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正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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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春秋序
卷二 隐元年，尽二年
卷三 隐三年，尽五年
卷四 隐六年，尽十一年
卷五 桓元年，尽二年
卷六 桓三年，尽六年
卷七 桓七年，尽十八年
卷八 庄元年，尽十年
卷九 庄十一年，尽二十二年
卷十 庄二十三年，尽三十二年
卷十一 闵元年，尽二年
卷十二 僖元年，尽五年
卷十三 僖六年，尽十四年
卷十四 僖十五年，尽二十一年
卷十五 僖二十二年，尽二十四年
卷十六 僖二十五年，尽二十八年
卷十七 僖二十九年，尽三十二年
卷十八 文元年，尽四年
卷十九上 文五年，尽十年
卷十九下 文十一年，尽十五年
卷二十 文十六年，尽十八年
卷二十一 宣元年，尽四年
卷二十二 宣公五年，尽十一年
卷二十三 宣十二年
卷二十四 宣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二十五 成元年，至二年
卷二十六 成三年，尽十年
卷二十七 成十一年，尽十五年
卷二十八 成十六年，尽十八年
卷二十九 襄元年，尽四年
卷三十 襄五年，尽九年
卷三十一 襄十年，尽十二年
卷三十二 襄十三年，尽十五年
卷三十三 襄十六年，尽十八年
卷三十四 襄十九年，尽二十一年
卷三十五 襄二十二年，尽二十四年
卷三十六 襄二十五年，尽二十五年
卷三十七 襄二十六年，尽二十六年
卷三十八 起二十七年，尽二十八年
卷三十九 起二十九年，尽二十九年
卷四十 襄三十年，尽三十一年
卷四十一 起元年，尽元年
卷四十二 昭二年，尽四年
卷四十三 昭五年，尽六年
卷四十四 昭七年，尽八年
卷四十五 昭九年，尽十二年
卷四十六 昭十三年
卷四十七 昭十四年，尽十六年
卷四十八 昭十七年，尽十九年
卷四十九 昭公二十年
卷五十 昭二十一年，尽二十三年
卷五十一 昭二十四年，尽二十五年
卷五十二 昭二十六年，尽二十八年
卷五十三 昭二十九年，尽三十二年
卷五十四 定元年，尽四年
卷五十五 定五年，尽九年
卷五十六 定公十年，尽十五年
卷五十七 哀元年，尽五年
卷五十八 哀公六年，尽十一年
卷五十九 哀十二年，尽十五年
卷六十 哀十六年，尽二十七年
□《春秋左传正义》□注 晋·杜 预□疏 唐·孔颖达
□整理 明月奴□制作 真 如□发布
《春秋左传正义》
卷一 春秋序
卷一 春秋序
《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
[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於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晋大尉刘寔与杜同时人也，宋大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又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异同之说，《释例》详之”。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序与叙，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已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適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经之意。自“左丘明受经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自“身为国史”至“然后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脩经有五种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自“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已异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贾逵《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於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於大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於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穀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书曰史。史官记事，为书立名，以“春秋”二字为记事之书名也。○正义曰：从此以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礼记·内则》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应记事，但未必名为“春秋”耳。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春秋”，独言“鲁史记”者，仲尼脩鲁史所记，以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鲁史，言脩鲁史《春秋》以为褒贬之法也。
记事者，以事系日。○系，工帝反。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别，彼列反。
[疏]“记事”至“异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记事之法。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若“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无时者。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时。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脱漏。其日不系於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何则？案经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未有书日者；其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虽不尽书日，而书日者多，是其本有详略也。计记事之初日月应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之於策，简其精粗，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脩故，因鲁史成文，史有详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脩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丘明发传，唯此二条。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既不以日为例，独於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病则亲问，敛则亲与。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也。日食者，天之变。甲乙者，历之纪。朔是日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书日食必记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须书朔日。日与不日，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公羊》、《穀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於二传，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备详说之。仲尼刊定日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阳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刘熙《释名》曰：“日，实也，光明盛实。”是说日之义也。日之在天，随天转运，出则为昼，入则为夜，故每一出谓之一日。日之先后，无所分别，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世本》云：“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黄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刘熙《释名》曰：“月，阙也，满而阙也。”是说月之义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馀，积二十九日过半而行及日与月相会。张衡《灵宪》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明尽。”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所以总纪诸月也。三月乃为一时，四时乃为一年，故递相统摄，纪理庶事。“纪远近”者，前年远於后年，后月近於前月，异其年月，则远近明也。“别同异”者，共在月下，则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则异月之事：观其月则异同别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则知是春，四月五月则知是夏，不须以月系时，足明远近同异。必须以月系时者，但以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唯须顺叙，时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案经未有重书月者，日则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一日再书者，史本异文，仲尼从而不改，故杜云：“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错，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将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说记事主记当时之事。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诗·鲁颂》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笺云：“春秋，犹言四时也”。是举春秋足包四时之义。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曰：“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别而实同也。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何则？《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巳有年岁之言。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四时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礼记·乡饮酒义》曰：“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揪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汉书·律历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太也。秋，即由反也，物敛也。冬，终也，物终藏之也。”是解四时异名之义也。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史之阙文。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是其说也。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者，杜虽於彼无注，《释例》以为阙谬。“春秋”之名，错举而已，后代儒者，妄为华叶。贾逵云“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贺道养云“春贵阳之始，秋取阴之初”。计“春秋”之名，理包三统，据周以建子为正言之，则春非阳中，秋非阴中；据夏以建寅为正言之，则春非阳始，秋非阴初，乃是窍混沌而画蛇足，必将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
[疏]“周礼”至“国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显记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属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复各有所职，俱是掌书之官。○正义曰：《周礼·春官·小史职》曰：“掌邦国之志。”《内史职》曰：“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曰：“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掌邦国”取《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国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告王之后，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春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春秋》，重详其文也。
大事书之於策，○策，本又作“册”，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简牍而已。○牍，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许慎《说文》曰：“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於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於简；数行乃尽者，书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书於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於策，不及百名书於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於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於简，后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於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於简牍也。以此知仲尼脩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於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人。著此书。梼，徒刀反。杌，五忽反。梼杌，四凶之一。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乘，绳证反，车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脩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於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於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適鲁，○宣子，名起，晋大夫。適鲁，在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尽，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王，于况反，又如字。
[疏]“韩宣”至“以王”。○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於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於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易·下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谓《易·象》，爻彖之辞也。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疏]“韩子”至“经也”。○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韩子所见《鲁春秋》者，盖是周之旧日正典、礼之大经也。韩子之言，并叹《易·象》，此之所见，唯谓《春秋》者，指说《春秋》，不须《易·象》故也。知是旧典礼经者，传於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於策必有常礼。未脩之前，旧有此法。韩子所见而说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言“盖”为疑辞也。制礼作乐，周公所为，明策书礼经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谓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也。必知史官所记，有周公旧制者，以圣人所为，动皆有法，以能立官纪事，岂得全无宪章？定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则史官记事之法也。若其所记无法，何足以赐诸侯？诸侯得之，何足以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为一经，若周公无法，史官妄说，仲尼何所可冯，斯文何足为典，得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经哉？以此知周公旧有定制，韩子所见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告，古毒反，一音古报反。崩薨曰赴，祸福曰告。诸所记注，○注，张住反，字或作“註”。多违旧章。
[疏]“周德”至“旧章”。○正义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论史策失宜之意。计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岂假仲尼更加笔削？但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旧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后昆。襄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二十年传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虽广言众官失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谓在位者也。”彼谓贤德之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贤圣，故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致令赴告记注多违旧章也。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昭七年传“卫齐恶告丧于周”，则是凶亦称告也。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巳脩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违也。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考”谓校勘，“志”谓记识。考其真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后代人主，诚能观《春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以明将来之法”也。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不见用，故指之将来，其实亦以教当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劝戒。
