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天，王文京和他周围那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得出结论，头上那片意识形态的阴霾已经散去，他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冲动，觉得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上地的那座大厦已经建成了，用紫色花岗岩和大理石筑成底座，外饰银色的玻璃幕墙，借助于太阳的光芒，让人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大厦如此张扬，其实并不符合王文京的性格，可是我们如果考虑到他的被压抑了整整10年的愿望和激情，就不会对此惊讶。大厦当时可供500个工程师同时在里面工作，几经扩张，如今能够装下1200人。王文京本人在顶层有个巨大的套间。房间中央摆着他的加长老板台，被兰花、橡树和奖杯环绕着。墙上是他喜欢的条幅："大智世人用，至诚天下友"。背后有他喜欢的照片，尺寸巨大。其中一幅是他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合影，另外一幅是公司全体员工，总计700人，个个笑容灿烂，满怀期待地从镜框里望着他。
王文京当时34岁，是个外表圆润、慈眉善目、没有棱角的人。他出生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乡是个风景优美、贫困闭塞的地方。在王文京的故事广为流传之前，那里发生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40年代国民党政府开辟的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的集中营。就像刘迎建一样，从90年代后期，王文京也成了中国计算机软件事业的杰出代表。刘迎建是借助于国家资源成长起来的，但是他的追随者都是普通民众；王文京无论财产关系还是技术源头，都代表了民间的力量，但他的用户十之八九都是"公家客"。那时候全中国的软件业已经超过100亿元，这其中的60%集中在中关村，应当说基本是这两个人的成就。他们都是本领高强的市场入侵者。当然他们的对手也是一样，刘迎建的对手是跨国公司，而王文京遭遇的却是一场地道的"内战"。
"从市场动向来看，"有个名叫许正文的人在《试验区报》上写道，"1997年中国财务软件产业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大转折期'。"4年前的那场大战之后没过多久，财务软件行业便又蠢蠢欲动。由于这一行业的技术门槛不很高关于财务软件的技术含量，王文京曾对本书作者这样陈述：财务软件在技术上的门槛不是特别高。它的门槛在于运用。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纯技术，而是怎么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系统分析设计规划，它主要的作用是管理技术，是把软件应用于财务管理的过程中。为什么外国公司在这个领域里打不过中国公司？因为中国的财务管理特色特别明显，非常微妙。就是说它有本地化的特性。我们现在的财务软件是"标准化"、"行业化"、"个性化"的结合，所谓的"标准化"，就是全世界的企业都一样；"行业化"是这个行业遵循的规则；个性化是单个企业的特征。在我们的管理系统中，它们分别站70%、20%、10%。，所以那些小公司都不甘心"用友"一家独大。到了1997年，全中国有超过70家公司涉足财务软件的开发，它们包揽了市场上37个产品中的34个，在全国4?5亿市场销售总额中占有96%。
第82节：市场又在召唤(9)
关于用友和他的两个主要对手之间的争斗，已被很多人描述过这个故事的最详尽的表述，见刘韧的两本书。一本是《企业方法》，另外一本是《知识英雄》。，它被形象地比喻为"三国演义"，其中情节起伏跌宕，就像好莱坞的商战电影一样动人心魄。王文京以"财务软件"起家，顾客大都是他早年在财政部任职的同事和朋友。这些人对他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所以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抢得市场先机。他踌躇满志，到处演讲，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得意，完全没有料到有两个人正在窥测他的领袖位置。一个是徐少春，一个是王虎。
像王文京一样，徐少春也是个外省人。他生长在湖北，天赋甚高，16岁就成了大学生。当王文京辞去他在财政部的官员位置、骑个自行车到处兜售他的财务软件时，徐少春正在财政部科研所会计电算专业读研究生。他在潜意识里把王文京当做榜样，不过他没有留在中关村，而是直奔南方去另起炉灶。他写了一个财务软件，取名"爱普"，挣了一笔小钱，然后在深圳创办他的金碟公司，小心谨慎地蚕食南方市场。就这样，从财政部出来的这两个人，一北一南，做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事。
要不是在1994年受到一次极大打击，徐少春也许永远不会加入北方战局。市场过于庞大，而徐少春的野心虽大，却还没有大到妄想通吃全国，也许偏居岭南一隅悄悄经营自己的天地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上只知"用友"，不知"金碟"，他也不急。那一次他携带"新一代金碟软件"来到北京，参加全国首届会计电算化成果展。会场设在闹市中心的民族文化宫，盛况空前。根据刘韧的叙述，徐少春在自己的展台前做了一个"账海无边，金蝶是岸"的巨大条幅，煞费苦心想要引人注意，但是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寒酸，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用友展示的"视窗版财务软件"，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接着他便看到王文京坐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旁边还有安易、万能、远方之类的软件公司经理们，而他却只能坐在台下，连上去和人家握个手的资格都没有。会议的主持者把"贡献奖"授予所有财务软件，它们在记者笔下都被叫做"主流"，而节外生枝的"金碟"只得到一个"鼓励奖"。这引起徐少春的不满，他提出抗议，没人理他。"金蝶在他们眼里是个地方性的软件公司。"徐少春恨恨地说，"我们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多年以后，徐少春让任何人都不敢小看他的时候，他还记得这次展览会。他说那是金蝶的转折点，也还记得他当时抛给北京人的一句狠话："有朝一日，我肯定和他们一样坐在台上。"
徐少春回到深圳，卧薪尝胆，蓄谋发动"北伐战争"。然而另外一个人，王虎，意外地抢得先机，一头钻进了被用友忽视的市场空挡。此人曾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中关村的商业气息中浸润多年，即使后来作为山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系研究室主任的经历，也没有能够抑制他的商业热情。1992年他辞去教师职位，成为浪潮公司属下的通用软件公司总经理。此后两年，他在"DOS平台"上编制软件，做过语音信箱和收费系统，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头破血流，眼看着王文京的用友红遍大江南北。
王虎的机会出现在1994年底和新疆油田的一桩交易上。后者要求他提供的财务软件不是用于单个微机，而是一套基于"服务器/客户机"结构的大型数据库。这意味着市场上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股巨大需求。很多机构在经过多年的单机运用之后，都希望建设内部网络，而这恰恰是计算机区别于其他文字处理机的最卓越的性能。王虎成功地履行了合约。他的新产品属于财务软件的高端，为市场上前所未有，专门用于服务器。他把它称之为"浪潮国强"。这一成功带来惊人的链锁反应。石油部属下19个大油田全都找上门，在它们的3万多台计算机终端上使用"国强"。紧接着，银行、电力、煤炭公司这些大客户也纷纷涌来，"国强"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当王文京发现这一切，想要凭借用友的名声把这些定单吸引过来时，他的技术人员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
第83节：市场又在召唤(10)
王文京由于坐失良机感到懊恼，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就在王虎以山东为基地侵入财务软件的高端市场时，徐少春在深圳发起了蓄谋已久的攻击。几个月前，"金碟"的一个美国股东向他证实，微软"视窗"已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全面取代"DOS"，这让徐少春相信，中国的"视窗时代"即将来临。他驱赶公司全体研究人员昼夜苦干，只争朝夕，连春节也不准回家。到了1996年4月，终于推出基于"视窗"平台的财务软件。按照徐少春当时的解释，他在"金碟"和"视窗"之间首次实现了"无缝链接"。让徐少春兴奋不已的是，这款软件较之以往的"DOS版"拥有更多优势。它能把多个数据模块集成起来，而这一点在过去无法做到。
