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延安虽属形胜之地，却也并非王道乐土。多年的战乱已使周边地区治安混乱。共产党要想在延安扎根，还得扎扎实实地治理治理。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人民警察(1)
延安城到处都有抗战英雄范仲淹的遗迹，驻扎这个地方，共产党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无论想起范仲淹还是想起李自成，共产党都把延安当作未来新中国的试验区。中共中央在延安抓普选、抓建政，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新政权的样子！
古老的延安城有了许多新单位，党中央直属机关、八路军总部直属机关、西北局所属机关单位、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局，共有机关单位二百多个。延安还成了文化中心，原来只有
一所师范学校，如今有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边区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六十多所学校。延安又迎来许多新居民，原来的一万多人很快膨胀到六万多人。
战乱之中的华夏大地，有了延安这个民主、自由、抗战的乐园，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纷纷来奔。可是，就在1937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延河河滩上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抗大女学员刘茜，死因是枪击。女知识青年被杀案件，轰动了不大的延安城。保安处全力破案，很快从刘茜的私人关系中，查到交往密切的两个人，一个是小知识分子，一个是长征干部。调查分析，小知识分子动手的可能性较小，而那个长征干部黄克功，却有警卫员反映鞋子上有血迹。保安处秘密检查黄克功的手枪，发现有开枪痕迹，而且子弹同尸体上的弹头一致。经过讯问，黄克功供认不讳。原来，黄克功曾与刘茜热恋，而且向社会公开，但后来刘茜要求分手。那天晚上，黄克功把刘茜约到河边谈话，拔出手枪要求恢复关系，刘茜坚持不允，情急之中，黄克功开枪打死了刘茜。
谈恋爱不成就杀人？这种野蛮的犯罪行为，激起延安各界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愤怒，人们纷纷要求严惩黄克功。按照职权，保安处负责提起公诉。可是，如何量刑又出现争论。许多人本来主张杀人偿命，没有二话。可是，当人们得知黄克功的革命经历，不免迟疑。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上过井冈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攻打娄山关中立下战功，曾任团政委、旅政委、师特派员，也是一个保卫干部呢！因为情杀案件就杀掉一位红军英雄？就连一些知识青年也要求免于死刑，让黄克功上战场戴罪立功。抗大教育长罗瑞卿是保安处长周兴的老上级，两人都为难。
难题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提笔写信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毛泽东认为：功劳归功劳，杀人当偿命，不能因为是共产党的干部，为革命、为党立过大功，就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偿命。如果杀黄克功，确实有些惋惜，但是，“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10月10日，公审大会在陕北公学大院举行，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审判长，保安处副处长谭政文担任公诉人。黄克功对于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请求给自己一挺机枪，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宣判前，会场一片寂静，人们痛惜地等待这个红军战将的结局。审判长庄严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临刑之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如此执法，延安的社会秩序焉能不变？
1937年10月8日，边区政府发布第一号委任令，任命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兴兼任边区保安处处长。从此，保安处不再从属于保安司令部，而是成为边区政府直辖部门。很快，边区政府又宣布成立延安市政府，任命刘护平为延安市公安局长。延安市局下设三个科，治安科科长杨开明，社会科科长由局长兼任，司法科科长朱化龙，警察队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堂堂的边区首府公安局，驻地只有棉土沟的五个窑洞四间平房和街上的四间办公房。
全民抗日的呼声之中，国民党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各级议会统称人民代表大会。延安的警察，也称为“人民警察”。
这是世界上惟一加上“人民”二字的警察队伍。
国民党的警察经常欺负群众，因为身着黑色制服，被老百姓骂做“黑狗子”！共产党的警察也有名声问题，执行肃反的保卫局在革命队伍中记忆尤深，尚不了解共产党的老百姓更是将信将疑。
日本人帮忙了。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延安这个偏僻小城也热闹起来，机关学校放假，街上行人众多。上午8时40分，宝塔山上的防空哨突然发出紧急防空警报！
延安早有防空部署，宝塔山上设立了防空警报，但没有雷达设备，全靠人眼望监视天空，仅有的两挺高射机枪也不能覆盖全部空域。所以，一旦警报钟声敲响，敌机已经到头顶了。听到警报，满城的老百姓都往城后的凤凰山跑，山边有多处闲置的石头窑洞，可以作为防空洞。群众跑，警察不能跑。延安市公安局长王卓超立即指挥警察疏散群众。就在群众纷纷躲入防空洞的时候，六架日军飞机投下炸弹！延安城四处起火，一颗炸弹就在身边爆炸，气浪把王卓超掀倒在地！
日军飞机终于走了，老百姓忧心忡忡返回家园。多次遭遇战乱的延安人早有经验：没人看守的家产肯定会被洗劫一空。到得家中，群众惊喜地发现：各家的财产，除了轰炸中被毁的以外，完好无缺！店铺里面的钟表衣物金银首饰一件不少，三仙园饭馆卤肉大锅里的羊肉杂碎还在翻腾。人们纷纷打听：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人民警察(2)
原来，就在敌机轰炸群众跑反的时刻，延安市的人民警察依然坚守岗位。保安处的礼堂被炸塌了，可是，警察们都忙着保护群众财产，三个警察被炸伤依然坚持值勤！
延安的老百姓感动了，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警察？延安商会特地到警察队慰问，向每个警察赠送一个皮包、一条毛巾、一个口盅。
这天，毛泽东在凤凰山边的窑洞也被炸塌了，可是，毛泽东却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称赞延安的警察。毛泽东得意地说：“延安的警察不是世界第一，也是中国第一！”①
人民警察的形象，昼夜矗立在延安的街头。延安百姓和陕北百姓心中认定：这共产党比李自成更有出息，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
毛泽东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创建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的警察都叫“人民警察”，全国各级政府都叫“人民政府”。
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本书由中国公安界权威专家组成小组编写，涵盖1921年至1991年的中共保卫工作与中国公安工作。
①西北政治保卫局：《特务须知》，周兴自存档案。周兴自己保存了一批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文件。这些用毛笔在马兰纸上抄写的资料，居然平安度过了战争年代和文革年代。周兴去世后，其夫人杨玉英将这些档案交给作者。
①罗青长：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作者利用探病机会，了解这个中国情报界权威人物的早期工作经历。
①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中央军委特别工作处、中央特科的创立，以及在白区的情报、统战、联络、城市工作。
②欧阳毅：前炮兵副政委，2002年10月采访。欧阳毅是健在的资格最老的中共情报、保卫干部之一，1931年1月成立中央政治保卫处的时候，欧阳毅就是五人成员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欧阳毅任总政锄奸部副部长，建国后曾任炮兵副政委。
①王建华著：《红色恐怖的铁拳——中共中央特科记实》，人民中国出版社。此书记叙中共特科的神秘历史。
①陈复生：前公安部副局级干部，2001年6月19日采访。陈复生在1932年进入国家保卫局，长征前任师特派员。这个红三军团健在的惟一师级干部，虽然双目失明，却有相当清晰的记忆，生动地描述红军时期保卫局人员的形象，还讲述自己镇压逃跑的师参谋长的经过。
①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东方红丛书，中国书店。此书的编者曾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实事求是地记叙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时，江西苏区的肃反情况。
①刘秉荣：《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本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司令员李振军作序，全面记述各主要根据地的肃反，其中有份名单“并非死于敌人屠刀下的烈士们”，可见肃反错误造成的干部损失非常严重。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李维汉在1935年参与中共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的处理，1982年又受中央委托主持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
②郭洪涛：前国家经委副主任，2002年11月28日采访。当年的陕甘晋省委负责人，此时只有郭洪涛一人健在。这个91岁的老人向作者口述当时肃反的经过。肃反发展到逮捕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的程度，郭洪涛感到有问题，向朱理治提出：“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郭洪涛于2004年去世。
①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此书与其他回忆文章都表明，中共中央制止陕北错误肃反的态度坚决，措施有效。不过，由于战争紧张立足未稳，对于肃反错误的深入总结，还要留待以后。
②《郭洪涛回忆录集》，中共党史出版社。作为陕北苏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文中记述西北两块根据地的创建经过，并回忆肃反的过程。陕北肃反是接受上级组织的指令而开展的，这个上级的身份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这个代表是由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委派的。
③聂洪钧：《刘志丹冤案的产生》，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此文坦言自己经手的错误肃反。
①《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马文瑞曾在西北的两块根据地都工作过，亲身经历错误肃反的逼供信。当时将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根据地的县以上干部统统关押，200多人被杀害。关押马文瑞的院子也挖了土坑，准备埋人了。
