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最终目标刻在他的个人印章上——“天下布武”，意味着武力统一天下。他完成了约一半目标，然后1582年在日本西部对毛利家族的战役中死于非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个焚烧寺庙的人，信长的武将明智光秀（1526～1582）背叛他，把他困在焚烧中的本能寺之中。可能他只是烧死，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先自杀。
信长统一天下的计划由他的家臣丰臣秀吉继续执行。
秀吉是另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从步兵的卑微地位爬升至全国最有权势者。秀吉是一个敏捷、有才能的人，他从1558年起在信长的部队中服役，能力受到信长的赏识。信长私下似乎也喜欢他，并因为秀吉外貌像猴子而替他取了个“猴子”的绰号。他连续得到提拔，被认为是出色的谋士，并成为信长的主要武将之一。
信长死后，秀吉追击并打败攻击其主君的明智光秀。然后他跟毛利家族缔结和约。
信长有三个儿子。长子信忠（1557～1582）跟他一起死在本能寺。信孝（1558～1583）翌年被秀吉与信长的三子信雄（1558～1630）联手杀掉。信雄想当织田家族的家长，但受到反对。秀吉指定信长的幼孙秀信（1580～1605，信忠的儿子）为继承人，但实际上秀吉掌握权力。如同信长一样，秀吉从未实际出任将军，而跟信长不一样的是，秀吉接受了若干合法化的高级头衔，诸如摄政。
秀吉的权力继续借着结盟（诸如与毛利氏）与胜利的战役而扩张。他的最成功的战役之一是1587年对抗南九州萨摩国岛津家族的战役，岛津家族野心勃勃且实力强大，当时企图向北方扩张。获胜后，他依据战略需要重新分配九州的封地，以确保效忠他的家臣能够牵制潜在敌人。
秀吉之前的信长实施过的封地重新分配政策，后来也成为德川政策的正字标记。这政策有双重利益。它不仅依据战略需要将忠贞的家臣部署于较不忠贞的家臣之间；在重新分封较不忠贞的家臣时，它也将他们和构成其传统权力基础的大多数人民隔离开来。
秀吉把大名的家人留在他在桃山（靠近京都）的城堡作为人质，这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压制任何反抗，尽管家庭关系对于某些武人不全是重要的考虑。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五节 国家再统一：安土桃山时代(2)
秀吉企图减少威胁的另一政策（这也是由信长开创）是他在1588年颁布所谓的“刀狩令”，没收全国农民的武器。“刀狩”是误导的字眼，因为所有类型的武器都被没收。被没收的武器数目惊人。这是一项旨在减少农民叛乱与敌对武人利用农民兵来相威胁的举措。无疑，秀吉没忘记他本身是从农民身份爬升上来的。
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看，“刀狩令”也有兵农分离的效果。这种分离因秀吉1591年发布的冻结阶级规定而进一步厉行。这一规定禁止农民离开田地从事其他行业，并迫使武士居住在城下町——本时代的特色。他也进一步恢复并扩大连坐责任制度，为个人的犯法而处罚整个村落与城镇。这些兵农分离与连坐责任制的严厉措施，显然旨在防止动荡与威胁。
秀吉继续信长开创的土地调查，同样也统一度量衡，他还在1590年实施人口普查。翌年，平定偏远北方的奥羽。
由于秀吉的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与政策，也由于信长的成就留下来的遗产，至16世纪90年代初全国统一已大致完成了。当然统一仍需要加以巩固，而这工作最好由秀吉来做。他必须经常警惕对这一目标的威胁。
秀吉怀疑天主教徒的活动。信长曾容忍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在他打击佛教徒时有所帮助。起初，秀吉也容忍天主教徒。然而，1587年他平定九州后跟天主教徒有密切接触，并发布禁止天主教令，谴责天主教。有几年之久他没有实际执行这禁教令，这禁教令毋宁被视为警告。然而，1593年方济会传教士抵日，耶稣会垄断传教局面为之打破，两修道会之间常常争执，秀吉因此更加反对天主教。然后在1597年，由于怀疑传教士是外国入侵的前锋，秀吉把26名天主教徒钉在十字架上，包括9名欧洲人。
1596年年底，西班牙船“飞利浦号”在四国海岸发生船难，船长显然散播谣言说他们是前锋，但秀吉的举动仍然显得很极端。
“二十六殉道者事件”是欧洲人首次在日本因表白天主教信仰被处死。
在他的晚年，尤其在1590年左右之后，秀吉的个性似乎改变了。对任何潜在威胁的疑心使他染上妄想症。他怀疑他的侄儿秀次（1568～1595）谋反，因此强迫他自杀。为了铲除后患，他也处死秀次的妻子与三个小孩以及秀次的家臣。秀次的头颅被公开示众，以警告谋反者。
在某些方面，秀吉变得较像他的昔日主人信长。他开始表现几乎像信长那般的残酷与个人威风感。他的世界不容许受到破坏，给他带来坏消息的使者会有被锯成两半的危险。先前服侍信长的他的茶道大师千利休（1522～1591），既不年轻也不危险，却因触怒秀吉而成为另一位被迫自杀的人。
秀吉的世界对他不够大，他想征服中国明朝，以建立一个泛亚帝国。作为这个大计划的第一阶段，他在1592年派兵入侵朝鲜，但被中国与朝鲜联军击退。1597年，他再度派兵入侵朝鲜，但这次战役也半途而废，因为秀吉在翌年9月病死。
在他死去三年前，为了确保丰臣霸权的持续，秀吉建立一个由日本五名最强大的大名——五大老组成的会议。五大老之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史上伟大的幸存者之一。
家康的生涯将在第三章中概述。在此要指出，他在1584年挑战秀吉没成功，翌年他承认秀吉为其领主。虽然他们在若干战役中是盟友，秀吉从未十分确定家康对他的效忠。1590年，他依据战略需要把家康从靠近静冈的家康的传统中央领地调至较偏远的关东地方。秀吉这一招可能犯了判断错误，因为家康的250万石（当时封地大小以“石”来度量，“石”是稻米生产单位，1石约等于182公升）的新领地比其他任何大名都要大，甚至比秀吉的个人领地还要大。至1598年，家康已强化其地位，许多大名视他为他们的领主。事实上，在他的家臣之中有不下38位大名。
秀吉临终前恳求五大老照顾他的幼嗣子秀赖（1593～1615），他们答应这样做。然而，秀吉死后，家康不遵守诺言，而五大老就谁是秀吉继承人的事发生争执。家康获胜。在1600年10月的关原之战中（靠近名古屋），他战胜了那些拥护秀赖的人。
这将是最后内战吗？信长与秀吉如此辛苦得来的国家统一现在将丧失了吗？或者家康将能够维持掌控与稳定？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本章综述
