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K B保罗。费里兹、理查顿。莫顿:“卢梭性观念的革命化”
,载《18Q L世纪的妇女及其问题论文集》,特累顿、萨拉索塔1976年版。
里奥波德。拉科:《法国革命中的三个女性》,巴黎1971版,Q MP15—158。
B参见茨威格:《断头艳后》,P448—459。
Q N B《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49。
S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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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从霜月到热月:道德理想国盛极而亡
不,肖梅特,死亡不是长眠,……死亡是不朽的开始。
①
——罗伯斯庇尔
从1793年12月(霜月)
至1794年7月(热月)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同志还有8个月的日子。
断头台越来越繁忙,共和国越来越不安宁。
“塞纳河水太红了”
,辉煌的日出正在变成可疑的日落。
罗伯斯庇尔认为死亡是不朽的开始。
他承认,“风浪正在低沉轰响”
,但是他要抓紧推行另一场革命:“在道德和政治界,一切也应当变化。世界上的革命已经搞了一半,另一半也应当完成。”
②
一、霜月批判——百科全书派雪上加霜
卢梭的信徒与启蒙遗老之间的论战始终在进行。
革命初起时,孔多塞这样的启蒙运动后继者尚在政治中心公开活动,但其他百科全书派成员年事已高,亦因外界卢梭声望日隆,大多隐居民间,深居简出。
80岁高龄的修道院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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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自1781年5月25日逃避巴黎市议会的逮捕令,一直隐匿于马赛,闭门著述。
1790年8月,斐扬派倾慕其启蒙思想家的声名,宣布旧时代对他的逮捕令撤销无效,邀其进入巴黎,登上议会讲坛讲演。
不料这位白发老翁上台后,向着底下正仰头瞻仰他作为百科全书派化身之风采的众议员轻蔑地扫了一眼,随即就连珠炮般猛烈抨击自1789年以来所发生的所有变化……
罗伯斯庇尔站起发言:
你们看,(自由的)
敌人是如何懦弱,他们不敢亲临前线甘冒矢石,却在这里举起他们的遁词。
用心险恶者把这个有名望的老人从坟墓边拖了回来,以利用他的弱点。
他们唆使他当众背弃了本来是构成他威望基础的那些教义和原则。
③
在罗伯斯庇尔建议下,议会把这个“昏瞆老人”
轰了出去。
从此,罗伯斯庇尔对百科全书派的厌恶公开化,与他们结下了怨恨。
1792年4月,罗伯斯庇尔出版了《宪法保卫者》杂志。他攻击的第一个靶子,就是米拉波曾在议会发言中多次提及的孔多塞与达朗贝尔的友谊。罗伯斯庇尔这一次公开数落百科全书派当年排斥迫害卢梭的恶迹:
米拉波先生,他对他的那帮朋友推崇倍至,提醒我们回忆孔多塞与达朗贝尔的友谊以及他的学术名望,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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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轻率的语气评论那些他称之为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导师的人们。可是就我而言,我从来就认为,在那些方面,我们除了自然之外,别无导师可言。我愿意指出这一点,那就是革命已经砍掉了许多旧制度下大人物的脑袋。
如果说这些院士、数学家遭到攻击和耻笑,那是因为他们曾巴结过那些大人物,并对那么多的国王奉迎拍马,以求飞黄腾达。
谁都知道他们是多么的不可饶恕:他们迫害过让。雅克。卢梭的美德和自由精神!卢梭那神圣的面容我曾亲眼目睹,按我的判断,唯有他才是那个时代众多名人中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才应该得到公认的荣誉,而这种荣誉恰恰就被那些政治上的雇佣文人和心怀忌恨的英雄们用种种阴谋手段肆加践踏!
④
百科全书派当年与欧洲各王室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如卢梭的民粹主义道德实践那么漂亮;⑤百科全书派当年不宽容卢梭,也是事实。但是,这种哲学家内部的理论纷争是否到了迫害程度,未必如罗伯斯庇尔所言。罗伯斯庇尔令人不安处,是他的这种强烈暗示:“革命已经砍掉了许多旧制度下大人物的脑袋。”
罗伯斯庇尔所使用的“砍掉”
这一字眼——正是当时民间流传的“断头台”
一词俚语。这种独尊卢梭罢黜百家的肃杀之气,预示着后来的“焚书、坑儒”
(前文已述)
一连串极端行动,已难以避免。
孔多塞试图起来反抗。他指斥罗伯斯庇尔:“当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或内心情感中毫无思想可言时,当他毫无知识可以填补他智慧的空白时,当他连把单词联接起来的这点可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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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不具备的时候,尽管他尽其所能设想自己是一个伟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留给他做呢?
