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一个人，多莉做过祈祷，就躺在床上。她们谈话的时候，她从心坎里怜悯安娜；但是现在她怎么也不能想她了。想家和思念孩子们的心情以一种新奇而特殊的魅力涌进了她的想像里。她的这个世界现在显得那么珍贵和可爱，以致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在外面多逗留一天，打定主意明天一定要走。
同时，安娜回到自己的闺房，端起一只酒杯，倒进去几滴以吗啡为主要成份的药水，喝光了，静静地坐了一会以后，她就怀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走进了寝室。
她走进寝室的时候，弗龙斯基仔细地看了看她。他想找寻谈话的一些痕迹，由于她在多莉的房里逗留了那么久，他知道一定谈过了。但是在她那种有所隐讳的矜持而兴奋的表情中，他只看得出那种虽然见惯了、但是仍然使他心荡神移的美貌，她知道自己很美的那种自觉和她希望自己的美色会打动他的心的愿望。他不愿意问她们谈了些什么，但是却希望她会自动地告诉他。但是，她只说：
“我很高兴你喜欢多莉。你喜欢她，是吗？”
“你知道，我老早就认识她。她非常善良，maisexcessive－mentterre－à－terre①。不过她来了我还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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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不过太实际了。
他拉住安娜的手，探究地凝视着她的眼睛。
她把这种眼色解释成别的意思了，于是对他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晨，尽管主人们极力挽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准备动身了。列文的马车夫穿着一点也不新的外衣，戴着一顶有点像邮差戴的帽子，驾驶着一群拼凑起来的马和一辆千疮百绽的马车，忧郁而果断地驶进了铺满砂砾的庭院里。
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告辞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一桩不痛快的事。相处了一天以后，她和主人们都清楚地感觉到彼此之间并不投机，还不如不相逢的好。只有安娜很难过。她知道多莉一走，就再也没有人会在她的心
灵里唤起那种由于这次会晤而引起的感情了。唤醒这种感情是痛苦的；不过她知道这是她心灵里最美好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她所过的那种生活中，很快就要湮灭了。
驶到田野里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体会到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刚要开口问他们喜不喜欢弗龙斯基家，突然间车夫菲利普自己就讲起来：
“他们钱倒是很有钱的，不过他们只给我们三蒲式耳燕麦。天还没有亮马就吃得干干净净了！三蒲式耳顶得了什么事？不过一点点罢了。如今住旅馆一蒲式耳燕麦也不过才花四十五个戈比。到我们那里，用不着害怕，要喂多少就给多少。”
“很小气的老爷哩，”办事员从旁帮腔说。
“哦，你喜欢他们的那些马吗？”多莉说。
“那些马？二话没有，真好啊！吃的也好。但是我觉得无聊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
他补充说，把他那漂亮的善良的面孔转过来对着她。
“我也这样感觉。喂，傍晚我们就可以到家了吧？”
“一定到了。”
回到家里，看见所有的人都平安无恙而且格外可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把她这次拜访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番，谈她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弗龙斯基家的生活是多么豪华风雅，他们怎么消遣，而且不许任何人说他们一句坏话。
“应该认识安娜和弗龙斯基——我现在对他了解得清楚一些了，——才能明白他们有多么可爱，多么优雅动人哩，”她真心诚意地说，忘记她在那里体验到的那种不满和不安的茫然若失的感觉了。
二十五
弗龙斯基和安娜的情况依然如故，还没有想办法离婚，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夏天和一部分秋天。他们商量好什么地方都不去；但是他们两个越是孤独地过下去——特别是秋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就越觉得受不了这种生活，非得有所改变不行。
他们的生活好像美满得不得了：十分富裕，有健康的身体，有小孩，两个人都有事做。没有客人的时候，安娜还是一心一意地修饰打扮，浏览了许多书籍，都是一些流行的小说和很严肃的书籍。凡是他们收到的外国报刊杂志上推荐过的书籍她都订购了，而且以只有在孤寂中阅读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聚精会神来阅读。她也研究同弗龙斯基所从事的事业有关的书籍和专业性书籍，因此他时常来向她请教关于农业、建筑，有时甚至是关于养马或者运动的问题。她的知识和记忆力使他大为惊异，最初他对她还抱怀疑，希望得到证实。于是她就在书里翻出他所需要的那个段落，拿给他看。
医院的建筑工程也使她感到莫大兴趣。她不但帮忙，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她亲自安排和设计的。但是她关心的主要还是她自己——关心到能够博得弗龙斯基的爱情和补偿他为她而牺牲的一切的地步。弗龙斯基很赏识她这一点，这变成了她唯一的生活目的，——这就是不仅要博得他的欢心，而且要曲意侍奉他的那种愿望；但是同时他又很厌烦她想用来擒住他的情网。日子越过下去，他越是经常地看到自己为情网所束缚，他也就越时常渴望着，倒不一定想摆脱，而是想试试这情网是否妨碍他的自由。若不是这种越来越增长的渴望自由的愿望——不愿意每次为了到城里去开会或者去赛马都要吵闹一场，——弗龙斯基一定会非常满意他的生活了。他所选择的角色，一个富裕地主的角色——俄罗斯贵族的核心应该由这个阶级构成——不但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而且现在他这样过了半年的光景，给了他越来越大的乐趣。他的事业，越来越占有了他的全副心神的事业，发展得好极了。尽管由瑞士输入的医院装备、机械、乳牛、还有其他许多项目，花费了他一大笔款项，但是他却相信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只要一涉及收入问题——木材、五谷和羊毛的销售，或者土地的出租问题——弗龙斯基就硬得像燧石一样，分文不让。在动用大量资金上面，无论在这个或者其他的田庄上，他一直采用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在琐碎小事上的用度一直是极其精打细算的。虽然那个德国管理人用尽一切诡计多端的手段，企图引诱他破费金钱，一开始总把预算打得高于实际的需要，然后又说经过一番考虑可以很便宜地搞到手，而且马上就有利可图，但是弗龙斯基却从不听从。他听着管理人说，仔细问他，仅仅在订购的或者建筑的东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国还是闻所未闻的，可以一鸣惊人的时候，他才同意。此外，他手头有多余款项的时候，他才决定大宗开支，开支的时候，他仔仔细细加以研究，钱非得花得最合算才行。因此从他经管事务的方法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
十月里，卡申省举行了贵族选举大会，弗龙斯基、斯维亚日斯基、科兹内舍夫、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一小部分田产都在这个省份里。
由于种种关系，也由于参与这件事的人们，使这次选举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人们议论纷纷，为它作着准备。住在莫斯科，彼得堡，还有国外来的，好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都集中到这里了。
弗龙斯基老早就答应过斯维亚日斯基他要出席。
选举以前，时常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来拜访的斯维亚日斯基来邀请弗龙斯基了。
前一天，弗龙斯基和安娜为了这趟计划中的旅行几乎吵起来。这是秋天，是乡下一年里最沉闷无聊的时候，因此弗龙斯基做好了斗争的心理准备，用他从来没有对安娜用过的严厉而冷酷的口吻告诉她说他要走了。但是，使他惊异的是，安娜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消息，只问了一声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仔细打量她，不明白她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她看见他的眼色只付之一笑。他了解她那套缩到内心深处不动声色的本事，而且也了解只有在她暗中打定了什么主意却不告诉他的时候才会这样。他害怕起来，但他是那么愿意避免吵嘴，因此装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样，而且真有几分信以为真，有点相信了他愿意相信的事，就是说，相信她明白道理。
“我想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我想不会的，”安娜回答。“我昨天收到戈蒂叶书店①寄来的一箱子书。不，我不会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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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戈蒂叶书店是莫斯科一家著名的法国书店。
“她打算采取这种口气，那更好！”他沉思。“要不然，搞来搞去老是那一套。”
因此，他没有要求她作一番坦白的说明就动身去参加选举了。这是自从他们结合以来破天荒头一次，没有解释清楚他就和她分别了。这件事一方面扰乱了他的心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再好也没有了。“最初，像现在这样，是会有一些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地方；但是久而久之她就习惯了。总之，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的独立自主，”他沉思。
二十六
九月里，为了基蒂的生产列文搬到莫斯科去住。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在卡申省拥有田产，而且对于就要召开的选举大会怀着很大兴趣——准备参加大会的时候，列文已经无所事事地在那里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了。他邀请他弟弟——他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有选举权——和他一路去。除此以外，列文还要在卡申省代他的侨居国外的姐姐处理一桩重大事务，那是关于土地托管和收土地押金的事情的。
列文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基蒂看出他在莫斯科很无聊，因此劝他去，而且一声不响就替他定购了一套在那种场合必须穿的贵族大礼服，共值八十个卢布。为买这套礼服而花去的八十个卢布，就是促使列文终于决定前去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到卡申去了。
