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９３年６月曾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图书、档案、博物馆事业。
１７９３年１０月法令曾规定，“有价值、可运送的文物古迹，若带有违禁内容，清除起来可能造成损害者，得送交邻近的博物馆，以便作为国民教育的材料而妥加保存。”
国民公会规定一切博物馆向人民免费开放，从而使各种艺术遗产第一次成为人民的财富。
名闻遐迩的卢孚宫，就是在雅各宾执政的１７９３年６月，第一次向平民大众开放的。
与此同时，革命者的道德审视也未放过对图书、文物和艺术品的检查。
１７９３年６月，让。邦。安德烈就这样说过：“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并非科学，而是道德。
如果我们真想成为共和主义者，我们就必须至少忘却一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当时，民间已出现焚书运动，在国民公会引起激烈辩论。
国民公会一度通过一些关于保护图书的法令。但是一部分激进人士还是要求从严审查书目，以免漏过“毒草”。
国家书志署署长多梅格打报告给国民公会，要求“用革命的解剖刀审查庞大书库，割去图书躯体中发生坏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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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４国民节日和人民大游行。
B卢梭生前曾在给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中，多次提出执政者应有意识地创造大众节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激扬道德理想。对此，雅各宾派的创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历史中同类活动的巅峰程度。
１７９３年１２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令中，全国和地方性的节日与公民会议、剧场、军事演习等一起让列入“国民教育第一阶段”
的内容。当时全国性的重大节日有：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攻占巴士底、１７９０年联盟节、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推翻王权、１７９３年１月２１日处死国王、１７９３年５月３１日推翻吉论特派等周年纪念庆典。此外还有３６个每隔十天举行一次的全国性节日聚会，反复激发人民的理想精神，几乎达到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的频繁密度。
节庆的主题设计罗伯斯庇尔都亲自过问，具体实施由大卫安排，颂歌多由谢尼埃作词、戈塞克谱曲。节庆活动通常都设计成人民大游行，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年龄排成行列，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１７９４年６月８日罗伯斯庇尔主持的“最高主宰教”
开教大典，是所有这类活动中最盛大的一次。广场上堆起巨大的假山，假山下５０万人盛装游行，五彩缤纷的仪仗，狂欢忘情的呼喊，使任何一个参加者、目击者终身难忘。
５日常生活的革命化。
B１７９３年，进入巴黎任何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你会发现革命如强大电流已经击穿各个家庭壁垒，使人们的世俗生活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首先起来迎客的一个孩子，可能已不叫让。皮埃尔、玛丽这类取自法国传统的宗教名字，而是叫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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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雅各宾派到雅各宾专政：道德理想国的实践历程 ３５２
拉、布鲁图斯、卢梭、自由、平等、山岳“
这类革命化的名字。在父亲的鼻烟壶上你可能会看到一句口号：“为国家而死，无上光荣”
，在母亲的梳妆镜上，你会发现另一句口号：“我们情同手足，祖国永存”。一家人再穷，墙上总有大幅革命宣传画，神龛里也会摆上一尊廉价的革命先烈石膏像。一家人全戴小红帽，忙进忙出，奔走革命。
偶尔坐下来玩一圈棋牌乐，那上面也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革命符号：“国王”
改成必须“将”
之的暴君，“王后”
改成女公民特鲁瓦涅，“王子”
改成无套裤汉，四张老“Ｋ”
画的是布鲁图斯、卡通、梭伦和卢梭四大古今贤人，四张“Ｑ”
牌则是审慎、联盟、正义和力量这四大道德符号OF……
形形色色的新生事物，还可以再举出一些。
早在中国文化革命开始前１７３年，１７９３年的法兰西人已经尝试过一次文化革命。法国当代史学家比昂奇论述１７９３年历史的专著，即以《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命名。
