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从意大利回来。和三个朋友在露佳浓湖畔泡了几天。我们逃离德国的阴暗，奔向南方的阳光。你很熟悉的那个小屋，屋前是瑞士，屋后是意大利。我们很懒，哪里都不去，就在阳台上对着湖水喝酒、聊天、听音乐。我们到意大利那一边的小村子去买菜，然后回来自己煮饭。月亮懒懒地从湖里浮起来，很肿；音乐从厨房里飘过来，我称这是“好时光”。很多人喜欢去热闹的酒馆或者跳舞，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跟朋友在一起，不管是一个安静的小酒馆，或者只是一个无聊的阳台，从谈话里一点一点认识你的朋友的思想和心灵，或者言不及义大笑一通，是我觉得最自在的时候。
我想我懂你在说什么，虽然我还没去过那样令人震撼的地方。你看见的那些问题，会不会都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所以人才会想尽办法赚钱，不计较手段、不思考后果地去吸引观光客？可是，MM，比这些问题更严重的事太多了吧。贫富不均本身不是更糟吗？
欧洲和美国本来在自己内部有贫富不均的问题──你看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现在这些先进国家把自己内部的问题大致解决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不像19世纪那么明显了，但是贫富不均变成富国跟穷国之间的问题──富国把问题扫到第三世界去了。在我们这些“富国”里，MM，我觉得年轻人的心理压力蛮大的。大家都觉得，哇，全球化来了，全球化就是全球竞争，所以每个人都拼命“上进”，用功读书，抢好成绩，早一点进入工作市场，不能输……这跟上世纪60年代什么理想青年、革命情怀是完全不一样了，而我觉得我们是被逼着变成这样利己又保守的一代。当我们的心思都在如何保障自己的未来安全的时候，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想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我想到一个月前，好几个城市同时举办的热门音乐会，Live8，吸引了上百万的人。主办的人打出的口号是：“让贫穷变成历史！”但是这一次，募款不是目的，而是要人们给8大强国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消灭贫穷。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演唱会，但是，我觉得，大家去听音乐，听完又怎么样？年轻人去听演唱，最记得的大概是见到了哪个好久不见的乐团，演唱会真正的用意，一下就忘得光光的。再譬如说南亚海啸，死那么多人，激起那么大的热情，现在谁在谈它？
这个世界变得那么快，讯息那么多、那么满，我们脑子里根本就塞不下那么多事情了。当然是有很少数的年轻人会选择到偏远地区去工作或者捐款，这很高贵，但是我在想，恐怕还是“问题意识”更重要吧？
我是说，如果买耐克球鞋的人会想到耐克企业怎么对待第三世界的工人，如果在买汉堡的时候，有人会想到赚钱赚死的麦当劳，付给香港打工仔的工钱一小时还不到两块美金，如果买爱斯匹灵头痛药的人，在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跨国药厂享受巨大的利润而非洲染了艾滋病的小孩根本买不起他们的药。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
我从来不给路上伸手的人钱，因为我不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每个人都有“问题意识”才是重点。可是我自己其实是又软弱又懒惰的，说到也做不到。就这样了。
安德烈
去澳门买菜（在线上）
MM，安德烈（20），菲利普（16）
M：你从来不给乞丐钱？
安：不给。因为他拿了钱就会去买啤酒。干嘛给？
菲：可是你如果在香港就应该给。这里的乞丐是活不下去才上街的。
安：好嘛。可能香港不一样。
M：你说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在说，“我知道第三世界有贫穷问题”，这就够了吗？
安：“知道”，不是“意识”。Knowing不是having awareness.