列文到卡申已经六天了，他天天参加会议，而且为了他姐姐的事四处奔走，但是事情仍旧没有眉目。贵族长们都忙着选举去了，就连和托管权有关的最简单的事也办不成。另外一桩，就是收押金的事，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为了取消扣押令而奔走了好久以后，钱终于准备偿付了；但是那位书记——一个非常乐于为人效劳的人——却不能发许可证，因为上面需要会长签名盖章，而会长正忙着开会，没有指定代理人。所有这些麻烦，这种往返奔波，同那些十分明白这位申请人的处境的不愉快但却爱莫能助的心地善良的人的攀谈，这种白费力气毫无结果的努力，使得列文产生了一种近似人在梦中想使劲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令人干着急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感觉。当他同那位好心肠的律师磋商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这一点。这位律师似乎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好使列文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试试看，”他说了不止一次。“到某某那里去试试，再到某某那里去试试，”于是律师就订出一个详尽的计划来避开妨碍一切的致命的根源。但是他马上又补充一句说：“也许还会推三阻四的；不过试试看吧！”于是列文真的试了，去了一趟又一趟。人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但是结果他要克服的困难又在别处冒出来了，又挡住路。列文觉得特别烦恼的是，他简直不明白他在和谁对垒交锋，这样拖下去会对谁有好处。谁也不知道；就连他的律师也不知道。如果他能像了解为什么在火车票房前要站队买票那样了解这件事，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和懊恼了；但是他遭遇到的困难，谁也解释不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
不过列文自从结婚以后改变了很多；他变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就暗自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下判断，大概事情非这样不可，于是拚命不动气。
现在，出席了会议而且参加了选举，他也极力不指摘，不争论，尽可能地去理解他所敬重的那些善良正直的人都在那样严肃而热情地从事着的事情。自从他结婚以后，那么多新颖而严肃的生活面目展现在他面前，这些，以前由于他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态度，因而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次选举中他也期待着和找寻着重大的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解释预料通过这次选举会产生的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省贵族长——法律把那么多重要的公共事业交付在他手里：如托管机关（就是现在正跟列文为难的部门）、贵族们巨大款项的管理、男女公立中学、军事学校、接照新章程设立的国民教育、最后一项是地方自治会——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是个守旧派的贵族，他挥霍光了巨大的家业，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某种观点上看，他自有他忠实的地方，但是对于现代的需要却一窍不通。不论什么事他总是偏袒贵族，公开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本来应该起广泛作用的地方自治会带上了阶层的性质。因此必须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有本事的、完全新式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而且善于处理事务，好从授予贵族（不把他们当成贵族，要把他们看成地方自治会的成员）的特权中取出可以从中获得的对自治有利的一切精华。在这富饶的卡申省里，总是事事走在别人前头，现在这样的优胜力量已经聚集一堂了，如果这里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就可以作为其他省份和全俄国的典范。因此这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要改选一个贵族长来代替斯涅特科夫，已经提出了斯维亚日斯基，或者最好是选涅韦多夫斯基，他是一个退休的教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好朋友。
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在讲话中他对贵族们说：选举官员不应该讲情面，要以功劳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他希望卡申省尊贵的贵族，像在历届选举会上一样，能够严格地完成这种任务，不辜负沙皇对他们的崇高的信任。
讲完了后，省长就离开大厅走了，于是贵族们，喧哗地、热情地——甚至有些人欣喜欲狂地——尾随着他走出去，当他穿上皮大衣和省贵族长友好地交谈着的时候都蜂拥在他周围。列文想要探究一切底细，什么都不想放过去，因此也站在人群里，听见省长说：“请转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声，我妻子很抱歉，她得到孤儿院去。”随后贵族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拿了外衣，都坐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同别人一道，举起手来重复大司祭的言语，用庄严得怕人的誓词宣誓，一定要完成省长所期望的一切。宗教仪式永远打动着列文的心，当他说“我吻十字架”这句话，而且朝着也在说这句话的那老老少少的一群人环顾了一眼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的是关于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列文为了自己的事四处奔走，没有为这事操心。第四天，在省贵族长的桌旁进行了审核省内公款的工作。那时新旧两派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受命清查公款的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帐目分厘不差。贵族长立起身来，连连感谢贵族们对他的信任，落下泪来。贵族们向他大声欢呼，同他紧紧握手。但是正这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一派的一个贵族说他听说委员会并没有审核过公款，认为检查会伤害贵族长的尊严。委员会里有个人不小心证实了这一点。随后一个矮小的、样子很年轻的、但是非常狠毒的绅士开口说，大概省贵族长很愿意说明公款的用途，但是由于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分客气因而剥夺了他这种道义上的满足。于是委员会的委员们撤销了报告，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始条理分明地证明说，他们要么必须承认审核了帐目，要么就得承认没有审核，而且把这两段论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对派的一个发言人反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随后斯维亚日斯基讲话，以后又是那个狠毒的绅士发言。一直争论了好久，而且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文很惊异他们竟然会在这问题上辩论那么久，特别是，当他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听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私吞了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噢，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这种旧式家长制的经管贵族事务的方法非得打破不可。”
第五天县贵族长的选举开幕了。在好几个县里，这都是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日子。但是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斯维亚日斯基却是全体一致推选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就摆了酒席宴客。
二十七
第六天，省选举会议开会了。大大小小的厅堂里都挤满了穿着各种各样制服的贵族们。许多人是专门为了这个日子赶来的。多年未见的人们——有的来自克里木，有的来自彼得堡，有的来自国外——都聚集一堂了。围绕着贵族长的桌子，在沙皇的画像下，讨论得正热烈。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他们眼光中的敌意和猜疑，从生人走过来时就停止谈话，从有的人甚至退避到远处走廊上交头接耳的事实看起来，显然每一派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外表上看，贵族们鲜明地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老派，绝大多数，不是穿着旧式的扣得紧紧的贵族礼服，佩着宝剑，戴着帽子，就是各人穿着自己有资格穿的海军、骑兵、步兵军服或官服。老派贵族们的服装是按照旧式缝制的，带着肩章，腰身显而易见是又短小又狭窄的，好像穿的人渐渐胖得穿不下去了。新派穿着长腰身宽肩膀的宽大潇洒的礼服衬着白背心，不然就穿着黑领和绣着桂叶——司法部的标识——的制服。穿宫廷制服的也属于新派，到处给人群增添了无限光彩。
但是老少之分和党派的区别并不一致。有些年轻人，如列文所观察到的，属于老派；反过来，有些年迈的贵族正在和斯维亚日斯基说悄悄话，分明是新派里的热心的党羽。
列文挨着自己的朋友们，站在吸烟和吃点心的小厅里，倾听他们在说什么，费尽心血想了解一切，但是徒劳无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其余的人簇拥着的中心人物。这时他正在谛听斯维亚日斯基和赫柳斯托夫——那是另外一县里的贵族长，也属于他们这一派——讲话。赫柳斯托夫不愿意他自己那一县的人去邀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而斯维亚日斯基正在劝他这样做，并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赞成这种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反对党要邀请一个他们打算废除的人来作候选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刚吃喝过点东西，穿着他那套御前侍从的制服走过来，一边用洒了香水的镶边麻纱手帕揩着嘴。
“我们正摆布阵势，”他说，捋平了他的络腮胡子，“谢尔盖·伊万内奇！”
听了谈话以后，他就支持斯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县就够了，斯维亚日斯基显然属于反对的一派，”他说，除了列文显然大家都明白他的话。
“喂，科斯佳，你也来啦，好像你也很感兴趣哩？”他说，转向列文，挽住他的臂膀。列文本来倒高兴对它感到兴趣的，但是他根本不明白问题何在，于是由人群里退到一边去，告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又邀请省贵族长作候选人。
