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命令可以让当下的学前班消失，但有这样的市场，它一定会产生新的变种，以新的面目出现。就在北京市政府决定逐步取消学前班时，北京市有名的课外辅导机构“伟人学校”却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全日制学前班”的招生宣传，从他们提供的课程表来看，也是以文化课学习内容为主。该机构的市场运作很出色，他们总是能抓住家长的心。
启蒙教育可以让孩子成为人才，而不合适的“提前学习”只能让孩子变得平庸无才。反对“学前班”，实质上是反对不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学前教育。不让孩子上学前班，目的是想把良好的学前教育还给孩子。
和亲戚打了好长时间电话，终于使她相信不送孩子上学前班更好，我能感觉出她很满意，心情很好，这也让我很愉快。
就在我们结束谈话，刚放下电话之际，我又接到另一位亲戚打来的电话。
这位亲戚是来抱怨我的。
当初她也向我咨询过要不要让孩子上学前班的问题，我告诉她不用上，同时告诉她给孩子多买些书，要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现在她的孩子已上小学三年级了。据她说孩子写字不好，做作业粗心大意；整天光是喜欢看课外书。她言语间抱怨这是因为孩子没上学前班，没提前学会写字；说她家邻居的孩子上过学前班，打好了基础，字就写得比她的孩子好，学习就是比她的孩子强。
我详细地询问了她孩子的情况，以及她如何和孩子交流沟通的情况，心里基本上就清楚了。
家长一着急就会胡乱归因，就像一个人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却怪怨袜子的颜色穿得不对一样。很理解她的焦急，也愿意真心地帮助她，所以不得不批评她。
我说，孩子现在不爱学习，写作业不认真，这不是因为没上学前班，而是你从他上一年级开始，就过分重视写作业、考试这些事。你在这方面太紧张，总是那样严厉地批评他，弄得孩子精神负担特别重，产生逆反心理了。这一点你要改一改。
这位亲戚还是还是充满怨言地说，我觉得他就是没打好基础，对学习不上心，一天到晚光是喜欢看闲书，随手抓张报纸也能看半天。你原来给我讲过，爱看书的孩子作文写得好；可他不爱写作文，也不爱写日记，反正就是什么字都不爱写。
我说，孩子有这样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基础，本来应该喜欢写作文，会写作文，现在只是被你经常性的指责吓住了。而且你不理解阅读的价值，你说到孩子酷爱阅读时，口气里流露的居然是厌烦和无可奈何。事实上，孩子爱阅读，比上三个学前班都强，你真的应该为此庆幸。
亲戚说，他成绩不如人家上过学前班的孩子，这是个明摆的事实啊。
我问亲戚，你调查过吗，孩子班里有多少人上过学前班，有多少人没上；是否上过的一定比没上的学习成绩好？上过学前班而成绩落后的孩子是因为什么，没上学前班而学习优秀的孩子又是因为什么？
亲戚回答不上来了。
我说，成绩好坏是件比较复杂的事，不可能由于某个单一因素就导致结果怎样。孩子现在已三年级，我可以肯定，如果你的孩子上过学前班，而围绕着他的其它教育因素不变的话，他的情况也是现在的样子。所幸他现在还喜欢阅读，有这样的阅读基础，只要家长和教师不伤害他的自信，不阻挠他的阅读，他的优势会慢慢表现出来。
我进一步帮这位亲戚分析说，孩子现在的问题显然就是缺少学习兴趣和自信心的问题。所以改变他的状态只能从提高兴趣和自信心入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家长不要整天批评、唠叨和干涉孩子，而要欣赏和鼓励他。
这位亲戚听我这样说，终于说以后教育孩子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再那样简单粗暴了。但我能微微地听出她对自己和孩子的不自信。考虑到家长教育方式的改善全部是从具体事情和细节处做起，我一再叮嘱这位亲戚说，遇到具体问题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商量。我想这是能帮助她的最直接的办法了。
我是很愿意给别的家长一些建议，不过，很多东西，那是必须家长自己去悟的。比如这要不要上学前班的事。
特别提示
课桌限制了儿童的自由，封闭性的学习内容束缚了儿童的想象，教学方式违反了儿童天性，无聊的作业消磨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它是一种功利性的、奴役性的学习，它使儿童远离智慧训练，走到“智慧训练”的反面，是反智慧教育的行为。它充其量可以叫做“提前学习”，不能称为“启蒙教育”。
认为学前班“好歹能学点东西”。这种想法包含着当前教育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理念性的错误，就是蔑视儿童的玩耍权。把玩耍当作无价值的，认为玩耍可多可少，可有可无的，认为“学知识”是有价值的，学总比不学好。持这种思想的家长不知道，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智力成长不是在书桌前进行，而是在游戏中进行。
启蒙教育可以让孩子成为人才，而不合适的“提前学习”只能让孩子变得平庸无才。反对“学前班”，实质上是反对不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学前教育。不让孩子上学前班，目的是想把良好的学前教育还给孩子。
3．暴力作业就是“教育事故”
暴力作业对儿童信心、意志、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极影响。它的坏作用，远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点热，多吃一个馒头有点撑那样简单。它能改变事情的整个状态，让孩子罹患一种“厌学”的慢性疾病，摧毁他们的上进心，吞噬他们的创造性，消磨他们的幸福感，其中的“暴力性”甚至能破坏他们的道德。
人们总认为，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是正确的，都是对学习有用的，孩子都应该认真完成。事实是，现在孩子们写了太多的无效作业。岂止是无效，简直是负效果。这些作业如此无聊，从它对儿童学习兴趣的破坏，对儿童智力发育的阻碍来看，已走到了学习的对立面，成为反学习的东西。我把这种作业称为“暴力作业”。
暴力作业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数量大。
请看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很普通的一次语文作业。5个生字加拼音，每个字写20遍，A、B本各写一遍，合计下来，共写200个拼音、200个汉字。此外还有三个造句。如果头一天生字本上有一个错别字，还要把那个错别字再写三行，也就是错一个字就再加30个拼音、30个汉字，前一天错两个，就要多写60个拼音、60个汉字——这仅仅是语文作业。数学、英语作业也不会少，数量上绝不逊色。想想孩子一晚上要写多长时间吧，他刚上一年级啊。
