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利普 古生物学 国立北京大学
胡先驌 植物学 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李济 考古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秉志 动物学 中国科学社生物实验室主任
翁文灏 地质学 国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①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6—16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年》，第221、224页。
①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 第二（87000册），岭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１９２５—１９４５年）》，
第８页。
表８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１９２８—１９４５年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总数
动物学 ５ １３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３ ９ １２ １２ ６ ７ ８ １０ ６ ６ ３ ３ １ １４７
化学 ５ ８ ７ ９ １３ １１ １１ ９ ７ ９ １４ １０ １１ ５ ５ ４ ２ ６ １４５
物理学 ２ ４ ７ ９ ４ ６ ５ ６ ８ ８ ６ ２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７９
植物学 ３ １ ６ ８ ６ ６ １０ ９ ５ ７ ２ — １ — １ ２ ２ ６ ７５
地质学 ２ ３ ３ １ ２ ３ ４ ７ ４ ４ ２ ４ ４ ２ ３ ４ ２ ２ ５５
生理学 ４ ５ １ — ２ ２ ４ ３ ５ ７ ４ ２ ２ ２ — — — ６ ４９
数学 — — １ — — ２ ５ ４ ３ ４ ２ — — — — ２ １ ６ ３２
工程 — — — — — — — — — — ２ ６ ７ ５ ５ ４ １ １ ３１
农业 — — ３ — — １ — — — — １ １ — ３ ７ ４ ２ ４ ２５
医学 — — １ — — — — — — — — — １ １ ８ ３ １ ２ １７土壤技术 — — ２ — — — — ２ １ —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５
２８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总数
气象学 —— １ ２ —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 — — — １ １ ２ １４
历史学 ———— — — —— — ５ １ — — — １ １ １ — ９
人类学 — １ １ — １ —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１ — — ９
经济学 ———— — — —— — ３ ２ — — — ２ — — — ７
心理学 — １ —— １ ２ —— — — — — — — — １ １ — ６
社会学 ———— — — —— — ２ ２ — — — — ２ — — ６
天文学 １ —— １ １ — —— １ — — — — — — — — — ４古生物学 １ — １ １ — — —— — — — — — — — — — — ３
地理学 １ １ — ２
语言学 ———— — — —— — — — — — — — １ — — １
教育学 ———— — — —— — — — — — — — — — １ １
总数 ２３３６ ４６ ４１ ４３ ４７ ５０ ５３ ４８ ５７ ４８ ３５ ３９ ２８ ４２ ３７ ２１ ４１ ７３５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１９２５—１９４５ 年）》，
第１０页，表１。
１９２８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１９２３年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１３７４０００元建造了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并；后一机构于１９０９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图书。这样，１９３１ 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①袁同礼使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①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１９２５年协助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①袁和 ３０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１９３３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１９３６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了２５０篇论文，其中大约６０％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构所做的工作。②
到１９３７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从表面看，中③
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３０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１９２７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１９２８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１９３３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②《袁同礼：赞颂》，第55页。
①《袁同礼：赞颂》，第56—57页。
②同上书，第234页。
③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卷，第583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①载《逝者如斯集》，第146页。
②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23—224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３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１８９８—１９３３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１９１９—１９２２年任科学社干事，自１９２８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１９３３年６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１９１３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１９４０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１９３３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１９３７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１９２８年后职业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３０ 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领导下刚刚开始。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③
１９３５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３０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３０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①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年回忆录》，第71—76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大学院个案，1927—1928年》，《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年》，第157—174页。③见孔斐力在本书第7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3、5、6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年）。①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年7月14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8、9 章。
言人的作用。②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③
