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餐厅的时候，我向苏丝说：“小心，你拿给我的玻璃杯有点古怪，上面是满的，下面却有个洞！”
第二天我再到这家餐厅去，发现他们换了个新的女服务生来招呼我，苏丝再也不理睬我了。新的女服务生说：“苏丝气坏了，她叫老板出来，两个人研究了老半天，但他们没空慢慢讨论该怎么办，最后决定还是就那样把第二个杯子拿起来，结果水流得满桌，简直是一塌胡涂，苏丝还滑了一跤，他们都很生气。”
我大笑。她说：“这一点都不好笑。如果有人这样对你，你会怎么办？”
“我会拿一个汤碗，很小心地把杯子滑到桌边，然后让水流到汤碗里，水就不用流到地板上了。然后，我再把铜板拿起来。”
“噢！这主意不错。”她说。
那天晚上，我把咖啡杯翻过来盖在桌上，把小费放在里面。
第二天晚上我到餐厅时，还是同一个服务生在招呼我。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咖啡杯盖在桌上？”
“我是想，即使你那么匆忙，你还是会跑回厨房，拿一个汤碗，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移到桌边……”
她抱怨：“我就是这么做，但杯子里却一点水也没有！”
谁偷走了门？
我的恶作剧经典之作是在兄弟会中发生的。
有一天早上我很早就醒来，大概才 5点钟左右，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走下楼去，迎面看到有张海报写着：“门！门！谁偷了这扇门？”有人把门从枢纽上拆了下来，这扇门上原先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关门！”
我马上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住在那房间的是一个叫班尼斯的家伙以及另外几个男孩，他们很用功，不喜欢别人吵闹，如果你晃到他们房里找东西或者是问他们功课，离开时他们都会大叫：“请关门！”
很显然有人不喜欢他们这种作法，所以把门拆走。但这个房间本来是有左右两扇门的，因此我想到一个主意：我把另一扇门也拆掉，搬到楼下，藏在地下室的油槽后面，然后静悄悄回到楼上睡觉。
那天早上我假装晚起，下楼时看到其他人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转，班尼斯和他的朋友都很烦恼：房门不见了，而他们还得读书……一见到我，他们便问：“费曼，你有没有把门拿走？”
“噢！有啊！”我说：“你们看我手指关节上刮伤的痕迹，那是我把门搬到地下室的时候，在墙上擦伤的。”
他们不满意这个答案；他们根本不相信我！
偷走第一扇门的那些家伙留下太多线索了，例如牌子上的字迹——他们很快就发现是谁的杰作。我的想法是：当他们发现是谁偷去第一扇门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以为他也偷了第二扇门。我的计划果然天衣无缝，偷第一扇门的那些家伙被每个人拷打逼问。受了种种磨难之后，他们终于说服了逼供者：他们只偷了一扇门，尽管这个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冷眼旁观，觉得好玩极了。
另一扇门失踪了整整一个星期，班尼斯他们愈来愈焦急了。最后，为了解决问题，兄弟会的会长在晚餐的时候宣布：“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我希望你们能提一些建议，班尼斯他们真的很想好好念书。”
大家纷纷提出建议。
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说：“好吧！”我装出一副委屈的声调，“不管是谁偷了这扇门，我们知道你很棒，你很聪明！我们猜不出来你究竟是谁，你一定是个超级天才！不必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只想知道门在哪里；所以，你只要在某个地方留一张字条，告诉我们门在哪里，我们会永远尊你为奇才。你太聪明了，居然可以把门偷走，而不让我们猜到你是谁。但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留张字条给我们吧！我们会永远感激你。”
接着有个家伙站起来说：“我另外想到个主意。身为会长，你应该问每个人，要他们以兄弟会会员的名誉担保，说清楚他们有没有把门偷走。”
会长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以会员荣誉发誓说真话！”
于是他绕着桌子，逐一问：“杰克，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没有，我没有把门偷走。”