第二种是惩罚性。
我看过一个初二学生的语文达标考试卷，上面有一些错，当天的语文作业是把卷面上所有的错误都改正，每个改正答案都写20遍。比如一个字没写对，把这个字重写20遍，这还好，如果一条成语解释错了，就要把这条成语抄20遍。假如一段默写有两句以上的话没完全写对，或有五个以上错别字，就算全错，就要把这段文字写20遍。
成绩好的同学和成绩差的同学的作业量，其差异是巨大的。显然，老师的用意主要在于让学生知道，考不好，没有好果子吃。
第三是恶意评价。
圆圆初中时，她的一位英语老师，每次单词测验时，只要学生写错一个单词，就给打“零”分。圆圆也没少得零分。老师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孩子们知道，不想得零分就只能争取得100分。可这难道不是一个偏执狂的思维方式吗？它更像一个心术不正的人耍的小聪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当教师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怀有好意的基础上时，评分才能成为促进学生进行积极的脑力劳动的刺激物。” 这种恶意评价，只能导致学生们在测验中更不认真。学生们发现，这样的测试，写错一个单词和只写对一个单词得的分数一样，大家也就不在乎对了几个或错了几个了。
暴力作业这三方面往往是相随的，犹如贪婪、自私和嫉妒往往相随一样。它不仅给孩子当下的生活带来痛苦，它更破坏着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和意志力，对他们一生的学习情感、学习态度形成消极影响。
每个孩子在刚入学时都对学校生活充满向往，对学习充满好奇与渴望，你看他们刚入学最初接触到“作业”这个东西时，是那样兴奋和自豪，大人想不让他们写都不可能。可是，很快，他们就厌倦了。有些字早就会写了，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写，既没有时间玩耍，也不能早早上床睡觉。写得再认真，也总是会有写错的地方，一错了就被老师罚写更多，一个字甚至要写上100遍……“学习”这个东西，好像处处和自己作对。他小小的心开始对学习产生怨恨了，他开始讨厌学习了。
厌倦是学习中遇到的最凶恶可怕的敌人，暴力作业则是把这样的敌人运送到孩子心中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个令人痛心的教育事实是，有多少教师娴熟地运用着这样的“交通工具”，他们以为把知识运进了孩子心中，不知道车上装的，已变成了“敌人”。而这时更有不少家长在旁边帮忙，强迫孩子接受这些暴力作业，加速着孩子对学习的厌倦。
有两个直接原因，使一些教师和家长偏爱暴力作业。
一是他们头脑中有一套逻辑，在这里我不客气地称之为“笨蛋逻辑”——认为多写多记就能多学到知识。他们认为一个字写20遍就比写2遍好，一道题做5次就比做1次好。这真是把学习这件复杂的智力活动，完全等同于老婆婆的铁棒磨针了。他们不知道，大脑认知是个奇妙的过程，有它自身的规律，其中感情的参与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写作业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合适才好。我们一定有过那样的体验，一个字写3遍还认识，写到30遍时可能感觉越写越不像，写到100遍就几乎不认识了。
那些怀揣着一套笨蛋逻辑的老师和家长，都是把功力用在那些可量化的、表皮化的方面。他们不懂得用种种方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只是用繁重的作业把孩子的肢体固定在板凳上，固定在书桌前；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孩子的内心会起一种化学变化，会生成一种叫“厌学”的物质。
第二个原因是教师的急功近利。
我在北京某小学随机接触了几位语文教师。一位老师，她给学生布置写生字的作业时，总是让学生把一个完整的字先拆开了几部分写，比如语文的“语”字，先写一行“讠”，再写一行“五”，然后再写一行“口”，最后再合成一个“语”字，写两行。拼音也是拆成声母、韵母、调号三部分写，然后合起来写——就这一个字，总共写了9行。她这样做，确实在短时期内可以让学生记住了所写的那几个字，单元测验总能得不错的成绩，哄得家长们很高兴。而另一位老师，她在班里搞阅读活动，每天留很少的作业，让孩子们回家读课外书，学生在阅读中既提高了语文水平，又感到快乐。她的做法，无论对孩子们学习兴趣的保护，还是学习能力的提高，都有良好而久远的影响。
但因为学校统一出的考试卷都是只考课本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阅读老师”班里的孩子考试成绩就往往不如“拆字老师”的。除了学校排名带来的压力，还有来自家长的压力。
一些家长给“阅读老师”提的意见就是作业布置得太少，以及让学生回家看课外书浪费了时间。这位老师一直顶着压力这样做。她的学生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看不出什么，到了小学高年级，尤其是小升初的一些知识测试中，就明显超过了那些死学课本的学生。她说她自己对学生进行了一些跟踪调查，她所教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学习状态都比较好，几乎没有所谓的“问题学生”。而那“拆字老师”的学生的成绩事实上很虚幻，后续问题非常多，不少学生在小学高年级时就表现出厌学倾向，进入中学后，在学习成绩、学习品格乃至心理健康等方面都有不少问题。调查结果坚定了她这样做的信念。不过她也感叹，进入中学后，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学习兴趣的有无，谁能把它和小学老师挂上钩呢？人们只会说某个孩子越来越懂事了，或越来越不懂事了。人们只能想到，孩子上中学遇到好老师了，或遇到差老师了。
我也和那位“拆字老师”聊过，并非这位老师不知道她那样做的坏处。她说，反正我只教他们这几年，这两年他们成绩比别的班好就行，以后怎样，那不是我的事了。这位在教学上让学生饮鸩止渴的老师，她是学校的“名师”，家长们总是趋之若鹜地想尽各种办法，把孩子送进她的班里。大家看到的是，在她任教的时间里，班里语文考100分的人动不动就超过一半。
暴力作业产生的两个原因，反映的是我国当前教育上的两个宏观问题，一是教学评价的导向问题；二是教师的素质问题。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是解决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切入点。可现在种种责难却都把板子打在“高考”上，高考成了一切教育问题的罪魁祸首；而种种所谓“教改”，都只是剜新肉补旧疮，或者是头痛医脚——这是个很大的话题，在这里无法展开评说。
如果孩子遭遇到暴力作业，我们该如何做？这一点我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替孩子写作业》和《不写“暴力作业”》中谈了一些想法和做法。我想，最重要的是家长自己要对暴力作业有认识，你如果经常有意识，精心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那么对付暴力作业的办法自然会出来。