第二章涵盖将近一千年的时期，一方面概述朝廷的命运，另一方面谈武士的境遇。在奈良时代前半期，中央集权的中国式律令国家处于最强大状态下，但衰微迹象从早期阶段起已很明显。在接下来的平安时代，尽管宫廷文化与艺术成就达到顶点，中央权力继续衰退，而当被输入的中国事物逐渐和风化时，中国事物的重要性也衰退了。中央权力衰退的因素包括宫廷阴谋频繁（大多涉及藤原家族）、土地逐渐私有使得税收减少而税收减少使得王室失去收入、天皇因摄政与院政的干预而失去个人权力。
相反，地方武士一步一步地扩大权力。12世纪晚期全国两大武士家族的平氏与源氏对决后，源赖朝掌握了全国最高权力，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获得朝廷的正式认可。他建立幕府，封建时代于焉展开。然而，幕府跟它之前的朝廷一样，不久将被阴谋与摄政制削弱。在安然渡过元寇攻击与后醍醐企图恢复天皇直接统治事件后，跟天皇制一样，幕府最后退化为几乎名存实亡的状态。强大武人彼此对抗争夺霸权，全国处于内战频发状态。
有点儿讽刺的是，日本著名的文化成分，诸如能剧、简朴的美学、禅宗，都是在武士时代形成的。相对于平安时代农业的缺乏效率，武士时代农业生产力增加，但农民生活似乎没多少变化。
部分得力于由欧洲人在16世纪中叶引进的火器，意志特别坚决的武人信长能够建立霸权。他展开的统一全国过程，后来由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完成。
本时期关键的发展简单摘要于表2-1。
表2-1古代/中世日本的主要发展
发展时期
中国式律令国家达到顶点8世纪
当地方武士扩大权力之际，中央政府逐渐丧失收入、土地及权力9世纪起
朝廷“高尚”文化达到顶点10～11世纪
地方武士接管政府，源赖朝出任将军12世纪晚期
幕府丧失支持，内乱随之而来13世纪中叶起
内战频繁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晚期
全国终于统一在武人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之下16世纪晚期
德川家康称霸16世纪末期
表2-2列出的价值与做法在今日仍有关联性。
表2-2古代／中世日本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区别（后者常跟前者分开但被合法化）
⊙偏爱间接
⊙务实胜过原则
⊙责任的分散（善恶观念被宿命论取代，团体因个人行为受到连带处罚）
⊙从外国输入的事物被和风化了
⊙旧与新的混合
⊙关系的私人化，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抽象的契约，而非真正尊敬家庭（至少在武士当中）
⊙武士之间的简朴与纪律的理想（但事实上并非总是这样）
⊙与其忠诚毋宁自利
典型的中世武士的行为，其自利的程度与家族关系的薄弱都跟现代人的认识相反，这大多是因为近代以来武士行为被理想化与宣传所致。
《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三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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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三章(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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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三章(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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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三章(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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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一节 稳定才能够生存：建立德川幕府(1)
家康决心利用他在关原之战的胜利以及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成就。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德川家族控制全国，在这方面，他的生存技巧具有相当的助益。
在某些方面，家康的成功大多归功于决心、务实、敏捷以及好运等因素的混合。作为一个生活在危险时代的不寻常的幸存者，他的一生完全可以做为冒险故事与电影的题材。
家康于1542年出生于三河国（今日爱知县的一部分），取名松平竹千代。他出生时，其母仅15岁，其父松平广忠（1526～1549）是三河国的低阶武将，年仅17岁。松平家族跟其邻人不和——西边的织田氏与东边的今川氏。松平家族跟今川氏缔结不稳定的同盟，而在1547年，为了加强同盟，广忠同意派他的幼儿竹千代到今川家作为人质。但在前往今川氏据点骏府（静冈）途中，竹千代被织田的武士所俘虏，被带去织田的据点名古屋。1549年广忠死时，织田家族与松平家族宣布停战，而竹千代恢复作为今川的人质的角色。
竹千代与今川家族同住直到1560年，似乎相当安稳。在此期间，他还十几岁时就娶妻生子，当起爸爸来，和其父一样。他甚至与今川一起参加战役。然后，1560年，骏河国大名今川义元在桶狭间之战中被织田信长杀死，竹千代（这时已改名为元康）被今川氏释放，并事实上成为信长的盟友。
由于他自己家族（松平氏）领地三河国的西界这时借着这联盟已获安全，元康把注意力转移至东边的今川领地骏河国，至1568年已逐渐获得对骏河国的控制。至此阶段，他再度改名，改为德川家康。1570年，他把据点迁至今川氏昔日据点静冈，而在其后十年，利用他跟信长的同盟，他能够扩张其领地。信长曾怀疑家康是否效忠于他，但家康消除了信长的疑虑。1579年，他派人杀死自己的妻子与长子，作为效忠信长的证据，因为信长怀疑他们两人跟他的宿敌武田家族共谋。
当1582年信长死时，家康趁随之而来的混乱形势，占领武田领地甲斐国与信浓国（今日山梨县与长野县）。他现在是信长的继承人秀吉不可小看的一大势力。