②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在陕甘边红军创始时期参军，曾任刘志丹、习仲勋的警卫员，虽然是保卫干部，却反感错误的肃反。
③耿红：《耿耿丹心为人民》。前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耿红回忆，当年许多陕北地方干部对肃反很不理解，“要不是中央及时到来，陕北红军和二十五军非打起来不可。”
①汪东兴：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1995年4月24日采访。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带作者采访周兴的老战友汪东兴。长征期间周兴是汪东兴的上级。周兴因病去世时，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就在病床旁边守候，又批准将杨玉英全家调到北京定居。
人民警察(3)
①斯诺：《中共杂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们对斯诺在陕北活动的了解，大多见于斯诺公开发表的著作《西行漫记》，那本书中并无关于周兴的专章。其实，斯诺还著有《中共杂记》一书，第六章专门介绍中共的保卫机构，先专节介绍周兴的简历，而后记录《保卫问题和司法（制度）》。斯诺还注明：“1936年10月9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的访问记”。将此时周兴任职的西北保卫局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失误大概不能归于并不熟悉中共体制的斯诺。估计是中共翻译这样向斯诺介绍，可见当时党内认为西北保卫局实际
就是国家保卫局。关于斯诺这次采访还有旁证。周兴自存档案中也有周兴与斯诺谈话的文字记录。作者将这份记录与斯诺的《中共杂记》认真核对，除个别文字差异以外，两份文件完全一致。这表明，周兴接受采访也许事先有文字准备。
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这本传记由国家安全部审定，是关于李克农情报生涯的权威记述。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是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关键人物。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曾山走进延安师范学校的时候，梁济正在这个学校读书。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与延安市公安局少有的延安本地干部，梁济始终注意了解延安的社情与历史。
①李启明：前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书记，1995年10月18日采访。健在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领导干部中，李启明职务最高，任职时间最长，而且记忆力极佳。作者曾经多次采访李启明，并就诸多疑点当面请教。
①王卓超：前江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2001年10月29日采访。作者到江西采访时，王卓超正在医院输液，仍然讲述了在延安市公安局工作十年的经历。抗日战争胜利，王卓超奉命出发东北，由郝苏继任延安市公安局长，不过，两人却忙得没有交接工作。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周恩来遭遇伏击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国际友人赠送的这辆卡车，乃是延安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
周恩来与司机坐在驾驶室内，车厢上，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随从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还有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这25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行的阵容。
卡车一直向南行驶。从延安到西安，要经过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跑上几百公里。车出延安城，首先到达三十里铺，这里有西北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再往南的甘泉县就是国民党的地盘。从延安到西安是居高临下，行驶非常轻快，出城五十多里后汽车却费力起来。这是攀登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这大劳山，乃是陕北名山黄龙山的余脉，古来就是用兵之地。清兵进剿回民起义，就在这里遭遇埋伏，留下千人大墓。东北军进攻红十五军团，也在这里被歼灭两个团。
卡车进入红白交界地区，车上的战士都提高警惕，翻过山脊下行，这就进入甘泉县境了。卡车刚刚进入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听到枪声！周恩来立即观察地形，只见公路通过谷底的水潭，左面的苇塘紧挨陡峭的沿湫山，右面的稍林连接一带丘陵，正前方一道大坝梁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枪声不断从左右两侧响起，周恩来果断命令加速，冲过坝梁就可以摆脱伏击！司机老李加油前冲，对面坝梁又射来密集火力，轮胎被击破，司机倒在驾驶盘上，卡车就困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周恩来立即跳下卡车，车上的战士正在还击。周恩来指挥：“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命令副官陈友才带警卫掩护周恩来转移，又命令陈国桥指挥特务队阻击敌人。陈友才此时大腿中弹，无法行动，就指挥警卫员先行，自己掩护。敌人发现这个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人正在指挥，就把火力集中到陈友才身上，陈友才为了掩护周恩来，索性主动迎战，把敌人火力全吸引到自己这里！
正面的坝梁和左侧的山崖不断射来子弹，周恩来果断决定从右侧稍林突围。进入稍林敌人就看不清目标，但子弹还是不停地倾泻而来，张云逸的手被擦破，孔石泉的领子被穿了几个洞，所幸周恩来毫发未伤。
卡车处，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的陈友才当先牺牲，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保卫局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选调而来，个个英勇善战，但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国桥自己率队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等人先撤，曹鸿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曹鸿都带人先撤，等到追上周恩来，也只剩自己一人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后方的山坳，继续传来激烈的枪声……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五人徒步回到三十里铺，在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延安。
延安城顿时震惊！
警卫团长黄霖抄起手枪就出门，总参谋长刘伯承已经集中了中央首长的马匹，毛泽东叮嘱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
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增援。
延安市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民兵出发。
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眼泪夺眶而出，南线剿匪本是自己的任务！
清凉山上的红军大学里，身经百战的学员无心上课，万里长征中周副主席也没遇过这种危险！董必武出面讲话安慰大家。
延安南门外，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而来，翘首远望……
焦急等待的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李富春……
黄霖马快，首先赶到三十里铺警卫周恩来，随后，几十个红军骑兵陆续赶到。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沿湫山营救。
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留着作战姿势！逐个检查，发现还有四个重伤员尚未牺牲，立即进行抢救。张云逸详细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面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张云逸把密码销毁，把毛毯收起。这块毛毯因而成为文物，目前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随后赶来的于桑，带领战士群众收殓18具烈士遗体。
三十里铺的周恩来，了解到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才和黄霖乘马返回延安。
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毛泽东和干部群众始终在等周恩来。
周兴却难辞其咎！
作为延安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竟然使得中央保卫工作领导人遭遇危险，周兴受到有生以来最为严厉的一次批评。①
延安的安全，就是中央的安全，周兴必须保证延安的安全！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延安不安(1)
延安，并非长治久安之地。
这里古来处于对外作战的前线，古名“延州”。不知何时，在“延”字后面加了一个“安”字，于是成了“延安”。中国人总是期望安全，不少城市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安”字，陕西有西安，山东有泰安，四川有广安……
共产党接管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并不安生的地方。
国民党政权带着武装保安队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的“土围子”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地方军阀还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组织“肃反会”、“铲共义勇军”积极活动，绥德肃反分会散发小册子《老实话》，用快板书的方式宣传共产党员叛变的故事。
红军队伍中也有动摇现象。佳县红五团政委马子祥被俘叛变，红八十一师高文瑞率领90多人63支枪投降，华池警卫连副连长焦鸿鹏率领20多人叛变攻打县政府。最为严重的是三边事件，三个警卫连长率队发动叛乱，杀害特委书记谢维俊。这谢维俊就是当年江西苏区的“邓、毛、谢、古”之一，因“毛派人物”而挨整，长征后刚刚得到起用。
周围不安，延安城里也不安生。
