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他再次被共和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这次他没有让支持他的人失望,漂亮地击败了对手,成为美国的第37届总统,入主白宫。
1972年初,美国4年一度的总统竞选开始酝酿,在任的尼克松总统为了能在白宫再呆上4年,做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行动:他先后出访了北京和莫斯科,又在国内采取措施控制通货膨胀。这些都为尼克松增添了不少吸引力,他踌躇满志地宣布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共和党的老对手民主党也在厉兵秣马,要与尼克松一决雌雄。民主党的候选人麦戈文参议员以越南战争的反对者和激进青年的偶像而颇得人心,几次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的声望呈下降趋势。
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官员们心急如焚,一心想改善尼克松在国内的艰难处境,哪怕不择手段。委员会负责财务工作的戈登·利迪提出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和麦戈文竞选办公室偷拍文件、安装窃听器,以刺探民主党竞选的策略和活动情况。
麦戈文的竞选办公室在华盛顿西南一号街,民主党总部设在华盛顿一个豪华的旅馆———水门饭店。荒唐的是,前司法部长、充任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主席的米切尔竟然为这一非法的行动方案开了绿灯。
6月17日夜,潜入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办公室的5个人在安置窃听器时被当场抓获,其中一个就是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顾问。一石激起千层浪,水门事件很快变成了新闻界热炒、全国关注的爆炸性新闻。
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很肯定地向尼克松保证,白宫的官员不会被牵涉到此案中,米切尔也与此事无关,尽可以放心。听到这一保证,尼克松的担心被信心所取代,他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8月29日,尼克松冠冕堂皇地向全国公众提出保证,除了给以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外,他自己也在进行调查。“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白宫班子中,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佣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他还在声明中说:“在‘水门事件’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的。如果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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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价值的是具有探索精神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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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水门事件的阴影缠绕,尼克松争取连任的竞选依然搞得有声有色。大选前夕的10月26日,从巴黎回国的基辛格,作为特使向美国人民公布了他与北越代表黎德寿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的成果,宣称:“和平即将到来。”这给尼克松政府的政绩本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页。
尽管水门事件的许多事实已经揭露,但美国选民们似乎对此并不太在意,他们更看重尼克松政府的政绩,所以,11月7日公布的大选结果,尼克松以压倒多数获胜。他走马上任,开始了新的一届总统任期。
选举结束时,他在华盛顿的一个最豪华的饭店里会见他的支持者时,十分轻松得意地说:“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后这么早上床睡觉。”当他转身离去就寝时,支持者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齐声高叫“再来四年!”
然而,水门事件的阴影却越来越浓重了。尼克松似乎已经意识到,从一开始阻止调查就是个错误,而且是比到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装置本身更大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和形象,这条路哪怕是错了也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974年3月1日,尼克松的一批干将米切尔、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迪安等10多人,被控犯有图谋不轨罪和阻挠司法罪。除迪安外,其余的人还被指控犯有伪证罪。此时“水门事件”的怒潮已集中到尼克松一人身上来了,弹劾不可避免。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发表了辞职的电视讲话。8月9日凌晨2时,黑格将军走了进来,递给尼克松一份文件,上面只有一句话:“我辞去美国总统职务。”尼克松在文件上签了字。这是他作为总统所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
轰动世界政坛的水门丑闻至此结束,尼克松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下台的总统。美国人像从噩梦中醒来,发现他们居然选了这样一个人当总统。这件事在精神上给美国人造成的伤害,几乎不下于越南战争。
尼克松还成了一个极佳的研究项目,许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敌友各方人士在他身上施展才华。前总统杜鲁门愤怒地说:“他能够用两片嘴唇同时撒谎。即使他保证说真话,也是在撒谎,以免荒疏了撒谎技巧。”后任总统卡特沉重地说,“在我国200年的历史上,他是最不诚实的总统。他玷污了总统的名声。”在基辛格四大本回忆录中,尼克松被描绘成一个胆怯、自尊、犹疑不定的人,可笑之处随处可见。
探讨尼克松个性的书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就有:《尼克松对尼克松》、《寻找尼克松》、《尼克松———性格的形成》等等。尼克松的病态个性迷住了大批心理学博士。
尼克松从事业的巅峰摔落下来,大家都以为他完了。
但有一个人认为他没有完:妻子帕特!