通过好勇斗狠的行为,他只能赢得土匪,强盗的喝采。“
德穆兰则主张在卢梭与伏尔泰之间应妥协调和。
他提出,法国应该弥平它的英烈们之间曾经存在过的敌意。他说:“伏尔泰和让。雅克的遗骸都应该被保存为民族的财产。
现在,各民族分裂为成千个碎片,同一民族内,某种碎片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圣灵遗迹,同时又被另一种人视为渎神之物,可厌之物。
然而,这本来是一座神殿(指先贤祠——本书作者)。
人们瞻仰这一神殿和它所收纳的各种遗物时,本不该争吵。
这是古罗马的神殿,应该把所有的崇拜所有的宗教融合在一起“。
⑥
德穆兰此言未免天真。
当时对卢梭和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的褒贬,正反映着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严重对立,人们怎么会听得进调和者的声音?
1792年12月5日,雅各宾俱乐部集会。
罗伯斯庇尔在这次集会中发表重要讲话,公开号召打倒百科全书派,推倒雅各宾俱乐部中的爱尔维修胸像。当时雅各宾俱乐部中共有四座胸像:米拉波、布鲁图斯,卢梭和爱尔维修。罗伯斯庇尔说:
我看只有两个人值得敬仰:布鲁图斯和卢梭。
爱尔维修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可怜的诡辩家,一个非道德行为的始作俑者,是正直的让。雅克。卢梭的最无情的迫害者!
只有卢梭才值得我们敬仰。
如果爱尔维修还活着,决难想象,他会加入自由的事业。
他只会加入那群所谓诡辩家的阴谋集团,那些人今天正在反对祖国!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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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罗伯斯庇尔的建议获得一致通过。
在一片欢呼鼓噪声中,米拉波和爱尔维修的胸像被推倒,踩得稀烂。
接下来的一个月,民间开始出现反百科全书派浪潮。
一个主题被反复强调:只有投身于卢梭式美德的雅各宾派才是“人民”
,而反对卢梭者,不是阴谋家,就是人民的敌人。圣鞠斯特宣称,在人民的敌人里,他能辨别出这样一类人:“他们曾忌恨并阴谋迫害过让。雅克。”
连德国来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克劳茨也来凑趣,说那些百科全书派尚存者“抱着团来惩治我,就像他们惩治过让。雅克一样。”
⑧
1793年春,卢梭遗孀泰勒丝来到国民公会,要求给予卢梭以置身先贤祠的荣誉。
而在此之前,在斐扬派时期,1791年7月11日伏尔泰遗骸已移入先贤祠。
卢梭与伏尔泰能否置于一堂,成了现实政治中如何对待卢梭及其思想的敏感问题。
阿马尔出面接待泰勒丝,慨然允诺:“民族的代表们将再也不会延期偿还卢梭的恩典了。”
国民公众经过激烈辩论,议决把卢梭遗骸送入先贤祠。
1793年5月,吉伦特派垮台,启蒙遗老进入地下状态。
孔多塞隐匿不出,格里姆逃亡哥特,波麦赛逃亡英格兰,马蒙特尔隐居于诺曼底,留在巴黎的人只能秘密聚会,不定期见面。
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史学家卡夫克罗列了当时38个人的命运,得出结论:“百科全书派的合作者决不是恐怖政策的合作者。”
当时最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地下活动者有三个:孔多塞、雷诺尔和修道院院长摩莱勒。
这群幸存者在爱尔维修遗孀家里,秘密活动。这些人有:都德特夫人(卢梭晚年曾与之交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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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下卷——本书作者)
、米拉波私人医生彼埃尔。卡布尼,以及前文所述那个给科黛作诗悼亡的诗人舍尼埃。
时人称他们为“卢梭式民主的敌人”。摩莱勒回忆说:1793年底的一个夜晚,他在杜伊勒里宫附近一家餐馆里就餐,正好旁听到邻桌上的一场谈话,谈的是各区正在散发“爱国公民证书”
,以甄别“正义者”
与“邪恶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他们给了一个著名贵族一张爱国公民证!”