延安原有的惟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红军接管延安前，延安处于红白拉锯之中，校长擅自离职，学校就由进步老师孙铭勋、林迪生掌管，许多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共产党。红军接管延安后，林迪生接上组织关系调到教育部工作。延安师范学校由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兼任校长，廖承志、朱光担任政治教员。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极强，丁玲讲的文学课看笔记就是一篇文章，徐特立讲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猴子变人自己四脚在地上爬！学生纷纷要求进步，学校中秘密成立党、团支部。国民党不肯让共产党控制学校，要求派遣校长。延安市委就此请示，毛泽东说：“两党都能合作，一个学校还不能？”国民党派来的校长马濯江是个中统特务，试图在延安发展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还把边区的校长和教员轮番调到庐山训练，有的教员回到延安就不再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还说反动话。
延安当地社会情况也比较复杂，土匪、流氓、汉奸、特务，鱼龙混杂。进驻延安不久，公安局就抓了几个人，其中有滋扰地方的商人高老八、地痞毕端仁、挟带海洛因的河南籍磨刀人。公安局的外勤情报员邵炎隐蔽在旅店侦察案件，由梁济书写起诉书。①
面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西北保卫局特别注意防止汉奸破坏。侦察部长陈复生带领侦察员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穆广林、王化凯积极活动，但几人都是江西人，语言不通难以隐蔽，于是又调来赵苍璧、郑柱国等本地干部。侦察部发现一个小布店往来怪异，经查，店主高有是个汉奸，日本人出钱让他在延安开店搞情报！公安局立即查封这个店。
国共刚刚开始合作，如何在陕北各地划分权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许多地方出现双重政权的怪现象。保卫局侦破国民党延川县秘书是个汉奸，在其家中搜出日本的旗帜、标语、文件，但国民党委任的县长就是不同意处罚这个人。陈复生就说：那就由我们共产党的县长出布告枪毙，你也签名，写上不同意！国民党的县长也不敢承担包庇汉奸的名声，于是，这份枪决汉奸的布告，就由两个县长签署执行。
侦察干部眼尖。陈复生刚进延安两个月，就盯上两个奇怪的和尚。延安城里，从南门通往北门的大街是一片繁华的店铺，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庙。庙里的两个和尚不穿和尚衣，也不念经，经常穿着蓝布便装到处乱窜。周围群众反映，过去这个庙里有两个老和尚，忽然不知去向，现在这两个和尚谁都不认识。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陈复生又找以前在这个庙里煮饭看门的罗老汉调查。罗老汉说，红军进城前的一天晚上，来了几个国民党兵，把两个和尚带走了，还把自己赶出庙门。
现在的两个“和尚”很可能同国民党有关系。陈复生等人开始跟踪。盯梢发现，两个和尚的活动有几个重点区域：一是北门外的党中央所在地，二是东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印刷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周围，三是南门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周围。盯梢还发现，有两人常在深夜偷偷进入火神庙，这兄弟二人最近从西安迁来延安开照相馆。陈复生判断：这两个“和尚”可能是敌特机关的负责人，负有广泛的情报收集任务。
听说火神庙在找雇工，陈复生决定送人上门，打入虎穴。侦察部的干部多数是南方人不能用，陈复生选中机关内部的洛川河莲湾人小李，公开宣布开除军籍处理回家。小李坐在火神庙前的石阶上哭，装作不愿回家。“和尚”出来，问清这个孩子不过十七岁，又看了“违反军纪”的处分决定和处理回家的路条，就收留小李在庙里当了勤杂工。小李侦察个把月，发现“和尚”有枪，情报藏在红皮枕头里，外面还有两个秘密联络点。
保卫局决定破案。6月8日晚上，乘两个“和尚”外出，小李把装有情报的枕头抱回机关，陈复生带领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黄黄山、赵苍璧五人埋伏在庙中。两个“和尚”刚回来，陈复生等人立即扑上去。“和尚”来不及掏枪，双方徒手搏斗。两个“和尚”会些拳脚，当先的陈复生头上挨了一拳，身高马大的赵苍璧拉开陈复生，冲上去将敌手打倒！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延安不安(2)
这两个奇怪的“和尚”，原来是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手下的侦察参谋！那两个开照相馆的兄弟，原来是国民党西安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顺藤摸瓜，还破获他们伸入红军的两个案子。红皮枕头里面还真的有不少情报，其中有两份揭发国民党的延安县长马豫章被共产党赤化！其实马豫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这次险些暴露。还有两个军统特务隐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里活动，也被边保破获。①
国民党特务的活动限于搞情报，对边区安全威胁最大的还是土匪。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出人意料的劳山事件真相(1)
关于周恩来在劳山遭遇伏击的事件，一直有形形色色的传说与猜测。
边保认为:劳山伏击显然是敌人预有准备的行动，肯定是日本特务或是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国共谈判。
王明认为，是托派谋刺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共产党人周恩来。
也有人分析：敌人只是抢走财物和武器，并未拿走文件和密码，可能是土匪抢劫。
当年案件被侦破时判定，这股敌人是政治土匪。但是，直到建国后还有人质疑：仅仅是一股土匪，就能制造这么周到的伏击？有人听说，劳山的土匪解放后还过得好好的。这就令人猜测：是否有党内的坏人企图暗杀周恩来？
作者多方调查，反复梳理劳山事件的前前后后。
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边区党委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决心抽调关中保卫局、边区保卫局、延安县保卫局的部队清剿在延安南部活动的土匪，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为司令，贾腾云为政委。
延安与宜川、甘泉交界的金盆湾、临镇、云岩镇一带，活动着一支土匪队伍，抢劫商旅、残害群众，时常威胁延安安全。吴台亮带领各地集中的百把人枪，翻过劳山，穿过南泥湾，来到金盆湾。这里原是土匪的地盘，一户农民卖粮给剿匪部队，全家五口当晚就被土匪杀害，给吴台亮一个下马威。部队没有给养，吴台亮操枪打鸟，恰巧一枪命中。很快，红军神枪司令威名远播，土匪纷纷逃避。
通过社会调查，剿匪司令部初步搞清，这股土匪有明暗两股势力。明的是一股惯匪，头目叫李青伍；暗的是八十多人的民团，头目是临镇土豪劣绅姬延寿；幕后操纵人是国民党甘泉县党部，还与西安省党部有联系。敌人势大，边区党委又派独立团增援，团长白寿康、政委李太渊率领二百多人浩浩荡荡开赴临镇。
红军阵容强大，姬延寿一改常态，主动向吴台亮示好。农历三月初三，临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姬延寿特地请红军点戏。吴台亮叫白寿康出面应付，自己和李太渊混在人群中查看动向。小小的临镇，街面上熙熙攘攘，背地里暗流汹涌。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来来往往，土匪也化装进城，更奇异的是民团，有的拼命大吃大喝，有的抢购擦枪油……特异情况显示——民团将有动作！
当晚，吴台亮将司令部秘密迁出临镇，将部队埋伏在四面山头。时近午夜，山上传出两声清脆的枪声，临镇民团八十多人钻山沟逃亡！而民团头目姬延寿，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吴台亮立即逮捕姬延寿，但是，如何剿匪却是还要请示上级。
考虑到国共正在谈判合作，边区党委指示剿匪司令部也先行谈判。双方代表各持介绍信件，在临镇开始谈判，划分共产党控制的延安与国民党控制的甘泉的分界线。国民党甘泉县代表提出：以金盆湾到临镇的河流为界。吴台亮知道，土匪正藏匿在河流以南，这样划分没法剿匪，就气冲冲地说：“西安以南归你们管，西安以北归我们管！”此时，延安到西安之间的各县都由国民党管辖，吴台亮这一炮真是够狠。国民党代表立时骂吴台亮“二杆子”，吴台亮则回之以“放屁”。谈判搞不下去，国民党向边区政府控告，说吴台亮破坏统一战线。很快，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剿匪司令部：“边区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吴台亮大为振奋：延安周围的地盘关乎中央的安全，早该收到我们手中！
继续谈判，共产党这边改派团政委贾腾云为代表。这贾腾云本是当地“哥老会”大爷，后来参加红军当了五团政委，谈判中见到土匪兄弟，很快打得火热。这天，贾腾云回到剿匪司令部，对吴台亮说明天再谈一次就差不多了。晚上，吴台亮刚刚睡着，就被贾腾云的警卫班长李天杰叫醒。李天杰汇报：贾腾云活动自己叛变，今晚先动手抓捕吴台亮，而后开枪报信，土匪从山上下来支援。见吴台亮不信，李天杰坚定地说：“你这个人好！你是革命的，他是反革命！”吴台亮想到，李天杰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而贾腾云平时的表现完全可能叛变。吴台亮立即叫醒自己的警卫班，布置抓捕贾腾云。刚刚讲完，贾腾云就进屋来抓吴台亮，吴台亮冲上去扼住贾腾云咽喉，警卫员围上去缴了他的枪。由于没有得到信号，这晚土匪没敢下山。第二天，吴台亮派人将贾腾云押送延安，同时请示是否包围土匪强令缴枪。边区党委回答：继续掌握情况，不可乱动。
相持不下，这股土匪向西转移，到甘泉通向富县的公路周围活动，人数扩大到二百多人。4月25日，就发生了劳山伏击事件。
事件发生后，边区党委立即把吴台亮叫到延安开会。郭洪涛、李德、谢觉哉、周兴、王达成、王观澜一起听取汇报，吴台亮痛哭流涕，边汇报，边检讨。与会人传阅剿匪司令部与边区党委的往来信件，立即表示：责任不在吴台亮司令员，责任在边区党委。吴台亮十分感动，立即提出剿匪方案。边区党委当即决定大规模进剿，仍然指派吴台亮为剿匪司令。
接下来的剿匪行动，更是多方面工作的配合。
周兴亲自布置，边保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的“坐地大爷”李凤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凤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这一带的群众早已对土匪恨之入骨，纷纷揭发，土匪头子接连落网。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出人意料的劳山事件真相(2)
通过审讯，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
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劳山事件之前还在三十里铺附近抢劫了东北军的车队。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信息。周恩来出行之前，三辆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被冯长斗通报土匪。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带人等候在沿湫山。打响之时，李青伍就在大坝梁上的山神庙中指挥，见卡车中跳出几个人向稍
林转移并未布置追击，目标始终锁定卡车里的财物。出于工作需要，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穿西装戴礼帽，土匪以为这是大官，搜口袋却发现了周恩来的名片。本想发财，没想到杀了共产党的大人物！李青伍慌了：坏了！这下捅下乱子了！快跑！土匪临行不忘带走两个铁皮箱子，抬了十几里路，打开一看，没有黄金鸦片，全是文件书籍。
害怕红军围剿的李青伍，先是逃避了赵家河的围剿，又躲到韩城，害怕不够远，又躲到山西临清县的樊条屯。直到冬天，李青伍才悄悄潜回老家，当即被守候的锄奸队逮捕。