“提姆，是你偷走门吗？”
“没有，我没有偷走门。”
“墨里斯，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没有，我没有偷门。”
“费曼，是你把门偷走的吗？”
“是的！是我把门偷走的。”
“别闹了！费曼，我们是很认真的！山姆，是你偷走的吗？”
他绕了一圈，每个人都很震惊，兄弟会里一定有个真正的卑鄙小人，竟然不尊重兄弟会会员的荣誉！
那天晚上，我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画了一个油槽，旁边有一扇门。第二天，他们把门找出来，重新装上。
后来，我终于承认门是我偷走的，大家立刻指责我说谎。但他们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些什么，他们只记得当兄弟会会长绕了一圈，问过每个人之后，结论是没有人承认把门偷去。他们只记得笼统的结果，却记不得每个人的实际说词。
很多人常常觉得我是个骗子，但事实上我都很诚实，只不过，我常常诚实得没有人相信而已！
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
你在说什么鬼话？
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有个意大利电台，我小时候一天到晚都在听他们的节目。我爱死意大利话那种滚动的声音了，它让我觉得好像徜徉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我很喜欢沉浸在这美丽的意大利语音大海中。
节目里经常有爸爸和妈妈在家中争辩不休的场景。你会听到一个尖嗓子说：“尼欧——泰科——梯埃——科佩托——突托……”然后低音大声嚷：“德罗——托内——帕拉——突托……”以及用力击掌的声音。
真棒！于是我学会了用不同声调表达各种喜怒哀乐的情绪；我能哭、能笑，意大利文真是种可爱的语言。
那时，我家附近有不少意大利人。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后面几个意大利卡车司机因为嫌我挡路而大为恼火，把头伸出车窗外，比着手势大叫：“咪——阿鲁恰——拉姆佩——埃塔——提切！”
我觉得自己像个呆瓜。他在说什么鬼话呀？我很想回他几句。
于是我问学校里的意裔同学，他教我：“你只要说：‘阿贴！阿贴！’意思是‘你也一样！你也一样！’就可以啦！”
这主意很棒。从此我都回答：“阿贴！阿贴！”而且还加上手势。等我愈来愈有信心之后，还自己做了一些发挥。例如有一次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有些女士开车挡着我的路，我就说：“普吉亚——阿——拉——玛洛许！”她们害怕地赶紧让开，心里大概在想，这个可怕的意大利男孩刚说了些什么可怕的咒语！
要发现我讲的是冒牌意大利话并不容易。在普林斯顿念研究所时，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要进入帕尔默实验室（Palmer Laboratory）的停车场，有人挡住我的路。 我习惯性地对那家伙一边比着手势、一边说：“欧瑞兹——卡澎卡——米切！”
老远的一大片草地上，有个意大利园丁正在整理花草。他停下来，挥着手，高兴地大喊：“瑞扎——玛——里亚！”
我回喊：“隆地——波尔塔！”他不知道我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事实上他也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但是无所谓！我们这样居然还可以讲得通！真是妙极了！
常常当我那样开口说话时，他们立刻认定那是意大利话——也许是米兰口音或罗马口音——认定我是意大利人！只要你有绝对的自信，只管装下去，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拉丁文？意大利文？
有一次，我回家度假，发现妹妹有点不开心，快要哭了。原来她隶属的女童军团要办父女会，但是父亲出差去了。于是我说我以大哥的身分带她去。 由于我比她大上9岁，因此这样做也不算太离谱。
到了父女会那儿，我先坐在父亲坐的一方，但很快就觉得厌烦。这些爸爸带着女儿来参加这么美好的小宴会，却都在谈论股票市场！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和自己的孩子交谈，更不必说孩子的朋友了。
宴会进行当中，女童军站出来表演短剧、吟诗等娱乐节目。突然她们拿出一件好像围裙的滑稽衣服，上面有个洞，可以从头上套在身上。她们宣布，现在轮到当爸爸的来娱乐她们了。
