶层权力都更加集中。在顶层第②
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新党章还给农村地区更大的代表权，更强调党内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１９４５年的党章与１７年前的六大党章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４）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４４名正式委员和３３名候补委员）和配备党的高层工作人员。正因为极少出人意料之处，这几处显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１５位，远居周恩来之上（第２３位）；毛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候补名单中未超过第三位。或许由于与毛的冲突，彭德怀名次低（第３３位），远低于他的军职可能令人联想到的名次；叶剑英（第３１位）亦是如此。王明和博古是名单中的最后两名。①
②这个概括依据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419—421页。
①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292页。又见唐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附录50，第1081—1089页。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在中国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的作用主要是静观待变，而不是积极参与。只是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前仅六天——它才突然并强有力地从隐蔽处出现在东亚的中心舞台。然而，这并不意味在中国的其他力量可以忽视它。相反，不仅中共，美国和中国国民党也都不得不把苏联放在他们的一切打算之内。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１９４５年２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鲁门。但对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蚀同盟关系。
蒋介石的目标是阻止美国或苏联对中共的承认和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点，蒋的主要手段是向斯大林提供只有他才能给予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只承认他和他的政府。不言而喻，在斯大林方面这一目标必须极谨慎地追求，在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１９４４年６月访华期间，这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事。在三天会谈中，蒋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听调遣，并断言中国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操纵。他极力主张“罗斯福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或‘中间人’”。华莱士极力主张中苏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之点应予解决，蒋回答是，允诺可以做“任何事只要无损中国政府主权”。罗斯福几乎有把握相信他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与斯大林探究中苏关系。他在给蒋的信中写道：“我欢迎你通过华莱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愿望。你建议让我斡旋安排一次中苏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我们正在认真考虑。”①这些想法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的秘密会谈中的重要部分。罗斯福实质上正在用中国的让步诱导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他觉得他这样做也是对改善中苏关系做贡献，是正当的。蒋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苏关系，并愿为此付出代价。做为回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尔利表示，他们完全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支持中共，而且他们准备根据他们对雅尔塔会谈的理解，承认蒋介石并与他打交道。
６ 月中旬，赫尔利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会议，下月中苏会谈开始，并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即日本投降那天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证承认和不干涉，并许诺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全部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代价是高昂的——对雅尔塔条款的夸张理解，加上其他几项不明确的目标——并随后导致国民党对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严厉谴责。俄国人则回到比日俄战争前沙皇统治下更高的地位。与此同时，俄国军队迅速侵入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大部分占领是在日本投降后几天内完成的。８月１９日，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历史上首次会合。
整个战争期间，中共或者称颂和维护苏联，或者保持沉默。但显然毛是独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对俄国人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战争初期只援助国民党，１９３９年德苏条约，１９４１年对日中立条约，继续并只是偶尔批评地承认蒋介石。他或许怀疑斯大林确实对他本人作为第一个未经克里姆林宫帮助和认可而获得权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对中共的胜利前景心怀疑虑。在无疑是毛经心作出的决定中，中共七大几乎完全无视苏联和
①《中国问题白皮书》，第549—560页。
斯大林。①
在延安和重庆的中共报纸对苏联８月８日参战的庆祝几乎还没有结束之时，日本就投降了，中苏条约也公布了。对条约的不满必然冲淡了胜利的喜悦。尽管中共在公开场合试图表现出最好的姿态，但党的领袖们感到痛心、愤恨和迷惑不解。一个中层干部的讲话肯定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
为了维护和巩固远东的和平，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这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人民而不利
于日本及其他所有战争贩子。然而，苏联同时要承担条约中的义务，就不能对我们进行直接的援
助，而这一做法当然对我们有某些限制……我们无法理解俄国人的实际政策。②
毛后来带着痛苦的口吻回忆道：“他们不许中国革命：那时在１９４５年。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说我们不应打内战，而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将遭毁灭。”③
①在《论联合政府》的专论国际形势的几小节中，毛只提到苏联是联合打败法西斯势力的三（或五）大国之一。不提苏联的领导作用，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②引用于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103页（但是是转译的）。
③宣道华：《毛主席向人民讲话》，第191页。
瞻　望
日本投降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当然是一件伟大且令人欣喜的事件。它标志着外国入侵的结束，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希望：在似乎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牺牲之后，真正的和平可能终于到来了。但是日本的投降并不意味战争在中国结束，因为日本入侵只是复杂、多边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对日本人来说，射击还在继续，因为日本军队在执行国民党人的坚守阵地、不得向共军投降的命令。
这样一来，毛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没有时间喘气并庆贺一下他们自 １９３７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中，毛还是花时间做了一下回顾和展望。过去被描绘得黑白分明；没有用浓淡不同的灰色来描绘抗战前或抗战中的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据毛看来，内战的危险极大，因为蒋介石和他的外国支持者将极力夺取本应属于人民的胜利。毛非常冷静地看到，在中国，力量的平衡并非有利于中共：“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有一些果实——所有主要城市和东部沿海——将肯定落到国民党手里，另外一些果实是要争夺的，还有其他的——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乡村——会落在“人民”手里。唯一的问题是斗争的规模将有多大：“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是有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和团结问题。