[疏]“其教”至“劝戒”。○此说仲尼改旧史之意。教之所存，谓名教善恶，义存於此事。若文无褒贬，无以惩劝，则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云：“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杜以晋文之意本欲尊周，将率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尽臣礼。寻其踪绪，心是迹非。又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传云：“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许止进药，不由於医，其父饮之，因兹而卒。名教善恶须存於此者也。不罪许止，不没晋文，无以息篡逆之端，劝事君之礼，故隐其召王之名，显称弑君之恶。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则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后人，使闻善而知劝，见恶而自戒。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
[疏]“其馀”至“改也”。○此说仲尼不改旧史之意，“其馀”，谓新意之外皆即用旧史也。始隐终麟，二百馀载，史官迁代，其数甚多，人心不同，属辞必异，自然史官有文有质，致使其辞有详有略，既无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质”，谓居官之人。“辞有详略”，谓书策之文。史文则辞华，史质则辞直，华则多详，直则多略，故《春秋》之文详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诸侯反国，或言自某归，或言归自某；晋伐鲜虞，吴入郢，直举国名，不言将帅；及郊与川郊皆无所发；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异，是其史旧有详略，义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脩之？”
[疏]“故传”至“脩之”。○上传，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书其是善志记也。下传，成十四年，言若非圣人，谁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传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辞，止又其传，非又其年也。
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疏]“盖周”至“明之”。○既以“盖”为疑辞，而知事必然者，案传，君子论《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称旧记为善，故知上传之言盖，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旧之名。传善圣人而言脩旧，明脩前圣之道，故知下传之言盖，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盖周之旧典礼经”，此复重云“盖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记事之法旧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旧史之文还脩周公之法，故重言盖。叙此以上论经，以下论传。
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先，悉荐反。或后经以终义，○后，户豆反。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疏]“左丘”至“而发”。正义曰：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於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此说作传解经而传文不同之意丘明以为经者，圣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书也。非传所能乱之。假使传有先后，不畏经因错乱，故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期於释尽经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脩《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於周史，归而脩《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先经者，若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也。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也。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於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也。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於文虽异，於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龙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
[疏]“其例”至“故也”。○此说有经无传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传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此则例之所重，皆是旧史遗馀策书之文。丘明略之，不复发传，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遗者，旧史已没，策书遗留，故曰遗文。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令，力呈反，下“令学者”同。要，於遥反。寻其枝叶，究其所穷。○究，久又反。
[疏]“身为”至“所穷”。○此说无经有传之意。○正义曰：《说文》云“籍，簿书也”。张衡《东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载亦书也。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非直解经，故其文缓。遥明圣意，故其旨远。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之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是故经无其事，而传亦言之，为此也。原始要终及其旨，远并《易·下系辞》文也。寻其枝叶，以树木喻也。究亦穷也，言穷尽其所穷之处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餍，於艳反。饫，於预反。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鸩反。膏泽之润，○膏，古刀反。涣然冰释，○涣，呼乱反。怡然理顺。○怡，以之反。然后为得也。
[疏]“优而柔之”至“然后为得也”。○此又申说无经之传有利益之意。“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餍而饫之”，则未知所出。优、柔，俱训为安，宽舒之意也。餍、饫，俱训为饱，饶裕之意也。谓丘明富博其文，优游学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华；其大义饱足学者之好，使自奔趋其深致；言其广记备言，欲令使乐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远；膏泽以雨多之故，所润者博。以喻传之广记备言，亦欲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涣然解散，如春冰之释，怡然心说，而众理皆顺，然后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举以为喻。脂之泽者为膏，言雨之为润若脂膏然，故称膏泽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疏]“其发”至“通体”。○正义曰：自此至“非例也”，辩说传之三体。此一段说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杜所以知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者，以诸所发凡皆是国之大典，非独经文之例。隐七年，始发凡例，特云“谓之礼经”；十一年，又云“不书于策”。建此二句於诸例之端，明书於策者，皆是经国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书自制此礼也。何则？“夫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岂是仲尼加造此言也？公行告庙，侯伯分灾，二“凡”之末，皆云“礼也”，岂是丘明自制礼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诸侯之亲疏等级，王丧之称“小童”，分至之书“云物”，皆经无其事，传亦发凡。若丘明以意作传，主说仲尼之经，此既无经，何须发传？以是故知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也。国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独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异物，节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变者，非是尽变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义，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礼经，今案《周礼》竟无凡例，为当礼外别自有凡，为当凡在礼内。今者所据，礼内有凡。知者，案《周礼·大宰职》於“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郑众注云“官成者，谓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谓职所主之法度”。然则此凡者是史官之策书成事法式也。《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计周公垂典，应每事设法，而据经有例，於传无凡多矣，《释例》四十部，无凡者十五。然则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盖作传之时已有遗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虽旧例，亦非全语，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终篇》云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丘明撮其体义，约以为言，非纯写故典之文也。盖据古文覆逆而见之，此丘明会意之微致，是其说也。然丘明撮凡为言，体例不一，於一凡之内，事义不同，亦有因经所有，连释经之所无，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经之所无，直释经之所有，如“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不言礿祀，以经无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所以然者，盖以旧凡语少，经虽无事，则亦连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旧凡语多，经无者则略之，经有者则载之，所以略其礿祀独举郊雩。故庄十一年“王师败绩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经，则不得不因申其义”。是旧凡多者，唯举经文也。发凡之体，凡有二条：一是特为策书；一是兼载国事。特为策书者，凡告以名则书之类是也。兼载国事者，凡嫁女于敌国之类是也。虽为国事，但他书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礼文备有，故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也。此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独为鲁故。哭诸侯之条，既发凡例，乃云故鲁为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鲁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则诸卿皆行”，鲁无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启蛰而郊”，自非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约为文也。
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阐，昌善反，明也。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褒，保刀反。贬，彼检反，《字林》方犯反。
[疏]“其微”至“褒贬”。○此下尽“曲而畅之”，说新意也。“微显阐幽”，《易·下系辞》文也。微谓纤隐，阐谓著明。旧说云“下云‘经无义例’，此释经有义例”。谓孔子脩经，微其显事，阐其幽理，裁节经之上下，以成义之般类。其善事显者，若秦穆悔过，贬四国大夫，以例称“人”，观文与常文无异。恶事显者，若诸侯城缘陵，叔孙豹违命，城缘陵依例称诸侯，与无罪文同，叔孙豹去氏，与未赐族者文同，皆是微其显事。阐幽者，谓阐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晋赵盾、郑归生、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皆非亲弑其君，是其罪幽隐，孔子脩经加“弑”，使罪状宣露，是阐幽也。诸《春秋》褒贬之例并是也。盖以为皆据旧例而发义。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刘炫以微显阐幽皆说作传之意。经文显者，作传本其纤微；经文幽者，作传阐使明著。显者，若“天王狩于河阳”，观经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猎，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传发“晋侯召王”，是其微显也。幽者，若“郑伯克段于鄢”，观经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称克，故传发“武姜爱段”，是阐其幽也。丘明作传，其有微经之显、阐经之幽，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者，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经之褒贬，例称“得隽曰克”，传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据旧例发义也；晋侯召王使狩，郑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显称郑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经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贬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馀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论作传，而贺沈诸儒皆以为经解之，是不识文势而谬失杜旨。
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疏]“诸称”至“变例”。○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犹《诗》之有变风变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之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称“书”者，若文二年“书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如此之类是也。“不书”者，若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如此之类是也。“先书”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故书”者，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如此之类是也。“不言”者，若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如此之类是也。“不称”者，若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如此之类是也。“书曰”者，若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如此之类是也。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是新意，则“追书”亦是新意；“书”与“不书”俱是新意，则“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亦俱是新意，岂得“不言”、“不称”独为新意，“言”也“称”也便即非乎？《释例·终篇》云“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数，不言其目，就文而数，又复参差。窃谓“追书”也，“言”也，“称”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绍者，亦注此序，以为序言诸“称”，“称”亦即是新意，与下七者合为八名。斯不然矣。案“书”与“不书”，其文相次。若“称”字即是新意，但当言“称”与“不称”相次，何以分为别文？明知杜言诸“称”，自谓诸传所称，不以“称”为新意。但以理而论之，“称”亦当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畅，敕亮反。