O G 谁也不能怀疑，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法兰西社会道德重建的伟大工程，在雅各宾派不遗余力推广下，在卢梭思想指引下，确曾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取得了暂时的然而确实是辉煌的成功。雨果回顾１７９３年的巴黎街景，曾有一段极其生动的纪实描述，也许比历史学家的笔触更精彩，更传神：
人们过着露天的生活；妇女们坐在教堂的石阶上一边制造纱布一边唱着“马赛曲”。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正在紧张开工的兵器工场，路人都鼓掌欢呼，到处只听见人人在说：“忍耐些，我们是在革命时期。”
人们英勇地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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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巴黎仿佛到处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满了王冠、法冠、王杖、百合花徽。这就是被推翻了的专制政体的残余；这个在摊子上补抹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个女裁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莱夫人住在一间顶楼里，她在顶楼里可以望见她以前的大厦；还有吴朗，他自己取名为“八月十日”
，每逢断头台杀人他从未错过，他跟在死囚的车子后面走，他说这是去参加“红色的弥撒”
……
到处都是报纸，各区的旗帜你来我往，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旗子上写着“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的阶级”
，标语上写着一共和国万岁，小孩子咬音不准地唱着“沙依拉！”
O H卢梭盗火，法兰西人传薪；卢梭点火，法兰西人引爆。
１７９３至１７９４的短暂岁月里，法兰西人对世俗文明的救赎热情，如石破天惊，冲天而起。这是不是一次辉煌的日出？黑格尔说，是。康德说，是。歌德还说，是！
迄今为止，它在人文世界造成的震荡，只有另一次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行为才能匹配：２０世纪的热核爆炸。
１７９３年那摄人心魄的冲天火焰，使后世所有的理想主义在全球各个角落缅怀不已，心魂激荡；它所造成的辐射、污染亦如漫天尘埃，至今未能落定。
１７９３年的法兰西人，她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三、语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法兰西人凌空蹈虚，高路入云，进入了卢梭式的道德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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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雅各宾派到雅各宾专政：道德理想国的实践历程 ５５２
界。
他们进入了道德境界，道德则磁化了他们的符号世界。
政治斗争成为一场道德语言的竞技场，政治话语成为道德磁化的首选对象。
当政治词汇的中立性被道德磁波击穿，政治生活的残酷性距离宗教生活的排它性也就不远了。
早在那场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就曾使用话语转换战术成功地打破了当时的司法障碍。罗伯斯庇尔的发言也特别具有“魔力”
，使得在场的赞同者与反对者一起进入“着魔”
状态，同时鼓起掌来。
这一“魔力”
，就是道德语言的催眠“魔力”。
入“魔力”
者又何止那些投票的议员？国王的法律辩护人德塞兹，甚至国王本人，竟也使用起卢梭式的道德语言！请看当时德塞兹在现场的这段陈词：
职责所在，我读过让。雅各。卢梭的这些论述：“无论是公布的法律，还是宣读的判决，都不可能代表公意，因为公意之所以为公意，就是因为它从不针对某一具体个人或某一具体行动”。这就是路易刚才在栏杆前所说的话，这也是卢梭所说的话。
O I由此可见，国王受审及处死一案，既是道德合法性取代法理合法性的开始，也是斗争的双方同时接受道德语言的开始。
１７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国民公会公布法令，强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废止带有贵族色彩的“您”
这一称呼，代之以富有民粹平等气息的“你”。同年１２月１２日《导报》载文呼吁：“每一件事物，即使语言，也必须按照共和制度来重新塑造。”