最后，毛泽东强调要自力更生。他确认美国是一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大国，并坚持不需要来自苏联的直接帮助：“（在世界上，）我们并不孤立，（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然而，与此同时，“钟不敲是不响的……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
第１３章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的国共冲突
谈判与美国的卷入
到１９４４年，美国政府已越来越急于消除正在削弱中国抗战努力的国共之间的不和，并想阻止一旦日本投降后苏联会站在中共一方的一场可能的内战。１９４１年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后中断的国共谈判，于１９４３年重新恢复。随着１９４４年９月罗斯福总统派往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少将抵达中国，美国人的介入变得积极了。在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大使几个月之后，他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使团：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
赫尔利在促进中国“两大军事集团”领导人的和解上所作的努力，在第一年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尽管有一些相反的令人乐观的插曲。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七大上宣布了共产党的立场，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成立包括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刚刚兴起的和平运动①的热烈支持；在这些地区，当日本侵略者走下坡路时，人们对重新爆发内战的恐惧与日俱增。但这并不是国民党政府想要同意的那种主张。就在８月１４日日本投降的一天以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讨论双方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毛最后接受了邀请，赫尔利大使亲自陪同他从延安来到政府的战时首都。在其后的谈判中，这位大使继续担任调解人的角色。
毛泽东于１０月１１日返回延安。主要原则已达成一致，但实施的细节仍待制定。周恩来留在重庆做收尾工作。在蒋毛会谈结束之际，双方于 １０ 月１０日签署协定，宣布了主要原则，其中包括实行民主，统一军队以及承认中共和其他所有政治党派的平等合法性。政府同意进一步保证人身、信仰、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同意释放政治犯，同意只有公安与司法部门才有拘捕、审讯与处罚人民之权。
根据这个协定，应召集一次代表所有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政府的重新改组，并通过一部新宪法。共产党承诺，按政府军裁减陆军师的对等比例来削减其军事力量。共产党还同意从它所占领的最南端和最薄弱的八个根据地撤出。政府对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作了让步，共①
产党则放弃他们立即组成联合政府的要求。在达成这些协议的过程中，双方都表示要尊重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大众要求和平的普遍愿望，政治上的优势显然要依从这一愿望才能获得。
然而，在这次谈判中有一个关键问题，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致都未达到，这就是留下来的１０个共产党根据地及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蒋介石要求它们应统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下，共产党领导人吃惊地没有提出反对。更为紧要的问题则是，当双方的领导人因此而忙于谈论和平之际，共产党的军
①即民主运动——译者。
①《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77—581页。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集》第4卷，第1155—1164页。
队和政府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占区展开了一场接收竞赛。那一地区包括有战略意义的东北三省（即当时所谓的满洲），共产党正在那里匆匆忙忙地开辟一个新的根据地。
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通令”，授权中国政府在中国本土、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苏联军队应在满洲接受日本投降。但是，战时撤退到西南地区的中国政府在接收长江以北日占区的行动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农村的大片地区。
蒋介石预料到日本就要投降，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１日，命令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但是共产党军队按照发自延安的与之相抵触的命令，向日军据守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以迫使他们投降。毛泽东和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在５天以后发电拒绝蒋介石８月１１日的命令。
于是，８月２３日，政府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①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在政府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必要时要就地防御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日军还接到命令，要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他们遵循这一命令展开了进攻行动。从８月末到９月底，以共产党军队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政府而行动的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冲突，有１００多次见诸报道。作为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２０座城镇。②在他们所得到的城镇中有张家口，当时这是一座有１５—２０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于１９４５年８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这是一个长城南北货物与车辆往来的重要贸易和交通中心。由于它的规模，还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远的战略位置，张家口成了共产党人城市管理的一个样板和他们的第二首府，直至一年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止。
美国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也插手进来，把近５０万政府军运到华北、台湾和满洲。在政府军抵达之前，一支５３０００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北平、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授权进行这种援助的美国陆军部的命令指示说，不要违反在国共冲突中不介入的原则。但是，既然冲突的双方都把接收日占区的竞赛视为相互对抗的一部分，这一命令就隐含了一种矛盾。就这样，美国从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放弃了“不介入”原则，它反映出整个这一时期内美国人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提出抗议，认为美军的驻防及其军队的调动，是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①
俄国人的参加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根据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１日的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就在８月１４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苏联军队开始进入满洲。同一天，苏中两国政府宣布缔结两国友好同盟条约。在谈判期间，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宋子文保证说，苏联军队将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从东北完成撤军。苏联撤军的截②
止期限因此定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５日。
