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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之死：失事还是谋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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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衷一是的死因
很多人对戴笠的死因表示怀疑。
戴笠当年乘坐的是一架美制DC-47飞机，它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DC-3民用运输机的改进型，也可以作为客机来使用。自1946年，DC-47飞机先后有70多种改进型，一共生产了10928架，是历史上生产制造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在战场上广泛运用C-47运输机。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州盟军的主要运输机。因此，它的质量应该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它的机体、发动机以及无线电通讯系统等等，在当时也都是性能卓越。所以从飞机的本身来说，因为DC-47飞机的性能故障，而造成戴笠机毁人亡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是不是因为天气恶劣，或者是因为驾驶操作失误，从而导致飞机坠毁呢？
专家认为，一般来讲，这两种情况同样不会发生。一是因为当时的飞机已经具备了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的飞行能力，二是因为事先有地面的调度和指挥人员，他们可以告诉飞行员如何在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起飞和着落。
而且，戴笠事先就有因天气不好、飞往其他地方的思想准备。因此，飞机在青岛起飞前，他就叫飞行员多加了油，如果南京天气也不好的话，飞机完全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去着落，根本不需要在南京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强行着落，所以这也是人们认为不是天气原因的依据之一。
另外，当时国民党的空军人员，都是经过选拔的优秀人员，完全是在美国接受的全面技能训练，似乎也不可能犯操作失误那么低级的错误。而驾驶戴笠专机的飞行员更应该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具备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飞行的能力，一般不会发生操作失误、导致飞机坠毁的情况。
如果把天气恶劣，飞行员的驾驶技术，飞机的性能，这些客观原因都排除在外，那么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DC-47飞机的坠毁呢？难道，正像很多人猜测的那样，戴笠的死亡并非简单的飞行事故，而是有人谋杀？
戴笠长期从事特务工作，杀人无数，仇家自然大有人在。那么，究竟又是谁谋杀了这个素以暗杀闻名的“戴老板”呢？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制造了这起天衣无缝的坠机阴谋，并把这场弥天大案掩盖得如此巧妙呢？
最有机会下手谋杀戴笠的是他的随行人员。但是，在戴笠飞机上的随行人员，都是他的手下，有军统的官员，有他的保镖和翻译，还有他的好朋友。这些人跟戴笠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无缘无故，自然不会去冒险刺杀戴笠，更不会为此同归于尽。
那么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最有机会谋杀戴笠呢？
蒋介石？一种说法认为，最有可能、最有机会对戴笠下手的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想要搞明白戴笠的死因，首先要回顾一下他和蒋介石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起初，戴笠追随蒋介石，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政治依靠，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提供一个有利的保护，蒋介石则想利用戴笠的这种忠心和才干，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介石对戴笠的重用，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言听计从，应该说都是事实。
戴笠素来行踪诡秘，为人低调，在公众场合几乎很少露面，但是到后来，蒋介石却发现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1942年，煞费苦心的戴笠特意邀请蒋介石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戴笠的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的庞大实力，从而向蒋介石邀功。然而，戴笠却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引来的却是蒋介石对他的猜忌。从此，蒋介石对戴笠始终心存防范，戴笠至死也不过是个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调查统计局局长，在国民党众多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之中，仅仅获得一个区区的少将军衔。同时，蒋介石派了他的一个亲信叫唐纵，到军统局做帮办，实际上是监督戴笠。
蒋介石和戴笠的矛盾激化发生在抗战胜利以后，欲取消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个时期。当时，蒋介石为了迎合舆论，要取消特务组织，这样戴笠的去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戴笠为了个人前途，先谋求警政部长这个位置，但是蒋介石没同意，后又想当海军司令，这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而戴笠利用私人关系去跟美国拉关系，更增加了蒋介石对戴笠的猜忌。蒋介石担心戴笠会采取强硬的反击措施，所以先下手为强。在他看来，戴笠确实是实力强大却又野心勃勃，他掌握着重要的军事力量，同时又和美国打得火热，这些都让蒋介石非常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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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之死：失事还是谋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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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戴笠的势力的确非常强大。他的军统特务们，只听“戴老板”的，不听蒋介石的，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个时候戴笠的队伍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之众，而且青一色美式装备，所向披靡。除此以外，戴笠还掌控着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黑幕。戴笠呼风唤雨的能量在蒋介石政府中，没有谁能与他相比。而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如果真有一天，戴笠想要成为中国的太上皇，超过蒋介石，那么蒋介石担心美国人会支持戴笠。
戴笠也感觉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不满，所以他有一句话：“如果不死在共产党的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中。”尽管戴笠利用各种手段力图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反而随着时局的发展，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当蒋介石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他认为戴笠联合美国人，目标无疑是要来对付自己。此时的蒋介石深深感到，戴笠的存在，已经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许是蒋介石担心养虎遗患，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让戴笠永远地消失。这是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
戴笠死后，他的儿子多次上书，要求追查谋杀戴笠的凶手，但每次上书都被蒋介石挡了回去。
马汉三？几年以后，对戴笠死因始终心存怀疑的军统少将特务沈醉，再一次来到岱山飞机坠毁现场，重新调查收集飞机坠毁的情况，并寻找现场遗失的物品。这一次，沈醉得到了新的线索，当地老百姓把一个鞘柄烧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的宝剑交给了他。
这柄宝剑的出现，让众说纷纭的戴笠死因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人们不禁要问：这把宝剑究竟属谁所有？为什么会出现在戴笠的专机上？它和戴笠的死因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据说，因为这把宝剑的发现，1948年，也就是戴笠死后两年，国民党保密局在一份呈送蒋介石的绝密文件中，指控戴笠是被北平军统站站长马汉三所谋杀。
马汉三，军统的一员干将，长期在北方从事情报工作，成绩卓著，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地位也越来越高，担任过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又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多次受到戴笠提拔重用的马汉三，难道会恩将仇报谋杀他的顶头上司戴笠？
1946年，为了躲避面见蒋介石，戴笠不得不借各种名义拖延时间，在全国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这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他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大名鼎鼎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平的特务组织。却没想到，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原来，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经被捕叛变，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川岛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变时献出的九龙宝剑。
这把宝剑就是沈醉在坠机现场找到的那把宝剑，它本来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盗窃慈禧墓时得到的宝物。1928年7月2日，刚刚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一夜之间将慈禧和乾隆两座墓掘开，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等洗劫一空，这就是著名的东陵盗宝案。
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的一柄九龙宝剑。这柄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1939年春，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
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寻觅机会拥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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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之死：失事还是谋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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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三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以后，为了活命，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结果他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日本人投降后，时刻关注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此刻藏在大间谍川岛芳子在北平的家里以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中搜出了宝剑。
戴笠从川岛芳子口中获得这个意外消息以后，马上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对自己并不忠心，竟然还有贪污的劣迹。此刻的戴笠对马汉三已经心存不满，但是自己既要对付蒋介石，又要和一心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对抗，同时还要处心积虑地与美国人拉上关系，为自己的前途铺路，他实在无法分身来收拾马汉三。