M：如何？
安：知道，就只是知道。有“问题意识”指的是，在你自己的行为里，因为知道非洲每天有小孩饿死，而使得你决定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这叫做有“问题意识”。
M：好，那你是不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很有“问题意识”的人？举例说明吧，你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是些什么？
安：……我是个自觉程度很低的人啊，我只是觉得自觉很重要。
M：说说看嘛。
安：……譬如说，我尽量不喝星巴克的咖啡。我基本上不去超市买东西──我去个人开的小店买，即使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不去连锁店买光盘或买书……喔，还有，我不吃濒临绝种的动物，也不买动物的皮毛……
菲：我们在云南就不买豹皮。可是安德烈，你在香港，不去星巴克或者太平洋咖啡店，就没地方去了。
M：安德烈，我发现你不随手关灯，也不在乎冷气一直开。你对环境没什么“问题意识”是不是？
安：对啊。
菲：你应该去买德国力荷牌啤酒。他们说，你买他一箱啤酒，就救了一平方米的南美雨林──因为他们捐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拯救雨林。
安：两种品牌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拒绝买那个没有道德承担的品牌，譬如说，特别粗暴地剥削第三世界的厂商的品牌。
M：那你有很多牛仔裤是不能买的。台湾商人在尼加拉瓜的工厂，每一条牛仔裤在美国卖出21.99美元，给工人20分钱。
菲：妈妈没资格批评人家啊。她自己都是到超市去买菜的。
M：喂，香港是“李家城”你知道不知道啊？别说超市了，你的电话、电灯、公车、船运，你读的报纸，你上的学校，你住的房子，你生产还有临终的医院，生老病死都给一家包掉了。不过……我并不总是去超市的，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老远坐电车跑到湾仔老街市去买花。
菲：可是那不是要被拆了吗？
M：……
安：哈哈，去澳门买菜吧。
菲：安德烈，澳门是赌王何家的。
二十、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
港大的“族群隔离”
MM：
我来了香港，你却又去了台湾。我猜你一定很好奇我的港大生涯。
几乎一天之内就认识了一缸子人，不过全是欧美学生。你只要认识一个，就会骨牌效应般认识一大串。第一天，见到一个高个子，蓝眼睛金头发，是奥地利来的约翰。他直直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去浅水湾游泳。到了浅水湾，海滩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横七竖八躺着，在晒香港的太阳。一发现我会讲德语，马上就有几个德语国家的同学围来。他们是奥地利或德国或瑞士人，可是都在外国读大学——荷兰、英国或美国等等，然后来香港大学做一学期的交换学生。
好啦，我知道你要啰嗦（我太了解你了）：喂，安德烈，你要去结交香港本地生，你要去认识中国学生！对啊，可是很难。
国际学生自成小圈圈，并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亚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就拿有名的香港小巴来说吧。没有站牌，也没有站，你要自己搞清楚在哪里下，最恐怖的是，下车前还要用广东话大叫，用吼的，告诉司机你要在哪里下车。国际学生就这样每天在互相交换“香港生存情报”。我比他们稍好一点，小时候每年跟你去台湾，对亚洲好像比他们懂一点，但是懂一点跟“泡”在那个文化里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没有真正在这里生活过，我也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从欧洲的角度。
国际学生跟本地生没有来往，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障碍。港大的所有课程都是英语教学，所以你会以为学生的英语一定是不错的。告诉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发现，很多学生确实能读能写，但是，他们讲得非常吃力。大部分的学生不会用英语聊天。最吃惊的发现是，香港学生可能可以用文法正确的英语句型跟你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要他讲清楚昨天在酒吧里听来的一个好玩的笑话，他就完了，他不会。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国际学生就是一个团体，才不是。里面还分出很多不同圈圈。譬如说，美国和加拿大来的就会凑在一起；欧洲来的就另成一个小社会。你可能要问，是以语言区分吗？不是，因为我们——德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在一起聊天，也是讲英语。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语言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造成这种划分 ——你很自然地和那些跟你成长背景接近的人交朋友。美加来的和欧洲来的，差别大不大？我觉得蛮大的，虽然那个区分很微妙，很难描述。文化气质相近的，就走到一起去了。
表面上，这里的生活和我在德国的生活很像：学科跟时间安排或许不同，但是课外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功课虽然还蛮重的——我必须花很多时间阅读，但是晚上和周末，大伙还是常到咖啡馆喝咖啡，聊天，也可能到酒吧跳跳舞，有时就留在家里一起看电视、吃披萨，聊天到半夜。
有语言，没有交流
你问我愿不愿意干脆在香港读完大学？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两个月下来，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跟欧洲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我觉得，香港缺少文化。
我说“文化”，不是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览等等。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
用欧洲做例子来说吧。我最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跟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