在俄国人占领东北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没用一兵一卒去控制农村的这①何应钦当时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译者。
②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20日和10月5日、6日、22日。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67—568页。
①《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76、577页。
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612页。
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些部队，乘帆船从山东或徒步从北方若干省份进入满洲，这时政府军则坐着美国运输机和运输船，从他们头上或从他们身旁超过他们。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率领的一支东北小部队与共产党军队汇合，这支部队曾配合共产党人在华北抗击日本人的游击活动。张作霖的另一个儿子是众所周知的少帅张学良，他由于在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作为国共统一战线的人质而被软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没有多少迹象显示，苏联军队在这一时期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人。但是，东北７０万投降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却直接或间接地到了中共手中。①苏联人也在一些要地采取了拖延战术，以阻止美国人帮助政府军在东北的港口登陆。最后，从前穿过边境逃到苏联的周保中及其东北抗日联军的残余部队，在１９４５年随苏联军队回到东北。这支在１９４０年以前遭受日本人沉重打击的军队的其他残部，此时也从狱中和地下冒了出来，与来自华北的共产党军队合作，很快开始重新组建。
到１１月初，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苏联按照计划撤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东北大片地区的迅速占领。政府尽管得到美国的帮助，但还是在组织对满洲的军事与民事接收工作的竞赛中失利了。于是，中国政府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后者正式同意延长其停留期限，并允许政府军队从方便的路线进入这一地区。苏联撤军的新期限定在１２月初，以后又改为１月初。这一期限又延长了两次以上，后来苏联人呆得过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欢迎。实际上，直到１９４６年５月初以前，他们仍未完成从满洲的撤离。
与此同时，１１月１５日，蒋介石从南方运来了一批精锐部队，部署在长城一带，并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山海关是通往满洲的大门，长城就是在这里达于渤海。接着，蒋介石开始设法进入东北，凭借武力去夺取被日本人统治了１４年的地区；在这之前它是由大帅张作霖的家族统治，却从未被国民党统治过。在这个地区
的仍然羽翼未丰的中共军队，至此时为止尚无法与美式装备的蒋军相匹敌。蒋接管东北的战略得到美国人的支持，苏联人也不再从中作梗，从而迅速得以实施。
苏联人利用推迟撤离增加了他们的战利品，在撤军的同时，拆除并带走了成吨的满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工业设备。随着活动日益向战场转移，对手们①
之间的继续谈判看来已毫无意义，周恩来于１１月底返回延安。然而这些经济与政治的代价，与战略性的军事错误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蒋介石本人后来承认，错误在于他把部署在云南和缅甸地区最精锐的美械装备部队直接调往东北，而没能首先巩固对西南与东北之间这片地区的控制。这些军队若是在华北作战，是否比在东北更有成就，肯定永远是一个得不到解答的疑问。但是，蒋介石进入东北的几个精锐师都是一去不回。他让这些部队投入接收这一地区的决定是一个大错误，这一错误像鬼魂一样缠住这位最高统帅，因为正是在东北，随着这些军队与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失利，导致了他事业
①《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1页。在中国别的地方投降的120万日本军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归于政府军。
①《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96—604页。
的最终失败。②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幕戏尚需在外交舞台上演完。也是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底，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他大骂美国外交机构的某些官员，据说因站在中共一边而暗中破坏他的调解努力。在麦卡锡时代的反共主张结束之前的若干年内，这些指责一直让人苦恼。但是，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杜鲁门总统③
直接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他的特使，继续执行为赫尔利弃置一旁的调解任务。总统布置给马歇尔的任务，是实现共产党人与政府军之间的停火，同时通过召集一次毛和蒋在重庆的谈判期间已同意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使中国达成和平统一。
马歇尔使团：１９４６年
马歇尔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３日抵达中国。也就在这时，美国为政府军３９个师及其空军８又１／３个大队提供的装备交付完毕，实现了日本投降前达成的协议。尽管美国的军需供应行动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要在中国推动内战的意图，马歇尔的和平使团还是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对召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讨论停火。这就是所谓的“军事三人小组”，由担任主席的马歇尔将军、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张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组成。停战协定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的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发布。协定要求１月１３日全面停战生效，停止华北一切军队的调动。政府军接收满洲和长江以南日占区的权利，在停战协定中得到确认。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以监督停火并立即开始工作。它受代表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该执行部内设立停战执行组，由人数相等的政府与中共人员组成，美国人只对其起协助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于１月１１日至３１日召开，它公开宣布会议以寻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为目的。对于这次会议，如果说不是两大《亚美论集》；罗斯Ｙ．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Ｄ．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１９５３—１９７１年》。又见肯尼思Ｗ．雷亚和约翰Ｃ．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对立党派，那么至少所有其他有关党派都寄予厚望。有一段时间，会议成了公众注意的焦点，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来要变成幻影以后，政府还援引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其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尽管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国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团体的人士的承认。参加者包括３８位代表：国民党８人，中共７人，青年党５人，民主同盟２人，民社党２人，救国会２人，职教社１人，村治派１人，第三党１人，其他无党派代表９人。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232—233页。李宗仁后来说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东北的意见未被重视（《李宗仁回忆录》，第435页）。
③赫尔利最初对外交官员的责备是在他的辞职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81—584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22—744页。关于这一不光彩事件的现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乐博：《目击者和我》；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小E.J.卡恩：《中国通》；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谢伟思：