马汉三发现事情败露以后，也很聪明，他主动把宝剑交出，并且为了迷惑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他还给戴笠送了好多金银财宝、古董、字画。
为了稳住马汉三，戴笠将计就计，故意把自己留给马汉三上司的一封信，托马汉三转交。戴笠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在信中露出将重用马汉三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不出戴笠所料，马汉三果然偷看了戴笠留给他转交顶头上司的信。但是，马汉三在特务机关混迹多年，十分狡猾，他已经看出戴笠在演出一场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回过头来，戴笠早晚要收拾他。为了不被杀死，马汉三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死戴笠。
向来飘忽诡秘、神出鬼没，对自己行动路线十分保密的戴笠，为了安抚马汉三，故意把自己将去青岛的消息透露给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个信息，却最终为戴笠引来了机毁人亡的灭顶之灾。
1946年3月16日上午，戴笠从北平出发，登机赶往青岛，随行还特意带上了那把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曾经实施过无数次暗杀行动的戴笠，此时竟然毫无觉察，死亡的阴影正一步步向他走来。
马汉三和戴笠共事多年，知道戴笠风流成性，于是将自己的机要秘书、年轻漂亮的军统特务刘玉珠送给戴笠，美其名曰照料戴笠的生活。戴笠一看刘玉珠漂亮的样子马上就非常喜欢，认为是马汉三想戴罪立功才这么做的。再加上刘玉珠也是军统的人，戴笠觉得比较可靠，就带着她从北平到天津到青岛。
■“影后”胡蝶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没有遇到他约见的美国客人，于是决定在青岛过夜，次日赶往上海。有人认为戴笠急于回上海，是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但是，事后有人发现，在青岛乘机的时候，刘玉珠并没上飞机，因此，就有人怀疑，很有可能刘玉珠在青岛机场上，对戴笠的飞机动了手脚。
人们推测，戴笠启程当天，刘玉珠一大早就悄悄来到机场，以她军统华北督导员的身份作掩护，以检查“安全”为借口，很容易地登上了戴笠的专机。乘周围无人之际，刘玉珠迅速将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隐秘地安置在戴笠的专机上，随后，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的晨曦里。
3月17日，222号专机在空中飞行时，设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点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一声爆炸的巨响，联络中断了。
3月17日下午，当毛人凤发出“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才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自己闪电般一击，打翻在地。
戴笠死后，蒋介石并没有撤销军统特务组织，只是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名为保密局。
1948年9月，马汉三、刘玉珠在南京被秘密处死。耐人寻味的是，处死的罪名不是谋杀，而是贪污。
美国特工？关于戴笠的死因，还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戴笠是被美国特工谋杀的，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探听到，戴笠要对过去所有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一场大清洗屠杀，情报局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大流血，必须制止这场愚蠢的屠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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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之死：失事还是谋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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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情报局得到戴笠将在青岛过夜、次日飞往上海的情报后，迅速指示在青岛的美国特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
■1936年7月，杨虎城将军偕夫人、次子结束欧洲考察回到上海。不久，被戴笠诱骗，由专机载往他处幽禁。做了手脚。这种看法认为，飞机里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它被调成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戴笠坠机摔死后，一位美国间谍用品发明专家斯坦利·拉维尔（StanleyLovell）认为，戴笠乘坐的飞机里有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这位美国专家坚信，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他说：“在蒋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将军，这位残酷的秘密警察头子，连中国人都管他叫中国的希姆莱。暗杀与处决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只能耳语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后，戴笠及其部下在重庆上了他的飞机飞往北平，去组织一场对所有据说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有人告诉我，戴笠的飞机在飞到5000英尺高度时尾部爆炸了。”
莱司特·沃克（LesterWalker）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撰文，把戴笠作为“中国的间谍王”介绍给美国公众。关于戴笠的死亡，他写道：
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相信。新闻简报是4月1日发出的，也就是愚人节。那天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会笑，说“这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这不可能，相反，他们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仍在享受着迷人的生活，而不可能被杀死。
■出殡仪式中的戴笠家属
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飞机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就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尸体。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梅乐斯4年前在重庆送给他的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已经确定了他们上司的身份。不过，时至今日，60年前发生在南京上空的那次神秘的坠机事件，仍然是个未解的悬案，关于一代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之谜，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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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间谍还是汉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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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1906—1948），又名金壁辉，真名叫爱新觉罗·显纾。这个被称为“东方魔女”的男装女间谍，作为日本策动伪满独立、与国民党居间调停、互相勾结的“秘密武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曾参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重大秘密活动，并亲自导演了后来引起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的一系列卖国活动，成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的赞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她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处决。但是，很多人却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再一次走进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长河。
19世纪20年代，在日本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阴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的女学生，就是日后声名狼藉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出生于1906年，是清皇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位公主。其生父肃亲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袭皇族中地位举足轻重。肃亲王的曾祖是武肃亲王豪格，乃皇太极的第一王子，是开创200多年大清基业的元勋。由此可以想象显纾家世的显赫与权势。身为肃亲王第十四公主的显纾，为亲王的第四侧妃所生。在显纾的童年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革命风潮骤起、清王朝统治日薄西山的多事之秋。身为股肱大臣的肃亲王，眼看着老祖宗的社稷不保，心中焦急万分。他在联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游说日本军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叛乱”的同时
■肃亲王善耆（右）与川岛浪速，又策动蒙古王公喀喇沁王与惯匪巴布扎布组织蒙古义勇军，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排山倒海般的辛亥革命使肃亲王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为了实现“匡复清室”的心愿，肃亲王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遣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伺机而动，为满洲独立而“殚其力，尽其心”，甚至不惜将自己最钟爱的小女儿显纾也送给川岛浪速作养女，以图日后“有所作为”。于是，作为东方公主的爱新觉罗·显纾便于1912年跟随养父飘洋过海，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日本。
为了适应日本的生活，川岛浪速不仅给显纾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还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的各种风俗习惯。
多年以后，川岛芳子已长成了一个身穿和服，口操地道日语、见人即大大方方地打躬行礼的日本姑娘。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中，她也因面容姣美、行为开放而著称。她常穿水兵式服装，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又随意飘散在两肩。由于年龄渐长，加之其生父和养父的事业急需有才华的后备军，川岛芳子开始接受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这种“额外”的学习使她不得不经常性地休学一二个月，以至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退学对川岛芳子来说，非但没有任何失落感，反而使她能无所顾忌，全力投入到那种令她痴迷的“男人的运动”中去。川岛芳子首先下定决心剪去一头青丝，女扮男装，用她的话来说，这是“永远清算了女性”。接着，这位喜欢身穿黑色礼服，戴着太阳帽和墨镜的女子，便开始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据说川岛芳子的骑术精湛，枪法超群，她策马疾驰中连续击落百步开外的苹果的故事被广为流传。就在这时，早已发现川岛芳子作为一名优秀间谍所具备的天生禀赋的川岛浪速，开始着手训练她收集资料、使用谍报通讯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等技巧，为她日后成为全日本“军中之花”般的超级间谍作必要的准备。面对养父的悉心栽培，川岛芳子的心中早已种下了“成大业、立殊功”的日本武士道思想的种子。很快，一个如鲜花般娇艳美丽的天真少女就用纤嫩的双手敲开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大门。