大规模围剿，抓捕了多数匪徒。边区政府在甘谷驿、二十里铺、临镇等集镇，当众枪决李青伍、齐金权、姬延寿、韩老二、蒋海福、侯振国等土匪头子。公判坐探冯长斗的大会最为轰动，二十里铺人山人海，对这个暗害周副主席的坏蛋，群众恨不得用石头砸、用镢头砍！①
按说，这个案件早已破获，但是，一些内情尚未公开，所以产生了一些误解。
那土匪头子李青伍，小时随父母从河南逃荒来到黄龙山老沟村，长成之后成为当地一股土匪的小头目。1935年，红军将其收编，改称万泉县突击队。1936年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李青伍杀害万泉县苏维埃主席，投降国民党，红军来后又上山为匪。这股土匪中还有一些人逃脱围剿，转到国民党部队二十二军，为首者绰号“骑兵张”，解放战争中在榆林参加起义。
前后如此渊源，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容易误认此案有党内斗争背景。李青伍、姬延寿虽然确实有国民党背景，但劳山伏击却是出于劫财目的，并未预谋杀害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的谈判对象，频频出入于红区白区，国民党还得保护周恩来的安全呢！了解内情的罗青长、李启明都肯定地对作者说：劳山事件没有政治背景。①
作者不禁大失所望。
劳山伏击，乃是中共历史中领袖人物遭遇暗害的最为凶险的事件，这本来可以作为国民党阴谋的一个铁证！
想想看，历史上多少暗杀领袖事件，都是文艺作品百用不爽的素材。著名电影《德黑兰1942》,描写德国特务企图暗杀美英苏三国领袖，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美国电影还把肯尼迪总统的遇刺，描写为自己的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暗杀，制造悬疑。
循着这种思路，本来可以设想：国民党特务机关密谋策划，暗杀共产党首脑周恩来，从而破坏国共谈判；同时，通过消灭共产党最高情报负责人，打击整个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这么写也不冤枉国民党，这股土匪本来就是国民党操纵的。而且，国民党后来也确实在1955年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企图暗杀周恩来。如果再加上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因素，这个案件就更为复杂了。这也不是没有来由，这股土匪之中，不是有人曾有红军身份、有人解放后还逍遥人间？
作家，总是难以遏制猎奇倾向。可是，延安的老保卫们，都肯定地对作者说：劳山事件没有政治背景。这些人真是老实，连国民党都不肯冤枉。
尊重历史真实，必须从实写来。
1937年4月25日，刚刚发生劳山事件的延安，很快从震惊转为镇定。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尽管对于昨天的伏击还有种种猜测，尽管前途依然潜伏险情，周恩来还是匆匆出发。出生入死，对于共产党领袖不过是家常便饭。
尽管中共中央并未认定劳山事件具有政治背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证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以往相当薄弱。毛泽东在延安的第一住处是凤凰山麓的石窑洞，这里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就搬到延安城北门外三公里处的小山村杨家岭。这里原来只有八九户人家，中共中央搬来后搞了一些建设。沟口盖了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中央礼堂，楼上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山腰的平坡有灰砖砌就的窑洞，毛泽东住在中间，左边住着周恩来，右边住着朱德、刘少奇。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由西北保卫局负责，首长的警卫人员从保卫局的特务队中调派，警卫分队也由保安团担任。杨家岭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保卫措施，村里的大人娃娃随意乱走，外面来人也没人拦。劳山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营，从红一军团抽调四个人枪齐整的连队，调到凤凰山护卫中央机关。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围剿”变“封锁”
中共中央加强警卫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天真地相信盟友，曾经吃过国民党的大亏。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其人，在对待共产党方面，从来没有幼稚过。
西安事变之后达成国共合作，表面上看，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共产党的处境仍有潜在之危机。蒋介石虽然履行西安事变中的抗日承诺，同时却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并将二人所部调出陕西。西北地盘上好不容易形成的三足并立
局面，如今只剩红军独立支撑。蒋介石又派亲信大将蒋鼎文任国民党中央军委西安行营主任，不久，西安行营改称天水行营，但仍驻扎西安。天水行营创立“党政军特联会报”，作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党政军群组织，对延安形成四面包围。
举国团结抗战，国民党不好动手开打内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就从“围剿”调整为“封锁”。
国民党中统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徐恩曾写道：“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甚至连莫斯科给它的机密命令，也常常到了我们手里，在我们的档案中，曾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会议记录，这些都是我们从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搜获得来……”徐恩曾认为：“所以要获得共产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仍照过去的办法，设法渗透到它的‘中央机关’中去，可是那时的共产党中央，远在延安，接触较难……”①
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秘密制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密令执行。这个计划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民运、特务”等八方面，其周密程度不亚于对日作战。综其要者，有三个主要措施：构筑碉堡群形成四面包围的军事封锁线；设置盘查站卡住出入交通要道；任用特务实施秘密渗透。
军事封锁的重任由胡宗南担任。胡宗南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在各派军阀的角力之中一直忠于蒋介石，先后任老蒋起家部队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可谓嫡系大将。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部参加上海、河南战役，旋即奉命调回陕西休整。将主力之中的主力放在后方，蒋介石自有打算。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命令北方的张学良不抵抗，自己却在南方发动一次次对苏区的围剿。蒋介石的战略始终是“攘外必先安内”。常人对此不解，还是胡宗南说得透：“抗日战争即使失败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为长治久安之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
不过，面对大举入侵的日军，却要调兵封锁共产党，总是显得师出无名。国民党军令部长找出一段历史，想当年，元军正面攻击宋军受阻，忽必烈率军迂回西南，而后南北夹击灭亡宋朝。蒋介石找到借口，硬说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切断河西走廊的中苏联系，而后进入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样，蒋介石用兵西北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国民党大量向西北增兵，还任命胡宗南兼任两个战区职务，以陕西、河南、山西第一战区副司令与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第八战区代司令身份，协调指挥25个军50万兵力，俨然而为“西北王”。
西北王胡宗南深得君心。以少数部队扼守潼关一线阻止日军入陕，却以大部兵力对付共产党。国民党部队沿着边区边境修筑碉堡，北接长城，东到黄河，从西绕南形成一圈封闭的封锁线。每道封锁线都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又由相互通联的子母堡组成，碉堡之间由战沟相连。重点地域更是层层设防，5道封锁线形成纵深百里的封锁地域。延安正南的洛川至中部县（现黄陵县），仅仅80里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有碉堡518座！
陕甘宁边区四面被围：西北的宁夏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北面的绥南、陕北、晋西北有邓宝珊、高双成、马占山部队。东、南、西则是胡宗南部队主力，从东部的黄河西岸向西，沿陕西秋林、洛川、耀县、甘肃的宁县、西峰等地，囊括边区南面，又向北进入宁夏固原包抄边区西面，直接西北的马家军。
此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留在边区的只有少量后方留守部队。物理学判定：水位越高，势能越大。军事学也认为：兵力差距太大，容易导致均势失衡，实力畸强的一方难以遏制进攻欲望。这样看，延安还是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所幸，大敌当前，国共双方都把抗日当作主要任务，边区内外尚能维持和平局面。延安与西安之间，还时常往来邮电、商旅、公事官员。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官府劫道(1)
延安东面是黄河天堑，北部有沙漠阻隔，连接外界的通路有限。
向南到西安的800里山路，是延安通向省城以至国家中心地带的最近通道，公开往来的人员、物资、商旅多数从南路走。
向东北，经绥德、榆林、神木可出内蒙；向西北，经保安、定边可出宁夏、内蒙；这两
条路线都是通往边境的通道，可以沟通苏联。
还有一个西南方向鲜为人知。陕甘宁边区之“甘”，就是甘肃省的庆阳地区，位于延安的西南方向。这个地区远离省会，国民党基层政权松散，就成为共产党的秘密通道。
三条路线活跃了偏僻的延安。
以往，中共中央机关先后位于上海、江西，与被称为“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络，都要经过海路，必须通过由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海港。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已经中断，无法协调立场，就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替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国共联合抗日。重大的政策转变急需统一思想，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恢复联系。