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议案涉及如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一项有关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制定立宪政治的施政纲领；对１９３６年宪法草案的修改；计划召开国民立宪大会的代表人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将正式通过修改的宪法；在统一军令下对政府军和中共军队进行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组成一个军事三人小组，制定出方案来贯彻协商会议要求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这个小组，即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由代表政府的张治中将军、代表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军组成。他们在２月２５日宣布了双方大规模裁减军队方案的协定。这一协定将在１８个月内实施完毕，到该日期结束时，政府军计有５０个师，约８４万人；共产党方面则为１０个师，１４万人，后者将被统编为国军。关于这些军队的部署也达成了协议。共产党的大多数师应部署于华北，这反映出那是中共军队力量最强大和集中的地区。
不幸的是，并没有上级权威来强制停战，或强制作出军事的和政治的和解。既然这些协议的贯彻只能依赖相互的信任和对手本身的诚意，因此，由马歇尔将军来华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所激起的势头一过，这些协议也就很快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许两大党派对于制定这些协议都是真诚的。事后来看，这些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中国舆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事实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这二者之间，因为随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指出，关于实现他们之间和解的得失，他们各自的党内这时都存在真正的争论。今天来①看，其言外之意，就是两党在１９４６年初可能都还未下决心；通过全面战争解决他们分歧的决心，只是随着那时达成的协议被逐渐破坏后才表露出来。
国民党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右派，在１９４６年３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能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修正党的立场。两项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规定继续实行总统制，这后一项修正与政治协商会议批准的内阁制是相对立的。随后，国民党还拒绝承认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主同盟在有４０名成员的行政院中行使联合否决权，行政院在建立立宪政体之前，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两个政党就此声称，国民党既违反了最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条文，也违背了其精神，并拒绝了承担继续履行决议的义务。国民党政府没有因此而踌躇不前，单方面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进行活动。国民立宪大会于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召开，目的是要通过１９３６年宪法的修改草案。１９４７年１月１日，新宪法正式颁布；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选举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举行，选出的代表在１９４８年４月召开会议，选举国家总统和副总统。②
①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年12月—1947年1月》第1卷，第353—35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358页。
②关于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的谈判，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130页。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产生的协议的破坏，同上书，第131—177、177—341页；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8—68页；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第142—22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17—345页、375—381页。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英译文载《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附录D。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6年3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新闻报道，载《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610—621、634—639页。
与此同时，军队的裁减与统编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进展还要缓慢。在这方面，共产党似乎更不让步，甚至拒绝按照２月２５日整军方案的要求提供其军队的名单。然而双方对停战未能实现所进行的指责，似乎都同样地在减弱。例如，马歇尔将军在１月底想寻求双方同意，由执行部派停战小组去满洲的营口港，据报道那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加以拒绝，而后又游移不定。实际上，直到４月初以前，停战小组都未能进入满洲，而在此期间敌对状态已经加深了。在马歇尔看来，政府方面不仅要对拒绝在满洲遵守停火和不让停战小组进入该地活动负责，而且要对华南和华北两地其他大量违反停战协定的事实负责。①
就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已在东北地区迅速加强了实力，足以反复向占优势的政府军挑战。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调动，从条文上说并未违反停战协定，因为禁止军队调动的条款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东北。敌对行动当时已在很多方面展开。当俄国人在３月中旬开始撤军时，他们显然与中共军队协调行动，在俄国人撤出满洲的大多数大城市时，其中包括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军队已做好跟在他们身后进入的准备。
在沈阳，政府军能够在２４小时之内将中共军队赶出去。而在长春，周保中率领的部队向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发动了三天的进攻，而后于４月１８日进入该城。政府军在５月１９日占领四平街，但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在这次失利以后，共产党撤离了长春，而政府军于５月２３日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华北，共产党人也公开违反停战条款，沿着津浦铁路在山东和苏北调动进攻的军队。①
鉴于停战已名不副实，马歇尔暂时不再担任正式的调停人，但他仍继续作为双方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他以这种身份为满洲成功地安排了自１９４６年６月７日起为期两周的休战。在此期间将举行谈判，讨论如下问题：（１）终止东北地区的战斗；（２）恢复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在该地区，共产党军队不仅阻断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而且也封锁了其他几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军事运输活动，也阻止了把煤炭装运到长江流域下游的工业基地；（３）贯彻实施２月２５日整编军队的协定。蒋介石宣称，这将是他与中共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的最后时机，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
马歇尔恢复了正式调停人的身份，休战延期到６月底，但是并未达成协议。使休战归于破灭的最主要障碍是，共产党不想同意在中共军队按协议从苏北撤军后，让政府对苏北实行管理。共产党方面坚决主张，在他们的军队撤离的华北一些地区，所有现存的地方政府都应继续保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中共对此也已察觉，继续谈判已成毫无意义之举。
马歇尔使团的失败和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牵连
马歇尔使团直到１９４７年１月６日才正式停止活动。但是，由于休战期限至１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就告终结，在没有必须的延期协议的情况下，这个美国①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49—63页。