“Osanctasimplicitas！”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于是简单明了地向列文解释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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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噢，简单得很哩。
如果像以前历届的选举一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贵族长作候选人，不用投票他就当选了。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他为候选人，如果有两县反对，那么斯涅特科夫可能会拒绝应选了，而老派也许会另外推选出一个人来，那么整个如意算盘就都落了空。但是如果只有斯维亚日斯基那一县不提他作候选人，斯涅特科夫还会作候选人的。甚至还要选举他，故意使他获得相当多的票数，那么就会使反对党乱了阵脚，当我们的候选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投他一些票的。
列文明白了，但是还不完全明白，还要再问些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连说带嚷地叫起来，朝着大厅里走去。
“怎么回事？什么？谁？委托书？给谁的？什么？否决了！没有委托书！不让弗列罗夫进来！受过控告又算得了什么？照这样，什么人都可以拒之门外了！这简直是卑鄙！要守法啊！”列文听见四面八方喊叫起来，他跟着那一批唯恐错过什么紧赶慢赶的人一齐向大厅里走去。挤在一群贵族中间，他走近省贵族长的桌子，在那里，省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领袖们正在激昂慷慨地争辩着。
二十八
列文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近旁的一位贵族的粗重而沙哑的喘息声和另一位的大皮靴的响声，使他听不清楚。他只能远远听见贵族长的柔和的声音，随后是那个狠毒的贵族的尖锐的声调，接着就是斯维亚日斯基的声音。他们在争执，就他看得出的，关于一段法律的条文和·在·待·审·中这句话的意义。
人群散开，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让路，好让他走近主席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那位狠毒的贵族讲完了话，就开口说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翻阅一下法令条文，于是就请秘书找出这段原文。法令上规定说，万一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朗诵那一段法令，并且开始阐明它的含义，但是一个高大肥胖、有点驼背、留着染色的髭须、穿着一件高领子紧夹住他的后脖颈的紧身礼服的地主打断了他的话。他走近主席台，用他手指上戴的戒指敲了敲桌子，就大声疾呼说：
“投票表决！付表决！不必多费口舌了！投票表决！”
那时突然好多声音异口同声地嚷起来，而那位戴戒指的高大的地主越来越怒不可遏，嚷声越来越大了。但是简直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
他要求的正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提议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是憎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那个党派，而这种怨恨情绪感染了他那一派的人，反过来也引起了反对党派一种类似的、但却表现得很得体的愤恨情绪。四面八方都发出叫嚣声，一时之间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贵族长不得不高呼请大家肃静。
“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凡是贵族都会明白的！我们流血牺牲……沙皇的信任……不要清查贵族长；他不是店员！……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请投票表决吧！……真可恶！”到处都听得见这种狂暴而愤怒的声音。眼光和脸色比话语来得更狠毒更激烈。他们流露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列文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看见他们那么热心地讨论弗列罗夫的问题该不该付表决不禁大为惊异。他忘了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后解释给他听的那种三段论法：为了公共的福利非得撤换省贵族长不可；但是要推翻贵族长就必须获得多数选票；而要获得多数选票就必须保证弗列罗夫有选举权；而要使弗列罗夫取得选举资格就非得阐明法律条文不可。
“一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如果想要为社会服务，就要郑重其事和贯彻到底。”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结尾上说。
但是列文忘了这个，看见他所尊敬的这些善良的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穷凶极恶的激动情绪中，心里很痛苦。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情绪，他走出去，也不等着听听辩论的结果，就走进大厅，在那里除了餐厅里的侍者们没有一个人影。当他看见侍者们忙着揩拭瓷器，摆设盆碟和玻璃酒杯，而且看见他们的恬静而生气勃勃的面孔，他体会到一种意外的轻松感觉，好像由一间闷气的房子里走到露天里一样。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愉快地望着侍者们。特别博得他的欢心的是一个髯须斑白的老头，他正一边对取笑他的年轻人们流露出看不起的神色，一边在指教他们怎么折叠餐巾。列文刚要和那位老侍者攀谈，贵族监护会的秘书长，一个具有熟悉全省所有贵族的姓氏和父名的特长的人，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令兄正在找您。投票了。”
列文走进大厅，接到一个白球，跟着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近主席台，斯维亚日斯基正带着意味深长和讥讽的脸色站在那里，他把胡子集拢在手里嗅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手塞进票箱里，把球投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闪开给列文让出地方，站在那里不动了。列文走过去，但是完全忘记是怎么回事了，因而手足无措了，他转过身去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投到哪里？”趁着附近的人们谈话的时候他放低声音说，希望人家不会听见。但是谈话停顿下来，他的不成体统的问题大家都听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了皱眉头。
“那全看个人的信念而定了，”他疾言厉色地说。
好几个人微笑起来。列文脸涨得通红，连忙把手伸到盖着票箱的罩布下面，因为球握在右手里，于是随手就投到右边去了。投了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左手也应该伸进去的，连忙伸进去，但是已经晚了；于是越发心慌意乱了，赶紧走到房间尽后面去。
“赞成的一百二十六票！反对的九十八票！”传来秘书长的咬字不清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哄笑声：票箱里发现了两个核桃和一个钮扣。弗列罗夫获得了选举资格，新派取得了胜利。
但是老派并不服输。列文听见有人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看见一群贵族环绕着正在讲什么的贵族长。列文凑过去。在致答辞中，斯涅特科夫谈到承蒙贵族们信任和爱戴，实在受之有愧，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他对贵族无限忠心，为他们效忠了十二年之久。他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我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你们的盛情我感谢不尽……”突然他被眼泪哽咽住，说不下去了，于是走出去。这些眼泪是由于他意识到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流出来的呢，还是由于对贵族满腔热爱，或是由于他所处的紧张境况，感觉到四面受敌而洒的呢，总之，他的激动情绪影响了大会的气氛，绝大多数贵族都感动了，列文对斯涅特科夫感到亲近了。在门口贵族长和列文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请原谅！”他说，好像是对一个陌生人说一样；但是认出列文的时候，他羞怯地微微一笑。列文觉得斯涅特科夫好像想说什么，但是激动得说不出来。他面部的表情和他那穿着挂着十字勋章的制服和镶着金边的雪白裤子的全副姿态，在他匆匆走过的时候，使列文想起一头意识到大势不妙的被追捕的野兽。贵族长脸上的表情特别打动了列文的心，因为，刚好昨天他还为了托管的事到他家去过，看见他还是一个神气十足的、慈祥的、有家室的人。那一幢摆设着古香古色家具的宽敞房屋；那个根本谈不上衣着漂亮的、不整洁的、但是毕恭毕敬的老仆人——显而易见是留在主人家里的以前的农奴；他那戴着缀着飘带的帽子和披着土耳其披肩的、正抚爱着她的美丽的小外孙女的肥胖而和蔼的妻子；还有那刚刚放学回来、正吻他父亲的大手、向他致敬的在中学六年级读书的小儿子；主人的娓娓动听的恳切言语和手势——这一切昨天曾在列文身上唤起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尊敬和同情。现在列文仿佛觉得这个老头又使人感动，又让人可怜，因此很想对他说一些安慰话。
“可见您又要做我们的贵族长了，”他说。
“不见得吧！”贵族长回答，带着吃惊的表情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疲倦了，老了。有许多人比我年轻和有本事，让他们来干这差使吧。”
于是贵族长穿过一扇小门消失了踪影。
最严肃的时刻来临了。选举就要开始了。两派的首脑人物们都在掐着指头计算可能得到的黑球和白球。关于弗列罗夫那件事进行的争论不仅使新派获得了弗列罗夫那一张选票，而且也赢得了时间，因此他们又有机会领来了三个由于老派的阴谋而不能参加选举的贵族。两个贵族，都有嗜酒如命的毛病，被斯涅特科夫的党羽灌得烂醉如泥，而第三个的制服不翼而飞了。
新派一听说这消息，趁着争论弗列罗夫事件的空子，赶紧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一套制服，而且把一个醉得跄跄踉踉的人也带来开会。
“我带来了一个。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去带他的那位地主走到斯维亚日斯基跟前说。“没什么，他还行。”
“醉得不太厉害，他不会摔倒吗？”斯维亚日斯基说，摇着头。
“不，他好得很哩。只要这里不再给他什么喝就行了……
我告诉餐厅里的人了，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他喝什么！”
二十九
他们饮酒吸烟的那间狭窄的小房里挤满了贵族。激动的情绪不断增强，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特别激动的是首脑人物们，他们是知道全盘底细和选票数自的。他们是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指挥员。其他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一样，虽然做好了战斗准备，同时却在寻欢作乐。有些人在用餐，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还有些人在抽香烟，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同久别重逢的亲友们交谈着。