1584年，家康尝试挑战秀吉的权威，但失败了，翌年，他承认秀吉为其领主。然后，他们组成一个不稳固的联盟，该联盟协助秀吉征服关东的北条氏（与镰仓时代的北条氏无关）。秀吉把取自北条氏的领地奖赏给家康，但因为秀吉仍怀疑家康是否效忠于他，因此秀吉强迫家康放弃现有领地，接受北条氏的领地。家康没什么选择余地，只好同意。然而，家康没迁移至北条氏据点小田原，反而选择地理位置比较接近领地中央的渔村江户。这偏僻的小村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与主要的经济首都——东京。
其后几年，家康巩固了他事实上包括整个关东平原的广大领地。他建造的江户城，在明治维新后被用来作为皇居。他被许多大名承认为其领主，因此他敢于废弃自己在秀吉临终时所作的保护其幼嗣子秀赖的诺言。1600年在关原之战获胜后，他有效地掌握了全国最高权力。
为了使其地位合法化，1603年家康接受后阳成天皇（1586～1611在位）颁授的征夷大将军头衔（自从1588年以来无人使用这一头衔）。这时他61岁。跟以前的天皇与将军的做法一样，仅两年后，他让位给其子秀忠（1579～1632）。虽然秀忠不是幼童，家康本人却继续掌握实权。家康提早让位有助于确保其家族地位的持续，这一持续性因1623年秀忠本人提早让位而加强。
秀赖仍是潜在威胁。家康花费了若干年去除这一威胁，1615年他终于设法摧毁秀赖据点大阪城。当濒临失败时，年龄仅有22岁的秀赖自杀而死。他7岁的儿子国松被俘，然后被斩首处死。
同样在1615年，家康也发布管理朝廷与武家的法律。虽然朝廷让家康的地位合法化，家康也恭敬地对待朝廷，但他还是向朝廷清楚表明朝廷的权威仅仅是形式与仪式上的。朝廷受制于幕府的控制，幕府保留对朝廷所有任命案的批准权。家康厉行相关法度来控制武家，武家必须遵行下列事项：
⊙不得在新领地居住；
⊙所有罪犯必须逐出领地；
⊙大名的婚姻必须由幕府批准；
⊙不准建造新城堡，甚至修理现有的城堡也必须由幕府批准；
⊙发现相邻领地有新举动或派阀阴谋必须立即向幕府报告；
⊙大名的行列必须相称于大名的位阶，有特定数目的家臣随行；
⊙大名必须遵行特定的衣着规定；
⊙没有位阶者不得乘轿。
家康清楚了解，稳定与正统是维持控制的要素。变革不合需要，因为变革难以预测。流动性是威胁。人民愈是按规定的方式行动，他们愈不会构成威胁。未能按预期行动甚至可以用死罪来加以惩罚。据闻家康把“失敬行为”定义为“非预期的行为”，而武士可以用剑将失敬者斩首。
翌年，1616年，家康病死，敕谥“东照大权现”。他带给全国多少和解，这还有待争论，但他对维护国家统一确实有所贡献。
他的正统与稳定的政策被其子秀忠与大多数继承人所遵从，继承人全部是德川家族的人。尽管可能只是建立在秀吉已实行的政策之上。
继武家诸法度（管理武家的规定）之后，不久家康发布管理其他阶级的规定。这些法度不仅规定诸如工作与住所的类型与地点以及衣着类型，也规定具体小事，诸如一个特定阶级的人可以给特定性别与年龄的子孙什么样的礼物，他们可以吃什么类型的食物，甚至于他们可以在何处建造厕所。1649年家康的孙子家光（1623～1651将军）统治下发布的庆安告示，就是这类规定的好例子。
秀吉冻结阶级是厉行正统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措施现在扩充至中国式的士农工商阶层制。这一制度是对中国士农工商制度的微小修正，特别在有关武士居首位方面。农民比工匠与商人位阶高，因为儒家认为农民是主要生产者。在每个阶级内，尤其是武士阶级，有进一步的位阶细分。
朝廷贵族、僧侣与尼姑在这些阶级之外，而在这些阶级之下有“秽多”（今日的部落民）与“非人”两个贱民阶级。他们从事诸如屠宰、埋葬等被轻视的“不洁”活动，或诸如行商与表演等“可疑的”活动。部落民至今仍与主流社会隔离。
不洁理论上定义于宗教基础上，尤其是神道所说的污秽。这一概念可回溯至奈良时代前，大多意指身体的污秽或死亡或重病，但实际上也包括广泛范围的“不受欢迎的事物”。月经也算是污秽，意味女人通常被视为不洁，虽然显然她们未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但她们被禁止进入诸如富士山等圣地（事实上至今女性仍被禁止进入某些山），尽管神道最高神祇天照大神是女神。
《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一节 稳定才能够生存：建立德川幕府(2)
理论上阶级是世袭的，阶级之间的流动很困难，但实际上这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般不可能。阶级的主要区分在武士与非武士之间。
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养绝非没有，而财富也能够为改变社会地位创造奇迹。工匠与商人之间的区别始终是微小的，在本时代后半期，农民与工匠的区别也变得模糊，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都有兼职工作所致。理论上的武士与商人之间甚至也有一些模糊，尤其在早期当外国贸易被允许时。幕府与大多数大名使用“御用商人”，后者在早期至少是武士阶级，尽管
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本时代后期有些商人被允许享有某些武士特权，如随身佩剑。在本时代末期也有武士从事商业活动。在整个德川时代，农民与武士之间的阶级区别有某种程度的模糊，因为村长往往也被允许享有随身佩剑的武士特权。
武士仅占全国总人口约6％，且包括大多数的官僚，因为官僚实际上由武士转变而来。非武士基本上区分为居住在乡村的人与居住在城市的人。
德川也重视秀吉的重新分配领地的政策。将军本人拥有全国可耕地的大约1/4，另外还拥有大城市、港口以及矿藏。剩下的土地依据战略需要与大名的亲疏分配给大约275个大名。大名分为亲藩（亲人）、谱代（传统家臣）、外样（效忠程度可疑的外围大名）。虽然数目时有变动，一般来说有大约25位亲藩、150位谱代和100位外样。
大名被分配领地（藩）之后，也不能放松。虽然理论上他们在诸如课税权与包括执法在内的领地行政等事务上有相当的自治权，但他们实际上被期待遵从幕府建立的模范与纲领。事实上，地方政府变成他们的责任，而他们必须执行其责任让幕府满意。幕府经常监督他们的行为。稍有不服从的表示，他们就被处罚。仅在德川统治的最初50年内，就有不下213位大名（大多数）因为或真或假的罪名失去整个或部分领地。在同时期，172位新大名因为忠诚的服务被授予领地作为奖赏，增加领地作为奖赏的事例有206件，大名被调至其他领地的事件有281件。
德川家康的盔甲
秀吉强制可能有麻烦的大名把家人留在幕府作为人质的做法，由家康予以扩充成为一种名叫“参勤交代”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除了少数例外，每一位大名必须轮流一年在幕府，一年在其领地，而其家人永久居留在江户。在江户及其领地分别维持住所以及定期带领家臣随员往返江户的庞大费用，也有助于防止大名攒聚太大财力。事实上，这一制度耗费大名约半数或超过半数收入。他们也必须在特定的日期沿着有幕府部队守卫的特定路线往返幕府。
德川幕府所采取的限制民众之间的流动性与防止潜在不稳定的其他措施包括：