①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67—271页；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1945—1949年内战史》，第77—82页。
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Ｊ．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 ７ 月份抵达之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１９４７年初被召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６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８月１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８月１９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 １０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整个１９４６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１月１３日关内停战时和７月７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１０月１０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１１月１９日返回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１２ 月初，共产党表示，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１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１９４６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愤慨与１９４６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ＣＣ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①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②
①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330页。
②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9—1950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63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 ３９ 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到来。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这个顾问团于３月份成立。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５亿美元，其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４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接着，在８ 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１．７５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９ 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①
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性支持而受到损害。共产党对 １９４６ 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１９４６年７月底禁止船只装运武器弹药到中国。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①
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１０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１９４７年５月完全取消，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禁运来得太迟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因此，它也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被向政府出售价值９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８月决定直接破坏了。而美国的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①《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225—229、311—312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27－721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9—430页。
①《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735页。
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样，１９４６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作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示。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的怨恨。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交支持仍在继续。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国民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　４亿　５千万人口的３／４以上拥有领导权。国民政府不仅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１９４５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２５０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多，而且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战经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没有空军、海军，也没有政府那样受过美式训练和使用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似乎无法与国民党的军队相匹敌。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如同刚刚在对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这几乎使所有的人，也许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都感到吃惊。在追叙１９４６到１９４９年的内战过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党人统治的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衰退过程。因为共产党人的最终胜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衰弱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衰弱的基础之上的。
当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不一定赞同中共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主统治农村以及主要家族垄断城市经济等理论的解释，并以此去理解国民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在４０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外交家和外国记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国报刊都曾作过反复描述。“腐败无能”这一引人注意的话，常被用来形容从指挥战争到学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领域的表现。４０年代后期，国民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１９４７年３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
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
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
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①
接管日占区