“东方的玛塔·哈丽”
一身男人扮相的川岛芳子，很快获得日军特务机关的重视。这个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日本关东军屡屡发生摩擦，于是，日本军部派员到东北集结，着手准备暗杀张作霖，由于行动不便，急需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协力共进”。于是驻扎在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特务处便派与川岛浪速有师生之谊的倔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川岛浪速，希望他为了日本国的利益，派养女川岛芳子到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后经直接参与皇姑屯事件的关东军少佐掘田正胜、岩原一夫、大村骏证实，所谓“秘密任务”即为刺杀张作霖事宜。出于帮助肃亲王完成“匡复清室”大业的宏愿，川岛浪速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邀请”，并作为交换条件从陆军大臣岩崎男爵那里弄到了一笔巨款，供川岛芳子及寄居旅顺、生活日渐窘迫的肃亲王之用。于是，川岛芳子以“省亲”为名到达东北，但是她并未急于到旅顺看望生父，而是滞留在大连。川岛芳子一面向父亲打电报说自己因患风寒不能如期到达，一面又四处活动，搜集有关北京的消息。这位男装“绅士”的举动非但没有引起奉军有关部门的怀疑，而且，其谍报机构的几个年轻人还同川岛芳子建立了“热烈亲密”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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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间谍还是汉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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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张作霖军遭到国民革命军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仓皇逃窜到东北等消息传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引起军界的一片恐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紧急授意关东军稽查处采取果断对策，命令他们“如果战乱波及到满洲，为了维持治安，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关东军稽查处根据川岛芳子提供的奉军调动情况以及张作霖近期召开的几次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断定张的后撤对关东军在满洲的利益存在致命的威胁，必须阻止“北伐的任何可能性”。于是，稽查处命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返辽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准备实施“秘密任务”。
在接到上峰的指令后，川岛芳子只身来到奉天张作霖的私邸，要求与少帅张学良密谈。当时张学良又要处理后方事务，又要迎接父亲安全抵奉，正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派侍从贴身副官郑某与这位颇有艳闻的公主相见。见面过程中，川岛芳子施展自己与生俱来的魅力，使郑某对之垂涎不已。川岛芳子见有机可乘，便约定下次与郑某见面的时间、地点。经过短期然而频繁的接触，拜倒在川岛芳子石榴裙下的郑某，将自己了解到的绝密消息和盘托出，使川岛芳子顺利地知悉张作霖为掩人耳目、瞒天过海对外界公布自己将随军返辽实则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具体事宜，并立即向总部做了汇报。虽然在收到川岛芳子的情报之前，日军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旁的日本特务先一步获得了这一消息，但关东军稽查处也因此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大加赞赏，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其名声不胫而走。
棺材送活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掀起了排日运动。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张学良也制定了旨在打击日本对华势力渗透的“盗卖国上惩罚令”，并支持青年学生营党结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建立了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的机构，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也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的活动。在川岛芳子的影响下，这批人由原来的蛮干逐渐发展为有步骤地窃取中国方面的情报，并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摩擦，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作了大量的谍报组织工作。
此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密谋策划拥立清朝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设法把他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但由于风声太紧，走得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皇后婉容，携同郑孝胥父子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来到满洲。皇后婉容起先对皇帝的出走一无所知，后来当她知道溥仪已经离开天津后，闹得天翻地覆，一定要追赶前去，终于患了歇斯底里症。消息传到旅顺，溥仪内心愧疚不已，连夜派人恳求日方将皇后婉容接到满洲来。
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进而侵吞全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军方决定同意把婉容接到满洲来，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接。正这个时候，爱新觉罗·显纾——川岛芳子的名字出现了。凭着她在“刺杀张作霖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以及“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的表现，使她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时尚、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静园溥仪的住宅。这就是秘密来津的川岛芳子。她带来了一个病人似的身体虚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里面一间屋子住下。这个生病的友人，其实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美男子。于是，一出“棺材送活人”的好戏便上演了。
几天以后，静园里放出风来，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川岛芳子擦眼抹泪，作出一副悲切之态。皇后婉容也在假的灵前致哀，仆人们跟在后头鞠躬长拜。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人死了要运回老家，于是装着皇后婉容的棺材便堂而皇之地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白河河畔，然后成功地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日本兵舰，经过激烈的颠簸，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大连。皇后婉容“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由于川岛芳子巧施妙计，把皇后婉容平安地护送到旅顺，让她跟溥仪团圆，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日本关东军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此后的川岛芳子，可谓春风得意，她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了更为牢固的联系，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里筹集了一批军饷。她的行李中有做得十分考究的军服、纯金三星肩章、华丽的军刀、装在牛皮套里的崭新毛瑟枪、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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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间谍还是汉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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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谍影
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的名义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同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2万元经费。电文的大意是：“满洲事变”已按计划取得了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联合国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时，田中和川岛芳子就蠢蠢欲动，想在上海制造事端，一鸣惊人。见此良机，两人很快便相机而动，加紧了制造“一·二八”事变的阴谋行径。首先，身为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田中大佐，从关东军提供的经费中拿出1万元交给川岛芳子，指使她用金钱运动一些日本人，以图让这些日本人排斥日货，他自己便借机制造事端。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实业分公司，据说是个属于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据点，田中命令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这个公司的工人去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几十名工人按照川岛芳子的旨意，在三友实业公司门前突然袭击了这几个日本僧侣。
日货的海报。
事件发生后，田中又通过川岛芳子，把一笔经费交给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委任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侨居上海的30名青年同志会会员，到袭击日本僧侣的工人所在地三友实业公司，进行报复性的回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个全厂有千名职工的三友实业分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随即转移到上海，因为上海有着他们各自的租界和侨民。
尽管后来上海市长吴铁城曾就日本僧侣遭受袭击一事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在1月28日当夜给陆战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并与当地守军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之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田中的上司——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少将作了报告。据说这对日本的作战计划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川岛芳子又女扮男装，每夜都在上海百老汇的俱乐部狂欢乱舞。通过这种表面的灯红酒绿生活，川岛芳子又完成了一项“额外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即通过舞会得以接触到孙文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样一来，关东军事先就得到了来自川岛芳子的绝密情报，这对于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川岛芳子也因此越来越博得了日本军方的信任。
