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就善恶作出道德判断
⊙行为与其基于普遍原则，毋宁看情况而务实
⊙吸收有潜在威胁的对手
⊙吸收他人的长处
⊙希望将日本建造为强大、受人尊敬的国家
⊙学习的意愿
⊙对阶级、阶层化的偏好
⊙对宗教的务实态度
总之，我们已看见一个国家的诞生，一个有特色的国家。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二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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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二章(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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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二章(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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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二章(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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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一节 有限度地向中国人学习：奈良时代
（710~794）
大和国家需要首都。若没首都，其中央集权体系将没有真正的核心。在大和时代的最后几个阶段，政府几次企图建立永久首都，但都因不同的原因而失败。例如，675年在难波（今日大阪）与694年在藤原（奈良南方）。
然后，710年，首都迁往平城，即今日的奈良。平城仿唐朝首都长安建造，两者都是格子长方形，但平城面积为20平方公里，仅及长安城大约1/4。
在不到一百年内，首都再度迁移，平城经证明不是所期盼的永久首都。虽然如此，平城象征了日本努力向中国学习的高度。我们不仅从都市设计，也从诸如东大寺等壮丽建筑物及其巨大青铜佛雕像，看出中国物质文明对它的影响。东大寺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物。广义而言，奈良时代也许短暂，但它最清楚地显示了律令制与其他受到中国启发之政治、法制改革的作用。
在奈良时代，汉文写作产生日本最早的真正书籍，《古事记》在712年出现，《日本书纪》在720年出现。不久之后，最早的诗集产生，《怀风藻》在751年问世，《万叶集》在759年问世。某些文件甚至运用印刷术——另一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770年左右奈良朝廷印刷的佛教符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
然而，对中国事物的尊敬未导致不加区别的模仿。日本人常常对输入的事物加以修饰。举例来说，圣德太子引进的位阶制，理论上（如同在中国）应基于能力而非家世。然而，实际上，特别在奈良时代，日本官僚制的阶级与职位很快地由世袭的家族地位而不再由能力决定。这是说，中国官僚世界凭借考试的惟才主义，对于日本人并不太称心。鉴于今日日本考试的重要作用，这是令人意外的，但从精英阶层欲确保控制与稳定的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今日的考试非常注重背诵与多重选择方式。今日的体制让有才能的人成功，但确保他们顺从、不致威胁精英分子的选择。
虽然以汉字做基础，《古事记》，尤其《万叶集》，已显示出独特的日本书写体系的雏形发展。法律也显示出重大的修改，例如，相对于中国，刑罚在道德上宽容的日本较为宽大。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同，在日本分配土地时男女都有份，而唐朝分配土地女性根本没有。
另一项对于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修改是“天命”。在中国，皇帝仅在有德行时，才能靠天命统治。如果人民认为皇帝无德，人民可能推翻他。这项习俗在日本被“忽略”，大和统治者与其接受人民的判断，毋宁自称是神的后裔将统治权合理化。
我提及中国皇帝时故意用阳性代词，因为中国人偏好皇帝由男性担任。这是日本未加修改的一项中国习俗。虽然在很早时期日本有多达六位女皇，但从770年起至今只有两位女性登上皇位，两人都短暂在位且只是名义上的君主。这两位女天皇是明正（1630～1643在位）与后樱町（1762～1770在位）。她们两人在位的时期都是天皇职位由幕府将军控制的时期。
当然，生活不受朝廷的局限。尽管各方面大有发展，但老百姓仍承受许多苦难与饥饿。例如，730年的一份文件记载着安房村（在今日千叶县）的414户之中，至少412户人家生活仅够糊口。另一份文件记载着，在今日的福井县一所村落，1019户之中仅有996户生活够糊口。