[疏]“然亦”至“之也”。○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以为变例。其旧史不书，则无可刊正，故此又辩之。亦有史所不书，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为义。改其旧史及史所不书，此二者盖是《春秋》新意，故传亦不言凡，每事别释，曲而通畅之也。“此盖《春秋》新意”，其言总上，通变例与不别书也。举一凡而事同者，诸理尽见，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发传，是其曲畅。畅训通，故言曲而畅之也。若然，隐公实不即位，史无由得书即位。邾克实未有爵，史无由得书其爵。然则传言不书，自是旧史不书。而以不书为仲尼新意者，《释例·终篇》杜自问而释之，云丘明之为传，所以释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旧史之策书，义之所在，则时加增损，或仍旧史之无，亦或改旧史之有。虽因旧文，固是仲尼之书也。丘明所发，固是仲尼之意也。虽是旧文不书，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称“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旧史无名，及仲尼脩经，无罪见逐，例不书名，此旧史之文，適当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旧为新，皆此类也。然杜唯言史所不书，即以为义，不云史所书为义者，但夫子约史记而脩《春秋》，史记之文，皆是旧史所书，因而褒贬，理在可见，不须更言，但恐旧史不书，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
[疏]“其经”至“例也”。○此一段说经无义例者。国有大事，史必书之，其事既无得失，其文不著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春秋》此类最多，故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传曰“始通也”。杜注云“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类，皆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为音于伪反，又如字。
[疏]“故发”至“有五”。○正义曰：传体有三，即上文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是也。为例之情有五，则下文“五曰”是也。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传也。案彼传上文云“春秋之称”，下云“非圣人谁能脩之？”圣人指谓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摄，诸例皆尽。下句释其显者以属之耳。此发传之体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观文足可知耳。刘寔分变例新意以为二事。《释例·终篇》曰“丘明之传有称周礼以正常者，诸称凡以发例者是也；有明经所立新意者，诸显义例而不称凡者是也”。称古典则立凡以显之，释变例则随辞以赞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见，贤遍反，下同。“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舍音舍。
[疏]“一曰”至“是也”。○“文见於此”，谓彼注云“辞微而义显”也。“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传为叔孙侨如发也。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是其族也，褒赏称其族，贬责去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所以为荣；与夫人俱还去其氏，所以为辱。出称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是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僖十九年经书“梁亡”，是秦亡之也。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经书“诸侯城缘陵”，是齐率诸侯城之，以迁杞也。传曰“不书其人，有阙也”。秦人灭梁而曰“梁亡”，文见於此，“梁亡”见取者之无罪。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缘陵”，文见於此，“城缘陵”见诸侯之有阙。亦是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故以此三事属之。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参，士南反，又音三。与音预。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於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於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於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脩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汙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翚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翚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传，直专反。
[疏]“或曰”至“其然”。○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於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苟有异文，莫不著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於先儒，故或人据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数，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综，宗宋反。固当依传以为断。○断，丁乱反。
[疏]“答曰”至“为断”。○庄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於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脩《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於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大义，○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於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於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於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於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於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於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於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於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於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於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於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余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余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
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伪反。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应，应对之应。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疏]“麟凤”至“终也”。○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乱之世，是非其时也。上无明王，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相类，故所以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复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绝笔於获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书，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答上《春秋》之作《左传》无明文之问，又言已所以为获麟乃作之意。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经传谶纬莫不尽然。《礼记·礼器》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诗序》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即白虎也。是龟、龙、白虎并为瑞应。只言“麟凤”便言“五灵”者，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灵”。其“五灵”之文出《尚书纬》也。《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言五者，彼称“四灵以为畜”，则“饮食有由也”。其意言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则羞物皆备。龙是鱼鲔之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蟲之长。饮食所须，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皆是走兽，故略云“四灵”。杜欲遍举诸瑞，故备言“五灵”也。直云“绝笔获麟”，则文势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编年之书，必应尽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显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於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中，丁仲反。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队，○队，直类反。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王，如字，又于况反。垂法将来。
[疏]“曰然”至“将来”。○上既解终麟之意，未辩始隐之由，故又假问以释之。不言“或问”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於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於鲁隐公，不始於他国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於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於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之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於他国，言“隐”决其不始於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於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疏]“所书”至“义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也。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於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辞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而察来”，意不异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
[疏]“圣人”至“闻也”。○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於夏台，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滞於东都，孔子绝粮於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则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於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也。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论，力顿反。
[疏]“子路”至“论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为非也。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门人为臣，才僣大夫礼耳，孔子尚以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议，而云“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又非通理之论也。圣人之生，与运隆替，运通则功济当时，运闭则道存身后。虽复富有天下，无益於尧舜；贱为匹庶，何损於仲尼？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藉虚名以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使无位无人，虚称王号，不爵不禄，妄窃臣名，是则羡富贵而耻贫贱，长僣逾而开乱逆，圣人立教，直当尔也！臧文仲山节藻棁，谓之不知；管仲镂簋朱纮，称其器小；见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呜呼！孔子被诬久矣，赖杜预方始雪之。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巳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近诬，如字，近，旧音附近之近；诬音无。
[疏]“先儒”至“近诬”。○此下至“为得其实”，皆明麟后之经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无可寻检，未审是谁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经，仍终孔丘之卒。虽杜氏之注此经亦存，而尤责先儒引经至仲尼卒者，盖先儒以为夫子自卫反鲁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虽得麟而犹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谓之近诬，明先儒有此说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是其宗旧说也。服虔又云：“《春秋》终於获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显其师，故书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义为说，则服氏於此一事巳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为制作而来，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经是鲁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诬罔也。言“近诬”者，心所不悟，非故诬之，故云“近诬”也。
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邾，张俱反。射音亦。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为得其实。
[疏]“据公”至“其实”。○《穀梁》之经亦止获麟，而独据《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无明文。杜以获麟乃作，义取《公羊》，故独据之耳。小邾射以句绎来奔，与黑肱之徒义无以异。传称书三叛人名，不通数此人以为四叛，知其不入传例。麟下之经，传不入例，足知此经非复孔旨，故余以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获麟，则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谈“为得其实”，重明经止获麟，并自成巳说，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袂，绵世反。拭音式。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疏]“至於”至“取焉”。○《公羊传》称“孔子闻获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杜既取《公羊》经止获麟，而《公羊》获麟之下即有此传，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无取焉”。不取之者，以圣人尽性穷神，乐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陈蔡，则援琴而歌；梦奠两楹，则负杖而咏，宁复畏惧死亡，下沾衿之泣，爱惜性命，发道穷之叹？若实如是，何异凡夫俗人，而得称为圣也！《公羊》之书，乡曲小辩，致远则泥，故无取焉。此则上文所谓“简二传而去异端”，岂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虚而不经，故不取也。
□《春秋左传正义》□注 晋·杜 预□疏 唐·孔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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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正义》
卷二 隐元年，尽二年
卷二 隐元年，尽二年
◎隐公○陆曰：“解，佳买反。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卷，氏合而释之，故曰《经传集解》。隐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声子。谥法：‘不尸其位曰隐。’‘第一’，此不题《左氏传》，《公羊》、《穀梁》二传既显姓别之，此不言自见。”