⊙检查陆路旅行，在领地之间的关卡，旅客必须持有并出示官方发给的旅行文件；
⊙宵禁制度防止人民未经授权在夜间走动，尤其在他们自己的城区外；
⊙为求封建统治的安全，每一大河故意不设桥梁，而用渡船或者步涉；
⊙街道上不许通行牛马车；
⊙使用秘密警察刺探任何可疑活动。
对违反者的处罚通常很严厉，特别在德川直接控制的领地大城镇里。由于轻盗窃罪或甚至因疏忽导致自己家屋着火被处死的很普遍，因为当时的家屋大多是木制的，火灾对社区尤其构成危险。有时全家甚至于邻居随同犯人一起被处死，因为秀吉的连坐法原则被严格执行。尤其是家长与五人组（由邻近五户农家组成）必须为其成员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
依现代标准来看，当时欧洲的刑罚也很严厉，但当时日本刑罚的严厉程度足以让来日本的欧洲访客震惊。17世纪前半期曾在日本居留多年的法国人法兰西斯·卡隆（FrancoisCaron）指出：
他们的刑罚方式有烘烤、焚烧、钉十字架、用四只公牛拖拽以及投入油或水中煮沸。
意大利访客法兰西斯哥·卡勒提（FrancescoCarletti）评论说：
许多人因为诸如偷窃萝卜等轻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时他们把怀里抱婴儿的女人钉在十字架上，让两人在痛苦中哀号死去。他们的处罚实在极端残忍、野蛮、不人道。
他们两人都省略不提斩首，当时斩首很普遍，但斩首并非对已被处死的平民最后的用刀。武士有一种称为“试切”（tameshigiri）的习惯，用已被处死的罪犯试刀剑是否锋利，直到“可怜的尸体被剁成碎肉，留在那儿给狗、鸟吃”。好刀刃可以一击切穿三具尸体，最高纪录是七具尸体，而试切不限于尸体。
被判死刑的武士与贵族有时也遭受类似命运，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切腹自杀的“特权”。这是起源于平安时代的习俗，意在显示被害人灵魂的纯净，因为灵魂被认为存在于腹部。至此阶段，切腹自杀往往已仪式化或甚至象征化，当被害人切腹后，他的一名友人立即用剑砍下他的头。
刑罚的严厉与将近一千年前的律令制的相对宽大形成有趣对比，并暗示朝廷统治与武家统治的一个差别。同时，处罚继续基于不服从与捣乱，而非基于道德判断。
连坐法原则使得人们对于欢迎任何陌生人进入他们中间显得非常谨慎。在一个行动受到控制的时代，陌生人原已够可疑的了，但当整个社区可能因为一个陌生人的罪行被处罚甚至处死时，那么不接受陌生人是有其道理的。这跟一般日本人至今不愿和陌生人牵扯在一起有很大关系。这也跟内团体与外团体的区别有关。这一区别具体表现在日本人的内与外的概念中，这些概念被认为是日本人团体组成与归属、认同之认识的根本。这些概念被许多评论家广泛讨论。
严厉的连坐处罚在理论上且有时在实际上应用于大名领地的乡村，但那儿的生活往往较容易。这是因为只要乡村缴纳税收且没有明显的犯法或反抗情形，许多大名通常乐于不干涉其领内乡村的事务。除了重案之外，乡村的惩戒通常由名主（村长）或百姓代（代表村民监督名主）处理，而惩戒方式通常是罚款或征税，流放是最糟的处罚之一。
因此，不管村里实际的混乱情况如何，村民向大名的官员提出的必定是和平景象。这顺从的“应酬话”理念是近代日本的另一重要遗产。这是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关系，也是日本人外观与内在现实之区别的另一要素。假如某人外观上严守规则并尊重权威，且不引起任何真正的骚乱，很可能他就平安无事，甚至拥有有限度的自由。今日的日本也是如此。
西洋人总是惹麻烦。他们不熟悉日本人的作风，行为难以预测且往往无礼，说奇怪的难以掌握的语言，对于某种凌驾天皇与将军的神力有奇怪的想法。他们的贸易有用且可靠，而他们有一些有用的技术，但他们只是让将军寝食不安。尤其，他们的不妥协的天主（或上帝）对将军权威构成的挑战是一大问题，这并非神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假如西洋人信基督只是自己的事，不尝试借着讲道与道德判断来主张天主（或上帝）的权威，他们可能受到较好的对待。日本那时是（现在也是）宗教宽容之地。信长对佛教徒的征战是基于政治而非宗教理由，而秀吉以及德川氏对天主教徒的行动也是如此。
《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一节 稳定才能够生存：建立德川幕府(3)
虽然日本人不很关切神学宗派，天主教被视为比近来崛起的基督更正教（Protestantism，一般译作新教）更具威胁性。这可能因为天主教徒是由当时在日本的耶稣信徒的绝大多数构成（皈依基督的日本人也几乎全是天主教徒），或者因为他们当时狂热地向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教。然而，最有可能的，这大多是因为幕府知道天主教国家积极在新大陆建造殖民帝国。哥伦布本人来自天主教国家。此外，天主教会甚至有自己的国家梵蒂冈，还有时常卷入政治的教皇。这都清楚暗示，天主教会不仅仅关切属灵层次。
总之，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象征西洋人在日本的活动与对幕府权力和权威的威胁。
英文“Christianity”一词意味信仰耶稣的各宗派，包括天主教与新教的各宗派。但中文的“基督教”一词意味新教各宗派，并不包括天主教。因此，本节英文原文是Christianity时，译者将其译成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因为本节所指的Christianity主要系指天主教。在欧洲发生宗教改革后，天主教积极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教，以弥补天主教势力在欧洲的后退，新教积极在东亚传教要等到19世纪后。而英文的“Christian”一词，译者将其译成耶稣信徒，包括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不译成基督教徒，以免被误解为单单指新教信徒。
它变成幕府采取行动对抗该威胁的焦点。这行动不仅针对西洋人，也指向信耶稣的日本人。如同当时的刑罚一样，幕府的行动是无情的，尤其对日本耶稣信徒。
在17世纪初期，幕府加强迫害他们。许多被怀疑是耶稣信徒者被要求用脚踏上有十字架像或类似耶稣象征的铜制平板。有些人仍然坚守信仰，即使用来迫使他们放弃信仰的刑罚很恐怖，例如挖眼球、在父母面前折磨其幼儿。死刑执行也同样可怕，行刑方法包括钉十字架、用锯子斩首或丢进沸腾的热池里。