从此，强制与自发并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法兰西语言符号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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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德改造运动：１人名道德化：在１７９３年９月或在此以前，取革命名字B的新生儿在数量上不超过总数３％。然而到了１７９４年，这一百分比在大众参预高涨地区骤然上升，最高达６０％，最低亦达２５％。从家长社会成份看，也同样能感受到底层社会对于新生儿命名革命化、道德化的浓烈兴趣。在科尔贝依地区，这些家长的三分之一是农业工人，而在凡尔赛地区则大多是鞋匠、锁匠、小商贩和自由职业者。
地名革命化：１７９３年夏秋时分，改地名活动进入高潮。
为数３，００以上的市镇一夜易名，如凡尔赛改为“自由摇篮”
，沙多一梯也里改为“马恩河畔的平等”。
有些市镇虽沿用旧名，但加之以“人民”
一词。
还有一些市镇，通过在自己的名称中加入“山岳”
的字眼，以表示对山岳派的拥护。其它如长矛—沙波、自由—小红帽、阿恩—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港，等等。
不曾改名的市镇仍占绝大多数，约有３７，００个，但以同样方式修改了属下的街区名称。
２语言全国统一化：革命初期，全国２，６００万人口中有B１，２００万人不懂或不能正确使用法语，方言达３０多种。有议员说：“我们在语言方面如置身于巴比伦之塔”
，语言障碍了巴黎的革命向全国扩展。
１７９４年１月２７日，救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雷尔宣布废除一切方言。他把语言统一提高到如此高度：“在民主国度，听任公民不懂民族语言从而不能监督政府，无异于卖国。
曾光荣地表达过《人权宣言》的法语，理应成为全体法国人的语言。
共同的语言是沟通思想的工具，是最有效的革命因素，我们必须把它交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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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语言风格平民化：就在法语挟革命之势从巴黎向全国B城乡统一化推广的同时，法语在巴黎却在迅速地粗俗化、平民化。
大众政治参预的爆炸，不可避免地产生大众语言的参预爆炸。自路易十四以来，法语逐渐成为欧洲的上层用语，以优雅典丽著称。但在这一急风暴雨的时代显然不敷众用。大批村野俚语以语言风暴之势，猛烈冲击旧法语“雅致的铁箍”。
报纸上粗话满篇，如《杜歇尔老爹报》上形容王后的这段用语：
这只奥地利母大虫到处被人们看作法国最无耻的婊子。
人们公开指责她在烂泥中和仆人滚在一起，很难指明创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皱褶重重的肚子的畸形、驼背、患坏疽病的早产儿的是哪一位粗汉。
O J在这场语言风暴中，最有贡献者，是这些街头道德的语言喷泉——民办报纸。我们以当时销路最好的《铁嘴报》为例。
《铁嘴报》创始人修道院院长福什和邦内微尔，受卢梭《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七章启发，他们认为，公共舆论的作用能保持道德。
两人突发奇想，在巴黎通往法兰西大剧院的街道上树起了一个装有铁嘴的信箱，承接民众来信、建议、检举、揭发，综合为一张报纸，名曰《铁嘴》。他们写道：“在长期沉思卢梭和马布利的著作之后，人民确实需要一张‘铁嘴’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我们决定在全国每一个地区都建立一张‘铁嘴’”
（《铁嘴报》１７９０年１０月号）。
《铁嘴报》一度十分兴旺。他们时常在报头上刊登卢梭语录，发表民众学习卢梭教义的心得体会，或按照卢梭教义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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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２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时政的文章。
１７９０年１０月号那一期的另外两篇文章，一封是一个犹太人来信抗议人头税，说人头税人人都得交纳，太不合理，“只有耶稣和卢梭除外”
；另一封是一个母亲的来信，叙述她如何按照《爱弥儿》教育孩子，说她和儿子整天玩在一起，从不操心一点财产问题“
，她儿子极其简朴，“白天的衣服就是夜晚的被褥，到现在也不会猜疑任何一件事情”
，云云。
卢梭思想普及到这一地步，以致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在援引卢梭语言，颇似我国文革时期的语录仗。
当时法国人麦克东纳写有一本《卢梭与贵族》的小册子，即注意到这一语言现象：
革命与贵族都援引卢梭的权威作为头条理由，这不是因为卢梭的政治著作，而是因为卢梭神话已经成为受教育阶层共同思想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新统治者与卢梭崇拜之间有着官方的合法联系，另一方面，许多人则分别援用卢梭的权威或支持或反对统治者。比如，罗伯斯庇尔所接受的卢梭影响显然超过其他革命领袖。他和圣鞠斯特都是卢梭的崇拜者，救国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引用卢梭的名字OK.