仅大约7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开垦为稻田，因此没有足够的农田分配，政府的分田机构无法长期适当运作。而农业技术缺乏效率，这意味着土地开垦与利用存在许多缺失。甚至于许多已开垦的土地很快地荒芜了。
农民也苦于重税负担，这大都是由异常热心佛教的圣武天皇（724～749在位）引起的。他不仅在首都建造东大寺，也分别在各地方（当时的地方单位称为“国”）建造国分寺，都是花费巨资建造的。他热心佛教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在735～737年天花传染病流行时，遭受大难。这次瘟疫消灭了若干区域的人口，全国总人口减少了约1/3。圣武感觉他本人必须为自己任内的这场瘟疫、若干次饥荒及其他灾难负起责任，因此他虔诚地转向佛教求助。
饥荒发生时，政府时有救济，而在诸如流行天花传染病等特别严重的灾难中，甚至对农民免税。743年修正的一项法律，允许垦地农民的家族永久拥有该农地，政府藉此鼓励农民垦地。当时土地愈来愈倾向恢复私有制，这项法律修正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一般而言，对于占当时总人口95%的农民来说，税负愈来愈重。由于愈来愈多宗教机构与贵族家庭不必纳土地税，纳税负担就更加转移到农民身上。在收成不佳与重税压力下，许多农民干脆离开其土地，到免税的寺院与贵族私人庄园工作，并接受这些豪族的保护。但事实上，庄园生活对他们不一定更好。这些地主可以向那些在他们的庄园中耕作的农民抽税，而有些地主比政府还要无情。
关切社会的《万叶集》诗人山上忆良，他的诗大都是在奈良时代早期完成的，我们借着他的诗多少能了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他的一首诗《贫穷问答歌》，记录了一名贫穷男子与一名更贫穷男子之间的对话。后者的对话如下：
人说天地宽，于我如立锥；
人说日月明，于我似长黑。
众生皆平等，何我独困顿？
出生不由我，奈何逊他人！
裸袖衣无棉，垂肩如乱藻；
屋破宿雨漏，墙倾似欲倒。
夜眠稻草堆，父母挤一枕；
妻儿横脚底，脸上有泪痕。
厨下无烟火，锅中蛛结网；
粒米无可炊，寒鸫徒自伤。
又逢村保来，挥鞭复咆哮；
催租声声急，天色已破晓。
有道是：短木偏作两头切。
世道岂真这般糟？
忆良其他的诗让我们进一步洞察当时的日常生活，诸如疾病的流行、生命无常的佛教观。他的一个令人吃惊的观察是，人们普遍对老人缺乏尊敬。作为一位年长的儒者，忆良特别对偏离儒家原则尤其敏感——这样的偏离再度显示日本人采纳中国事物有其限度。在他写的《生命无常哀歌》诗之中，他哀叹青春逝去、老年到来及老年人生活：
腰际缠家当，
蹒跚沿路行，
嘲此复恨彼，
世路皆如此。
然而，那个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是中央政府，它的总税收额逐步减少。豪族庄园愈来愈独立，也侵蚀了百姓对中央权威的尊敬。到了本时代末期，中央政府权威已衰微，这无疑地因宫廷派系之间的倾轧而加剧。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一时期是律令制全盛期，律令制原本旨在将皇室权威传播至全国各地。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二节 朝廷兴亡：平安时代(1)
（794~1185）
桓武天皇（781～806在位）在平城特别不愉快，784年，他决定再度迁都。没人确切知道他何以要迁都。势力强大的佛寺愈来愈多，可能使他感觉在平城受到压迫。或者，既然那些年头有那么多灾难，他可能认为平城不吉利。无论如何，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犹豫几年后，794年，新首都终于在平安建立起来了，位于平城以北不远处，即今日的京都。和平城京一样，平安京也是仿中国式格子长方形模式建造的。和平城不一样的是，平安京做首都超过一千年。
在平安京，朝廷在许多方面都达到顶点。在宫廷的优雅、艺术追求及仪礼方面，平安朝可匹敌世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宫廷。然而，宫廷愈是优雅，它愈与现实脱节，而朝廷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平安朝产生华丽的古代文学，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例如，1004年左右，宫廷仕女紫式部写下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源氏王子的故事）。全书超过一千页，字里行间透露出绝等优雅的宫廷生活：
三月廿余日，春之殿里的情形，花色花香似较往年为盛，鸟音婉转，也显得格外悦耳动听，真叫人奇怪：难道这里的春天还不过去吗？园中假山的树丛啦，池中的小岛啦，还有那苍翠的苔痕等等，若只是远眺，怕不足以满足年轻人，遂令人急急备妥早先已修造好的唐式小船。当其下水之日，特召来雅乐队，使鸣奏舟歌。亲王公卿，前来参观者甚众。
王子们与朝臣们没多少其他事可做。到了这一阶段，朝廷已失去其真正的政府功能，反而忙于业余爱好。贵族们辩论花卉或贝壳的价值，或沿小型水道漂酒杯给对方，或作雅诗。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国务，而集中于正确的礼节、适当的服饰和完美的语句。