列文不想吃喝，也不想抽烟；他不愿意加入他自己那一群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人们——里面，因为弗龙斯基身穿侍从武官的制服正和他们站在一道生动地谈论着。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就看见他了，但是竭力躲着他，不愿意和他碰头。他走到百叶窗跟前坐下来，察看着一群群的人，倾听着他的周围在谈论些什么。他觉得很伤心，特别是因为他看见人人都是生气蓬勃，满腹心事，奔忙着；唯独他和一个嘴里嘀嘀咕咕、没有牙齿的、穿着一身海军服坐在他旁边的小老头是漠不关心和无所事事的。
“他是那样一个流氓！我告诉过他不要这么干。可不是吗！他三年都不能收齐！”一个矮小、驼背、油亮的头发耷拉在礼服的绣花衣领上的地主，正在有力说着，边说边用那分明是为了这个场合才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猛烈地踢踏着。那地主用不满的眼光瞟了列文一眼，就猛地扭过身去。
“是的，不论怎么说，这也是卑鄙的！”一个小矮个儿用尖细的声调说。
紧跟着这两个人，一大群地主，像众星捧月一样，拥着一个肥胖的将军，匆匆地走近了列文。这些地主显然在寻找一个人家偷听不到、可以放心谈话的场所。
“他居然敢说是我唆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想他是当了裤子买酒喝了。他，还有他的公爵爵位，我可瞧不上眼！他敢这么说，真下流！”
“不过请原谅！他们是以条文为根据的，”另外一圈里的一个人说。“妻子应该登记为贵族的家属。”
“我管他妈的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良心话。我们都是高尚的贵族。要有信心。”
“来吧，阁下，喝一杯finechampagn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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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好香槟。
另外一群人紧紧尾随着一个高声大叫的贵族。他就是被人家灌醉了的一个。
“我老劝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她从上面总也得不到利益。”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穿着从前参谋部陆军上校的军服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说。这就是列文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见过的那个地主。他立刻就认出他来。那地主也认出了列文，于是他们就握手寒暄。
“真高兴看到您！可不是吗！我记得您很清楚。去年在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家里。”
“喂，您的农业怎么样？”列文打听说。
“噢，还是老样子，总是亏本，”那个地主逗留在列文旁边回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笑容和确信一定会这样的神情。
“您怎么到我们的省里来了？”他问。“您来参加我们的coupdAétat①？”他说下去，这个法文字他说得很坚决，但发音却不准确。“全俄国都聚集在这里了：御前侍从，几乎大臣们都来了。”他指着走在一位将军身边、穿着白裤子和侍从制服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仪表堂堂的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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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政变。
“我应该承认，我不大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打量他。
“不过有什么可了解的呢？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种没落的机关，只是由于惯性而继续运动着罢了。您就看看这些制服吧——那只说明了：这是保安官、常设法庭推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会议而已，但是却不是贵族的。”
“那么您为什么要来呢？”列文问。
“一来是习惯成自然了。再则必须保持联系。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还有，跟您说老实话吧，有我个人的利害关系。我的女婿想要做常务委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景况不大宽裕，得提拔他一下才成。但是这些先生为什么要来呢？”他继续说下去，指着那个曾在主席台上讲过话的狠毒的绅士说。
“这是新贵族里的一员。”
“新倒是新的，不过却不是贵族。他们是土地所有人，而我们才是地主。他们，作为贵族，正在自取灭亡哩。”
“不过您说这是一种没落的机关。”
“没落的倒的确是没落的；不过还得待它礼貌一些。就拿斯涅特科夫说吧……我们好也罢，歹也罢，总也发展了一千多年了。您要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房前修花园，我们就得设计一下；但是万一那地方长着一棵一百来年的古树……虽然又苍老又长满木瘤，但是你也舍不得为了花坛把这棵古树砍倒，却要重新设计一下花坛，好将就着利用一下这株古树哩！树一年可长不起来。”他小心谨慎地说，立刻就改变了话题。
“喂。您的农业怎么样？”
“不大好。百分之五的收益。”
“是的，但是您还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要知道您不是也有价值吗？就拿我说吧。我没有经营农业的时候，一年可以拿三千卢布年俸。现在我可比干官差卖劲，可是像您一样，我取得了百分之五的利益，这还算走运哩。而我的劳力全白费了。”
“如果纯粹是亏本的事，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干呢？”
“哦，就是干吧！您说还有什么呢？这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人人都知道非这样不可。况且，我对您说吧，”他把胳臂肘倚在百叶窗上，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儿子对农业丝毫也没有兴趣。显然他会成为学者。因此就没有人继承我的事业了。但是我还是干下去。目前我还培植了一个果木园哩。”
“是的，是的，”列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老觉得我在农业上得不到真正的收益，可是我还是干下去……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
“我跟您讲件事吧，”那地主接着说下去。“我的邻居，一个商人，来拜望我。我们一起到农场和花园里绕了一圈。他说：‘不，斯捷潘·瓦西里奇，您的一切都好，只是您的花园荒芜了。’其实，我的花园好得很哩。‘如果我是您，我就砍掉这些菩提树，不过要到树液升上去的时候才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一棵树可以锯成两块好木板。如今木板可以卖大价钱，最好还是大量地采伐菩提树。’”
“是的，用这笔款项他就可以买牲口，跟白白捞来一样置地，租给农民去种了。”列文微笑着补充说，显然类似这样的如意算盘他碰见过不止一次。“他会发财致富。而您和我，只要保得住我们所有的，有东西留给子孙，那就谢天谢地了。”
“听说您结婚了？”那个地主说。
“是的，”列文怀着得意的满足心情回答。“是的，真有点古怪，”他接着说下去。“我们一无所得地过下去，好像注定了要守护火的灶神一样。”
那地主在花白胡子的遮掩下偷偷地笑了。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说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弗龙斯基伯爵，他们都想要把农业当成工业那样来经营；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蚀本毫无结果。”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像商人那样办呢？我们为什么不砍伐菩提树做木材？”列文说，又回到那个打动了他的心的问题上去。
“为什么，就像您说过的，我们守卫着火啊！那不是贵族干的事。我们贵族的工作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选举大会上做的，而是在那边，在各自的角落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有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有时也看到这一点：一个好农民总千方百计地想多搞点土地。不管地多么不好，他还是耕种。结果也没有收益。净亏本罢了。”
“就像我们一样，”列文说。“见着您真是十分高兴哩，”他补充说，看见斯维亚日斯基走过来。
“自从在您家里见过面以后，我们还是初次见面哩，”那个地主说。“而且尽情地谈了一阵。”
“哦，你们骂过新制度吧？”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痛痛快快地谈了一番。”
三十
斯维亚日斯基挽着列文的胳臂，引着他来到自己那一群里去。
现在没有回避弗龙斯基的可能了。他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一起，列文走过去的时候他直视着他。
“非常高兴！我以前好像曾有荣幸见过您……在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家。”他说，把手伸给列文。
“是的，那次会面我记得很清楚，”列文说，脸涨得通红，马上扭过身去同他哥哥谈起来。
弗龙斯基微微地笑了一笑，继续和斯维亚日斯基谈着，显然并没有和列文攀谈的愿望；但是列文一边和他哥哥谈话，一边不住地回头看弗龙斯基，拚命想找点话跟他谈谈，好冲淡一下自己的唐突无礼。
“现在为什么还在拖延呀？”列文说，望着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
“因为斯混特科夫。他要么应选，要么不应选，”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他怎么样，应选呢还是不应选？”
“问题就在于他不置可否。”弗龙斯基说。
“如果他不做候选人，那么谁做候选人呢？”列文追问，望着弗龙斯基：
“愿意做候选人的人都可以。”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您愿意做候选人吗？”列文问。
“当然不，”斯维亚日斯基说，局促不安了，用吃惊的眼光朝站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身边的一个凶狠的绅士瞟了一眼。
“那么是谁呢？涅韦多夫斯基吗？”列文说，觉着他糊涂了。
但是这样一来更糟了。涅韦多夫斯基和斯维亚日斯基是两个大有希望的候选人。
“无论如何我也不干的！”那个凶狠的绅士说。
原来这就是涅韦多夫斯基！斯维亚日斯基替他和列文介绍了一下。
“喂，你也动了心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对弗龙斯基眨眨眼睛。“就像赛马一样。很想赌个输赢。”“是的，真让人动心哩，”弗龙斯基说。“一旦动了手，就非干到底不可。这是斗争！”他说，皱着眉头，咬紧他那强有力的牙关。
“斯维亚日斯基真是有本事的人啊！什么他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噢，是的，”弗龙斯基心不在焉地随口答道。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在这期间，弗龙斯基因为总得望着什么，于是就望着列文：望望他的脚、他的礼服、随后又望望他的脸，注意到他的忧郁的眼光盯在自己身上，于是就没话找话说：
