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２０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１９１６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１９１７年１月就职。在５０岁时，他得以实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③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④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①他还支持娱乐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②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①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647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②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③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55页。④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授 化学。
①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合理化。到１９２３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１９１９年开始采用选修课程，１９２２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１９２０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公立小学曾于１９１１年录取女生，到１９２０②
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１９２２年，在１０５３５名学生中有４０５名女生。③
其他革新还包括１９１８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④
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①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２０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他只有１８岁。然而１８９８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②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②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1—296、297—298页。
③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④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同上书，第276页。
①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②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1卷，第101页。
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①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学校。１９０４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１９０６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１９０８年。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注册。１９０８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②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１９０９年皈依基督教，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１９１９年秋入学。③南开大学开设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１９２３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①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出访归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计和商业四系。②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１９０５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马相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１９２１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业的百万富翁。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３７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③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①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②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 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同上书，第8—9、10、13—14页。
①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②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③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第１２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１８９５ 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园。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①
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②
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１９０６年在江苏建立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的１６０００亩土地挂钩。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③
获得的商业利润：１９０９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１９１２年政治动荡中短期关闭后，于１９１４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１９２８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④声誉日隆，直到１９３７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１８４５年。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在早期自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１９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１９００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校。１９０６年新教传教士拥有２０００多所小学和近４００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已有１２所（最后是１６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①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①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 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②《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③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④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1—12页。
①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第12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１９０３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１９０５年他建立复旦公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①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②
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③
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④
⑤
表３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１９２２年
②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①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103页。
③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属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页。
院校 分类数目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１、国立大学 ５
国立北京大学 ×
交通大学（三个校园）① × × 唐山北洋大学 ×
东南大学（后为国立中央大学） ×
上海商科大学 ×
２、省立大学 ２
山西大学 太原鄂州大学预科② ×
３、私立大学 １３
民国大学 ×
中国大学 ×
朝阳大学 ×
平民大学 ×
南开学校大学部 ×
河北大学 清苑
院校 分类数目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复旦大学 ×
大同学院 ×
南通大学农科 南通仓圣明智大学③ ×
夏门大学 厦门中华大学 ×
明德大学 ×
４、教会大学 １７
燕京大学 ×
齐鲁大学 济南圣约翰大学 ×
东吴大学—校本部 苏州
—法律科 ×
金陵大学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震旦学院 ×
院校 分类数目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沪江大学 ×
三育大学 ×
福建协和大学 ×
之江大学 杭州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
文华大学 ×
雅礼大学 长沙
华西协合大学 成都
岭南大学 ×
夏噶医科大学④ ×
总计 ３７ ７ １０ ２ ２ ３ ４ ２ １０
注：３７所大学有４０个校园。
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１８９７—１９３１》，第９９—１００页；
卢茨：《基督教院校》，第５３１—５３３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
览表》。
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④３０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２０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３所示，１９２２年它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１９２２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如胡适于１９２５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要求“拿证据来！”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①
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①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3 辑第4卷，第728—733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 年7月），第395—416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 于反教会运动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年）。
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②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到１９２０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①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１９００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１９１６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１９１８年１２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②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 ２０ 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③
意发展科学”。①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２０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②２０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１９１４年在康奈尔建
②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①1927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回教育权”。戴：《之江大学：简史》，第56、59—60页。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225页。
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049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发刊词。
③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①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297页。
②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1页。
立的。③它的英文全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科学社在美国草创④
时期有成员５５人，１９１８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１９３０年成员曾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１９１５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１９３１年这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１９２２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①
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１９１６—１９２８年军阀混战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教会的努力。
１９０１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２５００万美元，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个赔款３３０００万美元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②
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１９０８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计１１９６１１２１．７６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１９０９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
③中国科学社9名创办人中有4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农学院学习。9人内有任鸿隽（1908年曾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美国攻读化学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协助孙逸仙）和杨铨（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学堂时曾经是胡适的学生，以后在 美国攻读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孙逸仙的秘书）。
④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94—95、169页。
