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一月十七日是个多灾多难的日子。傅作义送走谈判归来的邓宝珊，欲要独自思索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法的时候，城内突然传出密集的枪声。傅作义为防不测，当即命令亲信卫队待命防卫，狙击敢于闯入中南海的任何部队；接着，他又下令有关部门查问火并事件的缘起。虽然他表面上作出不为所动的样子，但他内心最为担忧的是发生所谓的兵变……
傅作义名义上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可听命于他的部队却是少数。待到他的嫡系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歼灭之后，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就更是占了部队的绝大多数。天津解放之后，拱卫北平城防的只有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三个师，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就有李文、石觉等所统率的十几万人。漫说时下是历史转弯的关键时期，就是平常日子，蒋氏的“中央军”与傅氏的部队也经常发生火并事件。近来，傅作义和*举行所谓的秘密谈判，可对所有高级将领而言，却早已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为此，驻守北平的“中央军”的中高级军官为既得利益，时常借故挑唆自己的部属，在北平城里开枪滋事。但是，从没有像十七日夜里闹得这样凶，俨然就像是发生了兵变一样。果真兵变，傅作义认为自己不好向*交待是小事，如果因此而在北平城内演变成一场战争，他就真的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就在这时，如芒在背的傅作义收到了依然留在通县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周北峰的急电，大意谓：北平骤起枪声，*、罗荣桓、聂荣臻三位首长对此十分关心，如傅将军需要增援的话，请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准备开入一个纵队，由傅将军指挥。傅作义读后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大有患难见人心的感觉！但是，他作为一名高级将领十分清楚：在未弄清事态之前就呼救太失身分了！所以他收好这份急电，静候火并的结果。
十八日凌晨，城内的枪声逐渐稀疏，直到完全停止。很快有关人士报告：突起的枪声是蒋氏部队有意滋事而为，现已平息。到这时，傅作义才长长地出了口气，并给周北峰发了这则复电。略谓：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住城内的治安，请放心。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二部分（14）
古都终于迎来了十八日黎明！据*入城的代表苏静回忆，就在这天，傅作义将军会见了他，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和欢迎。也就是在这一天，傅作义见到了邓宝珊与*达成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他当即指示：你们一起具体商议一个可行的办法，尽快把这份初步协议正式化。接着，傅方代表与*代表苏静一起拟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实施方案，协议共有十四项，条文如下：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至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掠扰。
（十四）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对外没有公开）。
傅作义看了上述的条文之后，当即表示签字。接着，他又循其常规，亲拟了一份起义通电。但是，当他再重新读罢这份起义通电之后，遂又禁不住地黯然自问：“毛泽东读后有何感想呢？……”
六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认为只要掷下总攻天津这颗棋子，平津战役就结束了采用军事解决的阶段。与此同时，当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制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和平解放北平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换言之，在他看来，傅作义发出起义通电，只不过是傅氏自应按着他预定的路数走出的一步棋，或曰是在所料中事，因此，他绝不会有意外惊喜的感想。事实上，从他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元月十四日，他考虑的战略重点就又转向其他方面去了！
随着天津和北平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了！毛泽东作为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主席，他不能不考虑很快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以及内政、外交格局的构成。
说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格局，毛泽东很自然地会想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业已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来，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就要发生急转弯的时候，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和本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他又不得不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态，希望扼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美国也非常清楚，连南京国民政府的总统蒋介石都不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若想改变毛泽东的政治信仰谈何容易！为此，就在辽沈战役解放沈阳的当天——十一月一日成立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美国政府决定向毛泽东放一枚试探性的气球：把美国驻沈阳原总领事馆当作在*解放区保留美国外事机构的一种尝试。为此，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发来一份密电，略谓：要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的商业利益，以非正式私人交往的方式，与*沈阳当局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二部分（15）
瓦尔德不仅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而且也是一位中国通。他深知蒋介石自东北败退关内之后，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的驻沈阳的总领事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如果他再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身分与*打交道，这是违犯外交纪律的，弄不好，就会干出难以收场的事来。同时，他清楚外交官的授权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美国政府之命是从。为此，他只好硬着头皮拜会*沈阳分管外事的负责人，主动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使新解放的沈阳与美国发生实质性的外交关系。而这位沈阳市负责人无外交常识，竟然办出了超出权限的事来。军管会主任陈云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当即给予严厉的批评，并如实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对此，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在自己院中那盘石磨旁边进行了研究。首先，毛泽东批评道：“这个同志，完全丧失了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从全球外交格局出发——自然也考虑到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发生的微妙变化，策略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呆不下了。”
毛泽东完全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他想到我们的很多同志没有外交经验，遂又果断地说道，“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是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地位的，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代表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
或许美国外交官在中国横行霸道成性惯了，这个瓦尔德不服从沈阳军管会的管制，依然在我军政人员面前大耍所谓威风，当毛泽东收到东北局的有关报告之后，他被帝国主义者的强权行为激怒了，遂对周恩来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他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他什么权利管我们什么事？
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代表*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作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等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总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收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国领事馆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接到中央命令，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旧总领事馆的电台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近代美国外交史上，所在国敢于查封美国派出的外事机关的电台尚属首例，难怪瓦尔德气得哇哇大叫。他一方面向我沈阳军管会提出所谓抗议，另一方面报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撤离沈阳。
美国从所谓“全球战略”考虑，认为很有必要打开与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新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另外，即使无法达到上述目的，也应利用沈阳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获取未来新中国和苏联对抗美国的核心情报。为此，美国政府不仅不批准瓦尔德自沈阳撤离，相反要他遵照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立即启用美国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等，以沈阳为基地，利用一切关系，在我东北境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二部分（16）
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前后，我情报机关又侦知了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元月十一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通报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变化后的立场：英国在中国最好的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为此，英国政府已命令驻沈阳、北平、天津等地的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并决定“承认*为它所控制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法律上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看了这份情报之后，对周恩来说道：“英国和美国在外交方面相比，前者是狐狸，后者是恶狼。但是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在玩弄*的把戏！”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周恩来愤然地说道。
无独有偶，李克农又前来报告：我情报部门初步侦破了美国驻沈阳旧领事馆的特务活动。对此，毛泽东指示李克农：*报战线上的名将陈龙赶赴沈阳，亲自处理这件涉外特务案件。至于何时挖出这些特务，要听从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毛泽东想到天津、北平解放在即，就说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用不了多少时间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像这类外交事件会层出不穷的。因此，他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啊，看来你必须尽快代表党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天津、北平和谈等活动的同时，于傅作义审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当天——元月十九日，亲自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外交法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当天，毛泽东阅后又进行修改，并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两项：
（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国家的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讲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翌日——元月二十日，由于刚刚解放的天津又发生涉外事件，毛泽东再次致电天津市委并告*、罗荣桓、聂荣臻及*北平市委：“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再次重申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基石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不仅是为新中国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为国际大背景所必须的。另外，毛泽东虽说从理论上多次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性质，但如何着手确立新中国大厦的蓝图，在他的心中还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他在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东渡黄河之后，就决心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看，与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斯大林进行晤谈，除去了结昔日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功过，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内政建设经验的同时，确定中、苏结盟的外交格局。由于斯大林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心是：发起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线上的决战，故不赞成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在此时此刻访问苏联。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二部分（17）
诚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看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实质上就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进行战略决战的结束。因此，毛泽东在借撰写新年献词——并向全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前后，他再次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访问苏联。事有凑巧，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元月十四日，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文：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来。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上述这则电文的时候，正是他一方面关注天津战役的进展，另一方面又要指导北平和谈的进行，因此，他没有当即给斯大林回电。接着，十五日解放天津，十七日又获悉北平方面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这时，毛泽东在征求了中央书记处另外四位书记的意见之后，遂于十八日给斯大林复电：
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拟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在毛泽东平定天下的棋盘上，他除去思量确定与美国、苏联上述的外交格局而外，他还在筹划内政大计的时候同时走着两步大棋：一是通过军事手段或和平手段，逐步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再是高举党的统一战线大旗，把一切反蒋的力量争取到人民的一边，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设一个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新中国。
世人皆知，毛泽东一生倡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同时他还笃信若要打垮“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对手——蒋介石，也非用军事手段方能完全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追随蒋介石的所有文官武将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在毛泽东看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敌人的营垒是一定要分化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当年曾赞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李济深将军很快猛醒，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站在人民一边积极反蒋；就说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吧，不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嘛！然而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夜，蒋介石阵营中还有哪些矛盾可利用呢？毛泽东第一个选择了桂系，其代表人物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诚如前文所述，蒋、桂之间不仅在历史上有一本解不开的恩怨帐，而且时下美国人又在导演“以李代蒋”的闹剧，从而又加剧了蒋、桂之间的矛盾。从现象上看，时下的蒋介石认为，只要美国人给钱、给武器，甚至在关键的时刻出兵，与毛泽东在战场上是可以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失去江北半壁江山，起码也可以做到划江而治，待机卷土重来。但是，蒋氏妄想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目的的做法，是有悖于美国人的意愿的；如今的李宗仁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了，其责任概由蒋介石*、专断而起。因此，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蒋介石必须下台，由他李宗仁出面议和。时人都清楚，李氏的这些想法，是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然而世人又皆知，李宗仁议和的目的不是向人民缴械，而是在中国首先造成一个划江分治的政治格局，然后再利用美国人的支持，由桂系代蒋重新统一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桂是殊途同归的。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二部分（18）
对此，毛泽东更是了如指掌。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蒋、桂在权力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对抗，那就有可能因势利导，通过军事与和平的不同手段，在加剧蒋、桂矛盾的同时，让人民更加看清蒋、桂双方反人民的真面目。另外，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桂系李宗仁也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傅作义。为此，毛泽东不仅在军事上造成兵临城下的大势，而且在舆论方面又揭又批，同时还通过秘密战线上的同志对桂系作分化瓦解的工作。如果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是公开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进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目的的话，那么周恩来、李克农于当天——元月十四日致电潘汉年、吴克坚的指示：“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意在揭穿美、蒋的和平阴谋，望把这个声明印发各方，注意收集反应意见。”同时电文指出了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重心。就是明确地向秘密战线交待了具体的任务。不久，潘汉年自香港发来请示做桂系工作方针的电文，毛泽东当即代替周恩来、李克农起草了复电，请潘以下列各点答复桂系的智囊黄绍竑：
（一）*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 （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由此，我党对桂系展开了全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孤立蒋介石集团，增加革命阵营的力量，又把工作重点移向各*党派。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声明的同时，又同朱德、周恩来复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对他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复电中国农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对抵达沈阳，表示欢迎；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了确保宋庆龄安全北上，周恩来于同日为*中央起草致方方、潘汉年、刘晓电：“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相继致电两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陈嘉庚，在颂扬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之后，极且盼望他们归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正当毛泽东按照预定的步骤进行方方面面的工作的时候，周恩来于一月二十一日高兴地向他报告：“主席，蒋介石于今天真的下野了!”