从苏联到中国内地苏区，沿途将通过蒙古王公和国民党统治地域，此前已经有两个人被捉住杀掉。为了保密，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而是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与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默记脑中，特别是背诵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全部密码！张浩二人乘骑骆驼，穿越蒙古大沙漠，到达宁夏银川，由于湖北口音被国民党守城部队扣押。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张浩，以商人身份帮厨，与连长拉老乡，终于获得释放。张浩进入陕甘苏区定边的时候，恰巧中共中央也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纪念日，中共中央正在瓦窑堡举办释放刘志丹等人的宴会，突然接到定边电报，有可疑人要见中央！又高又黑的张浩被押送到瓦窑堡，大家认出：这个“老鞑子”就是共产党员林育英！
刚刚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真是运气极好，要根据地，脚下就有陕北苏区，要国际支持，张浩就从天而降！中共中央刚刚纠正左倾的军事路线，对于政治路线的讨论还有严重分歧，张国焘更是公然另立中央。手持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张浩，有力地支持毛泽东转变路线的努力，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中共中央的新驻地延安靠北，邻近中苏边境，得以陆路往来远方。沿途大多是西北军、晋军的地盘，蒋介石的中央军鞭长莫及。起初是徒步秘密往来，国共合作之后就有了苏联的汽车，甚至开辟了空中航线。从莫斯科直飞延安，半年的行程指日可到！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都曾乘飞机往来。
中共中央还着手恢复与各地秘密组织的联系。长征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共中央与白区地下组织的联络全部中断，各地组织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全党合力。在延安落脚之后，中共中央立即重建交通科，对外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负责打通对外联络渠道。延安远离国民党统治重心，附近的大小军阀各保山头，有的对于封锁共产党并不下死力，到处有空可钻。1936年春，刘少奇从延安潜往天津，恢复中央对北方局的领导。同期，冯雪峰由延安潜往上海，恢复中央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这样，党中央与北方、南方的地下组织都建立了联系。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白区组织迅速纠正以往的左倾路线，积极恢复组织，大力发展工作。共产党的活动超越陕北一隅，形成合法根据地与白区秘密工作协调配合的新局面。
延安成为中共运作全国乃至通向国际的神经中枢，这就令得蒋介石头疼。蒋介石的头脑中，从未有过放任共产党坐大的天真，可是，国共合作期间封锁延安又是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国民党自己，西安与绥德、榆林、定边等地的交通，也要经过共产党控制的延安。犹疑之间，商旅、官员、部队、百姓不绝于途，延安已经成为陕北的交通枢纽之地。
延安南向通路，是国民党封锁的重点。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当然也得拨些粮饷。1937年春，交通兵二团八连奉命为延安运送“协粮”。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支为延安运送粮饷的国民党车队，带队人二营副营长曹艺，竟然是一个中断组织联系七年的共产党员。曹艺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向叶剑英报到。而后，曹艺带着9辆卡车北上。到了延安，朱德总司令又亲自接见曹艺，发展为特别党员。从此，曹艺不止为国民党运送一些象征性的粮饷，还为延安送去大批进步青年，多次接送中共高级干部。
延安的东向通路，距离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最近。但是，国民党部队始终牢牢地把守着东面的黄河天堑，卡住交通咽喉。延安的东北是榆林，驻军首脑是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邓宝珊。榆林驻军的物资经过延安，边区政府免税放行。延安到外地采购，榆林也准予放行。邓宝珊的部队到西安领取军需，还为延安捎回药品布匹等禁运物资。邓宝珊又让出陕北绥德与山西临县之间的军渡等两个黄河渡口，敞开共产党各根据地之间的通道。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八路军将领都走过这条路线。邓宝珊的协助，为陕甘宁边区开通了一条重要的东向通路。后来，第三次国内战争毛泽东转战陕北，取胜之后就由这条通路离开陕北进入华北，进而入主北京。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官府劫道(2)
西向通路经由甘肃陇东。由于这里偏离国家经济社会的中心地带，所以，国民党的把守相对较松，这就使得西路成为陕甘宁边区秘密交通的主道。红军西路军失败，总指挥徐向前化装商人骑驴脱险，就是从这条路进入延安。刘少奇化名胡服前往华中、华北敌后根据地，没有走较近的西北路和南路，而是从这较远的西南路绕行。
1940年，一支由3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延安。车上的部队叫做“新兵营
”，其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长征末期，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路军打进河西走廊，试图开通苏联通道。甘肃军阀拼命保护地盘，戈壁滩又适合马家军的骑兵驰骋，孤立无援的红军全军覆没，仅剩400多人陷入大雪弥漫的祁连山，由李先念率领向新疆徒步开进。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万里远隔，只得与相邻的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接受中共代表，对延安有些物资支持。中共中央千方百计营救西路军，通知正在新疆的陈云负责接应西路军余部。陈云征得盛世才的同意，率汽车到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把这400多红军官兵接到新疆，以“新兵营”的称号集中训练。中共中央从长远着眼，利用新疆的特殊条件，指令这些红军官兵学习炮兵、装甲、汽车、无线电、航空等现代化军事技术。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路过新疆，十分重视这批现代化军事人才,向盛世才提出把这批人送回延安。盛世才又要请示蒋介石，几经波折，329名红军官兵乘坐30辆军车，万里归家。4年前，这些红军官兵杀开一条血路通过河西走廊，现在，他们又克服当年敌人马家军的重重阻挠，浩浩荡荡开回延安！这些中共第一批现代化军事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技术军兵种的将领。
中共中央的进驻，使得延安这个西北小镇名闻天下。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延安这个苦寒之地焕发出诱人的魅力。
抗战军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投奔抗日战场。可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避居大后方重庆，离前线太远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北方高擎抗日大旗。而且，各种渠道传出的消息，都说共产党那里领袖民主，干部廉洁，群众觉悟。大半国土沦于日人之手，小半国土盘踞着军阀官僚，环顾华夏，惟有那延安是民族之净土！于是，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延安。1938年5月至8月，仅仅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去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1938年4月16日开学的抗大四期，每天接待上百新学员，年底毕业时已有4000多知识青年。1939年1月28日开学的第五期，学员数目又翻一番。
延安的灯塔效应，惹的蒋介石十分恼火。国民党安排种种措施，卡住进出延安的交通要道。
国民党在延安四面各条公路的道口都设立盘查站，检查进出延安的所有人员、物资。命令禁止流入边区的物资有：武器弹药、交通通讯器材、军事物品、粮食油料、棉纱布匹、医药卫生用品、医疗器材。这些物资一旦发现，物品没收，车辆充公，人员关押惩办。更为残酷的是扣留投奔延安的青年，分别送往西安战干团和兰州西北干训团强迫训练。
胡宗南深知争夺青年的重要，邀请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肖作霖在西安组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声称培训高中毕业学生，实际截留去延安的青年。这个战干团的特训队后来又扩充为天水行营西北青年劳动营，在咸阳、洛阳、兰州分设营地，集中800多青年。除胡宗南的军事系统之外，国民党中统特务也在各要道扣留青年，1939年至1943年之间，统计上报的扣留人数有2100多人。考虑到尚未列入统计的情况，国民党各系统实际扣留的人数还要多。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在公开检查的名义之下，掩藏非法特务活动。交口盘查站扣留了一个延安来人，怀疑是中共洛川县委书记，严刑逼供，来人坚不吐实，中统就将其秘密活埋！
共产党方面，则打出合法旗号，坚持往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
商业活动也有魅力。国民党封锁越严，商业投机的利润越大，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偷偷向延安贩卖物资，只要能赚钱，军火也肯卖。
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国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国民党既要封锁延安，又不能卡死延安。于是，官员变土匪，公然劫道；共匪变八路，公然闯关；延安通道上演着一出出“三岔口”般的戏剧。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叛徒、特务最吃香
政权在握，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可以借助合法手段公开进行。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又在延安东北的榆绥、南面的洛川、西南的彬县，分别设立分区办事处，指导本区各县联合封锁。榆林专员傅云、绥德专员何绍南、耀县专员梁干乔、大荔专员蒋坚忍、彬州专员赵寓心、陇东专员钟竟成、平凉专员马继周，都是反共专家。
军事上一时不好大打，行政上又要承认边区合法，新形势下如何对付共产党，国民党也
要调整工作形式。于是，隐蔽斗争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主管反共工作的中统，出马争夺封锁延安的主导权。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局，中统通过陕西省党部秘书长郭紫峻和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将陕北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政府县长统统换成中统要员！中统的特工训练班，特别注重讲授中共课程。中共叛徒顾顺章撰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王新衡编译的《格伯乌》、《契卡》，都是主要教材。