同时，现实世界里地方武士愈来愈强大，在中央政府逐渐失去权力时，他们的权力则逐日增加。
权力结构变化背后的一个主因，是私有庄园的持续增加。至10世纪，班田制已停止实施，而至本时代末期全国土地约半数由私人拥有。这些私有庄园大都免纳税，这意味着政府税收大为减少。
私有地可以由包括购买在内的若干方式获得，但最重要的方式是垦荒。实际上，有势力的家族因为开辟荒地而更加强大，因为通常只有他们才拥有获得工具与雇用必要劳工的资金。甚至那些设法以垦地方式获得土地的小地主，往往把土地捐献给能保护他们的有势力的家族。
我们有必要谨慎使用“有势力的”（powerful）这一词语，因为在日本长久以来名义上的权力（权威）与实权之间有区别。首都的大贵族家庭可能有足够财富与“权力”动员资源垦地，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有实权维持土地的实际控制。实权较有可能由地方小贵族拥有，诸如那些被任命管理庄园的庄官。
地方大庄园的拥有者在朝廷，很少去庄园。庄园实际控制掌握在庄官手中，这种不在地主制成为标准常规，愈至后期愈是如此。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乃是地方武士兴起与中央贵族没落的另一个原因。
甚至朝廷任命的国司（地方首长）也派心腹到地方去，代替他们出任国司。如此，朝廷愈来愈与地方事务疏离，而中央对人民与土地的控制就更加削弱。
情况不单纯是朝廷相对于地方逐渐失去权力。在朝廷内部，天皇也失去他的大部分权力。这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摄政的起用。在平安时代大部分时期里，控制朝廷、非常有影响力的藤原家族，把摄政制带至极端。藤原家族惯常把女儿嫁给皇室，获得外戚地位。然后，858年，藤原良房（804～872）安排他的7岁外孙即位，随即自称摄政。尽管皇室偶尔反抗，藤原氏出任摄政的常规在良房之后仍旧继续，直到11世纪晚期。天皇的母亲大都是藤原氏。藤原家族的一个著名成员，藤原道长（966～1028）有四个女儿嫁给天皇。
第二个原因是天皇逊位早。和藤原摄政所使用的战术一样，年少者被扶持即位，但天皇不是被摄政操纵，而是被太上皇操纵。这被称为“院政”，在较早时期偶尔出现，但从11世纪晚期起很常见。太上皇利用院政，对抗藤原家族对朝廷的控制，例如白河太上皇（1053～1129，1073～1087在位）。
摄政与院政的实施，加上其他许多权力角逐与宫廷倾轧，不可避免地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与威信造成伤害，并且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国家的控制。
朝廷与中央政府衰微的同时，对中国事物的兴趣也跟着衰微。在本时代下半期开始很久后，对于男性贵族，汉文流利仍是地位的象征，但到本时代末期，汉文已属于古典教育。当时的日本人想到中国时，他们想到的是以前的中国，不是同时代的中国。当时，中国也处于朝代衰微期，唐朝已于906年灭亡。遣唐使已于9世纪停止派遣，此后几百年日本不再派使节团赴中国。有学者认为，日本在这阶段已没什么好向中国学习了。
当中国影响力衰退时，国风文化更清楚地浮现出来。汉字被改为假名文字，这得归功于贵族妇女，因为男贵族不希望她们用汉文写作。和风绘画出现。和风诗歌也出现了，相对于华丽、丰富的汉诗，和歌的特色是轻描淡写和暗示。
独特的审美价值也出现了，诸如“滑稽”（おかし，okashi）与“怪可怜”（物の哀れ，mononoaware），这是在今日日本仍健在的审美价值。“滑稽”意指不寻常且通常有趣的事，常常是相当琐碎的事，诸如违反礼节。“怪可怜”意指人生美好但苦短，通常由自然的象征来表达。这种审美价值也在其他地方被发现，诸如拉丁文术语lacrimaererum（物之泪），但在日本特别盛行。“怪可怜”一词在《源氏物语》之中出现一千多次，但其情趣或许由9世纪女诗人小野小町的一首诗最能表达出来：
花谢了
我在虚度中老去
看着雨
花谢了
滑稽与怪可怜所代表的人生态度，似乎反映佛教的影响，尤其是末法。末法预测世界末日，这是人生虚空的终极证据。末法时代被预期从平安时代后半期开始，而这样的预感不仅限于朝廷内。末法时代即将来临的预感，弥漫于全国大多数地区。
朝廷里的许多大贵族当然似乎过着虚空的生活，但那些被派去地方任庄官的小贵族或其他有势力的地方领导人，则不一定如此。他们关切如何获得实权，这显示出他们较现实的人生态度。事实上，这些小贵族常常是藤原氏或皇室分支的头目，并包括皇室分支的源氏与平氏。
由于皇室后代繁殖引起财政窘迫及王位继承的困难，远亲实际上被排除于皇室系谱之外。从814年起，这项做法甚至被进一步适用于皇室子女，因为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有多达50个子女。这些子女之中有33人被授予“源”姓，而此后所有的被排除于皇室系谱之外的皇室成员，不是被赐“源”姓就是被赐“平”姓。
由于被排除皇位继承权，他们往往对中央贵族怀有怨恨。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二节 朝廷兴亡：平安时代(2)
他们被允许组织武装卫士团，卫士本身往往也是贵族后裔。武装卫士称为“武士”或“侍”（samurai），他们借着结盟逐渐强大。最后，他们强大到足以干预朝廷事务。