毛泽东微微地笑了笑，淡然地说：“这是早在所料之事，只是蒋某人有意在今天下野罢了!”
蒋介石为什么选在这天下野呢?容笔者补述如下史实：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由于桂系白崇禧急于抢班夺权，迭电催逼蒋氏早日下野，使得蒋氏反而深居简出，不再轻言下野了!对此，司徒雷登大使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称“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恶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进而又指出：蒋氏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为了迫使蒋介石早日下野，遂由美国挑头，桂系响应，在中外形成了一致的舆论：蒋介石恋栈不去，中国问题终无解决。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二部分（19）
蒋介石为缓和这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自然也是为了打探桂系李宗仁的真实态度，遂派出亲信张群和吴忠信访李宗仁，希望找出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办法。
诚如时人所云：由于李宗仁在逼宫入围所采取的策略是“引而不发——跃入也”，他对蒋氏的两位说客说了这样一段话：“蒋先生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要知道，当今的局势非十六年蒋先生第一次下野时可比，依我看，就是蒋先生下野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张群和吴忠信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打道回府，向蒋氏复命。蒋介石听后有些茫然，一时弄不清桂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蒋氏看来，武汉的白崇禧是唱黑脸的，明目张胆地以实力相逼；南京的李宗仁是唱白脸的，公然拒绝继位上台。他为了摸清李宗仁的底牌，遂决定请李宗仁到“总统”府谈话。对此，李宗仁做了记述：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接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李宗仁坚辞不就“总统”是假的，蒋介石称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更是骗人的。由此不仅可以说明什么叫资产阶级的政治，同时也可看出蒋、李两个大政客的真实嘴脸。
蒋介石何时才下定决心下野的呢？他在获悉杜聿明部被华野歼灭的当天清晨，方在如下这则日记中吐露了真情：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优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十二日，为逼蒋介石尽快下野，美国驻华大使馆把政府的意见正式通知吴铁城：“在当前情势下，由美国政府出作调人，实难相信可达到任何有益的结果。”同时，苏、英、法各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听后凉了半截，大有墙倒众人推的感觉！
十五日，天津失守。到这时，蒋介石真的认为自己到了考虑“引退”的时候了，遂命令已先期回到溪口的蒋经国，加紧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自己“退居幕后”预作准备。
十八日，蒋介石以“总统”的身分，任命了一批文臣武将，又于十九日下午四点，约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谈话，蒋氏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了的，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这些与会者谁也不愿做出头鸟，故半天没人说话。蒋介石一个一个地问，唯有吴铁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不必了！”蒋介石猝然火冒三丈，愤然地说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二部分（20）
与会者一见蒋介石大发雷霆的样子，就更无人再说些什么。蒋介石自知无趣地说：
“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蒋介石决计下野了！但是，诚如史家所评述的那样，他就像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决不会放弃报复政敌的一切机会的。为此，他在下野的日子上又作起了文章；“他把下野的日子选在杜鲁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日子。蒋的用意是清楚的，我的下野不单单是被桂系逼宫造成的，而且也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功劳’。”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蒋介石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是：“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相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危机。”
据史记载：蒋介石讲话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对某些兔死狐悲的与会者有着不小的感染力。“他说话时，众人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张道藩等竟然大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悲痛。”这时，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听后异常感动，但是，他自知已经大势所趋，无力回天，故低沉地答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
全场愕然无声。蒋介石信手取出一纸，对身旁的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
对此，实出李宗仁所料，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一定会问个为什么？甚至还要亲自审视一遍蒋介石代他草拟的文告。可是他呢？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至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字。”更为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即起身宣布散会，李宗仁却憨厚地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李宗仁当众讨了个没趣。
这时，还有一位美髯飘逸的于右任依然喊着“总统！总统！”的，希望业已下野的蒋介石留步，听他说完这样一段话；“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听后只把手往后一摆，说了一句“你找德邻去办！”遂加快步子离去。
蒋介石的行踪一向是保密的，更何况此次回故里是刚刚下野呢！因此，他离开会场，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向杭州。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厚道”的李宗仁于下午按时赶到明故宫机场为蒋氏送行，自然是白跑一趟。虽说李氏的心里感到不是个滋味，可他再一思忖，他才真的相信蒋介石是下野了！同时，当他想到自己已经取代了蒋介石总统地位的那一瞬间，他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突然向他袭来。为此，他于茫然之中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的对手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呢？我又将如何收拾南京这盘残棋呢？……”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
七
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利用蒋介石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惨败，终于达到了“取蒋自代”的目的。但是，他并没有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依然清醒地知道：在野之身的蒋介石依然是他在南京的主要对手！
李宗仁并不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然而，他从混迹政坛多年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屡屡失败的教训中感悟出了这样一条规律：政坛上角逐的胜利者只是暂时的，因为从他登上政坛宝座始，立即又变成了新的挑战者进攻的对象。其中，失败者往往会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由于李宗仁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所以他这个“胜利者”明白：蒋介石下野并不是败在他们桂系逼宫之下，而是败在失掉了民心，失掉了美援，在和共产党进行的军事决战中输了个精光，输了个无脸见江东父老的必然下场。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蒋氏集团残存的实力还在，与桂系相较，就像是一句俗话形容的那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者，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文韬武略方面相较，其优势在蒋而不在李。所以李宗仁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上台后的主要对手和政敌，依然是业已下野的蒋介石。接着，他又必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蒋某人将如何利用在野之身，再次达到他以退为进的目的呢？”
李宗仁积三十年的从政经验，他还认识到这样一条规律：古今中外的所谓政治家，都是一些能指出对手在政绩上失误的高手，但十之*都不是能够建树政绩的治国之才。为此，他认为自己指责蒋介石失误的时代结束了，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从政治上取代了蒋介石，而且也要承受蒋介石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失策所遗留下来的债物。换言之，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能在这危厄的政局中，改变这负债累累的国家的地位和形象吗？”
从某种意义说，以登上九五之尊为目标的政治家，往往又是最为现实的俗人。这是因为他们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可以神吹海侃所谓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当他们一旦就要沦为一代王朝后主的时候，要么和自己的心上人壮烈赴死，演出一幕《霸王别姬》；要么独自低吟：“无言独上西楼……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时下的李宗仁，就是这样一位最现实的俗人。请看他的自我解剖：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2）
李宗仁虽然登上了代“总统”的宝座，可他依然没有找到当“总统”那特有的感觉。举例说：李宗仁刚刚从明故宫机场折回官邸，张群就打来电话，像过去那样用通知的口吻告之；总裁行前留有一个文告，请你过目后发表。李宗仁听后不仅感到正常，而且还要亲往张群的官邸访晤。更为滑稽的是，张群竟欣然同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李宗仁尚没有当“总统”的感觉；二、说明李宗仁在“前朝老臣”的心目中的地位。接着，张群就像是传达“圣旨”的大太监，双手捧着蒋介石留下的下野文告，颇有几分傲气地交到了李宗仁的手里。而李宗仁呢？也仍然像过去拜读蒋介石的示谕那样，毕恭毕敬地捧读这份下野文告：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忠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假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唤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证，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据史记载，李宗仁读罢深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李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所以李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介石在离职之前一再要李宗仁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出于法律的原因，李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二十一日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李宗仁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又郑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牌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听后表示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很快得到业已到达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的蒋氏的答复：“请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
然而出李宗仁所料的是，南京电台播发的蒋氏下野文告竟然一字未改。李氏震怒之余，遂又引发出了一场荒唐的争吵：不仅蒋、桂双方的人马披挂上阵，而且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卷了进来——他委派得意门生兼秘书傅泾波造访李宗仁，说了如下这段有史可查的话：“司徒雷登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后来在下午一个茶会中，由于有两个CC分子反对，忽然被删去了。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深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
如史家所评：李宗仁虽然算不上大纵横家，而且在运用谋略方面也自知不如蒋介石，但是他作为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却十分懂得“审时度势”和“初战必胜”这两条原则。李认为：如果在“文告”这一仗上草草收场，蒋介石就会视他为阿斗，在未来的政治角逐中，一定会变成蒋氏手中的玩偶或政治道具；如借此煞一煞蒋氏的威风，他就有可能按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事。如何才能做到初战必胜呢？李氏认为要极大地利用对蒋氏不利的“时”和“势”。换言之，“时”下到了蒋介石必欲去之的时机，而“势”下也到了李宗仁必欲取之的形势。简而言之一句话：“他李宗仁不接任总统之职，他蒋某人就无法下台，愈加成为众矢之的。”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3）
经过数度折冲，最后请出政坛耆宿、法律权威王宠惠出面解释法律条文，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文告中恢复本来面目。晚九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对此，太子蒋经国十分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李宗仁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挽回了面子，但当他再独自瞻念前途之时，又有着不寒而栗之感！接着，他又条件反射似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将如何行使总统赋予的职权呢？蒋某人又会从什么地方与我作梗呢？……”
啊！没有当过皇帝的平民百姓，经常把当皇帝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然而平民百姓哪里会晓得，业已登上九五之尊的历代皇帝，尤其是末代皇帝或败亡的君主，也必会想到脱去身上的龙袍，做一个普通的庶民更好。这就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而李宗仁呢，却是一位自己争来的，而且还有几分自信能扭转乾坤的末代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悲剧是自己争来的。换言之，他这位末代总统的苦恼也是自己争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李宗仁现象：为了名份，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登上明知呆不长的九五之尊！