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和１６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④的示威，再次使清华、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日本人发现大①
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②
预示了１９３７年７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②《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③ 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④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①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②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98—102页。
战时和战后的变化，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
战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战争迫使就高等教育应否给军事工作让路，或应否继续追求它的学术目标展开争论。但是到１９３８年学术界已经接受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任务，认为这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在大范围的军事动乱和人民流离中，主要大专院校选择了迁往内地较为安全地区的战略。几十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徙——包括迁移计划，为目的地校址谈判，为运送教师、学生、职工、图书设备筹措资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准备等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它的实施需要决心、组织技巧、协调和适应。在战争的第一年内学术界就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现代教育带进比较不发达的内地。
东部各省的迁移路线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几年前张伯苓已在重庆获得一块校址，以建立南开系统内的第二所中学；因此天津的南开中学毫无困难地迁到了它的重庆新校园。另一方面，南开大学由教育部命令与北大和清华合并，起初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然后从１９３８年的晚些时候开始在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他北方大学，包括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组成战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成为其他七所教会大学的家园。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单独迁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山城遵义单独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则在重庆郊区。①
表９ 战时教育机构的损失
大学和学院 数量 损失（中国元）
国立 ２３ ３７００３４６７
省立 １６ ８０４５９１９
私立（包括教会大学） ３８ ４４１７１００５
据报损失总数 ８９２２０３９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随他们的学校迁移，教师也是如此；战争的破坏使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成为受挫和损失之年。１９３８年全国学生注册总数比１９３６年减少约２００００人，而教师数量减少约２０００人，分别降低约５０％和３０％，当时高等院校的数量则减少到９１所。②从物质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毁灭性的是被损害或破坏的校产的损失并非由于战争的机运，而主要由于日本军人的蓄意行为。战争开始时以南开大学为目标的轰炸使它沦为一片废墟，这一破坏已广为人知，但几乎所有的其他学校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因轰炸或破坏性使用，而蒙受财产损失。据教育部汇编，到１９４０年底高等教育机构在建筑和设备方面的损失示于表９。①
①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页；又见《教育杂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战以来的高等 教育特辑。
②庄泽宣：《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第3页。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陈立夫接着又说，在校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学生参加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见第29页。①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页。因为得不到10 所院校的数据，而且有些数字只报告设备损失，此表不完全。
相比之下，官方报告的１９４０年国家直接税收入仅为９２４４１０２０元。然而②面对如此重大的破坏，学校生存下来了，并努力继续发展。恰在数量增加之时，严酷的战时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活动的质量下降。院校总数从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的低点９１所开始上升，超过了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的水平，在１９４０年达到１１３所。１９４５年战争结束时，高等院校已增至１４５所，同年注册学生增加到７３６６９名，③再次达到战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为了弄清所迁学校在八年战争期间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整个学术界顽强坚持是支撑战时教育的关键因素。１９３７ 年秋，即当战争扩大到中国更多地方时，联大的课堂教育恢复了：长沙临时大学以其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师生之众，于１１月１日开课。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计划中的未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的校舍，恰在长沙城外，是战前不久获得的。然而，在秋季学期结束时，日本人更迫近长江中游地区，学校决定迁往西南边陲省份云南。没有人提问如此远距离、大规模搬迁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当：高等教育机构显然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只要形势允许，当然必须抢救和重建。
１９３８年秋，师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纳不下，文学院和法学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几个月）。大约３００名学生，由几个教授随同，从长沙步行两个月，行程近１０００英里，而更大的队伍则乘车船绕道香港和滇越铁路到达。人员会齐之时，联大随之诞生。①同时，还举行了入学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以扩充来自华北的现有学生队伍。
联大教员包括中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到 １９４０ 年，注册学生增加到３０００多人。学生的增加迫使联大于１９４０年开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昆明的设施负担过重，既有借自当地学校的旧建筑，也有在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仓促建起的廉价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和工学院等四个学院之外，增了师范学院，课程的范围扩大了。蒋梦麟、梅贻琦和张②
伯苓，他们分别是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校长，显示了政治家风度的分工合作才能。蒋和张在重庆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与政府保持经常联系以照顾联大的利益，而梅则在昆明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努力从教，同时使自己的学术工作适应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知识环境。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已重新就职于省立云南大学，虽然有时也被邀在联大讲课，但他把对长江下游农村的研究转移到考察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南开经济研究所切断了与华北基地的联系，转而发掘不发达的内陆的经济。