此外，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第九师团的植田谦吉少将曾派川岛芳子设法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摸底。川岛芳子受命后，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住所与之攀谈，结果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植田师团长。后来，事实证明，川岛芳子的情报是正确的，因而使日军能主动地采取迂回战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后，植田谦吉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由于各国使团出面调停，日本关东军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尽早结束战争。在具体活动方面，川岛芳子也为结束“一·二八”事变，缔结停战协定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据田中隆吉回忆说，川岛芳子通过田中的介绍，由认识而接近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并从唐处得悉上海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消息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川岛芳子认识到这一情报的战略意义，便连忙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田中，田中又通过田代参谋长电告日本政府，结果使日本得以在优势下结束了战争。事后，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在他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又遵照田中的指示，将唐隐藏在家中达两周之久。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在“一·二八”事变后，据说也因向日本方面泄露情报罪而受到蒋介石的弹劾。田中根据日本军部的指示和孙科的要求，命令川岛芳子承担保护和援助的任务。于是，川岛芳子便让孙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客船，巧妙地使孙科逃离上海到了广东。另外，田中还命令川岛芳子去探听英国对“满洲国”独立问题的意向，而川岛芳子也没有辜负田中的厚望。她不仅没费吹灰之力便从英国记者那里获知英国政府将在国际联盟上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等情报，并且最大程度地拉笼了上海的英国侨民，使他们对日方在“一·二八”事变中的侵略行径能够施以“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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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间谍还是汉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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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继承了清室血统、既懂中日两国语言又会一些英语的川岛芳子，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超级间谍，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添补了不少有用的零件。
“安国军总司令”
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稳定时局的考虑，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政府安插了许多亲信及本国人员，其中便包括川岛芳子。
有一天，川岛芳子找到养父的得意门生崛田武胜，希望他帮助自己招兵买马。
原来，有一天，曾在张作霖的拜把弟兄张宗昌麾下当过参谋的方永昌，跑来向川岛芳子提出：愿组织一支安国军，拥戴她为总司令，去参加刚爆发不久的热河战役。听了这个建议以后，川岛芳子的心不禁怦然一动，她想：如果把各路土匪联合起来，由一个能干的满洲人指挥，那么，大多数反满抗日的匪徒也会欣然倒戈反击，这对于维护满洲帝国的统治、进而恢复清室在全中国的帝制一定十分重要啊。川岛芳子的大胆想法，使崛田大吃一惊。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昔日师傅膝下娇姿万千、而今被誉为“军中一枝花”的川岛芳子有自己拉杆子搞部队的念头。惊愕之余，崛田还是按照川岛芳子的意思为她东奔西走，招募人马去了。经过多方努力，1933年2月，身穿特制的军服、以“安国军总司令”身份参加了热河作战的川岛芳子，又在伪满洲国的上空释放了一颗“原子弹”。日本《朝日新闻》就此用了两个版面刊出了一篇“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小姐，被任命为热河自卫团总司令，威风凛凛地站在讨匪的第一线”的报道。
在这篇报道的正中，还登载了一张川岛芳子身穿军服马裤，头戴军帽的姿态飒爽的全身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常被各方面所引用。而川岛芳子这时候却自称金壁辉，据说此名的来由是因思念她远在日本的二哥宪立而顺，其化名金壁东。以金壁辉为总司令的“满洲国”安国军，就像一阵风似地在前线及日本本土传开了。关东军也不失时机地在形式上采取了同意川岛芳子参加热河作战的措施，并利用这个事件作资料，对日军进行大肆宣传。一时间，川岛芳子成为日军士兵崇拜和向往的女性偶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兵源、战争物资等问题上很快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因此迫切希望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此刻，川岛芳子正在东京闲居，她一听这个消息，便急忙打电话给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要我见东条阁下。请一定把我护送到日军的最前线。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于是，胜子便把川岛芳子的意思传达给了东条英机。
东条为川岛芳子掌握消息的准确性感到吃惊，同时又十分赞赏她的计划。接着，一份日本军部的命令将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派到北京，让她以东兴楼饭庄女老板的身份与国民党在京要员广泛接触，搜集有关和谈动向的情报。
川岛芳子来到北京之后，便有条不紊地着手进行“和谈”之事宜。首先，川岛芳子利用自己过生日的机会大事铺张，遍请在京朝野名流。紧接着，川岛芳子又通过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了线，希望戴笠能助她一臂之力。作为答谢，川岛芳子将负责把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名单送给戴笠。戴笠早就十分仰慕川岛芳子的谍报才华，欣然同意双方进行初步的接触，并派亲信唐贤秋扮作北京大药商行的老板与川岛芳子直接磋商有关事宜。
但是，川岛芳子的社交手腕和“美女政策”最终没有取得成功。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区的节节败退，这位昔日权柄炙手的“东方魔女”已经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表演舞台，在挣扎和孤寂中等待着历史对她的惩罚。
走向末日
随着投放在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的爆炸，苏联出兵我国东北，日本帝国已经彻底走向了末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川岛芳子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有人曾劝她逃回日本或逃往内蒙古，但她没有同意，仍然与她的秘书小方八郎等人住在北平东四九条三十四号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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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间谍还是汉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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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0日，也就是在日本投降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川岛芳子被捕了，随后她被押往位于北平北城的民国第一监狱，也就是原来的日本占领军陆军监狱。作为第一号女汉奸，川岛芳子被捕后当局却对她礼遇有加，不仅是一人一室，而且也未给她戴手拷，据说是北京军统局特意关照这样做的。在关押时，川岛芳子很想见到日本人，所以装作不会说中国话，她甚至要求找一个日本人来给她作翻译。
川岛芳子在第一监狱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7月，此后她被移送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羁押，等候审讯。1946年7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对川岛芳子的起诉书，主要内容如下：
金壁辉，即川岛芳子，亡清肃亲王之女，成长于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往来于平、津及敌国、满洲之间，从事间谍活动；曾任伪满皇宫女长官及伪满留日学生会总裁，溥仪游东京时负责接待；组织伪安国军；“七·七”事变后，向敌建议利用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反抗祖国，延长战祸；在日本用文字和广播，发表我军政内情；图谋复兴满族，统一中国，唆使伪帝溥仪迁都北平。
这份起诉书意味着，川岛芳子将会被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而审判，也就是法庭会把她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审判。起诉书刊登之后，围绕川岛芳子的相关报道便频频见于各种报刊，川岛芳子的名字短时间内闻名全国，她复杂的身世和经历吸引了人们大量的目光。1947年10月8日下午2时，在北平天安门西侧的司法部街，也就是今天人民大会堂所在地的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国民政府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一次公审。由于公众的好奇心太过强烈，致使法庭无法控制秩序，只得将公审改期。
10月15日，在北平地方法院后花园开设的露天临时法庭上，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二次公审。川岛芳子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被押解到了被告席上。目击者说，川岛芳子当时略施脂粉，中等身材，体态丰盈，宛如一个中年男人。在法庭上，自命不凡的川岛芳子对审判充满了蔑视，似乎对判决的结果并不在乎，甚至经常让人感到狂妄和自傲。
在公审时，川岛芳子当庭承认了自己的身世和过往经历，但坚决否认自己叛国。川岛芳子明白，如果承认叛国，那么她将会被以汉奸罪而处死。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在第一监狱准备对川岛芳子进行宣判。人们看见，川岛芳子穿着黑呢子大衣，绿色西装裤，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发光亮，显然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她还刻意地左顾右盼，频露笑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法庭的判决是这样的：“金壁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据说，当川岛芳子听到了对她的判决后，“面容陡变，眼泪盈眶，然犹故作镇静，低头干咳不已”。
为了不以汉奸罪被处死，川岛芳子开始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她不断地给养父川岛浪速和秘书小方八郎写信，要求他们尽快为自己搞到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样她就可以再通过律师的辩护，把自己从汉奸的法庭拉到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
对于川岛芳子的求援，川岛浪速等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川岛家乡长野县的村民们甚至还向北京寄回了“请愿书”，以证明芳子自小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希望能够给她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也的确没能拿出证明其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川岛芳子一直认为自己在日本有户籍。她6岁时作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来到了日本，最初是在东京赤羽生活，但是因为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区政府所有的户籍资料都在大火里烧毁了。那以后他们搬到了松本市来住，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进行户籍登记。