李宗仁很快找到了应有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然而从何做起呢？多年之后，他写道：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李宗仁积多年政坛经验深知：一个为蒋介石挑选和效力的内阁，是不可能听任他的指挥，更不会操办上述三件大事的。为此，他决定准许孙科内阁总辞职。但是，当他挑选忠诚于自己的内阁成员的时候，方才发现在桂系之中竟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换言之，他还必须从蒋氏集团中进行筛选。恰在这时，有小诸葛之称谓的白崇禧向他荐贤：由张治中出面组阁。李宗仁认为张治中不仅和*要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渊源流长的私谊，而且与蒋介石的交情也非常人所比。在李氏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张氏明确表示蒋介石下野，力主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挽国难于既倒。因此，他认同了张治中组阁的方案。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张治中“审时度势，纵观全局，深感无能为力。再加上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遂谢绝了李宗仁的好意”。同时，张氏作为国民党中主和派的领袖人物，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或为人的道义，又向李宗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最好把孙夫人（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和谈。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4）
如史评述：张治中的建议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是李宗仁和李济深在历史上就有矛盾，再就二李和白崇禧的三角关系而言，“白向来是尊崇李济深的，对李宗仁则常怀鄙视的态度。李宗仁则由于个人的地位关系，怕失掉他在桂系中的领袖地位，常忌克李济深”。再是“宋庆龄和李济深固然未必肯甘居李宗仁之下，为其所用，李宗仁亦不见得乐意让宋、李出山；更何况当时局势靡乱，宋、李怎肯被李宗仁拉下水”。另外，李济深已经由香港北上，不可能再回到南京来。因此，李宗仁只好作罢。
然而谁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呢？桂系在南京的核心人物进行了私下的议论，鉴于何应钦与黄埔系有着渊源流长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曾与桂系联合演出第一次逼蒋下野，多数人瞩目何氏组阁，长行政院。但事关重大，不可能一议而就，是夜没有作出结论。
但是，出李宗仁所料的是，翌日——元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新闻稿《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震撼了他的心灵：“李宗仁及其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假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存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已日益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
对此，李宗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是谁向*透露了何应钦组阁的消息呢？……”
结论是清楚的：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乃至于在南京的桂系核心成员中有共产党人。
另外，李宗仁用心品味这篇新闻稿中的上述几句话，感到似在向他发出一种信号：希望他与何应钦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重开国共和谈；再者，当他再用心审视新闻稿中的这段重要的话语之后，他于冥冥之中感到是出于毛泽东之手。果如斯，他认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的确要比蒋介石厉害多了！因为毛泽东不仅是驾驶当代*战舰的舵手，而且还在他李宗仁的船上安插了*的帮手——并于悄然之中改变他李宗仁战船的航向——试图按照毛的旨意前进。他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把注意点移到新对手毛泽东的身上，使他不得不重新翻阅各种媒体报道的新闻，看一看在他上台的前后毛泽东作了哪些文章？……一月二十一日，随着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不胫走向中外，在*毛泽东的感召下，中国*同盟发表《我们对和平的态度》声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件。声明略谓：“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义正辞严，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次日，留居上海养疴的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民盟同人，一贯的主张是*、和平、统一、团结”。李宗仁十分清楚，民盟是当今中国第三大党，积纳了一大批拥赞*、反对*的精英之士。他们完全地倒向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对残阳夕照的南京政府是最猛烈的一击！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适时地运用强大政策的攻心，迫使傅作义将军在危厄局势之下向中外宣布：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自本日起，按照双方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此举与“徐蚌会战”中拒不缴械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对比，对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官兵而言，是一帖最大的精神涣散剂！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5）
同日晚，傅作义将军在北平怀仁堂召集在平国防部保密局各单位头目会议，向在座的大小特务们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这等于给国民党的特务指出了一条出路，无疑对离间、涣散国民党的各级特务机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令李宗仁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傅作义已经与*商妥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在二十二日《平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不含协议中第十四条），*为什么还要公布被时人称之为最后的通牒——毛泽东致傅作义书？当认真地研究了这件最后通牒之后，他又感到字字句句是说给他李宗仁听的，心里感到是那样的不是滋味！
依然是一月二十二日，中国*促进会发表宣言，支持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条件，揭露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宣言略谓：“中国的永久的和平必须建筑在真正的*的基础上面，这是一点也没有可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
还是在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相继秘密到达解放区之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李德全、朱学范等五十五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对此，李宗仁只有摇首叹曰：“完了！时下中国有影响的志士仁人，全都被毛泽东拉过去了……”
李宗仁不忍再去翻阅这类消息，独自一人驻步窗前眺望夜空，不时地轻轻叹气，似乎是在黯然自语：“咳！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稍许冷静之后，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毛泽东这个新对手是何等的强大——且比蒋介石这个老政敌难对付一百倍，他也必须要很不情愿地与之打交道——重开国共和谈。同时，他也明白如若确保和谈顺利的开始，必须通过秘密的渠道和*接上关系，进而了解毛泽东有关重开和谈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又禁不住地自问：“派谁秘密潜往北平完成此任务呢？……”
诚如史家所云：也可能是天意所允吧，恰在这时，白崇禧自武汉打来长途电话：桂系黄启汉自香港安抵武汉，有要事面告李宗仁，将于今日——二十二日下午乘飞机飞抵南京，详情面告。
黄启汉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深得白的信任。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立法院的选举中，李宗仁和白崇禧还为黄争得一个立法委员的位置。白崇禧向来主张狡兔三窟的，他为了在经济上给桂系的失败找一条后路，遂派能干的黄启汉赴香港搞对外贸易。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外汇很严，再加之法币以及新发行的金圆券暴跌不止，致使黄启汉的一些设想泡汤。但是，他在香港期间与国民党*——新成立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时相过从，受益匪浅，尤其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对桂系下一步的行动有了新的认识，对黄后半生的正确选择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李济深决定动身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前夕，以长者的身分对黄启汉说：“我曾写信托人带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劝他们认清形势，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但均未得到复音，也不知道他们收到信否？你可不可以代我给白崇禧送一信，争取他起义。”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6）
黄启汉听后很是高兴，立即答应去试一试。接着，他带上李济深写在白绫条子上的信北上武汉，于一月十九日将信交到白崇禧的手里，并转达了李济深如下这段语重心长的话：“任公（即李济深）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已经把祖国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谁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了……”
这时，白崇禧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和*取得联系，借用*的力量逼蒋下野。他听了黄启汉的报告之后，原本想派黄偕李书城老先生北上信阳去和*接头。一夜醒来，蒋介石通电下野了！当白崇禧想到李济深已经到达解放区后，遂又对黄说道：“蒋已引退，德公当了代总统，那就不必去信阳前方找关系了，可以从南京飞北平，也许能更直接更快地同共产党联系。”
就这样，黄启汉由武汉飞抵南京，说明来意之后，受到李宗仁的欢迎。
也许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话了！这时李宗仁也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于抗日战争中跟着他当参议的刘仲华先生。由于刘氏一生经历传奇，为革命作出许多贡献，且与日后的和谈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容笔者简介如下：
刘仲华于一*九年出生在山西崞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早年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于一九二三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委派到西北军工作，并陪同鹿钟麟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一直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仲华奉命到上海，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在军委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中央局机关大部破坏，军委与中央局合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刘仲华负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仲华奉命做李宗仁的*工作，促使李宗仁在一定时期接受了我党抗日政治纲领。他也因此与李宗仁结下了不错的私谊，经常坦然交谈时局。
时下，李宗仁欲要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刘仲华。也就是在黄启汉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李宗仁约黄、刘二人在他的房间谈话。李氏在纵谈了目前所谓国家大势之后，遂又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
说到李宗仁派遣黄启汉、刘仲华赴北平的任务，事后黄启汉作了回忆：
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还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相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表示傅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
李宗仁在秘密派遣黄启汉、刘仲华飞赴北平的同时，还公开电邀所谓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示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代表，于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7）
说到和谈，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这样的现实：此次吁请重开国共和谈，虽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谈的主动权是操在胜者共产党人的手里。换言之，无论他如何表白对和谈心诚意坚，共产党人在未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会休兵罢战和败者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和谈的。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社会贤达和知名的*人士，他清楚这些人不但是举足轻重的贤者，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和*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久远的交往，有的还私谊笃深。如果能让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动作，这也不失之为一条捷径。请谁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游说这些社会贤达和知名的*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学新闻，与于右任在日本办《神州日报》的时候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之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最早的一批党员。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出任秘书长，从此和蒋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但与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解放战争期间，他公开反对打内战；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他拒绝参加选举；在蒋介石下野前后，他又为国共重开和谈积极奔走。为此虽遭蒋介石忌恨，但热爱和平的*人士却赞誉他为“和平老人”。李宗仁认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持，不但有利于重开和谈，而且还能把这些社会贤达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他向黄启汉、刘仲华交待完北上的任务之后，遂又约见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对李宗仁能否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存疑；他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拥共，只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危险日子。当他听说李宗仁请他出任首席和谈代表后，他认为这是结束两面人生的极好机会，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还是对专访者说：“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的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之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为代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要我作首席代表，则无论我的才干和精力，都是担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孙院长请辞。”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说上述这段话的苦衷，见面后，仅仅提出请他和甘介侯赴上海，吁请知名的*人士为和谈有所赞助。对此，邵力子当即说：“为和谈大事，我愿积极奔走。明天，我就赶赴上海，挨门挨户拜访，求其早日完成付托。”