徐少春坚信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可以吸引会计人员抛弃"DOS"，转向"视窗"。他说的没错，要不了多久，媒体就会宣布，1996年中国财务软件进入"视窗年"。现在金碟不再只是一个被"鼓励"的产品，而是"中国首家视窗版优秀财务软件"。它也不再是那个"外地小公司"了。徐少春带着它杀进北京，在白颐路南端的白石桥路安营扎寨，和不远处的用友遥遥相望。
然而单就技术水平来说，金碟到这时也顶多和用友打个平手。事实上，在"视窗"上开动脑筋的软件公司，金碟并不是第一家。在它之前，有个名叫"吉联"的不为人知的小公司已经动手，可惜没有成功。然后是用友，当王文京在大庭广众面前展示他的"视窗版财务软件"时，徐少春还只是台下的一个看客。可惜先行者常常不是最先到达目标的人。这在计算机市场上有着太多的先例。即使是绝顶聪明之人，也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那时候北京市场上还没有"奔腾"，用户手里的主流机型是"486"。在这些机器运行"视窗"相当吃力，如果再挂上"财务软件"，那就只能"哼哼"叫着一动不动，这导致王文京做出一个决定。他下令"用友"在"视窗版"的阵地前停止前进，把队伍全都拉回到"DOS"这条战线上来。那一边，深圳市场凭借其濒临港台之利，"奔腾"微机先于北京两个月出现在市场上。就是这点时间差，令徐少春挥师前行，后发先至，要把用友从"视窗版"的市场上扫荡出去。
"DOS市场呢？"有人问他。
"那是块墓地。谁想要就留给谁。"徐少春回答。
这是在嘲笑他的那位对手。事情的整个过程都让王文京窘迫难忍。自从在高端市场上被王虎抢去先机，这是他再次受挫。如此连连失策，如果换个意志薄弱的人，也许就要一蹶不振。但是王文京是绝不肯让任何人把他埋葬的。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错误的行动更快，比徐少春能够想像的还要快。他依然控制着全中国最强大的一支财务软件开发队伍--有300多人，手上还有全中国软件领域里最大的一笔投资--数千万元，只要目标确定，必能反败为胜。
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先地位，王文京决定跳过流行的"16位芯片"，倾全力开发"32位芯片"的财务软件。现在轮到徐少春重复当初王文京的错误了。"用户对我讲，计算财务账我用8位就够了，"他这样谈论用友的战略，"16位都多啦！我干吗要用32位？"他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财务软件不仅仅是为了"算账"，它最终应当是管理的工具。用不了几个月，所有人都会心知肚明。
1997年，用友抢在金碟之前发布"视窗95版"财务软件，辉煌再次来到王文京身上。当大战在一年前打响时，公司年销售额还只有5000万元，而现在已经超过2亿元。他占领了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理应自豪，可是他再也不敢了。他在高端产品市场总会遇到浪潮国强，而在中低端市场上则有金碟在后面步步紧逼。对于金碟，他在公开场合总是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有些记者想要挑唆他和对手论战，他就是不上当。实在被问急了，他就会说，用友历史上遇到过无数对手，最早是"先锋"，接着是"万能"，后来是"金蜘蛛"，然后又是"安易"，这些公司都是中关村的，一个一个都没有了，最后才是"金蝶"、"国强"、"新中大"和"金创"。他是成心把"金碟"和"国强"混在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公司里面，说给人听，其实他在内心里面不敢有丝毫懈怠。"视窗95"的辉煌已是昨天的故事，现在从大洋彼岸传过来的都是互联网神话。他看到了新的目标：互联网上的财务管理。虽然这情形还很遥远，但是他可不会重蹈昔日两次失利的覆辙。"要是等一种技术流行起来再动手，"他说，"那就晚了。"1997年他把1000万元花在新产品的研发，然后开始疯狂地推销他的"视窗95网络版"。这是一场豪赌，也可以说是一场大战的总攻击。不用说，他赢了。1998年，他和海洋石油做成第一笔生意，把这套软件卖了800万元。于是一个新的市场就被炸开了。订单一个接一个地飞到他的老板台上来，把用友的大用户迅速扩张到5万户。他又是财务软件市场上的"老大"了。
第84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1)
可是那只"金蝶"仍然在他身边翩翩起舞。1998年5月6日，一家闻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国际数据集团（IDG）用2000万元人民币买下金蝶20%的股权。这是外国资本第一次进入中国财务软件行业。按照当时中关村《试验区报》上的报道，这是"给金蝶插上了金翅膀"。在这之前10天，徐少春把他在中关村的分公司沿着白颐路向北挺进至少两公里，在新落成的理工科技大厦落下脚。这样一来，就让两个对手挨得更近了。
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成功者来说，中关村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变幻莫测的地方，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而失败也会猝然降临在头上。身边有个敌人，形影不离，低头不见抬头见，也许正是激励用友不断前进的最大动力。后来好多人夸奖王文京居安思危，每战必胜，就连坐在街对面"方正大厦"里那个老谋深算的张玉峰，也连连感叹"这个企业值得研究"。如果有谁听了这话真来研究，可别忘记，除了王文京本人之外，它身边有位强大的、具有战斗精神的敌人，是个原因。
第十六章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
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我们此前谈到刘迎建摘掉上校军衔、王文京辞去国家公职，两人不约而同投身于计算机软件这个行当，从零开始，艰难挣扎，巴望着自己的技术能够占领市场，这都是过去10年发生的事情。到了1998年，情况虽有好转，却还没有谁能料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软件行业只因有了这两个人才显得特别精彩。中关村在高新技术领域中所具有的这种奇特的影响力，最大的缘由莫过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比这个国家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拥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在"中关村人"的开拓史上至关重要。"中关村人"这个词，我们是在《试验区报》1998年的"元旦献词"中第一次看到的。"新年的太阳已经照耀在中关村的上空，"海淀区副区长王孝东在这一天写道，"让我们发扬'中关村人'的理性思考，大胆创新、携手并进"。
经过沙尘漫卷的几周之后，北京进入了它的最美丽的季节。5月4日是个"青年节"，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中关村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000万日元，要为北京大学修建一座校史博物馆，而这所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留过去百年的沧桑。然而这样一来，又惹出问题。就像刘军宁当时在"北大百年同学会"演讲中的叹惋，"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在谈到"北大精神"时，喜欢说"爱国主义"，至于"自由"二字，他们不喜欢。中关村迄今为止都是以"新技术产业试验区"来自我标榜的，有趣的是，它再次成了一场争论的发源地。有人说"北大百年"是个导火索。那么炸药是什么呢？"它肯定不是那些喜欢闹事的大学生，当然也不是那些标新立异的文人墨客。"一个记者这样回答，"假如你说的炸药真的存在，那么它一定深深地埋在民间。"
"自由"这个话题虽然在1998年春天涌到表面，但却不是谁的新创造。它只不过表明，这个国家开始接受一个早已被它的人民接受的思想。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也在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这一定是开拓者们始料不及的。1998年的争端除了为双方提供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之外，没有结论。中国人在过去岁月里一直从极端的意识形态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吸取力量，最近20年则又事事依靠模棱两可。自由主义者的队伍壮大，士气上升，从纯粹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立场上来说，它却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98年，没人这样说。那时候中关村人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们的饱受争议的事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5月第二周，也即"北大百年庆典"之后那几天，超过80万人在一个周密计划的诱导下来到白颐路。政府以一场盛大集会，"首届中关村电脑节"，来纪念"试验区"成立10周年。他们把23条横幅横挂在9座过街天桥上，在白颐路和海淀路两边竖起800面彩旗，架上600个灯箱。距离北京大学东门不远的十字街头，一个巨大的金属结构的"分子链"模型矗立在百花丛中，这是政府刻意设计的标志物，一到晚上，发出道道光束，胡乱射向浩渺的星空，街上华灯齐放，照得中关村如同白昼。警察封锁了所有机动车进入的通道，只有10条公共汽车线路除外，它们是被特意叫来为"电脑节"服务的，免费乘坐。当地人以鲜花、欢呼、锣鼓、彩旗、气球和飞艇来欢迎蜂拥而至的参观者，让他们不花一分钱就能进入任何展馆和会场。每个角落都被五颜六色的标语彩带弄得热血沸腾，其中一个巨大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第85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2)