迫害的高潮是1638年靠近长崎的岛原大屠杀，多达35000人被幕府部队屠杀，包括男人、女人及儿童，他们大多是耶稣信徒。这不是纯粹的对耶稣信徒的迫害，同时也是为了敉平民众因不满纳税与反抗一位大名而引发的叛乱。无论如何，屠杀的原因被忽略了，而该事件有效地终止了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日本的公开活动（虽然有些人仍秘密信仰耶稣，尤其在长崎地区）。从1640年起，所有日本人必须到佛寺登记，以证明他们不是耶稣信徒，这一规定也有助于监督人民。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在1614年被驱逐出境，但西方商人继续被允许来访甚至居留。然而，幕府逐渐感觉外贸带来的不利超过利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外贸不仅让幕府时常担心，而且某些大名借着参与外贸致富对于幕府也是间接威胁。甚至早在此阶段，幕府就基于经济动机希望保护国内商人免于过度的竞争。
至1639年，所有西方人已被驱逐出境或自愿离去，惟一的例外是荷兰人，但他们仅仅被许可居留在长崎港内的小岛——出岛。假如幕府未高估英格兰天主教会的势力（天主教徒在英格兰占少数），英格兰可能也会被允许继续跟日本贸易。荷兰人为了独占对日贸易特权，可能故意误导幕府。其后两个世纪，日本有效地闭关自守，而荷兰人连同中国人与朝鲜人，是惟一获准跟日本交易的外国人。这是后来被描写为锁国时代的时期。
这情况不单是外国人被禁止入境日本，因为幕府似乎拒绝任何形式的舶来事物。从1635年起，除了极少数例外，日本人不被允许赴海外旅行，而当时正在海外的日本人被禁止回国（人数约10万人，大多在东南亚），违反者将被处死。至此阶段，航行海洋的大型船只的建造也被禁止。
锁国令发布时，海外日本人人数多得令人吃惊。日本商人（与海盗）航行远至印度洋与澳洲以北的阿拉福拉海。也有许多日本人实际居留海外。在菲律宾有大约3000人的日本人社区，有许多日本人在暹罗（泰国），日本人居留地点远达塞兰（Seram，今日印尼东南部）。这些人最后与当地社会同化。H.Frei估计在1604年至1635年之间有大约10万日本人赴海外，其中约1万人可能永久定居当地。与朝鲜的往来是例外，日本在釜山设有倭馆。
获得授权在沿海从事贸易的船只必须展示幕府发给的官方印信。这印鉴通称为“丸”，至今日本船只名称最后一字仍用“丸”。
西洋人的到来加上接着展开的国家统一过程，有助于使日本人产生国家意识。南方的琉球群岛与北方的北海道在17世纪初开始被编入日本版图，使得当时的日本的地缘政治形态很接近今日日本。当时日本的世界地图（改造自中国事物的另一例子）显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非日本。很明显，德川时期的日本至少暂时没兴趣跟他们眼里的次要国家过多交往。对于德川统治者，锁国也是安全得多的国家政策。
《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二节 武士与伦理
当全国进入持久的稳定与和平阶段，甚至没有任何真正的外来威胁时，武士开始变得过剩。尽管有农民叛乱要敉平，要维持主君的名誉，以及有少量的治安工作要做，但没多少工作给真正的武士做。他们反而变成官僚与行政人员。他们的战斗变成仅仅是纸上谈兵。
在社会秩序中占据上层阶级的这些人，为其几乎寄生的生活感到万分困窘。他们抓住任何机会以实际行动证明其勇敢，他们卖力至可笑的地步来证明其存在。有点儿讽刺的是，武士理想——武士道的某些最清楚的表现却出现在这个武士无事可干的时代。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所谓浪人是指被免职或主人被处死或降级而变成没有主人的武士。德川时代有相当多的浪人，流浪乡间为村民带来麻烦，或让当局担心。然而，四十七浪人被视为是武士道德的体现。
1701年，他们的主人播磨国（今日兵库县）赤穗城藩主浅野长矩（1665～1701），难以忍受幕府典礼长吉良义央（1641～1703）的侮辱，拔剑砍伤后者。在幕府将军的城堡里拔剑是死罪，他被迫切腹自杀，而其领地被没收。这时变成无主的武士家臣之中有47个人，发誓杀吉良为主人报仇。他们隐藏意图长达两年，假装过放荡生活，然后趁其不备时袭杀之，把吉良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其主人的坟墓上。
虽然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武士道的模范，但他们因私自执行法律而被迫自杀。在学者们讨论与民众争论本案之际，他们集体切腹自杀。他们被埋葬在东京泉岳寺，现在已成为观光胜地。
本时期问世有关武士道的作品至今仍受欢迎，包括1716年的《叶隐》与1643年左右的《五轮书》。然而，最有趣的作品之一是本身也是浪人的山鹿素行（1622～1685）所撰写的。他曾是四十七浪人之中一位浪人的教师。
山鹿或许是最先将武士道视为全面哲学的人。
许多人追随山鹿，包括近代的一些人。比较出名的是新渡户稻造（1862～1933），他在1905年用英文发表《武士道：日本之魂》（Bushido:TheSoulofJapan）一书，试图向世人介绍日本，他认为武士道是日本的民族特色。
在其各种著作中，他强调武士道的要素，诸如忠诚与自律，以及艺术学习与培育的重要性和整个人的全面发展。特别强调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与了解如何适当地跟人交往。山鹿也为武士在当时社会显然缺乏功能有用性一事辩护。他认为，武士免于工作使得他能专心培养伦理德性，因而作为社会的模范，假如必要的话管教不完美的人：
武士不用做农民、工匠及商人的工作，可以专心修道；假如平民的这三种阶级之中有人违反伦理原则，武士可以立刻惩罚他，以维护全国适当的伦理原则。
这里提到道德，但它不同于西方概念的道德。它仍然不是善与恶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关系与秩序的背景下做被期待的事。如果踏出界，那么他将立即受到惩罚。
山鹿的著作中也有浓厚的儒学气味。儒家很关心个人应了解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遵守伦常关系，尊重秩序，尽个人的责任。由于有这些价值，德川幕府复兴并促进儒学。然而，在某些方面，儒学受到修改以适合日本的需要。例如，中国儒学容许忠于良心，但在日本它被局限于忠于个人的上司。幕府任命一位儒者为顾问，而在幕府的支持下，江户设立一所太学讲授儒学。本时期产生许多著名的儒者，诸如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新井白石（1657～1725）以及荻生徂徕（1666～1728）。
儒学的一大影响在于性别认识与两性关系的引申。1716年的《女大学》一书教诲女性的“五不德”——不顺从、不满、毁谤、嫉妒、愚蠢，并倡导男尊女卑。该书指出：
无疑的，十女有七八人有五不德，而正因如此才产生男尊女卑。
这种歧视女性的观点是何以如此多武士偏好同性恋关系的原因之一。此外，根据中国阴阳哲学，过于跟女阴发生关系可能严重削弱男刚。