有时孩子遭受了暴力作业，却不去对家长说，不去求得家长的帮助，这还是要从家长身上找原因。
有个初一的孩子因为上课捣乱，被老师罚抄课文十篇，这个孩子真的就一晚上硬是把那十篇课文抄完了。孩子宁可接受“刑罚”，也不向家长说，这种情况应该和孩子对家长态度的预感有关。如果平时家长遇事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比较随意地批评孩子，对学校教学充满了盲目崇敬，那么孩子凭直觉就会认为和家长说了也白说，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挨训，雪上加霜。孩子承受了暴力作业，他一晚上抄完了十篇课文，第二天还是那样上学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损坏，什么也没缺少。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家长知道后还会窃喜，以为孩子多抄了课文就比别的孩子多学习了。他们没看见孩子受了内伤，甚至是终身无法痊愈的内伤。
暴力作业对儿童信心、意志、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极影响。它的坏作用，远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点热，多吃一个馒头有点撑那样简单。它能改变事情的整个状态，让孩子罹患一种“厌学”的慢性疾病，摧毁他们的上进心，吞噬他们的创造性，消磨他们的幸福感，其中的“暴力性”甚至能破坏他们的道德。所以它不是小事，是“教育事故”。
令人痛心的是，这种事故天天都在全国大面积发生着。只要和中小学生或他们的家长聊聊，就会发现“事故”不仅多，而且方式无奇不有，令人叹为观止。
多年来，儿童会不会遭遇暴力作业，全仰仗运气，看他各科遇到的是怎样的老师。只要不是各科老师都喜欢暴力作业，就已经是万幸了。
国家每年为教育科研拿出数字庞大的经费。师范院校、教育科研院所在不停地做课题，中小学现在也都在做“课题”，仿佛教育界上上下下都在专心研究问题。为什么这么具体这么迫在眉睫的事没有人去关注？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教育专家学者们喜欢高屋建瓴地宏论，在事关儿童每一天学习生活的问题上却总是缺席。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荣获全国特级教师称号。她说，以她这些年来的工作经验，孩子们写生字，每个字写三遍效果最好。这么一项简单而有效的经验——我认为这才叫“学术成果”——如果推广开，会让全国多少儿童减轻作业的痛苦，甚至从此变得爱学习啊。它仿佛简单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实际上却包含着一套非常完善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理论。比起那些和学校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以厚厚的书籍方式呈现出来、且总能端居庙堂之高的“教育研究成果”，这位特级教师的经验如此朴素，却如此有价值。可惜的是，成果得不到推广，受益的人太少了。
再说教育行政部门，总是用“行政思想”来自上而下地管理学校，很少考虑用“教育科学理念”来细致入微地服务于学校。这使得一些教育行政手段不仅无效，而且成为师生们新的负担。
2007年从报纸上看到某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个小学生“减负”方案，要求小学生的书包不能超过六斤。给各学校下达规定后，并派员到各学校抽查监督。这导致学生们只好化整为零，先背个四斤的书包进去放下，再到校门口从妈妈手中接过一个五斤的书包背进去。联想到这么多年教育行政部门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只能说这一次又是一些官僚们脑子进水了。这个“减负方案”不管它用去多长时间出台，酝酿过程都没超越“拍脑门”的时间和水平。
“减轻学生书包重量”其实多半是个比喻性说法，“书包”在这里只是学业的一个象征。书包的实际重量和学生学业负担的轻重，有一些表层联系，但并不对等。“减负”应该用思想和理念去做，怎么可能用秤去做？“如果教师只考虑怎样迫使学生用更多的时间坐在那里抠教科书，怎样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别的一切活动中都吸引过来，那么负担过重的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句话，已告诉我们学生负担过重的来源和解决方案，为什么不从这里去思考呢。
杜绝不同程度的暴力作业，才是最重要的减负行为。把暴力作业上升到“事故”的高度，可以让人看到它的破坏力，引起人们的警醒。
国家为杜绝各行各业的生产事故，不停地制定和出台相应的管理标准和管理办法。煤矿发生事故不允许瞒报，而且要追究相关人责任人的责任。但全国每天发生多少暴力作业事故，却以一种常态合理地存在着。
有谁来揭露这件事，有多少人听到了千百万儿童的呻吟？说得轻一些，它永久性地破坏了许多孩子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说得重一些，它在蛀蚀和扭曲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什么时候能为孩子们出台这样一套科学的“办法”，让他们免受暴力作业之害呢？！
特别提示：
用繁重的作业把孩子的肢体固定在板凳上，固定在书桌前。这样做的后果是孩子的内心会起一种化学变化，会生成一种叫“厌学”的物质。
好家长和好教师最要注意的是避免孩子遇到“厌倦”这个敌人，所以他们倾尽全力做的，就是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
最重要的是家长自己要对暴力作业有认识，你如果经常有意识，精心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那么对付暴力作业的办法自然会出来。
4．不是电脑游戏的错
一个孩子如果长期钻在游戏里不肯出来，以至于成为一种病态，那是因为游戏外的世界让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个孩子如果因为电脑游戏耽误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也会有别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坚信使人堕落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心灵的空虚，或某些素质的缺失。那些在游戏中堕落的人，即使没有电脑游戏，也会有另外的什么东西使他不可自拔。