卢梭成了人民的“铁嘴”
，“铁嘴”
则成为语言暴力的绝好象征。道德逻辑的独断性，之所以能够取代政治逻辑的兼容性，首先在于它获得了语言暴力。
雨果长叹：“从人嘴这个火山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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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语言哲学揭示，语言具有软性暴力的作用，它在表述人类思维的同时悄悄扼杀人类思维，故而出现这一语言悖论：“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历史学家可以作证，早在这句警言被发现前２００年，法国革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语言环境：“不是我们说卢梭，而是卢梭说我们。”
人们走不出卢梭语言之幕，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
人们即使以援引卢梭来扼杀论敌，本身的语言—思维主体已在援引中被扼杀了一次。更多的政治异议者，在走上断头台以前，已经被语言暴力杀死了。
四、道德越位——罗伯斯庇尔悲剧之发生
政治语言的道德磁化，势必进一步要求政治规则的道德转换。
摩尼教式的原教旨主义热情藉此进入政治生活：光明与黑暗不能并存，正义与邪恶不能兼容。
政治斗争在教赎热情中转化为残酷的宗教斗争，道德理想流露出道德嗜血的肃杀之气。
１７９２年以后，马拉出现“奇理斯玛”
特征。他生前狂热崇拜卢梭，声称自己“可能是卢梭之后唯一的作家”。
他的两部小说——《青年伯爵巴洛夫斯基历险记》和《波兰信札》——都是《新爱洛琦丝》的模仿之作。
O L 他说，他乐意被人称为“一个脾气暴躁的疯子”
，因为这一称号正是“那群百科全书派的江湖骗子赠予《社会契约论》作者的恶谥”。
O M 他是“广场短路”
的天才，在街头政治中如鱼得水。他的道德语言在无套裤汉、编织妇ON中具有呼风唤雨的巫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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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在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冷静，罗伯斯庇尔能辩，马拉则如雄狮般狂吼。
他曾数度打断潘恩的发言，跳到走廊上攘臂怒号，并威胁潘恩的译员，不许他朗读潘恩的讲演辞。
P E他比罗伯斯庇尔更大胆、更炽热，因而生前也更得底层群众之崇拜。
他要求模仿当年古罗马演说家每天说一句“必须消灭迦太基”
，在雅各宾俱乐部也派专人每天到讲坛上说一句：“必须消灭阴谋家！”
他的语言充满道德自信：“嗯！
谁能反对我们？
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有了这些武器，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
P F１７９２年２月，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一再宣传抢劫某些商人作为示范行动。
后来果然发生抢劫，国民公会决定控诉马拉。但是激辩之后，马拉胜诉，道德威望更加高涨。从国民公会回来的路上，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把他举过头顶，一路欢呼。
１７９３年５月３０日推翻吉论特派统治，起义初获胜利时，包围议会的群众听到要求已经满足，自动散去。６月２日，马拉来到巴黎市政厅，要求进一步控告吉伦特派议员以及议会中其他“卖国贼和政治家，把起义再推一步，从针对吉伦特派统治激化至针对吉伦特派个人”
，为此，他又一次发动“广场短路”
，亲自走上钟楼敲起警钟，唤来８万民众，１６３门大炮。国民公会——法国宪政体制名存实亡，雅各宾派执政，即法国革命的“最高阶段”
，就是在马拉亲自发动的“广场短路”
，马拉亲手敲响的广场钟声中开始的。
两个月后，即７月１４日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纪念日前夜，马拉被少女科黛刺死。
这一事件促使双方都表现出更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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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道德逻辑和道德情绪。
夏洛特。科黛首先被称颂为道德英雄，圣女贞德式的人物。
科黛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人广为传诵：“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
P G 安德烈。舍尼埃为她作了一首颂歌：
啊，美德！
你是一把短剑，你神圣的尖刃是大地唯一的希望。
P H与此同时在另一方，也掀起了道德狂潮。
马拉生前活跃于广场，临终被刺于浴缸，死后心脏悬挂于雅各宾俱乐部大堂，成为圣物——“美德的象征”
，国民公会也树起了他的半身胸像。在众多公共场合，民众聚会，发出报仇的呼喊。忿激派起而竞争马拉人民之友继承者的称号。雅克。鲁三天后即发行刊物——《人民之友马拉荫庇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７月２０日，勒克雷克起而仿效，刊行《人民之友》，直接继承马拉所办刊物的名称。