"中关村--伴您进入信息时代！"
在海淀大街才落成不久的1号大楼第八层，有间小小的套房，被临时开辟成"电脑节组织委员会"指挥部。依靠两部黑色的老式电话机，他们保持着和上级的联系，操纵街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官员们全都说中关村的产业包括了信息、光电、医药和生物工程，但是他们把"10周年庆典"归结为"电脑节"，这多少证明计算机对于中关村的意义重大。
引人注目的不是政府的全力以赴，而是他们感到有必要为中关村扬名立万。与"电子一条街"的年代比起来，这可真是换了人间。组织委员会的人员都是政府公务员，巨大的花费来自政府拨款。不过，一个能够促使当地更有名气的公共活动，往往也能激发私人捐款的热情。中关村的又一个特色是，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并不冲突，更不是水火不容。人人似乎都能从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兴盛得到好处。组委员的官员挨家挨户动员企业加入进来，把这项公共事业当做义务，也是切身利益，结果他们得到总计423000元的民间捐助。
这不是小数目，可是对于这个奢华排场的"节日"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事实上，政府总共花掉2243762元8角9分。制作大街上那些五彩缤纷随风飘扬的东西，此外还有会标、会微、会场、地毯、乐队和保安，还有一个倒记时牌、5000份邀请函和5000份宣传册，还有旅差费、水电费、记者的"车马费"、工作人员的"加班费"，还有1000只鸽子、5尺缎带、一把剪刀、一个专为剪彩用的金属托盘、10位礼仪小姐。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把所有企业赞助和广告收入全都加上，还嫌不够，政府于是从财政机动款中拨出110万元来救急。
"节日"持续5天，高潮不断。白颐路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过如此热闹的场面。热闹过后，又有数十万人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海选"--选出他们最喜爱的"十大知名电脑品牌"和"十大软件企业"。面对这番景象，任何人都难免沾沾自喜，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说明"喜从何来"。不用说，官员们是主角，他们坐在主席台上，随着记者的镜头摆开姿势，照了又照，面带微笑。一位副市长，林文漪，来到庆祝大会上，代表北京市政府向中关村的建设者祝贺，这份经过政府讨论过的贺词有个鼓舞人心的题目："十年耕耘结硕果，任重道远再拼搏"。
副市长朗朗有声，没看见下面有些听众面面相觑。"十年耕耘"？那么"1988年"以前的垦荒者呢？陈春先还是"第一人"吗？"两通两海"还是1988年以前中关村最杰出的代表吗？还有胡耀邦他们的批示呢？还有温家宝、于维栋的调查小组呢？还有周光召、曾茂朝这些人呢？还有李曼俊、严援朝呢？难道今天的中关村，不是在"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续写出来的吗？
历史进程延续既久，人们就会淡忘源头，总以为今天的故事都是今天才开始的，很容易剪去千条支流，把历史净化到只剩下一条主航道。我们回看1998年的中关村，看到大街上挂着4525家新技术公司的招牌，看到它们把1263项科技成果变成商品，一年卖出451亿元的产品，为30万人发工资，把13亿元税款交给政府，还把4100万美元的外国资本吸引来，就容易忘记那些已经死亡的公司--它们比活着的公司还要多；我们看到有208家公司拥有"千万资产"，还有另外54家成了"亿万富翁"，就容易忘记它们连公司总数的6%都不到，至于另外那94%，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呢。
我们曾提到，中关村的一个秘密是，这里的人们都能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但这不是唯一的。它的第二个秘密是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其中要旨，除了让好的企业迅速成长，更要让不好的企业尽快死去。
历史有时候会埋葬开创历史的人，不然它就不能前行。在经历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剧烈变化之后，没有一个"中关村人"还能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国内市场其实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各种经济理论、各种政府政策、各种社会关系、各种人性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知识精英，而且到处都有背井离乡怀揣发财梦想来淘金的学生、工人和农民；不但到处都有成功者的神话，而且到处都有失败者的悲歌。昨天的失败者到今天就成了英雄，而今天的英雄到明天也许就会完蛋。
第86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3)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新现象是其中原因，那就是市场上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段永基在这一年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中关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在此地长大的都是民营企业。相反，没有一间国有企业在中关村长大。"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民间力量的崛起之时，也就是国家力量的沉沦之日。甚至那些熟悉情况的人，也不免产生这种偏执的想法。可是单就产权来看，至少到1998年为止，中关村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联想、方正，以及段永基本人领导的四通，都不能说是民间所有。不过，中关村所有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没有政府意志，这倒是真的。别看他们见了市长就点头哈腰，其实眼睛里面只有市场。世道不同了，把企业引向成功之路的，不是政府高瞻远瞩的指导方针、不是官员们空洞无物的报告，也不是挂满墙壁的奖状和称号，而是消费者腰包里的钱。
依靠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微机而闻名的联想集团，现在又在发布新广告。春夏之交的时候，它的第100万台微机走下流水线。对于公司来说，这比政府颁发的任何奖状都重要。经过将近2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微机拥有量已经超过1000万台，但要说到国内的制造商，还没有哪一家达到了100万台的水平。三年前联想微机达到10万台的时候，"长城微机"还遥遥领先呢--20万台，可是现在轮到联想了。想到这些，乔健激动不已。这位联想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是个女性，开朗活泼、激情四射，脑子里面充满希奇古怪的念头。但是她再也不相信"把卖方当主角"的年代还能重现。"这100万台联想电脑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她对广告的设计人员说，"我们不再需要那种惟我独尊的架势。"她是把用户当做广告主角了，希望让产品跟着用户走，而不是引诱用户跟着产品走。这同经典的广告理念大不一样。
广告业在过去10年成了膨胀速度最快的行当。媒体在理论上仍然是党的喉舌和耳目，其实早在名利场上驾轻就熟。它们在企业一帆风顺时分一杯羹，在企业步履艰难时也能趁火打劫。1993年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艰难时世，也是媒体的黄金时代。1998年中国计算机企业盛况空前，还是媒体的黄金时代。看来广告人员比采编人员更快地适应了时代变化，也更有想像力。他们在企业的困难时期提高广告费，在企业的崛起时期"公开招标"。这些办法都是中央电视台首创的。电视的影响力已经无可挽回地超过纸质媒体，它快捷便利，远离纸墨，接近真实的表演舞台，更容易进入千家万户。彩色电视机的普及，把这一切优势推向极端。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使得它在这个领域里无可匹敌。企业趋之若鹜，杰出的企业更加趋之若鹜。电台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显然摸到这个规律，于是宣布，他的广告竞标是衡量中国企业市场影响力的重要指标。1994年11月，"孔府宴酒"以3079万元夺得新闻联播和气象预报之间的"5秒广告"。就连野心勃勃的谭希松也吃惊不小，脱口说出一个"标王"来，不料成了一声号角，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响彻全国，吹得企业晕头转向。1996年，山东秦池酒厂花费6666万元，做了"标王"。1997年，还是"秦池"，因为它的工厂电话号码是3212118，所以这一次它就花了3?212118亿元。这数字在中国人看来很吉利，但是"秦池"很快垮台了，因为这笔广告费相当于它全年利润的6?4倍！
