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国学大师之死》　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
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梁启超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陈独秀
（康有为）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全世界都在风起云涌的思想，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的突破口。——费正清
《国学大师之死》　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从上海搭船赴青岛。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回味着10天前的七十大寿。
寿筵前一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这让康有为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全然不管大清帝国的皇权已经消失了16年。叩拜完毕，又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上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贺客——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以帝国贤臣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
寿筵当天，亲朋好友、门人弟子齐集上海“游存庐”为康有为祝寿。然而，此时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康有为十分慌张，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去，躲避北伐军的锋芒，这才有了青岛之行。
到青岛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3月29日，他来到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当他喝了一杯橙汁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了两位医生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到31日凌晨2时，他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5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死后不久，门人弟子要求溥仪谥之“仁忠”，但遭拒绝。又拟将其灵柩葬于清西陵光绪帝墓旁，让他们君臣相伴，也因经费不足作罢。十余天后，灵柩葬于青岛李村枣儿山（有人误作“象耳山”）。这是康有为生前从南方请了风水先生冒雨勘察了3天才选定的墓地。
《国学大师之死》　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谁毒死了康有为？
上文关于康有为死前几天的情形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同乡、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康有为外甥李云光的记载。两人的描述中不约而同使用了“七窍出血而死”的字样，这极可能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迹象。多数人认定与中毒有关。但是否有人故意下毒，不得而知，于是便出现了种种猜测。
康同璧认为父亲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据康同壁的女儿罗仪凤的一份交代材料所记，康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这种说法迄今未见任何其他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也有人说是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的毒。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曾派出四个刺客出京刺杀康有为。其中一人叫巫仿，慈禧曾赐给他白银10万两，命他秘密出京，刺杀康有为，杀康之后，另有赏赐和晋封。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康有为，终于在青岛成功。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之时，下诏赦免了一大批戊戌获罪人员，但不包括康、梁，可见他一直未被慈禧所原谅。但此种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康有为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
康有为的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对此两种说法都不赞同。她在《先父的墓碑》一文中这样写道：“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
近年来，出现了第四种说法。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投毒害死的。据这位吕氏后人说，当时英记酒楼的同乡宴请，吕振文也在座。康有为喝下橙汁后腹疼不已，还是吕振文用马车将他送回寓所。直到几十年后，吕振文才向儿子透露了实情：他是从日本天皇身边的人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康有为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还曾一度与溥仪一起和天皇对抗。为此，日本人一直怀恨在心，终于置之死地。
《国学大师之死》　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死后因“国学大师”而遭罪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康的“国学大师”身份以及“保皇派头子”的头衔，遭到了“革命大批判”的“红色风暴”。1966年8月，青岛市第五中学红卫兵打着红旗，路上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到康的墓地掘坟开棺。但挖了一上午进展不大。中午学生们去吃饭了，留下一位姓赵的老师在此看守。
据目击此过程的人事后回忆：在掘开后的墓里面，有一个照壁似的石头墙壁，高约1.5米，上面有四块独立的石头，刻有“国学大师”四字，每个字上都涂了红漆。石壁上方的平面，镶嵌着十多根两米长的石条，石条凿制时已设计咬合齿，石条之间咬合严密，几乎不留缝隙，当初康的棺椁就是由此悬下去的。在石拱门镶嵌着一块拱形石碑，高约80厘米，厚约35厘米，黑色，学生将此碑左上角砸掉，钻入之后，整座墓穴才被打开。棺木为红松，约４厘米厚，带有搬动用的扶手，棺材被打碎，暴露出白骨。与康有为同时死亡的３岁幼女尸骨未动，仍丢在墓穴内，学生从墓中拿出一串珠子，一把金锁，这把金锁是美国华侨送的，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则是“国学大师”，康有为左右手中均有一枚金币，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还有一枚玉佩。康下葬时身穿中山装，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蟒袍玉带上的金丝随风飘舞，有的就缠在槐树上。墓穴里还有一小石碑，上刻康有为四子三女的名字。学生将康的骨头扬了一地。当时，坟墓前还有一石头供桌，长约１.５米，厚约８０厘米，雕有四条腿，供桌的后面就是石碑。