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小区文化。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它是你的“家乡”跟“文化”概念里很重要的一环。香港却显得很“浅”——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至于酒吧？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毙掉的地方。还没毙倒在地上的，就歪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一个典型的兰桂坊或湾仔酒吧里，人与人之间怎么对话？我写给你看：
酒客甲：乐队不烂。
酒客乙：我喜欢女人。
酒客甲：我也是。
酒客乙：要点吃的吗？
酒客甲：对啊，我也醉了。
酒客乙：乐队不烂。
酒客甲：我喜欢女人……
吧啦吧啦吧啦，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整个晚上。人与人之间，有语言，但是没有交流。
永远在赶时间
我还发现，香港人永远在赶时间。如果他们在餐厅、咖啡馆或者酒吧里会面，也只是为了在行事日历上面打个勾，表示事情做完了。这个约会还在进行，心里已经在盘算下一个约会的地点跟交通路线。如果我偷看一个香港人的日历本的话，搞不好会看到——09∶15－09∶45跟老婆上床，10∶30置地广场，谈事情。每一个约会，都是“赶”的，因为永远有下一个约会在排队。好像很少看见三两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所事事，只是为了友情而来相聚，只是为了聊天而来聊天，不是为了谈事情。
我有时很想问走在路上赶赶赶的香港人：你最近一次跟朋友坐下来喝一杯很慢、很长的咖啡，而且后面没有行程，是什么时候？
搞不好很多人会说：唉呀，不记得了。
人跟人之间愿意花时间交流，坐下来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聊天而聊天，在欧洲是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艺术。香港没有这样的生活艺术。
国际学生跟本地学生之间没有来往，会不会也跟这种生活态度有关呢？
安德烈
二十一、没有逗留，哪来文化？
我是喜欢香港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是喜欢香港的。每次回到香港，一到机场，我就觉得轻松。不管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台北，一踏入香港机场，那“文明”和“现代”的感觉总令我长舒一口气。空间宽敞明亮，秩序条理井然，法治使你对一切放心——即使是在面对它的警察；效率使你不必剑拔弩张，事情按一定的规律自动运转。
我也喜欢香港人；在财大气粗的港人后面有更多扎实而诚恳的人，在奢华炫耀的人后面有更多素朴纯净的人。你要慢慢地去发掘一个完全不同于它表面的香港。
可是，香港的文化是怎么回事？
到哪里去？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逛了整个下午的书店。袋子里的书愈来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个干净又安静的咖啡馆坐下来。如果是台北，这样的地方太多了。钻进一个宁静的角落，在咖啡香气的缭绕里，也许还有一点舒适的音乐，你可以把整袋的新书翻完。
那天很热，我背着很重的书，一条街一条街寻找，以为和台北一样，转个弯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没有。真的没有。去茶餐厅吧，可是那是一个油腻腻、甜汁汁的地方，匆忙拥挤而喧嚣，有人硬是站在你旁边瞅着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带着对跨国企业垄断的不满，疑惧他们对本土产业的消灭，不情愿在那里消费。而即使坐下来，身边也总是匆忙的人，端着托盘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馆里弥漫着一种压迫感。
去大饭店的中庭咖啡座，凯悦、半岛、希尔顿、香格里拉？那儿无处不是精心制造、雕凿出来的“高级品味”。自己是旅客时，这种地方给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适，但是，作为“本地人”，你刚刚才穿过人声鼎沸的街头市场，刚刚才从两块钱的叮当车下来，刚刚才从狭窄肮脏的二楼书店楼梯钻出来，你来这种趾高气扬、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讽的地方寻找什么？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觉得我过度敏感——亚洲的观光饭店，即使到了21世纪，我觉得还是带着那么点儿租界和殖民的气味，阶级味尤其浓重。
那天，我立在街头许久，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小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暖的小据点。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闲人请勿逗留
你还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没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谈一件事情，或是为一个远来的某人洗尘。目的完成，就散，简直就像“快闪族”。
有没有注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都很少有让人们坐下来休息谈天的地方。它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地走动，从一个店到下一个店，也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如果有地方让人们坐下来闲聊，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给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兰桂坊的酒吧、大饭店的中庭。可是，他们真的只是过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却是没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狭窄，无法宴客。餐厅，吃完饭就得走。俱乐部，限定会员。观光饭店，太昂贵。人们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养小区情感？