圆圆10岁上初一时开始玩电脑游戏，经常玩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每到周末，总是一玩就四五个小时，到寒暑假，能一口气玩七八个小时。那两年，她买的杂志基本上都是电脑游戏方面的，和同学朋友们电话聊天，也经常是关于电脑游戏的内容。
她玩电脑游戏是在我的怂恿下开始的。
圆圆在烟台上小学时，同学们都还没开始玩电脑游戏，也可能因为当时同学家有电脑的还不多，也许是因为他们当时还太小。她知道这回事，但并没有真正感兴趣。到北京上中学后，电脑游戏好像一下子在中小学生中开始流行了。她一方面从同学那里知道电脑游戏很有趣，另一方面又从媒体、其他家长、学校那里听到太多的对电脑游戏的批评。她可能有所顾虑，有矛盾，就一直没主动提出要玩。到初一第二学期，我问她是不是班里有同学在玩电脑游戏，告诉她想玩你也可以玩。她有些意外，但马上就非常快乐地接受了，立即就出去买了游戏盘回来。
我的考虑是，既然电脑游戏能让孩子们那么着迷上瘾，其中一定包含着巨大的乐趣。孩子总应该玩点什么，我要让我的孩子快乐，在她的每个成长阶段获得那个阶段应有的快乐。因为现在的孩子们缺少玩伴，在玩耍方面太单调贫乏，如果没有一件有趣的事让他去做，那他多半是要在电视机前消磨时间了。我宁可让圆圆在游戏中浪费时间，也不愿她经常呆在电视机前。适合她看的电视节目太少，电视又完全是被动接受，经常看会使人大脑迟钝；游戏却是主动参与，玩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智力投入；而且游戏可以让她熟悉电脑。再一个考虑是，她的同龄人如果都在玩，她不玩的话，就会缺少一个重要的交流话题。
至于她会不会上瘾，我不是没有担心，但不想因噎废食。总的来说我有信心，这种信心来源于我对游戏的认识和对自己孩子的了解。
电脑游戏也就是个游戏，并不是毒品，它和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并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这个游戏更有趣更复杂。想一想，儿童对哪一种游戏不上瘾呢?我们小时候一伙儿孩子玩打仗或捉迷藏，经常玩得忘了回家吃饭，忘了睡觉，直到大人找来，强行把我们拉回去。当时我们也总是不愿意散去，甚至得挨顿揍才肯回去。而现在的孩子没办法在楼下找到那么多小伙伴，只能在电脑上和虚拟对象玩耍。他们也会常常玩得忘记了时间，总觉得没玩够。这两种“玩耍”没什么区别。
对游戏有浓厚的兴趣和病态的“成瘾”，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我相信绝大多数只是前者，只有少数的孩子会发展到后一种状态。据说姚明也喜欢玩电脑游戏，另外还有一些事业及学业上很有建树的年轻人也喜欢玩游戏。所以并不是电脑游戏本身有问题，而是孩子缺少自控力，使事情变得糟糕。这是家长首先要确立的一个观念。
游戏上瘾其实反映的是游戏之外孩子的另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如果长期钻在游戏里不肯出来，以至于成为一种病态，那是因为游戏外的世界让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个孩子如果因为电脑游戏耽误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也会有别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坚信使人堕落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心灵的空虚，或某些素质的缺失。那些在游戏中堕落的人，即使没有电脑游戏，也会有另外的什么东西使他不可自拔。
事实上，电脑游戏已成为当代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无论家长喜不喜欢，他们最终都是要玩的，所以，在要不要让孩子玩电脑游戏的问题上，家长已基本上不需要决策了。大势所趋，挡是挡不住的。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孩子既能玩游戏又懂得自我约束，怎样才能娱乐、成长两不耽误？
真是“万事开头难”。圆圆开始玩游戏后，也像别的孩子一样，非常痴迷。课外书几乎没时间读了，到了练二胡的时间也不想下机，硬拖着；叫她吃饭，直等到我和她爸爸吃完，饭都凉了还不过来。她这些表现让我也着急，说过几次，但发现没用后，我告诉她应该安排好时间，把该做的事做了，以后就不再说了。有几次她过来吃饭，我们已吃完，饭桌也收拾了，告诉她剩饭在厨房，想吃自己热去吧。说这话时和颜悦色，毫无责怪的意思。
心里越着急越不能拉下脸来教训她，越要和她站在一边，绝不站到她的对立面。我经常用愉快的口气问她一些关于游戏的事，真诚地分享她玩游戏的快乐;过圣诞节还送她新的游戏盘。我知道干涉只能激化她玩游戏的无度，她需要的是自己学会控制。所以我有足够的耐心让她自己在各种各样的时间分配中，体会各种各样的感觉。
因为她平时住校，只是周末回家练两天二胡。第一天她写完作业就玩游戏，玩得忘乎所以，忘了练二胡，就说要第二天多练一会儿。第二天不得不关机时才想起来，二胡又忘了练了，那就只好等下周练吧。这时她是有愧疚之情的一一这其实就是一个孩子自我调整的开始。第二周果然记着练了，但时间很短，结果到老师家上课时，拉得很糟，从老师家出来她很沮丧，说看来得好好练呢。我并不责怪她，只是附和她的话说，好好练练吧。
再接下来，她基本上就能像以前一样安排练琴时间了。为了保证游戏时间，她更注意做事的效率。当然也有反复的时候，偶尔一两天会安排得很糟，但我始终没和她形成冲突，有时会和她心平气和地谈一下这件事，提出我的希望。
刚开始玩电脑游戏，对她学习成绩有一些影响，但我坚信，孩子应该玩；坚信孩子自己心里清楚学习和玩哪个轻哪个重，只要我不胡乱干涉，不唠叨，她一定会慢慢调整自己。况且，又不是马上要高考，她成绩高一些低一些有什么了不得呢。只要不让游戏和学习冲突，不败坏她学习的胃口，我相信她在该学习的时候一定懂得用心去学。
圆圆一年多玩下来，对游戏兴趣依旧，但逐渐学会了自我掌控，把该做的事都做了，而且效率高了——我认为，这是她游戏中真正的收获，比单单考出好成绩还重要。
圆圆初中时一直玩单机游戏，没玩网络游戏。上初三后，学习一下紧张起来。她在初三的某一天，把所有游戏盘都装到一个纸箱子里，说在中考前不再玩了。我没说什么，尽管这一举动是我早已盼望的，但我没流露激动，也没夸奖她，只是表示出赞同，帮她一起高高兴兴地用胶带把箱子封好，放到床下。
中考结束后，她本来计划要做好多事：读小说，练字，练琴。但游戏箱子再度被打开后，她又把最多的时间投入到玩游戏上，结果原定计划基本没实现。
尽管我看她这样“浪费”时间有些遗憾，也没说什么。我想中考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接下来又是更加紧张的高中生活，所以这个假期就让她尽情地玩吧，我为什么非得要求我的孩子在假期也要学习呢。