这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原来所谓"标王"是个陷阱，专门引诱那些好大喜功、忘乎所以的人往里跳。只有一家专卖VCD的公司还被蒙在鼓里。1998年，"爱多"接替了"秦池"的王者之位，其实是第二个"冤大头"，就像吴晓波在他的《大败局》里说的，它"重演了悲剧标王的一幕"。如果不是考虑到中国人刚刚开始学习市场上的那一套，过分幼稚，没有经验，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为胡闹，可以一笑置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旧体制下诞生的一个怪胎，因为"秦池"无论花多少钱，都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他自己要花的，而是政府官员们指示他们花的。
第87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4)
经过80年代呱呱落地、依靠自我调节成长的童年期，又经过90年代激情四射、横冲直撞的青春期，到20世纪这最后两年，还真有人把中关村和硅谷相提并论了。中关村掀起的第二次技术浪潮和商业浪潮进入高峰，把整个国家推进微机时代。然而微机制造商的辉煌只不过是过去多年奋斗的结果，而互联网公司的出现才是新世纪的曙光。
在第二次技术浪潮中表现杰出的王志东，注定还要成为第三次技术浪潮的耀眼人物。在继续叙述他的故事之前，我们还须交代另外两个人物。这就是丁磊和张朝阳。这两人创办的"网易"和"搜狐"，与王志东的"新浪"并称为"三大网站"，不约而同地诞生于1998年。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反映时代的骤变。
1998年2月16日，丁磊依靠他的"网易"，在广州开通中国大陆第一个全中文界面的免费网。9天之后，张朝阳的"搜狐"也在北京鸣锣开张。如果我们还记得张树新的故事，就会很容易地联想到，此前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已有12个月的尴尬期。张树新败得很惨，她的"瀛海威"在耗尽所有投资之后还没找到赚钱机会，让大多数窥视互联网的人踌躇不前。只有丁磊和张朝阳是个例外。这两个人全都年轻气盛，全都聪明过人，全都被互联网迷住了，而且陷得很深。有证据表明，他们全都熟知张树新的起伏，从前辈的故事中受到震撼，也得到灵感。
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两人身上很难找到共同之处了。丁磊出生在浙东的海滨城市宁波，张朝阳却是在西北黄土高原深处的西安市长大成人。当这两人站在一起时，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是同道。一个拥有典型的江南人的白净和斯文，面相柔和而无棱角，看上去就像邻家的老实可爱的大男孩；另一个线条粗糙，满脸脏兮兮，像个街头野小子。两人在经历上同属于中国信息产业的第三代人，但是张朝阳却年长好几岁，当他199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时，丁磊刚刚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完成本科学业。
然而单就互联网的历史来看，丁磊却是捷足先登。他的网易公司创建于1997年5月。可以肯定地说，此前在政府电信局的工作经历给了他最初的互联网知识。他后来说，"在电信局两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搞懂了互联网是怎样一回事，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互联网必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在"全国主干网"上架起一个BBS，这在中国是个"第一"。他一度非常着迷，很快又移情别恋，迷上了"免费电子邮件系统"。丁磊头脑开阔，兴趣广泛，思路庞大，长于系统构架，拙于编写程序。幸运的是，他在自己的BBS上认识了华南理工大学二年级学生陈磊华，而此人是个天生的程序工程师。不用说，两人一拍即合，联手开发出中国第一套双语电子邮件系统。它是丁磊第二次创造的"中国第一"，也为"网易"打开通向用户的大门。
丁磊用他的"BBS"和"电子邮件"兴风作浪，这时候张朝阳回到北京也已两年。他成了一家美国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主要工作就是把全世界新兴市场的商业信息汇集起来，加以分析，然后为华尔街的金融和商业机构提供服务。张朝阳对这个没兴趣，他关心的是这家公司的创业史，直到有一天，他终于不能遏制内心的激情。他告诉老板，他打算离开公司，为自己寻找投资，还声称他将创造一个中国式的"网景"或者"雅虎"。
1996年夏天他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寻找爱德华o罗伯特教授。那是他在这所学院里熟悉的几个教授之一。他巧舌如簧，拼命巴结，花了好几个小时，还是不能彻底打消教授的疑虑。教授勉强同意为他投资，但要求他必须找来另外两个合伙人。此后两个月，张朝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飞来飞去，寻找罗伯特教授需要的"合伙人"，到处碰壁。这年9月，他见到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后者有本脍炙人口的著作叫《数字化生存》，刚在中国出版，影响巨大，也让作者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他曾造访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带来他的思想。像爱德华o罗伯特一样，尼葛洛庞帝还是一位精明的投资家，能够让他的金钱从他的信仰中获得指引。对当时的张朝阳来说，这比那本书更有价值。尼葛洛庞帝一开始对张朝阳的投资请求不置可否，节外生枝地邀请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到伦敦参加一个会议，让他向与会者介绍自己的国家。对张朝阳来说，这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他立刻朝它奔过去，没有一点犹豫。
第88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5)
机会稍纵即逝，而所有的成功者都不会让它从手里溜走。此后几天张朝阳是在天上度过的。先是飞到波士顿，又连夜赶到纽约，马不停蹄直奔中国领事馆，再到英国领事馆办好签证，然后转头直飞伦敦，一边在飞机上打瞌睡一边设计自己的演讲。多年以后张朝阳名满中国之时，几乎所有媒体都把他的这一段经历传为美谈，说他在美国寻找风险投资如何无往不利，又如何征服学界巨匠。其实这都是后人想像中的成功者历程，难免夸张。事实上，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不仅受人白眼，饱尝求人难的苦涩和屈辱，而且口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
然而这小伙子既聪明又顽强，脸皮也厚，打定主意一定要把尼葛洛庞帝拉进来，不仅为了此人兜里的钱，而且为了他的名望。他满怀信心来到伦敦，但是心中的救星没有出现。尼葛洛庞帝到泰国去了，据说是受到泰国国王的邀请，伦敦的听众席上只不过坐着那人的儿子。这也不会让张朝阳沮丧。他打起精神，让自己有个最好的表现，结果轻而易举地把尼葛洛庞帝的儿子征服了。"很多人把我们讲得睡着了，"儿子后来对父亲说，"但张让他们全醒过来。"
张朝阳拿下了尼葛洛庞帝，这件事情极大地增加了他的传奇性，也对爱德华o罗伯特教授是个鼓舞，还让教授的另一个学生为之心动。就这样，张朝阳绝处逢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它只不过是22?5万美元，很少的一笔钱，和那一年进入中国的数百亿美元外国资本比起来，是九牛一毛，没人在意。但是对于中国漫长的经济史来说，它却具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性质。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知道，它叫"风险投资"，还发现，它将对国家僵化的金融体制发出强有力的挑战。
利用这笔钱，张朝阳在北京开办了他的公司，取名"爱特信"，接着说服北京电信局和自己一同建立"中国工商网"。这在当时影响巨大，媒体上说它"一举成为中国主干网上重要的信息组成部门"。但是张朝阳很快失去与政府合作的热情，也不想再围着企业转，他转而追寻普通消费者的需求。"普通人需要什么呢？"他对属下说，"需要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地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属下员工全都瞪着眼睛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对属下的工程师们解释自己的想法，用去几个月，然后率领他们开发搜索引擎，又用了几个月。到1998年2月25日，"搜狐"诞生了。一个新的广告词流行起来："出门靠地图，上网找搜狐"。