[疏]正义曰：五经题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题无常准。此本经传别行，则经传各自有题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难可复知。据今服虔所注，题云“隐公左氏传解谊第一”，不题“春秋”二字，然则“春秋”二字，盖是经之题也；服言“左氏传”三字，盖本传之题也。杜既集解经传，《春秋》此书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说《左氏》言巳备悉，故略去“左氏”，而为此题焉。“经传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馀皆旧本也。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传者，传也，博释经意，传示后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谓之“经传集解”。隐公，鲁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书》、《世本》，旁引传记，以为《世族谱》，略记国之兴灭。《谱》云：“鲁，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为鲁侯，今鲁国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灭鲁。”依《鲁世家》，伯禽至隐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隐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孙，惠公弗皇子，声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岁岁在豕韦。《礼记·檀弓》曰：“死谥，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则累其德行而为之谥。《周书·谥法》云：“隐拂不成曰隐。”鲁实侯爵，而称公者，五等之爵虽尊卑殊号，臣子尊其君父，皆称为公，是礼之常也。字书云“第训次也”。一者，数之始。此卷於次第当其一也。
杜氏
[疏]正义曰：杜氏，名预，字元凯，畿之孙，恕之子也。陈寿《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汉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文帝时为尚书仆射，封乐亭侯。试船溺死，追赠太仆，谥戴侯也。恕，字务伯，官至幽州刺史。预，司马宣王女婿也。王隐《晋书》云：预，知谋深博，明於治乱，当称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预所庶几也。大观群典，谓《公羊》、《穀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为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预有大功名於晋室，位至征南大将军开府，封当阳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户。时人号为武库。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义在谦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为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无称谓者，以《集解》之名已题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刘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汉承焚书之后，诸儒各载学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传之私族，自题其氏，为谦之辞。”
传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惠公，名不皇。谥法爱人好与曰惠。”其子隐公，让国之君。元妃，芳非反。传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历反。
[疏]传“惠公元配孟子”。正义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谥法：“爱民好与曰惠。”《释诂》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为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传云“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元者，始也，长也。一元之字，兼始適两义，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则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类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类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异。其尊卑殊称，则《曲礼》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是也。郑玄以为后之言后，盖执治内事在夫之后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属，言其系属人也；妇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齐，言与夫齐等也。庶人之贱，见其齐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为立别号，其实皆配夫，通以妃为称。《少牢馈食礼》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称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孟伯俱长也。《礼纬》云“庶长称孟”，然则適妻之子长者称伯，妾子长於妻子，则称为孟，所以别適庶也。故杜注文十五年及《释例》皆云：“庆父为长庶，故或称孟氏。”沈氏亦然。案传赵庄子之妻，晋景公之姊，则赵武適妻子也，而武称赵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请后，曰“郑甥可”，则荀吴妾子也，而吴称知伯。岂知氏常为適而称伯，赵氏恒为庶而称孟者也？盖以赵氏赵盾之后，盾为庶长，故子孙恒以孟言之，与庆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后，传云“中行伯之季弟”，则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并得立家，故荀首子孙亦从適长称伯也。或可春秋之时不能如礼，孟伯之字无適庶之异，盖从心所欲而自称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后，故子为宋姓。妇人以字配姓，故称孟子。
孟子卒，不称薨，不成丧也。无谥，先夫死，不得从夫谥。○谥，实至反。
[疏]注“不称”至“夫谥”。○正义曰：鲁之夫人皆称薨举谥，此独无谥，公卒故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传曰“不成丧”，则知此不称薨，亦不成丧也。案传例“不赴则不称薨”，然则此云不成丧者，正谓不赴於诸侯也。《周礼·小史》“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止赐卿大夫，不赐妇人，则妇人法不当谥，故号当系夫。《释例》曰“谥者，兴於周之始王，变质从文，於是有讳焉”。传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易之以谥。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妇人。妇人无外行，於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诗》称庄姜、宣姜，即其义也。是言妇人於法无谥，故取其夫谥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国冠之，韩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谥冠之，庄姜定姒是也。直见此人是某公之妻，故从夫谥，此谥非妇人之行也。夫谥巳定，妻即从而称之。先夫而死，则夫未有谥，或随宜称字，故云“无谥”，言妇人法无谥也。“先夫死，不得从夫谥”，解其不称“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则为之作谥。景王未崩，妻称穆后，如此之类，皆非礼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与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声，谥也。盖孟子之侄娣也。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侄，直结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大计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证反，又绳证反。
[疏]注“声谥”至“继室”。正义曰：谥法不生其国曰声，是“声”为谥也。襄二十三年传称“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则侄之与娣皆得继室。此既无文，故设疑辞云“盖孟子之侄娣也”。成八年传曰：“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庄十九年《公羊传》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壹聘九女。”然则诸侯娶於三国，国别各有三女。此言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者，欲言媵者亦有侄娣，省略为文耳。其实夫人与媵皆有侄娣。但声子或是孟子侄娣，或是同姓之国媵者侄娣，以其难明，故杜两解之。初云“孟子之侄娣”，又云“同姓之国以侄娣媵”是也。故《释例》曰“古者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侄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阴讼息，所以广继嗣”，是其义也。然宋之同姓国，依《世本》“子姓，殷、时、来、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萧”，但《春秋》不载其国，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释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侄娣亦称媵也。经传之说诸侯，唯有继室之女，皆无重娶之礼，故知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次妃谓侄娣与媵诸妾之最贵者。《释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侄娣媵继室”。是夫人之侄娣与二媵皆可以继室也。適庶交争，祸之大者，礼所以别嫌明疑、防微杜渐，故虽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又异於馀妾，故谓之继室。妻处夫之室，故书传通谓妻为室，言继续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妇人谓嫁曰归。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鲁。○妇人谓嫁曰归，本或无曰字。此依《公羊传》。
[疏]“宋武”至“于我”。正义曰：《宋国公爵谱》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为司徒，封於商。成汤受命，王有天下。及纣无道，周武王灭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绍殷后。武庚作乱，周公伐而诛之，更封纣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启为宋公，都商丘。今梁国雎阳县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鲁哀公之十四年，获麟之岁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传终矣。其后五世百七十年，而齐魏楚共灭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孙。谥法：“克定祸乱曰武”。○注“妇人”至“於鲁”。○正义曰：妇人谓嫁曰归。隐二年《公羊传》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为鲁夫人然，故嫁之於鲁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为”。此传言“为鲁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国之妻，故传加“为”以示异耳。非为手文有“为”字，故鲁夫人之上有“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隶书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隶书。石经古文虞作<从从}，鲁作，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当有似之者也。传重言“仲子生”者，详言之，与上重言“孟子卒”其义同也。旧说云：“若河图洛书天神言语，真是天命。”此虽手有文理，更无灵验，又非梦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疏]注“言归”至“年薨”。○正义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传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少者，未成人之辞，非新始生之称。又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临，使桓为主。若薨年生则才二岁，未堪为丧主。又羽父弑隐，与桓同谋。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谋。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长幼，理无所异，杜言此者，欲明庆父为庄公庶兄，故显言此以张本也。《释例》曰“今推案传之上下，羽父之弑隐公，皆谘谋於桓，然则桓公巳成人也。传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谓生在薨年也。桓巳成人而弑隐，即位乃娶於齐，自应有长庶，长庶，故氏曰孟”。是杜张本之意也。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隐公，继室之子，当嗣世，以祯祥之故，追成父志。为桓尚少，是以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为经“元年春”不书即位传。○祯音贞。为桓，于伪反。少，诗照反。大音泰。旧“太”字皆作“大”。后“大”字皆放此。为经，于伪反。后凡为经为传张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
[疏]注“隐公”至“位传”。○正义曰：继室虽非夫人，而贵於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贵则宜为君。隐公当嗣父世，正以祯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娶之，有以仲子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让桓。但为桓年少，未堪多难，是以立桓为太子，帅国人而奉之。已则且摄君位，待其年长，故於岁首不即君位。传於“元年”之前预发此语者，为经不书公“即位”传。是谓先经以始事也。凡称“传”者，皆是为经。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为六年蒐於夷传”者，以“蒐於夷”与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张本也。或言张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检其上下，事同文异，疑杜随便而言也。郑众以为隐公摄立为君，奉桓为大子。案传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后奉之”也。若隐公先立乃后奉桓，则隐立之时未有大子，隐之为君复何所摄？若先奉大子乃后摄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郑之谬也。贾逵以为隐立桓为大子，奉以为君。隐虽不即位，称公改元，号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庙，言立桓为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为君乎？是贾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齐景公立，传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谓立为大子，帅国人奉之，正谓奉之以为大子也。元年传曰“大子少”，是立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称，今惠公巳薨而言立为大子者，以其未堪为君，仍处大子之位故也。《礼记·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后仍可以称大子也。
经元年，春，王正月。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故亦朝庙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隐、庄、闵、僖元年。○朝，直遥反。下同。