他们对朝廷事务的干预，终于导致中央政府的崩溃。1156年，全盛时期虽然已过去，但仍有影响力的藤原氏，与其内部对手争夺朝廷控制权。他们争取地方对立武士集团平氏与源氏的协助。平氏由平清盛（1118～1181）领导，他的据点在西边的濑户内海地区。源氏由源为义（1096～1156）领导，据点在东边的关东地区。
在接着而来的武斗之中，平氏集团获胜，原因之一是源氏阵营发生内讧。为义被处死。清盛这时开始在首都巩固势力，或许他还不完全是最高统治者，但当然权势极强大。
然而，平氏阵营也分裂了。平氏阵营事实上包括一名源氏成员，为义的长子源义朝（1123～1160）。义朝被许多人视为是平氏战胜其父的主要功臣，但他觉得获得的奖赏不够多。结果，1159年，他在首都攻击平氏武士团，但被击败并被清盛杀死。
不管确切细节如何，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将是日本史的一个转折点。
依据许多记载的说法，清盛似乎偏好女色，尤其义朝之妾常盘御前。据说他强迫她委身给他，否则将杀她和义朝生的三个小孩。她屈服了。清盛的继母池禅尼也似乎为义朝的小孩（总共六人）恳求清盛手下留情。
不管事件的解释对不对，清盛饶了这六个小孩的命确是事实。
专家之间对于清盛赦免义朝后代的事实真相意见分歧。例如，JRCholley支持“威胁”理论。M.Shinoda不支持，但承认平清盛赦免六个小孩似乎难以解释。RMaisonandGCaiger感觉清盛只是受到常盘御前的吸引，因此有可能御前主动给清盛做妾。无论如何，所有的专家都认为清盛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他这个人无情，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仁慈举动。按照当时的标准也是异常的，因为铲除落败的对手的家族是常规，甚至于被法律所认可。
最重要的，此举最后导致了平氏的垮台。被饶命的六个儿子之中有二人，源赖朝（1147～1199，其母是僧侣的女儿）与源义经（1159～1189，常盘的三个儿子之一），击败了平氏，并开创了日本史的新时代。
打败义朝后，清盛在首都定居下来，在其后约20年间热衷并控制朝廷生活。1180年，当平氏权力达至顶峰时，清盛安排其年仅两岁的外孙安德（1178～1185，1180～1183在位）即位。
以仁王子（1151～1180）争皇位未果，心怀怨恨，乃向源氏求援，当时被流放于伊豆半岛的赖朝欣然响应。赖朝很快就获得大批地方武士的支持，包括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义经，这或许是因为地方武士觉得清盛已和地方失去接触了。
同一年，以仁被杀，清盛翌年发烧病死，但赖朝继续征讨平氏。由于饥荒与瘟疫蔓延，战斗受到耽搁，1183年，源氏武士团攻占首都。在清盛儿子平知盛（1151～1185）的领导下，平氏人马带着年仅5岁的安德天皇向西方逃逸。源氏人马在后面追击，1185年，义经在本州西角外海的坛之浦海战中大败平氏。知盛不愿投降，投海自杀。类似的命运等着安德。他的外祖母，即清盛遗孀，把他抱在怀里，也投海自杀。
《平家物语》（流行于12世纪的军记文学）描写安德之死透露出强烈的佛教宿命论味道，特别是外祖母向他解释何以她必须结束他的生命：
陛下不知他因前世修行十德之功德，今世轮回登天皇宝座。然今恶业要你的命……日本渺小如粟，但如今为苦谷。波浪彼边有极乐净土，那是无悲伤的另一个首都。我要带吾君去彼边。
这不一定是被动或负面的宿命论。如权力斗争所显示，当时某些人不仅积极且刚毅自信，但争斗结果被归因于命运。虽然佛教相信人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以及为自己有什么样的命运负起责任，以业与命来解释事件因果有助于回避眼前的道德责任问题。
道德责任不应该跟社会责任相混淆。历史上，当身在某职位的日本人必须为其团体的失败负起象征性的责任时，或在类似的情况下，社会传统强烈要求自惩行动时，他往往选择自杀（在现代则辞职）。
当事件结果可以被归咎于前世时，避免面对良心问题也比较容易。这非常适合日本人避免作道德判断的偏好。
平安时代最后几年，除了战争人祸之外，天灾也不断。例如，1180年大台风来袭，1184年发生大地震，而大约同时期大火灾与洪水频繁发生。僧侣鸭长明（约1155～1216）在大约30年后写作的《方丈记》，对这些事件有生动的描写。《方丈记》如此描写1181～1182年的饥荒与瘟疫：
街道挤满乞丐，喧嚣震耳欲聋……士绅原本戴帽穿鞋，彼等今赤脚沿街乞讨……墙边路上随处可见饿死尸体。满街尸臭，因无人拖去掩埋。
天灾加上源平之战，当然必定让许多人觉得世界倒置，并且或许末法预测的世界末日确实即将来临了。
厌世诗人西行（1118～1190）的诗，反映出这个苦难时期的忧郁。他是贵族，曾任朝廷卫士，平清盛与源赖朝都经历过，但他后来弃绝俗世，去过僧侣隐居生活。下面是他的一首著名的诗：
郊野
一树
鸽声
呼伴
寂寞、凄冷的夜
他的另一首诗更直接：
长夜未央，
暗影朦胧，
明月当空，
照我愁衷。
这长夜朦胧的时代，现在由源赖朝支配。他开创的幕府将标志着日本史上的新时代。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三节 武士国家：镰仓时代(1)
（1185~1333）
1185年，源赖朝是全国权势最强大的人物。然而，他不要他本人或后代出任天皇，也不消灭皇室。他反而借着由朝廷颁给他“征夷大将军”头衔（通常简称将军），将其权力合法化。几百年来，征战中的武人使用这一头衔，但只是临时性质的，而赖朝是第一位终身使用这一头衔的人。1192年，朝廷颁授这一头衔给他。