李宗仁听后深为感动，遂对邵氏表示真诚的感谢。然而，他为了向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别于蒋介石的表示，又以代“总统”的名义饬行政院实行如下七项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总”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令；
（三）裁撤“戡建总队”，归国防部另行安排；
（四）释放*（含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
（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签发七项和平措施之后，认为自己为重开国共和谈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种良心的平衡感。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认为自己所倡行的和谈，是败者向胜者主动言和，因此，他又底气不足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我主动求和的呢？……”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8）
八
毛泽东对待李宗仁的态度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巧妙地利用蒋、桂这一组矛盾，运用打、拉相结合的策略，在分化、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同时，尽力化解作为敌对势力的桂系集团。对于李宗仁上台后倡行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在《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一文中就明示了方针：“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唯有如此，李宗仁才能“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因此，毛泽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上述不变的方针应付万变的李宗仁的。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获悉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的消息之后，在他向周恩来、李克农等了解了黄、刘两人的真实身分之后，遂立即起草致*、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对于李宗仁提出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以*发言人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再次重申和谈的方针是：“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说到“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对于李宗仁任命的所谓五人和谈代表，毛泽东以严厉的口吻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借此，又昭示李宗仁等：“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绝不止四十三人。”
接着，毛泽东收到了叶剑英等在北平会见黄启汉，刘仲华的报告。据黄启汉事后的回忆，由于在“抗战时期，我在武汉、重庆各地多次见过叶剑英同志，这次被接见更使我感到亲切，喜出望外”。双方晤谈的内容略谓：
我首先向叶剑英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我虽然是李宗仁派来的，但我还是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接着，我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我讲过的话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交给了他。
翌日，叶剑英在颐和园设午宴款待黄、刘两位，并于饭后作了重要指示。叶剑英在追述了国共两党关系，尤其是自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责任之后，又很动感情地讲了这番话：“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全、彻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
毛泽东对于已经任命为北平市长的叶剑英的讲话是满意的。当他听说黄启汉明确表态：“不论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意思，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说不定和谈一开，还会演出一些精采的戏剧来。”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9）
在场的周恩来是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寓意的。但是，他更清楚未来的和谈是绝不会顺利的。因此，他也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了一句笑话：“万一和谈破裂，我军陈兵长江以北，毛主席也无需再派一位当代的蒋干过江盗书了。”
毛泽东听后大声地笑了，可是当他想到未来的“和”与“战”这两件大事之后，遂又严肃地说道：“恩来，从现在开始，军事战线和隐蔽战线要一齐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唯有如此，我们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步伐才能加快。”
但是，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时下急需要动的棋子还不是重开国共和谈。为了尽快实现未来“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的设想，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是放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上。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获悉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之后，立即电告*、罗荣桓、刘亚楼：“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战。”
同日，毛泽东收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征询与傅作义会面的意见。他考虑到这次会面与改编敌军的全局关系，遂又审慎地给*、罗荣桓、聂荣臻发去指示电：“（一）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会面时你们对傅作义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一月二十三日，致平津前线司令部电，明确指示“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但对办事处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由于平津前线司令部严格遵照毛泽东上述电文行事，确保了敌军在出城以及接受改编等过程中没有出大的事情。此举不仅起到了涣散各地守城敌军的作用，而且也为他日和平接收江南大中城市积累了经验。
随着敌军出城接受点编的同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入城接管北平、天津的防务和治安。为此，毛泽东又为平津前线司令部制定了如下入城法规：“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在讲明目前在北平、天津不要提“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等口号的道理后，又明确指出：
“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求，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0）
毛泽东对于我军、我党由农村向城市开始过渡的时候，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啊！今天当我们再重新读上述这封很长的电文的时候，仍然会感到毛泽东在下笔处理城市问题的时候，他那只握着毛笔的大手显得是那样的沉重！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解决了北平、天津的问题之后，对绥远问题也作了明确的部署：“绥远方面我只有姚酷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 （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毛泽东在北平、天津解放之后，为什么不立即派东北野战军或华北野战军出西口解决绥远问题呢？因为他在下一阶段的战略构想是：“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必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
说到解决太原问题，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同时走着两步大棋，那就是以北平方式争取和平解放，或以天津方式武力解决。为了减少人民不必要的牺牲，曾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彭真、叶剑英等同志发电文：
据悉，北平郭宗汾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二十二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以上六名为阎军师长）等之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之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毛泽东对阎锡山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决不把牌全部压在和平解放太原上。也就是在发上面那封电报的同日，他又下达了解决太原兵力部署的电文：
（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二）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待林（彪）、罗（荣桓）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大原开进，受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大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到这时，毛泽东才从瞬息万变的平津战役中解脱出来。但是，当想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之后，他仍忍不住兴奋的心情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卫士长阎长林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打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最清楚平津战役能取得这样的结局，是毛泽东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因此，他有些心疼地说：“主席，这些日子您很少睡觉，昨晚又紧张工作了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不！”毛泽东摆了摆手，“走，我们到李家庄去看符定一先生去。”
符定一，字宇澄，又字梅庵，湖南衡山人。他于一八七七年生于一个满门书香的世家。幼年入私塾，饱学五经四书，较为全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转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在这期间，他逐步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毕业后任资政院秘书。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高级中学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堪称湖南近代开一代先河的大教育家。一九一二年，也就是他在长沙创立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并任校长的时候，年方十九岁的毛泽东从韶山来到长沙应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1）
符定一深知清末民初社会的黑暗，最担心在他主持的学校中有“关系生”考入。因此，他不仅严格考场纪律，而且还要亲自复审录取生的考卷。当他审阅了毛泽东的考卷之后，深为其闳中肆外、纵横捭阖的文风所感染，为此，他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毛泽东。然而当看见这位来自湘潭乡下、穿着土布衣服的考生时，他惊愕了，禁不住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他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吗？”虽说符定一也相信“相马识瘦、相士知贫”的古训，但他还是要亲自面试一次。为此，他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出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从容对答，常有惊人之语应对。这时，符定一打消了怀疑的念头。然而，他出于教育家那特有的伯乐之心，遂又当即取出纸、笔，又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龙飞风舞，一挥而就。符定一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可待的文章赞叹不已。用他后来的话说，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符定一鼓励毛泽东学好古典文学、历史、伦理学等，启发毛泽东畅游在智识的海洋。他发现毛泽东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以后，又通过语文老师柳潜把一部珍藏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课外阅读。毛泽东在研读这部上自远古、下至明代——共计一百一十六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的过程中，不仅对这部大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还产生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更令符定一不解的是，毛泽东还决定由课堂读书转为自由读书、研究学问的念头。他不顾符定一及授课老师的劝阻毅然退学，进行自修。
符定一于一九一八年再次进京，出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等事，曾两度来到北京，并得到符定一老师的帮助。一九二五年，符定一回长沙省亲，在一位时任省府秘书长亲戚的家中看到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他当即说道：“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力保毛泽东出险。