病重的尼克松回到家乡,有几天,他失去了知觉。一个护士打了他一个耳光,“理查德,醒醒!理查德,醒醒!”他醒来了,对妻子说,“我完了……”
帕特紧握住他的手,厉声说:“不!你不会完,你一定不能屈服。”
大法官派出了3个医生来到尼克松家,轮流在他身上又戳又捏,以核实他的病况,证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到华盛顿去作证。尼克松觉得自己饱受污辱。然而,最使他痛楚的是“赦免”。
继任总统福特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使尼克松避免受审。福特对此的解释是,不光彩地辞去总统职务,这种羞辱已是足够的惩罚,“等于坐牢”。这一观点后来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认为尼克松所蒙受的羞耻,与他的罪行大致可以相抵。但除了总统之外,其余的水门事件的被告都受到了审判。
在被迫辞职后的头4年,他艰难而痛苦。尼克松身心两个方面仍在承受失败的后果。律师费用耗尽他的积蓄;新闻界给了他一个专用称谓:被贬黜的前总统;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他患上了内分泌失调和血栓性静脉炎。医生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废人,能苟延残喘就不错了。
之后,尼克松开始深深地思考。他知道还有未来,前提是自己必须努力。他说:“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生命的征途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他决心摆脱挫折的打击,要以坦诚的忏悔和努力为国服务,寻求人民的谅解,他希望一个“新尼克松”从泥水中站立起来。
他研究了历史上许多领袖人物失败下台后的情况,他称之为“在野现象”。给自己定下3个原则:1?郾忘掉过去,一心想着将要做的事情;2?郾不让批评你的人支配你,因为他们只有在迫使你同他们争吵而不是在实现你的目标时,他们才赢;3?郾把自己的时间用于比自己的身家性命更大的目标上。
1978年,尼克松在他65岁生日时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献身于政治。这是一个已无政治前途的人晚年的决定。
尼克松很快出版了《尼克松回忆录》,这本书立刻成为国际畅销书。
早在1962年,尼克松就写过《六次危机》,显示了他出色的全球战略眼光。周恩来叫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毛泽东也喜欢这本书,由此喜欢这个“右派”。他在尼克松来华的时候称赞过这本书,让尼克松感激终生。
现在,写书成了他献身政治的主要方式。他的主要著作有:《真正的战争》、《领袖们》、《决不能让越南局面重演》、《1999不战而胜》、《角斗场上》、《只争朝夕》等等。几乎每一部都是国际畅销书。
尼克松写作时十分认真刻苦,每写完一部他都发誓不再写作了。但是,他克制不住议论政治、献身政治的瘾头。他要做一件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事情———用另一种努力改变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挽回自己的声誉。
在此后20年的时间里,尼克松不断反思自己,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美国的在任总统出谋划策,在国内外讲演数百次。20世纪90年代前期,他肩负修复美中关系的重大使命,第五次访问中国。1994年临终前不到一个月,他以病弱之躯出访莫斯科,为美调整对俄外交提供政策评估。
这期间,每年的6月17日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关卡,因为这一天是水门事件的纪念日。许多媒体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反思那段对于尼克松来说极不光彩的日子,不断有新的录音资料公布出来,还会有记者在不同场合发出的攻击性提问,来责难尼克松。
尼克松以极大的耐心和真诚的悔恨来求得公民的原谅,并用实际行动来等待时间的裁决。20年来,尼克松几乎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和反思中。“我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成为他的名言。
终于他的行为让美国人感动了,他重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一个“新尼克松”诞生了。
1993年4月11日,尼克松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站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专门为他和周恩来定做的一艘小船上,对陪同他的美国女助手无限感慨地说:“有两件事将使我载入史册,水门事件和对中国开放。一件是坏事,一件是好事。”
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逝世,享年81岁。白宫宣布:葬礼的当天为全国致哀日,联邦政府停止办公,邮局停止投递。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代表整个国家对安然去职的共和党前总统尼克松表示敬意,美国各界2000多人以及88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葬礼。
尼克松为恢复名誉的顽强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在他生命经历了大起大落后,尼克松大彻大悟地认识到:“生活的目标应该是比生活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不投入到比你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中,你就看不到生命的意义。那是找到自我的惟一途径。”
人们说起恢复对华关系,或水门事件,都会想起尼克松。在尼克松的一生中,这两件事几乎成了他的标志。而深印在人们心里的却不是这两个事件,而是他的思想。可以这么说,在对当代领袖人物及其政治活动、历史遗产的议论和评价上,还没有哪一个人,有那么生动、具体、深入的文字。我们可以抛开他的某些观点,但就是这些文字,就已经是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他的。
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也不只是对错误的态度,而是他怎样对待生活,是停止在个人的得失上,还是义无反顾地追寻和探索?历史总是青睐那些探索的人,因为他们留下的不是名声,而是财富。从更深的角度说,不要把生前的荣誉看得那么重要,历史的评价才令人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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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深刻的母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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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不要追寻,得到的不要守着,往前走,那才是生生不息的美妙。
☆人们习惯于给成功打句号,给失败打问号。在这个意义上,创造孕育在失败之中。
NO.25
不以成败论英雄,最有价值的是具有探索精神的人
———被弹劾下台、以政治家辞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在当代的美国总统中,我们最熟悉尼克松了。因为在他主政期间中美恢复了外交交往,这不只改变了当时的世界,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然而,尼克松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总统。
成功的人都有痛苦,痛苦是深刻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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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牧村的歌很甜。它不是远处淌过来的小河,甜得叫你惊喜,而是流走的一条溪流,甜得叫你畅往。一丝丝悠长的心绪把那甜润拉向了远方。
关牧村出生在河南新乡一个叫牧野的小村,据说这里是周武王打败商纣王的地方,她的名字由此得来。在她出生后,在北京有过一段儿时幸福的时光,她还记得在紫竹院公园旁边玩耍的情景。就在她4岁时,父亲被划成右派,失去工作,她们回到了辽宁新城子老家。就在这时,母亲患了癌症。
母亲出身大户人家,读中学时曾经跟一个法国人学过声乐。小牧村也爱唱歌。母亲发现她的嗓音非常好,就想在她身上圆自己没有实现的梦。于是,就下工夫教她。后来,天津她母亲工作过的单位接收了她们。就在她10岁时,母亲去世了。当时父亲不在身边,3个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后来,父亲从沈阳回到天津做临时工,和她们生活了3年。在她13岁时,哥哥下乡,父亲为了口,丢下她们去了山西煤矿。送走父亲的时候,她哭得十分伤心,充满了怨恨。13岁的她带着11岁的弟弟开始了孤独的生活。