问题是，没有小区情感，又哪里来文化认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那样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着海浪海风吃饭饮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国、西班牙、英国，甚至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海岸。你说，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星光大道是为观光客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让本地人在那儿生活、流连、生根。
这个城市，连群众聚集的大广场都没有。群众聚集和咖啡馆酒吧里的彻夜闲聊一样，是培养小区共识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逗留文化”，对加深文化认同多么关键。但是香港是个没有闲人，“请勿逗留”的城市。
沉淀、累积、酝酿、培养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对“文化”做广义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很丰富活跃，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华文城市。但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匮乏才显著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馆是西蒙－波娃逗留的书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派作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17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 Greco Caffe）曾经是瓦格纳、拜伦、雪莱逗留之处。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逗留过的酒馆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而开启了1803年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筋疲力尽的“搏杀”
可是，安德烈，我们大概不能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个艺术家和作家在香港开出一千家美丽的咖啡馆来，会怎么样？“逗留文化”就产生了吗？
我相信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倒闭，因为缺少顾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超过60小时的有75万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工作时间之长，全世界第一。这，还没算进去人们花在路上赶路的时间，一年300小时！你要筋疲力尽的香港人到咖啡馆里逗留，闲散地聊天、触发思想、激动灵感？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MM
二十二、谁说香港没文化？
菲利普给安德烈的信：
安德烈，
住了两年香港以后回到德国，还真不习惯。香港是超级大城市，皇冠堡是美丽小镇，这当然差别够大，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人的态度，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
你说香港没有咖啡馆，没有安静逗留的地方，香港没有文化。我觉得，安德烈你还不懂香港。香港确实很少咖啡馆，尤其是那种很安静的，可以让人泡一整个下午的很有情调的咖啡馆。可是，这样就代表“香港没有文化”吗？
回到德国以后，我周末的日子大概都是这样过的：放了学先回家吃中饭，然后和两三个同学约了在小镇的咖啡馆碰头。在一个静静的咖啡馆里头，你就会看见我们一堆十六岁的人聊天，聊生活。喝了几杯Café Macchiatos以后，天大概也黑了，我们就转移阵地到一个小酒吧去喝几杯啤酒。德国的小镇酒吧，你知道嘛，也是安安静静的，有家的温馨感。
我在香港的周末，放了学是绝对不会直接回家的，我们一党大概十个人会先去一个闹烘烘的点心店，吃烧卖虾饺肠粉。粥粉面线的小店是吵死了没错，所有的人都用吼的讲话，可是你很愉快，而且，和你身边的人，还是可以高高兴兴聊天。
吃了点心和几盘炒面以后，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去市中心，逛街，看看橱窗，更晚一点，就找一家酒吧闯进去。
对，就是“闯进去”。在德国，十六岁喝啤酒是合法的，香港的规定却是十八岁。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德国少年在香港进酒吧虽然不“合法”但是很“合理”。你说守在酒吧门口的人会不会挡我们？告诉你，我们假装不看他，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去，很少被挡过。我想，我们这些欧洲青少年在香港人眼里，可能十六岁的都看起来像二十岁。常常有人问我读哪间大学。MM在城市大学教书时我就说城大，MM到了港大我就说港大。
我们点可乐，有些人会喝啤酒。我偶尔喝杯啤酒（你不必多嘴跟MM说喔！）
（你去过深水湾吗？那里常有人烤肉，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香港人在那里烤肉，谈笑，笑得很开心。）
MM说，她买了一堆书以后，到处找咖啡馆，很难找到，跟台北或者欧洲城市差很多。我想反问：那在德国怎么样呢？你试试看下午四点去找餐厅吃饭。吃得到吗？大多数德国餐厅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是不开火的──他们要休息！
或者，在德国你三更半夜跟朋友出去找宵夜看看，包你自认倒楣，街上像死了一样。
所以，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