[疏]经“元年，春，王正月”。○正义曰：此“经”字并下“传”字亦杜氏所题，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经”字，何以异传？不有“传”字，何以别经？又《公羊》、《穀梁》二传，年上皆无“经”、“传”字，故知杜所题也。《释诂》云“元，始也”；“正，长也”。此公之始年，故称元年。此年之长月，故称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建子为正，则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书“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异故每月称王以别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书‘王’，以统三王之正”。其意以为“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谓大禹成汤也。为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旧主，每月书“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见其可。杞、宋，二王之后，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诸侯遍视二代，考诸典籍，未之或闻。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则是重过去而忽当今，尊亡国而慢时主，其为颠倒，不亦甚乎！且经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当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谓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说，《春秋》黜周王鲁，则杞非王后，夏无可尊，复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巳有“王正月”者，则二月不复书“王”；若巳有“王二月”者，则三月不复书“王”。以其上月巳是此王之月，则下月从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时无事，乃书首月以记时，此下二月有会盟之事，则不得空书首月也。正月无事而空书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庙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继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隐公摄行君事，虽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庙，与人更始，异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书其事，见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庄、闵、僖元年，皆书“春王正月”，与此同也。定公元年不书正月者，正月之时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岁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别见下文，正月无所可见，故不书也。然则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其史官定策，虽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非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也。《释例》曰：“‘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丧在外，逾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殡之节，国史用元年即位之礼，因以此年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汉魏以来，虽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继世之王奉而行之，每岁颁於诸侯，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当时之王。序云“所书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为，颁於诸侯，非复文王之历，受今王之历，称文王之正，非其义也。○注“隐公”至“元年”。○正义曰：传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说《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称黄帝受图有五始，谓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义，虽无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无害。此非《左氏》褒贬之要，自是史官记事之体，故晋宋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实是一年一月而别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体元以居正者，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正者，直方之间语也，直其行，方其义。人君当执直心，杖大义，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称正也。以其君之始年，岁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义。其馀皆即从其数，不复改也。《书》称“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无事而书正月之意。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而亦朝庙告朔，改元布政，故书首年始月，以明其应即位而不为也。天子之封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专为已有，故诸侯於其封内各得改元。传说郑国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晋。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诸侯皆改元。非独鲁也。刘炫为《规过》云“元正为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规释杜云“欲其体元以居正”谓“人君体是元长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夺，处位不终”。是刘妄解杜意，不为体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规杜氏，其理非也。刘炫又难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讬王於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讬王改元，是妄说也。说《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云“黄帝坐於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谓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非比辞也。何休自云诸侯不得改元，则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并见其成体也？即以讬王於鲁史之改元，元既为鲁所改，则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无忌，王之立政必云须奉，舍其大而事其细，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圣人有作，岂当尔也？黄帝之作五始者，为天子法乎？为诸侯法乎？诸侯不得改元，必非诸侯法，若非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无公即位，则阙一始，何得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然王者岂复以已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为说，是逐狂东走也。隐、庄、闵、僖四公元年，传皆说不书即位之由，故指以为例。隐不行即位，又谦不告至，而岁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则与臣子无别，不成为君，故告朔朝庙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能自通于大国，继好息民，故书字贵之。名例在庄五年。邾，今鲁国邹县也。蔑，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仿此。蔑，亡结反。好，呼报反。邹，侧留反。卞，皮彦反，本或作弁。
[疏]“三月”至“于蔑”。○正义曰：公，隐公也。及，与也。与彼邾君字仪父者盟于蔑地。《谱》云：“邾，曹姓。颛顼之后有六，终产六子，其弟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后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居邾。今鲁国邹县是也。自安至仪父十二世，始见《春秋》。齐桓行霸，仪父附从，进爵称子，文公徙於绎。桓公以下，《春秋》后八世而楚灭之。”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邻国。天子不信诸侯，诸侯自不相信，则盟以要之。凡盟礼，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礼》曰“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周礼·天官·玉府》职曰“若合诸侯，则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职曰“盟则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赞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职曰“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郑玄以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为饰。合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将歃，则戎右执其器为众陈其载辞，使心皆开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读其载书，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传敦血，以授当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书於上而埋之。此则天子会诸侯，使诸侯聚盟之礼也。凡天子之盟诸侯十二岁於方岳之下，故传云：“再会而盟，以显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诸侯有事朝王，即时见曰会，殷见曰同，亦为盟礼。其盟之法，案《觐礼》为“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朝诸侯於坛讫，乃加方明於坛而祀之。列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赞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诏告明神，诸侯以次歃血。郑注《觐礼》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礼之略也。若诸侯之盟亦有坛，知者故柯之盟，《公羊传》称曹子以手剑劫桓公于坛是也。其盟神则无复定限，故襄十一年传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传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传云“诸侯盟，谁执牛耳”是也。其杀牛，必取血及耳，以手执玉敦之血进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卫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传云“与大国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后，牲及馀血并盟载之书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传云“宵，坎血加书”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诸侯自相与盟，则大国制其言，小国尸其事，官虽小异，礼则大同。故《释例》曰：“盟者杀牲载书，大国制其言，小国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载之辞，则传多有之。此时公求好於邾，邾君来至蔑地，公出与之盟。史书鲁事，以公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据鲁为文也。桓十七年“公会邾仪父盟于趡”，彼言“会”，此言“及”者，彼行会礼，此不行会礼故也。故刘炫云“策书之例，先会后盟”者，上言‘会’，下言‘盟’。唯盟不会者，直言‘及’”。此为不行会礼，故言“及”也。或可史异辞，非先会而盟，则称会。知者，文七年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传云“公后至”，则是不及其会，而经称“会”，故知盟称“会”者，未必先行会礼也。○注“附庸”至“姑城”。○正义曰：传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庄五年“郳犁来来朝”，传曰“未王命”，解其称“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称名也。《礼记·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郑玄云：“不合谓不朝会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国附於大国，未能以其名通。”是说附庸之义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视附庸”，然则附庸贵贱与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礼则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视子男，卿视伯，三公视公侯，所视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诸侯世子未誓，执皮帛，视小国之君，公之孤四命亦执皮帛，及附庸亦执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则天子大夫四命称字，附庸称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称字。《释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义，贬责书其名，斥所重也；褒厚显其字，辟所讳也”。然则应字而名则是贬，应名而字则是贵，故宰咺书名以贬之，仪父书字以贵之。传文唯言“贵之”，不说可贵之状。贾、服以为仪父嘉隐公有至孝谦让之义而与结好，故贵而字之，善其慕贤说让。知不然者，案传云“公摄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复何足贵？且书曰“仪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书字善之，不是缘鲁之意以为褒贬，安得以其慕贤便足贵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趡”，桓公不贤不让，彼经亦书“仪父”，故知“贵之”之言不为慕贤说让也。附庸不能自通，不与盟会，今能自通大国，继好息民，故知为此贵而字之，不贵来朝而贵其盟者，朝事大国，则附庸常道，齐盟结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则贵之，朝从常法。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不称国讨而言郑伯，讥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郑伯虽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讨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儁杰，据大都以耦国，所谓“得儁曰克”也。国讨例在庄二十二年，得儁例在庄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郑在荧阳宛陵县西南。鄢，今颍川鄢陵县。○段，徒乱反，郑伯弟名。鄢，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弟音悌，又如字。儁音俊。杰音桀。荧，户扃反，本或作荥，非。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疏]“夏五月”至“于鄢”。○正义曰：郑国，伯爵。《谱》云：“郑，姬姓，周厉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也。宣王封友於郑，今京兆郑县是也。及幽王无道，方迁其民於虢郐，虢郐之君分其地，遂国焉。今河南新郑县是也。庄公二十二年，鲁隐公之元年也。声公二十年，获麟之岁也；二十三年而《春秋》之传终矣。声公三十七年卒。自声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韩灭郑”。此郑伯，庄公也。谥法：“胜敌克壮曰庄。”○注“不称”至“陵县”。○正义曰：国讨者，谓称国若人。称国称人，则明其为贼，言一国之人所欲讨也。今称郑伯，指言君自杀弟，若弟无罪然，讥其失兄之教，不肯早为之所，乃是养成其恶，及其作乱，则必欲杀之，故称“郑伯”，所以罪郑伯也。传例母弟称弟，段实母弟，以其不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两罪之者，明兄虽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释例》曰：“兄而害弟者，称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则去弟以罪弟身。统论其义，兄弟二人交相杀害，各有曲直，存弟则示兄曲也。郑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则嫌善段，故特去弟。”两见其义，是其说也。襄三十年“天王杀其弟佞夫”，传曰“罪在王”，则与郑伯同讥，而佞夫不去弟者，《释例》曰“佞夫称弟，不闻反谋也。郑段去弟，身为谋首也”。然则佞夫不与反谋，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称弟也。传例战败克取，两国之文，段实郑臣而言克段，故申明传意以解之。“得儁曰克”，庄十一年传例也。国讨例在庄二十二年者，彼经书“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实君杀大子，而称“陈人”者，陈人恶其杀大子之名，故不称君父，以国讨公子告也。传称“陈人杀其大子御寇”，以实言之，明经所书国讨之例也。彼无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传云“称郑伯，讥失教也”，言称是仲尼之变例也。称君为罪君，则知称人为国讨。序云“推变例以正褒贬”，即此类也。推以为例，故言例在彼年。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郑，各自为县。晋世分河南而立荧阳，废新郑而入宛陵，故郑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颍川郡有鄢陵县。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宰，官；咺，名也。咺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贬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称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妇人无谥，故以字配姓。来者，自外之文；归者，不反之辞。○咺，吁阮反。赗，芳凤反。