于是，每位父亲都得站起来，套上那件怪衣服，说些话。他们都不大知道该怎么办，有个爸爸朗诵童谣“玛丽有只小小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轮到我上台时，我告诉大家说我要朗诵一首诗，虽然我很抱歉这不是首英文诗，但我相信他们还是会一样地欣赏。然后我念：
但托——撒卡——突尔纳提，纳普塔——突奇——普提提拉。
伦托——卡塔强托——强塔——曼托——奇拉提达。
亚尔他——卡拉——苏尔达——米——恰塔——皮恰——皮塔——提托
布拉尔达——培堤——奇纳——纳那——穿达拉拉——钦达拉拉！
我就这样念了三、四节，把意大利电台听回来的各种表达情绪的声音都用上了，女孩子都乐不可支，在走道上跑来跑去，笑个不停。
宴会结束后，童军团团长及学校老师都走过来告诉我，他们刚刚一直在讨论我的诗。有人觉得我念的是意大利文，另一个则觉得是拉丁文。学校老师问我：“到底谁猜得对？”
我回答说：“你得去问问那些女孩——她们全都晓得我念的是什么文！”
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
好险，又过关了！
念麻省理工学院时，我只对科学有兴趣，其他科目都不在行。但是，学校有个规矩：你得修几门人文课程，好沾染一点“文化”气息。于是，我拿着选修科目表从第一行开始看起。没想到“天文学”被归作人文科目！那一年，我就藉着“天文学”逃过一劫。到了第二年，我又拿着选修科目表继续往下读，看看除了天文学之外还列了些什么玩意。终于，跳过了法国文学之类的科目后，我发现了哲学。这是我所能找到跟科学最接近的东西了。
在谈哲学课的事之前，让我先谈谈英文课。教授规定我们要按某些题目来写文章。例如我们奉命评论米尔（JohnStuart Mill）讨论自由的文章。 但是我没有像米尔般讨论政治上的自由，我写的是一般社交场合中的自由问题，像为了表示礼貌而假装或说谎；还讨论这种永无止境的伪装把戏，会不会带来“社会道德的败坏”？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并不是原来的写作方向。
另一次，我们要评论的是赫胥黎（Huxley）的《一枝粉笔》（On a Piece of Chalk）。 在文章里，他谈到了手中握着的一枝普通的粉笔，原是动物骨头残骸，地球内部的力量把它往上推，成为白灰崖的一部分。后来被人采来做粉笔，在黑板上写东西、传达观念。
我没有依照老师指定的文章，而另外写了一篇模仿之作，题目是《一颗灰尘》，讨论灰尘如何造成夕阳的五彩缤纷以及促成雨水凝聚等等。我总是耍赖，永远在逃避。
但当我们要就歌德的《浮士德》写作文时，我简直没辙了！《浮士德》是本长篇大论的巨著，要模仿它或变其他花样都很难。我简直发狂了，在兄弟会宿舍内走来走去，不停地说：“我写不出来，我不要写了，我就是不写了！”兄弟会的哥儿们说：“好吧，费曼，你不要写。但是教授会认为你是因为不想写才没做功课。你还是应该写一篇字数差不多的文章，附张字条说你实在看不懂《浮士德》，你对这本书就是没感觉，没办法写出来。”
我照着做了，我长篇大论地写《论理性的限制》。我确实曾经想过“以科学技巧来解决问题”可能会有的种种限制，像道德价值就不可能靠科学方法来评定等等。
这时候，又有另一位兄弟提出建议。他说：“费曼，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交一篇和浮士德毫不相干的文章。你应该想办法把你写的文章和浮士德扯上关系。”
“这太荒谬了吧！”我说。但其他兄弟会的朋友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
“好吧！好吧！”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说，“我会试试看。”
于是，我在写好的文章后面又写了半页，说浮士德代表精神，魔鬼则代表理性；歌德在作品中要展现的是理性的限制。我加油添醋，东拼西凑，把文章交出去。
教授把我们一个个叫去，个别讨论我们的文章。轮到我时，我作了最坏的打算。教授说：“文章开头写得不错，但关于浮士德的内容有点太简略了，否则这会是很不错的文章，你得Ｂ＋。”我又过关了！
探讨睡觉哲学
现在谈哲学课。哲学教授是个留胡子的老先生，叫鲁宾逊，上课讲话时总是咕哝咕哝的，我一点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其他同学好像比较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他们却不怎么专心听课。我有个1/16英寸粗的小钻头，上课时我都拿在手里，在鞋底钻孔打发时间，很多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终于有一天下课时，鲁宾逊教授又“获卡墨卡墨卡获卡获卡……”地咕哝了一阵，大家都很兴奋！纷纷交头接耳，讨论个不停，我猜他一定讲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情了，真要感谢上帝！我真好奇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问旁边的同学，他们说：“我们要写篇论文，四星期后交。”