随着战争的延续，严重的实际困难加剧了。一个长期的难题是怎样获得图书和设备。经抢救并运到云南的远远不够，而新的供应品又难以获得，特别在１９４０年滇越铁路中断之后。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提供了１００万美元为各大学购买图书和设备，但到１９４５年“仍未全部到达”。政府下令中学的②《战时中华志》，第189页。根据另一计算，1936年全国高等院校校产总值为国币39275386元，不及估计损失之半；见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页。
③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页。朱家骅：《抗战第八年之教育》，载《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2页。
①见约翰伊斯雷尔的西南联大校史原稿。
②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载《西南联合大学》（学府纪闻丛书之一），第25—39页。
自然科学课程应只用国产品作实验以便把进口货留给大学实验室，但是这些措施远远不够。①这类物资匮乏使科学和技术科目的课程作业质量下降。同时，图书馆书本不足使大多数大学课程严重依赖课堂笔记和基本教科书，结果教学双方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另一个问题是师生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人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的大米。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困难。战争初期政府开始向与家庭切断联系而②
确实贫穷的学生提供贷金，到１９４１年１６０００多名学生接受过这种帮助。③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１９４１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季抵押书本赎冬衣。
第三个问题虽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却是最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现政权与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后者把自己视为现代中国建设者之一。建设国家的努力现在不得不用战时极为珍贵的资源来实现，这一事实加剧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政之间的目标分歧。教育部长陈立夫渴望扩大自由中国的学生队伍，并使他们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共产党。由此产生的国民党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在联大导致了尖锐的冲突。由于昆明物价的上涨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给在联大益显不足。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联大教授从地方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支持，他阻碍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学校园政治思想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表面上对实际问题的分歧有可能导致观点上的分化。例如，１９４０年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表达了对政府以损害人文学科为代价过份强调大学课程的功利主义部分的不满，他说：“大学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学能同时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是一种附属功能而不是它原来的目标”。①这个声明显示新文化运动固有的两重性：哪一个更重要，是通过知识的追求发展个人的心智，还是为了民族的集体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识？
高级研究的困难与高等教育类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数处，包括昆明、重庆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学家和学者尽其所能进行研究。１９４１年９月中国的天文学家组织了一次远征，到西北观察日全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术领域得到了发展，如工业化学和运输的木－油燃料的利用。②但总的说来，战时的学术和科学工作是一种维持活动。
战后的变化
战争早已把中国高等教育驱出了具有外国色彩的象牙之塔。战后的岁月①《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73页。
②突出的例子是诗人和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被迫在当地中学兼课并刻、卖印章养家。见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9页，引自西南联大历史教授吴晗：《悼亡友 闻一多》。关于战时中国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体虚弱，见费正清； 《专心研究中国》。
③陈立夫：《四年来的中国教育（1937—1941年）》，第30页。
①钱端升是联大政治学教授；引自约翰伊斯雷尔的手稿。钱端升后来的一部 研究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分析了国民党军国主义的成长。
②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7、198页。
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当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昆明学生领导反内战示威时，云南的政治气候已在变化；云南省长龙云虽然在战时与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护了学术界。战争一结束，对该省的权力之争接踵而至。龙被斗败，重庆政府以卢汉取而代之，卢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学生的反内战运动使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当局采取迅速行动，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见。在学术界和自由职业界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学生的坚定立场，并要求建立联合政府。１１月末，阵线已经分明。联大学生于１１月２５日领导了一次大会，抗议国共重开内战，但被武装军队驱散。当时政府仍在重庆与中共领导人谈判，它断然声称反战情绪是共产党煽动的。然而，学生们坚持斗争，１２月１日，一帮武装分子，其中一些身穿军服，侵入了几个校园，这时几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计划。战斗爆发了，石块对抗枪械和手榴弹。战斗结束时有三个学生和一名音乐教师被杀，十几名学生受伤。①
如果政府开始谨慎地疏远知识分子，它不会取得像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日那样强烈的结果。疏远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同盟国胜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在变成知识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谣传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单”，然后发生了两起对两位教授的暗杀：李公朴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被害，而闻一多于７月１５日在一次公开悼念李的大会上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讲演后被害。１０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包括潘光旦教授（清华教务长），费孝通（人②
类学家，云南大学）和张奚若（政治学家，联大）立即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直到他们的安全得到一个来自重庆的特使保证为止。③