同一天，艾贝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嚷道：“倘使要有人继承马拉，倘使要再有一个牺牲者，这个牺牲者已准备一切及接受一切，这个人便是我！”
P I这个人不会是艾贝尔，也不会是雅克。鲁。
在道德狂潮中推举出来的领袖，只能是一个道德英雄——罗伯斯庇尔。
７月２６日，罗伯斯庇尔选入救国委员会；８月１２日，罗伯斯庇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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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８月２２日，罗伯斯庇尔又被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
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罗伯斯庇尔连任三职，他跨过了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跨过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而且进入了一个直接执政、最高执政的危险状态。
在马拉遇刺激起的道德狂潮中当选，是一次危险的机会，不幸的机会。
罗伯斯庇尔的内在危险，就在于他始终保留有卢梭式的道德洁癖：道德纯度越提越高，道德选民越划越少。这就意味着随着他一旦上台执政，统治基础将日益萎缩，日益缩小，并最终走向跨台崩溃。
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逻辑是，首先把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极：“一个民族总是划分为这样两个部分：保皇党人和人民事业的捍卫者”。
然后再把人民一分为二：“所谓的爱国者又划分为两部分：邪恶公民和有正义信仰的人”。
P J甚至在“有正义信仰的人”
中，他还要继续划分。
１７９３年５月１０日，吉伦特党人微尼奥在议会发言中区别双方的道德定义，声斥雅各宾派的道德追求已堕落为斯巴达式的暴力道德，“你们追逐道德的完善，一种虚幻的道德，你们的行为与野兽无异！”
与此相对，吉伦特派推出的“道德选手”
则是“美德罗兰”
，温文尔雅，一尘不染。
罗伯斯庇尔对这种道德信仰不屑一顾，斥之为：“这种所谓罗马式的道德，决不是那种燃烧在真正爱国者胸膛的迅猛激情”！
P K持有这种道德逻辑的人，是不能执政，也不应该执政的。
他可以以政论家的方式存在，以道德理想之高调要求，中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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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政治家政论过程中必不可免的现实主义低调因素。先验理想主义在野，经验现实主义在朝，两者方能出现健康的配置，健康的关系。
法国革命及其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则恰恰相反：先验理想主义在朝，经验现实主义在野，在朝者不会或不愿从事制度性建设，在野者则从右翼发动复辟或守旧运动，使得在朝者有理由居高不下，把道德理想主义的观念逻辑越拉越高。
这种在朝在野的背反配置，在受法国政治传统的影响的地区、国度，后来曾反复出现，造成深重灾难。
１７９３年７月２６日之前，罗伯斯庇尔可能还有这点自觉，尚守得住道德理想主义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这样的边际界限，是限制，也是保护，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最好的存在方式。据陈崇武先生考证，罗伯斯庇尔在７月２６日前始终避免担任行政职务，数度辞去已当选的官职。
马拉因此还批评他“仍然缺少政治家的眼光和勇气”。
P L马拉一死，舞台上的道德追光灯转移到他这里，既给他打上道德光环，又笼罩住他的个人选择，罗伯斯庇尔身不由己了。
７月２６日进入救国委员会时，罗伯斯庇尔忧喜参半，心情矛盾。
但是一旦进入，他的道德忧患，他的道德逻辑，他以道德划分人群的习惯则又迅速开动起来。
这两方面的心情，在他半个月后８月１１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应召进入（救国）
委员会，是违背我天性的。
我在那里看到的事情，是我从来未敢怀疑过的事情。我看到，一方面，爱国分子正在追求他们祖国的利益，劳而无获；另一方面，卖国贼却正在这一国民公会的心脏部位策划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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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国家的各项利益。
我不会泡在一个委员会里做个无所事事的人……
假定我所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会宣布退出委员会，那时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向国民公会说明全部事实真象，指出人民面临的危险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