“写些什么呢？”
“写他一年来讲过的东西。”
我真的被难倒了。整个学期我听过而刚好记得的只有一次当他说：“墨卡获卡意识流墨卡获加，”然后“呼！”的一声又回复一片混沌。
但是“意识流”这个名词，倒是让我想到多年前父亲问过我的一个问题。他说：假定一群火星人来到地球，假定他们从来不睡觉，只是不停地活动，从来没有叫“睡眠”的现象。而他们问：“睡觉时有什么感觉？睡觉时到底发生什么事？你的思想会突然停顿吗？还是只是脑袋会转得愈——来——愈——慢？你的心智如何关起来的？”
我兴趣来了。现在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睡觉时我们的意识流是如何停顿下来的呢？
于是接下来的四星期，我就这题目进行研究。我把房里的窗帘拉下、关掉灯、睡觉，我要观察自己入睡时发生的事情。晚上我会再睡一次，因此每天有两次观察机会——太好了！
起初我注意到的都是跟入睡无关的小事。比方说，我注意到我会跟内在的另一个我对话，进行思考。我也会幻想出很多影像。而当我逐渐疲倦时，我发觉自己居然可以同时想两件事情！我是在进行内心对话时，发现这个情形的。当时我一边对话，一边呆呆地想象着床尾绑着两条绳子，穿过很多滑轮，绕过一个旋转中的圆筒，慢慢把我的床吊起来。起先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在想象着这些绳子；直到我开始担心其中一条绳子会缠上另一条、以至运转不顺畅时，我内心说：“噢，不用担心，绳子上的张力会摆平这困难。”以致打断了原先的思路——让我发觉自己同时想着两件事。
搞不懂为什么搞不懂
我又注意到，入睡时思想还会继续产生，但各种意念之间愈来愈不合逻辑；但起先你不会注意到这点，直到你问自己：“我怎么会这么想？”而你勉强回想，却完全记不起来是什么鬼东西让你有那个想法！因此各种逻辑幻象都会出现，但你的思想很快便不受控制，独断独行，全不相连，然后，你就睡着了。
过了四星期昏昏沉沉的日子，我写了一篇论文，说明了所有观察结果。在文章的结尾，我指出：我都是在看着自己入睡的状况下进行观察的，而我实在不知道当我没有看着自己入睡时，入睡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以一首小诗作结，指出进行内省的困难：
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为什么；
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为什么，
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搞不懂！
大家都缴了卷。到下一堂课，老教授在班上念了其中一篇：“墨波获卡墨波……”我完全没法搞懂那位同学写些什么。他又念另一篇：“墨卡获卡墨波获卡获卡……”这一篇我还是听不懂；但到了结尾，他念：
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惟深哥；
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
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惟深哥，
获卡波刀惟深哥获卡波刀！
“阿哈！”我说，“那是我的论文！”我真的听到结尾，才把自己的文章认出来！
功课应付过去之后，我的好奇心却停不下来，每次入睡时仍会观察自己。一天晚上，我发现在梦中也可以自我观察，我已深入到睡眠的层次了！
我身处一列火车的车顶上，火车正要走进山洞里，我害怕了，拼命趴下来，呼的一声连人带车进了隧道！
我跟自己说：“原来在梦中也可以有害怕的感觉，车子进入隧道时也能听到声音的改变。”
我也注意到梦里有颜色。有些人说他们的梦是黑白的，但我的梦是彩色的。
现在我又在火车厢内，甚至感觉到火车的晃动。
我跟自己说：“看来还能有运动的感觉呢。”我往车尾走去，有点举步维艰。突然我看到一面大窗户，好像橱窗一般。后面是三个穿泳衣的女孩——是真的女孩，而不是模型那种，她们看起来漂亮极了！
我继续走到另一节车厢，边走边抓紧车上的吊带，这时我跟自己说：“嘿！如果现在能兴奋起来——在性方面——那一定很好玩，那么我应该回去刚才那节车厢。”我发现我能够转过身来，穿过火车走回去，换句话说，我能控制梦的方向。回到有特别窗户的车厢，却看到那里只有三个老头在拉小提琴，但他们立刻变回女孩子！