在这种变化莫测、忧虑和对现权力结构越来越不抱幻想的境况中，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收拾行装，把学校迁回原来的校园。搬迁工作完成得极其迅速。例如，１９４６ 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在天津郊外的八里台校园重新开学。８００多名学生在原址恢复学习，那里７０％的建筑已被毁坏，但一年后恢复工作就完成了大约 ３０％，而管理人员为重建学校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政府继续执行其统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学，包括南开在内，变为国立。增设和改组也在进行。例如，北洋工学院战后从陕西迁回，１９４６年重新命名为北洋大学，人员被配置在两个部分，即一个理学院和一个工学院。几所教会大学从四川迁回后联合组成华东大学，设在上海前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①
１９４４年，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总数已达１８０亿元（１９３７年为３０００万元），但它的真正购买力只相当于１９３７年期间的１８０万元。４０年代末期学生人数较多，学校也较多，这意味着质量急剧下降。从总体看，在战争年代数量的②
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的提高，虽然在某些学校某些专业领域的大学教学仍设法保持世界标准的高水平。从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开始教育部对大学员工进行个别正式登记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议。③
①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44—50页。又见本书第13章。②《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24页。
③同上，第24页。关于全情，见叶文心：《异化了的高等学府：中华民国的高等教 育》。
①《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页。
②欧元怀：《抗战十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载《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
③关于战后两年来的中国教育状况，见《中华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12—13 页；又《中华教育界》新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和新2卷第2期（1948 年2月15日）的特辑。关于高等院校的损失、 １９４６年９月一份新周刊《观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纪中期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编储安平得到来自像十几年前曾向《独立评论》投稿的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为第一期《观察》写作的名单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现代专门职业界领袖的部分点名册：王芸生，《大公报》总主笔，该报当时是一份最受重视并广泛传播的日报；伍启元，清华经济学教授；蔡维藩，南开历史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之迈，政治学家，当时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卞之琳，诗人，南开大学文学教授。①
储安平宣布《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份杂志“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广大人民群众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储提出了可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②在这样的逆境中，战后年代的学术界只能试图保留过去１０年军事、政治和经济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到１９４９年，中国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学者和政治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共和国辩论和斗争的主题，今后也不会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包括国家权力的重建，不会减少对学术创造力的需要。
人员、现状和1947年可望实施的 补救措施之详情，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中国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国的机构为 满足这些需求的计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同一作者的《美国在中 国的文化实验，1942—1949年》是一部官方的40年代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 划史，顾临任国务院顾问，是计划的设计者之一。
①《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68个知识分子的姓名作为“投稿人”出现在《观 察》创刊号的扉页上，其中有些是学术界最著名的人士。
②《观察》第1卷第1期，第3、4页。
第９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
３０年代文学，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
“五四文学”一词就其最广的涵义而言，至少包括２０年，即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采用了这个含糊的定义，并且实际上将五四时代与中国文学的现代阶段等同起来，接下去则为延安阶段（１９４２—１９４９年）和共产党阶段（自１９４９年迄今）。如此信手拈来的划分方法，明显地将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锋芒与共产党文学的集体取向之间的基本差别相提并论，似乎掩盖了其他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同意下述说法，即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爆发力到２０年代末已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３０年代初文学创作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学”这一用语，基本上指从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７年这１０年里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３０年代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阶段。３０年代的作家们继承了五四遗产，他们能达到五四新文学的早期实践者们未能达到的观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鲁迅当然是个主要的例外）。与此艺术深度共生的，是一种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忧患意识，当时日本侵略的幽灵出现在华北大地，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在其江西的农村总部集结新的力量。因此，正是在这重要的十年里，艺术同政治交织在一起，而２０年代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让位于作家社会意识的某些阴暗的再评价。到 ３０年代早期，一种新的左的取向已经在文学舞台上形成了。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五卅事件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感情冲击很大。这一次事件使他们当①
中的许多人猛省，使他们看到了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他们看到了与之并存于商业都会上海的工人们的悲惨状况。随着大多数作家的同情逐渐左倾，一个政治化的过程被调动起来。大多数文学史专家都认为，五卅事件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用成仿吾的值得记忆的话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
在五卅事件发生的前几年，已有少数人摸索着试图将文学与政治和革命联系起来。１９２３年，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著名的有邓中夏和恽代英，在他们的期刊《中国青年》上，主张应当把文学作为唤醒民众革命意识的武器。在１９２４和１９２５年，一个刚从俄国回来的年轻共产党作家蒋光②
慈发表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人在１９２３年发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罗精神”和“阶级斗争”这样的名词。１９２５年，鲁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题为《苏俄文艺论战》的译文，而且此后即热情追随苏维埃文学政策的迅速变革。