儒者与幕府都不真正赞成同性恋，但对此视而不见。幕府则特别加以容忍，因为在日本的情况下男同性恋者必定反映社会阶级，主动的一方总是上司。
对于幕府，儒学并非总是好的。儒学的一个吊诡之处是它鼓励量才任用。允许基于才能的社会流动性，在中国的阶层与阶级的概念中被容许，而在后来几百年日本也容许某种程度的量才任用。然而，鼓励量才任用不一定符合德川幕府的最佳利益及其正统与稳定的政策。后来一些人开始抱持较为批判与质疑的态度，但这不应被夸张，因为服从仍是基准。
武士与贵族的子女在家里或在大名设立的特别学校受教育，而富商也设立私立学校。其他阶级的小孩逐渐有机会在名为“寺子屋”的私塾读书。寺子屋原先是由乡村庙宇设立的，但不久扩展至城镇。学费通常很便宜或免费，因为教师往往是僧侣，教书是慈善行为，或者教师是武士，为自我价值感而教书。由于教育普及，本时代后半期男子识字率估计达45%，女子估计达15%，整体而言则是30%。这可能是当时全世界中最高的识字率。它定下普及教育的持久倾向，因为今日日本识字率仍是世界第一，达99%
儒学的另一项具有讽刺意味儿的是，由于儒学主张应该服从统治者，究竟谁是统治者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出。在教育普及的背景下，人民注意到中国的统治者是皇帝。这意味着将军可以被看成是篡位者。
从18世纪初起，由于神道的复兴以及跟神道有关系的诸如《古事记》等早期经典再度受到重视，人们更加怀疑幕府。神道与《古事记》被视为是纯粹日本的东西，是国学的一部分。在偶尔有外国船只遇难漂流至日本海岸或外国船只要求停泊日本港口以补给物品的刺激下，日本民族意识崛起；在某些方面，神道的复兴是民族意识崛起的继续。这也是感觉日本有点儿过于华化的一种表现。国学学者包括本居宣长（1730～1801）与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物。本居批注《古事记》，并公开批判中国事物。平田主张神道与日本的优越性，而这将成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启示。
武士道的理想化、儒学的复兴、教育的普及以及民族主义的崛起，都将在近代日本的形成中起到作用。当然，形成其背景的顺从主义与正统主义也将起到作用。
《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三节 庶民、文化与经济
江户很快变成热闹的中心都市。幕府设在这儿与大名率领家臣定期来此居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一现象。至18世纪结束时，江户拥有人口约100万，使它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江户是那个时代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整个时期也被称为江户时代。江户是那个时代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整个时期也被称为江户时代。
但江户不是惟一的繁忙的中心，大阪与京都都拥有50万左右的人口。在大名参勤交代所经路线，城镇自然产生以供应其诸多需要。在大名的代表能够交换食米成为现钞的地方，交易中心发展起来。而尽管对旅行有所限制，对城市居民惩罚严厉，许多农民还是被这些新经济活动吸引而涌入都市寻求财富。
这些各式各样的町人（城市居民）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他们的活力协助抵消幕府偏好的永不改变的正统主义。
富商尤其在这种新的町人文化中扮演角色。贵族优雅的、克制的能剧不合富商的胃口。他们偏好歌舞伎的色彩与虚饰，其动作夸大、剧情通俗简单以及有诸如地板门与旋转舞台等舞台效果；他们跑去观赏文乐木偶戏。优雅的、伤感的贵族诗歌也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偏好诸如俳句与川柳等较短且往往较幽默的诗句。
最著名的俳句诗人是松尾芭蕉（1644～1694）。俳句与川柳都是十七音节的诗句，俳句通常注意自然界，而川柳注意人文现象。
他们爱好富于机智的书（洒落本）、通俗小说（读本）、商人成功故事（町人物）或引起性快感的书（好色本或浮世草子）。他们爱好艳丽的木板画，它往往有明白的性意味。这种画称为春画或通称为浮世绘。“浮世”原是僧侣形容人生短暂所用的词，但在江户时代这个词意指人际关系的世界，尤其性关系。
对近代的西方访客，本时代的好色性往往被压低，但这是町人文化的重要部分。
许多学者所指出，对性方面的兴趣仍然是今日日本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从大量的色情物品与婚外情、性犯罪的频度可以看出。例如，Buruma追溯今日日本的色情刊物、电影与江户时代木刻画的直接关系。
早期的歌舞伎女演员几乎跟妓女没什么差别，而表演往往堕落至纵酒狂欢。幕府目睹歌舞伎女演员的放荡大为震惊，于是禁止女性上台。幕府担心的不单是混乱。许多武士以及商人与农民观赏歌舞伎表演，跟演员扯上关系（演员必定出身贱民阶级）。幕府不认为阶级之间的混杂是好事。然而，替换女演员的男演员展现了完全同样的效果。幕府下令他们规矩一点儿并加以监督，但没有什么作用。
歌舞伎这也是艺伎的时代，艺伎往往是男性。直到18世纪中期艺伎都是男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艺伎（不管是男的或女的）只不过是有艺术天分的娼妓，因为虽然他们弹三味线乐器而且能背诵诗句，但他们也出卖身体。幕府设法行使至少某种程度的控制，限制艺伎与娼妓在每一城市的特定“玩乐区”，诸如江户的吉原町。
町人通常兴隆获利，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则不然。由于天气不稳定，发生过若干次凶作与饥荒。许多领地课重税，成为许多农民叛乱的原因。一些领地管理不善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也有许多人无法应付作物逐渐专门化与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不安定，诸如丝、棉花、烟草、糖以及茶等经济作物。实际上，许多不成功的农民往往把他们的土地委托给别人，自己则变成佃农，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结果，贫富差距加大。
然而，整体来说，农民贫苦的程度被夸大了。从本时代中期起，人口维持在约3000万，人口没有增长是由于贫苦农家杀婴。杀婴当然确曾发生，但这并非总是极端贫穷才这样做的。杀婴往往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水准，正如今日许多家庭限制小孩数目一样。换言之，杀婴往往是“产后避孕”的一种形态。