[疏]“秋七月”至“之赗”。○正义曰：天王，周平王也。《谱》云：周，黄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后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窜於西戎。至大王，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迁都王城，今河南县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敬王又迁成周，今洛阳是也。敬王三十九年，获麟之岁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传终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孙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盖於时有疾，王闻其疾，谓之巳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来至於鲁，并归惠公仲子之赗。赗者，助丧之物。文五年注云“车马曰赗”。《士丧既夕礼》云“公赗，玄纁束帛两马”，士之制，只得驾两马，故云赗两马。大夫以上，皆驾四马。此宰咺来赗，盖用四马也。《公羊传》曰“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穀梁传》曰“乘马曰赗”，皆谓宰咺用乘马来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赗，或是史异辞，盖二者各以乘马，不宜以一乘之马赗二人也。服虔云“赗，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丧既夕礼》，兄弟所知悉，皆致赗，非独君之赗臣。以赗为覆则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则非也。何休亦云：“赗，犹覆也。”盖谓覆被亡者耳。○注“宰官”至“之辞”。○正义曰：传言“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应名而名之也。贬乃书名，知法应书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称字之例”。传无明例，故推此以为例也。《周礼·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职》曰“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与其币器财用”。郑玄云“吊事，吊诸侯诸臣币所用赙也”。既掌吊事，或即充使，此盖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赗之者，隐立桓为大子，成桓母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赗惠公，因即赗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见此意。不然，仲子为桓母，传有明文，不须解也。男子之有谥者，人君则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妇人於法无谥，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释例》曰：“妇人无外行，於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是言妇人不合谥也。系夫谥者，夫人而已，众妾不合系夫，正当以字配姓也。其声子、戴妫有谥者，皆越礼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无名，皆微者也。宿，小国，东平无盐县也。凡盟以国地者，国主亦与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国雎阳县。○与音预，下同。雎音虽。
[疏]注“客主”至“阳县”。○正义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则名书於经。此盟客主无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传》曰“孰及之？内之微者也”。《穀梁传》曰“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谓宋，主谓鲁。直言“及”者，他国可言某人，鲁史不得自言鲁人，直言及彼，是鲁及可知。其微人与他国聚会，亦直言会，与此同也。会盟之地，地必有主。举地者，地主之国或与或否，故地主之国亦序於列。其经举国名以为盟地者，国主与在其中，不复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经书“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传曰“陈穆公请脩好於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齐人必与可知也。齐人不序於列而以齐为盟地，是其盟以国地者，国主与盟之例。此亦推以为例，非凡例也。然则桓十四年“公会郑伯于曹”，即亦是例，而远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为例。其实会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与会”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公会诸侯盟于宋”。宋不与盟亦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见围，无嫌於与盟，故直以宋地”。然则宣十四年“楚子围宋”，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与，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国雎阳县，故宋国，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祭伯，诸侯为王卿士者。祭国，伯爵也。传曰“非王命也”。释其不称使。○祭，侧界反，国名。传祭仲同。使，如字，又所吏反。
[疏]注“祭伯”至“称使”。○正义曰：僖二十四年传富辰说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则祭之初封畿外之国也。穆王之时有祭公谋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盖本封绝灭，食采於王畿也。庄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注“以为祭叔为祭公，来聘鲁。天子内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时为畿内之国，仍有封爵，故言诸侯为王卿士也。《释例》曰：“王之公卿皆书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称字，南季、荣叔是也；元士中士称名，刘夏、石尚是也；下士称人，‘公会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称祭公，举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无采地者，若王叔、陈生、伯舆之属是也。但未知书经其称云何。杜既云公卿称爵，而王子虎及刘卷卒称名者，彼是天王为赴，以名告鲁，如诸侯之例，薨则称名；此云公卿称爵者，谓聘使往还，与彼为异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书字”者，以传云“刘夏逆王后于齐，卿不行，非礼也”。以刘夏非卿书名，若卿则应书字，以名字相对，故举以言焉。其实卿书爵也。此祭伯若王使来，当云天王使祭伯来聘，亦如天王使凡伯来聘。今以自来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刘炫云“卿而无爵，或亦书字；大夫有爵，或亦书爵”。传称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俱是卿士，并不言爵。又滕侯之先为周卜正，《书》称齐侯吕伋为虎贲氏，则大夫或有爵也。然则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书字；卿而无爵，不可越字而书名。盖有卿士亦书字、大夫亦书爵也。王臣之见经者众，祭伯、凡伯、毛伯、单伯、召伯、君子、单子、刘子，其间未必无大夫。荣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间未必无卿。但无明证，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书字”，是言天子卿有书字之理。
公子益师卒。传例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所以示厚薄也”。《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唯卿佐之丧独记日以见义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贬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敛，力验反。见，贤遍反，下同。
[疏]注“传例”至“见义”。○正义曰：传文与上下作例者，注皆谓之传例。《释例》曰：“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疾则亲问焉，丧则亲与小敛大敛，慎终归厚之义也。”故仲尼脩《春秋》，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不书日，示厚薄戒将来也。即以新死小敛为文，则但临大敛及不临其丧，亦同不书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孙行父卒”。传曰“大夫入敛，公在位”。是公与小敛，则书日之事也。其翚、柔、溺等生见经、传，死而不书卒者，皆不以卿礼终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巳绝卿位，公不与小敛而书日卒者，《释例》曰“公孙敖纵情弃命，既巳绝位，非大夫也。而备书於经者，惠叔毁请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传曰‘为孟氏，且国故也’”。是言虽不与敛，恩实过厚，故书日也。庄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时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诣卒”，时公孙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在外而卒，皆公不与敛而书日者。《释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国，而犹存其日者，君子不责人以所不得备，非不欲临也”。然则为其有故，不得以责公，故皆书日也。公孙婴齐书所卒之地，馀皆不书地者，《释例》曰“鲁大夫卒其竟内，则不书地，传称‘季平子行东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为虽以卿礼终，而不临其丧，皆没而不书。杜知不临其丧亦同不书日者，案庆父之死不以卿礼终，而经不书，足知唯据不以卿礼终者经始不书，明以卿礼终，虽全不临丧，亦同书卒，但不书日耳。《春秋》诸书日与不日，传皆不发，唯此发传，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唯卿佐之丧独讬日以见义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贬人君者，《春秋》之文，褒为厚赏，贬为大罚，君之於臣，有恩则常事不足以加赏，无恩则小失不足以致罚，故云“未足以褒贬”也。止欲贬责死者，君自无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为劝戒，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对君为轻贱，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条特假日以见义，其馀则不以日月为例，故无传也。
【传】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别夏殷。○别，彼列反。夏，户雅反。三代之号，可以意求。不书即位，摄也。假摄君政。不脩即位之礼，故史不书於策，传所以见异於常。○见，贤遍反。）
[疏]“不书即位，摄也”。○正义曰：摄训持也。隐以桓公幼少，且摄持国政，待其年长，所以不行即位之礼。史官不书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发传以解之。公实不即位，史本无可书。庄、闵、僖不书即位，义亦然也。旧说贾、服之徒以为四公皆实即位，孔子脩经，乃有不书，故杜详辨之。《释例》曰：“遭丧继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皆书即位於策以表之。隐既继室之子，於第应立，而寻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让桓。天子既巳定之，诸侯既巳正之，国人既巳君之，而隐终有推国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礼也。隐、庄、闵、僖，虽居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即位之礼，或让而不为，或痛而不忍，或乱而不得，礼废事异，国史固无所书，非行其礼而不书於文也。”颍氏说，以为鲁十二公国史尽书即位，仲尼脩之，乃有所不书。若实即位，则为隐公无让；若实有让，则史无缘虚书。是言实不即位，故史不书也。传於隐、闵云“不书即位”，於庄、僖云“不称即位”者，《释例》曰“丘明於四公发传，以‘不书’‘不称’起文，其义一也”。刘、贾、颍为传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博据传辞殊，多不通。案：杀栾盈则云“不言大夫”，杀良霄则云“不称大夫”，君氏卒则云“不曰薨”，“不言葬，不书姓”，郑伯克段则云“称郑伯”，此皆同意而别文之验也。传本意在解经，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书”“不称”义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为古制诸侯幼弱，天子命贤大夫辅相为政，无摄代之义。昔周公居摄，死不记崩；今隐公生称侯，死称薨，何因得为摄者？周公摄政，仍以成王为主，直摄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后乃死，故卒称薨，不称崩。隐公所摄则位亦摄之，以桓为大子，所有大事皆专命以行，摄位被杀，在君位而死，故生称公，死称薨，是与周公异也。且何休以为诸侯无摄。郑康成引《公羊》难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郑意亦不从何说也。下传曰“公摄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摄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为大子也。所以异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还不告庙，不临惠公之葬，不成声子之丧，尊仲子为夫人，薨则赴於诸侯，又为之立庙，此是谦之实也。隐公让位贤君，故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颂者，鲁僖公之时，周王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孙行父为之请於周，大史克为之作颂，故得入颂。隐公无人为请，故不入颂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克，仪父名。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王未赐命以为诸侯，其后仪父服事齐桓以奖王室，王命以为邾子，故庄十六年经书“邾子克卒”。○“故不书爵”，一本无“故”字。奖，将丈反。
[疏]注“王未”至“克卒”。○正义曰：庄十三年齐桓会诸国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书“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齐桓乃得王命也。贾、服以为北杏之会时巳得王命，盖以北杏之会邾人在列，故谓其巳得命也。列与不列在於主会之意，不由有爵与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齐人请邾，宋人请滕，邾、滕不列於会，故不书邾、滕。襄五年戚之会，穆叔以属鄫为不利，使鄫大夫听命于会，故经书“鄫人”。然则为人私属则不列於会，不为人私属则列於会，不可据列会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会，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无爵，得与鲁盟北杏，会齐何须有爵？庄十五年会于鄄，传曰“齐始霸”，则齐桓为霸自鄄会始耳。北杏之时，诸侯未从，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勋，仪父何足可纪？且齐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后，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尽其材也”。
公摄位而欲求好於邾，故为蔑之盟。解所以与盟也。○好，呼报反。与，如字，又音预。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费伯，鲁大夫。郎，鲁邑。高平方与县东南有郁郎亭。传曰“君举必书”，然则史之策书皆君命也。今不书於经，亦因史之旧法，故传释之。诸鲁事，传释不书，他皆仿此。○费音祕。郁，於六反。仿，甫往反，后此例皆同。
[疏]注“费伯鲁大夫”至“仿此”。○正义曰：史之策书皆君命者，谓君所命为之事乃得书之於策，非谓君命遣书方始书也。又解史策不书经亦不书之意。仲尼书於经者，亦因史之旧法，旧史不书，则亦不书，故传发此事释经不书之意。“诸鲁事，传释不书，他皆仿此”，谓下“盟于翼”、“作南门”之类是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国，今南阳宛县。○宛，於元反。娶，取住反。
[疏]“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正义曰：杜以为凡倒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贾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后有祸福，将终之，乃言初也”。○注“申国，今南阳宛县”。正义曰：《外传》说伯夷之后曰“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则申吕与齐许俱出伯夷，同为姜姓也。《国语》曰“齐许申吕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则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中绝，至宣王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谢。《诗·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褒赏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宛县者，谓宣王改封之后也。以前，则不知其地。
生庄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犹晋侯在鄂，谓之鄂侯。○共音恭。共，地名。凡国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重音，疑者复出，后仿此。鄂，五各反。
[疏]注“段出”至“鄂侯”。○正义曰：贾服以共为谥。谥法“敬长事上曰共”。作乱而出，非有共德可称，糊口四方，无人与之为谥，故知段出奔共故称共，犹下晋侯之称鄂侯也。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寐寤而庄公巳生，故惊而恶之。○寤，五故反。恶，乌路反。注同。
[疏]“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正义曰：谓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始觉其生，故杜云“寐寤而庄公巳生”。
爱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为太子。亟请於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东虢君也。恃制岩险而不脩德，郑灭之。恐段复然，故开以佗邑。虢国，今荧阳县。○亟，欺冀反，数也。为，于伪反。岩，五衔反，本又作岩。虢，瓜伯反，国名。复，扶又反。
[疏]注“虢叔”至“阳县”。○正义曰：僖五年传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晋语》称文王“敬友二虢”，则虢国本有二也。晋所灭者，其国在西，故谓此为东虢也。《郑语》：史伯为桓公诈谋云：“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晋有骄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桓公从之。是其恃险而不脩德为郑灭之之事也。贾逵云“虢叔封西，虢仲封东”，而此云“虢叔，东虢君”者，言所灭之君字叔也。传云虢仲谮其大夫，谓叔之子孙字曰仲也。案传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此虢国有二而经传不言东西者，於时东虢巳灭，故西虢不称西；其并存之日，亦应以东西别之。《地理志》云“河南郡荧阳县”。应劭云：故虢国，今虢亭是也。