因此我确实可以改变梦的方向，但并不那么随心所欲。
我真的觉得很兴奋，但除了性方面之外，部分是因为我跟自己说：“哗！这是可能的！”然后就醒过来了。
我在梦中还有其他的观察，除了不停地问自己：“我的梦真的是彩色的吗？”我还会很好奇：“梦里能看得多清楚？”
在下个梦里，我看到一个红发女孩躺在草地上。我努力尝试能不能看清楚她的每根头发。我发觉我连绕射效应——太阳照射的地方出现一点点彩色光——都能够看到！似乎在梦中你要看得多清楚都可以，这简直是完美的视力！
另一次梦里，有个图钉钉在门框上。我伸手顺着门框摸，感觉到图钉的存在。因此我认为脑袋中的“视觉部门”跟“触觉部门”似乎是相互关联的。但我问自己：它们可不可能分隔开？我再看门框，图钉不见了，但当我顺着门框再摸一遍时，却依旧能感觉到有图钉！
还有一次，我在睡梦中听到“笃笃、笃笃”的敲击声。敲击声跟梦中的情节切合，但又不那么吻合，声音好像来自外面。我想：“这敲击声绝对是来自外面，不是梦里头的，我只不过听到声音才制造出这个梦而已，我要醒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敲击声仍然持续，我醒过来……一片死寂，什么也没有，这声音跟外面环境无关。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把外面的声音编到梦里去；但在我这次经验中，我很小心地“在里头观察”，而且很确定声音来自梦外面，结果却不然。
在所有这些实验里，我觉得醒过来是个颇为可怕的过程。刚开始醒来时，你会感到全身僵硬，好像被很多层棉花压着一样；这感觉很难解释清楚，但有一刹那感觉好像逃不出来了。于是我告诉自己——在醒过来之后——那太荒谬了，我还未听过有哪种病是令人自然入睡后醒不过来的。而我那样告诉自己很多次之后，我不那么害怕了。事实上，我发现醒过来这个过程还蛮刺激呢，有点像坐过山车；当你不害怕以后，才开始懂得享受其中滋味。
大家也许有兴趣知道，我后来如何停止这种实验。有个晚上我像平常一样作梦、进行观察，看见面前的墙上挂了面三角形旗子。我大概已回答过自己几百次了：“是的，我的梦是彩色的。”突然意识到我的头一直睡在一条铜杆上。我伸手去摸后脑勺，感觉软软的。我想：“呀哈！那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在梦里观察到这么多的原因了，这根铜杆扰乱了我的大脑皮层。只要我睡在这根铜杆上，就随时有办法进行实验了，我想不必再观察了，睡觉吧。”
等我醒过来后，那里没有铜杆，我的后脑勺也没有软软的。不知怎的，我厌倦了观察这些事情了，便发明出这些借口，作为停止观察的理由。
梦的解析
根据这些观察，我想出了一点理论。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梦，是因为我很好奇人类怎么能够在眼睛闭上、没有外来讯号输入的情况下，却还能看到影像？也许你说，那只不过是脑神经随机出现的活动；但事实上，你醒着的时候，反而没法控制脑神经，让自己能像在梦里看得那样的清楚。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睡眠时能“看”到彩色，而且“看”得清楚？
我的结论是，我们脑袋中一定有个“解读部门”。当你实际在看东西时，你不会单看到一块块的颜色；有些东西会告诉你。你在看着什么。一切都必须被解读；当你作梦时，解读部门仍在运作，但变得乱七八糟。它会告诉你，你在看着这个人，而且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把所有跑到你脑袋中的杂七杂八的信息，都解读为很清楚的影像！
还有一件跟梦有关的事。我有个朋友叫岱殊，他太太来自维也纳一个心理分析学家的家族。一天傍晚，我们促膝长谈梦的种种，他告诉我梦的重要性：梦里出现的符号都可以解释。我不相信这个说法，但那天晚上我作了个很有趣的梦：我们在玩撞球。那里有三个球，颜色分别是白色、绿色及灰色，游戏的名称居然是“奶头”，规则是把球打到球袋里。在梦里，白球和绿球都很好对付；但灰球呢，我怎么打都不成功。
醒过来后，我发现这梦很容易解释：游戏的名称指的当然是女孩子！其他的也不难解释，白球是个在餐厅里工作的出纳员，她是个有夫之妇；但我那时偷偷地跟她约会，而她的制服是白色的。绿球代表了两天前晚上，跟我一起去汽车露天电影院看电影的女孩子，她穿的正是绿裙子。但灰球呢？那代表了什么？我晓得它一定代表了某个人，我甚至都可感觉到了——这有点像你在回忆某个名字，已经在你舌尖上，却差那么一点点没法记起来。
我想了老半天，才记起来大约在两三个月前，我才跟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子分手。她去了意大利，人很好；我也打定主意当她回来以后，我会再跟她交往。我记不清楚她有没有灰色的衣服，但我一想到她，就觉得她一定是灰球了。