同样地，家庭规模有时以收养方式向上调整以改善经济效率，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生产单位。正如乡村是整个单位为作物生产与纳税向领地藩主负责，在乡村里，延伸家庭是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对于这些延伸家庭，血缘关系不是特别重要。
尽管有失败与苦难的情况，整体来说，本时期农民生活条件改善了，社会整体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事实上，本时期通过实施的各种法律本身就是财富增加的显示。1788年幕府发布的一项命令指出：
长久以来，穿着简单与用稻草绑发一直是农民的习俗。但近来他们已习惯于奢侈，忘记他们的地位。他们穿适合较高地位者的衣服，使用油与发髻绑头发。他们现在在雨天使用雨伞与斗篷，不用草帽与蓑衣。费用增加导致乡村衰微，人们离开乡村……农民绝对不可忘记他们的身份。农民从商或乡村有美发师都是不敬的。今后，农民应该避免所有的奢侈行为。他们要过简单的日子，专心农耕。
生活水准改善显示经济健全。这健全状态的原因反映了机敏与机运的结合：
⊙生产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知道经济效率与家庭规模之关系的结果，但也是农业技术改善的结果；
⊙高识字率有助于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活动效率的提高；
⊙参勤交代制度使得大名必须获得流动性资产，以应付其庞大的各种费用，因而促成复杂的经纪和交易机制与先进货币经济的产生；
大多数大名出售藩领地内多余的食米，但有些大名也把专门化的经济作物换成现金，诸如来自南九州岛津家族萨摩藩的甘蔗作物。至18世纪，这复杂的机制甚至包括期货市场。
⊙由于经济活动增加，经济活动也随着多样化与专门化，因而更进一步提高效率、商业化与货币化；
⊙和平与政治结构提供了有助于国家稳定的环境；
⊙由于阶级制度，幕府未特别认真看待商人，给他们广泛的自治，对他们课税也相对地轻。
商人的崛起对日本的未来特别重要，诸如三井、住友等大商社都是在本时期发展起来的。获取利润的想法曾经被统治阶级轻视为不高贵，但现在逐渐被接受。石田梅岩（1685～1744）甚至发展了一种称赞赚钱与商人角色的哲学。
然而，商人的崛起也是最终拖垮德川政策的另一因素。把商人置于底层的阶级制度明显与现实脱节。在此现实下，大名欠商人大笔债务，而在某些情况下被商人控制，这是时有所闻的。有些商人获得武士特权，而有些武士则从事商业。作为德川政策支柱的如同坚冰的阶级制度，现在不可避免地开始解冻。
《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第四节 洋鬼子重返与幕府垮台
日本借着长崎的荷兰商馆跟西方保持某种程度的接触。日本仍对“西学”（洋学或兰学）有兴趣，甚至非常仰慕，尤其是自然科学。医生学者，诸如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Kaempfer，1651～1716）、菲利普·西伯德（PhilippFranzvonSiebold，1796～1866），给日本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两人都是日耳曼人，但都被长崎的荷兰商馆雇用为医生。
时常有未经准许的西洋人在这个闭关自保的国家的海岸登陆，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无意的。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处死。约从18世纪末尾起，当西方列强在太平洋与东亚较活跃时，若干国家尝试重开关系，至少希望为其过境船只获得补给权。这些努力也注定要失败。1792年俄国首次尝试，接着1804年又尝试，但都失败了。英国在1797年、1808年、1818年曾三度尝试。在日本海域附近有捕鲸船活动的美国，先后在1791年、1797年、1837年尝试，而在1846年与1849年特别努力地尝试。
至19世纪中叶，幕府已了解西洋人不可能不理日本。但当日本知道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大清帝国时，日本更决心不让西洋人接近。在坚强的民族主义者的协助下，日本甚至尝试阻止讨论有关跟西方建立关系的问题。高野长英（1804～1850）因大胆敦促开国跟外国接触而被监禁且后来被迫自杀。甚至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妥协观点也惹来杀身之祸，他提出“东洋之道德，西洋之学艺”（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口号，提倡融合日本与西方的长处。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提出“尊皇攘夷”口号。排外情绪可能获得幕府的欢心，但另一半口号不是那么受欢迎，因为这暗示对幕府本身缺乏尊敬。
尤其从大约19世纪30年代起，人们逐渐感觉幕府正失去控制，而人们也不再尊敬幕府。幕府未能对1833～1837年的严重饥荒作出建设性的反应。1837年甚至爆发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叛乱。大盐是大阪的儒者官吏，他长久以来不满政府缺乏效率与腐败。大盐之乱是小规模叛乱，但幕府因无力敉平该叛乱使人们更加不尊敬幕府。大盐本人虽然自杀，但他成为民众反抗腐败与缺乏效率的政府以及反抗被政府宽容的贪婪商人的象征。幕府确曾通过若干改革，但都没效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官吏的武士，也失去了人们的尊敬。以前因为天下承平没仗可打已经够挫折了，现在失去人们的尊敬则更加有挫折感；而现在甚至他们的战技都受到怀疑。
1853年7月，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马太·培里（MatthewPerry，1794～1858）率领4艘蒸汽军舰强行驶入江户湾，形势发展达到顶点。培里奉政府命令向日本要求三件事情：给予船难者较人道的待遇，开放港口提供补给品与燃料给过境船只，开放港口通商。他是意志坚决的人，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而他让日本人知道他的决心及其舰队的威力，他甚至向日本人展示白旗，敦促他们投降。他向日方提出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国书后就率舰离去，明言翌年回来接受日方的答复。