抗战爆发之后，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湘兴办教育。在湘期间，因与共产党人有关系惨遭逮捕，在多方营救下方获得出狱。一九四六年初，符定一重上北平，会见*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之宅腾出数间，供*代表团使用。同年六月，符定一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在女儿符德芳的陪同下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符定一回到北平之后，因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两次被捕，在叶剑英以及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下终于获得自由。一九四八年秋天，符定一响应*号召，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化装出城，来到河北西柏坡，再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后暂居*部所在地李家庄。
不久，毛泽东亲自发起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北平的建议，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天津乃北平之门户，攻克天津后，北平则不攻自破，可获得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都，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造福不浅。”符的这一建议，受到党中央的极大重视。而毛泽东在制定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时候，无疑是吸取了老师符定一的建议。因此，当和平解放北平成为事实之后，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符定一。他一见符定一的面高兴地说：“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2）
“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好奇地问道。
“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了，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们早已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毛泽东兴意很浓地说。
对此，符定一是料到了的。然而当他亲耳听了毛泽东的讲述之后，还是说了这样一句话：“出人所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接着，他又说，“这都是毛主席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摇了摇头，谦虚地说了一句“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接着，他又说，“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
符定一堪称是三朝*，自清末的皇帝，到民初的袁世凯以及走马灯似的历届总统和总理，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大大小小的官僚政客真是见多了，有谁能这样礼贤下士、不忘政敌的历史功绩呢？因此，他依然啧啧称道：“我看还是毛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才能作出这样伟大的奇迹。”
对此，毛泽东依然是以摇头代答。他为了转移这样称颂他的话题，有意说道：“你们在城市里呆惯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
说到北平，符定一的脸上就流露出不悦的表情。毛泽东遂又把话题一转，说道：“先生这次回北平一定会愉快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了，你和他很熟，不要很长时间，我们都要去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符定一听后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说道：“这就好了，回到北平就没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没有生活保证，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
“现在好了！这次你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毛泽东说罢就像是条件反射似地打起了哈欠，遂歉意地说道，“好，我不呆了，我也该回去睡觉了！”
符定一听后愕然。阎长林急忙插话：“主席为解决北平问题，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符定一听后感动不已，想到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挤出时间来看他时，情不由己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滚动欲出的泪水终于淌了出来。接着，他又分外激动地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
“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又说道，“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座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
俗话说得好：多事之秋无宁日。毛泽东自李家庄回到西柏坡以后，他刚刚迈进住处的门坎，就习惯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办公桌，发现桌面上又新摆了一摞中央各机关报来待批的文件，以及由全国各地发来的请示商决各种问题的电文。这些文件与电报就像是最好的驱困神药，使得毛泽东为之精神一振，下意识地走到桌前，尚未落座，就伸手拿起一份电文，是华东局、华中工委报来的一件涉外事件。他匆忙阅毕，顿感问题严重，为了使各解放区的同志不犯同样的错误，并起到一儆效尤的作用，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3）
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有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域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从战争非常时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最可恨的有两种人：一是怀有敌对情感的中外记者借题发挥，搬弄是非，进而达到造谣中伤的目的；再一种是打入人民内部的形形色色的特务，他们不仅刺探我方的情报为敌所用，而且有时还要对各级领导人进行暗杀。然而随着国情大势的发展，长年在农村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要或者已经取代国民党成为大中城市的主人，对待上述两类人，尤其是遗留或潜伏在城市中的大小特务，遂成了一大新的课题。为此，毛泽东要有关部门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稿。他起草完上述电文之后，又在审阅这份中央文件上加写了三段话：
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
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
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我们从毛泽东起草的上述一则电文和加写的三段话的内容，再引申到他为指挥三大战役而起草的数以干计的电报，乃至挤时间拜访恩师符定一等事来看，是一定能明了“事无巨细、日理万机”这八个字的分量了吧！
但是，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毛泽东依然没有上床睡觉，他又继续审阅摆在桌上的有关的电文和材料。
最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他“获悉*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欢迎会，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李德全、郭沫若等三十四人。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致词欢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三*义同志联合会主任委员谭平山、中国妇女联谊会主席李德全等二十人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一致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坚决拥护*中央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从这则消息中不仅看到了人心向背决胜负的规律，而且似乎也预感到了不久的明天，共产党人和他们齐聚北平的欢腾情景。自然，他由此也想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在北平诞生了！
最使毛泽东生气的消息是，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下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于同一天——二十六日遵承蒋介石的旨意，在上海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这在毛泽东看来，无疑是向战败国投降、讨好的汉奸行为！为此，他把这则消息重重地掷在了桌面上，自言自语地说道：“岂有此理！……”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4）
正当毛泽东愤然发怒之际，秘书又送来了一份材料：国民党政府发言人于一月二十六日评*发言人——毛泽东于二十五日的谈话，以所谓“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日来只待*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和谈”为其假和平解释。且指责*方面“不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委诸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拖延战祸”。毛泽东阅后冷然一笑，随手将这份材料掷在了桌面上。
这时，报晓的雄鸡开始鸣唱，欢迎新一天的到来。但是毛泽东依然沉浸在蒋介石无罪释放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这件大事上。他越想越气，最后又提笔展纸，挥毫写下大字标题：《*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天已经大亮了，毛泽东依然坐在桌前挥毫疾书。待到朝暾的金辉洒满大地的时候，秘书又送来了一份急电：“主席，南京的李宗仁给你发来一封信。”
毛泽东感到新奇，遂放下尚未写完的雄文，又认真地读起了李宗仁写来的信件：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时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计均已早邀亮督。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残，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不能谓之为和谈。……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遂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而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 子 感京秘印
毛泽东读罢李宗仁这封败者求和的来信之后，内心涌动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潮！但是，当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再次射向无罪释放冈村宁次的材料之后，他又禁不住地慨然自语：“李宗仁和蒋介石到底在演出一幕什么样的戏剧？……”
九
李宗仁上台的旗帜是重开和谈。换句话说，他上台后唯有高举和谈的大旗，才能获得后台老板美国人的支持，并进而抗衡业已下台的蒋介石。
但是，视权如命的蒋介石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诚如前文所述，蒋氏在宣布下野之前，已经从经济、军事、人事诸方面安排好了以退为进、准备复出的条件。再者，蒋介石此次宣布下野系暂时引退，是和李宗仁玩了一个花招。对此，蒋氏的宣传工具董显光事后给予了破密；“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蒋总统已放弃其总统职权。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他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亦非长久退职。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5）
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国民党历来是以党为核心，党权至高无上。蒋介石即使不再继续担任总统，依据党章，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执行的政策和措施，仍然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委审议，最后交由党的总裁蒋介石核准。从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的“总统”是个牌位，国民党的总裁才是握有实权的主宰者。对此，李宗仁是估计不足的。
另外，蒋介石为了做到“以党控政”——以溪口为中心指挥南京，他预先派蒋经国等返回溪口，架设天线，布置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另外，蒋氏虽然回到了故里溪口，但他那多如牛毛的耳目依然留在南京，从四面八方紧紧地包围着李宗仁。李的一举一动，乃至于有哪些人进出李氏的傅厚岗官邸，远在溪口的蒋氏都了如指掌。再者，李宗仁原系行伍出身，在政坛，尤其是在国民党的上层是没有什么根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业已出任代“总统”的职位，可他的班底却是全盘接受了蒋介石的人马，这不仅可以制肋李宗仁重开和谈，而且李氏的所有行为都在蒋氏的掌握之中。对此，李宗仁事前是不曾估计到的。举例说：
蒋介石通电下野之后，孙科例行向代“总统”李宗仁请辞行政院院长之职。当时，李氏慰言相留，孙氏很自然地通过电话向坐镇溪口的蒋介石报告，在获得蒋氏的恩准之后，孙氏继续长行政院。但是，事过一天，李宗仁又恳切地商请张治中组阁，被张婉拒，这消息又很快通过电话传到在溪口的蒋氏的耳朵里。蒋氏一方面肯定张的答复，另一方面蒋氏认为可以借此挑起孙科和李宗仁的矛盾，遂把李氏商请张治中组阁的消息通报给孙科，这就引起了孙对李忌恨。结果，孙科这位行政院院长就很自然地听命于蒋，而拒于李。由此又引起了“总统”府和行政院之间的“府院之争”。当李宗仁把上任后的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送抵行政院后，他们表面上都接受，仅仅是不同意取消*令。实出李宗仁所料的是，行政院的发言人竟然背着他这位新上任的代“总统”，公然作出声明：“开释*与*法系属二事，触犯*令不能成为*。*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性质。在*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法办理。”
李宗仁毕竟不是一位政治大家，他仅仅看到“府院之争”是他与孙科当年竞选副“总统”矛盾的继续，没有想到“府院之争”的后边，还有蒋介石“以党控政”在作祟。因此，他天真地认为：行政院是“总统”的办事机构，如果孙科想遏制自己推行重开国共和谈的主张，他就明令解散行政院。也许是这件事情刺激了李宗仁的自尊心，使得他在未征得党的总裁蒋介石的同意，也未和行政院院长孙科协商的情况下，遂于一月二十七日以个人的名义正式致电毛泽东。
对此，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是了如指掌的。为了借戳穿李宗仁假和谈之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一方面，由周恩来于翌日——二十八日起草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电：向尚在沪的*党派负责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说明，应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于一月二十二日声明所坚持的立场，“以便实现真和平真*”。同时，毛泽东阅后又在该电上有意加写了这段话：“望要刘仲容（与毛泽东有着很好的私谊）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于同日商请远在沈阳的李济深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指出“吾兄如真有和平诚意”，即全部接受*主席毛泽东先生所提之八项条件，“方有和谈之可言”。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6）