公司最初建立在长安大厦，是京城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段。张朝阳坐在第八层他的办公室里，衣着随意，舒舒服服。从窗户里远远望着城市西北角上那片新建筑群，不禁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他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中关村度过好多年，现在却还不打算回到那里去。
丁磊和张朝阳就这样一南一北，同时展开，从1998年2月至1998年12月，在10个月的时间里左冲右突，小有成就。中关村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开始谈论这两个人。有些传闻说，丁磊刚愎自用，所以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合作者才会离开他。又说此人志向远大，网易只有3个员工，每天钻进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编写软件，可是有人愿意以9位数的价格买下网易，都被他拒绝了。有人把张朝阳描述成一个"新新人类"，甚至就像美国街头的不良少年。他喜欢滑板，喜欢爬山，公开宣称自己喜欢女人，要不是把尼葛洛庞帝忽悠进来，他恐怕连饭钱都没有了。张朝阳本人的一个说法也在中关村里流传，他声称，"搜狐"第一个提出"网络频道"概念、第一个进入电子商务网站。但是至少张树新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此这般的故事情节，有些可能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张。当时可以肯定的事只有一件，他们还很嫩，没有领导公司的经验，也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们前途无限。
可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已经转向。他们对于那些用一把螺丝刀就能攒起来的微机不再感到刺激，对于神奇的互联网异常兴奋。他们成了丁磊和张朝阳的第一批支持者。到了这一年年底，丁磊宣布他挣了500万元人民币，而张朝阳则说"搜狐"收入100万美元，还说"其中80万美元是广告收入，占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的60%但是后来搜狐的招股书中说，搜狐1998年收入为47?2万美元……"两人棋逢对手，不相上下，可是张朝阳的名声却大大超过丁磊。他被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评选活动"相中了，还成了"50位全球数字英雄"中的一个。美国的《读者文摘》、《商业周刊》和《财富》，都在鼓吹这个人和他的搜狐。不用说，丁磊没有美国经历，让他吃亏。张朝阳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背景让美国人容易接受他的成就，尼葛洛庞帝又给他锦上添花。那位《数字化生存》的作者人人知道，但是知道他也是"搜狐"股东的人可是不多。
第89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6)
就其财产权属说，"搜狐"是美国人的，但是很少有人明白。人们只道"搜狐"是个中国公司。路透社记者在自己的新闻里把它说成"中国最知名的网络门户"。"网络门户"，或者叫"门户网站"，是那一年刚刚出现的新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生疏，但是他们很快就能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其中含义。一个计算机的使用者通过"门户"进入网络世界，如同一个旅行者通过飞机场进入一座巨大的城市。"门户网站"就是网络世界遨游者的入境口。1998年早春建设起来的"网易"和"搜狐"是两个门户，到了这一年12月1日，第三个"门户"也建立起来了，它就是王志东的"新浪"。王志东让"四通利方"摇身变成"新浪"的故事说来颇有戏剧色彩，有些情节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可不容易，只有这个人能做出来。
日后若有哪位历史家想要描述中国风险投资的进程，那就一定要从这两个人开始。当张朝阳在美国波士顿到处寻找风险投资商的时候，王志东也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与罗伯森o斯蒂芬投资顾问公司谈论同样的事。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第一笔风险投资"究竟属谁，仍然莫衷一是，不同的作者会把它归为自己喜欢的人--张朝阳或者王志东。事实上，张朝阳的这段经历发生在1996年7月至9月之间，而王志东寻找风险投资的过程持续了27个月--从1995年7月开始，直到1997年9月才最后完成。
这并不表明王志东遇到了更多挫折，而是他的野心更大。当日张朝阳战战兢兢、小声说出自己需要22万美元，这王志东却狮子大开口，声称不拿出650万美元，别想打他的主意。而且他还宣布自己不会为这笔交易预先支付任何费用。"你先给我做，不成功不给钱。"王志东对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的中国业务代表说，"成功之后，按融资比例支付报酬。"
这位业务代表名叫冯波，是个华裔。很多年后风险投资这行当流行起来，关于他的故事也就跟着多起来。有一个说，他出生在大陆，父亲是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另外一个故事说，他早年怀揣35美元到美国留学，差不多是光着屁股在硅谷站稳脚跟。但是经他本人证实的情节只有一个，他在1995年加入罗伯森o斯蒂芬。这是硅谷一家挺有名的投资公司，客户都在美国。冯波的加入是它的中国故事的开始，而它的中国故事的第一个主角就是王志东。
1995年7月王志东来到硅谷，告诉一个朋友，他想找摩根o斯坦利来给他投资。人家一听就乐了，对他说："你要找摩根，还嫌早了一点。不如先给你找个小点儿的吧。"王志东就这么认识了冯波。后者3个月后来到北京，想要实地察看王志东和他的四通利方。那时候王志东和员工们全都挤在中关村第三小学的破烂教室里，换一个人，也许不会让这么重要的客人看到这个场面，但是王志东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个人的本性还是个程序员，完全不在乎场面上的那一套。
冯波一身西服革履，顺着科学院南路走到学校正门，却发现王志东的公司在后边角落里，要绕过一堵长长的围墙。冯波懒得再走，索性抖擞西装，爬上围墙，翻身跳下，看到一栋破楼房，沿漆黑的楼道爬上来，迎面是个洗手间，正有需要，于是走进去。这一来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厕所污浊不堪，臭气弥漫，水泥地板上留着一排长方形的窟窿，全是旧式"蹲坑"，坑下的斜坡显然设计失当，无法让水流有效冲洗，以至冯波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粪便在下面聚集成堆。这是中关村留给他的第一印象。第二印象是午饭。王志东问他吃什么，他说"随便"。王志东说："那就好办了。"转身让司机跑到门口的肯德基店，买回一大口袋"炸鸡翅"。谁都知道美国人最讨厌吃鸡肉，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相互取笑，有个经典的说法就是"他穷得只能啃鸡翅"。冯波后来也喜欢拿这件事取笑王志东，对他说："我这辈子吃鸡翅最多的一次就是在你的办公室。"又说："我这辈子最恶心的一次经历就是在你的厕所里。"
好在冯波眼光与众不同，从这一切看出王志东的诚实可信，还断言这是个懂得节俭、兢兢业业的公司。"你如果想要一个好的办公楼，那很容易。不就是花钱吗！"他后来对王志东说，"你越是简朴，我们就越是能看到你的好的一面。"这不是客套。事实上，这第一天的印象的确是冯波后来不遗余力促成这桩交易的一大原因。
第90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7)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他感兴趣的。这王志东是当时中关村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有差不多10年的杰出工程师的经历，有"中关村第一程序员"的美名，有一个中国软件历史上最杰出的产品"中文之星"，有创办两个公司的经验，还有许多与IBM、惠普、康柏和微软合作的诱人案例。当王志东把这一连串合作者清单列出的时候，冯波将信将疑。因为他无法把一个啃着鸡翅、蹲在坑上拉屎的年轻人和那些衣冠楚楚的跨国公司老板联系在一起。他要求王志东一个一个地说明是怎么和那些美国人合作的，直到确信那些都是事实。
现在事情进入关键环节，那就是王志东的公司到底值多少钱。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投资者和股权出让者的利益焦点。王志东的想法是出让40%的股份，作价650万美元，这等于是把四通利方的资产估价1625万美元。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两年前这间公司开办时，全部资本金只有500万元港币。