这是她一生中最难的时候,每月只有父亲寄来的15元生活费,她要到远郊去买玉米面,回来熬糊糊吃。冬天没钱生火炉,就靠做饭的那点热量取暖。那时,冬天天很冷,没棉衣,她用旧衣服改;弟弟的手冻肿了,她把弟弟的手放在自己的身子里;弟弟病了,半夜里,她常常四处找药,找大夫。她说:“那时,我简直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似乎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一种无形的东西在保护着我。也许是唯心,但我总感到好像有神灵在保佑着我们,在暗地里帮助我们。是感觉?是幻影?但我就是这样,以为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渡过难关,闯了过来。”
看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她哭了一个星期……她承受了连成年人也难以承受的、太多的苦难。她说:“那时,只有同弟弟相濡以沫的爱,只有那些抒情歌曲,才能给我带来一丝安慰。”
不过,社会上总是好人多,在上中学时她遇上了一个好的音乐老师,得到了正规的音乐训练。后来又有几位音乐老师帮助过她。在她进厂工作以后,她的父亲又被划成历史反革命,没了工资收入。这时厂里帮助她,在她17元工资之上,加了15元的补助。她的师傅甚至提前上班,做工前准备,把时间留给她练声。
在读初中时,她连续报考多个音乐学院和文工团,都因政治问题而不能如愿,工作后也受到过一些来自上面的不公正对待。那时,天津文艺界的一个负责人责令:“舞台不许演,电台不许播,刊物不许登。”而天津机械局的领导却说:“他们不让演,可咱们还要给小关开音乐会哩!”这些领导处处帮助她,给她各种方便条件。关牧村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身边那些领导和同志,今天,我对工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四人帮”垮台以后,她真的有了自己的音乐生命。她也成了国家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还在南开大学读了历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她的品德为更多的人所称道。无论央视组织的《心连心艺术团》义务演出,还是青年系统邀请她出演,她从来没拒绝过。她说:“没上台先谈钱,这对我来说是没有的事,怎么好意思呢?这不是把自己当作商品了吗?”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大鲁迅3岁,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朱安是鲁迅本家叔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里和鲁迅的母亲很谈得来,母亲对她很是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门亲。鲁迅对这包办婚姻自然是反对,就写信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转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鲁迅没有立刻回信表明态度。可没过多久,1906年夏天,25岁的鲁迅正在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母亲的信又接二连三地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焦急地赶了回去,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
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个新派人物,估计会发生一场冲突,所以,都向他陈述种种的“应该”。但鲁迅出乎意料地顺从了人们的摆布,让大家觉得他们的努力完全白费。他身穿新礼服,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和新娘完成了所有规定礼仪,然后揭开了新娘的盖头。新娘身材不高,有些瘦小,面色黄白,额头宽而显得微秃,尖下颏,嘴唇薄而显得嘴略大。婚后第二天,鲁迅并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但又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晚上却独自一人睡在书房。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
朱安面对丈夫的决绝,只有独自流泪,她做着各种猜测,回想自己这几天的言行,回想每一个细节,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作为朱安这样一个典型的旧式女人,她无法了解丈夫的感受,也无法决定自己的感受,她从开始就处于被人摆布的位置。但是,她所受的教育告诉她,她的命运已经属于周家和她的丈夫,她痛苦又毫无怨恨地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年。对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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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深刻的母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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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只是一个名词;夫妻,只是一种名义。
鲁迅在日本的活动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先是办杂志流产,又有出版物滞销,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为他的生活做出了安排: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三弟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回国谋生,以养全家。1909年8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多年的求学生涯。
10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一年后,他回到绍兴府的中学堂当学监。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鲁迅同在光复会的绍兴军政府的都督王金发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后来,由于作家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他19年2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5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其实,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叫鲁迅真正难捱的,倒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只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自过来,是自己娶了太太。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他曾经做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朱安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这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连话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为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限,惟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7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