合法性（正式的权威）与实权之关系的特别性质，是日本历史与社会的一项特色。典型的情况是：高权威不掌握同样的高度实权，但却颁授合法性给那些掌握实权并利用前者的权威行使权力的人；前者往往以头衔的形式颁授合法性，且往往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颁授。由于高权威是掌权者之合法性的保证者，前者也因而获得被后者保护的保证。被授予合法性的人，也可颁授合法性给在他下面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责任分散，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权威的阶层排序。源赖朝提供了这一过程的一个特别清楚的例子。
他的政府是新旧混合体，这主要由于需要合法性，但也由于在变革之中维持与过去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是长久以来的习惯。新政府叫做“幕府”（shogunate），该术语指战地统帅的指挥部，幕府在理论上仅是朝廷的军事部门。中央政府旧机构大致维持不变，但被大幅削弱。旧头衔也被保留，但往往被赋予新的意义。京都仍是官方首都，朝廷仍在那儿。
最近的研究表明朝廷拥有的活力比原来人们认为的大得多，特别是在官僚政治事务方面，宗教机构也在政治世界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一点来看，与随后室町时代的单纯的武士原则不同，这是镰仓时代的协同原则。
然而，现在政府实权实际上由幕府掌握。幕府不设在京都，而设在关东地区镰仓。这是赖朝的传统支持据点，此外他也对宫廷倾轧与朝廷影响力有戒心。他宁愿和朝廷之间保持安全距离。
政府核心现在是分散全国的单一的主从集团，这是和从前不同的。赖朝任命他的家臣为“守护”与“地头”，派遣他们至地方（诸国），依地方习惯法与武家法律治理，而不依据从前朝廷全国一致颁发实施的律令。他们也为幕府收税，并有权保留本地生产物的一部分给自己用。借着这种制度，赖朝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行使相当直接的控制，朝廷与朝廷贵族的收入因而进一步受到削减。
这是封建制度，而在这方面日本和西洋中世纪有共通之处。然而，日本封建制度是独特的，因为它透过朝廷中央政府来运作。比起契约关系较普遍的西洋封建制度，日本封建制度的主从关系更属于私人关系。在日本，这关系是一种父权式且几乎是家庭性质的，而表达“主”与“从”的某些术语分别使用“亲”与“子”。同时，有点儿矛盾的是，在武士的世界里，家庭的羁绊似乎不很重要，因此将这私人关系单纯地看成一种对抽象表示的厌恶或许更正确。家庭的力量被夸大，那是后世宣传的结果。
对个人的效忠是赖朝控制其封臣的主要因素。他可能没有特别令人钟爱的性格，但他似乎拥有强烈的领袖魅力吸引人至他身边。然而，依赖效忠个人作为控制手段不是很成功，它不具一贯性，难以制度化，且随岁月褪色。
一方面因为他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因为他生性多疑，赖朝对其权力可能受到挑战的任何微小暗示都十分警觉。这使得他甚至对亲友都会怀疑，并因此对他们采取决定性行动。他对待同父异母的弟弟义经的方式是个好例子。赖朝嫉妒义经的名气与英勇，因此怀疑他谋反，竟派刺客谋杀他。最后，在亡命四年后，1189年，义经被赖朝的武士包围，他和妻儿一起自杀。他之后在日本文学与传奇之中成为悲剧英雄。
那些追杀义经的人不久之后也被赖朝杀害。更多赖朝的亲人与伙伴也被视为潜在威胁而被铲除。
赖朝铲除亲人可能并不符合其家庭的最佳利益。1199年当他从马背摔下致死时（不是在战斗中，但情况有点儿可疑），源家没有真正适合的继承人。他留下两个儿子，赖家（1182～1204）与实朝（1192～1219），两人名义上都成为将军。然而，在赖朝死后的谋杀与阴谋的混乱形势中，两人都不够强大、不够成熟而无法实行真正的控制。
对家族中较为敏锐的人而言，没有任何犹豫或摇摆的空间。赖家与实朝都被家人控制且最后都被谋杀。在许多阴谋背后是他们的母亲，赖朝遗孀北条政子（1157～1225）。她实际上控制政府，后来被人称为“尼将军”（意指在赖朝死后她曾宣誓当尼姑）。
政子使用的一个手段是将军摄政制度。此制度使得将军职位成为名义上的职位，容易受操纵的朝廷贵族通常被任命为将军，而北条行使真正的控制。
1221年，太上皇后鸟羽（1180～1239，1183～1198在位）挑战北条将军摄政失败后，北条的势力变得更加巩固。后鸟羽在安德天皇死后继位时只是幼童，但他记得当时的源平之战，并且长久以来反对源氏与北条氏。他挑战将军失败后，将军派遣一位管领驻在首都监督朝廷。后鸟羽被放逐至偏远的隐岐岛（位于今日岛根县外海），后来也死在那儿。他是日本史上的另一位著名的悲剧人物。
虽然明显地国内多事，北条时期最重要事件的其中两件源自国外。这是1274年与1281年的两度元寇来袭。这些外国威胁可能协助了北条在全国保持权力，因为在元寇来袭前后的全国警戒时期，它们创造了一种紧急状态，使国内异议沉寂了约30年。
当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15～1294）在1260年即大蒙古皇帝位时，蒙古帝国已经涵盖朝鲜、华北以及欧亚大陆的大片地域。忽必烈的下一个主要目标是宋军根据地华南。然而，他也把注意力转向日本。1268年，他派使者送信给“日本国王”，声称假如日本不承认蒙古宗主地位并朝贡，将派兵攻打日本。日本当局——朝廷与幕府对这封信与后来的信函都一概不加理会，但将军把预期敌人可能登陆的九州西北海岸置于军事警戒状态下。