国民党反共的本事也在提高，1927年的时候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到了1929年底，公布一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建立反省院制度，专门软化被捕的共产党员。这项政策颇有成效，先后争取不少共产党的叛徒。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更帮助国民党连续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虽然尝到使用共产党叛徒的甜头，但是，徐恩曾的态度还是“用其才，不信其听”。这些叛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也被人看不起。
抗战爆发，出于新形势下反共的特殊需要，这些叛徒加特务突然吃香起来。陈庆斋（胡大海）、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卜道明、周光亚等人担任中统局本部科长、处长以上职务。特殊的经历，使得这些人反起共来既坚决又有办法。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迫切需要，更给叛徒们提供了风云际会的机遇。中统将一批叛徒加特务派到与边区接壤的各县，当面与共产党斗争。中统陕西省调查统计室的历任主任，除了个别中共特别党员之外都是叛徒，边区一带的叛徒还有耀县专员梁干乔、绥德景绍山、杨波、佳县杨玉峰、米脂马瑞生等人。
好不容易捞到当官的机会，这些叛徒加特务搞反共特别兴奋，而且，特别擅长搞秘密情报。
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使得国共关系由明争转为暗斗，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升级。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边区政府代主席逃亡！八路军少将失踪(1)
延安惊险不断。
1937年春夏，抗日军政大学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涉及到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学员。许世友等人接受不了，密谋出逃。设在学员之中的“网员”把这个情况上报，西北保卫局立即采取措施，拘捕了企图出逃的人。那天夜里，保卫局的干部战士提着马灯满山找人，紧张得很。
毛泽东得知消息，亲自找许世友等人谈话。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一人的错误，不能由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承担。而且，这些企图出逃的学员，并不是投敌，而是打算到陕南打游击，继续同国民党斗争。毛泽东决定释放许世友等人，让他们继续在抗大学习。这些人仍然受到党的信任，许世友还被派到山东独当一面。后来，这些人中出了一批著名战将，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之中，始终忠诚于统帅毛泽东。
受到批判的张国焘，在延安依然是级别很高的官员——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这个名位不低的官员，在1938年4月4日失踪了！
边区政府主席本由德高望重的林伯渠担任。林伯渠不仅在共产党内被尊称为“林老”，在中国政界也是老资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第一军军长程潜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考虑到两人过去的搭档关系，中共中央特任林伯渠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与驻扎西安的程潜就近联络。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又委任张国焘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考虑到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又决定在林老外任时由张国焘担任代主席。战争年代，这个政府主席实权不大，但是却有国民政府的认可。国民党客人访问延安，可以不认毛泽东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主席，却不能不认张国焘这个边区政府的主席。
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中部县。每年清明，国民政府都要委任大员到黄陵设祭。1938年的祭奠，因为抗日战争而更加具有民族团结之意义，毛泽东亲自书写祭文，而且派人去黄陵陪祭。
不承想，张国焘早有脱离共产党的打算！
自从争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失败之后，张国焘始终郁郁不得志。王明从苏联带回的肃反消息，更使张国焘担心自己的安全。瞻前顾后，张国焘决心离开边区另寻出路。这次黄陵祭拜，恰恰提供一个合理的离开边区的机会。
张国焘到达中部县之后，主动向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政治部主任谷正鼎示好，蒋鼎文也试探性邀请张国焘去西安。张国焘当即抓住机会，坐上蒋鼎文的汽车就走。①
擅自出行国民党统治区，而且甩开组织委派的护送人员，张国焘的这次突然行动令延安想到：这决不只是简单的违纪行为，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企图。
离开中部县的张国焘，试图脱离中共保卫机关的视线。到西安，张国焘住进西京招待所，有意避开八路军办事处。直到4月7日，与国民党方面安排妥当，张国焘才在火车站台约见林伯渠。身边有国民党特务护送，前程是国民党控制的武汉，火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了，张国焘以为，中共的保卫机关已经无奈。
自以为计划周密的张国焘小看了中共保卫机关的本事！
西安的林伯渠将见到张国焘的情况报告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向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发报，要求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接到延安电报，判断张国焘决心逃离革命。此人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解大量党内高层机密，如果叛变投敌，将对中共造成很大危害。周恩来特派李克农把张国焘“接到”办事处来。
这是一个十分难办的任务。张国焘擅自出行，却未公开叛党，所以此时对他还只能是“接”。
李克农带童小鹏、邱南章、吴克坚三人，到汉口火车站“接”张国焘。一连等了三天，十八趟列车过去，张国焘还是踪迹全无。直到4月11日傍晚，邱南章终于在西安开来的车上发现西装革履的张国焘！李克农和吴克坚立即上车，代表王明和周恩来请张国焘到长江局去。迟迟不下车的张国焘正在等待国民党特务来迎接自己，没想到先遇上共产党的龙潭英雄!张国焘百般推辞，李克农等人连劝带搀，硬是把张国焘挟持到正在等候的小汽车上。等候张国焘下车的国民党特务这才发现，立即阻止开车。身穿第十八集团军官服的邱南章和吴克坚立即拔出手枪，特务稍一迟疑，汽车已经飞驰而去。
张国焘落入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反复说服，张国焘仍然不肯回延安，反而要求向蒋介石汇报工作。16日上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当面表示：“兄弟在外，糊涂多时。”
周恩来当场批评：“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得到蒋介石勉励的张国焘，下午又说要上街配眼镜、看牙。李克农派吴克坚带上些钱陪同。张国焘满街游逛，始终不能甩掉吴克坚。又来到轮渡码头，趁轮船将要收回跳板的一刹那跳上轮船！可是等他找到地方坐下，吴克坚又出现在身边。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吴克坚，曾任特科秘书，长年在海外工作，抗战爆发奉调回国，正是周恩来手下的情报干才。这吴克坚后来出入南京、上海，在解放战争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成为中共屈指可数的情报工作杰出领导人！
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边区政府代主席逃亡！八路军少将失踪(2)
17日上午，王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一起到张国焘居住的太平洋饭店，向张国焘提出三种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不答应回党工作，表示要在后两条之中选择。周恩来等人离去后，张国焘立即电话联系戴笠。当晚，由武装特务派车接走。张国焘从此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行列，1941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逃往台湾，由于国民党不再发放生活费用，又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病死于老人院。①
张国焘正式叛逃的第二天，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5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专门谈张国焘叛变问题。毛泽东回顾张国焘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说张国焘早已在政治上开了小差。张国焘的叛逃没能带走任何人。起初跟在身边的警卫员张海，听说张国焘叛党，也没有跟着走。
张国焘跑了，保卫机关扣住却没有杀；林彪跑了，空军能够击落飞机却没有打；溥仪这个前皇帝，不但没有被处死还被改造成公民。
毛泽东的办法，要高明得多。
肉体消灭政敌的低级做法，那是别人在做。
1938年7月31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
作为八路军代表，宣侠父负责同国民党方面接洽供应军用物资。那晚，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邀请宣侠父去商谈问题，直到第二天早上宣侠父还没有归营。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四处寻找，几天不见踪影。
共产党的宣侠父少将，乃是西安军政界的活跃人物。宣侠父与西北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董钊等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与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浙江诸暨老乡，与杨虎城部下杜斌丞、赵寿山多年相熟，西安的特务怎么也看不住这个交游广泛的前特科成员。共产党方面判断：宣侠父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国民党特务有关。西安八办多次向蒋鼎文、胡宗南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则一概推托不知。10月，共产党方面从秘密渠道得知宣侠父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强烈要求蒋介石负责答复。蒋介石不得不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①
1938年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蒋介石居然还收留共产党方面的叛徒张国焘，居然还暗杀共产党要员宣侠父。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动摇分子看到升官发财的机会，红军高级政工干部徐梦秋叛变投敌，武汉八办的办事员李春祥被秘密策反。
合作之下还有斗争！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合作的到来而自然消失；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更是变换了一种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方式。