朱安是不在身边了,但他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这点是准确无误的。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事实是否如此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性欲,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付出代价。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如此。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在他归国初期,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子,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当他到了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竖,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也没有什么笑容。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在婚姻大事上又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
但他已经年届四十,在北京孤独的生活让他从心底滋生了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1919年,他将母亲、朱安、二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与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他自己没孩子,可买下八道湾房子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分寄往东京,接济羽太的娘家。羽太不知节俭,尽管鲁迅身兼官员、教员,收入不菲,但钱总是不够用。鲁迅渐生不满,但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两人住在不同的院子里,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把朱安送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在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为人们鄙夷的,情形会十分悲惨。对母亲更是恪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他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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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深刻的母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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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他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恼火回到八道湾十一号,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儿侄女,心头就立刻会感到一股暖意,一股亲情的滋润和慰藉。
1921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1923年7月14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1923年8月初,那场冲突之后半个月,他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亲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会按月寄钱供养你。但朱安想了一想,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于是一同搬去。不久,母亲也来和大儿子同住。
他与朱安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朱安主持家务,他们之间每天只有几句日常的相同的对话,此外,他们就没有交谈的可能了。朱安把自己的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丈夫的事业,不懂得丈夫的心。他们甚至把箱子的箱盖分两处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少到最少。朱安总是记住鲁迅对她不多的一些关心,来慰籍内心的痛苦。比如鲁迅每次买点心来,总是先由母亲挑选,再由朱安挑选,然后自己吃。
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的生活中可以说是毫无女性的温馨气息的。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也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他甘愿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但是他对自己的不满越来越大,终于激活了他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的激情,他开始和姑娘们来往,有的来往还相当密切。到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之后,他的客厅里更出现了一群聪明活泼的女大学生。有一次过端午节,他请她们在家中吃饭,竟喝得有了醉意,手舞足蹈,开怀大乐,那久受压抑的生命活力,勃然显现。
就这样,在1925年夏天,鲁迅终于和这群女学生中的一个———许广平相爱了。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20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虽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也能理解他,对他的追求就更为热烈。
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即由许广平陪伴在旁。10个月之后他到上海,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
然而鲁迅并未给许广平以妻子的名分,依然保持着与朱安的婚姻关系。而朱安对鲁迅、许广平毫无怨恨,只是自己默默地在痛苦中忍耐。一次朱安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了一个孩子回来。她有些生气地对老太太说梦,而此时老太太和她的观点有了分歧。老太太对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很高兴,并且早就盼着有个孩子在眼前跑来跑去。朱安的这个梦正好带来了吉兆。朱安凄凉地说:“大先生连话都不和我说,我又怎么会有他的孩子呢?”许广平的出现,让朱安对婚姻的希望更为渺茫。后来,听说许广平怀孕了,她陷入了绝望中。她曾就和鲁迅的关系说道:“我就像只蜗牛,从墙下一点点地往上爬。”现在,她感到了蜗牛落地的伤害。但是,单纯善良的朱安又给自己找到了新的心理平衡:大先生的儿子就是她的儿子,在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1936年10月19日凌晨6时,在苦苦地跋涉了56年之后,鲁迅与世长辞了。
这之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费主要由许广平承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但在周老太太去世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常常难以为继。对于社会各界的捐资,她决不肯轻易接受。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得以完整保存。朱安把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为己出。她爱她的丈夫,也爱丈夫的亲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走完了她的69个春秋,度过了她41年的孤独岁月,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人。她的墓地孤独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
去世前,她曾泪流满面地说,死后希望能葬在大先生旁边。
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
鲁迅娶妻又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对这桩婚姻的不满。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安排呢?他自己做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回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他对朱安的怜悯,自然是表现了对弱小和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他这样将朱安娶来,又弃她而去,不同样是造成她的不幸甚至是更大的不幸吗?