《国学大师之死》　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康有为轶事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爷爷当过连州“训导”，叔祖官至广西“巡抚”，父亲是江西“候补知县”。家业丰厚，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两万卷藏书为康有为幼年潜心读书、增长见识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五岁便能夜读信件，口诵唐诗数百首。少年时，康有为从几位启蒙塾师教授的儒家经典里受到封建文化熏陶，有志于圣贤之学。与人交谈，言必称圣人，话必引经典。走路时，口里喃喃诵诗文，经常碰了墙壁或撞了树干才突然停步。有一次一早出门，午饭仍未归，家里人四出找寻，原来他蹲在村口厕所里看书入了迷。村里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半是期许半是揶揄的绰号“圣人康”。
与他之前和同时代的所有读书人一样，康有为在前辈的督导与教育下，试图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与多数读书人一样，康有为也是屡试不第，这让他很不甘心。
于是拜当时的大儒朱次琦为师，受“济人经世”之学，从学三载，阅书无数，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但1879年发生了三件事，使得康有为的人生开始与别人完全不同。
第一件事是辞别朱先生，入西樵山读书四年，此次修行奠定了他一生的学力。
第二件事是入山读书时认识了在京任职的张鼎华（时为翰林院编修，以文学盛名于京师），从他那儿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当时正在酝酿着的改良主义思潮，从而知道了京城风气、当时的人才，以及各种新书。从此决定舍弃考据、八股之学，专心养意，以经营天下为志。
第三件事是游历香港。他看到香港宫室瑰丽，道路整洁，不由得赞叹西人治国有法度，不能再把他们当作夷狄。于是，在拜读国人著作外，又开始阅读西学著作。
就这样，康有为在20岁出头时，已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萌芽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第四次乡试落榜，更加觉得清廷无可救药。于是决意不顾禁令，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此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二十几次上奏折。，请求变法。康有为也因此成为知名人物。
上书没有成功，康有为并没有就此沉寂，而是开始默默地思索真正的救亡之路。他认为救国需从培养人才入手，于是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梁启超就在这时成为了康门弟子。
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准备会试的康有为深感痛心，连续一日两夜没有休息，写成了一篇长达一万八千多字的《上清帝书》，随即令梁启超等人联络18省在京举人，准备联名呈给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公车上书”，随着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嘭”然盖上玉玺而宣告破产；虽未能上达天听，但康有为却从上书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于这年5月又上了第三书。此时的康已经是进士了，没人敢扣压，上书最终到达了光绪手中。光绪看完之后，心中极为痛快，对康大加赞许。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深感“亡国无日”，又给光绪帝上书，同时上呈自己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大帝变政记》等书，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光绪帝这回也耐不住了，不甘心做一个亡国之君，甚至一度想请来华游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指导改革，足见他的维新愿望是如何的迫切。两人一拍即合，光绪帝立刻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有为终于见到了久已向往的天颜。当时的康有为不过是一名六品工部主事，被皇上破例召见，还赐坐说话，这对康有为来说，是怎样的殊荣！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变法因慈禧太后的干预而流产。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帝和过于理想主义的康有为，在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103天后，开始走向各自人生的末路：光绪被慈禧囚禁，直至去世；康有为远走海外，思想日益为世人所弃。
“同用工夫早生佳子”
康有为逃亡日本期间，有次应邀参加华侨梁渭家的婚礼。在闹洞房时，康有为即兴做诗：“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并邀请闹洞房的亲友宾客在每个字上加一笔，组成一句贺词。后在康的暗示下，新娘在“司月二大”四字上各加一笔，新郎在“旦牛住了”四字上各加一笔。添加完后，康让新娘和新郎齐声读出。新娘新郎两颊绯红，难于启齿。康朗声读道：“同用工夫早生佳子”。引起在场宾客哄堂大笑。
《国学大师之死》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
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梁启超
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胡适
《国学大师之死》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自沉昆明湖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
四五月间，革命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在河南为奉军击败，河北、山东情势非常危急，时局可谓一夕数惊，北京各界大为恐慌。
此时，清华大学校园内尚属安静，国学研究院刚刚评定完学生成绩。
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王国维参加了师生叙别会。
宴会上，王国维为门生谢国桢及其朋友著青在扇面上各题诗一首，后又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6月2日，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王国维拿了钱出公事房，在院里吩咐听差雇洋车，正好轮着三十五号车当值，他坐定后，即吩咐车夫往颐和园方向而去。
十点钟，到达颐和园，王国维买票入园，并给了车夫5角，让他在园外等候。王进得园内，四顾无人，径直走向石舫，在石舫前坐了良久，后漫步进入鱼藻轩，从怀中取出纸烟，慢慢抽起来，烟尽火灭，突然纵身跳向昆明湖。
原本在远处忙碌的园丁听到有落水声，急忙赶来，见先前入园之人已在水中，急忙下水打救。水很浅，但湖底的淤泥很深，只见王国维头入泥中，费力捞起后，口鼻之中全被污泥塞满，探摸鼻息，已经咽气，这时距园丁听到落水声不过几分钟而已。
《国学大师之死》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喧嚣身后事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外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与王国维是30多年的好友，而且是儿女亲家（王之长子潜明娶罗之第三女），听闻噩耗甚为悲痛，准备亲来北京清华园吊唁，家人恐怕他来后时局有变故，极力阻拦。无奈，只好派其子赴京奔丧。
６月７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这封遗折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