然而"硅谷"投资模式的奇特和令人激动之处也就在于：一个企业资产的认定，并不仅仅依赖于那些有形之物，通常也不会依靠一个所谓有资质的资产评估公司来做决断，而是由当事人以协商的办法来确认。企业所有者可以漫天要价，购买者则会坐地还钱。一个人拿着一张写着几行字的纸头卖出个大价钱的事，并不奇怪，只要让人家相信你脑子里的想法值那么多钱就万事大吉。硅谷的投资商个个无比精明。不会为一个骗子或者"浮夸者"付钱。他们质问王志东，"四通利方"凭什么值那么多钱。王志东不比张朝阳。后者依靠他的巧舌如簧取得胜利，而前者却说不出什么来。他的英语还没流利到足以表达他的思想，因而需要冯波为他做翻译。他的唯一武器就是自信和执著。
"凭什么？"他说，"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谈判就这样成了僵局。冯波代表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居中调和。他劝告那些风险投资商把心里的价格"抬一抬"，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又劝说王志东把价钱"压一压"，因为就算你的公司值那么多钱，中国的软件盗版和政治前景高深难测，也会为这笔投资增加风险。
王志东毫不妥协。他对硅谷的投资家们心存敬畏，也知道他们的理由并非没有根据，但是他不愿意让他们压倒自己。事情就这样从1996年拖到1997年。他的美国之行越来越频繁，他在那里学会了和美国人打招呼，学会了吃西餐喝咖啡，学会了给小费，学会了倾听别人和表达自己，还弄懂了西服的下面不能套毛衣。1997年春天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天，他恰在硅谷，去参加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董事长的家庭聚会。好多银行家和投资家都在当场，他们围着这位中国人询问，没了邓小平，中国政局会怎样？王志东态度坚决地回答："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看到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接触硅谷的气氛，我们怎么可能容忍中国倒退呢！"看着一堆将信将疑的眼睛，他又说："你们看看，我们请毕马威（KPMG）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来为公司做审计。你们说，我们和你们有什么不同呢？"
话是不错。可是他的公司财务运转渐渐紧张，手上的500万港币所剩无几，而产品的研发还在等钱用。他试图从银行贷款，银行问他拿什么来抵押。他的话就像当初回答硅谷投资家时一个样："拿什么抵押，就拿这帮人的脑袋。"
除了"这帮人的脑袋"，王志东还真没什么。按照中国人的资产评估规则，这公司一钱不值，所以银行拒绝给他贷款。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幸运的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加明智。更确切地说，是硅谷的财产认定规则和投资理念比中国人的更明智。他们居然在这时认可了王志东的报价。1997年9月，650万美元进入四通利方在中关村的账户。三家投资商--华登、爱芬豪、罗伯森o斯蒂芬，用这笔钱购买了四通利方40%的股权。凭着这笔钱做抵押，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了，这让王志东能够使用的现金超过了1?5亿元人民币。
第91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8)
他转身去向段永基报告。这位四通公司总裁是中关村老派开拓者中最精明的人，却完全不能想像王志东的融资计划会成功。他当初投资500万元港币就能得到四通利方79%的股权，现在听说王志东居然拿40%的股权就从美国人那里换回650万美元来，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王志东继续往前走了。他现在已经不想在他最擅长的中文平台上继续耕耘，尽管这些软件每年能为公司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他也不再写程序。就像丁磊和张朝阳一样，他已经完全被网络迷住了。他对互联网的热情从他1995年在硅谷时就产生了，最迟在1996年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他已经决定要把公司带到互联网的道路上去。他成立了一个互联网小组，还专门招聘三个新员工负责小组工作。那时候没人了解互联网，所以这个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弄明白有关互联网的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组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公司用软件换来的那些利润，看不到任何赚钱的希望。
如果世界上真有先知，知道这个三人小组日后能够变成"新浪"，知道其中那个名叫汪延的人后来成为新浪总裁，知道新浪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知道它能上市纳斯达克并且获得6800万美元现金，那么也就不会让王志东遭遇1998年的尴尬。在王志东硅谷融资成功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互联网战略就受到挑战。投资者要求他解散"三人小组"。王志东拼命证明"四通利方"是家互联网公司，但是没人理他。"我们投资的是一个软件公司，而不是一个网络公司。"华登公司的代表说。董事们拿出那个互联网小组只花钱不挣钱的事实，指责王志东在做一些根本没有商业价值的事。就连那些明显倾向于他的人也不免提醒："做企业不能凭兴趣。"王志东哑口无言，只好要求给他一点时间。他再次找到自己的知音，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的那位冯波，希望他出一笔钱把"互联网小组"买去。"只要两三百万就行，"他苦笑着说。但是这一回连冯波也不再理他。
1998年的整个春天，王志东都在硅谷转悠，惨兮兮地兜售他的"互联网小组"。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个公司，有十几个员工、一个网站--"美国华人生活咨询网"。老板告诉这几个中国人，他的公司价值2000万美元，要引进一笔1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王志东问："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东西？"那老板说："没有了，这个网站已经足够。"这番对话当场把王志东吓了一跳："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融到650万，这个人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准备扔掉的东西，就能值那么多！"他被这件事情刺激着，回到中关村，立即把"互联网小组"找来，问他们是否看到过那个网站。所有人都说看到过，还夸奖人家"做得挺好"。王志东又问：
"你说它值2000万美元吗？"。
"不知道！"
"这样的网站你们能做出来吗？"
"肯定能！"
王志东大喜过望，当场命令"互联网小组"赶快动手。那几人说到做到，夏天结束时，已经做出自己的网站。王志东只看了第一眼便下定决心，要在董事会里阻止砍掉"互联网小组"的企图，还决定给它一个正式名称叫"利方在线"。
1998年的秋天是个值得纪念的季节。9月某一天，王志东在北京见到姜丰年。后者是台湾华渊资讯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穿一身黑色体恤衫，身材高大，风流倜傥，不像科技公司老板，倒像个运动员。此人正在春风得意之时，他的公司一周前刚刚上市，市值攀升到13亿美元，现在居然放下身架，跑来找王志东套近乎。第一次见面之后还嫌不够，第二天他又把飞机票退掉，来到王志东在中关村的公司，说出来意。他希望把自己旗下的"华渊网"与"四通利方"合并。其实王志东也在想同样的事。他后来对记者谈起这次会见的时候总是说："绝对是属于一见钟情的那种事情。"
1998年12月1日，利方与华渊合并。前者作价超过3000万美元，后者则是2000万美元。双方为新网站取了个名字叫"新浪"。公司的第一个落脚地点在万泉河小学，从颐和园路北上一公里，向西转向芙蓉路，就能看到。中关村继"瀛海威"的悲壮失败之后，又一家网络公司出现了。加上这座城市东边的"搜狐"和南方的"网易"，看上去仍然势单力薄，前程难测。但就在这时候，世界潮流涌过来了，浩浩荡荡。
第92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9)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国家已经来到信息社会的入口处。整个社会都在谈论"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从"传统经济到知识经济"，就像《知识经济》这本书的两位作者说的，"知识经济在中国真正叫响始于1998年"。这两个人，吴季松和杨学山，一个是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一个是国家信息中心总经济师，所以他们的话多少反映了官方意志，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走向。1998年4月，他们在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的会议室里做了一个报告，宣告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好几百人来了，全都是政府里面的高级官员，把个不大的会议室涨得满满的。就听吴季松的声音慷慨激昂，声震四壁，又从窗户缝隙挤出去："我们周围的一切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你吃的是转基因食品，你吃的就是知识了；如果蓝色、红色棉花越来越多，你穿的就是知识了……"听众全都被逗笑了，以为那个充满迷人色彩的轻松快意的时代就要到来，但紧接着，他们就听到了当代中国经济技术历史上最富感染力、也最具煽动性的一段话：