培里离去后，幕府手忙脚乱争论此事。幕府甚至向大名要求对这史无前例且屈辱的举动提供建议。然而，幕府确实无力抗拒美国。1854年2月，当培里率领由9艘船组成的规模较大的舰队回来时，幕府同意签约。在1854年3月签署的《神奈川条约》中，幕府接受美国的要求，包括有权在日本派驻一名领事。首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Harris，1804～1878）顺利地于1856年在下田港就职。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的门户被迫打开了。
与其他列强的类似条约迅速跟着签署，诸如1854年10月和英国，1855年2月和俄国，不久之后与法国、荷兰签约。对任何一国的进一步让步都使其他国家也获得类似的让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享有最惠国待遇。日本失去了对本国关税的控制。对于日本人，这些由“炮艇外交”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是屈辱的。特别难堪的让步是领事裁判权，即违法的外国人由其领事审判，不由地主国的司法当局审判。此举明显地把日本归入“不文明国家”的地位，因此大大伤害了日本人的尊严，因为日本人不是蛮夷，西洋鬼子才是蛮夷。
西方商人与冒险家也来到日本。他们不像外交官那样举止合宜、政治正当，但一些日本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在武士之间）不需要多少挑衅或根本不需要挑衅就会攻击他们。
理论上幕府拒绝为指定区域以外的西洋人的安全负起责任，但实际上幕府迅速处死任何攻击者。有若干次极端民族主义者攻击外国人的事件发生，比较著名的事件是1862年英商查尔斯·李察逊（CharlesRichardson）被谋杀的事件，他是在横滨后面小山里骑马时被攻击的包括一名女子在内的四名英国人之一。甚至官方建筑物也不能免于被攻击，江户英国公使馆1861年受到攻击，1863年被焚毁。
幕府将军作为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却没有能力有效处理外来威胁，此举为幕府敲起丧钟。反对幕府的声浪增加，反对者有些是政治投机主义者，有些人则真正关切国家福利。
主要的反对来自外样藩，尤其是南九州萨摩藩与本州西角的长州藩。萨摩与长州是领地广大且强大的藩，两藩都嫌恶幕府，但传统上彼此之间不怀好意。
长州藩民族主义者尤其热心。长州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企图潜入培里的一艘军舰内偷渡至美国，以便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来强化日本，但偷渡没成功。不久后，他因阴谋暗杀幕府一位代表而被处死，成为尊皇攘夷运动的一位殉道者。
由于气愤幕府不采取行动，1863年7月与1864年9月前后两次，长州甚至炮击在下关海峡（长州控制该海峡）航行的外国船只。长州受到英国与美国军舰的武装报复，损失了许多船只且许多陆地军事基地被摧毁。幕府本身也决定惩罚长州，因此分别在1865年与1866年派出讨伐军。然而，重新集结的长州军现在除了武士之外也使用农民兵，他们成功地抗拒了幕府军。
长州反抗德川幕府成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是大名首次反抗幕府成功，而长州反抗成功也是因为萨摩藩决定不与幕府军联合。两藩是争夺朝廷支持的对手，而朝廷在失去实权一千多年后现在感觉这是夺回实权的机会。两藩在1863年为争夺朝廷支持而交战，而萨摩胜利了；但不久后两藩缔结同盟。这同盟也是划时代的事件。
1867年1月有一位新将军庆喜（1837～1913）。他异常能干，采取了若干建设性的行政改革。他也热衷幕府与朝廷进行建设性的和解。幕府的反对者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拖延可能对自己不利，因为改革后的幕府将能持续下去。
在与长州有关系的朝廷贵族岩仓具视（1825～1883）的协助下，由萨摩藩与长州藩领导的外样藩同盟设法获得一项要求废除幕府的朝廷敕令。靠着这权威，他们在1868年1月3日占领皇宫，宣布“王政复古”。虽然幕府支持者的反抗继续了一些时候，庆喜本人经过短期的犹豫不决且不合作反抗后，奏请奉还大政。他退隐至静冈，平静地度过他剩下的45年人生。
王政复古的天皇是一位15岁的男孩，名叫睦仁（1852～1912），年号“明治”（光明的统治）。他在前一年，1867年1月，其父孝明（1831～1867，1846～1867在位）死后刚刚即位。孝明之死有诸多争议，他很可能是被毒死的。
下毒理论最直率的支持者是唐纳·卡尔曼（DonaldCalman），他断言孝明被暗杀。当时在日本的日本学专家恩斯特·沙托（ErnestSatow，1843～1929）也似乎抱持这种意见，许多现代医生也这样认为。对比之下，康拉·托曼（ConradTotman）认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天花是其死亡原因。
他不完全支持王政复古运动，宁愿朝廷与幕府结合。他的死当然有方便之处，倒幕派获得了最重要的天皇敕令。他的死也去除了倒幕派面对一位不情愿的、难以对付的成人天皇的可能性，且反而留下一位可能可以操纵的男孩作为国家元首。
总之，持续将近700年的幕府统治结束了。外国鬼子回来了，没有想离去的样子。外国鬼子第一次出现时，一幅根据日本“放屁比赛”的风俗绘制的流行漫画描绘西洋人被日本人的屁吹走了。但是这个情景只是夸夸其谈，外国鬼子没有被吹走。相反，外国鬼子最终打开了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的门户。西洋人占了上风。
《日本小史》第三部分 本章综述(1)
武人德川家康与他后面的几位继承人，强化了16世纪后半期展开的统一过程。基于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成功与在许多情况下两人的实际政策，他们能够复兴幕府。德川家族占据将军职位达两个半世纪。德川政策的主要推力是尽可能保持日本在稳定的正统主义状态下，这包括去除西方的威胁（由天主教对幕府权威提出的政治威胁所象征）以及有效地封闭日本跟外界隔绝。其他控制的机制包括大名定期到幕府所在地江户参勤交代、依据战略需要重新分配各藩领地、社会阶级的阶层分离、限制旅行与交通、宵禁、监督、连坐法，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规定。违反规定通常意味着遭致无情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