总体来说，我喜欢香港胜于德国。香港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有生命的城市，永远有事在发生。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国人开朗。我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在德国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远远多于德国。昨天刚好跟一个义大利人谈天，她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了。她说，德国太静了，静得让人受不了。德国人又那么的自以为是的封闭，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我跟她的感觉完全一样，而且觉得，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实在很像：他们比德国人吵闹喧哗，是因为他们比德国人开朗开放。
香港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社会非常分化。譬如说，我的朋友圈里，全部都是国际学校的人，也就是说，全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吓人的昂贵学费。半年来你的交往圈子只限于港大的欧洲学生，几乎没有本地人，你说原因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隔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是：有钱没钱，才是真正的划分线。
譬如说，我在香港整整住了两年，几乎没有认识一个住在公屋里的人。而我们家，离“华富”公屋不过五分钟。比较起来，德国的阶级差异就不那么的明显，不同阶级的人会混在一起。我的朋友里头，家境富有的和真正贫穷的，都有。
我觉得你在香港再住久一点，那么香港的好处和缺点你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了。
菲利普
二十六、孩子，你喝哪瓶奶？
MM复儿子的信：永远追赶坏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对你的世界没有兴趣？什么跟什么呀！你不记得，为了理解为什么你们听Hip-Hop音乐，我仔细听了Hip-Hop，而且是找到歌词，对着歌词细听的。不但听了正在流行的，还把1980年代前的也找出来听，为的是了解这个乐种的发展过程。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Hip-Hop来自一种抗议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词，根本就进入了诗的境界。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来自于，他们正在成长的孩子不愿意把门打开，让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父母不愿意进入。你不就嫌恶我“母爱”太多，电话太多吗？今天抵达台北。在开往阳明山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两公升的鲜奶。回到家，打开冰箱，发现丽沙阿姨知道我要回来，早一步填满了冰箱，里头已经有一瓶两公升的鲜奶。现在我有两瓶两公升的鲜奶。仔细看了一下保鲜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经接近不新鲜了；另一瓶则是三天后。你会从哪一瓶开始喝，安德烈？一个青岛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故事。人家送了他们一箱苹果。打开一看，大部分新鲜青翠，有几个却已经开始变色。我的青岛朋友不经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坏的；她17岁的儿子也不经思索就抓了一个最青翠的开始喀嚓喀嚓啃起来。他母亲急急说，“唉呀，先吃坏的呀。坏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儿子觉得母亲很奇怪，说，“你从坏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渐变坏了，结果你就一路在追赶那坏的，你永远在吃那不新鲜的苹果。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享受那最好的呢？”朋友说，她听了儿子的话，半坏的苹果拿在手里，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来。好吧，安德烈。现在我站在那打开的冰箱前面。请问，你会先喝哪一瓶牛奶？
翩翩少年时
我在阳台上坐下来。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蒙。一只老鹰，孤孤单单，在风里忽上忽下，像一个少年独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听不见他拍打翅膀的声音？侧耳细听，知道是被满山满谷的蝉声覆盖了。夏天，阳明山被蝉的部队占领。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头检视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什么？一件青烟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个大塑胶袋，在上面剪出一个半圆，两翼剪出两个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没有颜色，脸上没有脂粉。身上没有首饰；今天是个独处的日子。我出门的时候，是会“打扮”的，安德烈。不过衣服总是白色或黑色，看起来像是一个“极简主义者”的行动宣示，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时间投掷在衣着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谓“极简”美学来掩饰自己其实对“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没有成就。大概在你进入14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穿衣服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和品味。你弟弟也是在他14岁的时候，开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说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我惊讶，“成长”这东西多么纤细、多么复杂啊。谁都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子长高了，细细的胡子冒出来了，声音突然改变了，鼓鼓的孩儿脸颊被棱角线条取代，但是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眼里的稚气消失，一股英气开始逼人；人们也不会发现，他的穿着、他的顾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个音符旋绕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领子竖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裤皮带系在腰间的哪一个高度，他穿恤衫还是衬衫，衬衫尾扎进或露出……所有的细节都牵引着他的心的跳动。而你我之间，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个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异，甚至是阶级的分野。