第一次攻击在1274年11月来临。正如预料，敌人企图在九州西北部海岸登陆。忽必烈从朝鲜派遣约900艘船只，载运约4万兵员。他们在博多登陆，而入侵者立即迫使日本守军向内陆撤退。然而，那晚蒙古军没向前挺进，反而回到船上。不久后台风来袭，船只受到严重损害，船上许多人丧命。入侵者撤回朝鲜，兵员损失1/3。
日本人对自己的武器与骑兵战术的劣势感到震惊，并为敌人可能再度来袭加强准备。
在骑兵战术方面，日本人没多少甚至没有经验，因为他们的骑士跟敌人打斗时，通常一对一，而非群体对群体。武器的事使我联想到日本史上一件有趣但被忽视的问题。同时代的卷轴画明白地显示，蒙古兵配备原始的大炮。然而，我一直未能找到何以日本人不企图制造自己的大炮的任何解释。大多数历史书仅单纯地叙述火器在16世纪中期首次被葡萄牙人带到日本。日本人在葡萄牙人带火器来日本后立即加以仿制，而在元寇第一次来袭后，他们预期元寇会再度来袭，我想不通何以日本人似乎并未尝试仿制蒙古兵的火器。
1281年6月的蒙古入侵军规模大得多，这次也是在博多登陆，不下4400艘战船与兵员14万人。至此阶段，忽必烈已经在1279年对宋作战中胜出，成为中国一个新朝代的创立人。他也尝到他在1275年与1279年两度派去日本的使臣被砍头的屈辱。这次他是认真的。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三节 武士国家：镰仓时代(2)
但蒙古军虽然规模大，他们遭遇顽强抵抗，无法获得真正的据点。几星期后援军从华南抵达，但正当入侵者准备大举联合攻击时，突然刮起台风，摧毁了他们的大部分战船。他们再度被迫撤退，这次损失的兵员超过半数。
蒙古军的两次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顽强抵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依赖最近征服的汉人兵与朝鲜兵，这些兵没有为蒙古作战的热情。然而，两次台风也对结果有不可否认的重大影响。这台风被称为“神风”（kamikaze），反映出日本人的一种信仰：日本是神国且受到神的保护。“神风”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用来形容那些牺牲生命保护国家的自杀飞行员。
忽必烈没有放弃入侵日本的意图，后来策划了许多攻击计划，每次他都因帝国其他地域不稳而转移注意力。日本人知道他的意图，且维持警戒状态直至他在1294年死去，之后蒙古人对日本的兴趣似乎消退了。
日本的胜利起因于他们的顽强抵抗、敌人的拙劣组织与低落士气，再加上好运。这说法无疑也适用于古今中外大多数的战争胜利，但日本特别好运。
外敌的威胁可能有助于防止内乱，但也助长对北条幕府日益高升的不满。国防与长期军事警戒状态的经费很高，严重耗尽幕府的财源。幕府无法履约支付奖金给武士家族，甚至付不起武士对国防所做贡献的基本补偿金。对于那些感觉不是北条而是他们自己才是打胜仗者的家族，这是特别难堪的。而北条决定在九州设置将军代表并集中更多职位于自己手中，这些举动更进一步引发不满。
尽管幕府与许多武士家族有财政问题，全国经济形势在这时期整体来说改善了，部分原因是在地头—守护体制下社会相当和平与稳定。庄园变得较有生产力，虽然它们仍然不是很有效率。批发食米及其他货品的海上商人因生产力的增加而更昌盛。同业工会也变得较强大。
佛教新宗派的出现是镰仓时代庶民生活的特色，与通常隐秘且局限于统治阶级圈子流传的平安时代佛教相反，这些新宗派的最大特色是诉求一般民众。法然（1133～1212）创立的净土宗，相信信徒可依靠念阿弥陀佛而得救。法然弟子亲鸾（1173～1263）创立的净土真宗，将此简化成只要诚心念阿弥陀佛一次就可得救。日莲（1222～1282）提倡的宗派也同样单纯，但重点放在《法华经》而非阿弥陀佛上面。
然而，并非镰仓时代建立的所有新宗派都以一般民众作为诉求对象。强调简朴与自律的禅宗，对当时的武士较有吸引力。禅宗的某些成分当时在日本已存在几百年，但在僧侣荣西（1141～1215）两度前往中国求法后才特别扎根下来，并很快发展成为若干宗派。
异常专断的后醍醐天皇（1288～1339）对北条将军摄政的不满达到顶点。1318年即位后，他决心重建天皇直接统治。在这方面他受到后鸟羽天皇的启发。后鸟羽一百年前也显示过同样的决心，但没成功。
后醍醐两度尝试向幕府挑战，分别在1324年与1331年，但两次都失败了。跟他之前的后鸟羽一样，他被放逐到隐岐岛。然而，跟后鸟羽不同，后醍醐很快设法逃走，并成功地在本州西部集结了大量的支持者。
1333年，镰仓幕府派能干的武官足利尊氏（1305～1358）去处理这形势。尊氏是源氏家族的一个分支的年轻族长，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知道他与后醍醐拥有大量武力，因此他背叛幕府，宣布支持后醍醐，攻击幕府在京都的机构。在几周内，另一位源氏后代的强大的年轻武官新田义贞（1301～1338），也背叛幕府并摧毁幕府在镰仓的据点。
新时代即将来临。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四节 内战：室町时代
（1333～1568）
1333年，在足利尊氏与新田义贞的支持下，后醍醐返回京都。他希望重建天皇的直接统治。然而，这企图仅是昙花一现，因为他很快失去尊氏的支持。尊氏要后醍醐授将军头衔给他，后醍醐拒绝了，因为他想避免天皇的直接统治被将军、摄政或太上皇削弱。因此尊氏不理后醍醐的中央政府，在他返回镰仓敉平北条势力的短暂复兴后，他宁愿留在东部。