“你怎么成年累月都住在乡下，却不当治安推事呢？您没有穿治安推事的制服？”
“因为我认为治安裁判是一种愚蠢的制度，”列文愁闷地说，他一直在找机会跟弗龙斯基谈话，好弥补刚见面时的无礼。
“我并不那么想，恰恰相反哩，”弗龙斯基带着平静的惊异神情说。
“那简直是儿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并不需要治安推事。八年里我没有出过一件纠纷，出了事的时候，结果又给判错了。治安法庭距离我家大约四十里。为了解决两个卢布的事我就得花费十五个卢布请一位律师。”
于是他就谈起来：一个农民怎么偷窃了磨坊主的面粉，磨坊主跟他讲理的时候，那个农民就怎么递呈子大肆诬告。这些话说得既不合时宜又愚蠢，就连列文说的时候自己也意识到了。
“噢，他是这么一个怪家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他那种最抚慰人的像杏仁油一样的微笑说。“不过走吧，我想选举大概开始了……”
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我真不明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注意到他弟弟的拙劣的举动。“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缺乏政治手腕！这就是我们俄国人不足的地方。省贵族长是我们的反对派，而你倒和他amicochon①，还请他做候选人。而弗龙斯基伯爵呢……我并没有和他交朋友；他要请我吃饭，我是不会去的；但是他是我们这边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化友为敌呢？后来你又追问涅韦多夫斯基愿不愿意做候选人。这种事做得简直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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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十分亲昵。
“噢，我什么也不明白！这不过是一桩小事罢了，”列文愁眉不展地说。
“你说这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是什么事你一着手，就搞得一团糟。”
列文默不作声，他们一道走进大厅。
省贵族长，虽然隐隐约的地感觉到已经布置好陷害他的天罗地网，虽然不是全体都请他做候选人，却还要孤注一掷，决定来应选。大厅里一片静寂，秘书长声音洪亮地宣布近卫队上尉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涅特科夫被提名为省贵族长候选人，现在就投票表决。
县贵族长们端着盛着选举球的小盘子，由自己的席位上走到主席台，于是选举开始了。
“投在右边，”当列文陪着他哥哥随着县贵族长走到主席台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小声说。但是列文忘了人家向他解释过的计划，唯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右边”是说错了。斯涅特科夫无疑地是他们的反对派！他走近票箱的时候，球本来在右手里的，但是认为错了，因此刚一走到票箱跟前就到换到左手里，而且毫无疑问是投到左边去了。一个内行人，站在票箱跟前，只要每个人胳臂肘一动他就知道球投到哪里了，不痛快地皱了皱眉。这一次没有东西可以让他锻炼他那明察秋毫的眼力了。
一切又归于静寂，只听见数球的声音。接着有个声音宣布了赞成和反对的票数。
贵族长获得了相当多的票。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人人都想冲到门口去。斯涅特科夫走进来，贵族们蜂拥到他周围向他道贺。
“好了，现在完了吧？”列文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不过刚刚开始哩！”斯维亚日斯基笑着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别的候选人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哩。”
这一点列文又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什么微妙的手法，但是他厌烦得想不起究竟是什么了。他觉得郁闷得不得了，很想离开这一群人。
因为谁也不注意他，而且显然没有一个人需要他，于是他就悄悄地到了小茶点室里，看见那些侍者，他又觉得轻松极了。那个矮小的老侍者请他吃些东西，列文同意了。吃了一盘青豆炸牛排，同那老侍者谈了他以前的主人们，列文不愿意回到和他的意趣很不投合的大厅里，就到旁听席上去了。
旁听席里挤满了装束华丽的妇女们，她们伏在栏杆上，极力不放过下面所说的一言一语。妇女们身边是一群风度优雅的律师、戴着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到处都议论着选举，都在谈论贵族长多么心灰意懒，争论多么有趣；列文听到有一群人在赞美他哥哥。一位贵妇人在对一个律师说：
“我听到科兹内舍夫的演说有多么高兴啊！挨饿都值得。妙不可言！多么明了清晰！你们法庭里谁也讲不了这样。除了迈德尔，就是他讲话也远远没有这样的口才哩！”
在栏杆旁找到一个空地方，列文俯在上面，开始观察和谛听。
所有贵族都坐在按着县份划分的栏杆里面。厅堂中间站着一个穿礼服的人，他正用高亢而响亮的声音宣布说：
“现在表决陆军上尉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普赫京做省贵族长！”
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然后听到一个老年人的少气无力的声音说：
“谢绝了！”
“现在投票表决枢密顾问官彼得·彼得罗维奇·博利，”
有个穿礼服的人呼喊。
“谢绝了！”有个青年人的尖声说。
于是又从头开始，又是“谢绝了”。这样继续了一个钟头的光景。列文斜倚在栏杆上，冷眼旁观着和谛听着。最初他觉得不胜惊异，很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断定了他怎么也不会明白的，因此就觉得枯燥无味了。随后，回想起他在所有人的脸上看到的那种激昂慷慨和怒容满面的神情，他觉得悲哀起来，因此决定离开这里到楼下去。当他穿过旁听席的走廊的时候，他碰到一个踱来踱去的垂头丧气两眼通红的中学生。在楼梯上他遇到一对人儿：一个穿着高跟鞋匆匆跑上来的妇人和一个得意扬扬的副检察官。
“我告诉过您晚不了的，”当列文闪在一边给那位妇人让路的时候，副检察官说。
列文已经下楼走到出口的地方。正在掏取衣服的号牌的时候，一个秘书就把他抓住了。“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正在选举哩！”
正在投票表决的就是那位一口拒绝应选的涅韦多夫斯基。
列文走进大厅的门口：门已经反锁上了。秘书敲敲门，大门打开了，两个面色通红的地主由列文身边冲出去。
“我忍受不了啦！”脸涨得通红的地主里的一个大喊大叫。
紧跟在地主们的后面，省贵族长的头伸出来。他的面孔由于疲惫和恐惧露出可怕的神情。
“我告诉过你不要放任何人出去！”他对门房申斥道。
“我是放人进来，大人！”
“天啊！”省贵族长长叹了一声，拖着他那穿白裤子的无力的腿，耷拉着脑袋，朝着屋子中央的大桌子走过去。
涅韦多夫斯基，果然不出所料，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他现在当上了省贵族长。好多人兴高采烈，好多人满意而快活，好多人欣喜若狂，可是也有好多人不满意，很伤心。前任贵族长处在绝望的心境中，掩饰不住失意之色。当涅韦多夫斯基离开大厅的时候，人群簇拥着他，热情地尾随着他，就像第一天省长致开幕辞人们尾随过他那样，而且也像从前斯涅特科夫当选的时候人们尾随过他一样。
三十一
新选出来的省贵族长和获得胜利的新派里的许多人当天晚上部在弗龙斯基家聚餐。
弗龙斯基来参加选举，一方面是因为在乡下觉得无聊，而且为了向安娜宣布一下他的自由的权利，也因为要帮助斯维亚日斯基竞选，好报答他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会上为弗龙斯基所花费的那番苦心，主要是为了严格地履行他所承担的作为贵族和地主的全部义务。但是他丝毫也没有想到选举这件事会引起他那么大的兴趣，会使他这样动心，或者他竟然能做得这样好。在地主贵族圈子里，他完全是个新人，但是他分明很成功；而且他认为他在他们中间已经获得一定的势力，这倒是的确的。而这种势力是由于他的财富、爵位，由于他的老朋友希尔科失——一个在财政部供职而且在卡申省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银行的金融家——借给他的城里那幢富丽堂皇的宅邸；由于弗龙斯基从乡间带来的手艺高明的厨师；由于他和省长的交情——他们从前是同窗好友，而且弗龙斯基甚至还庇护过他；而主要是由于他待人接物不分厚薄的那种单纯的风度，很快就使得大多数贵族改变了认为他傲慢无礼的成见。他自己觉得，除了娶了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那个狂妄家伙，怀着偏激的恶意àproposdebot－tes①对他讲过一大堆不得要领的蠢话以外，他所结识的每个贵族都变成了他的拥护者。他看得清清楚楚，而其他的人们也都公认，涅韦多夫斯基的成功他曾出了很大的力。如今在自己的宴席上庆祝涅韦多夫斯基当选，弗龙斯基由于他的候选人荣获成功而感到一种得意的快感。选举这件事使他感到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他开始想在三年后再选举的时候，如果他结了婚，他自己就要参加竞选，就好像赛马师为他赚了一笔赌注，他渴望亲自去赛马一样。
现在他在庆祝他的赛马师的胜利。弗龙斯基坐在首席上，他的右首坐着年轻的省长——侍从将军。对其他的人说来，将军是一省之王，庄严地致过开幕辞，讲过话，而且像弗龙斯基看出来的，在好多出席会议的人身上唤起了肃然起敬和卑躬屈节的心理；但是对弗龙斯基说来，他是小“马斯洛夫·卡特卡”，——这是他在贵胄军官学校里的绰号——在他面前觉得很不自在，而弗龙斯基竭力设法mettreàsonaise②的人。在弗龙斯基的左首坐着的是少年气盛、性子执拗、相貌阴险的涅韦多夫斯基。弗龙斯基对他是坦率而有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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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无缘无故地。
②法语：使他自在。
斯维亚日斯基轻快地忍受了他的失败。对于他说，甚至都不算什么失败，像他举着香槟酒杯亲口对涅韦多夫斯基说的，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担当得起贵族应该遵循的新方针的代表人物了。因此所有正直的人，如他所说的，都站在今天胜利的这方面，为了这种胜利而感到庆幸。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很高兴，因为他快活地消遣了一番，而且人人都心满意足。在佳肴美馔的宴席上，又纷纷提到了选举大会上的插曲。斯维亚日斯基令人发笑地模仿前任贵族长的声泪俱下的讲话，而且转身对温韦多夫斯基评论说：阁下应该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比眼泪复杂的审核基金的方法！另外一个善于说俏皮话的贵族描摹前任贵族长如何为了打算举行的舞会，特地招聘了一批穿长统袜子的仆役，如果新贵族长不举行由穿长袜的仆人侍候的跳舞会的话，现在只好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
在宴会中间，他们不断对涅韦多夫斯说：“我们的省贵族长”，而且称他为：“阁下”。
这话说得很使人高兴，就像新娘被人称为“madame”①和冠上她丈夫的姓一样。涅韦多夫斯基故意装出不仅毫不在乎而且很看不起这种官衔的神情，但是他显然高兴得飘飘然了，而且在克制着自己，以免流露出和他们所处的这种新的自由主义环境很不适合的喜悦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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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夫人。