１９２７年以后，城市中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其中心地带是沿海以及沿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日本人占领，那时国民党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对所占地域的权限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普遍失望产生了。到１９４５年底，实际上这个国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种成分的居民已极度不满，对此，政府的政策及其官员的行为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接收过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的公、私财产。所有财产，若属于非法占有的，要么应发还原主，要么应依据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①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在这个过渡期间，工厂要停产；不论是被封在仓库以内还是以外的货物，都禁止移动；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须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于计划，要末实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①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发现，由于工业生产的停工，他们自己失业了。其原因是双重的，即沿海地区的接收过程以及内地战时工业的关闭。自由中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战时随政府迁往西南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期望从接受日伪的企业中得到补偿。相反，政府并不理会这些政治上的责任，而是让官员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国的工业财产。但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伪手中接收的２４１１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８５２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到１９４６②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的。
政府官员对待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赖日本军队及伪军维持“法律和秩序”，也就是说，不得不依赖这些战败的敌军阻止共产党对华北城镇的接收，起初曾作过一些让步。日伪人员被允许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政府的政治代表发挥作用。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呼喊声中，１９４６年９月底，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作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对通敌人员问题作出妥协的同时，其官员们由于曾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国的斗争，披着自认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官员们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湾和满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地区都曾长期受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１９４７年２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点。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①
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这个问题，在政府给教师和学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许说得最为明确。符合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专门课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对于学生①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第544页。
②《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1月13日。
①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是强制性的。那些在占领期间已从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书面考试才能保留其毕业生资格。教师也要通过旨在测试其对国民党的了解和忠诚的种种考试。人们对这些课程本身并无太多的不满，因为其根本的目的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试也并不特别严苛。这一问题倒不如说是官方给再教育过程贴上的一种耻辱记号。教育部在发出通告时，声明所有在伪政府控制地区上学的学生都被认为受到了毒化，他们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净化之前，不适于继续学习。作为“伪学生”，应该帮助他们“洗掉思想上的污点”。但是，随着新近从西南来的官员贪污受贿而引起的公愤，起①
先采取守势的当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种人物竟敢参与对任何人的评判。
然而，尽管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它蒙受的不过是在威信和公众信任方面的一点损失。通过对所犯错误的纠正以恢复公众的信任，没有什么呼声比这更强烈了。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这些失望的种种问题，其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反而成了随后所出现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当作战后一时失误而可能已被忘记的事情，日后终于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失去城市民众支持的开端。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
在内战年代里，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政府与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被切断。到１９４５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１／３，财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价格在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间上涨了２０００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整个内战时期一直存在，尽管也始终采取了一些弥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续过度膨胀的结果本身终于达到了其必然的结局。依靠印发纸币的决定的最危险的后果，也许是它会使那些作出这决定的人相信，这是一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办法。政府领导人并非出人意料地采取与反对日本人时的相同做法，为他们同中共的战争提供资金。结果它便成了一个只能眼看着国家城市经济衰落，既无决心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货膨胀为劳动力提供了一些现成的争论问题，他们在１９４５年８月突然摆脱了八年日本人统治和前此十年国民党统治的约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已没有能力重建曾抑制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工人运动的组织上的控制网络。工人们这时蔑视官方制定的那种解决劳资纠纷的传统做法。由于原有破坏罢工的伎俩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动调整工资以适应生活费用上涨外，已没有其他选择。但是，１９４６年４月宣布的这一决定，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还损害了政府与工商界的长期同盟关系，激起了企业家的怨恨情绪，他们认为对工人的让步正在促使他们自己的生产费用增加。与此同时，官方的统计数字证明，国民党在平息工人情绪方面是无能为力的。１９３６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国前不久，全国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①《中美日报》，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9月 12日；《中央日报》，重庆， 1945年9月12日；《大公报》，重庆， 1945年9月 11日。
为２７８起。相比之下，在１９４６年，光上海一地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的总数即达１７１６起。到１９４７年，该城市这方面的数字达到２５３８起。①