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公顺姜请，使段居京，谓之“京城大叔”，言宠异於众臣。京，郑邑，今荧阳京县。○大音泰，注及下皆同。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祭仲，郑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过，古卧反后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长，直亮反，又如字。高，古报反，又如字。径，古定反。
[疏]注“祭仲”至“百雉”。○正义曰：注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显见於传，更无卑贱之验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实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传》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许慎《五经异义》、《戴礼》及《韩诗》说，八尺为板，五板为堵，五堵为雉。板广二尺，积高五板为一丈。五堵为雉，雉长四丈。古《周礼》及《左氏》说，一丈为板，板广二尺。五板为堵，一堵之墙，长丈高丈。三堵为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长者用其长，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诸说不同，必以雉长三丈为正者，以郑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三国之二，其城不过百雉，则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则侯伯之城当三百雉，计五里积千五百步，步长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为三百雉，则雉长三丈。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之徒为古学者，皆云雉长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无正文。《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谓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当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此为定说也。但《春官·典命职》乃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命数为节。郑玄以为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则公当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郑玄两解之。其注《尚书大传》以天子九里为正说，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诗·文王有声》笺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诸侯，小於天子之制”。《论语》注以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驳《异义》，又云“郑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两申其说。今杜无二解，以侯伯五里为正者，盖以《典命》所云国家者，自谓国家所为之法，礼仪之度，未必以为城居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三分国城之一。○参，七南反，又音三。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
[疏]“大都”至“九之一”。○正义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数计之，则王城长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长，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长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长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长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长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长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长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长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长二十雉也。《考工记》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然则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盖高三丈；诸侯城隅高七丈，城盖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复成城，其都城盖亦高三丈也。周礼四县为都，周公之设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图，其邑竟广狭无复定准，随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谓之都，都亦一名邑。庄三十八年传曰“宗邑无主”，闵元年传曰“分之都城”，俱论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使得其所宜。○焉，於虔反。厌，於盐反。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毙，踣也。姑，且也。○蔓音万。毙，婢世反，本又作<敝犬}，旧扶设反。踣，蒲北反。
[疏]“无使滋蔓”。○正义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长引蔓，则难可芟除，喻段之威势稍大，难可图谋也。○注“毙，踣也”。○正义曰：《释言》文也。孙炎曰：“前覆曰踣”。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於己。鄙，郑边邑。贰，两属。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子吕，郑大夫。
[疏]“国不堪贰”。○正义曰：两属，则赋役倍；赋役倍，则国人不堪也。
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叔久不除，则举国之民当生他心。公曰：“无庸，将自及”。言无用除之，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前两属者，今皆取以为己邑。至于廪延。言转侵多也。廪延，郑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廪，力锦反。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子封，公子吕也。厚谓土地广大。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不义於君，不亲於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暱，女乙反，亲也。
[疏]“厚将崩”。○正义曰：以墙屋喻也。厚而无基必自崩，喻众所不附将自败也。高大而坏谓之崩。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完音桓。
[疏]注“完城郭，聚人民”。○正义曰：服虔以聚为聚禾黍也。段欲轻行袭郑，不作固守之资，故知聚为聚人，非聚粮也。完城者，谓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缮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车曰乘。○缮，市战反。卒，尊忽反，步兵也，注及下同。乘，绳证反，注及下同。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启，开也。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国，今汲郡共县。○共音恭。汲，居及反。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传言夫子作《春秋》，改旧史以明义。不早为之所，而养成其恶，故曰“失教”。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於杀，难言其奔。○不弟，大计反，又如字。难，乃旦反，注同。
[疏]“如二君，故曰克”。○正义曰：谓实非二君，俊杰彊盛如是二君，伐而胜之然后称“克”，非谓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则以“战”、“袭”、“败”、“取”为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经云：“以君讨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应云“以君讨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准获麟之后史文，夫子未脩之前，应云“郑伯之弟段出奔共，与秦伯之君针出奔晋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杀，故不言奔。然则郑伯亦是旧史之文而得为新意者。段以去弟为贬，宜以国讨为文。仍存郑伯，见其失教，其文虽是旧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注“传言”至“其奔”。○正义曰：经皆孔子所书，此事特言“书曰”，必是旧文。不然，夫子始改，故知传之此辞言夫子作《春秋》改旧史以明义也。“克”者，战胜获贼之名。公伐诸鄢，段即奔共，既不交战，亦不获段，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谓是郑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难言其奔，志在於杀，故夫子承其本志而书“克”也。郑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锺爱，顺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荣宠，实其杀心。但大叔无义，恃宠骄盈，若微加裁贬，则恐伤母意，故祭仲欲早为之所，子封请往除之，公皆不许，是其无杀心也。言“必自毙”、“厚将崩”者，止谓自损其身，不言恶能害国。及其谋欲袭郑，祸将逼身，自念友爱之深，遂起初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杀，难言出奔。此时始有杀心，往前则无杀意。传称“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诗序》曰：“不胜其母，以害其弟。”经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恶成，乃加诛戮也。服虔云：“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此郑伯之志意也。”言郑伯本有杀意，故为养成其恶，斯不然矣。传曰“称郑伯，讥失教也”，止责郑伯失於教诲之道，不谓郑伯元有杀害之心。若从本以来即谋杀害，乃是故相屠灭，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讨臣，遏其萌渐，恶虽未就，足得诛之，何须待其恶成，方始杀害？服言本意欲杀，乃是诬郑伯也。刘炫云：“以‘克’为文，非其实状，故传解之，谓之郑志。”言仲尼之意书“克”者，谓是郑伯本志也。注又申解传意，言郑伯志在於杀，心欲其克，难言其奔，故仲尼书“克”，不书奔，如郑伯之志为文，所以恶郑伯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城颍，郑地。○寘，之豉反，置也。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地中之泉，故曰黄泉。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疆，居良反。
[疏]注“封人，典封疆者”。○正义曰：《周礼·封人》掌“为畿封而树之”，郑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时界也”。天子封人职典封疆，知诸侯封人亦然也。传言祭仲足为祭封人，宋高哀为萧封人，《论语》有仪封人，此言颍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盖封人职典封疆，居在边邑。颍谷、仪、祭，皆是国之边邑也。
闻之，有献於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食而不啜羹，欲以发问也。宋华元杀羊为羹飨士，盖古赐贱官之常。○舍音舍。遗，唯季反，下同。啜，川悦反。华，户化反。
[疏]注“食而”至“之常”。○正义曰：《礼·公食大夫》及《曲礼》所记大夫、士与客燕食，皆有牲体殽胾，非徒设羹而已。此与华元飨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赐贱官之常。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繄，语助。○繄，乌兮反，又乌帝反。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据武姜在，设疑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隧若今延道。○语，鱼据反。阙，其月反。隧音遂。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赋，赋诗也。融融，和乐也。○乐音洛，注及下同。融，羊弓反。
[疏]注“赋赋”至“乐也”。正义曰：赋诗谓自作诗也。中、融，外、洩，各自为韵。盖所赋之诗有此辞，传略而言之也。融融和乐，洩々舒散，皆是乐之状，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见。
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々！”洩々，舒散也。○洩，羊世反。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纯犹笃也。
[疏]注“纯犹笃也”。○正义曰：《尔雅·释诂》训纯为大，则纯孝纯臣者，谓大孝大忠也。此纯犹笃者，言孝之笃厚也。
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不匮，纯孝也。庄公虽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后皆仿此。○施，以豉反，又式智反。匮，其位反。
[疏]“诗曰”至“谓乎”。○正义曰：《诗毛传》及《尔雅》之训匮，竭；永，长；锡，予；尔，女也。此《诗·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为孝不有竭极之时，故能以此孝道长赐予女之族类。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谓乎！族类者，言俱有孝心，则是其族类也。○注“不匮”至“仿此”。○正义曰：颍考叔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庄公虽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谓永锡尔类也。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时《诗》义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传称君子之言，容可引《诗》断章，评论得失，彼是叔向之语，事近前代当时讥刺，故云“叔向时《诗》义如此”也。《诗注》意类谓子孙族类，此传意以为事之般类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缓”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赗，助丧之物。
[疏]“天王”至“故名”。○正义曰：缓赗惠公，生赗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过。所以贬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贬责，贬王之使，足见王非。且缓赗惠公，专是王过；生赗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辞，欲令遭时设宜，临机制变。王谓仲子巳薨，令咺并致其赗，仲子尚存，赗事须止。宰咺知其未薨犹尚致赗，是则不达时宜，耻辱君命。王则任非其人，咺为辱命之使，君臣一体，好恶同之，贬咺亦所以责王也。文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不指所赗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风未葬，不言可知，此则惠公巳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则不知为谁来赗。文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亦为年月巳远，故指其所襚，与此同也。季文子求遭丧之礼以行，亦豫凶事不贬者，宰咺无丧致赗，文子乃量时制宜，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与此不同。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言“同轨”，以别四夷之国。○别，彼列反。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岳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逾时。士逾月，外姻至。逾月，度月也。姻犹亲也。此言赴吊各以远近为差，因为葬节。