川岛浪速在给川岛芳子辩护律师的信中进行了解释，并说：“亲王与我情胜手足，因为同情我家中无子，所以亲王才在1912年将当时仅有6岁的幼女芳子送至东京，从此芳子就成为了我家的孩子。”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份由其养父提供的材料，才使得川岛芳子在法庭上再也无力为自己辩解了，即便她曾委托律师提起上诉，请求再审，但她的上诉最终还是在1948年3月14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驳回，法庭依旧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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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间谍还是汉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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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后的争论
这起国内外瞩目的川岛芳子案件，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通知新闻局及诸多报社，事后解释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这也引起了人们对川岛芳子死亡的怀疑。
枪决川岛芳子的日期被定在1948年3月25日上午6点45分。尽管当局百般遮掩，还是被不少消息灵通的记者打探到了，说死刑届时将在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进行。然而，当记者到达后，监狱大门却紧紧关闭，除了允许两名美联社的记者进入外，其他的记者全被拒之门外。
大门关上后，行刑便开始了。枪响过后，监狱的大门突然大开，在外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蜂拥而入。记者们在地上看到了一具刚被执行了死刑的女尸。有记者后来描述道：“该尸头南脚北，弹由后脑射入，由鼻梁骨上射出，头发蓬乱，满脸血污，已不能辨认。”
这样一来，记者们更加怀疑了，他们认为，枪决选择在监狱内秘密进行，并且违背诺言，不让记者观看行刑过程实在可疑，再加上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川岛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难相信川岛芳子真的死了。这些情况一经记者报道，社会舆论立刻沸沸扬扬。
中国《大公报》立即刊发了报道，对川岛芳子是否已死做出了大胆猜测。他们认为，川岛芳子的死刑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报纸上刊登的女尸照片留着女士长发，而据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说，川岛芳子历来剪的都是男士短发，所以被处决的绝不是芳子本人。除此之外，人们还对川岛芳子的死提出了更多疑点。
有人提出，川岛芳子在日本战败之后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险，她至少可以有两个地方可去——日本和内蒙，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留下，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让人们猜测不已。另外，川岛芳子在受审的法庭之上公开藐视法官，其平时放荡不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似乎有恃无恐，确信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莫非自己真的有很强大的后台？为什么对川岛芳子进行了公审，但是公审后却没有公开枪决，难道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诸多疑问，让人们议论纷纷。事后不久，就有人公开承认川岛芳子被调包，一家报纸甚至发表某人声名说自己的姐姐被买来替死，后来因为钱款未付足，所以才把这件事情公布。
还有更离奇的说法。一些人认为，川岛芳子被关押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视死如归，暗地里却又通过各种关系为自己开脱、推卸罪责。她首先派人让胞兄宪立找到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向美国驻日本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求情，向远东军事法庭说项，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接着，又写信给养父川岛浪速，恳求他证实自己是日本人，以摆脱因涉嫌汉奸罪而判处死刑的危险。最后，川岛芳子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伪的谍报网，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此外，她还通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企图逃脱罪责。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开始注意这个“卓越的”日军“一枝花”。蒋介石秘密电令北平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
与此同时，军统局也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超级女间谍。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来人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届时由我指挥……士兵的枪是空枪，没有弹头……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请你应枪声倒下。验尸由我来做。”少校接着说道：“我们已准备了一口特制的棺材。运出监狱以后，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的。”
川岛芳子对此衷心地说了声“谢谢”后，那位军官也就形消影遁了。
新闻界对各种传说大肆渲染，有人甚至认为川岛芳子并没有死，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有人说她本人早已潜返东瀛。甚至传闻说某国民党权贵因迷恋川岛芳子的绝代风华，不惜违犯国法，用偷龙换凤手法，耗费重金买通狱吏将川岛芳子救出，将川岛芳子秘密纳为外宠……诸多传言，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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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间谍还是汉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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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得知川岛芳子被行刑时的真相。然而，对于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的“东方魔女”来说，无论是被以汉奸的罪名处死，还是被秘密营救后苟且偷生，都已经失去了往昔呼风唤雨的“女谍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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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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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的家族没有一点显赫的背景，他们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父亲黄炳泉年轻的时候是余姚衙门的捕快，后来来到上海的漕河泾种地。黄金荣6岁跟随父亲来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读书。他从小顽皮，不喜欢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当时，张家弄内住有不少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从小和这些人接触，耳闻目睹，也学习了不少江湖诀窍，对他后来在法租界捕房起家发迹，打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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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发迹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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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东方乐园”的称号。这里的十里洋场，风云变幻，机会与风险并存，成为冒险家施展自己的能量、实现飞黄腾达的理想场所。“流氓大亨”，是1949年解放以前，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一些善于投机的流氓头子，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上海滩秘密势力的霸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被惟恐躲闪不及的老百姓称为“流氓大亨”。而在旧上海的“流氓大亨”里，排名第一的，当推黄金荣。
上海滩第一“大亨”。
黄金荣的家族没有一点显赫的背景，他们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父亲黄炳泉年轻的时候是余姚衙门的捕快，后来来到上海的漕河泾种地。黄金荣6岁跟随父亲来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读书。他从小顽皮，不喜欢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当时，张家弄内住有不少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从小和这些人接触，耳闻目睹，也学习了不少江湖诀窍，对他后来在法租界捕房起家发迹，打下了伏笔。
1881年，黄金荣1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母亲邹氏和姐弟四人，只能依靠母亲给人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于是，邹氏就把黄金荣送到附近的庙宇内做些零碎事情，混口饭吃，因此周围的人就叫他“和尚”。后来由于上海流行一种传染病，黄金荣也被感染，虽然侥幸地活了下来，脸上却生出麻皮，因此后来就有了“麻皮金荣”的绰号。
黄金荣在庙宇内做和尚杂活之后，仅仅勉强维持自己的温饱，后来，他母亲又托人把他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名叫萃华堂裱画店。黄金荣做了三年学徒，每月只拿月规钱四百文（四十个铜板）。满师后，他又站了两年柜台，因为不肯吃苦，没多长时间就不干了，从此在法租界和一群地痞流氓鬼混，成为一个上海滩的小混混。
1890年，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当时的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这时，22岁的黄金荣正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便决定去碰碰运气。结果，巡捕房看中了他那强壮的身体，居然录用了，从此黄金荣成为法租界捕房的三等华捕。黄金荣从此否极泰来，天天跟在法国巡捕的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活动，表现得格外卖力。由此，他再次获得上级的欣赏，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巡捕房便衣警察，俗称“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由于他在萃华堂学艺期间，常到城隍庙得意茶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地痞流氓和青洪帮分子。当了“包打听”后，为了管理十六铺码头的治安和破获盗窃案件，他进一步有意识地和这些人厮混，在社会黑暗面中的关系逐渐多了起来。在此期间，黄金荣用“黑吃黑”、“一物降一物”的手法，网罗了一批流氓混混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为了继续迅速地升迁，黄金荣甚至制造假案，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声名和身价。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被偷盗，老板急得六神无主。有人就对他说，对面巡捕房的黄金荣破案子“灵光”。老板半信半疑，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流氓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的名声不胫而走。后来，人们才发现，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自导自演的一出骗局。