依然是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完了《*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并以*发言人的名义通告海内外。为了揭露蒋介石通敌卖国的罪行，指出“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进而号召“全国人民、一切*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同时指出“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为此，向李宗仁发出命令：“你们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
蒋介石为什么在下野之后决定释放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呢？据史家记评：一是蒋介石等当年在士官学校习武的学生，大多结识冈村宁次，因而对冈村宁次的判罪、量刑有着所谓卖国的人情尺度；再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冈村宁次曾以待罪之身，为蒋介石打内战出谋划策，蒋氏为了报答这位战犯恩人是一定要开释的；最后，蒋氏为什么一定要选在下野之后释放冈村宁次呢？这是他有意给李宗仁出难题：不放吧，他这位代“总统”作不了主；放吧，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毛泽东的坚决反对。这样一来，李宗仁不仅会成为全国攻击的众矢之的，而且也等于为重开和谈垒起了一座无形的大墙。真是一石数鸟之举！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他在痛斥了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的罪行之后，强行命令李宗仁的南京政府“必须立即逮捕一批内战罪犯”，“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
正当毛泽东准备起草答复李宗仁有关和谈问题的时候，周恩来笑嘻嘻地走了进来，甚是高兴地说：“主席，斯大林派出的使者米高扬同志业已飞抵大连，很快就能到达西柏坡了！”
毛泽东听后是非常兴奋的。为此，他搁置了答复李宗仁的来信，遂又准备与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进行会谈这件大事。
米高扬时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他就选定米高扬作为自己的特使飞赴中国，听取毛泽东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米高扬接受任务之后，由莫斯科乘飞机飞赴时为苏联租借基地的大连，然后再由大连直飞石家庄，由师哲等人陪同乘汽车驶往西柏坡。这天是一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为什么到这天才派特使来华呢？据师哲回忆，米高扬在向毛泽东说明来意的时候讲了如下这段话：
中国形势发展迅速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7）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苏两党关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大势，尤其是自马歇尔计划实施后东欧、西欧的紧张关系分析，就可以看出米高扬的中国之行，是斯大林在全球战略中走的一步很重要的大棋！
世人皆知，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舞台，是受着苏联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但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却是毛泽东把*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把中国革命从失败引向胜利的必然结果。自然，在长达二十八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斯大林给予的帮助是永志不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及其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也是清醒的；更为严重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又不为他们所理解。另外，苏共中央及其斯大林支持、信赖，甚至是强行拉上台的王明、博古等人把中国革命引向了绝路；相反，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排挤、打击的毛泽东，竟然获得全党、全军一致的拥护，并把中国革命从失败中引向了胜利。这笔用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斯大林所主宰的第三共产国际中，从未认真地作过历史结论。更为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也从未见过毛泽东。
据史记述，斯大林对于毛泽东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最典型的事例是，博古、李德等人相继由上海退入中央苏区，不仅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大权，而且还对毛泽东进行排挤、打击，那是得到了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的；再如王明等人的上台并窃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权，那就更是苏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的同志一手导演的戏剧。可以想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还是中国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等人，都不会在斯大林的面前说毛泽东的好话的。自然，这时的斯大林，起码共产国际分管中国革命的同志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片面的。好在世人皆知，检验中国革命孰是孰非的标准只有一个，是谁把中国革命引向灾难的深渊，又是谁把中国革命从灾难的深渊中引向胜利。历经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的实践，不仅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一条真理：按照王明等人的教条理论去做，中国革命就失败；跟着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去做，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而且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从这失败和胜利的比较中，一步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最后，他们不得不发出指示：*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革命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革命的实践却是残酷的。在斯大林的一生之中，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发出过不少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指示——这些大都收录在各种有关的文集和著述中。但是，我们查遍他的全集，却从未看到他对自己发出的这些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指示，以及他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作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检讨。对此，除去说明斯大林是一位专注批评，很难作自我批评的大国领袖外，他实际上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存疑的。是否会像西方的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斯大林认为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红萝卜——外红内白？我们权且不在这部拙作中论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国际共运中的铁托事件的确给他留有极深的印象。直言之，他真的不希望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更不希望就要胜利的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无论是斯大林力主与德国签署的一些协议，还是要中国共产党派出不多的红军东进，全力牵制日本的北进政策，都是以苏联自身利益为转移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苏联的西边——东欧建立了七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拱卫着苏联的安全，同时还可以抗衡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欧国家；假如具有四亿八千万人口的*覆灭之后，能够重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无论是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言，还是对苏联自身的安全来说，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将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新中国。
可以肯定，此次斯大林派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是负有这样的特殊使命的！对此，米高扬也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不仅清楚斯大林心中的一些疑虑，而且也知道斯大林寄予新中国最为迫切的希望。自然，毛泽东曾数度提出访问苏联也是有他的想法的。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向斯大林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解除斯大林的存疑，进而在冷战笼罩的世界之中确立新中国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视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以自己为主角的会谈。他在泛泛地介绍了解放战争进展的概况之后，遂就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据史记载，毛泽东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形式、组成和名义等内容。对此，时任翻译的师哲作了回亿：
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织、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即将筹建的新中国，“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斯大林的疑虑。
接着，毛泽东讲了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他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怎么办呢？他明确地告诉米高扬：一，我们是可以学会的；再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结论：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19）
毛泽东在谈了军队的建设之外，花了较大的篇幅讲了未来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据师哲回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
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虽然没有明确地向米高扬讲出一边倒的外交方略，但也等于告诉米高扬：苏联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不仅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直言之，新的中国希望早点和苏联建交，并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拓展新的国际空间。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新中国是不欢迎他们再重新染指的。这又等于给斯大林吃了一粒定心丸。
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第一次讲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对解决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等问题的基本方针。他认为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说到西藏，他认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过于鲁莽”。说到台湾，他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搬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当然，毛泽东还讲了对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所作的各种预测，也对*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等等。总之，毛泽东主讲了三天，几乎把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设想，以及未来新中国的内政大计和外交方针讲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斯大林的一些疑虑，而且给米高扬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据师哲的回忆，米高扬曾高度评价道：“毛主席有远大的目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以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与米高扬举行了三次会谈之后，周恩来又根据书记处的决定，单独与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会谈。如果说毛泽东在会谈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新中国的性质，那么周恩来在会谈中讲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据史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他们力量的运用和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事后分析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在与米高扬讨论新中国建立后的政府部门将如何工作，或者说是在向米高扬请教未来新的中国政府将如何运作。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政府，毕竟积累了三十年的治国经验了！周恩来的风度和谈吐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曾对人说过：“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分（20）
在中央五大书记中，只有任弼时在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曾与米高扬有过工作交往。因此，任弼时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于二月四日上午到西柏坡后沟米高扬的住处和他单独交谈。据史记载，首先，任弼时向米高扬介绍说：“从红军时代起，人民军队不是单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和做家务；今后，大军南进，他将起工作队的作用。”这对米高扬而言，真正地明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的相同之点与不同之处。
其次，由于米高扬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青年“除了建立青年团之外，恐怕还要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形式的青年组织”的意见，惹得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有一亿青年，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统起来呢？对象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因此，任弼时在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近一亿青年，有的在解放区，有的在蒋管区，东北的青年，抗战胜利前还是在日伪统治下生活。他们的认识有差别，觉悟程度有高低，单纯用一个青年团的组织，不可能把大家组织起来，要么降低了青年团的先进性，不然就是对青年要求过高，所以，除了青年团之外，还要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开展青年统一战线的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而青年团则是共产党团结教育一代青年的核心。这是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