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发出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恻朕怀”，于是特“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当天前往祭奠，赏给陀罗经被和两千银圆治丧。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王国维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命，于阴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6日）申刻卜吉营葬将灵柩下葬，墓地选在了清华园往东二里的七间房。
下葬当天下起了雨，道路非常泥泞。由于正值暑假期间，研究院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送葬的只有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十人。
事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一年内，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后，中国战祸连绵，国将不国，人人自危，一代大师魂魄飘零，伶仃于昆明湖上。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正当盛年的天才学者如此决绝地走向不归路呢？
《国学大师之死》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遗书藏玄机
王国维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16字意味深长。
王国维生于光绪三年，父亲王乃誉也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
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1893年、1897年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非常灰心。如果在以前，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考下去，直到取得功名；另外就是选择坐馆教书或者当师爷去，他的父亲就曾经在浙江溧阳当过幕僚。
但是这是一个列强入侵、朝政腐朽、思潮涌动的时代。
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仅限于国内沿海的几个大商埠，中国的几大书院都没有西学的痕迹，科举考试制度尚未被触动，大多数的读书人仍在四书五经的氛围中。战后，西学在国内陡然兴盛，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学新学、救国家的风气使许多人在传统科举考试的道路之外多了一个选择——留学。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即达5万人以上。
王国维顺着社会潮流学习新学，但也像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有一种人生目标被颠覆和理想实现途径被阻断之感。就是在这种苦闷的情绪中，王国维接触到了悲观主义哲学。可是随着他对西学思想的深入了解，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情，认为西学的根本精神在于“竞争”和“贪”，中国人本以中庸为贵，但由于对西方的盲目学习而导致“纪纲扫地，争夺相扔，财政穷蹩，国几不国”。可以看出，传统的“三纲六纪”执行得好坏，是王国维评判朝政的标准，他对于西学救国的主张是持批判态度的。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既然没有死成，王国维在心理上便觉得名节有亏，遗书中说“只欠一死”，应当是指此次自杀行动，而“欠”字则代表名节有污，必当赎回。
《国学大师之死》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从文哲到经史的痛苦历程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
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逐渐，王国维对于哲学有了厌倦之情。
接下来填词成功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乐趣，遂转向文学研究，是为学术方向的第二次转变。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所以愈加苦闷，在文学、哲学之间徘徊不定，不能决定专攻方向。
1909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进京，在清朝的体制内谋到了一份职。这个阶段的他心态相对安定，开始转向戏曲研究，这可算作是第三次转向。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后，王国维的治学发生了第四次重大转变。
这时的王国维正处在家国无望，漂泊异乡，前景渺茫的时期，内心的苦闷是显然的。
罗振玉在这个时候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他坚定地告诉王国维：“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
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慷慨陈词，如闻雷击，觉得自己从多年的茫昧中醒了过来。以前觉得济世无门，才灰心于西洋哲学、文学、戏曲研究。现在罗振玉指出了一条道路，让王国维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所在。
《国学大师之死》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王国维轶事
不跟王先生同桌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国学大师之死》　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
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李大钊
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清水安三博士（日本汉学家）
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
《国学大师之死》　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寂寂而终，两女为尼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新文化阵营的讥嘲，辜鸿铭两次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题目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和《留学生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言辞激烈，讥笑胡适以“音乐般美妙的声音”、粗庸鄙陋的“留学生英语”谈论所谓“活文学”和“重估一切价值”，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
辜鸿铭的反击显然势单力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对他一阵“炮轰”之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这可看作辜鸿铭在中国风云一生的落幕时刻。
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旧派”人物日薄西山，还留着清朝辫子的辜鸿铭更是成了一个“完全过时”的可笑人物，倍遭时论的讽刺与奚落。
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孤零零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张作霖大帅顾问，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张作霖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匪气十足地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这使辜马上联想起42年前刚入张之洞幕府之时张之洞留给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随张之洞20余年，虽然不敢说“以国士相待”，但“始终礼遇不少衰”。面对张作霖的劈头一问，辜拂袖而去。