用餐的时候发了好几个电报给那些关心这次选举的结局的人。兴高采烈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拍了一个电报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内容如下：“涅韦多夫斯基以二十票之差当选。祝贺。请转告别人。”他高声口授了一遍，说：“得让他们高兴一下！”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接到这封急电，只叹息一声又浪费了一个卢布，而且明白这又是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干的事。她知道斯季瓦有个毛病，每逢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就“fairejouerletèlégraph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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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乱打电报。
一切，包括上等的筵席和美酒——都不是从俄国商人那里买的，而是直接击国外输入的舶来品——都是名贵、纯粹而可口的。那一小圈人，大约有二十来个人，是斯维亚日斯基从思想一致的、自由主义的新活动分子里挑选出来的，也都是聪明而体面的人物。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为了新贵族长，为了省长，为了银行家，而且也为了“我们的和蔼可亲的主人”而干杯。
弗龙斯基心满意足。他从来没有想到在省里会这样有趣。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大家越发欢畅了。省长邀请弗龙斯基去赴为了·弟·兄·们而举行的义演音乐会，那是由他那位想和弗龙斯基结识的夫人一手安排的。
“那里要开舞会，你可以见识见识我们省里的美人！说真的，真是妙极了！”
“Notinmyline，”弗龙斯基回答，他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是微微一笑，答应要去。
当大家都已经离开餐桌，在抽香烟的时候，弗龙斯基的听差端着摆着书信的托盘走到他跟前。
“是由沃兹德维任斯科耶专差送来的，”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说。
“真奇怪，他多么像副检察官斯文季茨基啊，”有个客人用法语品评那个听差说，同时弗龙斯基皱着眉头，在看信。
信是安娜寄来的。还没有看信，他就知道内容了。原来指望选举大会五天之内会结束，因此他答应了星期五回去。现在是星期六了，他知道信里一定是责怪他没有准时回去。他昨天晚上寄走的信大概还没有到。
信的内容果然不出他所料，但是形式却是出人意外的，使他格外不痛快。“安妮病得很重。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一个人心乱如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帮不了忙，却是个障碍。前天和昨天我一直盼望着你回来，现在我派人去看看你在哪里，你怎么啦。我本来想亲自来的，但是知道你会不高兴，因此又变了主意。给我个回信，我好知道怎么办。”
孩子病了，她反倒想亲自来！女儿病了，还有这种敌对的语气！
选举的单纯的欢乐和他必须返回去那种沉闷的、使人觉得成为累赘的爱情，以其鲜明的对照使弗龙斯基感到惊异。但是他非回去不可，于是乘上头一班火车，当天晚上就回家去了。
三十二
弗龙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安娜考虑到每次他离开家他们都要大闹一场，这只会使他疏远她，却维系不住他，因此下定决心尽可能克制住自己，以便镇静地忍受这次离别。但是他来向她告别时凝视着她的那种冷酷而严峻的眼光，伤了她的心，他还没有动身，她的宁静的心境就被破坏了。
后来，独自一人又沉思了一阵那表示他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的眼光，她，像往常一样，结果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
“他有权利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但可以离开，而且可以遗弃我。他有一切权利，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既然知道这个，他就不应该这么做！不过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他带着一副冷酷严峻的神气望着我。当然这是不明确、不可捉摸的，不过跟以前太不相同了，而那种眼光却意味深长得很哩，”她沉思。“这种眼光表示他开始冷淡了。”
虽然她确信他已开始对她冷淡了，但是她仍然是毫无办法，怎么也不能改变她和他的关系。就像以往一样，她只能用爱情和魅力笼络他；而且也像以往一样，她只有白天用事务，夜里用吗啡才能压制住万一他不爱她了、她会落个什么下场的那种恐怖的念头。不错，还有一个方法：不抓牢他，——除了他的爱情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却更接近她，把自己放到他不能遗弃她的境地中。那种方法就是离婚，再和他结婚。她开始渴望办这件事，而且打定主意，只要他和斯季瓦一提，她就同意。
抱着这种想法，她孤独地过了五天，就是他去参加选举大会的那五天。
散步，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聊天，参观医院，主要的是阅读，看了一本又一本，就这样消磨了时光。但是第六天，马车夫没接到他空车回来的时候，她感觉到她再也压抑不住想念他和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念头了。刚巧那时她的小女儿病了。安娜照顾她，但是就是这事也分散不了她的心，特别是因为病情并不严重。无论她怎么努力，她也不爱这小女孩，而且不能装出爱她的样子。将近黄昏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安娜为了想他而胆战心惊，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里去，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就写了弗龙斯基已经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专差送走了。第二天她接到他的信，因为自己写了那封信而后悔莫及。她深恐又看到临别时他投给她的那种冷酷眼光，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并不怎么严重的时候。但是她还是高兴给他写了那封信。安娜现在已经承认他厌倦她了，而且怀着惋惜的心情抛弃自由回家来；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高兴他要回来了。随他厌倦好了，但是一定要让他跟她在一起，好让她看见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她坐在客厅里，在灯光下阅读泰纳①的一部新著，倾听着外面的风声，随时随刻盼望着马车的来临。好几次她都以为听到了车轮声，但是每次都错了；终于她不但听到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沉闷的轰隆声。就连独自玩牌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脸泛红晕，立起身来，但是并没有下楼去，像她前两次那样，却站住不动了。她突然因为欺骗了他而感到羞愧，但是更害怕的是他要如何对待她。受了伤害的心情已经消逝了，她现在只害怕他的不悦的神色。她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复了。为了她刚一发出信她就痊愈了，她很生她孩子的气。随后她又想到他来了。想到整个的他、他的手、他的眼睛都来了。她听到他的声音。忘记了一切，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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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纳（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批评家及作家。一八七○年泰纳发表了《论理性》一书。
“哦，安妮怎么样？”当安娜跑下来的时候，他仰望着她，怯生生地问。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个听差正替他脱暖和的长统靴。
“噢，没有什么！她好些了。”
“你呢？”他说，身子抖动了一下。
她用两只手提住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腰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嗯，我非常高兴哩，”他说，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她的发式、她的服装，他知道这都是为了他而装扮起来的。
这一切都使他神魂颠倒，但是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那么多次了！她怕得要命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神色又留在他的脸上。
“哦，我很高兴哩！你身体好吗？”他说，用手帕揩揩他的潮湿的髭须，吻吻她的手。
“没有关系，”她想。“只要他在这里就好了，他在这里，他就不能，也不敢不爱我哩。”
当着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的面，傍晚欢畅而愉快地度过了，公爵小姐抱怨说他不在的时候安娜吃过吗啡。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睡不着……千思万虑害得我睡不着。他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几乎没有吃过哩。”
他对她讲述选举的事，而安娜善于运用种种问题引他谈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问题——就是他的成功——上面去。她对他说他感兴趣的一切家务事；而她所说的消息却是令人愉快的。
但是深夜里，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安娜看见她又完全掌握住他了，于是想要消除他为了那封信而投给她的眼色中那种令人难过的印象，便开口说：
“老实说，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气，而且不相信我呢？”
她一说了这话，她就明白，不论他心里多么热爱她，这件事他可没有饶恕她。
“是的，”他回答。“那封信真怪。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想亲自去。”
“这都是实情。”
“我并没有怀疑。”
“不，你的确怀疑过！我看出你很不满意。”
“一会儿也没有。我不满意的只是，这是实话，你好像不愿意承认人总有一些不得不尽的义务……”
“去赴音乐会的义务……”
“我们不谈这个，”他说。
“为什么不谈这个？”她说。
“我不过想说，人可能遇到一些义不容辞的义务。现在，譬如说，我为了房产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噢，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气呢？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如果这样，”安娜的声音突然变了，说。“那就是说你厌倦了这种生活……是的，你回来住一天就又走了，就像男人们那样……”