只是到假期结束时，我和她谈了一次话，回顾了一下假期初期的计划，问她是不是感觉玩游戏太浪费时间了，会把一个人的计划完全破坏掉。我又和她分析，时间就那么多，做了这事就不能做那事。而接下来的高中三年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三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所以我们应该使用好这三年，这其实也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条件去玩。
圆圆一个假期下来，发现没按计划做事，心里也很失落，再说游戏瘾也解了不少，她这时就能理解家长的话，不和我顶牛。说上高中肯定学习特别忙，就要少玩。她确实说到做到，高中期间她又玩了几次，我们什么也没说。到高二时，她又把所有的游戏盘装进箱子里，说高考完了再玩吧。此后两年再没动一下游戏。
等到高考完了，她大部分时间是读书、看影碟、上网聊天、和同学出去玩。偶尔玩一下游戏，是和同学借来的新版游戏。那个纸箱再没打开，可能是那些游戏太旧或太小儿科了。现在她在大学里，除了紧张的学习，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不停地读课外书，生活很丰富也很忙碌，据说和同学上网聊天的时间也很少。偶尔也会玩玩游戏，但想把她长时间关在游戏里，她自己都不会答应。
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的孩子自觉，该不玩的时候就不玩了。我那个孩子，你要真这样放开了，他会什么都不干，永远都不想停下来。
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
这些家长的“放开”之所以没有效，第一个原因，是平时家长习惯在很多事情上去“管”孩子，单是玩游戏这一件事就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发生过多少冲突。那么你哪天突然放开了（其实多半是躲在旁边做侦探去了），他当然就要玩疯了。猫突然不在了，老鼠能不反天吗；警察都下岗了，小偷能不放肆吗。家长和孩子最好不要形成这种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的时间越长、越牢固，孩子的自觉性就越差。
第二个原因是家长缺少耐心，指望自己一改变，孩子也能立地成佛，几天就变好；如果孩子在一段时间内不改变，家长就受不了啦。坏毛病也是“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用一天养成的坏毛病可能需要三天来改正，何况他几年间养成的坏习惯，怎么可能你放开三天他就改了呢。
就如陶行知先生比喻的那样，有的人开始接受一个观念，知道鸟儿在大自然中会成长得更好，就弄些花草树枝放到鸟笼子里，以为这就是给鸟提供了自然环境。为什么不能打开笼门呢?家长要治理孩子的某个坏毛病，第一要有诚意，第二要有耐心。
还有一些家长，平时对孩子严加管束，不许他上网，一旦孩子考试成绩好或别的什么事做得好，家长一高兴，就以允许孩子上网或超时上网作为奖励一一家长们一方面痛恨网络游戏，另一方面又把上网作为“奖品”送给孩子。而能作为“奖品”的东西，它怎么会是个坏东西呢一一孩子们就这样被搞乱了，他们对游戏的兴趣被剌激得更浓了。
我常想，事情可不可以反过来做，把上网当作“任务”或“惩罚手段”，而不是当“奖品”安排给孩子，是否会取得更好的控制效果?比如，孩子特别喜欢玩游戏，那么家长在每次孩子做错了事的时候，就告诉他要惩罚他，上网去吧，必须连续玩够十小时，不够就惩罚再玩十小时，直到他累得求饶。这样，孩子慢慢觉得上网不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惩罚。反复多次，可能会让他对上网产生逆反心理。
网络游戏当下似乎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戒除网瘾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医院开展治疗“网瘾”的业务，让孩子们完全像病人一样住院，通过吃药打针来治疗。也有办“行走学校”或“训练营”的，其手段更是无奇不有一一这简直是头痛医脚，进铁匠铺买肉。
这些机构所宣传的“成功戒除”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毕竟游戏不是毒品，他们对这些孩子跟踪了多长时间，这些孩子后来到底怎样了？这些机构或产品让家长白花钱尚且是小事，严重的是不但于事无补，还给孩子们带来伤害。
2007年媒体曝光的四川 “大东方行走学校”，招生宣传中就说它能帮孩子戒除网瘾。可它哪里是个学校，简直就是座“黑砖窑”。工作人员素质低劣，“教育”行为令人发指；他们的“教官”随意打骂污辱学生，把学校变成集中营，最终导致学生跳楼自杀。它不但给孩子们带来肉体伤害，更造成深重的精神伤害。这件事与媒体当时曝出的“黑砖窑事件”性质完全相同，最后却不了了之，媒体上并未见到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这种忽略，可能由于这些受害人都是“问题少年”，他们不能像“黑砖窑事件”里那些可怜的窑工一样引起人们的同情。
有人把“黑砖窑事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没有人发现“大东方行走学校”之类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事件——家长的无知，“教员”的暴力，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仇恨，他们的心理被扭曲。从行走学校出来的孩子更变本加厉地沉浸在网络游戏中，还有的孩子口口声声要杀了那个“校长”——这才是定时炸弹，真是让人忧心忡忡。
家长绝不可轻信各种治疗网瘾的广告，所谓“网瘾”是个教育问题，不可能那么表面化地解决。
青少年沉洒于电脑游戏不能自拔的报道经常能看到。表面上看症结都在青少年自身及游戏上，可从每一篇报道的字里行间细看，都能看到或感觉到家庭教育的缺陷。许多家长采取的各种“积极行动”是多么地用心良苦，可情充满了反教育科学的意味——就是这些反教育科学的行为，不但让父母的努力无效果（最多取得暂时的、表面的效果），还让孩子越陷越深。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网瘾”问题，只能从家庭教育开始。需要家长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没有家长的改变，就不可能有孩子的改善。
一是家长要对网络游戏有正确的态度，坦然接受它只是孩子的一个游戏，是一种娱乐方式。不要让孩子在玩的时候有内疚感和负罪感，不要让你的态度激起孩子的逆反情绪。逆反情绪只能强化他玩的欲望。
二是让孩子有丰富的课外阅读。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任何放纵都与内心空虚及道德堕落有关。网络游戏只有在精神空虚的孩子那里，才变成鸦片。丰富的课外阅读会让孩子的精神世界丰富，更聪明更理性，形成更好的道德意识，它强大的力量会挤占阵地，不给游戏留下更多的空间。一个从小有阅读习惯的孩子，阅读对他来说也是魅力无穷的，会冲淡对游戏的兴趣。