不久，好友梁敦彦去世。辜鸿铭开始沉浸在诗人弥尔顿失明后的诗作里。其时，辜精神上异常苦痛，“日惟祈求速死”。
1928年3月，辜鸿铭染了感冒，头昏目眩，咳嗽连连，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然后是高烧，头脑里是一片混乱，梦中一会儿是英国，一会儿又是槟榔屿故地，一会儿是张之洞府中……后来痰中出现血丝，中西医诊断均为肺炎。4月底，已经无法进食。30日，感觉大限来临，两个女儿床前饮泣，心中实在不放心两个还没出嫁的孩子。下午3时40分，辜鸿铭几乎无声地说了句“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便闭上了眼睛。
辜鸿铭死后，女儿珍东、娜娃到苏州落发为尼。
《国学大师之死》　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来自马来亚的“香蕉人”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他10岁时跟随义父布朗先生去苏格兰之前，已经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3年，主要学习英语。在欧洲11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在他27岁之前，中国话都说不好。1885年正式归国后，才开始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到张之洞幕府做了“洋文书”后，汉文基础仍是很差，曾遍请那些和他同事的翰林、进士教他汉文，由于不懂师道之礼，遭到拒绝，无奈只好自己买了本日本人写的《官话指南》，作为汉文读本，但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最后还是张之洞看不过去，指导他系统阅读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后来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
由于自小生活在西方，辜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西方特征。现在对于那些生在海外，长着中国人面孔，但受中文教育不多、思维西式的人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香蕉人”，黄皮其外，白瓤其内。可以说，辜就是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香蕉人”。
辜鸿铭刚回国时不习惯中国礼俗，仍以西人的坦率习惯行事，我行我素，俾睨一切，对自己看不起的人，不管是谁，照骂不误。他的同事和上级都评价他“为人荒谬绝伦”。
《国学大师之死》　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偶遇马建忠，变回中国人
辜鸿铭自称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老人”。他的苏格兰义父布朗先生是一个对西方物质主义感到厌倦，对中国文化极具好感的人。辜鸿铭14岁开始接受布朗先生“私塾教育”，学习英语和德语，从小背诵了莎士比亚的37个剧本和歌德的《浮士德》。他对于作品中所揭露的资本主义黑暗印象深刻，特别是歌德的作品，辜后来写文章时引用得非常多。歌德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所倡导的“克己复礼”思想与儒家文化惺惺相惜。
21岁时，辜鸿铭取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卡莱尔是辜在爱丁堡大学时的导师，由于布朗先生和卡莱尔是旧交，所以刚到爱丁堡时，辜有几个月每晚都到卡莱尔家聆听他们论学。卡莱尔在当时的英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英国后期浪漫主义最为杰出的文学和社会文化批评家。
浪漫主义先主要特征一是批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文明；二是强调道德和正义，反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辜在日后的著作里，随处可见他对其浪漫主义老师言论的引用，这是他思想的发源地。
1880年，辜鸿铭在德国、法国游学结束后，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1882年前后，马建忠因事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知消息后，立即到其下榻的海滨旅馆拜访。
40年后，辜这样回忆与马建忠见面的情形：“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1885年，对祖国文化向往已久的辜鸿铭在香港恶补了几年汉学知识后，为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所聘，做了他的一个洋文案。至此，他开始真正接近中国。
《国学大师之死》　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
如果把辜鸿铭称作国学大师，恐怕与他同时期的很多人都会反对。尽管他回国后“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揽”，而且有“文科进士”的封号，但是他的国学水平并不为当时的人认可，他的同僚钱恂认为他“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有点口吃的章太炎也说：“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那么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他在办外交时，确实做过很多让中国人大长脸面的事情。辜鸿铭在上海黄浦江治局任上时，局中有外国人借办工程之机，贪污白银16万两，辜鸿铭怒不可遏，要求严厉惩办。这个人很是害怕，趁着夜晚偷偷拿着巨款找辜鸿铭，哀求放他一马，辜却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坚决拒绝，并对此人不依不饶，穷究到底。
另外，《清史稿》还记下了这样一笔：“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以一介书生、一篇文章而在重大外交事件中达成和议，辜鸿铭的功劳不可磨灭。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他不同于对西方几近无知、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的守旧派，如沈曾植等；也不同于一味醉心“欧化”，而对西方历史、社会了解并不深入的人，如胡适等；也不同于一度倾向西学，而后转向中国传统的人，如严复、王国维等人。
他作为一个对西方了如指掌的“洋人”，一生都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上前进，在他自己构建的儒家文明的理想世界里驰骋，在现实中却处处受阻：既未得到他所效力的清政府的重用，也未获取国人同情，甚至被国人视为“疯子”、异族。他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了20年，职务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屈抑在下的感觉时时让他感到不满。1901年他在《尊王篇》中曾表白：“我已为陛下的政府工作了18年，但迄今为止还处在刚开始工作的官职上没有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先生手下的一个四等助手。”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屡屡说：“在中国，我是不为我的同胞所重视的。由于他们不了解我，因此都错误地轻视我，即使在革命以前，中国也没有重用我。”“他们认为我不但保守，而且反动。”
以理想的儒家文明“救世”与国内代表先进思想的“西化”浪潮相悖，导致辜鸿铭怀才不遇；西式特征的行为思想方式导致他与中国社会沟通存在障碍，使得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海归”人士以悲剧收场，不能不让人叹息。
《国学大师之死》　辜鸿铭：一个“洋”人的国学梦辜鸿铭轶事