[疏]“天子”至“姻至”。○正义曰：天子、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礼亦异数，赴吊远近，各有等差，因其吊答以为葬节。且位高则礼大，爵卑则事小。大礼逾时乃备，小事累月即成。圣王制为常规，示民轨法，欲使各脩其典，无敢忒差。资父事君，生民之所极；哀死送终，臣子之所尽，是以未及期而葬谓之不怀，过期而葬谓之缓慢。《春秋》从实而录，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数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寝”，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传云“礼，卜葬，先远日，辟不怀也”。是卜远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思亲之嫌也。则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亲，理在可见，故传皆不言其事，唯过期乃葬者，传言缓以示讥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庄三年乃葬，积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闰，积七月也。二者并过於期，故传皆言缓以讥之也。卫桓公以隐四年三月为州吁所弑，五年四月乃葬，积十四月也。庄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闵元年六月乃葬，积十一月也。二者虽亦过期，而国有事难，故传皆言“乱故，是以缓”，原其非慢，不以责臣子也。然则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礼，可知不假发传。而葬成公之下，传特云“书顺”者，《释例》曰：“鲁君薨葬，多不顺制，唯成公薨于路寝，五月而葬，国家安静，世適承嗣，故传见庄之缓，举成‘书顺’以包之。”然则特发此传，欲以包群公之得失，於庄见“乱故”而缓，於僖见无故而缓，於成见顺礼。传发三者，则其馀皆可知也。士逾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杜云“逾月而葬速”是逾月亦三月也。此注云“逾月，度月”者，言从死月至葬月其间度一月也。士与大夫不异，而别设文者，以大夫与士名位既异，因其名异，示为等差，故变其文耳，其实月数同也。“同轨”“同盟至”者，谓遣使来至，非诸侯身至。《释例》曰“万国之数至众，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丧，诸侯不得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国，卿共吊葬之礼。鲁侯无故而穆伯如周吊，此天子崩，诸侯遣卿共吊葬之经传也”。是言礼天子之丧，诸侯不亲奔也。其诸侯相吊，则昭三十年传云“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是正礼也。同位至，待其使还也。外姻至，亲戚毕集也。於天子言“毕至”，以下不言毕者，天子贵在尊极，海内为家，天下闻丧，无敢不至，故言“毕”也。诸侯同盟，或来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虽或闻丧，未必尽来，故不言毕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巳解讫。何休《膏肓》以为礼士三月葬。今云“逾月”，《左氏》为短。郑康成云“人君殡数来日，葬数往月；大夫殡葬皆数来日来月；士殡葬皆数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逾月也”。郑之此言天子诸侯葬数往月，於《左氏》无害，云大夫葬数来月，恐非杜旨。苏宽之意，以古礼大夫以上殡葬皆数来日来月，士殡葬数往日往月，空云古礼，事无所出，不可依用也。刘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诸所发凡，皆为经张例，此举葬之大期，以讥宰咺之缓，非是为葬发例，故不言凡也”。○注“言同”至“之国”。○正义曰：郑玄、服虔皆以轨为车辙也。王者驭天下，必令车同轨，书同文。“同轨毕至”，谓海内皆至也。四夷异俗，不可同其文轨，天子之丧，不能以时赴吊，故言“同轨”，以别四夷之国也。《周礼·巾车》木路“以封蕃国”，蕃国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车亦应同轨，而言别四夷者，四夷来朝天子，天子赐之车服，行於中国，自然同轨，其在本国，轨必不同。若以《巾车》之文，即言与华夏同轨，岂亦能同文也？○注“同在方岳之盟”。○正义曰：《周礼·司盟》“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然则天子之合诸侯，有使诸侯共盟之礼也。王合诸侯唯有巡守，其非巡守则有事而会，会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礼，礼之同盟，唯方岳耳。故《左氏》旧说，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展义巡守，柴望既毕，诸侯遂朝，退相与盟，同好恶，奖王室。是其当方诸侯，同有方岳之盟。同盟情亲，吉凶相告，故遣使会葬也。○注“古者”至“逾时”。○正义曰：同位谓同为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来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逾时也。隐五年《穀梁传》曰“伐不逾时”，明行役聘问亦不逾时也。
赠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称。○称，尺证反。
[疏]注“尸未葬之通称”。○正义曰：《曲礼下》云“在床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对言耳。今以既葬乃来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称也。葬则尸不复见，未葬犹及见之，故以葬为限也。《释例》曰：“丧赠之币，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总谓之赠，故传曰‘赠死不及尸’也。”然则此文虽为赗发，其实赗、赙、含、襚，总名为赠，但及未葬皆无所讥也。襚以衣尸，含以实口，大敛之后，无所用之。既殡之后，犹致之者，示有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赞》曰：“《杂记》吊含襚赗临之等，未葬则苇席，既葬则蒲广。”是葬后得行。此言缓者，《礼记》后人杂录，不可与传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后则可，久则不许。
吊生不及哀。诸侯巳上，既葬则縗麻除，无哭位，谅闇终丧。○上，时掌反。縗，七雷反。谅音亮，又音良。闇，如字。
[疏]注“诸侯”至“终丧”。○正义曰：昭十五年传称穆后崩，王既葬，除丧。叔向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杜云“天子诸侯除丧，当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讥其不遂”也。案僖三十三年传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则免丧，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则卒哭与葬相去非远，同在一月。《仪礼》士三虞，则天子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馀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则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据《杂记》云“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间既赊，或有国事，称号云何？是知葬与卒哭相连，间无事也。然《杂记》云“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案《释例》曰“《礼记》后人所作，不与《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丧，唯杜有此说，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节也。昭十二年传曰“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辞於享，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於时郑有简公之丧未葬，故请免丧。其下传又云“六月，葬郑简公”。丘明作传，未尝虚举经文，而虚言此葬，得非终前免丧之言也！以此知诸侯既葬则免丧，丧服既除则无哭位。诸侯既然，知天子亦尔。《尚书》“高宗亮阴，三年不言”，《论语》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诸侯除服之后皆谅阴终丧也。《晋书·杜预传》云：泰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汉魏旧制，既葬，帝及群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应除否？诏诸尚书会仆射卢钦论之，唯预以为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服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於是卢钦、魏舒问预证据，预曰：《春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免丧以听命。君子谓之得礼，宰咺归惠公仲子之赗，传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谅闇之证也。书传之说既多，学者未之思耳。《丧服》诸侯为天子亦斩衰，岂可谓终服三年也？预又作议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宴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不遂，宴乐以早，此亦天子丧事见於古也。称高宗不言丧服三年，而云‘亮阴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讥景王，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早，则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尧丧，舜谅闇三年，故称‘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丧，齐斩之制，菲杖绖带，当遂其服。既葬而除，谅闇以终之，三年无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裛已以听冢宰’。丧服既除，故更称不言之美，明不复寝苫枕块以荒大政也。《礼记》云：‘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又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云‘端衰丧车皆无等’。此通谓天子居丧，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丧之礼终於三年，亦无服丧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万几之政至大，群臣之众至广，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庙，则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则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谅闇以终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从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丧，我王犹若此之笃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礼？此乃圣制移风易俗之本也。”议奏，皇大子遂除衰麻而谅闇终丧。於时内外卒闻预议，多怪惑者，乃谓其违礼以合时。预谓乡人段畅曰：兹事体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当今也，宜博采典籍，为之证据，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将来。畅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论具存焉。杜议引《尚书传》云：亮，信也。阴，默也。为听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郑玄以谅闇为凶庐，杜所不用。
豫凶事，非礼也。仲子在而来赠，故曰：“豫凶事”。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夷国在城阳庄武县，纪国在东莞剧县。隐十一年传例曰“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史不书於策，故夫子亦不书于经。传见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仿此。○筦音官。见，贤遍反，下三见同。
[疏]“纪人伐夷”。○正义曰：《世族谱》“纪，姜姓，侯爵。庄四年，齐灭之”。《世本》“夷，妘姓”。传无其人，不知为谁所灭。《释例·土地名》“夷国在城阳庄武县”。庄十六年“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杜云“诡诸，周大夫夷采地名”。《释例·土地名》注为阙，则二夷别也。《世族谱》於“夷诡诸”之下注云“妘姓”。更无夷国，则以二夷为一。计庄武之县，远在东垂，不得为周大夫之采邑，而晋取其地，是《谱》误也。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蜚，负蠜也。庄二十九年传例曰“凡物，不为灾，不书”。又於此发之者，明传之所据，非唯史策，兼采简牍之记。他皆仿此。○蜚，扶味反。蠜音烦，又音盘。
[疏]注“蜚负”至“仿此”。○正义曰：《释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蜚即负盘，臭蟲”。《洪范五行传》云“蜚，负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为蟲臭恶，南方淫女气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厉蟲也”。然则蜚是臭恶之蟲，害人之物，故或为灾，或为不灾也。经传皆云“有蜚”，则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尔雅》所释，当言“蜚”，一名“蠦蜰”。说《尔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负盘”，《汉书》及此注多作“负蠜”者，《释虫》云“草螽，负蠜”。彼则岁时常有，非灾蟲也，盖相涉误为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书，而传发之者，明传之所据，非独正史之策，亦兼采简牍所有，故传据而言之。案上传“纪人伐夷”，注云“传见其事，以明春秋例”，则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传之所据，非唯史策，兼采简牍，则上“纪人伐夷”，亦是兼采简牍。但“纪人伐夷”，他国不告，故以明例解之。蜚是鲁国之有，故以兼采简牍言之。其实二注互以相通。他如此类。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黄，宋邑。陈留外黄县东有黄城。○败，必迈反，败他也。后仿此。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宿而已。他皆仿此。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以桓为大子，故隐公让而不敢为丧主。隐摄君政，故据隐而言。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少，诗照反。
[疏]“有宋”至“改葬”。○正义曰：上云“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则隐公未立之前，惠公败宋师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师”，盖是报黄之败来伐鲁也，隐公将兵御宋，委葬事于太子，故有阙也。服虔以为宋师即黄之师也。是时宋来伐鲁，公自与战，然则隐自败宋，还自求成，传何当属败於惠公而犹言公立也？且薨之与葬相去既远，岂有宋师薨时巳来成而后去？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诸侯会葬，非礼也。不得接公成礼，故不书於策。他皆仿此。卫国在汲郡朝歌县。○朝，如字。
[疏]“卫侯来会葬”。○正义曰：卫国，侯爵。《谱》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也。周公既诛禄父，以其地封康叔为卫侯，居殷虚，今朝歌是也。狄灭卫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也。今束郡濮阳是也。桓公十三年，鲁隐公之元年也。出公辄十二年，获麟之岁也。悼公二年，《春秋》之传终矣。悼公二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灭卫也。《卫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孙。《尚书·顾命》称康叔为“卫侯”，则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则称“伯”，至顷侯复为侯，故今桓公为侯爵。○注“诸侯”至“仿此”。○正义曰：昭三十年传云“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昭三年传称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皆不言诸侯亲会葬，是诸侯会葬非礼也。不得接公成礼，故不书。此云“不见公，不书”，介葛卢亦不见公而书者，此则公在国而不与卫侯相见，故不书；彼则公身在会，国人宾礼之，又欲见其一年再来，故书之也。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公孙滑，共叔段之子。○滑，于八反，又乎八反。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虢，西虢国也。弘农陕县东南有虢城。○为，于伪反。陕，失冉反。依字作陕。请师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鲁大夫。私请师。○豫音预。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翼，邾地。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书，三见者，皆兴作大事，各举以备文。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众父，公子益师字。○众音终。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礼，卿佐之丧，小敛大敛君皆亲临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笃，礼之所崇，故以小敛为文。至於但临大敛及不临丧，亦同不书日。○与音预。敛，力验反，注皆同。
[疏]注“礼卿”至“书日”。○正义曰：《丧大记》君临臣丧之礼云“君於大夫，大敛焉。为之赐，则小敛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小敛大敛君皆亲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敛大敛皆应亲之，独以小敛为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笃故也。贾逵云“不与大敛，则不书卒”。然则在殡又不往者，复欲何以裁之？经传无其事，不宜妄说，故杜以为但临大敛及不临其丧亦同不书日也。
【经】二年，春，公会戎于潜。（戎狄夷蛮，皆氐羌之别种也。戎而书会者，顺其俗以为礼，皆谓居中国若戎子驹支者。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潜，鲁地。○氐，都兮反。羌，郤良反。种，章勇反。驹音拘。济，子礼反，水名，凡地名皆同。）
[疏]注“戎狄”至“鲁地”。○正义曰：《曲礼》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然则四者是九州之外别名也。《诗·商颂》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国名也。杜欲明其在远，无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别种”，谓是相类之物耳，非谓四者是羌内之别也，其实氐羌乃是戎内之别耳。戎子驹支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计应不堪会盟，故解云“言顺其俗以为礼”也。沈氏云“会据公往，戎为主人，故得随主人之俗以为会礼。朝据戎来，鲁为主人，戎不能从主人之俗，故朝礼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远来会鲁，故知谓居中国若戎子驹支者也。驹支事见襄十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