我跑去找岱殊，告诉他，“梦的分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等到他听我描述那个有趣的梦时，他却说：“不，那样分析太简单、太肤浅了，你要更深入分析才行！”
第一部 小顽童的成长
伟大的化学部主任
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那年暑假，我想找个暑期工。之前我已应征过贝尔实验室两三次，也拜访过他们。萧克利（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1956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在麻省理工的实验室里见过我，每次到贝尔时，他总会带我到四周参观；我参观得很过瘾，但他们都没有录用我。
我的教授替我写了推荐信给两家公司，一家是包殊洛布（Bausch and Lomb Company）公司，工作是研究透镜的光线进程：另一家是位于纽约的电器检验实验室。那时候，没有人知道物理学家到底是什么，工业界更不会提供物理学家任何职位。工程师可以，但物理学家呢？大家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去“用”他们。有趣的是过不多久——就在战后——情况整个逆转过来，到处都想聘请物理学家。但在大萧条的日子里，我这个物理学家却处处碰壁。
大概在那时候，我在老家法洛克卫（Far Rockaway）的海滩上，碰到一个老朋友。我们一起长大，十一二岁时在同一家学校念书，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我们都是科学型思考的人。他有一个“实验室”，我也有，我们经常玩在一块，讨论事情。
我们也常常为邻近的小孩表演魔术——利用化学原理的魔术。我这朋友很会表演，我也觉得那样很好玩。我们在一张小桌上表演，桌上两端各有一个本生灯（Bunsenburner），上面放了盛着碘的小玻璃碟子——表演时，它们冒出阵阵美丽的紫烟，棒极了！
我们玩了很多花样，像把酒变成水，又利用化学颜色变化来表演。压轴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套戏法。我先偷偷地把手放在水里，再浸进苯里面，然后“不小心的”扫过其中一个本生灯，一只手便烧起来。我赶忙用另一只手去拍打已着火的手，两只手便都烧起来了。（手是不会痛的，因为苯烧得很快，而皮肤上的水又有冷却作用。）于是我挥舞双手，边跑边叫：“起火啦！起火啦！”所有人都很紧张，全部跑出房间，而当天的表演就那样结束了！
后来，念大学时，我告诉兄弟会的兄弟这些故事，他们都不相信：“胡扯！不可能的！”为了说服他们，我经常必须做各种示范表演。像有一次，我们争论尿液是不是由于地心吸引力作用而排出身体外，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一方。为了证明，我便一边倒立、一边小便给他们看。另外一次，有人说如果阿斯匹林跟可口可乐一起吞进去，你会立刻昏倒；我跟他们说这真是废话连篇，便提议试给他们看，接着，他们却开始争论到底要先吞阿斯匹林再喝可乐，或者先喝可乐再吞阿斯匹林，还是把阿斯匹林溶在可乐里喝。于是我找来六颗药片和三瓶可乐：第一次，吞了两颗阿斯匹林，然后喝可乐；第二回，我把阿斯匹林溶在可乐里头，喝掉；最后，我把第三瓶可乐喝下去，再吞阿斯匹林。每一次，那些呆瓜都站在我身旁，预备我昏倒时把我扶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倒是记得，那个晚上我睡得不怎么好，最后起来做了很多功课，证明了好几条黎曼－西塔函数（Riemann-Zeta function）。
我说：“好吧，各位兄弟，我们去找些苯回来吧！”
他们把苯找来，我把手放在水里浸，再放在苯里，然后点火……却痛得要命！原来，隔了那么多年，我手背上长出毛来了——它们就好像灯芯的作用一样，吸收苯而燃烧；但小时候表演时，手上根本没有毛！不过。在众多兄弟面前表演过后，我的手背上的毛也没有了。
权充化学家
我和那位童年老友在海滩上碰面之后，他告诉我现在他懂得一套在塑胶上镀金属的方法。我说这不可能的，因为塑胶不导电，你无法接上电线的。但他说他可以在任何材料上镀上金属。为了要让我心服，他还捡起沙里的一个桃子的核，说他能在上面镀上金属。
整件事情最好的是，他安排我到他的小公司工作。公司位于纽约一幢房子的顶楼，全公司总共才四个员工，他的父亲负责筹措资金，是公司的——我想——“总裁”。我的朋友是“副总裁”，另外一个家伙负责推销，我则是“化学研究部主任”，他那不怎么聪明的弟弟负责洗刷瓶子什么的；公司内有六个金属电镀槽。