“安娜，这太残酷了。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了。
“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各自东西，要么在一块生活。”
“你要知道，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啊！要不是……”
“要离婚吗？我给他写信！我看，我不能像这样过下去了……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
“你好像是在威胁我一样。我再也没有比愿望永不分离更大的愿望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但是他说这些柔情蜜语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不仅闪耀着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种被逼得无路可走和不顾一切的恶狠的光芒。
她看出了这种眼色，而且猜对了它的含义。
这种眼色表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幸！”这是瞬息之间的印象，但是她永远也忘不掉了。
安娜给她丈夫写信要求离婚；十一月末，他们和必须去彼得堡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分别了，她和弗龙斯基一齐迁居到莫斯科。天天盼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和随之而来的离婚，他们现在像已婚夫妇一样定居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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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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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列文家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月的光景了。基蒂的预产期，按照经验丰富的人的最准确的估计，早已过了；但是她还没有生产，也没有比两个月前更接近产期的任何象征。医生、接生婆、多莉、她母亲、特别是一想到将要来临的事就不能不恐慌的列文，都开始焦灼不安了；只有基蒂一个人觉得十分平静和幸福。
她现在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心里对于即将诞生的（对于她，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已经存在的）婴儿产生了一种爱，她怀着喜悦体验到这种新的情感。他现在已经不完全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有时过着独立的生活了。有时这使她痛苦，但是同时她又因为这种新奇的欢快心情想大笑。
所有她热爱的人都同她在一起，都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照拂得那样周到，给予她的一切又是那样如意，要不是她知道和感觉到这一切不久就要告一段落，那她就不会再希望更美好更快乐的生活了。唯一使这种生活的魅惑力减色的是，她丈夫不像她过去爱他的那种样子，不像他在乡下那种样子了。
她爱他在乡下的那种沉着、亲切和殷勤好客的态度。在城里他总像是坐立不安和有所戒备一样，仿佛唯恐什么人会欺侮他，尤其是她。在那里，在他的庄园上，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他从来没有急着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从来也没有空闲过。在这里，在城里，他总是急急忙忙，好像害怕错过什么似的，但却无所事事。她替他很难过。在别人看来，她知道，他并不像一个可怜的人物；恰恰相反，当基蒂留意他在交际场中——就像有时一个人极力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所爱的人，以便察看他给别人的印象——的时候，她甚至带着嫉妒的恐惧心理看出来，他非但不是个可怜的人物，而且由于他的良好教养，他对妇女的那种有点古板而羞涩的文雅态度，他的魁伟有力的身姿，还有，像她认为的，他那特别富于表情的面孔，他反倒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人。但她不是从表面，而是从内心里去观察他，因此她看出来，在城里他不是本来的模样了；他的心情她也说不清了。有时她心里暗暗责备他不会过城里的生活；有时她又承认要他在这里把生活安排得称心如意的确是困难的。
真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爱打牌。他又不去俱乐部。她现在明白了跟奥布隆斯基那一类花天酒地的人来往是怎么回事了——那就是纵酒和酒后到什么地方去寻欢作乐。她一想到在这种场合男人们去的场所就不能不感到恐怖。去交际场吗？但是她知道这么做的话，他非得觉得同女人们接近有乐趣才行，这她又不愿意。跟她，她母亲，和姐姐们一道待在家里吗？但是不论那套翻来覆去讲个不休的话题——“东家长西家短”，这是老公爵给她们姊妹间的谈话取的名字——她觉得多么愉快和有趣，但是她知道他一定感到索然无味的。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继续写那部著作吗？他确实试过的，最初到公共图书馆去作笔记和查他所需要的参考书；可是，如他对她说的，他越没有事做，他就越没有时间做事。除此以外，他还抱怨说，他的著作在这里谈得太多了，结果他的一切观念都混淆不清了，因此他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
在城里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不知道是城里的情况大不相同呢，还是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变得更谨慎更明白道理了——无论如何，他们从来没有为了嫉妒发生过口角，那是他们迁居到城里的时候曾经害怕过的。
在这方面甚至还发生了一桩对他们两个人都非同小可的事情，就是基蒂同弗龙斯基的会见。
基蒂的教母，玛丽亚·鲍里索夫老公爵夫人，一向非常疼爱她，一定要见她一面。虽然基蒂因为怀孕哪里都不去，但她还是跟着她父亲一同去探望那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了，于是在那里遇见了弗龙斯基。
在这次拜访中基蒂唯一可以谴责自己的是，当她认出那个穿着便装的、她一度非常熟悉的弗龙斯基的身姿的时候，她透不过气来，血液直往心脏里涌，而且她感觉得红晕弥漫了她的面孔。但是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父亲故意大声和弗龙斯基寒暄，他还没有说完话她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能够面对着弗龙斯基，必要的话，可以像她同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谈话一样同他谈话，而主要的是，要做到连最轻微的语调和微笑都能获得她丈夫赞许的地步才行，她仿佛觉得那一刹那她丈夫的无形的形影就在她近旁。
她同弗龙斯基交谈了三言两语，甚至还因为他取笑选举会议，称之为“我们的国会”而沉静地微微一笑。（她非得笑一笑，为了表示她懂得那句玩笑。）但是她马上转过身去对着玛丽娅·鲍里索夫娜，直到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她才看了他一眼；那时她望着他，显然只是因为在人家对你行礼告别时不望着人家未免失礼的缘故。
她很感激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同弗龙斯基的这次相逢；但是由于拜访以后，他们照常散步的时候他对她特别慈爱，她看出来他很满意她。她也很满意自己。她完全没有想到她竟会有力量把她对弗龙斯基的旧情全部封锁在内心深处，不仅表面上，而且真的在他面前显得十分泰然自若。
当她告诉列文她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家遇见弗龙斯基的时候，他的脸比她红得还要厉害。要她对他讲述这事可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再往下叙述这次相会的委细，因为他并没有盘问，只是皱着眉头凝视着她。
“可惜你没有在那里，”她说。“不是说你没有在那个房间里……要是你在场我的举止就不会那么自然了……我现在比那时脸红得更厉害，更加，更加厉害哩，”她补充说，脸红得流出眼泪了。“可惜的是你不能从门缝里偷看。”
她的真诚的眼睛使列文看出她很满意自己，因此虽然她羞容满面，他立刻就放了心，开始像她所愿望的那样询问她。当他听到了一切，甚至一直听完了最初一瞬间她不由得脸红起来，但是以后就像和一个初次会面的人那样悠然自得的细节为止，列文十分快活了，说这事使他很高兴，现在他再也不会像在选举大会上那样无礼了，下一次遇见弗龙斯基就要尽可能地对他友好。
“一想起来有个人快要成了我的仇敌，我讨厌遇见他，真痛心得很哩。”列文说。“我非常，非常高兴。”
二
“那么，请你去拜望博利夫妇一下吧，”十一点钟的光景，列文出门以前进来看她的时候，基蒂对她丈夫说。“我知道你要在俱乐部吃午饭。爸爸给你登记了。但是早晨你去哪里呢？”
“不过去看看卡塔瓦索夫罢了，”列文回答。
“为什么这么早呢？”
“他答应给我介绍梅特罗夫。我想和他谈谈我的著作。他是彼得堡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列文回答。
“是的，你上次赞不绝口的就是他的文章吧？哦，以后呢？”
基蒂问。
“以后也许为了我姐姐的事去法院一趟。”
“去听音乐会吗？”
“哦，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
“不，去吧！要演奏这些新作品哩……你一向觉得那么有趣的。要是我，我一定去的。”
“哦，无论如何我午饭前会回来的，”他说，看了看表。
“可要穿上常礼服，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去拜望博利伯爵夫人了。”
“难道非去不可吗？”
“啊，一定得去。他拜访过我们。唉，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呢？你顺路去一趟，坐一坐，花五分种谈谈天气，就站起来走了。”
“喂，说起来你不会相信，我是那样不习惯应酬，我真难为情哩。这有多么讨厌啊！一个陌生人进来，坐了一阵，没事待上半天，既打扰了人家，自己又心烦意乱，末了才走了。”
基蒂大笑起来。
“但是你做单身汉的时候不是常去拜望人家吗？”她说。
“不错，拜望过，不过我老觉得不好意思，而且现在我对这一套非常不习惯了，说正经的，我宁愿两天不吃饭，也不愿意去拜望人家。简直窘得不得了！我一直觉得人家会生起气来，说：‘你没有事来做什么？’”
“不，他们不会生气的。我担保！”基蒂说，笑盈盈地凝视着他的脸。她拉住他的手。“好吧，再见！……请你千万去一下！”
他吻了他妻子的手刚要走开，她就拦住了他。
“科斯佳，你知道我只剩下五十卢布了。”
“啊，这又有什么，我到银行去取。要多少？”他带着她所熟悉的那种不满意的表情说。
“不，等一下，”她拉住他的手。“我们谈一谈，我心里很发愁。我好像并没有多花一个钱，但是钱却像流水一样出去！
我们不知道怎么总处理不好。”
“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咳嗽着，皱着眉头瞅着她。
她很懂得这种咳嗽声，这是他非常不满意的表示，不是对她，而是对他自己。他确实很不满意，倒不是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而是因为这件事使他想起一桩他明知道有问题的、很想遗忘的事情。