造成清王朝一触即溃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中国被关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大门之外；300年前的工业革命完全属于外国人。当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知识经济难道还仅仅属于外国人吗？难道我们还要再次落在别人的后面吗？
自从美国学者马克鲁普在30年前说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以如此煽情的口吻谈论它。下面这些话，都是当时媒体上的大字标题："生产知识，能赚钱吗？"、"知识可以'孵化'成财富"、"中关村折射'知识经济'魅影"。王选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的话不是那么充满诗意，但却更加耐人寻味。"我深深感到，"他说，"电子管理是中国社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此外还有张琪，这位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司长，以权威的口吻，把他的文章发表在《试验区报》上。他说，中国的信息产业在过去几年"以年均增长50%以上的速度发展着，世界公认中国将是21世纪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市场"。而他的文章题目就是《迎接数字革命的挑战》。
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这样说，就表明中央政府的倾向。中南海开始用"信息能力"来衡量国家的强弱，越来越多的专家把信息能力太弱归结为"中国在新一轮现代化中落后的原因"。国家统计局提出有史以来第一份《中国信息能力研究报告》。这是由政府"社会科学院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一群研究者把28个国家的数据拿来比照，结果发现，美国以71?76分列世界第一；中国信息能力总水平得分仅为6?17，排在第27名，倒数第二名--在它的后面是斯里兰卡根据这份报告，除了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利用能力一项，中国排在第21位，倒数第八，其余诸如"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信息化人才与人口素质"，"国家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撑状况"，等等中国均列倒数第一……为了获得触目惊心的效果，有家报纸还把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一年多前发表的一份报告，《科学与国家利益》，摘录刊登。这份报告说："到20世纪结束时，信息将成为世界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商品"。中国人于是认定，这是美国人送来的"警世恒言"。全世界的信息产业投资早就超过6000亿美元，而美国占了其中41?5%，超过日本和欧洲的总和。这的确已经够"警世"了，然而另外一些数据说出来更加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80%，还将提高到90%，而其中大约1/3的部分归功于信息业--它比汽车工业的贡献率高出至少6倍。
潮流又在变化，"网易"、"搜狐"和"新浪"的出现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是"大势所趋"，不然也就不会在1998年年末到1999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再次发生争论。引人注目的是，对信息社会的质疑首先来自中国科技界的领袖人物。宋健公开表达了他对人们狂热追求"信息社会"的担忧。国家科委的这位前主任现在已经改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他的文章发表在1998年11月25日的《中国科学报》上，题为《对付金融危机工程科技界可以发挥作用》，一望而知是谈论怎么对付金融危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话头一拐就扯上了"信息技术"：
第93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10)
我们绝不能忽视信息技术在下世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这种可能带有欺骗性的论谈，有可能把发展中国家引向深渊。物质生产、食物和日用品的供应将永远是人类、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被这些清谈的作家所蒙蔽和误导。健康发展的经济模式，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要重视基础产业建设，并致力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科学报》的发行量很小，读者大都是些老派的科学家，所以宋的文章在长达四个星期里面没有引起注意，直到这年年底ChinaByte网站发表消息，引述宋的文章，加上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宋健提出，"信息社会"论调可能带欺骗性》，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那时候全中国每天有210万人要跑到互联网上去。不像《中国科技报》的读者，他们都是年轻人，无限向往信息社会，整天沉浸在"数字生活"中。他们也不去寻找宋的文章，只看到屏幕上有"欺骗"这两个字，便异常愤怒。恰在这时张光斗又发表文章，说自己读了宋健的文章，"深受教育，并有同感"。他坚持认为中国应该"特别重视发展现代化农业和基础产业"，对于国内所谓信息社会的舆论和政府政策，也抱着批评态度。张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中国最著名的水利专家，兼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双重头衔，年逾90，以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惜向权贵者诤言而享誉科学界。但是这一次，他批评的对象可不是权贵者，而是中国的年轻一代。
以张扬信息产业为己任的那些媒体首先做出反应。《互联网周刊》发表文章反驳宋健和张光斗。一个整版还嫌不够，又加上一块版。此后几周，一大群报纸卷将进来。反击者的领军人物名叫姜奇平。此人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数字论坛"，已有好几个月。这群人以发表评论信息产业的文章为己任，思维敏捷，文笔犀利，党同伐异，不是捧就是骂，全都饱含激情。不用说，如果宋健所谓"欺骗性"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他们这些人就全都成了蒙蔽和误导别人的"清谈作家"。这叫他们忍无可忍，拍案而起。
"有人断言，所谓'信息社会'之说，是一些作家带有欺骗性的误导。我辈业界中人，闻之莫不悚然。"姜奇平痛快淋漓地写道，这让他不禁想起孙中山老先生："他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姜为自己的文章冠名《骗局还是趋势》，自然是针锋相对地冲着宋健去的。然而回击不只这一次，而是成系列的，统统挂上一个栏题叫《奇平视点》。下一篇的锋芒指着张光斗教授："新年前后，听到网上有人附合这样一种观点：主张加强农业，而不要加强信息产业。如此明确地将发展农业与发展信息产业对立起来，不妨称之为'产业对立论'"。这么说其实有点冤枉了那位老教授。看张光斗的文章本意，他显然不赞成对信息产业的渲染夸张，可却没有说过"不要加强信息产业"。但是，被激怒的年轻人管不了这么多，他继续写："我个人以为，把农业与信息产业对立起来，于国情、于实践、于工作、于潮流、于政策均颇为不合。"
"数字论坛"的其他成员跟在姜奇平身后，跃马扬鞭杀将过去。段永朝本是学技术的，现在特别在乎舆论。他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一股把信息社会"妖魔化"的苗头，愤慨地反问："指责'时代的喧嚣'是一种'骗局'，如果出自学问者的口中的话，是否需要加上'学问'的证据？"他用"话语的权力"给自己的文章做了标题，看来他除了不喜欢老人们的学问之外，还对老人的权威特别敏感。当然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敏感，笔锋不带激情，只不过就事论事。王小东说"知识经济还是真的"。陈禹主张"对信息社会的全面认识"。此人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会长，所以力求让自己客观周到，不偏不倚。"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一点恐怕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他说，"误导来自于对信息社会的片面理解。"还有个署名"村易"的人，自称是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试图用最革命的概念来解释最现代的问题，不过他的话有点走题了："信息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他说，"全球最富的3人的财产超过最穷的48个国家的GDP总和，最富的225个人的财产相当于全人类最穷的一半人口（30亿人）所拥有的财产。即使在全球几个最富裕的国家内部，也还有1亿多人属于赤贫。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必将兴起。"