辜疯子和徐颠子
据胡适《记辜鸿铭》所载，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徐墀、胡适。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Hsü”和“CrazyKu”这两个绰号。
《国学大师之死》　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1928年9月，梁启超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此时离他人生最后一站不足4个月。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
梁启超之所以编写《辛稼轩年谱》，或许是因为两人有着相同的人生境遇。在流亡海外十三年之后，梁启超回到故土，试图在政坛上大展拳脚，无奈屡屡受挫。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只是利用他，而拒绝他的改革主张。
梁启超看透了这些政客的嘴脸，决意退出政坛，回到书斋，从此开始用西学之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才有了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实际上，这只是梁启超历次思想转变中的最后一变。在梁启超五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中，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变至少有五次。诚如他自己曾谈到他跟康有为之间的差别时所说的：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国学大师之死》　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改变一生的对话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
中秀才后，梁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不惜血本，送他到广州深造。15岁时，梁进入当时广东省最高学府学海堂学习。这一年，他还是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这三院与学海堂齐名。广州五大书院，梁同时就读四院，精力之旺盛非常人所能比。在梁启超的身上，似乎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学习热情，他求知欲、创新欲极强，学一门爱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总能学有所成。
17岁的时候，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国学大师之死》　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
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
这段时间，他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答应悔改，谨遵师命。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那儿有很深的华侨关系，梁启超便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这层关系，梁启超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把孙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来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自此之后，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但在内心深处，梁启超并未抑制住对革命的信仰。
《国学大师之死》　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造中国之一代新民
正当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发生转变。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深入地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徒变枝叶不变本原是万万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叶，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创办了《新民丛报》。
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约11万字的总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4年。该报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20人的阅读。自此，梁氏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国学大师之死》　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回归国学
当梁启超在日本大力倡导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希望转而寄托于革命；而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却从激进的破坏主义变为过去的保守主义。为此，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大辩论，梁启超被革命派驳得理屈词穷。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
梁启超之所以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跟他所倡导的新民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因为，在民智低下，民众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锻炼的国家，共和会成为一纸空文，仍由强权人物实行君主之实，民众则俯首帖耳甘为奴隶。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倒台，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开明专制的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他回归了书斋，回归了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具体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以西方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西结合，“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学派”。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梁启超是从“整理国故”开始的。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国学大师之死》　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死亡日历
可惜的是，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
致梁启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病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1927年4月初，割掉肾子一周年，梁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