我是“台妹”
你的母亲，安德烈，是一个在“第三世界”长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体匮乏之外，这少女还来自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一直到 1970年，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因此阿姆斯壮1969年的登陆月球，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台湾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济对象。“美援”，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上面有马槽、婴儿，还有肥胖可咬、长着翅膀的天使。二是铁罐脱脂奶粉。三是面粉麻布袋。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着面粉袋恤衫”，胸前还印着两只大手紧握，写着：“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马铃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亲是“面粉麻布袋”的一代。除了面粉袋恤衫，18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别以为是英国学校那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领带和皮鞋。我们穿着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极简美学”的原始来处了吧？）。裙长超过膝盖，要受罚；发长超过耳根，要受罚。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帽子里是剃得发青的头。外国人来台湾，吓一跳，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个警察国家；他们不知道，那是学生。你会说，可是这些和“贫穷”没什么关系。是的，这种美学的单调和品味的统一，和贫穷的关系少，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品味，很难有空间。因为，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每一件，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也是威权政治所剥夺于你的。
另一种贫穷
安德烈，你是否开始觉得这样成长的母亲挺“可怜”的？那你就错啦。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过去，是我们必须概括承受的。那么你必须“概括承受”的过去，是什么？你所成长的国家，人均收入是30579美金。培育你的是一个民主开放、文化多元的社会；你的父母都有博士学位（尽管“博士”可能是100分的笨蛋或流氓）；你属于那种还不到15岁就已经走过半个地球的“国际人”；你简直就是一个被太好的环境宠坏的现代王子。品味，太容易了吧？但是，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这太好的环境赋予了你美感和品味，那么它剥夺了你一些什么？你的一代，是否其实有另一种的 “贫穷”？
MM
2006-08-20
二十七、二十一岁的世界观
MM：
你说五十四岁的你，实在无法理解很快就要满二十一岁的我，脑子里想些什么，眼睛看出去看见些什么（你说这话的那个感觉，好像我们是不同的动物种类），所以我们来彼此“专访”一下。
好，可是你给我的十个“专访安德烈”问题里，第一个问题我就懒得答复了。你问我，“你对于男女平等怎么看？”这个问题有够“落后”，因为，“男女平等”是德国七十年代的问题，最关键最艰苦的仗都在那个时候打过了。我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了。
然后你还不甘心追着问：“譬如结婚以后，谁带孩子？谁做家务？谁煮饭？”
这样的问题在我眼里是有点好笑的。当然是，谁比较有时间谁就煮饭，谁比较有时间谁就做家务，谁比较有时间谁就带孩子。完全看两个人所选择的工作性质，和性别没有关系。你的问法本身就有一种性别假设，这是一个落伍的性别假设。
我知道，因为“男女平等”的问题对于你，或者你所说的中文读者，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我或者我的朋友们，不是讨论的议题了。
所以我就挑了下面几个还有一点意思的问题，看答复让不让你满意。
问题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谁？为何尊敬他？
我记得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影响世界的人”──你知道，就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出的打折书，在地摊上乱七八糟迭成一堆让人家挑的那种。书里头的人物，就包括耶稣、穆罕默德、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巴哈、莎士比亚、苏格拉底、孔子等等等。朋友和我就开始辩论，这些人物的历史定位，有多少可信度？
有很多人，不管是耶稣还是孔子，都影响了人类，但是，你怎么可能把他们的重要性拿来评比？这本地摊上的廉价书，把穆罕默德放在耶稣前面，理由是，穆罕默德靠一己之力去传播了信仰，而耶稣依靠了圣徒彼得的帮忙。笑死人，能这样来评分吗？再说，你又怎么把莎士比亚和孔子来比对呢？