不久，黄金荣果然再次获得提升，担任探目，即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后又升为督察员。在黄金荣在任期间，也曾经真的破过一些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结果被那里的土匪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设法营救。黄金荣通过黑势力的关系，很快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随后将凡尔蒂夫妇安全地营救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查明真相，将原物如数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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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发迹之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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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黄金荣得意的，是他后来破获的一件法国天主教神甫被绑架的大案。
当时，这名法国天主教神甫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他为了开辟传教基地，由上海乘火车赶往天津，打算去开办教堂，结果在山东临城被军阀张宗昌的部队拦车抢劫，把他绑架到临城乡下看管起来，准备敲诈一笔巨款。
法国天主教神甫被绑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救出人质。捕房动员所有的侦缉人四处打听、搜索，都没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凡通风报信这名法国天主教神甫下落的，赏银洋三千元，如能救出人质，赏银洋一万元。黄金荣得知此事，认为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但过了许多日子，仍然一无所获。
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韩荣浦的山东人，从临城乘火车到上海来买东西，结果在上海车站附近的旅馆登记住宿时，发现装在衣服里的一百元钱不翼而飞。韩荣浦不甘心钱被偷，忽然想起有个姓隋的同乡在法租界里当巡捕，于是就前去求助。隋巡捕听了他的遭遇后，就替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和黄金荣见面。
黄金荣和韩荣浦闲聊，随口向他打听法国神甫被绑架的事件。恰巧韩荣浦当时正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消息非常灵通，而且吴佩孚的部队和张宗昌的部队都驻在天津附近，双方的所作所为，彼此都有所闻，所以韩荣浦就告诉黄金荣一些法国天主教神甫被军队绑架的消息。听到消息，黄金荣非常高兴，立即付给韩荣浦150块钱，要他回到临城去详细打听人质藏在什么地方，一有下落赶快到上海来报信，再给他500元赏金。如果破案，更有重赏。
韩荣浦见钱眼开，立即回到临城，很快就发动关系，打听到法国神甫被关押的地方。随后，韩荣浦再次来到上海，告诉黄金荣情况。黄金荣当即给了韩荣浦500元，另交他一千元，叫韩荣浦设法买通看押法国神甫的人员，并告诉韩荣浦，等到他带人到达关押法国神甫的地点时，再付二千元，并让这些看守人员事后逃往外地。
韩荣浦返回临城之后，按照计划行事，结果一切顺利。黄金荣在约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到达临城。当天夜晚，他们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把人质悄无声息地营救出来，随后安然返回上海。
由于黄金荣不断立功，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他一枚头等金质奖章，法国巡捕房还破例提升他为警务处惟一的一个华人督察长，委派了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平步青云，成为上海闻人。
黄金荣初到上海，仅仅是一个不入流的街头混混，并没有加入当时有名的黑帮帮派，后来势力壮大以后，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他就拜当时的青帮“大”字辈张仁奎为师，列“通”字辈。黄金荣一生涉足赌、娼、盗，大发不义横财，只要能挣钱，他从不问行当，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凭借势力声威，广收门徒，靠贩烟土、设赌场、开戏园和敲诈勒索等手段聚敛财物，此外黄金荣还和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三鑫公司，从事走私鸦片、军火买卖等活动，聚敛财富，成为拥有巨万家产的大富翁。黄金荣对金钱贪得无厌，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的人生嗜好是“赚银子睡女人”。他对金钱的法力充满迷信，认为有钱能让鬼推磨，因此，狂妄地叫嚣：“天大官司，磨盘大的银子。”在黄金荣的势力更加强大之后，目空一切的他开始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意思是比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大”字辈更高一尺，并建立有忠信社、荣社等帮派组织，收徒上万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蒋介石。
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名叫蒋志清的蒋介石正在上海滩四处投机。为了赚钱，他和周骏彦等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幻想以此实现自己的发财美梦。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河自杀。债主们还雇用一些打手来强迫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过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亨虞洽卿的介绍，蒋介石来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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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发迹之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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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上海滩的显赫人物。左起：巨商杜月笙、苏联大使鲍氏、外交官蒋廷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保安处长杨虎。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恒泰号”的债主们。酒席中，他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闻听后面面相觑。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只好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摆平了。
1927年三四月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来到黄金荣公馆，再次向他当年的救命恩人行师徒之礼。1927年，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黄公馆是主要活动地点。因反共有功，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授予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1927年底，黄金荣从督察长的位置退休闲居，开始将位于漕河泾镇附近的黄家祠堂扩建为自己以后养老的家园，并于1935年建成黄家花园（即今天的桂林公园）。该园占地80多亩，中有“四教厅”，壁上悬挂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宋子文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所送匾额，还有蒋介石手书“文行忠信”的纪念碑。
1947年，黄金荣过80寿辰，蒋介石曾经大张旗鼓，亲自来黄家花园为其祝寿。
提拔杜月笙
在黄金荣的一生里，他和杜月笙的关系最为复杂。他曾经一手提拔了杜月笙，但是后者的势力后来却一天一天地超越了他。他们彼此心存忌惮，但是却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勾结和利用，在凶险的上海滩彼此依靠，一起叱咤风云。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发迹后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五日，民间俗称的鬼节。杜月笙的父亲杜文卿，曾在茶馆当过跑堂，在码头做过丁役，后又与人合作在杨树浦开过一家米店，惨淡经营。母亲朱氏则时常帮人浆洗衣物，补贴家用。
杜月笙刚过周岁时，由于连年天灾和疫病到处流行，母亲朱氏在高桥镇无以为食，只好抱着杜月笙步行几十里，到杨树浦投奔丈夫。后来，朱氏和丈夫商议，进纱厂做工。
杜月笙像
1890年夏天，上海流行霍乱，朱氏却在这情况危急的岁月里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她由于极度的衰弱而死亡。杜文卿悲痛万分，无奈之下，他把杜月笙和女儿一同抱回杨树浦，三人相依为命，最终无法支撑，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多年以后，杜月笙历尽沧桑，成为名闻全国的上海大亨之后，曾高价悬赏、千方百计寻找这位早年送人的妹妹，结果杳无音信。
1892年冬天，上海一带天降大雪，气温陡降，杜文卿突然染病，很快离开人世。这个时候杜月笙还不到四岁。此后，杜月笙由继母张氏抚养。张氏性格坚强，视杜月笙如己出，她起早贪黑为人洗衣服，赚几分钱，聊以度日。不料，灾难再次降临，1895年，张氏突然神秘失踪，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杜月笙也从此彻底成了孤儿，流落街头，整天在茶馆赌棚流走，捞到什么便吃什么。14岁的时候，杜月笙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当地的一些流氓痞子鬼混，又因为嗜赌成性，不久便被水果行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来，杜月笙为了在上海滩立足，便拜青帮“通”字辈的流氓头子陈世昌门下，按辈分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
当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捕房内步步高升，已经成为租界当局中惟一的华人督察长。他利用这个势力在上海东新桥附近开了一家“聚宝”茶楼，广收徒弟，为租界作耳目。同时，他也经营了戏院、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
黄金荣第一次见到杜月笙就非常欣赏，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气派，就收容了他，从此，杜月笙成了黄金荣的随从。黄金荣每天早晨要到“聚宝”茶楼，以喝早茶为名，处理各种官司，杜月笙总是拿着大衣、皮包，随侍在旁。
杜月笙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暗地里却把上自黄金荣，下至一般听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脾气性格，揣摩得清清楚楚，并且针对不同的人投其所好，见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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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发迹之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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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黄金荣的夫人是林桂生，人称桂生姐。她虽然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却精明能干，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和高参，深得黄金荣的喜爱。杜月笙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因此也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欢心。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杜月笙在旁尽心照顾。病愈后，桂生姐对杜月笙另眼相看，常在黄金荣面前夸奖杜月笙。随后，杜月笙又抓住机会干了几件让桂生姐和黄金荣赞赏的事情，渐渐地，他就成了桂生姐的心腹，并参与了黄金荣最机密的工作——抢夺鸦片。
当时的烟土巨商人称“潮州帮”，他们经常利用英租界和法租界从事鸦片走私，因这是外国人管辖区，中国法律鞭长莫及。“潮州帮”烟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鸦片走私之事，虽然隐秘，但仍然为上海滩的那些地痞流氓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信息，他们便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半路抢劫走私的鸦片。
当年上海滩上抢夺鸦片最厉害的八个人物，按照出道时间的先后，被人称为“大八股党”。“大八股党”成名已久，并因此积累了万贯家产，已经不再想去拿脑袋作赌注，开始选择一种稳妥可靠、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于是，他们的头目如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等人，先后投效上海的缉私机构，并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银钱钞，上下买通，很快就钻进了这些缉私机构的核心部门，占据了高级职位，逐渐地控制了这些部门。