后醍醐认为尊氏蔑视他，因此立即派新田义贞（有时是尊氏的盟友，有时是他的对手）去教训尊氏。然而，尊氏击败义贞，义贞败逃。义贞后来在1338年被尊氏的一名盟友杀死。然后尊氏占领京都，迫使后醍醐逃至京都南方约100公里的吉野的茂密山林里。在京都，尊氏迅速安排皇室家族一个对立分支的成员光明（1322～1380，1336～1348在位）即位。两年后在1338年，光明天皇终于授予尊氏他觊觎已久的将军头衔。
无可否认，尊氏是一位机会主义者，随时准备临机应变转变结盟对象。但除了成功的程度外，在这方面他一点儿也不例外。今日的人们相信武士是绝对忠诚的。许多武士无疑地忠于主人，并为主人牺牲生命。然而，中世纪的武士转换效忠对象是很平常的事。14世纪中期的战记文学《太平记》的部队数字显示，在发生于箱根对抗尊氏的一场战役中，新田义贞的7万兵员减少至仅仅100人，尽管他的兵力在数目上比尊氏的6万人多。即使这数字有被歪曲的成分，也只能以大量武士变节投敌来解释。
这明显地显示效忠个人的限度，们是否是世袭家臣。
实际的效忠程度由武士的地位以及他们与主人的关系决定，比如他而且，日文中的“忠诚”一词在那个时代似乎更具有专业服务的感觉，而非无条件的顺从之意。
且再次是务实胜过原则。实际与流传的武士形象形成强烈对比。而典型的中世纪武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军人也形成强烈对比，后者比起武士似乎更愿意战斗至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军人有几分误认为武士都是这样为主人牺牲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日本军人对天皇的狂热效忠反映出下列事实：近代以来日本领导者对教化价值的重新学习——在中古世界狂热效忠没那么明显，恐惧与自利似乎才是决定行为的较大因素。
《太平记》不仅告诉我们有关武士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战争中的中古农民的生活。本书显示，农民被征战中的部队抓去服劳役，或者他们的物品被强制拿走充当军事用途。农民无缘无故被不守纪律的武士杀死。武士们争夺战利品，或抢劫败逃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是机会主义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醍醐逃离京都去吉野。在此他设立一个流亡朝廷，因此现在同时有两位“天皇”。南北朝持续至1392年北朝（京都）与南朝（吉野）“和解”时为止。较正确地说，第三任足利将军——尊氏的孙子足利义满（1358～1408，1369～1395统治）答应南朝的人可以跟北朝的人轮流继位。但义满将不会遵守其承诺，而南朝家系不久将断绝。
跟之前的源氏与北条氏不同，尊氏较喜欢在京都建立幕府，而幕府被设在该市的室町区域。行政上，他使用许多现有的结构，诸如“守护”与“地头”。
然而，他与守护的关系问题重重，因为他既没有土地分封作为奖赏，也没有源赖朝的领袖魅力。这样一来，他既不能收买也不能驾驭他们，使他们效忠。有些守护跟尊氏一样强大。尊氏与他的大多数继承人也是差劲儿的领导人，没有获致多少真正的控制。争端很多，甚至于在幕府内部本身也是这样。在一场这样的争端中，尊氏派人谋杀他的亲弟弟直义（1306～1352），在铲除敌人方面继续“家庭第一”的传统。
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幕府的实际权力随着岁月持续衰退。强大的“守护”家族，诸如时常占据管领职位（将军在京都的代表）的细川氏，对幕府有强大影响力。山名氏守护家族控制当时66国（地方单位）中的至少11国。
义满可能是一大例外，他不是弱势将军。他不仅“重新统一”两个朝廷，也企图抑制守护的权力，他使用的手段是利用古代大和国家授朝廷官职给许多守护的方法，迫使守护必须居住在京都，因此他能监视他们。为了加强他自己的个人权力，他创立“太政大臣”职位，他本人在1395年把将军职位让给他的9岁儿子义持后当起太政大臣。然后，他模仿古代太上皇的宫殿的豪华风格，耗巨资在京都兴建举世闻名的金阁寺。
另一个有趣的举动是他向中国明朝皇帝朝贡。在1403年致明朝的国书中，他自称“日本国王臣源道义”。这样的自称可能对日本主权造成了伤害，但也建立起幕府不经由本国朝廷直接跟外国打交道的基础。
然而，义满在1408年死后，幕府权力衰退尤为明显。将军的命令常被忽视，且在某些情况中甚至被本身弱势的朝廷有效地否决。例如，1443年幕府禁止某剧团在新年元旦表演，但朝廷许可表演，该剧团也依据朝廷的许可进行表演。
地方守护家族继续扩大势力，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大名（诸侯）的前驱。当守护势力扩大之际，理论上属于不在地主朝廷贵族的庄园实际上被瓜分。庄园收入不再被支付给不在地主。然而，农民仍然付税。事实上，税负加重导致叛乱频繁，尽管农业生产因为工具、肥料和稻米品种的改善而有所提高。
在不受幕府权力拘束的情况下，地方守护家族有时结盟，有时对抗。应仁之乱（1467～1477）使京都大片地区为之荒芜，并暴露出幕府平乱无能。在其后一百年的战国时代，内乱频繁。