1928年一、二月间，梁启超再到协和检查身体，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治疗专注重补血。6月间，梁启超摆脱了清华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读书玩耍，不管外边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编至辛稼轩52岁，入夜痔疮复发，次日午后才起来，仍侧坐执笔。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但怕流血过多，不宜割治，于是每日服泻油。在医院的几天里，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归途得了感冒还不自知，仍继续写作，至12日终因无法起笔而辍写了，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7日，梁启超自言想入协和医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协和。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动甚剧，医生认为是药菌剧斗，太伤元气，不敢下药。至1929年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阖然长逝。
《国学大师之死》　梁启超：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梁启超轶事
花事对联轶事一则
梁启超十岁那年，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子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一枝，遮掩在宽阔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教子甚严的父亲和朋友的家人看在眼里。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暗示儿子一番。为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恍然大悟，但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经出口，堂前喝彩不已。
《国学大师之死》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
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蔡元培
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
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梁启超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
在同时代学人中，章太炎是最难以定位的一个。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但这一定位即便在他的学生们中间也存有分歧。比如鲁迅，他给老师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而以学问闻名的黄侃则不同意老师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无论是政治胜于学术，还是学问优于政治，笔者无意评说。但我们可以这两点为纵轴，以同时代学人为横轴，考察章太炎在时代大变局中的历史与学术地位。
《国学大师之死》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父亲的遗命与人生两大主题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
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
父亲死后，22岁的章太炎遵照父亲遗命，来到杭州的诂经精舍求学。诂经精舍是一所有着八九十年历史的古老书院，乾嘉学派的重镇。当时的主持人是一代名儒俞樾。在诂经精舍期间，章太炎还陆续向谭献、孙诒让、高学治、黄以周、宋衡等名师求教。从这些名师处，章太炎的学问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这样从最初的家庭启蒙，到诂经精舍的8年教育，章太炎人生的两大主题——排满革命、精研学问——基本确定。
《国学大师之死》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的“革命家”
1897年春天，在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此时他30岁，经学研究小有成就。此次抵沪，是受《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邀请，前往担任撰述，参与维新变法大业。
然而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每次与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论学时，都水火不相容。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至于一场群殴事件。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
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
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正当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其才学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了，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从此开始了3年的牢狱生涯，曾静、戴震等人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
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很快幻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袁世凯的真实形象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宋教仁被袁政府刺杀，让章太炎幡然觉醒。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但也许是因为30岁前埋首书斋所造成的不谙世事；也许是因为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使章太炎无法厘清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因而他的主张也就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化为泡影，也使得他一次次周旋于政客间的努力显得可笑而为人所诟病。
但这显然不是章太炎人生的全部。
《国学大师之死》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
在革命上的单纯与理想化，并不能掩盖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深邃。从他在诂经精舍的两部“涂鸦之作”和后来的政论文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学问根基的扎实程度。然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中流砥柱、一代宗师。其学问绝对配得上精深二字。那么，究竟精深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故事。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国学大师之死》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大师亡矣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章太炎夫人）、李根源（民国元老、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时光流逝，转瞬过了20年。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选择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刘伯温墓侧，刘伯温因为抗元、匡复华夏而为后人所景仰。1936年国难危重的时候，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