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工人运动看来的确被彻底渗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②
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随着经济因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萎缩而陷入混乱，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业救济金，因此，他们也像其他各界民众在很多场合下以各种方式所做的那样，拒绝遵照政府的合作请求行事。
支付高工资不过是窒息工业生产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包括能源和运输费用不断增加，各种贸易税和生产税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实际购买力萎缩而引起的需求下降。到１９４７年底，这些情况导致了工业产量的全面缩减。
但是，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却听任不合理的税收体制继续存在，这一体制曾向合法的商业活动大量地、过度地征税，同时又让投机者和奸商的个人收入分毫不受触动。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也造成了伤害地方生产者的逆差。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的改革只是部分地纠正了这些状况，那次改革旨在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
国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责是，它不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是鼓励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利用公职为个人的企业和利益服务。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合伙人正相互勾结以获取外汇，进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处。有一个实例是１９４６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贷款的丢脸事件，这些米商显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许，利用贷款去从事投机活动，从而导致米价进一步上涨。①另一方面，当政府在１９４７年上半年卖出公债时，资本家并不愿意买进。同样，据说一些商人持有大笔金钱，他们拒不把这些钱投入他们自己的企业，因为与投机所得相比，投资所得的利润更不可靠。投机的机会包括买进、卖出和囤积商品；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投资于黄金和外币；以黑市利率贷款。其结果是生产进一步削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
１９４７到１９４８年的应急改革
政府发动了两次颇有抱负的运动式的改革，据说，原来的目标是要达到经济的全面稳定。第一次改革是于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６日宣布的，当时把所有工资都冻结在１月份的水平上，并规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其中最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私人买卖、囤积黄金和外币被禁止。还采取了制止资金流入香港的措施。然而，这一价格控制体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首先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其次是因为它不能贯彻始终，它的严格实施只限于上海－南京地区的城市。就像价格普遍上涨那样，生产成本也因此而继续上涨，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依然冻结。稻米生产地的大米价格，很快超过了大米销售地城市的水平。原棉价格的不断上涨使纺织品无利①《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页。
②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 二》，各处。
①《新闻报》，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1946年6月14日；《大公报》，1946年6月19日；《文汇报》，1946年7月9日。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可图。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样受到影响。大米短缺的状况日益严重。到４月初有了美元黑市，价格控制单上所列的大多数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现。政府无法根据计划的工厂配给制向工人提供这些商品的有保证的配给量，于是决定代之以发放津贴，以便与每个工人本该配给的商品的价格相适应。但是，这些津贴只适用于那些越来越难以按定价买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５ 月间，上海的整个物价指数上升了５４％，相比之下，改革计划开始前的那一个月上升率则为１９％。在工人要求解冻工资、米市崩溃以及四五月间遍及十多个城市的抢米风潮的多方面压力下，所有应急改革措施最终都被正式放弃了。①
在这次经历刚刚告终之后，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的紧急改革计划，只不过是正陷于自己制造的经济混乱而悲观失望的人们所作出的最后姿态。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为它包含了导致１９４７年计划失败的同样一些缺陷。但是，政府领导人在１９４８年８月宣称，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改革计划只能成功，因为他们已没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争取稳定经济和恢复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当这一计划在１０月底被放弃时，不论在谁看来，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据所有金银和外币必须按新货币金圆券收兑的规定，从公众手里强行收购了价值１．　７亿美元的金银和外币。在实施新计划最为严厉的上海，最公开地表示愤怒的群体并不是长期受到损害的中间阶层，而是工商界——这些人先前是国民党的主要支柱。大约３０００个商人，包括几个上海最显要的商人，在这一运动开始时就已被关押。后来，他们向那些把４００万上海人用作“试验标本”的“江湖医生”发出了声讨，并要求惩罚那些设计这种试验的官员。在这些官员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对在上海强行实施这一次改革措施负有责任。①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货膨胀也损害了城市薪金中间阶层对政府的支持。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少数人，其主要群体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作家和记者，以及政府雇员，尽管以通货膨胀来解释他们对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日益不满是过于简单，但飞涨的物价和贬值的货币的确成了这些人的主要负担。他们的贫困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仅及１９３７年以前的工资的６％—１２％。到１９４６年，根据在昆明所作的一项估计，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减少了９８％。而且，尽管政府②
至少还能够发布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工人工资的命令，但对它自己的雇员也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雇员包括多数大学教师，他们作为国家提供资金的机构的雇员，其薪金等级与其他公务员的等级相类似。所有国家雇员的薪金一般说来每季上调一次。但这些调整断难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教师与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不够维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４０年代后期人们常常说这是事实。
知识界中的这种新的贫困，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反战运动。其实连教授本身显然也参加了１９４７年春季范围广泛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运动，这一运①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72—73、350—352页。
①《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年11月2日。张嘉璈：《恶性通 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57—360；易劳逸：《失败的根 源》，第 172—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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