当“大八股党”把水陆两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缉烟土之大权抓到手之后，不但自己公然贩卖和走私鸦片，并且向烟土巨商收取大量的保护费。而“潮州帮”烟土商也自愿奉献，因为从此以后，有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他们的买卖就合法化了。
当时的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并没有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在眼里。因为在他们看来，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地小人少，力量微不足道，只要事先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了。于是，“大八股党”的头领，这个时候已当了英租界巡捕房头目的沈杏山，就派人向黄金荣传话。
谁知黄金荣和杜月笙一听完来人的话，就沉下脸来，一口回绝。沈杏山恼羞成怒，利用军警的力量，对烟土实行武装接运，断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条财路。黄金荣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杜月笙却老谋深算，向黄金荣和桂生姐提出抢劫鸦片的主意，并得到两人的赞同。
杜月笙说做就做，立即招兵买马，网罗亡命之徒，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抢劫鸦片的队伍，后来被人称为“小八股党”。第一次抢劫鸦片得手，就弄到一船烟土，等于抢到几十万银洋，通过这次“抢土”，他们也看出“大八股党”在护送烟土过程中的种种漏洞。从此，伴随着一次次布置周密的抢劫鸦片事件的发生，大量财富流进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腰包。1925年7月，黄金荣和杜月笙又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了主要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不久，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开始禁止鸦片生意，而三鑫公司乘机垄断法租界鸦片生意，因此大发横财。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地位逐渐与黄金荣、张啸林并列。他们三个人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流氓大亨”。
■1931年6月，杜月笙家祠建成，六千人的仪仗队在上海主要马路游行。
在上海三大“流氓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和黄金荣、张啸林相比，杜月笙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等活动，大肆聚敛钱财，又用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杜月笙在上海善待当时已经下台的北洋军阀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地撰写一副对联赠予他：“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杜月笙对这副对联爱如拱璧，专门请名家雕刻为黑底金字，悬在他家客厅的两楹。杜月笙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还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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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发迹之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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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到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人物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杜月笙，运用高超的手段广交天下名流，织成了一张盘根错节、无所不在的庞大势力网，被人们称为上海滩的“厚黑教主”，其势力发展到巅峰时期，甚至已经超越了一手提拔他的黄金荣。而恰在此时，围绕着当时走红的坤伶露春兰的争斗，引起了一场风波。
■上海四大舞台之一——黄金荣的“荣记”大舞台露春兰本是黄金荣门生张师的养女，常来黄公馆串门，平日也喜欢去听戏。她生得聪明伶俐，没多久就学会几句老生戏和青衣。当时已经50多岁的黄金荣对露春兰一见倾心，决定让年仅14岁的露春兰在舞台登场演出，捧她出道。黄金荣对此不遗余力，一连两个月，亲自下戏馆为她捧场，又甩出大叠银洋，要各报馆不惜工本地捧露春兰。他还亲自为她张罗演主角、灌唱片。一时间，上海各大小报纸上纷纷刊出露春兰的俏影玉照。她的名声压倒了上海红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军、军阀卢永祥的大儿子、上海滩出名的四公子之一卢筱嘉，最爱听戏，他看到报纸上大篇幅介绍露春兰，就一袭青衫，轻车简从，专程前往荣记大舞台。戏尚未开场，卢筱嘉就让跟班给露春兰送去一枚钻戒，约定戏散后同度良宵，被露春兰推说有约拒绝了。
偏巧这天露春兰一不留神，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卢筱嘉在台下正没有好气，就阴阳怪气地喝了声倒彩。黄金荣正坐在正厅包厢里看戏，一声倒彩传来，气得他暴跳如雷，马上派人过去给了卢筱嘉两个大嘴巴。卢筱嘉见打手人多势众，自己只有两个保镖，就悻悻地走了。
过了几天，黄金荣吃罢晚饭，又带了四个贴身保镖耀武扬威地踏进了包厢。就在这时，卢筱嘉带领十几个便衣悄悄溜进了正厅包厢，用手枪顶着黄金荣的光脑袋，随后架了他就走。
后来，还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出面，打通了卢府内部关系，花了三百万款子，总算把黄金荣赎了回来。
黄金荣一手捧红露春兰之后，就想据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会轻易答应，因她当年为自己发迹立下过汗马功劳。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于是就让他去游说。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干脆，要娶露春兰可以，除非自己出门。让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金荣真的提出了离婚。他给了林桂生一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后，就迫使她搬出了黄公馆。露春兰名正言顺地成了黄太太。黄金荣驱赶林桂生出门之后，杜月笙对黄金荣内心里非常不满，也对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不过黄金荣的新婚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到三年，露春兰就坚决地提出和黄金荣离婚，据传是与德孚洋行的买办薛恒产生恋情。随后，两人在法国律师魏安素事务所协议离婚。
一个买办敢夺在上海呼风唤雨的黄金荣之爱，很多人都推测是杜月笙在台后支撑。而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黄金荣和杜月笙在内心里也都彼此忌惮，不过，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在表面上仍然相好如故。
大亨末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拾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他当选后马上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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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发迹之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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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去了香港。据说，在1949年4月，离开上海前的杜月笙曾经来到黄金荣家辞行，并劝黄金荣也去香港，但是被黄金荣拒绝了。
流落异乡的杜月笙心情忧郁，朋友甚少，几乎整日呆在家里喝茶听收音机看看报纸，不久，就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1951年7月，杜月笙中风偏瘫，他拒绝进医院治疗，对家人说：“苦难流离，备受刺激，生不如死。再说中风后遗症难愈，不要让我过手足不能动的活死人日子了。”8月7日，杜月笙口述了遗嘱，将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债券、现金分配给各房夫人及子女，训勉儿女努力守成创业。8月10日以后，杜月笙进入昏睡状态，水米不进，弥留期间，他曾对家人交代：“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撒手西去。
与杜月笙不同的是，黄金荣选择了留在大陆。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夫人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这时，有人劝黄金荣也到香港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解放上海前夕，蒋介石特别召见杜月笙，让其带信给黄金荣，嘱咐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
但是，82岁的黄金荣最终决定留了下来。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实际上，此刻的黄金荣，在上海还有难以割舍的东西。黄金荣一生，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背景，脚踏黑白两道，苦心经营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十几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沪上名胜。1948年春夏之交，他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大世界”10年的租地合同。他担心，自己离开上海，一生心血经营的“大世界”将会成为无主财产，即使由养子继承，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解放后，政府虽有明令禁止抽大烟，但是黄金荣早已经在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说足够他后半生吸食。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上海市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为民报仇雪恨。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金荣划清界线。
1951年5月20日，迫不得已的黄金荣在上海的《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他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并表示要“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由于此刻的黄金荣已经是风蚀残年的老人，这项象征性的“改造”措施并没有持续下去。
■1951年，黄金荣在其兴建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前打扫街面，象征接受“改造”。
1953年，上海市政府按照“大世界”的复杂形势，决定对黄金荣的残余势力再行打击，将“五虎将”、“四大金刚”等残渣余孽一网打尽，使“大世界”的旧貌彻底换了新颜。黄金荣病倒了。一天，他将养子黄源涛喊到家中，口传了遗嘱，最后感叹道：“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唯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几天之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一个从小瘪三起家跨越黑白两道的“流氓大亨”，便突然高烧不止，在昏迷了几天以后，闭上了眼睛，时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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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阋墙：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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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冬天，鲁迅与周作人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北京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三弟周建人虽无收入，但是鲁迅和周作人都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加起来，超过500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此时周氏兄弟都处在自己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二人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兄弟失和