此人越说越愤怒:“那个贵族就是埃贝尔。摩莱勒!
他写过一本反对卢梭的书,我把他们从杜伊勒里区刚刚驱逐出来!“
摩莱勒一听此言,赶紧拉下帽檐,悄悄溜走。
⑨
1793年11月21日,即霜月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正式发动了反无神论运动。
演说一开始,他就以黑白对分法,把“贵族式”
的无神论和人民所广泛接受的“伟大的主宰关心受压迫的无辜者”
的观点对立起来,顿时激起旁听席上一阵掌声。罗伯斯庇尔迅速把掌声变为他的论据:“给我鼓掌的是人民,是不幸者。
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话,那一定是富人,是罪犯。“
他暗示:国民公众将采取恢复宗教信仰的重大步骤,并打击那些渎神者、非道德者。这就是著名的93年霜月演说DE.“霜月演说”
无异于发布对百科全书派的讨伐令。百科全书派雪上加霜,更难生存。
继此之后,罗伯斯庇尔又发表“花月演说”
,对百科全书派施以最后一击。
1792年以来共和国境内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始终刺激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忧患与宗教情怀。在他看来,渎神者是渎德者,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抽空了共和国的道德基础。1794春丹东事件更使他把这笔帐记在百科全书派宣扬的世俗功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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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
处死丹东的当天,巴雷尔曾宣布罗伯斯庇尔正在起草一项道德救国的宏伟计划。
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代表救国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了这一计划,其中最富道德义愤的那一部分,就是对百科全书派排炮般的攻击:
这一派人在政治方面,一直轻视人民权利;在道德方面,远远不满足于摧毁宗教偏见;……这一派人们以极大的热情传播唯物主义思想……。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化成体系,把人类社会看作诡计的一场战斗,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正直看作一种出于爱好或者出于礼貌的事情,把世界看作灵巧的骗子的家产。
……人们已经注意到,他们中的好些人同奥尔良家族有密切的联系,而英国宪法在他们看来,是政治的杰作和社会幸福的最高点。。。。
在我讲到的那个时期里,……有一个人(指卢梭——本书作者)
以其高尚的心灵和庄严的品格,显得无愧于是克尽职责的人类导师。……他的学说的纯正性来自自然和对邪恶的深刻的憎恨,同样也来自他对那些盗用哲学家的名义搞阴谋的诡辩家的无法抑制的蔑视,而这,引起了他的敌人和假朋友对他的仇恨和迫害。啊!如果他曾是这场革命的见证人……,谁能怀疑他的高贵的心灵充满激情地关注着正义和平等的事业呢!
然而,他的卑怯的对手们为革命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与革命为敌,……
腐蚀公共舆论,……把自己出卖给一些叛乱集团,尤其出卖给奥尔良派!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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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法国革命期间,对百科全书派所作的一次最猛烈最全面的讨伐。
卢梭和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是非,已经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高度,百科全书派再也生存不下去了。
爱尔维修遗孀的地下沙龙被迫解散,启蒙遗老非逃即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还是走上了断头台。启蒙主流哲学留给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丝影响,只有花月广场上那尊无神论模拟像,等着罗伯斯庇尔付之一炬了。
二、风月肃杀——雅各宾内部的道德灾变
逐杀启蒙遗老,尚属道德共和国的外部事件——消灭外在于道德革命的历史对立面。
道德共和国更为严重的危机,是来自于内部的道德灾变,——1794年3月(风月)
的丹东案件。
前一年7月,马拉死;同年7月,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次年3月,丹东被捕,随即为罗伯斯庇尔所杀。
法国革命三巨头不到9个月即分崩离析,只剩下罗伯斯庇尔一人呈道德寡头状,勉力支撑剩下3个月的岁月。如果说,马拉之死是“他杀”
,死于革命派外部的谋害;那末丹东之死,则是不折不扣的“自杀”
,死于雅各宾派内部的同室相残。因此,要分析道德理想国何以走上自杀逻辑,无如分析这场来自内部的自杀事件,可能要比罗列雅各宾派种种自取灭亡的社会政策更为有力。