他们的电镀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在硝酸银溶液里加入还原剂，再让由此产生出来的银沉淀在要镀的物体上，情形就好像在制造镜子一样；接下来把铺着银的物体放在电镀槽里，金属就可镀到银上面。问题是，那层银会一直粘在物体上吗？
答案是不会，它剥落得才容易呢。因此在中间往往要多加一道手续，因材料而异。比方说，像电木（Bakelite，酚醛树脂）——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塑胶——我的朋友就发现，他只要先把电木喷砂打磨过，再把它放在氢氧化亚锡（stannous hydroxide）溶液里泡上几小时，让溶液渗进电木表面的小孔里，那么在电镀之后，银层就会牢牢地附在电木上。
但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少数几种塑胶上，而当时新塑胶材料不断出现，例如甲基丙烯酸甲酯（methyl methacrylate，我们称为压克力的塑胶材料），开始时简直无法电镀。又像价钱便宜的乙酸纤维素（cellulose acetate），起初也是无法处理。后来我们发现可以先把它放到氢氧化钠溶液里泡一下，然后再放进氢氧化亚锡溶液里，电镀效果就会很好。
我在那里当“化学家”当得还蛮成功的。我的优势是我那朋友从未学过化学，从来没做过什么实验；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碰巧做对、无法重做一次的。我则把不同材料的球放在瓶子里，把各种化学品倒进去，详细记录，因而找到方法，能电镀更多种类的塑胶材料。
我也试着简化他的方法。根据书上所说，我改用甲醛为还原剂，因此能够立刻释出百分之百的银，而不像以前那样，往往要等好一会才能回收溶液里的银。此外，在准备氢氧化亚锡溶液时，我在里面加了点盐酸，使氢氧化亚锡能在水里溶得更容易、更快，这是我从大学的化学课上学来的。结果以前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步骤，现在只要五分钟就够了。
我的实验不停被担任推销员的家伙打断，因为他每次回来时，都从正在争取中的客户那里带回来一些塑胶材料。往往当我把瓶子排好，全都做好标记时，突然，“你要停下所有实验。先替行销部做这件‘超级案子’！”许多实验都要重做许多次。
有一次，我们碰到前所未有的大麻烦。有个艺术家替人设计杂志封面，题材是汽车，他很小心地造了个塑胶车轮。不知怎么的，这个推销员告诉他，我们什么也能电镀；艺术家便要我们把轮壳镀上银，好让它闪闪生光。但这是种新塑胶材料，我们并不很清楚如何电镀它——事实上，那个推销员从来搞不清楚我们能镀什么、不能镀什么，他永远随便答应人家——我们的第一次尝试便失败了。这时候我们要把轮子上的银弄下来，但那很不容易。最后我决定用浓硝酸去溶解它；结果没错，把银层弄掉了，但同时也在塑胶上留下许多坑洞。那时真的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呢！其实，类似的“水深火热实验”，我们也做了不只一次。
有一阵子，公司的其他人觉得我们应该在《现代塑料》（Modern Plastics）杂志上刊登广告。我们有几样东西电镀得很漂亮，在广告里看起来棒极了。公司里也设了一个展示柜，里面放了几件东西让来访的潜在客户参观。不过，没有人能把广告上或展示柜内的成品拿下来，仔细看看电镀部分是否牢靠耐久。有些的确镀得很不错，但基本上它们都是经过特别精心泡制的，不是平均水准的出品。
暑假结束后，我离开了这家公司到普林斯顿大学；而他们随即接到一宗大生意，做的是塑胶“钢”笔。于是大家可以买到又轻便、又便宜、银光闪闪的笔——这种笔销路很好。看到周围的人带着这种笔走来走去，而且又知道它们从哪里来，着实令人兴奋。
但是他们公司处理这种塑料的经验实在不足——又或者是在处理塑料的填料上，经验不足——大部分的塑料都不是纯净的，它们使用“填料”。那些时候，大家对填料的特性都不大能有效控制。结果塑胶笔上会出现一些泡泡，而如果你手上有件东西，它开始出现小泡泡并且剥落，你会忍不住去弄它；因此，周围都看到有人撕笔上剥落下来的金属碎屑。
这时公司陷入紧急状况，必须想办法补救。我的朋友觉得他们需要一台大显微镜。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要看些什么，或为什么要看；但这项盲目的研究却花掉公司很多钱，最后他们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公司失败了，只因为他们接的第一宗大买卖，居然大大失败了。