①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216—226页。
②迈克尔亨特：《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再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页。
批庚子赔款学生４７名，１９１０年７０名。到１９２９年总数达１２６８名。①领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１９０９年一个配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１９１０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于 １９１１ 年正式开学。②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１９２９年它一直强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１１至１３岁的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１９１２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后于１９２０年毕业。１９２６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③
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９２１年７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９２１年７月）重合。杜威在１１个省讲演大约７０场，由胡适翻译，但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４年领导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抗之间，他被迫于１９２５年１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①
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１９２８年北伐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②
①见贾祖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第210—212页上的数据。
②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关于该校1949年前多达500 页的校史，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
③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第3—4页。
①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在中国》第5章，指出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军事 当局之间派系纠纷的极端复杂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师 欠薪数月后，学生和教师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被开枪驱散，多人死伤。《教 育杂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月20日）第2—4页报道了这一事件。在运用美国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国的道路上的困难，可从一系列著名的 传记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劳伦斯A.施奈 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贾祖麟：《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 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 的困境》；斯蒂芬N.海：《亚洲东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 和印度的批评者》；又见R.W.克洛普顿和欧俊臣（音）编译：《杜威在华讲演 集，1919—1920年》和孟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②陈之迈：《求学与治学》，载《蒋廷黻的治事与生平》，第19页。
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１９２８年９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①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罗家伦和他的继②
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 １９２５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１９２４年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大约 １２５４５０００ 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１０名③中国人和５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１９２５年６月正式成立。１０名中国董事中有３人是高级④
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５ 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董事会任命范①
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②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１９２４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１９０８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③
门委员会的批准。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④
①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年9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第7页。②《逝者如斯集》，第9—10、11、12页。
③原文只列出9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④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页。
①同上。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②任鸿隽后来回忆，自1918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25年”项下）。1929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③《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4页。马戈S. 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年》，《现化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页。
④1981年8月15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年），助理司库（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基金会坐落⑤
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１３所院校、３ 所研究所、５ 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４１９９０６ 元。⑥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⑦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①
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⑤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年”。
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①例如，1922—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94—135页；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35页—160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第190—196页。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２０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８年成立②时，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３０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１９２８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１９２５年首次提出的。１９２７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
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
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①
结果，燕京于１９２７年２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②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译者。
①艾德敷：《燕京大学》，第129页，又130、149—151、155页。又见菲利普韦斯 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第3章。
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１９３３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①
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１９２８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１９２９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１９３４年辞职；１９３４年后校长职务主要由陆志韦担任。②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如，１９２８ 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①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１９３１年，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②
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１９３５ 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③考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拨款３００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④虽然任鸿隽任期不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①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106—109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②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130、209、120—211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①《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430页。
②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页。
③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④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节。
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１９３３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虽然到１９３７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１９３０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１７０００人，而农、工、医、理合在一起只有８０００多一点，但到１９３７年，文科的人数为１５２２７人，而理、②
工科则为１５２００人。③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１９３３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然而在事④
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缺陷。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⑤
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２０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费有９０％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１０％。１９３４年，中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 １５％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１９３６ 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 ４．５％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３２．５％，公债还本付息占２４．１％。①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②
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 １９２９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学生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人，月拨款为１５万至１６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注册学生为３５００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９万元……。③
①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页。②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页。
③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页。
④同上书，第125页。
⑤《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03页。
①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 月），第173—176页。②同上，第175－177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③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１９２９年后，国民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税岁入。④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影响。①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②１９３１年日本入侵满洲，１９３２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发展为３０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所激励，势必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③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４），表明高等教育自１９２２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 ３），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国立部分的增长，１９２８年后从５所增加到２３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１９３４年，上海在全国１１０所高校中占２４所（２１％），北平次之，占１７所（１５．５％）。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学校数量最多，以９所（８．２％）居首位；广东以８所（７．２％）居第二。在地理分
表４①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①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191—201页。
②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③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94－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