新的斗争形势召唤新的工作形式，隐蔽战线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
中国情报、保卫史的新阶段到来了……
①于桑：前公安部副部长，1994年5月4日采访。于桑亲自带队营救周恩来。
①梁济：前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2000年10月26日采访。梁济是延安当地人，红军接管之前就在延安师范上学。此时尚未入党，但已被边区保安处发展为“网员”，负有调查延安社会情况的任务。
①陈复生：前公安部副局级干部，2001年6月19日采访。黄赤波建国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龙飞虎后任周恩来警卫副官，穆广林后来脱离红军去向不明，郑柱国建国后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复生本人，延安时期就被康生投入监狱，一生中三次被开除党籍。1979年公安部复查陈复生的历史案件，时任公安部长的赵苍璧据理力争，终于为陈复生做出公正的平反结论。
①杨作义：陕西省司法副厅长，1995年9月采访。时任西北保卫局干部的杨作义介绍了剿灭劳山土匪的经过。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骑兵张”参加起义后，坦白曾经参加劳山伏击。这事还是周恩来对罗青长说的。
①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台湾传记文学社。徐恩曾此言并不确实。周恩来对于保密极其严格，有时为了使打入敌营的情工人员取得敌人的信任，有意安排一些接头地点让敌人去搜查，甚至放上一些过时的材料送给敌人。本文还记述“中统”封锁边区的部署。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张国焘在此书中记述自己策划逃离延安的经过。
①开诚：《李克农——中国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国统区工作的李克农，居然能够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截走张国焘，也是一段惊险故事。
①张严佛：《宣侠父被杀真相》，《军统活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国民党暗杀宣侠父当时已被证实，但具体经过仍然隐秘。前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在建国后写的这篇文章才揭示真相。2000年的时候，宣侠父的外甥金树旺才从作者这里看到这份资料。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中统”、“军统”
中共情报、保卫史分期，以作者的看法，可分初创时期、成熟时期、建设时期、破坏时期、法制时期。
初创时期，自1927年中央特科创立、1931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成熟时期，自1937年中央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成立中央社会部起，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阶段，至1949年9月30日建国前的中央情报部、中央军委公安部。
建设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分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央调查部、总参二部起，至1966年“文革”前。
破坏时期，自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发动，砸烂公检法起，至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恢复公检法。
法制时期，自1978年底三中全会决议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恢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设立国家安全部起，制定1982年宪法，全面加强法制建设。
1938年这个年份，之所以被作者看成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大政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人事选拔培训、工作扩展部署，其变化之大、作用之巨、影响之远，堪称中国情报、保卫史的历史分期。
先看国民党方面。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1年，“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仍属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天真的人们以为，主要用于反共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大概要失业了。没想到，蒋介石却于1938年4月，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一个局扩大成为两个局！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一处扩大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中统”。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
“中统”、“军统”，这两个长期横行华夏人人侧目的特务组织，也是“三八式”呢！
1938年的时候，共产党也在调整情报、保卫机构。
上海特科于1935年11月被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34年1月随军长征，1935年10月改称“西北保卫局”，实际上，“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都停止运行。仅余的专职机关，中组部四科人员很少，“保安处”编制在陕甘宁边区，都不能履行领导全国工作的职能。国不可以一日无兵，党不可以一日无情报，这种状态岂能长久！
1937年12月，中共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1938年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这个“中央保卫部”，也是个“三八式”呢！
1938年，正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形成期。两个掌握军队的政党，面临抗战的共同任务，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将军队合编；但是，两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却从来没有放弃相互之间的警惕，而且各自分别扩大编制。所以，这1938年，开创了国共两党情报、保卫机构的健全期。
“枪杆子”也许还能共同对敌，“刀把子”却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导致隐蔽战线重要性的上升。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工作之干部。”①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1)
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做特务关进监狱！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2)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共党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共党史，毛泽东就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头头也不逊色！①②
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3)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1930年，潘汉年负
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才形象，传遍中华。①②
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边保”(1)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
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边保”(2)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每逢迎接外国或中央政府来
宾等重大场合，都要由这支骑巡队出马警戒。那威风，绝对不下于现在驾驶进口摩托的“国宾护卫队”。
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留守兵团。边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是西北局书记高岗。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由驻扎边区的部队首长担任，先后有王震等人，副司令一职，一直由边保首长周兴担任。周兴此职绝非挂个空名，边保麾下，有个装备齐整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的前身是红军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初期只有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到达延安后扩编，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百分之八十是党员。3个保卫营，一个营警卫党中央，一个营保卫军委总部，一个营保卫地方政府。团部设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后来又取消营的编制，直辖7个步兵连队，还有机枪连、警卫排，共1500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长枪，还有大量驳壳枪，但是没有炮，属于内卫部队的编成。可以说，延安的保安团，就是今日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
保安团第一任团长李文昌是江西宁都起义的红军，第二任团长李志舟是陕北独立师干部，第三任团长是刘镇，政委由保安处政治部主任邹衍兼任，建国后邹衍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第一任参谋长王志，第二任参谋长夏飞，建国后任总参二部武官。保安团由边保和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编制训练归联防司令部管理，执行任务则由边保指挥。保安团的任务很多，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警卫，首长警卫员的训练派遣，会议与首长出巡警卫，社会治安巡逻，看守犯人，边防检查站与路口警卫，防空哨与机场防卫，延安警备司令部站岗，都由保安团派出兵力。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边保秘书李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帝国向来重视间谍工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有识人士道：看人才！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长征干部周兴(1)