三是让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这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的。绝大多数网络成瘾的孩子，他们家长的共同特点就是经常去“管”孩子，对孩子不断提出限制性要求。他们的目的也是想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就经常告诉孩子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单看家长给孩子提出的安排，确实是很好，很合理。家长正是由于相信他做出的安排会变成孩子自己的安排，所以不厌其烦地提醒孩子该做这事了，该做那事了。事实是，你把所有的“管理”都担负起来了，孩子哪里还有机会去学习自我管理呢。
四是在具体言行中多运用逆向思维，例如前面提到的，把上网作为“任务”或“惩罚手段”，而不是奖励手段来运用。这算是一个小技巧。
这几条很好理解。在具体操作中，家长们要注意和反思的是：
你的每句话、每个动作，对目的是成全的还是破坏的，在孩子内心强化的是哪一个效果。比如，你想让孩子多读课外书，就把孩子硬从电脑前拉开，塞给他一本书，告诉他要多读书少玩游戏。这样做其实更破坏了他读书的兴趣，强化了他对游戏的欲望。还有家长急于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就给孩子规定严格的作息时间，特别是严格的游戏时间，一旦孩子安排得不好，就批评他不善于管理自己。这样，就夺走了孩子学会自我管理的机会。如果只是为了“管住”孩子，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做起来也很简单;如果想要“教育”孩子，让他学会自我管理，则要家长动许多脑筋。
至于有些游戏充满暴力与色情，家长应尽量阻止未成年孩子玩这类游戏。同时要给孩子正面引导，让他选择那些内容健康的游戏。暴力与色情不是游戏的本质属性，如同有的书刊也充满色情与暴力，可这并不是书刊的本质属性。我们只是不允许孩子看内容低下的书，但不能因此不让他看书。
特别提示：
干涉只能激化孩子玩游戏的无度，孩子需要的是自己学会控制。家长要有足够的耐心让孩子自己在各种各样的时间分配中，体会各种各样的感觉。家长和孩子最好不要形成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的时间越长越牢固，孩子的自觉性就越差。
孩子考试成绩好或别的什么事做得好，家长一高兴，就以允许他上网或超时土网作为奖励一一一家长们一方面痛恨网络祷戏，另一方面又把上网作为“奖品”送给孩子。而能作为“奖品”的东西，它怎么会是个坏东西呢一一孩子们就这样被搞乱了，他们对游戏的兴趣被剌激得更浓了。
事情可不可以反过来做一一如果孩子特别喜欢玩游戏，那么家长在每次孩子做错了事的时候，就告诉他要惩罚他，上网去吧，必须连续玩够十小时，不够就惩罚再玩十小时，直到他累得求饶。这样，让他觉得上网不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惩罚。
5．“儿童多动症”是个谎言
近年来，“儿童多动症”似乎成了流行病。仅仅在我周围，就有不少孩子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这个病，其中一部分孩子开始服药治疗。
可是，我明明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孩子“症状”的出处——他们的家长或严厉或溺爱，教育方法都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给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压力。孩子身上的“症状”，几乎都是在反抗不得当的教育中被扭曲的表现。同时，我没见到哪个孩子仅靠吃药治好了“多动症”，相反，吃药后越来越像病人，“病情”越来越严重的孩子倒不少。
“儿童多动症”这个词越来越像根刺一样不时地刺痛着我，促使我去关注这个事情。
我前几年在一所小学接触过一个男孩。当时这个男孩上小学二年级，被认为患有严重的“多动症”。
男孩以前在另一所小学上学，从上一年级开始就表现出不安分。上课满教室乱跑，谁都管不住他，课堂经常被搅乱了，弄得老师无法上课。他总是无端地攻击同学，恶劣到把同学的头摁到小便池里，用蚊香烫同学。至于把同学抓伤就更多了。这遭到很多家长的抗议，原来的小学实在没办法，要求他转学。他上二年级时就被转到了现在的小学。
但转学后情况丝毫没变，新学校也没办法，只好让他的家人陪着他上学。他奶奶每天影子似地跟着，寸步不离。上课时和他同坐一个桌子，摁着不让他起来捣乱；下课了抓着他的双手在走廊里，不让他和别的同学玩，怕他伤害别的同学。这个孩子在学校很出名，连校长都发愁，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孩子是在教室走廊里，下课后同学们都活蹦乱跳，三三两两地玩。只有他，双手被奶奶紧紧地钳着，什么都不能干。看样子他时刻想挣脱，但又挣不开；眼睛看着别的同学，似渴望又无奈也有敌意，像个小囚徒。
他的班主任很肯定地认为这个孩子有多动症，告诉我说，他家人带他到医院的精神科看过，这是医生诊断出来的。医生要求他吃药，并说要至少服用三年。他吃了三个月，没有一点效果，而药又很贵，爷爷奶奶可能是出于经济上考虑，给他停药了。老两口只有一人有退休金。
和这个孩子以及他奶奶简单聊过几句后，不知为什么，直觉认为男孩应该是个正常孩子。后来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基本上肯定“病因”就在他的家庭教育上。
男孩父母是未婚同居，他出生后父母就分手了。男孩的妈妈是来自南方的一个打工妹，回了南方，从此杳无音信；他父亲不知在哪里混日子，行踪从不告诉家里，半年或一年回家打个照面，根本不管孩子。男孩的爷爷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当年对自己的儿子非打即骂，现在又用对待儿子的方法来“教育”孙子，尤其把对儿子的不满经常发泄到孙子身上。他的奶奶则是整天包办孩子的一切，又成功心切，恨不得把孙子培养成个人才，来弥补儿子给家庭带来的羞愧，所以整天要求男孩要这样那样，并不时地数落他。
在这样“野蛮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个小野人。看到男孩这么小，已像个坏蛋和囚犯似地活着，我非常心疼这个孩子，觉得如果不想办法改善，他将来只能有两个去处，监狱或神经病院。于是对他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心理矫治工作。
但我并不是直接给孩子做“思想工作”，而是从消灭“病根”做起，把主要功力放在改善他的生存环境上。
男孩的真正监护人和抚养人是他的爷爷、奶奶，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这两位老人。在初期，频繁地和他爷爷奶奶谈话，后来也定期和他们接触。我的工作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他们不打骂孩子，尊重孩子，不要给孩子压力。这一点要求看似简单，实则两位老人很难做到，他们已习惯了以前的教育方式。我就反复给他们讲，让他们明白粗暴的教育方式和孩子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规则的形式确定一些基本的行为原则。同时从细节上辅导他们如何和孩子相处，如何和孩子说话。