在这武士统治的时代，禅宗继续对武士发挥吸引力。禅宗的理想，诸如简朴、克制、纪律及冥想跟全国的失序与混乱形成强烈对比。它是一个诸如寂静（侘び，wabi）、枯萎（枯れ，kare，字面意义是“枯萎”或“干燥”，但有“严厉”、“未装饰的”、“自然的”等含义）、古雅（寂び，sabi）、幽玄（yugen）等唯美理想的时代，这些理想仍是今日日本文化的特色。这些理想之中有许多，尤其克制与幽玄，也是本时期发展的能剧的著名特色。能剧常以悲剧性的武斗作为题材，且常带有来世报应的主题。
与能剧的来世性质平行的是若干隐士诗人与作家逃避现实世界。他们表现出一种比起较早时代的诗人西行甚至更深刻的厌世观。例如，佛僧绝海中津（1336～1405）写道：
闭门千峰顶
往返惟雀云
终日看群山
清风满竹牖
夜餐有松花
僧衣染栗色
红尘宁有梦
唤我出山阿？
在一本葬礼登记簿上发现的一首匿名诗（写成于战国时代公元1500年左右）是全国性内乱的暗喻：
有一雀
单体
双喙
互啄
至死
在战国时代的特别动乱时期，西洋人首次在日本出现。1543年9月，一艘前往宁波途中的明代中国平底帆船被风吹至日本九州南部外海种子岛海岸上。船上有中国船员与三名葡萄牙商人。他们带来的火器比几世纪前的蒙古人的火器更精密，不久，若干日本诸侯武士采纳并制造这些武器。他们也最先带来天主教，天主教后来在1549年被耶稣会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Javier，1506～1552，死后被天主教会封为圣徒）较有系统地引进日本。
这些最早来日的欧洲人看到一个被内战摧残的国家，有效的中央政府不存在，而武士诸侯只知用武力或背叛手段尽可能并吞邻近的封土。这是一个亟需统一的国家。
《日本小史》第二部分 第五节 国家再统一：安土桃山时代(1)
（1568~1600）
分裂的国家是容易征服的国家，但幸运的是当时的欧洲列强似乎没兴趣征服日本。的确，哥伦布航海探险是为了获取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中的中国与日本的财富，但他在探险途中因发现新大陆而转移注意力。这新大陆有它自己的财富。此外，新大陆比土地狭小且住满凶恶武士的日本容易征服与开发。
而且，无论如何，日本不久将被统一。这主要是连续三位武人的累积的成就：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6～1598）以及德川家康（1542～1616）。他们各有自己的方法，反映出他们的个性。日本有一个有名的谚语说：假如鸣禽不唱歌，信长将把它杀了，秀吉会说服它唱歌，而家康则耐心等它唱歌。
信长是尾张国（今日爱知县的一部分）大名（诸侯）。他是机敏的战术家，通过若干次对抗大名的胜利，他从相当低微的地位爬升至掌握大权。他最重要的胜利之一是1560年在桶狭间之战（靠近名古屋）中战胜今川义元（1519～1560）的部队，当时义元的兵力远比信长的多，但信长的部队成功地包围了义元的部队。
1568年，将军职位名义上仍由足利家不同分支的成员所占据，当时几个人争夺将军职位，支持足利义昭（1537～1597）的信长成功地占领京都。义昭顺利地接任将军。然而，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信长是真正的掌权者。他甚至公开指令并训诫义昭。然后，仅仅五年后，在1573年，信长因为义昭和织田家族的传统敌人武田家族结盟而将他赶出京都。
义昭继续保有将军头衔直至1588年，但他被逐出首都后，如今已几乎无意义的足利幕府实际上也算结束了。
信长是一个异于常人的人。他是典型的军阀，在残忍与自利方面无与伦比。他谋杀自己的亲人（诸如在1557年谋杀其弟信行），但那并不特别。特别的是，他活活烧死已经被击败的敌军2万人，包括屠杀时刚好被逮捕的所有平民。他特别嗜好屠杀和尚，因为过去约一百年中佛教徒煽动的叛乱，他视和尚为麻烦人物与潜在威胁。佛教徒是潜在威胁，但没强大到值得他跟他们和解。他宁愿试图消灭他们。1571年他摧毁比叡山（位于京都）天台宗延历寺时，多达1万人被包围并被屠杀，不仅包括僧侣，也包括妇孺。1580年他攻陷净土真宗据点大阪石山本愿寺时，也有许多人伤亡。
当时的欧洲人访客不仅对信长的残忍无情，也对他的极端自我大为吃惊。他甚至建立一座庙宇让人来拜他，并规定他的生日为国家假日。他相信他的绝对霸权，这可能是他不借着将军或类似的头衔寻求合法化的理由，因为这将使他在理论上比授予将军头衔给他的人处于下属地位（信长在1577年确曾接受朝廷授予的高职位，但在几个月后就辞去了）。当然，他轻蔑地拒绝合法性在日本史上是不寻常的。
然而，毁坏之中有建设。他把征服的土地授予他的封臣并展开土地重新分配政策，这政策将由他的继承人继续发展。1575年6月，他在长筱之战中率领3000名毛瑟步枪（musket）兵协助击败武田胜赖（1546～1582）。这是日本人在战争中首次大量使用火器，并显示信长机敏地实现了欧洲人带来的武器的潜能。
1549年，在葡萄牙人引进火器仅六年后，当时是少年统帅的信长购买了500支火绳枪给他的士兵用。然而，有几年之久，火绳枪在战场上的有效使用受到诸如装子弹与射击等毛病的妨碍。若干大名，诸如种子岛时尧（1528～1579）与武田胜赖之父武田信玄（1521～1573），也同样爱用火器，但信长似乎是火器的最有效使用者。黑泽明的著名电影《影武者》描写的就是这场战役。
使用火器将形成趋势。早在1571年，他下令调查他控制下的农地（检地），此举让人想起一千年前的大化革新。1576年，他没收农民持有的武器，同年他统一度量衡，这些举动也让人想起大化革新。同一年，他在京都东方的琵琶湖岸的安土地方建造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