鲁迅是1881年9月出生的，他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鲁迅12岁那年，祖父因为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鲁迅的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急速败落。
189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却向母亲磕了一个头，去南京求学。1902年，鲁迅又飘洋过海，去了东京。在异国他乡，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除了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自己的照片，还给在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在日留学期间，鲁迅曾经回来参加母亲给他包办的婚礼，妻子名叫朱安。但是，结婚后的第4天，鲁迅就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3年。
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留学过程中，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鲁迅觉得充满屈辱，例如，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写道，他因为成绩优异，被日本同学写信辱骂，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因为讨好老师，预先知道了考题。但周作人就不一样，因为一些与日本留
■1909年的鲁迅学机构交涉的事情，都是鲁迅代办的，在周作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受日本人欺压的事情。相反，周作人的《日本的人情美》等文章里充满了对日本文化的赞美和向往。特别是残留在民间的汉唐遗风更让他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另外，周作人在1908年就开始和他们的日本侍女羽太信子眉目传情，并终于两情相许，在1909年商定了结婚日子，更觉得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周作人后来当了汉奸，和早年留学生活的感觉多少有些关联。
周作人留学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
1912年，鲁迅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北上北京。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也从日本回到绍兴。这个时期，鲁迅和周作人在事业上开始合作，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1917年，原来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鲁迅便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终于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新街口。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兄弟三人终于实现大团圆，他们还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接到北京一同赡养。
正当鲁迅与周作人都在事业和生活上蒸蒸日上的时刻，他们却在1923年的夏天，忽然断绝来往。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引用《诗经·小雅》里所说的那样，“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这让人们想起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的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原来，鲁迅与周作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由家乡的法师给取过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当兄弟失和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回忆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乎早已注定。
莫非，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竟是天意？如果不是，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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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阋墙：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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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1923年1月，他们曾经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
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还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充满手足之情和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此后，他们还曾经共游中山公园，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
6月，兄弟两个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11篇，周作人译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还同游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在日记中留下“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记载。
但是，在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却突然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这封信很短，是这样写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经在《苦雨》里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那么，这一夜，鲁迅是否也被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简单的一句话提到此事：“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显然，当鲁迅想和周作人沟通的时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绝了。
于是，鲁迅从当天开始就和周作人家分开吃饭，不久鲁迅就搬出了八道湾，并把朱安和母亲一块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显然，在周作人的日记里，已经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同日，鲁迅也在日记里写下：“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简单的一语带过，让人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当年鲁迅从八道湾里搬出去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关于个中情由，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表白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于是，当年在八道湾里发生过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众说纷纭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了“五四”双星的失和；也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所以试图勾引弟媳，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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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阋墙：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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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于鲁迅兄弟失和这件事，学者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推测。但是有一点研究者们却看法一致，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认为的那样，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但是，他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会太错。不过，人们接下来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问：这所谓的家庭纠纷又是些什么事呢？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却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显然，在知情人看来，羽太信子对鲁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满的。关于这点，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关于这点，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阅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但是，为什么“不愿”呢？周作人却没有说。这就为研究者们的各种猜测提供了空间。
一种说法认为，鲁迅兄弟失和，起因于经济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人罗列了一些与鲁迅、周作人关系密切者的看法。
■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周建人回忆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十几个，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都是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得十多块钱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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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阋墙：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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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1930年1月4日，鲁迅、许广平与百日幼子海婴。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也曾说：“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窥弟妇沐浴，这种说法因为涉及到一些隐秘问题，故此也流传很广。
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进行了解释：“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
■周作人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还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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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阋墙：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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