边区保安处的首长，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副处长前期是杜理卿、谭政文，中期有刘海滨、刘秉温等人，后期有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前期的杜理卿、谭政文，都是来自中央红军的老保卫干部。杜理卿在长征前就是红九军团保卫局长，长征后期任中央组织部四科（中央特工科）科长。刘海滨任职副处长时间最长，现存的边保文件大多由处长周兴、副处长刘海滨签署。刘海滨于1932年参加国家政治保卫局高级保卫训练班，听过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李克农讲课。长征时任二师特派员，战斗中受伤，一条腿拐了，调到地方工作。
刘海滨长期在边区保安处工作，建国初期，周恩来抽调一批公安干部到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刘海滨就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后来还和陕西省委书记胡耀邦成了儿女亲家。后期的三位副职，都来自陕西当地组织。
边保的领导层中，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从事保卫工作的时间较长。周兴是中央红军长征干部，赵苍璧是陕北当地干部，李启明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三人恰恰代表边保干部来源的三大类别。
周兴是毛泽东熟悉的干部。
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周兴就在江西省保卫局工作。后来。周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副局长，毛泽东则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能够证明周兴与毛泽东关系的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件事。文革初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愤而自杀，省长周兴就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众矢之的。中央把云南的造反派和干部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两派群众对于是否“结合”周兴争论不休。这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接见云南学习班，大家都无比激动，也有些人心中嘀咕——毛主席会支持谁呢？
毛泽东走进会场，没有理会那些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径直问道：“周兴在哪里？”
勉强获得“解放”的周兴正躲在远远的角落里。
毛泽东招呼周兴站到自己身边：“来！我们照个相！”
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态度！周兴立即进入革命群众、解放军、革命干部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张合影照片中，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泰然自若。身边的周兴，穿着不合身的新军装，手举红皮本子《毛主席语录》，诚惶诚恐地望着毛主席。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周兴对毛泽东还是比较随便的。1962年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委汇报小麦估产40亿斤以上。毛泽东不放心，又召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周兴。主管农业的周兴坦率地说：今年刮黄风，受灾减产，顶多有30亿斤。
后来，在一次批评右倾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刮黄风，此人就是周兴。”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下传达时，隐去了周兴的名字，周兴却当场说：“这指的是我！”
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材料写道：“周兴当时还恶毒地笑了一下！”
黑材料也会变成红材料。现在看来，正因为同毛泽东相熟，周兴反而敢说真话。①
赵苍璧是陕北土生土长的干部。陕西人的“倔”是有名的，陕西古属雍州，“雍”，雍塞不通也。人们往往以为，这陕北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殊不知，陕北一直是多民族交融与商旅往来之地，陕北人面朝黄土埋头务农种地，抬头高唱信天游赶驴经商，个性张扬而灵活。自从出了打翻明皇的李自成，从南京到北京，中央政府提起陕北流民就头疼。
赵苍璧的家乡清涧县，正是陕北“闹红”的重点地区。赵苍璧小时就读的赵家沟私塾，居然走出一批共和国的省委书记和部长。赵苍璧14岁入读清涧第二高小，白明善等老师是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学校所在的高杰村又是毛泽东后来吟诵《沁园春?雪》的地方。学业优秀的赵苍璧，又转入县城就读清涧一高，这里又是谢子长1927年发动“清涧起义”的地方。在学校接受革命思想的赵苍璧，回乡当了小学教师。1932年冬，谢子长到清涧一带开辟根据地，18岁的赵苍璧投身革命，1934年任延水县第一区苏维埃主席，1935年2月任延水县保卫局秘书。那时的保卫局局长没有文化，工作依靠赵苍璧这个知识分子，群众戏称保卫局是“秘书专政”。
1935年，听说党中央到达陕北，赵苍璧这些陕北干部别提多高兴。可是不久就听说，中央在瓦窑堡遭受敌人袭击！赵苍璧心急如焚，单人跑去寻找。路上传言：“中央被打散了，毛主席跑到苏联去了！”赵苍璧不信，谁能打散长征两万五千里的红军？赵苍璧辗转百里四处寻找，终于在保安县找到西北保卫局。从未走出陕北山区的赵苍璧，正好参加保卫局在当年10月举办的保卫培训班。
聪明机智的赵苍璧培训毕业后被留在西北保卫局任秘书。不久，保安县发生一起运输军用物资的马队被抢劫的案件，周兴派赵苍璧破案。巡视员赵苍璧率领20多名便衣，秘密潜入顺宁镇，百日侦察，终于查明是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所为。同事建议调兵围剿，赵苍璧却不急于动手。远隔百里的民团，如何得知我们运输队出发的情报呢？赵苍璧带领一个侦察员，化装潜入民团团总家中，把团总父亲抓出来审讯。这下查明，民团在中央驻地安排了一个钉鞋的当坐探！
案件圆满侦破，周兴更加重视赵苍璧的才能。曲折复杂的侦破历程，也激起赵苍璧对侦察专业的浓厚兴趣。那个年代，许多干部的职业选择只是服从革命分配，而赵苍璧走上保卫工作道路，却包含个人的爱好。一次，保安处侦察科长赵苍璧到三边检查工作，正逢犯人逃跑，看押干部急着追踪，赵苍璧却说别忙。思索片刻，赵苍璧布置某某时间到某某地方设伏。果然，逃犯就按照赵苍璧估算的时间地点落入埋伏。老百姓赞叹：“保安处不得了，有个赵科长能掐会算，一摸鼻子就能算出坏人在哪儿！”赵苍璧是有个思考时摸鼻头的习惯，其实是盘算那个犯人会利用夜暗回家，什么时候该走到什么地方。这些招数在当时也算高明。小学文化的赵苍璧好动脑筋，破案时总是苦苦思索，实在为难就把脑袋浸在冷水中思考。赵苍璧后来成为公认的“侦察专家”，离职休养后还写了一本《政治专案侦察概论》。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长征干部周兴(2)
陕北这块干旱的土地，庄稼一旦得到天外雨露的滋养，总是生长极快。迷恋侦察业务的陕北干部赵苍璧，历任三边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绥德保安处处长、边区保安处的便衣队队队长、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解放战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建国后，又在北京市、南京市、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历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副省长，197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
从县保卫局秘书到国家公安部长，赵苍璧具有完整的公安保卫工作经历。许多公安干部称赞，赵苍璧具有丰富的侦察经验、缜密的工作作风、和蔼的待人态度，堪称公安保卫干部的楷模。①
李启明走上情报保卫战线的经历更是奇特——抓进来的！
李启明是山西人，1929年到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方，看到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河上肇的著作，参加共产党外围活动。1931年，李启明到监狱探望一个被捕的同学，这个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走！于是，李启明和一些同学跑到汾阳，参加冯玉祥举办的军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秘密加入共产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同盟军遭受日军和蒋介石的双重围剿，李启明等地下共产党员被迫转到绥远，1933年又到陕西苏区加入红二十六军。这里正缺有文化的干部，刘志丹将李启明调到红军学校工作。肃反开始，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遭到怀疑，有人揭发李启明是特务，于是两人一起被捕。在陕北肃反关押的干部中，李启明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中央到来后制止肃反，改组西北保卫局。秘书耿红发现，肃反关押的干部之中，有一个李启明政治品质很好，文化程度也高，就向周兴建议调来帮助工作。数十年后，耿红还为自己的眼光而得意，因为，这个李启明从西北保卫局的基层一直干到最高领导，连李克农也向自己了解这个未来女婿的情况。
省城名校的高中生甘心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学生从军自愿沉入外省基层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选择高起高打。肃反中与苏区最高领导人一起被捕受审，解脱后直接进入核心部门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际遇又是大落大起。
如果说军事工作需要“勇”的话，情报保卫战线则更强调“智”。李启明的才智正适于搞情报，秘书、检查站、训练班、外勤、情报科长，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最年轻的副处长。建国后，这个西北公安部长又是各大区中最年轻的。中央本来准备调李启明去国外当大使，可是李启明的岳父李克农却说：不懂外语何必去国外受洋罪。后来，李启明一直留在陕西，文化大革命前任陕西省省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云南省委常务书记。①
分析周兴、赵苍璧、李启明这批边保干部的来源，可以看到，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配备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向来重视情报保卫系统的干部配备，高层领导送苏联培训，骨干成员强调工人成分。邓发是海员出身，周兴、陈复生、欧阳毅等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可是，组织成分纯而又纯，并没有保证不出顾顺章那样的叛徒，并没有保证不犯李韶九那样的严重错误。
经历挫折的中共更会用人，新配备的保卫干部来源多方：既有一批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又重视培训陕北当地农民干部；既有许多来自红区的工农干部，又充实来自白区的地下党干部，还特别注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
人事上的变化，是否显示情报保卫工作整体的变化？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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