然而，这些孤立的探索没有引起多大骚动，只有五卅事件的冲击才把文
①关于五卅事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1章。
②张毕来：《一九二三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36—49页。
学和革命的争论带到前沿。创造社成员，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导左的倾向。郭自称是在１９２４年读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一本书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１９２６年，他撰写了现在被认作革命文学运动宣言的作品：一篇带有倾向性的，论证不周并富有感情色彩的，题为《革命与文学》的文章。郭概括地把革命说成是被压迫阶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压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一个武断的结论，“凡是新的总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总就是合乎人类的要求，并合乎社会构成的基调的”。他由此认为好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只由革命的文学组成，而且“文学的内容跟从革命的变化”。郭相信革命激发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而它的失败成为崇高的悲剧，于个人和集体莫不如此。因此，一个革命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从不对立；相反，它们常常汇合在一起。事实上，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先锋”。①
郭撰写该文于国共统一战线的“革命”司令部广州，北伐即将从这里出师。郭即将参加北伐，这标志着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动。那篇文章的夸张言词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满腔热忱。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似乎急于表明他扮演转向革命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是胜任的。郭的奔放也为他的创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对郭的情绪产生共鸣，并且大量运用新学到的术语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创造社成员早期的浪漫主义，也表达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反对“布尔乔亚”的特征。成急忙补充说，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的阶级即将被“奥伏赫变”（扬弃），他们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用。成的结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即知识份子——译者）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①成所卖弄的口号大概是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更不用说其他作家和大众了。但是，成却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以后发生的左翼论战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在１９２７年，这类空洞的口号只能引起鲁迅的愤怒。他对广州局势的现实估计，使他确信以前这些浪漫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早熟的。鲁迅评论说，与俄国相比，中国并不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论证说，在真正的革命时期不会有文学。当前急需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不如说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枪炮的威力，而不是软弱的笔。但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国民党的“革命的人”使鲁迅感到幻灭。他们在上海和广州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同情者，这粉碎了鲁迅对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残余希望。
从１９２８到１９３０年，鲁迅卷入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年轻革命作家的几次激烈论战，后者已取代老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左翼的主要理论家。鲁迅首先针对其论敌的纯宣传，为文学的内在价值辩护。“好的文艺作品”，他在１９２７年论述说，“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他来②到上海，就讥讽那些在“革命咖啡馆”里的左倾反对者们的空洞“广告”。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214—216页。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222—224页。
②《鲁迅全集》第3卷，第313页。
他指责杂乱无章的术语——他们对自己的革命口号如此陶醉，以致“视野迷朦”，他的反对者们反驳说他的批评本身才是“迷朦的”，他像上了年纪的唐吉诃德笨拙地在同风车搏斗。他的年轻的反对者们，除称他为一个“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老人（影射他的一本杂文集的标题《三闲集》）外，还因此给他贴上“Ｄｏｎ鲁迅”的标签。
这一大堆辛辣的隐喻和谩骂在论战中形成大吵大闹，而论战也触及比较本质的论点。这些革命作家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如下：（１）一切文学都以阶级为基础，并取决于阶级；（２）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武器（引自厄普顿辛克莱的一句被人滥用的警句）；（３）文学批评必须根据唯物主义（后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加以阐释）；（４）革命文学应当是普罗文学；即应当为工人阶级而写，为工人阶级所写。但在目前，它只能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写。决定因素是“立场”或“观点”。如果一个作家采取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他还是能够创作出普罗文学的。①
中共史学家们后来承认这些戒律只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公式。这些信条尽管粗陋和简单，却代表了钱杏■（阿英）、李初梨和朱镜我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一代的鲁莽激进主义的企图，他们想把盘据文坛的老一代作家挤出去。他们既试图确定新的文学取向，也想为五四文学从政治上重新定向，并为日后指导和发展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框架。可以理解，这种将激进的正统观念强加于人的做法，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而且本身就是青年领袖的鲁迅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鲁迅的反驳围绕他的论敌的百谈不厌的自我陶醉的主题。这些革命作家并未大胆抨击１９２７年后国民党反动的现实，鲁迅辩论道，他们依然心满意足地被套在空洞的“革命”理论之中。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只不过显示了“一副凶狠丑陋的极左观点的面孔”，这掩盖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无知。鲁迅首先批评了他们的信条过于简单。他把辛克莱的话倒转过来，他在１９２８年辩论说，虽然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文学，当然这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也不是文学。鲁迅并不否定文学的阶级属性，但他对其论敌以无产阶级代言人自居深表怀疑。他认为少数几个坐在上海咖啡馆里的安乐椅哲学家创造的那种“普罗文学”，肯定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要求。鲁迅不无讥讽地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
说并未派遣。……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