张苍水明末起兵抗清，拥鲁王监国，赐进士，加翰林院编修，官至兵部尚书。抵抗异族斗争长达二十余年，宁死不为清朝子民。太炎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有“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之叹。紧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国学大师之死》　章太炎：双峰并峙，政学同归章太炎轶事
“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
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
《国学大师之死》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
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郁达夫《鲁迅的伟大》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林语堂《悼鲁迅》
《国学大师之死》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半个国学大师
2006年6月，据说全球有130万的华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10位“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结果公布后，立刻引起了一番争论，争论最为激烈的是郭沫若和鲁迅的入选。争论结果以反对者的妥协让步而告终。不过这妥协、让步是看在“史”和“古”这两个字的面子上做出的，至于“小说”、“文学”、“校勘”、“整理”，反对者骨子里仍然是反对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国学”是以“经”、“史”才变得尊贵，小说之流，即便允许它踏一只脚到“国学门”的门槛里边来，终属末流。所以，反对者的妥协让步是极不情愿的。不过，鲁迅却因此在去世70年之后得了一个新称号——“半个国学大师”。
笔者在此无意加入这场热闹的辩论，不过由此却对国学根底深厚的鲁迅不研究“经”、“史”而转投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这两个“非正统”领域的原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国学大师之死》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国学修养的三个层面
鲁迅出身于书香门第，周家的大门上有一块“钦点翰林”的匾额，大长周家在绍兴城中的身份地位。祖父周福清大有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所以，从鲁迅5岁开始，就让本家兄弟周玉田教他读经。11岁时，又把鲁迅送到绍兴城内的三味书屋跟寿镜吾继续读经，这一读又是5年。鲁迅在读经时期基本读完了《十三经》，包括非常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这可以说是鲁迅国学基础的第一个层面。
有学者曾说，鲁迅有“三绝”，指的是鲁迅在创作、翻译和辑佚三方面的成就。其中的“辑佚”是指鲁迅校勘整理古籍和研究古碑拓本。这两样工作实际上是版本学的范畴，在清代就叫“辑佚”，是所谓‘汉学’的基本工作之一，最考验一个学者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阔的披览能力。这是鲁迅国学修养的第二个层面。
鲁迅国学的第三个层面是对佛教的独特研究。许寿裳的话一直是研究鲁迅与佛教关系的指南：“民三之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就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1914年是他购买阅读佛书的“疯狂期”。这种疯狂购买、借阅佛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十月，共计购买阅读81部、211册。
如此大规模而猛烈地阅读佛书，在同时代学人中非常少见。在中国，佛教文化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猛烈的研读中，佛教教义中的精髓也渗透到了鲁迅的思想深处。
《国学大师之死》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抛弃“经史”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基础上，鲁迅为什么没有去搞其他国学大师研究的“经学”和“史学”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浅薄的见解是：第一，鲁迅对“经学”中的“经义”历来持批判的态度，而且老而弥坚；第二，他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国“一乱一治，一治一乱”、“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的大循环历史结构的秘密所在，他决定抛弃过去的历史，努力走出第三条道路来。也就是说，他不愿为那些被自己内心深处抛弃了的正统的“经义”和“历史”作更多的无谓的注解，搞所谓的国学研究。
鲁迅幼时念的十三经，多是儒家经典的原文，而不是后代学者的注疏，所以他对这些经文尽管不如其他杂经、杂书感兴趣，但也不是很反感，更谈不上愤恨。但读到后代特别是宋代的学者如朱熹的著作时，他就感到“经义”的可怕了。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的文章，提到朱熹编辑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刺激。鲁迅为此写道：
“我最初实在替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鲁迅对“礼教”的恶感大概种因于此。
说到中国的历史，最能说明其演变规律的，就是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开头的那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鲁迅则将这个关系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外敌入侵之时，康、梁发起维新运动，以图自强，但未能挽救清王朝的衰败，于是潜伏了300多年的明末抗清志士的排满意识重又抬头。当时的学术界在修订历史时，也设置了“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科目。鲁迅也不能例外。1902~1909年之间，他东渡日本学习，就曾加入兴复会，并接受过暗杀任务。但是，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认识到民众的愚昧才是症结所在。
鲁迅把中国历代学者所阐发的“经义”与中国历史大循环结构，即“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的逻辑关系衔接起来了。太平盛世以礼教秩序制定奴隶与主子的规则，到了盛世衰败时，社会动荡，人们不是去打破这礼教，而是急着去寻找新主子，为他们制定稳定的奴隶规则。于是新盛世来临时，便埋下了下一次由治而乱的“种子”。这“种子”便是经义中的礼教，这轮回便是历史。
这就是鲁迅不搞所谓“经学”、“史学”的关键所在，也是他进行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的原因。
《国学大师之死》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欲以小说启民智