第94节：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11)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爆发了一场关于"信息社会"的争论。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信息产业报》的编辑写道："这是中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前夜爆发的一场大讨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场讨论远不像"要不要民族品牌"的争论那样富有感情色彩，与"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一类意识形态性质的争端更是完全不同。它看上去完全是新生一代和老一代人之间的斗争。90年代是农业萎缩、商业崛起的年代，按照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来解释，这叫"本末倒置"。食品加工业以及日用品制造业，也即宋健所说"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生活必需"与"后继无人"这两种力量之间沉浮跌宕，这在老一代中引起忧虑。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传统产业，他们不喜欢农村而喜欢都市，不喜欢"蓝领"而喜欢"白领"，不喜欢工装而喜欢时装，不喜欢流水线而喜欢办公室，不喜欢机器的轰鸣而喜欢流行音乐。他们的父辈坚定地相信，只有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才是靠得住的，而他们却格外崇拜智慧，向往那些一夜暴富的"数字英雄"。有不少事情证明，老一代的期望并没有过时。也有同样多的事实证明，世界正朝着年轻人期待的方向走。1997年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叫做"建立网络社会"、1998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报告叫做《浮现中的数字经济》，这些事实也进一步展示了全世界的新经济。克林顿总统甚至还宣称，他的国内方针就是"网络新政"，因为"因特网是未来经济的重要特征"，并且正在使这个国家的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都处在30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此一来，美国就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的经济。凯恩斯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会对克林顿的话莫名其妙，因为他的经济学无法解释信息对货币的支配。
何止凯恩斯，今日中国的学者们面对整个国家对于"信息"的巨大需求，也会发蒙。很显然，人类除了衣食住行，还需要别的。那位宋健院长和张光斗教授如果在几个月后知道了下面这些事实，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结论。这些数字全部来自官方报告，不是"欺骗性的论谈"：当20世纪最后一年到来时，我们国家已有210万个互联网用户、1500万台计算机、2000万台手持电话、2500万台学习机、4000万台VCD、7000万台寻呼机和3?5亿台彩色电视机。这个报告还预测：到2005年，中国将有5000万互联网用户和1亿手机用户。根据后来的情况看，这不仅不是"清谈"，而且是个过于保守的估计。
这是个闪闪发光的年代，让人百感交集。对立的言论层出不穷，各种可能性纷纷涌现，坏消息和好消息几乎一样多。微机时代才刚刚开始，人们就在谈论"后PC时代"。丁磊紧锣密鼓地筹划他的"北上战略"。要不了多久，也即1999年6月3日，他便把"网易"搬进北京，与张朝阳的"搜狐"比邻而立。而张朝阳正在犹豫要不要来一次"西征"，让"搜狐"杀进中关村去2004年9月，张朝阳把"搜狐"迁进中关村，成为清华大学科技园里的一个大户……中关村那一边，万泉河小学校园里那几间属于"新浪"的房间里，王志东正在努力说服一个精通互联网的人来做新浪的首席执行官。那人名叫沙正治，曾是网景的资深副总裁，他答应了，只是几个月后才来上任。在此之前，这一屋子人都还不知道一个网站真正运行起来会发生什么。有一天，公司忽然一片混乱，让王志东目瞪口呆而又无可奈何，原因是吴小莉来了。她是凤凰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年轻漂亮，由于得到一次机会向新任总理朱镕基提出问题，引来那位"铁面宰相"的一番感天撼地的话，这吴小莉也就成了明星在1998年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吴小莉站起来，请新任总理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朱镕基于是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关注她本人更甚于关注她播出的新闻。现在新浪把她请到"聊天室"，还要网上直播，本来一个挺好的主意，正可凭借明星的声望一举成名。可叹新浪刚刚起家，只有一台服务器。吴小莉还没说完一句话，网友蜂拥而来，其情形有如成千上万的汽车同时涌向一条狭窄的公路，不免堵塞。新浪瘫痪了，技术人员急得大汗淋漓，还是无力回天。网友失望而去，吴小莉也只好打道回府。
现在1998年就要过去。它的最后一幕特别撩人，让整个中关村热血沸腾，冬天不像冬天。美国微软公司进入中关村，把一个研究院建立在知春路上。它的第一批员工只有6人，可是至少有300人跑来祝贺这桩盛事，大都是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名人物，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学校长、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员和7位所长，还有29个政府官员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新院长名叫李开复，是个年轻的华裔美国人，其在计算机语音识别领域里的成就早已享誉全世界，但在中国还少为人知。他宣称微软将在今后6年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100个最优秀的研究员。"我们不能等待人才找上门来，我们应求贤若渴，三顾茅庐。"他对记者如此这般解释微软的企图。对西方人的动机一向敏锐的中国记者，全都惊讶不已，其中两位当场在心里盘算，结论是，"诱惑力显而易见"。《北京晨报》记者陈曦算出来的结果是，"每个人平均将得到数十万美元的投入。"这消息在第二天早上立即传遍京城。普通百姓看了未免咋舌，见过世面的人却说："这算什么？还顶不上人家微软一年挣来的一个零头！"
此后两周，报纸上关于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种种报道弥漫开来。56家报纸就此发表文章，既有盛誉，也有危言，当然还有一些话不褒不贬，同样具有"以一当十"的效果：
"中关村又一次烽烟四起。"
"'中国硅谷'人才大战。"
"一场跨国资本带来的'技术圈地运动'，也即'人才圈地运动'。"
"数字化的背后是美国化。"
"太可怕了！"
在这所谓"人才大战"的喧嚣中，有个人分外冷清。除了《北京青年报》之外，没人注意他。此人名叫冯天岳，正蹬着一辆三轮车，沿京城街头吆喝，出卖他发明的软件"码根码"，每盘售价一块三，比空白磁盘还便宜。从夏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夏天，他走街串巷整整一年，总计售出31000盘。这是一种汉字输入的新方法，冯天岳孑然一身，历时3年研究成功。他希望推销他的技术，无钱刊登广告，于是在京城街头以墨书写"码根码"三个字，走街串巷，招揽路人。涂鸦3个月，终于被市容监察队查获，罚款500元，还被责令跟在监察队员身后沿街行走，清洗墨迹。他在万般无奈之上平添一重屈辱，回到家里仰天长叹。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试图加入中关村的软件工程师们的圈子里。他的家也是他的研究室，位居北京城东中央商务区中一座简易居民楼的底层。从狭窄的窗户看出去，外面是一大堆豪华宾馆，衣冠楚楚的人们进进出出，欢声笑语从窗户挤进来。屋子里面阴暗简陋，没有暖气，也没有卫生设施，墙壁上到处贴着白色的纸条，乱七八糟，那上面记录着他的灵感。
"灵感总是一闪而过，"他对一位名叫杨光的记者这样说，"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第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