啡馆里寻……鲁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识分子处于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生活环境之中，同①
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联系，要他们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是荒谬的。
茅盾也持有这种看法。他的三部曲《蚀》受到激进的左派批评，认为他从错误立场展示了一幅错误的阶级的“病态”画像。茅盾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他们后来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历程中最终的幻灭。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维护叶绍钧的这部现实主义的小①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第61—62页；阿米滕拉纳特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86—94页。
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70—71页。
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认为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落后”分子生活中阴暗面的文学作品，依然能够对左派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茅盾补充说：“这一类的黑暗描写，就感动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实的、空想的、乐观的描写要深刻得多哩！”②
鲁迅的论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笔下显露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对象问题。谁是新文学的读者？茅盾在１９２８年写的《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中，承认过去六七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仅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阅读的材料，并且指出近来“革命文学”的读者面甚至更为狭窄。至于劳动大众，他们不可能理解“革命文学”，即使给他们讲，他们也不愿意听。茅盾希望与其保护无产阶级，还不如去扩大既作为读者，又作为题材的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所以现在为“新文艺”——或是勇敢点说，“革命文艺”的前途计，第一要务在使它从青
年学生中间出来走入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而要达到此点，应
该先把题材转移到小商人，中小农，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词，不要欧化的句法，不要
新思想的说教似的宣传，只要质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的描写！①
茅盾在３０年代早期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确实奉行了这个信条。在他的小说的画面上，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相反，革命作家们只拿出了一部贫乏粗糙的“普罗文学”集，主要是蒋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鲁迅深刻揭露了年轻激进派肤浅的论点。茅盾的小说和鲁迅的杂文，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活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与激进派的革命文学准则针锋相对的理论。茅盾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他与他的同志们的差异，仅在于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比较阴郁。鲁迅在广州的经历打消了他对国民党革命潜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统治下的环境，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包括柔石在内的他的追随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当作２２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于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在上海郊外的龙华遭到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从１９２８到１９３０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被称为“革命的”。①
到１９３０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自有其精微之处。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②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412页。
①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379页。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伯宁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37—44页。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①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 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现代中国》第2卷第3期（1976年6月），第277—291页。
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②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子变化了的心态。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３０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①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３０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②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176页。
①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85页。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大约４０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５０余名）在上海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２月１６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员会。虽然鲁迅一直被认为起了领导作用，但真正的倡议可能来自中国共产党，通过被专门指派担任此项任务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②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曾于１９２９年底和１９３０年初开始执行一项总体规划，在大城市创建一系列文化“阵线组织”，以吸引像鲁迅这样同情革命的同路人。除左翼作③
家联盟外，还成立了若干类似的团体——囊括了从戏剧、电影、美术、诗歌到社会科学、教育、新闻和世界语等各个领域。这些团体都归附在“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大旗之下，虽然活动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联盟。④
左联的领导名义上是有七名常务委员的执行委员会，这七名常委是夏衍、洪灵菲（两人都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党员）、冯乃超、钱杏■（太阳社成员，昔日鲁迅的论敌）、田汉（著名的剧作家）、郑伯奇（创造社的创立人之一）和鲁迅。虽然鲁迅有幸致开幕词，但在左联的权力机构中，他显然被昔日的论敌和党的活动家孤立了。左联的书记职务先后由冯乃超、阳翰笙和周扬三位党员担任（后两人与夏衍和田汉后来成为“四条汉子”恶毒帮派）。在１９３６年“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曾着意攻击他们。可以推断，初期的欣喜过后，鲁迅只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既无权力，与党的活动分子的关系也不友好。