丹东,酒色财气之徒,若从道德立论,与罗伯斯庇尔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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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而语,几不可取。故而他在政坛上虽有雄狮之吼,在民间却无奇理斯玛之道德光环。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追求奇理斯玛状态,反而能感受资产阶级革命的世俗走向,能感受近代社会世俗化趋向的时代脉搏。
历史之吊诡,在丹东的道德状态与政治视野之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罗伯斯庇尔倘若清醒,他或许能从如此吊诡反复出现中,捕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信息:雅各宾俱乐部出现的这个丹东,是历史安排的一个对位,一个负像,D G 既是对他的平衡,亦是对他的提醒。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恩恩怨怨,源远流长。
以往史学家重“流”
不重“源”
,多注意双方在恐怖政策上的具体分歧,却很少注意分歧的源头,就在于双方对当时那场革命的基本性质,有根本不同的判断。
罗伯斯庇尔的判断与要求,已见前述之“9月笔记”
,显然有一种不断革命、无限革命之倾向。如果说,雅各宾专政反资产阶级的平民方式——革“革命”
的命,有一部分原因应归之于法国革命后期异常险恶的客观环境,非如此越出边界,不足以保存边界之内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那么,罗伯斯庇尔本人在主观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在于他把历史召唤的一时之需,误认为是历史的长远之计,在于他用超历史的方法强求现实满足他的反历史要求,在于他越出边界以后,始终不肯退回边界,相反,还要在边界之外用恐怖手段推行继续革命、无限制革命。
丹东,是当时仅见的具有革命边界意识的清醒者。
丹东明确提出“革命范围”
之说。他所意识到的“革命范围”
,在政治上,满足“人道”
、“自由”
等资产阶级的要求,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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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体现财产自由、财权保护的原则,反对统制经济。
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引导人民超出革命范围的人”。
D H 在这一前提下,他才不能忍受罗伯斯庇尔的越界恐怖,在恐怖政策上与之发生了直接对抗。
1793年11月以后,丹东公开提出重建“司法与人道”
的尊严,“释放20万嫌疑犯”
,“人民迫切需要的是宽容”
,“抑制救国委员会的暴政,拯救共和国。”
他呼吁“珍惜人类的鲜血”
:“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唉!流的血太多了!”
1794年3月19日,在双方共同朋友的安排下,两人共进最后一次晚餐。
丹东哭谏罗伯斯庇尔:“假如你不是个暴君,那末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的脾性格格不入。”
D I晚餐不欢而散。
次日,罗伯斯庇尔出现于国民公会讲台。讲演斩钉截铁,冷酷无情,强烈暗示要“击倒另一个乱党”。
第三天,罗伯斯庇尔出现于雅各宾俱乐部,以更为肯定的口气宣布:“是有那么一个乱党,它被揭露的时刻总会来到的,这时候已经不远了。”
人们只等了10天。
3月31日深夜,丹东及其同党被捕。
4月5日,在罗伯斯庇尔严禁申诉之后,丹东以“乱党”
、“叛国”
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杀丹东?
西方右翼史学家的观点是“道德化的批判”
,失之偏颇:罗伯斯庇尔生性嗜权多疑,忘恩负义,是以“恶”
杀“善”。左翼史学家的观点则是“批判化的道德”
,同样不能服人:丹东腐败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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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落,不杀不足以纯洁革命的权威,是以“善”
杀“恶”。这一种观点等于罗伯斯庇尔当年道德逻辑的延续。
让我们从上述“道德化的批判”
与“批判化的道德”
之间切入,看看能否切出一个道德灾变的病理切片,从中辨认奇理斯玛自我中毒,道德理想走向道德嗜血的逻辑纹路,从中映证历史上凡以道德立国始,多以道德杀人终的沉痛教训。
当卢梭改造宗教救赎遗产时,原罪的载体从个人转移到社会,这一认识过程本来是一个“祛魅过程”
——祛除神正论的宗教巫魅成分。
这一转换,在理论上产生了卢梭一连串惊世骇俗之创见。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罪转换,却可能出现一个十分吊诡的负面作用:道德理想主义者在遭遇世俗社会强大抵抗时,他们因此而拒绝反躬自省,调整己方政策,而是把困境归咎于外在的社会“邪恶”
,越益固守自己的“天纵英明”
、“洁白无瑕”
,强化以“正”
克“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