鲁迅的抉择给自己的命运涂上了浓重的悲凉色彩,不过,从另一面说,婚姻的不幸,对鲁迅极端的个性的形成和表现也起了重要作用。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至少在文学界,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对社会黑暗的批判,都是最深刻的,无人可比。这自然来自他学习和洞察的理性,然而,理性并不就是从书本上得到的,抽象的理性一定要有生活的基础。应该说,他婚姻的尴尬就使他比常人更深刻地领略到了社会的重压。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痛苦的给予,理性便无以立足。而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的煎熬,正是他化作“投枪”和“匕首”的力量。这也可能是成功人士大多经受过异常痛苦的理由。
☆没有享受痛苦的人得不到幸福,因为他没有反观的深度和力量;没有享受生活的人得不到生活,因为他没有生活给予的彻悟。
☆人都愿意享受欢乐,可一万个欢乐也没有一个痛苦深刻;人都愿意享受时尚,可历史却不给它留下一点迹象。
NO.26
成功的人都有痛苦,痛苦是深刻的母亲
———深陷婚姻泥潭20年的文坛巨匠鲁迅
鲁迅在人们心中是“投枪”和“匕首”,而在鲁迅身后,却有一个安静得为人忽视甚至遗忘的夫人朱安,就是这个朱安对鲁迅的命运产生了几近致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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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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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成熟
成功者的26种非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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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两个大学老师,教哲学和品德课,也很有一点人生的经历。有感于学生的困惑和人生的不易,很想找一个点,切进去把内里的东西拿给人看。于是,书名从最初的《人生录解》,到《命运司芬克斯》,到《29个人的29种选择》,到最后的《千万别成熟》,一路走来,繁难倒也快乐。一步步深入,主题愈加明朗,思想也愈加成熟。自然,人生或命运是个永远也解不完的题,这本书最多是个片面,看了书能让人想些事便是作者的大快乐。
这本书最初的资料是陈泽生老师收集的,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文法系的刘素娟、郑雅维、毕孟琴、李春凤、马淑明等老师做了不少工作,在此表示谢意。出版社的刘伟娜女士热心地做了很细致、很有见的的工作,令人感动,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
参考书目
后 记
吴光远著,非常人生———名人非正常性格启示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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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主编,王者之风———亿万富豪的脾气性格,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易杰雄主编,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许卫兵编,企业家的个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贺雄飞主编,世界十大富豪处世韬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
张俊杰主编,富豪的第一桶金,北京出版社,2004年
[日]盛田昭夫,世界索尼走向世界———盛田昭夫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美]小托马斯·沃森,父与子———IBM发家史,新华出版社,1993年
吴士宏,逆风飞扬———微软·IBM和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刘智峰主编,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
[美] 理查德·尼克松,角斗场上———尼克松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0年
黄乔生著,度尽余波———周氏三兄弟 ,群众出版社,1998年
马骏主编,二战骁将与名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唐师曾,我钻进了金字塔,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唐师曾,我从战场归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唐师曾,重返巴格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佟子华著,一个真实的陈景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英]简·古多尔、菲利普·伯曼著,祁阿红译,希望的理由———著名生物学家简·古多尔的精神之旅,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