改变成人比改变孩子困难得多，但不改变成人，孩子就不可能改变。整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对他们情绪的把握，首先让他们接受我，对我没有情绪上的抵触，继而接受我的观点。两位老人慢慢开始信任我，再加上我不断的工作，终于促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教育方法和孩子的问题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逐渐改变教育观念，放弃了原来粗暴的方法，不再打骂孩子，孩子随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我还经常找孩子的班主任，尽量改变班主任对孩子的看法，让班主任相信他没有病，是个正常孩子。我和班主任一起想办法，通过让孩子为班里做点事来制造孩子的成就感，对他形成肯定与激励。当班主任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孩子时，班里的同学们也跟着改变了态度。
我也和这个孩子有几次交流，我和他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动画片和画画，因为他喜欢这两样事情；还互相讲故事讲笑话。我还邀请他和他奶奶到我家里玩，并把他给我画的画儿贴到我家墙上。他只要来到我这里，我就让他感到自己是个非常正常的孩子，让他在情绪上愉快而放松。这样，孩子和我相处几次后，不仅没有敌意，甚至产生了情感依赖。当我确信我和孩子间已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关系时，适时地向他提出了不许打人，上课不许下座位的要求。他接受我的意见时，丝毫没有勉强，他的眼睛里闪现着愉快和幸福的光泽。
我的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四个月后，男孩就不需要有人跟着上学了，他开始有了自我约束力，不再主动攻击别人。一年以后，男孩就再也不打架了。论打架能力他应该还很强，但他似乎有比别的孩子更强烈的避免冲突的意识。有两次别的同学打他，他居然能做到抱头蹲地上忍着。
我分析他的忍耐力可能来源于他非常珍惜自己“是个正常孩子，而不是有病儿童”这样的改变；即使偶尔挨打，也比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好。现在这个孩子马上要升入小学五年级，学习成绩中等，在纪律等其它方面都完全正常了。他的一双小手再也不需要被大人钳住，他获得了自由，真正有了同学和朋友。
这个患有严重“多动症”的孩子就这样痊愈了，这让我对“多动症”有了更多的疑惑。
2007年夏天，国内权威报纸之一《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记者赵新培的《多动症儿童，暑期就诊增三成》一文。文中引用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郑毅教授的话说“北京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的发病率已经高达4％—5％”。2007年10月7日，同一张报纸上又刊登一位叫朱珠的人写的《儿童多动症，告别红处方》，称“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龄儿童的多动症患病率为4.31%-5.83%”。按照这个比例算下来，估计全国共有患儿近2000万！我又从网上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资料显示近年世界各国都有儿童多动症的发病统计，一般从4－14％不等，例如美国的发病率为10－20%，个别国家甚至统计为40％——什么疾病的发病率能达到这么高呢，传染病也不至于此吧。这么大面积发作的全球性公共疾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这时我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德国自然科学家、最佳医药记者耶尔格·布勒希的《疾病发明者》；另一本是美国著名记者兰德尔·菲茨杰拉德的《百年谎言》，这两本书都用翔实的资料和和透彻的剖析，揭露了现代医药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陷阱”与“黑幕”。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儿童多动症”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无端地被制造和扩大化的“疾病”。
看完这两本书后，我又上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同时重新翻阅了美国著名教育家、神经病学博士蒙台梭利的教育论著，把所有的资料综合起来，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许不能绝对地说“儿童多动症”这个病不存在，因为它到目前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事；但就目前的诊断概念来说，它是不真实的。当下对该疾病的诊断如同把所有咳嗽几声的人都断定为肺癌患者一样毫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多动症”是个谎言。
一、从名称的变迁，看疾病的无中生有
现代医学的发展，使人们企图用医学解释一切需要改善和校治的现象。孩子“不乖”自古就令许多人头痛，于是这个问题进入了医生们的视野。
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1845年，法国精神科医生霍夫曼写了一本书《蓬头彼得》，描写了一个活动过度的儿童，这提醒人们对儿童躁动不安现象的关注。一个世纪后的1947年，有专家猜测少数儿童过度活动是由脑损伤引起的，故将该现象命名为“脑损伤综合症”。
由于这样定义不足以解释大脑从未受伤的孩子们好动的表现，脑损伤之说行不通，就有人提出这是“脑轻微损伤”的结果。可是，“脑轻微损伤”说在许多儿童的生理检查中根本找不到，在成长过程中也无迹可寻，这样命名也行不通。于是，就离开大脑，提出“行为功能障碍”——这个名称回避了病因不清的尴尬，只是以“表现”来命名。可这个名称由于概念太模糊，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禁止。
但儿童行为不乖已被医疗界认定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