左联的两份正式文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文学的理论纲领》，由左联执委会起草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长篇文告，同鲁迅含糊不清的开幕词一样，都没有切中要害。《纲领》号召左联成员“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但它对无产阶级文学既没有确定其含义，也没有确定其范围。文告中提出了三条关于写作的指令：第一，左联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直接与革命目标有关的题材；第二，左联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第三，他们的文学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除第三条指令外，这个文件再次没有把无产阶级①
文学，或革命文学，完全限定在工农兵的框架内，像毛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做的那样。它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的意见，但争论限于语言。如共产党学者刘绶松曾指出的那样，这两份文件未能给左翼文学提供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推力。文件将左联的立场、组织和任②
②根据官方史料，早在1928年末，中共江苏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冯乃超与 鲁迅联系，计划组织统一战线。见《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353页。 参加左联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第 155—157页。
③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1927—1936年，在左翼的年代》，第139页。
④丁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载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2卷，第42页。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290—291页。
②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1卷，第214—215页。
务，解释为首先是文学先锋和宣传机器，振兴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居于次要地位。这样，在左联屡遭政府查禁的为数众多的出版物中，出现了教条主义的批评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的现象。
左联强调思想正确，组织严密，但并不强调文学的创新；就这点而言，它与苏俄的拉普相似。它试图确定一个与所有其他思想信仰的“他们”相对立的“我们”群体。而且像拉普一样——有些左联成员与它有直接的理智上①
的联系，左联十分活跃，但不是在提拔新的无产阶级人才上，而是在挑起意识形态的论战上。左联七年的历史，充满了针对各种各样“敌人”的连续不断的论争。从鲁迅与自由派新月社的论战开始，左联接连与“民族主义文学”的保守派倡导者们，与倾向左派的“第三种人”作家们，最后又在关于“大众语”的争论以及与１９３６年左联突然解散有关的著名的“两个口号”的争论中，与自己的某些成员展开了斗争。
序幕：鲁迅与新月派的较量
左翼联盟最难对付的敌人起初不是来自右翼——国民党政府从未把力量集中在文学领域，而是来自中间派。甚至在左联建立前，组成创造社和太阳社多数的留学日本的文人，一直与新月社周围的英、美派不和。由于新月社的一些成员与陈源以及在 ２０ 年代早期与鲁迅笔战的《现代评论》派过从甚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向无产阶级文学首次发难前，这些“绅士”学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视。个性和个人背景，就这样对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１９２８年３月《新月》杂志创刊时，特载了一篇据推断是徐志摩执笔的长达八页的宣言，提出该杂志的两条指导原则是“健康”与“尊严”。徐用这两个无定向的口号，以其热情洋溢的文风向文坛所有的“细菌”宣战，他把细菌分为１３种之多：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显然，这些“派”或明或暗地指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他们立即起来反击，称徐志摩为“小丑”，胡适为“妥协的唯心论者”，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伙虚伪的买办“绅士”。①
划分两个阵营的本质上的争论点，比单纯的谩骂更加根深蒂固。《新月》成立伊始，就推出另一套构成威胁的文学理论。如其主要发言人梁实秋所说的那样（尽管梁后来宣称他没有得到同事们的支持）；②这一理论提出了人们熟悉的英美的文学自律的观念——文学刻画的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有创造性的作品总是个体（用梁的话说，是“贵族式的士绅”）的产物，并且只能以自身的内在价值对它作出评判，而无需考虑历史时期、环境或者阶级。此外，梁实秋显然以他最崇拜的西方文学的“教师”欧文白璧德（梁留学③
①关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排他主义立场，见爱德华J.布朗：《革命后的俄国文学》，第112—113页。
①各种论战文章收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359—412页。
②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162页。
③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美国评论家、教师、“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译者。
哈佛时曾师从他）为榜样。他从白璧德那里学到了对卢梭的不信任，对混乱的鄙弃和对理性与纪律的偏爱，梁追溯这种思想到马修阿诺德④。梁认为在中国文坛充满混乱的这段时间里，最急需的莫过于执着追求广泛的情趣和崇高的标准。从梁这段时间发表的各种文章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中国的萨缪尔约翰逊①博士——一个文学情趣的仲裁者和阿诺德所称的评论家。当然，在现代中国，将文学批评当作学术规范的作法是不存在的，而任何模仿Ｆ．Ｒ．利维斯②或者埃德蒙德威尔逊（大致是梁的同时代人）之类人③
物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在鲁迅眼里，梁实秋也确实是一棵特别棘手的荆棘，也许因为这位上海文坛的老前辈，感到梁的雄心是对其地位的挑战，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梁在西方文学上的造诣有点妒嫉。左联组建以前，鲁迅已经同梁打过几次笔墨官司。诱因是１９２９年梁刊登在《新月》上的两篇应时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在其中发挥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学与革命》（１９２８年）中提出的论点，并坚持认为无论革命还是阶级——两者皆非文学所固有，都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则。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梁断言“大众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文学从来就是少数有才能的人的创造。梁辩驳说，真正的文学是超阶级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本人性”——爱、憎、怜悯、恐惧、死亡，它们不局限于任何阶级。梁实秋进一步从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鲁迅有意识地按日文转译本直译，他的翻译是“硬”译，而梁则觉得难以理解。最后，梁认为不论鲁迅在译文上花费了多大气力，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对于质量而言仍是次要的，“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④
鲁迅的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反驳文章，是他所写过的最长的文章之一。显而易见，梁击中了痛处，因为公然诋毁他煞费苦心努力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作品，这是鲁迅难以忍受的。这篇长文的语气大体上是相当合理的，有几个段落还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他不同意梁关于文学无阶级性的观点，这不仅基于他刚从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的理论，而且出自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鲁迅辩驳说，梁不明白他的文学自律立场本身，恰恰就是其资产阶级背景的反映。至于文学作品中刻画的“人性”，一个贫穷饥饿的农民会有足够的闲暇为爱美去种花吗？“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欣赏文学是一种特权，但是穷人的身体状况和没有文化使他们无法享受这种特权。鲁迅也承认，遗憾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迄今还没有许多高质量的“货色”。但是要求无产阶级立即拿出产品，是一种带有“布尔乔亚的恶意”的举动。