你现在大概猜到我要怎么接招你的问题了。我如果回答你一个名字或者一组名字，那么我就犯了这个“评比”的谬误，因为不同历史和不同环境下的影响是不能评比的，而且，天知道世界历史上有多少值得尊敬的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可以说，好，我觉得“披头四”很了不起，但是你马上可以反驳：没有巴哈，就没有披头四！那么如果我选巴哈，你又可以说，没有Bartolomeo Cristofori发明钢琴，哪里有巴哈！
MM，假如你对我的答复不满意，一定要我说出一两个名字，那我只好说，我真“尊敬”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要忍受我这样的儿子。我对他们一鞠躬。
问题二：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还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公民？
我自认是个“自由派”。但是，这些政治标签和光谱，都是相对的吧。
每一次德国有选举的时候，一个电视台就会举办网络问答，提出很多问题，然后从你选择同意或反对的总分去分析你属于“保守”还是“自由”党派。我发现，几乎每一次，我的答案总结果都会把我归类到德国的自由党去。可是，我对德国自由党的支持，又向来不会超过六十分，意思就是说，我的总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对于自由党的很多施政理念，不认同的地方在百分之四十上下。
问题出在哪里？我支持自由党派的经济和政治立场，简化来说，就是在经济上我赞成自由市场机制，在政治上我支持小政府，大民间，公民权利至上。但是，我又强烈不认同自由党派对很多社会议题的态度，譬如妇女的堕胎权、死刑，甚至于环保政策──这些议题在自由主义者的清单上没什么重量，我却觉得很重要。所以看起来，我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属于“自由主义”，但是在社会议题上，.又有点偏激进。
很多人投票给某一个政党，只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投那个党，有了“党性”。我投票则是看每一个议题每一个政党所持的态度和它提出的政策。所以每一次投票，我的选择是会变的。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保守、甚至于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批评我说，我善变，但是，我绝不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参与”和“关心”应该是公民基本态度吧。
问题三：你是否经验过什么叫“背叛”？如果有，什么时候？
我的童年经验是极度美好快乐的。从小我就在一个彼此信赖、彼此依靠的好友群里长大。这可能和我成长的社会环境、阶级都有关系，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那种坦诚开放、信赖别人的人。在一个村子里长大，从同一个幼儿园、小学，一起读到高中毕业，我们有一辈子相知的友情。
我从来不曾被朋友“背叛”过。
你想问的可能是：如果我经验了“背叛”，我会怎样面对？我会反击、报复，还是伤了心就算了？假定我有个女友而她“背叛”了我，我会怎样？
不知道啊。可能还是原谅了、忘记了、算了？
问题四：你将来想做什么？
有各种可能，老妈，我给你我的十项人生志愿：
10. 成为 GQ 杂志的特约作者 (美女、美酒、流行时尚)
9. 专业足球员 (美女、足球、身怀巨款)
8. 国际级时装男模 (美女、美酒、美食)
7. 电影演员 (美女、美酒、尖叫粉丝)
6. 流浪汉 (缺美女美酒美食粉丝，但是，全世界都在你眼前大大敞开)
5. 你的儿子 (缺美女美酒美食粉丝，而且，超级无聊)
4. 蝙蝠侠 (美女、坏人、神奇万变腰带)
3. 007 (美女美酒美食，超酷)
2. 牛仔 (断背山那一种，缺美女，但是够多美酒，还有，全世界都在你眼前大大敞开)
1. 太空牛仔 (想象吧。)
如何？以上是不是一个母亲最爱听到的“成功长子的志愿”？
问题五：你最同情什么？
这个问题有意思。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们敢用这种字眼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表达。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邪恶，多到你简直就不知道谁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饥饿的小孩吗？某些伊斯兰世界里受压迫的妇女吗？被邪恶的政权所囚禁的异议份子吗？而这些人共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过自己要过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对他们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时必须马上招认：太多的邪恶和太多的灾难，使我麻痹。发现自己麻痹的同时，我又有罪恶感。譬如你一面吃披萨，一面看电视新闻吧。然后你看见屏幕上饥饿的儿童，一个五岁大小的非洲孩子，挺着鼓一样的水肿肚子，眼睛四周黏满了黑麻麻的苍蝇（这样描述非洲的饥童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是你知道我对「政治正确”没兴趣。）
你还吃得下那块油油的披萨吗？可怕的景象、你心里反胃的罪恶感……你会干脆就把电视给关了？
我就是把电视给关了的那种人。
在这么多邪恶、这么多痛苦的世界里，还能保持同情的纯度，那可是一种天分呢。
问题六：你最近一次真正伤心的哭，是什么时候？
从来没哭过。长大的男孩不哭。
好，MM，现在轮到我问你了：
反问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
反问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1）你的读者；2）你的国人；3）我。
反问三：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能重头来起？
反问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反问五：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有“智慧”有“意义”的。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淘气胡闹一通。
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
反问六：这世界你最尊敬谁？给一个没名的，一个有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