中国学者心目中，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为君主王侯服务的学术，而小说则是民间百姓的生活内容之一。一个是官方的、正统的，一个是民间的、非正统的。从语言上也形成泾渭分野，一个是书面文字，尤以古代文字为可信、可传承，这就衍生出文字学和考据的功夫；另一个则是口头语言，虽便于传播，但与学术无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救亡”成为时代第一大主题。然而怎么“救亡”？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均没有解决“救亡”问题。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界的人们开始由“救亡”转向“启蒙”，但是启蒙运动开始只在精英分子中间发挥了作用，在民众中没有产生更大的效果。
鲁迅参与启蒙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第三样的时代”，重点是对民众的启蒙，为此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民众容易接受的表达形式——小说。
《国学大师之死》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鲁迅之所以为鲁迅，他的性格、情感、思维方法、思想更多地来自他本人的生活。
幼年的鲁迅是一个顽皮、幽默而善良的孩子。
8岁那年，父亲与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鲁迅在旁边观看，一位伯伯问他：“你希望谁赢啊？”言下之意，8岁的孩子一定会有亲疏之别，希望自己的父亲赢。谁知鲁迅答道：“愿大家均赢。”其善良之心使长辈们为之动容。
但到13岁那年，“天就塌下来了”。鲁迅的祖父因为行贿浙江乡试主考官而下了监牢，被判“斩监候”。第二年，父亲突然咳血，一病不起。家道由此中落。同住一院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鲁迅的内心十分敏感，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第三年，父亲去世，周家落入困顿。父亲的死，让鲁迅有了学医的念想，当然也与他发现日本通过发展医学变得强大有关。但后来，一次观影经历让鲁迅选择了弃医从文。
鲁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对环境进行反击的机会了。他迅猛地写出了《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同时翻译了俄国和东欧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阅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截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为此他一度参加暗杀团。一次，上级派他回国执行一项暗杀行动，一再犹豫之下他拒绝了，理由是“一旦自己死后母亲将无人赡养”。这颇不像一个革命者甚至刺客的口气，也说明了他不可能走向这条道路。
革命道路走不了，只能专心搞文艺运动。
《国学大师之死》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速死”
鲁迅晚年，已经处于以彻夜创作为“速死”的战斗的精神境界中。他“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一个都不宽恕”，包括死亡。
此时的鲁迅，已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虚无的泥潭，对启蒙产生怀疑，但又不愿走向天国，他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很是失望，认为只有投向俄式革命。
自此至鲁迅去世的最后十年，他始终孤身战斗，这战斗实际上是对虚无的逃避。特别是蛰居上海租界之后，他用于逃避虚无的方式极端到了“速死”式的“战斗”：熬夜录碑，纵酒无度，还有那鲁迅式的“拼命的做”。
据许广平回忆，那时鲁迅经常夜间只和衣睡两三个小时，拼命写作。这不仅是在压制内心的虚无与苦痛，更是在践行“速死”之道。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1913年因参加讨袁在北京被捕，曾手书“速死”二字以示心迹。辜鸿铭在去世前一年（1927年）也曾“日惟祈求速死”。大约都是极端绝望的表示。不同的是，鲁迅的“速死”是绝望，更是绝望中的战斗。
在“速死”中，鲁迅进入到生命的最后一年。1936年初，他的肺病复发，5月中旬，一度濒危。鲁迅请在上海开医院的日本须藤医师为他诊治。每天注射荷尔蒙，病情稍有缓解。
5月31日，史沫特莱请美国的邓恩医生来给鲁迅做检查。邓恩检查完后说，如果是欧洲人，则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在1935年底，史沫特莱和茅盾商量，想请鲁迅到苏联去疗养，但鲁迅拒绝了。10月份，他的病体似乎好一些了，体重也增加了。
17日下午，顶着大风，鲁迅去了《鲁迅杂感选集》的日文译者鹿地亘家，帮助解决几个翻译的问题。到家之后，周建人来了，跟鲁迅谈到11点。
次日凌晨1点，方才睡下。3点半，坐起来。许广平发现鲁迅呼吸异常，赶紧服药，但气喘并不见好。
天亮之后，鲁迅用日文给内山写便条，托他请医生。内山打了电话，马上就赶到鲁迅家里，帮鲁迅按摩背部。
须藤医师来了。他感到事态严重，请松井来会诊。
松井仔细诊查后说，现在病情非常严重，今天一天要特别注意，应该用氧气治疗器。
吸氧之后，鲁迅的病情看起来减轻了一些。
19日凌晨4时，鲁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许广平说：“要茶。”这便是鲁迅留给人间的最后的两个字。在这之后，鲁迅就处于弥留状态。
几个小时里，看护给鲁迅连着打了好几针，但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许广平回忆说：“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
其时为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侧。
那天早上，7岁的海婴醒来之后，佣人许妈上楼来，低声对他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国学大师之死》　鲁迅：寸铁取“敌”，别立新宗鲁迅轶事
鲁迅的母亲识字，喜欢读中国的旧式小说。鲁迅和周作人就到处搜罗小说给她看。老太太看书很快，大约过个把星期，就会跟鲁迅要书看。
《呐喊》出版之后，有人给老太太看，特别指明《故乡》一篇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开始读《故乡》。读完这篇之后，她原书交还，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国学大师之死》　假如没有蔡元培假如没有蔡元培
蔡先生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傅斯年
1940年3月5日，这一天，蔡元培死了。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学贯中西的通儒、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灯塔，怀着悲怆与孤独，怀着未完的理想在香港溘然而逝。
同一天，蒋介石发来唁电。
两天后，毛泽东发来唁电，褒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
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
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走了，走得异常的安静，连遗言也没有来得及嘱咐我们迄今所知的“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遗言来自于蔡夫人的侄子周峻之口。今天的我们虽可以从各种资料中寻找到举国哀悼的情形，但却无法还原当时国人的悲痛与惋惜之情。在中国现代的名人中，特别是如蔡元培这样在学界、政界均有地位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国学大师之死》　假如没有蔡元培假如没有蔡元培
蔡元培的地位来自于他的成就，而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作为北大校长而获得的。即使在今天，只要谈起教育改革，言必称蔡。
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