鲁迅可能已经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掌握不够深透的弱点（他维护阶级观点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是一种笃信的举动，而非学术上的论证），但他的诚实和仁厚弥补了这一不足而有余。他就翻译所作的辩解尤其如此。④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优秀诗人、评论家——译者。①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年），英国诗人、评论家、散 文家和辞典编写者——译者。
②F.R.利维斯（F.G.Leavis，1895—1978年），英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译者。
③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Wilson，1895—1972年），美国文艺评论家和散文作家，生前被公认为当时美国第一流文学家——译者。
他解释说，“硬”译是由于他自己语言上的欠缺，因为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和读者。此外，由于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作对左倾的批评者们和他自己是一种检验，看他们是否犯了理论错误，所以鲁迅不得不忠实于原文。“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①
鲁迅的文章写于１９３０年的早些时候（大概在左联组建之前不久），那时他已打算与他左倾论敌结为同盟了。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鲁迅的笔锋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来那样尖刻。它也很不像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年的著作那样武断，因为他同意梁的观点：宣传不是文学，而过去的左派口号也不成其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这篇文章毕竟表明了他对左派事业在感情上的认同。他同梁实秋及新月派的论争，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派文学理论无可争议的一场胜利。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确实获胜了。危机和奉献的时期，大肆鼓吹文学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时宜，又是“象牙塔式”的。因此，在共产党的文学史中，新月派被视为一伙大坏蛋，他们“败”在鲁迅面前被当作左联的一大胜利。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与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比，左联创建仅三个月后，出现于１９３０年６月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们，王平陵、黄震遐等，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方面都要软弱一些。显然，是一伙与国民党有紧密联系的文人，作为一种反左联的手段而策划的。但是他们的口号带有泰纳①的“民族、环境和时间”理论的味道，这些口号十分模糊，因为它倡导一种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文学来代替左派的阶级观点。来自台湾的学者承认，这个派别对左派的批评主要是人身攻击，而且它的成员没有一位在文坛上博得声望或尊敬。他们的创作甚至比左派还要少。但是这个派别的主要弱点，在于他们的②
亲国民党立场，与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驰。３０年代早期，一个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传声筒，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者们，自其开始之时起就注定要失败。但是这场小小的论争，恰好诱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一场大论战——文学上关于“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争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问题
１９３１年９月，一位年轻的学者胡秋原，发表了一篇抨击“民族主义文学”的文章。他的中心论点之一，是文学决不应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胡的论断恰恰触动了左派立场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认作是对左联的攻击。胡与左联的主要理论家之间，旋即发生了一系列的论争。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第394页。
①泰纳（H.A.Taine，1828—1893年），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②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13—515页。又见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61页。 胡秋原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学得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且撰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理论的书，于１９３２年出版。左联的作家们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将其观点作为新月派自由主义的又一变种来对待。令他们吃惊的是，胡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掌握超过他的左联论敌。胡根据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沃隆斯基①以及其他苏联理论家的著作论证说，尽管文学有阶级基础，但不能让文学创作服从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述中找到的同样规律。在胡看来，文学是通过美学的角度来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针对那些左派论敌，尤其是钱杏■和太阳社其他成员的机械观点，胡秋原强烈地做出了反应；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引述了一连串的根据，来显示文学批评的功能是“客观地”理解文学，而不是对文学创作指手划脚。换句话说，文学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别是好的文学（从而胡承认可能有好的无产阶级文学）。但他觉得，文学创作决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①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１９３２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注。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那些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令去写作。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武器。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们要求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②于是，苏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笔名易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后者曾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瞿看来，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作者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①
可能有“中间地带”。
①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者。①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20页。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539—5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