任弼时在讲到革命的转变时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时，将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等，实际是为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从以上谈话的语调可知，任弼时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就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谈心，显得是那样的自然和亲热。这样的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
毛泽东白天与米高扬举行会谈，挤时间，多数是在夜间还要指导和平解放北平的大事，以及关注南京代“总统”李宗仁，还有坐镇溪口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假谈和平的阴谋。在这短短的几天中，他发出了数十份重要电文。仅就和平解放北平一事，毛泽东就写下了多份重要的文稿，摘其要者如下：
二月一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关于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新闻稿，明确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起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北平和平解决的再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
二月三日，毛泽东获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傅作义的思想又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他当即为*中央起草致*、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一）对傅的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该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应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不愿发表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和傅（作义）、邓（宝珊）见面扯开谈一次。……”
依然是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毛泽东暂时中断了与米高扬的会谈，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入城式的转播。当他收听到“上午十时，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开始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之后，他的脸上绽开出了胜利者应有的笑靥；当他收听到“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欢迎的人群挤满了解放军通过的各条通衢大道，各*党派人士、教授学者和社会名流也加入欢迎行列”之后，他有些激动地笑了；当他收听到*、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全体代表登上箭楼检阅，叶剑英代表北平市委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北平市将在军事管制的时期，要完成“系统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推行新*主义的政策……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的经常的秩序”等六大任务后，他忍不住地放声笑了起来。后来，毛泽东见到叶剑英，还风趣地说了这句话：“我听收音机了，你那个讲话真是‘声嘶力竭’啊，为新政权呐喊，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劲头！”
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前后，恰是中国人民欢度传统的春节。毛泽东在听着喜庆的鞭炮声与米高扬举行会谈，心情当然是难以言述的，尤其当他再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走进古都北平的广播，很自然地会想到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禁不住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大有“积存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所有屈辱都倾吐出来的感觉”！但是，当就要进入北平的李克农请示工作的时候，毛泽东遂又有些沉重地说道：“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因此，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你要转告剑英和彭真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做好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能不想到就要覆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遂又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地自问，“蒋介石与李宗仁是如何过春节的呢？……”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四部分（1）
十
溪口，是浙江省奉化县一座风景极佳的小镇。其地山环水绕，溪流近百，主要者有三：“县溪、锦溪、剡溪。其中剡溪发源于四明山余脉横溪岭，迂回曲折，凡九曲，与其他两溪汇于甬江，东流入海。而剡溪第九曲经公塘南北两支流合于锦溪，即为溪口，亦称锦溪村。”这儿就是生养蒋介石的故乡。
蒋介石每次下野归里，或回乡省亲，都住在坟庄。所谓坟庄，溪口人民都知道即为蒋母之墓地。由于蒋母非元配，不便和蒋介石的父亲同穴，所以蒋母临终时叮嘱蒋介石为她另行择地安葬，不得与乃父同穴。蒋遵母嘱，请了奉化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墓地，最后择葬于白岩山鱼鳞岙中垄。这位风水先生指着四周的风景说：“这儿是最好的龙脉，整个地形像座弥勒佛，而蒋母的墓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上。其后人如出弥勒之腹，乘其龙脉之势腾达于神州。”果真蒋母死后不久，蒋介石继中山先生一成国民党大统，应了风水先生的预言。从此，他在其母墓地旁边盖了住房，供自己回乡孝母之机，再多得些弥勒佛祖的护佑，使他这位由溪口龙脉飞出去的“真龙天子”稳坐九五之尊。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前两次下野与复出均和这座蒋母墓地有关。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的逼迫下第一次下野，他悻然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静观待变。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宋美龄暗订秦晋之好，而且还为是年十二月三日复出打下了伏笔。从此，他也为构筑蒋、宋、孔为三大支柱的蒋家王朝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一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等原因，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蒋氏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偕宋美龄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利用以退为进、观变待起的策略，刚好过了一个月，他就利用一触即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机，昂首挺胸地回到南京，再次入主中央。
这两次下野与复出，在蒋介石看来绝非偶然。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在失意的时候回到溪口，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就能化险为夷，重新荣光呢？……”他的结论是：他这条由溪口飞出的“龙”，理应回到生养他的地方，借助母亲的阴灵之光，再次腾飞，遨游九州。因此，蒋介石这次——第三次下野，依然是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望着龙脉的山势，静候东山再起之日！
蒋介石这次下野自称是为了“弥战消兵”，他被迫同意和谈，是为了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因此，他同意“和谈”与同意“引退”一样，并非出于真心。他虽然承认时下战必亡，但他还认定和则更亡，因为主战是他蒋某人举的旗帜，并在国民党中、军中，及至于政府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一旦弃战求和，那南京政府的主角，可就真的变成了主和的李宗仁了！如果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据*的一贯政策，李宗仁可以将功补过，而他蒋介石唯有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接受的。自然，这也是蒋氏必然要遏制李宗仁重开国共和谈的原因。为此，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作了如下这些文章：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签署下野文告的同时，“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一千万元，汇交在美国之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连同原存美国余款悉数从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如史家所云：“蒋此举系虑及和谈成功，建立联合政府，以防该款落入新政府，而采取此种非法私相授受措施。”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四部分（2）
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静观李宗仁四处奔波和谈的同时，他于溪口密函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脑人物，命令他们加强备战思想，一旦和谈破裂，就作战到底。换言之，李宗仁和谈的戏一落幕，蒋介石就准备高举作战到底的大旗登台。
同日，蒋介石密令军事法庭，无罪开释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大将，为李宗仁重开和谈再设障碍。
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获悉李宗仁未经他的允许，公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在蒋氏看来，是李宗仁以所谓“法统”对抗他的“党统”，并妄图打破他的“以党控政”的格局，进而借改组行政院了结“府院之争”。为此，他借支持孙科之机，进而扩大“府院之争”的矛盾。在这期间，不仅孙科未向李宗仁报告准备将行政院迁往上海，而且他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拟将中央党部迁往广州。搞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在南京唱独脚戏。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得意地运作掣肘李宗仁的战略，或曰戏耍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时候，他突然获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将要秘密率部投共的消息。由于这一历史公案至今海峡两岸各有说词，故笔者有必要据史简介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共产党人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策动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为和平作出贡献。他的老部下，并有师生之谊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本月上旬向陈提出和*地下党联系人作商谈。是日，陈派外甥丁名楠持他的手书赴沪见汤。汤谓：“兹有×××先生应邀去见你，请你和他畅谈。我们从前的计划他都同意，希迅速实行，以免夜长梦多。”并附四点意见：（一）徐蚌战争已结束，蒋方彻底完结，这正合全民愿望。请你不要遵蒋方指示，上海工事应全部停止；（二）有利于蒋方军事部署也完全停止，以免扰乱民心；（三）上海全部物资，不必变卖，留给共方；（四）我们早已商定，以保护沪杭安全以至全浙人民安全，不受军事扰乱为主，对溃兵游勇，要严加管束。此函被特务头子、上海警备局长毛森发觉，汤为个人安危，于次日将陈密函送溪口蒋介石告密，并向蒋誓输忠诚，自请诱捕陈仪归案。
由于蒋介石与陈仪有着几十年不错的交往，方把他的家乡的父母官交由陈仪当。但是，实出蒋氏所料的是，陈仪竟然背叛他投共，这对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接着，蒋介石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风派特务对陈仪严密监视，并安排其心腹周函准备接替陈仪的职务。同时，他命令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向三军下达《应付时局六要领》密令：
（一）认清*企图；
（二）*八条“第一条所谓战犯，意在侮辱我领袖，动摇我信心……须予以严厉驳斥”；
（三）军事最近作战重点，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宜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战术；
（四）“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短期变成劲旅”；
（五）“对后方治安秩序应加维持，地方散匪及造谣生事、*、怠工等行为，应严加取缔肃清”；
（六）“对部队应特别注意激励士气”。
蒋介石在处理完上述大事之后，即迎来了农历大年三十，即除夕。他在蒋母坟庄祭拜过之后，遂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到故居报本堂——丰镐房和儿孙们团聚“守岁”，准备夜幕降落之后，合家团圆，共饮屠苏酒，同吃年夜饭。或许是蒋经国希望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年，蒋介石刚刚走进门，迎面走来的是洋儿媳妇蒋方良以及中俄混血的孙子孝文、孝武，孙女孝章，在蒋经国的导演下，一一行过家礼。蒋介石俯身抱起不满四岁的孙子孝武，亲了亲那嫩嫩的面颊，旋即坐在太师椅上，顺势又把孝武放在自己的双腿上。他望着面前十分可爱的孝文和孝章，内心中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抑或是这些年来他和政治打交道成了习惯，在这种人为作出的家庭亲情的氛围之中，他还是声调低沉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四部分（3）
“四年前，也就是孝武出生的那一年，毛泽东告诫他的同仁和部属，要做当年的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他的话得到了应验。今天，我也告诫你们，为了完成先总理的未竟大业，也要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直到完全胜利为止！”
年幼的孙子、孙女并不完全明了爷爷的良苦用心，只好带着似懂非懂的表情望着没有笑靥的爷爷；蒋经国当然知道父亲说这些话的想法，但他认为有悖于希望父亲高兴的用意。然而当他再看见父亲那沉郁的表情，也只好违愿地点头称是。这时，溪口镇的夜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爆竹响，似惊醒了沉浸于国事的蒋介石，当他看见懂事的孝文和孝章，不约而同地学着他父亲的样子立正站好，又忍不住地笑了，忙说道：“今夜是除夕，从我开始谁也不准谈国事，只说家事，你们说好不好？”
“好！”三个孩子就像是在课堂上忽然听到了老师的问话，机械地高声答说。
蒋介石习惯于官场的酬酢，蒋经国也习惯于父亲为了官场的酬酢而作出的虚伪的威严。今夜，似乎也只有在今夜，蒋介石感到了官场酬酢的虚伪以及亲情的可贵。如今，他好似真的把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忘到脑后边去了！据史记载，今晚在“最喜欢的半个洋孙女的提议下，他竟然带头和仆人们一起打起了年糕；他为了博得最小的孙子孝武的欢喜，掐了一块年糕面，精心地捏了一个手拿金箍棒的孙悟空”。接着，他有意在孝武的面前晃了晃，用哄逗的口吻说：“这只猴子可厉害了，他一个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闹得天宫都不得安静。”