1962年一个国际儿童神经科学工作会议决定在本病病因尚未搞清之前，暂时定名为“轻微脑功能失调”（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简称MBD）。1980年，美国公布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将此命名为“注意缺失障碍”（Attentional Deficit Disorder，简称ADD）。最后，在1987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发明出现在最广泛的名称“注意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1]
从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到，病症名称产生于猜测，又随着人们对猜测的怀疑而调整。逐渐由硬性特征过渡到模糊特征，由可察性过渡到不可察性。它不是由于深入研究探索而使事情向真相靠近，只是为了保留猜测的合理，让名称变得有更大的解释空间。
这种名称的演变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摆脱诊断学上的尴尬；第二成为普遍适用的病症。
由于疾病本身尚属猜测，如何诊断就成了问题。但现实是，很多孩子被言之凿凿地确诊为患了“注意缺陷多动症”（ADHD）。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病是怎样被诊断出来的。
二、诊断上的轻率与简陋
从资料来看，“多动症”检查基本上都是主观判断，很少有客观依据。有的医生也会做脑神经检查和生物指标化验，但这些对大多数体格无明显缺陷的儿童无意义，且各项生化指标与病症的形成关系也属于猜测，不具有切实的临床诊断意义。
我问了几个被诊断为有多动症儿童的家长，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接受的诊断手段都差不多，主要是医生向家长询问情况，和儿童的谈话，并对儿童行为进行观察；另外使用“诊断量表”，根据量表得分，判断孩子是不是多动症。
量表似乎是一种客观诊断手段，它最能让人相信医生诊断的准确性。真是这样吗？
下面三个量表是被国内多家医院及中国儿童健康网、儿童博客网和中华育儿网等相关医疗网站采用的。为了说明问题，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把它们罗列在这里。
美国简化康奈尔儿童行为量表
①活动过多．一刻不停( )
②兴奋活动，容易冲动( )
③惹恼其他儿童( )
④做事不能有始有终( )
⑤坐立不安( )
⑥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散 ( )
⑦必须立即满足要求、容易灰心丧气()
⑧经常易哭( )
⑨情绪变化迅速剧烈( )
⑩勃然大怒或出现意料不到的行为。( )
诊断：得分计算：没有—0分；稍有—1分；较多—2分：很多—3分；总分超过10分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上海市多动症协作组制定的儿童多动症行为量表
①上课时坐立不安。( )
②上课时经常讲话( )
③上课时小动作多( )
④发言不举手( )
⑤不专心，东张西望，易因外界干扰而分心( )
⑥情绪变化快易与人争吵( )
⑦常惹人干扰人活动( )
⑧不能平心静气玩耍( )
⑨做事心血来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往往有始无终( )
⑩做事不计后果如何( )
⑾随便拿父母钞票，或在外偷窃( )
⑿丢三落四，记忆力差( )
⒀学习成绩差( )
⒁说谎、骂人打架( )
诊断：得分计算：没有—0分；稍有—1分；较多—2分：很多—3分；总分超过10分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美国精神病协会制定的诊断标准
⑴、 常常手脚动个不停或在座位上不停扭动（少年可仅限于主观上感到坐立不安） ( )
⑵、 要求静坐时难以静坐 ( )
⑶、 容易受外界刺激而分散注意力 ( )
⑷、 在游戏或集体活动时不能耐心地排队等候上场 ( )
⑸、 常常别人问话未完既抢着回答 ( )
⑹、 难以按照别人的指示去做事，不是由于违抗行为或未能理解，如不做家务等 ( )
⑺、 在做作业或游戏中难以保持注意力 ( )
⑻、 常常一件事未做完又换另一件事 ( )
⑼、 难以安静地玩耍 ( )
⑽、 经常话多 ( )
⑾、 常常打断或干扰他人活动，如干扰其他儿童的游戏 ( )
⑿、 别人和他讲话时常似听非听 ( )
⒀、 常丢失学习或活动要用的物品，如玩具、书、作业本等 ( )
⒁、 常常参与危险活动而不考虑后果，如乱跑到街上去而不顾周围等( )
诊断：在7岁以前起病，病史已有半年以上，并具备上述指标8条以上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几乎所有儿童的正常行为都成了“临床表现”！
按这几个量表来判定，“多动症儿童”岂止是上面提到的患病比例，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得成为“患儿”吧，这之中当然包括我自己的女儿——毫无疑问，她如果在童年时用这几张量表来测，每样都不严重，都有一点点，平均各项得分为“1”，那么也得被诊断为“阳性”吧。
那么，哪个儿童不是“患儿”呢？
《疾病发明者》作者对当前医疗界过度诊断、滥用药物现象给予揭露和批评，称这种现象是“发明疾病”。其中“多动症”就是典型的“被发明的病症”。
他说：“医生自己经常搞不清楚,因而常常误用有争议的诊断辅助工具。连多动症支持者都估计,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有1/3是诊断模式下的牺牲品。比较各国,也可以发现把多动症的标签贴在孩子身上是多么随便的事。根据研究,巴西儿童有5.8%患多动症,芬兰有7.1%,阿联酋14.9%的孩子患有注意力缺乏症。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谁知道!小孩每天服药的情况就这样盲目形成,要对抗的病状却十分模糊。‘多动症儿童’的沉重标签往往基于医生的主观印象；诊断多动行为的某些准则也可以在多数健康儿童的身上找到,例如经常无法专注聆听他人说话、做作业和组织活动经常有困难、回答问题经常不假思索。这些是症状吗?或者只是令(某些)大人心烦的行为？”[2]
“多动症诊断量表”，这个事关千百万儿童命运与健康的东西，它是怎样产生的，谁制定了它，经过了怎样的检验与论证？如此粗制滥造、愚蠢做作的东西，竟然被当作主要检查工具给儿童使用。它哪里只是张量表，简直就是诊断圈套！
三、令人眼花缭乱的“致病原因”
轻率诊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无奈的难堪，这么“普遍”的一个公共疾病，它的形成机理到底是怎样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生病？历经一百多年的“研究”，解释越来越多，可到现在谁也说不清。
从现有资料看，有这样几种病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