“我告诉过索科洛夫出售麦子，先提取磨房那笔款子。无论如何我们会有钱的。”
“是的，不过总起来看，恐怕还是太多……”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他重复说。“好了，再见，亲爱的！”
“不，真的，有时候我很懊悔听了妈妈的话！在乡间有多么好啊！照现在这样子，我把你们都折磨坏了，而且我们又在浪费金钱……”
“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关系！自从结了婚，我一次也没有说过，要是事情比现在这样好一些就好了……”
“真的吗？”她说，望着他的眼睛。
这话他是未加思索信口说出来的，不过安慰她罢了。但是一望见她那可爱而诚实的眼光疑问般紧盯在他身上，他就从心坎里又重复了一遍这话。“我完全把她忘了，”他沉思，想起不久他们就要面临的事情。
“快了吗？你觉得怎么样？”他小声说，握住她的两只手。
“我想得太多，以致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都不知道了。”
“你不害怕吗？”
她轻蔑地微微一笑。
“一点也不！”她回答。
“喂，万一有事，我在卡塔瓦索夫家里。”
“不，不会有什么事的：别胡思乱想。我要和爸爸在林荫路上散散步。我们要去多莉家里看看。希望你午饭前回来。噢，是的！你知道多莉的情况简直没法过了吗？她浑身是债，一文莫名。妈妈和我跟阿尔谢尼（她这样称呼她的姐夫利沃夫）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派你和他去责备斯季瓦。这样下去绝对不行的。这事不能跟爸爸谈……不过如果你和他……”
“唉，我们可办得了什么？”列文说。
“你反正要到阿尔谢尼家去，和他谈谈，他会告诉你我们怎样决定的。”
“我事先就完全同意阿尔谢尼的意见。好吧，我要去拜望他……顺便说一声，如果我去听音乐会，我就和纳塔利娅一齐去。好了，再见！”
在台阶上，他独身时侍候过他、现在经管着城里家产的老仆人库兹马拦住了他。
“美人（这是由乡间带来的那匹左辕马）换了马掌，但是仍旧一瘸一跛的，”他说。“您吩咐怎么办呢？”
列文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对于乡下带来的几匹马很感兴趣。他想要尽量地把这事情安排得又好又便宜；结果哪知道自己的马的花费比租来的马还要贵，而且他们照样还得租马用。
“派人去请兽医，也许有暗伤。”
“是的，是为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吗？”
现在，列文听说由沃兹德维任卡大街到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大街需要套上一辆二马驾辕的大马车，驶过四分之一里的融雪的烂泥地面，然后让马车停上四个多钟头，每次得付五个卢布，再也不像他初到莫斯科时那样，觉得大吃一惊了。
现在他已经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了。
“租两匹马，套上我们的马车。”
“是的，老爷！”
多亏城市的条件，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在乡下要费很大心血和气力的麻烦事，列文走出去，叫了一部雪橇，坐上去向尼基特大街驶去了。路上他再也不想钱的事了，却在思虑怎样和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彼得堡的学者结识，怎样同他谈论他的著作。
只有刚到莫斯科那几天，那种到处都需要的、乡下人很看不惯的、毫无收益却又避免不了的浪费，曾使列文大为吃惊。现在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方面，他的情形和一般人所说的醉汉的情形一样：第一杯像芒刺在喉，第二杯像苍鹰一样飞掠而过，喝过第三杯就像小鸟一样畅行无阻了。当他换开第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为听差和门房购买号衣的时候，他不由自主他盘算着这些没有用的号衣，这笔钱抵得上夏季——就是，从复活节到降临节，大约三百个工作日的时间——雇两个每天从早到晚干重活的工人的花销，但是他暗示了一下没有号衣也行，老公爵夫人和基蒂就流露出惊异的神色，由此看来，这笔钱无论如何也是需要用的了。他同那张一百元卢布的钞票分了手，心里不是没有斗争的。但是下一张钞票，那是他换开为亲友准备宴席的，一共花去二十八个卢布；虽然他想起这二十八个卢布就是工人们流血流汗地刈割好了、捆起来、脱了粒、扇去皮、筛过、包装起来的九俄石①燕麦的代价，然而比第一次就花得容易多了。现在换开一张钞票他再也不左思右想，像小鸟一样就飞了。不知是不是用钱换来的乐趣抵上了挣钱所费的劳力，反正他早就置之度外了。他那套低于一定价钱就不出售的生意经也忘怀了。他咬定价钱好久没有出卖的燕麦，却比一个月以前每石少卖了五十戈比。甚至照这样开销下去，过不了一年就得负债的盘算，也失掉了意义。只要银行里有钱就行，别管钱是怎么来的，那样就有把握明天有钱买牛肉了。直到现在他都遵守着这条规则：银行里总存着钱。但是现在银行里已经一文不剩了，他也不大知道上哪里去搞一笔钱来。基蒂提到钱的时候，这事就使他心烦意乱了一下；然而，他没有工夫考虑了。一边坐着车，他一边想着卡塔瓦索夫和他同梅特罗夫即将来临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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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俄石合209．91升。
三
列文这次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又和他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自从他结婚以后就未见过面的卡塔瓦索夫教授重温旧好了。卡塔瓦索夫以他的开朗而单纯的人生观博得了列文的欢心。列文认为卡塔瓦索夫的明朗的人生观是由于他天资贫乏而来的，而卡塔瓦索夫认为列文的思想前后矛盾是由于他缺乏思想锻炼而起的；但是卡塔瓦索夫的开朗很中列文的意，而列文的丰富的、没有条理的思想卡塔瓦索夫也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他们愿意常常见面，争辩一番。
列文朗读过他的著作中的几章给卡塔瓦索夫听，很投合他的心意。前一天在公开演讲会上卡塔瓦索夫偶然碰到列文，对他说那个以文章博得列文的赞赏的大名鼎鼎的梅特罗夫现在在莫斯科，他对于卡塔瓦索夫对他讲的列文的著作很感兴趣，他明天上午十一点要到他家来，很愿意得到和列文结识的荣幸。
“你的确大有进步，老弟，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哩，”卡塔瓦索夫一边说，一边在小客厅里迎接列文。“我听见门铃声，心里想：他决不会准时来的……喂，你觉得黑山人①怎么样？他们生来就是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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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黑山人即门的内哥罗人，是南斯拉夫西南地方的人。黑山国于一八六二年与土耳其作战失败后，一直受苏丹王的统治，但黑山人反对异国统治的斗争并未停止。一八七六年黑山国奋起抵抗。起义者联合组成部队，在山上进行游击战。
“发生了什么事？”列文打听说。
卡塔瓦索夫用三言两语对他讲了讲最近的消息，将他引进书房，把列文介绍给一个矮小健壮、面貌可亲的人。这就是梅特罗夫。谈话暂时涉及政治和彼得堡的要人们对最近事件的看法。梅特罗夫引用了来自可靠方面的官方消息，据说是沙皇和某位部长讲的话。但是卡塔瓦索夫却由官方听到沙皇说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话。列文极力揣摸会说出这两种话的情况，这个话题就丢开了。
“他差不多写好了一部论劳动者和土地的关系的自然条件的著作，”卡塔瓦索夫说。“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作为自然科学家，很高兴他没有把人类看作动物学法则以外的东西；而且，恰恰相反，把人类看作要依周围环境而转移的东西，而且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去探求它的发展规律。”
“非常有趣哩，”梅特罗夫说。
“我确实着手写了一部论农业的著作，但是研究了农业的主要因素——劳动者，”列文脸红了说。“我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结论。”
于是列文小心谨慎地，好像摸索道路一样，开始阐明他的见解。他知道梅特罗夫写过一篇反对众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学说的文章，但是他不知道以他这种标新立异的见解能使他同情到什么程度，而且从那位学者的沉着而聪明的脸上的表情也推测不出来。
“但是您在哪方面看出俄罗斯劳动者的特殊性呢？”梅特罗夫说。“譬如说，是从他的生物学的性质呢，还是从他所处的环境？”
列文觉察出这问题里已经包含着一种他不同意的观点；但是他继续阐述他的见解，说俄罗斯的劳动者对土地的看法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为了说明这种理论，他连忙补充说，按他的见解，俄罗斯人民的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意识到移民到东方的广阔无人地区是他们的职责。
“根据一个民族的一般职责来下结论，是容易误入歧途的，”梅特罗夫说，打断列文的话。“劳动者的情况永远是以他同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为转移的。”
于是不容列文解释他的观点，梅特罗夫就开口阐明他自己的学说与众不同的特色。
列文不明白他的学说的特色究竟何在，因为他根本不花费脑筋去了解。他看出梅特罗夫也像别人一样，尽管他曾在文章里大肆反驳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但他照样还是仅仅从资本、工资和地租的观点来考察俄罗斯劳动者的状况的。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在俄国东部——在俄国最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地租仍然等于零，而工资——对于俄国八千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九的人说来——也不过刚刚够维持生活罢了，除了最原始的工具，资本还不存在，但他却只从这种观点来看所有的劳动者，虽然在好多论点上他和经济学家们并不一致，自己有一套工资理论，就是他向列文阐述的。
列文勉勉强强地听着，最初还表示异议。他想要截断梅特罗夫的话，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会进一步说明梅特罗夫的见解是画蛇添足。但是后来确信他们的看法是那样不同，彼此之间永远也不会了解，因此他就不再反驳，只是听听而已。虽然对梅特罗夫说的话他现在丝毫也不感兴趣了，但是听着他说仍然觉得有点得意。由于这么一位博学多识的人居然会这样甘心情愿地、这样用心地对他说明他的见解，而且那么相信列文在这个论题方面的学识，以致有时只用一点暗示来说明事情的全貌，因此使列文得意得不得了。他认为这都是因为人家看得起他，殊不知梅特罗夫跟他接近的人们谈来谈去都谈腻了，因此特别愿意跟每个生人谈谈他所研究的、但是自己还不大明了的题目。
“恐怕我们要迟到了，”卡塔瓦索夫说，梅特罗夫一结束长篇大论，他立刻就瞧了瞧表。
“是的，今天业余协会举行庆祝斯温季奇的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卡塔瓦索夫说，回答列文的询问。“彼得·伊万内奇和我商量好了一路去。我答应朗诵一篇论他在生物学方面的成就的文章。跟我们去吧，很有趣呢。”
“是的，的确到时候了。”梅特罗夫说。“跟我们去吧，由那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到舍下坐坐。我非常高兴听听你的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