“不！我比它厉害。”不满四岁的孝武一把夺过了面捏的孙悟空，为表示自己厉害，一下把它扔到屋门外去。
蒋孝武的动作把全家人引逗得捧腹大笑。蒋介石边夸“还是孝武厉害”边说：
“经儿，把它拣回来，用水洗洗，蒸熟了还可以吃。”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这对蒋经国的成长以及后来接替父亲治理台湾，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另外，蒋经国从父亲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言行中，还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父亲的地位变了，文化品格也相应地提高了，但是仍能从他的气质和为人的风度，觉察出他依旧是个农民的儿子。”
蒋介石命中注定是不能享受天伦之乐的！正当他与孙子、孙女玩得忘了人间还有烦恼事的时候，侍从引张群、陈立夫、郑彦棻三人相偕走进丰镐房，他只好请玩兴未尽的孙子、孙女离去，遂又和这三位来者谈起了国事。当他们议完在南京演出的“府院之争”、“以党控政”的戏后，很自然地又说到了李宗仁倡行重开国共和谈，以及中共毛泽东绝不领李宗仁之情等情况。但是，当讲到今后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三位来者就三缄其口了！蒋介石望着这三位亲信缄默不语的表情，近似自语地说道：“我是相信知耻者后勇这句话的！为了未来的后勇，我们必须首先做一个知耻者。所谓知耻，就是敢于承认我们办错的事情。为此，我回到溪口之后认真地检查了过去的行为，并和经国谈了一些我对未来的设想。”
张群与蒋介石相交近四十年了！他对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堪为了如指掌。如史家所说，张群“为博得蒋之信任，完全以蒋之政治目的为目的，蒋之立场为立场，无一系异于其间”。今晚，他一听蒋介石的语气，知道蒋介石想借此时机阐述他败中再起的道理，故郑重其事地说道：“为使我等一解迷津，希望总裁再向我们宣讲一次。”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四部分（4）
首先，蒋介石讲了他在日记中所做的这段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接着，蒋介石又对所谓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读。他从三*义理论到社会实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最后，他讲了如下这段话：“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和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陡。”
张群等人听后感慨万端！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所谓体会：“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世人皆知，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他一生的聪明全都用在“权谋”二字上了！上述的文字，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力拔地兮的楚霸王，在他演出别姬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我们权且不论蒋氏检讨的正确与否，就说在这瞬息万变的国情大势之中，又怎能容得蒋氏去自我检讨呢！因此，他捱过除夕之夜，就电令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立即飞来溪口，秘密召开军事会议。
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时候，蒋介石向飞来溪口朝圣的三位爱将发出指示：只和不战，国家必亡。换言之，只有战，才能和。为此，“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地区，而对南京地区则不设重防。”蒋氏作如此军事部署是有着一本内心帐的，那就是“待将上海之金银与美钞运抵台湾后，再放弃华东、华中，转而退守台湾，并于西北、西南地区继续抵抗”。自然，他对这三位爱将的要求是：誓守长江防线到雨季到来之前，坚决做到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为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公开发表谈话，宣称*如要渡江，本人“决以全力保卫”，并称“江防严密，绝无疏虞”。对所谓扰乱秩序者，“决依*法令，严于惩处”。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紧锣密鼓地筹谋长江防务的时候，南京发来密电：李宗仁为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已由南京飞抵上海。蒋氏听后漠然一笑，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那就让李德邻去行使他的代总统的职权吧！……”
李宗仁为什么要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呢？起因是黄启汉自北平飞返南京之后告之：关于南京提出的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叶剑英未作正面答复，只说向*中央反映。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有些失落感。为了继续“敲和平之门”的同时进一步试探*对“和”与“战”的态度，他决计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访问。几经努力，所谓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筹备就绪，代表人选暂定为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和甘介侯五人。对此，黄启汉认为“和平之门”是开着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却认为是来一个宣传“攻势”，制造舆论，对促进和平是大有好处的；黄启汉听后认为这近似虚张声势，不是诚心诚意寻求和平的应有态度；邵力子以黄之见为然；可是，李宗仁认为此举还有一个“联共压蒋”的政治目的，故还是做了决定：“让代表去吧，至少没有妨碍。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四部分（5）
李宗仁为了借用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继续高扬和谈的调子，遂决定借访晤“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之机，希冀弥合已经形成的府院分裂，挽留孙科内阁，并劝其回到南京，于二月一日上午九时乘专机飞沪。同行的除去“和平老人”邵力子外，还有程思远、甘介侯等人。十时，专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后，仅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等人迎接，孙科内阁的成员无一人到机场欢迎代“总统”。这说明孙科内阁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意欲和李宗仁的“总统”府坚决斗下去。这也促成李宗仁改组孙科内阁的决心。此乃后话，略而不述。
李宗仁不露声色，与随行人员先到黄绍竑在上海的府邸休息。同时，通知孙科内阁所有成员，下午三时半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会谈。接着，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人，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其中，最令李宗仁感动的是颜惠庆老人，他当即说了下边这段话：“我年虽七十三岁，并患心跳病，平生还没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诚如史家所说：李宗仁感动之余得出结论：和平是大势所趋，顺者则昌，逆者则亡。所以，他在下午和孙科内阁成员举行会谈的时候，有意高扬了和谈的旗帜，并严肃地指出民心思和的历史趋势。最后，他才“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
孙科内阁是蒋介石一手组建的，自然应对蒋“总统”负责。加之孙科与李宗仁所谓的远近恩怨，就愈促孙亲蒋排李。但是，孙科也看到了“和平”已成当今时髦的潮流，他也不敢公然反对和谈，遂借故说；“一周以前，*前锋已到浦镇，南京正在*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经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
李宗仁听后大惊，自知府院分裂无法弥合，他不失身分地说了几句规劝的话后，遂宣布会议结束。
下午五时，“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由程思远邀童冠贤、范予遂同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童、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
对此，当事人哀叹道：“行政院迁往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构，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是日傍晚，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官邸，收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一封公函，是答复李代“总统”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他当即拆阅：
德公代总统钧鉴：
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手示奉悉。关于核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诚）主席及重庆张（群）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
接着，李宗仁果真收到了陈诚的复电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四部分（6）
南京李代总统德公：
×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
李宗仁阅后甚为不悦。在他看来，作为代“总统”明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乃区区小事，没有想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竟然推诿、扯皮。更是令他不解的是，陈诚这个台湾省主席不仅不释放软禁在台的张学良，反而要他这位代“总统”派程思远“来台一谈”。他一是救张、杨二位将军心切，再是不知陈诚是奉蒋介石之命行事，故“立命程思远束装就道，飞赴台湾”。自然，程思远此次台湾之行一定是无为而返的！
在李宗仁看来，他扯起重开国共和谈的大旗，*方面理应无条件欢迎。但是，*方面却是有条件的支持。就说他计议中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吧，*答复只许他们以私人资格赴平参观，并指出甘介侯为“贩卖和平分子”，拒绝其赴北平。为此，原定二月八日飞平之议，他只好取消。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浇了一瓢冷水，真是寒到了心底！
蒋介石却高兴异常！同时，他授意留居南京、上海的大批耳目、舆论工具，在京沪两地掀起了讥讽李宗仁主和拍马屁，而共产党人不领情的歪风，搞得李宗仁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给李宗仁设置和谈障碍，授意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除去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等参加之外，点名要代“总统”李宗仁与会。这样一来，就等于向*说明：李宗仁的和谈是假的，因为他还在召开江防会议。可以想见，这样的江防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而“李宗仁鉴于蒋介石幕后操纵，束手无策”，在“激烈争吵中而散”。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李宗仁怅然自语道：“咳！当这种劳什子总统干什么……”
但是，政治家一旦卷入政治潮流，是很难自拔的。要么沉入潮底，要么跃上浪尖，很难有第三种选择。当然，萌生不当这劳什子“总统”的李宗仁也不例外。尤其当他的耳边感到自蒋介石一方吹来的凉风之后，他又必然坚定自己的和谈信心。有人说，李宗仁一生从政的最大长处是个忍字。今天，他再次忍字当头，亲自赶赴上海，再度联系，最后终于决定了代表团的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是以私人资格前往与*当局交换意见者。此外随同前往的有：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澍苍、潘伯鹰、张丰胄，随行者金山（即主演《夜半歌声》的名演员），中航公司也派电信课长顾乐时与技师雷仲仁等共十九人同行。
李宗仁在上海完成组团任务之后，又在桂系谋士黄绍竑的府邸与黄启汉进行了一次长谈。首先，他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再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黄启汉，务求转达。同时，要黄口头上向叶剑英或其他*领导人转达如下六点意见：
（一）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
（二）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
（三）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
（四）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谈和平方案；
（五）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
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四部分（7）
（六）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据史记载：为慎重起见，李宗仁要黄启汉把这六条意见用笔写下来，再三嘱咐务必传达无误。同时，李宗仁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黄启汉，并把设在他官邸的电台呼号抄来，要黄向*方面提出，允许黄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通讯之用。
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时许，满天的乌云突然露出了丝丝笑颜，高悬在东方的太阳钻云破雾，不时向阴冷的大地透出一点光亮。或许因为元宵佳节的缘故，抑或因有其他的喜讯，上海龙华机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突然，候机厅大门前挂起了大红的横幅，上书“热烈欢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接着，各界人民的代表、中外记者，还有那些所谓的“保安人员”云集门前，挤得水泄不通，等候着“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的到来。
有顷，数辆轿车相继驶来，停在机场门前的广场上，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在秘书的搀扶下步出轿车，穿过人群闪开的通道走进候机厅。这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拍照的拍照，提问的提问。历史为后人留下四老回答记者的这样四句话：
颜惠庆说：“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
章士钊说：“此去除呼吁和平外，愿将*所提出建议，随时告诉南京。”
江庸说：“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
邵力子则笑谓：“此次乃去跑龙套，尚未到以政府代表说话的时机。”
四老和十九名同行人员相继登上中央航空公司XT537号专机向着北方飞去。送行的人们，乃至于京沪各界人民都发出这样的自问：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此行会有什么结果？*领袖毛泽东将如何看待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的斗法？……”
十一
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暗中斗法了如指掌！就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的第三天——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该文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是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
翌日——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该评论针对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严正指出：“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