几年后，我在罗沙拉摩斯工作，碰到一个叫狄霍夫曼（Frederic de Hoffman）的人。他也算是个科学家，但他更擅长管理；虽然没受过多少训练，他却很喜欢数字，也很用功，这弥补了他在训练上的不足。后来他成为了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的总裁或副总裁什么的，之后一直是工业界的大人物。不过那时候，他只是个活力充沛、机灵和干劲十足的小伙子，尽其所能地为原子弹计划贡献力量。
有一天我们在富勒小馆吃饭，他提到来罗沙拉摩斯之前，他都在英国做事。
我问：“你在那里做些什么工作？”
“我是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我研究塑胶的金属电镀方法。”
“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算顺利，但我们碰到不少困难。”
“哦？”
“正当我们开始研究出我们的方法时，纽约有家公司……”
“纽约的什么公司？”
“它的名字是金塑企业（Metaplast Corporation），他们的进展比我们快。”
“你们怎么晓得？”
“他们一直在《现代塑料》杂志里刊登全页广告，炫耀他们镀出来的成品，我们就明白他们进度比较快了。”
“你们拿过他们的东西来看吗？”
“没有，但从广告就看得出来，他们的技术领先我们太多了。我们的方法也不错，但要跟美国人那一套拼，是拼不过的。”
“你们实验室里有多少个化学家？”
“我们有6个人。”
“你觉得金塑企业会有多少个化学家在工作？”
“噢！他们一定设有真正的化学部门。”
“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在你心目中，金塑企业的化学研究部主任是什么模样？他们的实验室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猜他们一定有25或50名化学家，化学研究部主任有自己的专属办公室——很特别、装了玻璃的那种，你知道，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不停有下属跑进来，手里拿着研究计划的资料，向他请教，再冲回去深入一点研究，人来人往的。他们有25或50个化学家，我们怎么拼得过他们？”
“你一定很有兴趣知道、也会觉得很好笑，现在跟你聊天的就是——金塑企业的化学研究部主任；而他当时的部下呢，总共只有一个洗瓶子的工人！”
第二部 误闯普林斯顿
“别闹了，费曼先生！”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一切都惬意极了。我觉得那是个很棒的学校，因此很自然地想留在那里继续念研究所。然而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史莱特（Slater）教授时，他说：“不，我们不会让你留在这儿。”
我大叫起来：“什么？”
史莱特说：“你为什么觉得应该留在这里念研究所？”
“因为麻省理工是全美国最适合念科学的学校呀！”
“你真的这样想？”
“当然。”
“这正是为什么你应该去别的学校。你应该看看其他地方长什么样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事实上，普林斯顿是所很优雅的学府，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很有英国的传统。我在麻省理工兄弟会的哥儿们（他们都很清楚我不修边幅、随便的性格），却开始调侃我：“等他们弄清楚来普林斯顿的是谁时，可有得瞧了！那时候他们才明白犯了多大的错误！”当下我便决定，到了普大之后一定要好好表现一番。
父亲开车送我到普大，看着我搬进宿舍后便离开。我在那里待不到一个小时，便有人来找我，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说：“我是这里的舍监。今天下午院长举办茶会，他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来参加。也请你通知你的室友——薛瑞特先生。”
就这样我被引进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院了。这里的特色是，所有研究生都住在一起，整体说来有点像牛津或剑桥的翻版——各种外国口音一应俱全，例如，舍监是法国文学的教授。宿舍楼下有仆人，房间很舒适，每天，所有人都要穿上学生袍子、在镶满彩色玻璃的大礼堂内一起进餐。
总之，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下午，便跑去参加院长的茶会，不过当时我连“茶会”是什么都没弄清楚，更不用说聚会的用意何在了。我是个社交白痴，在这类事情上毫无经验。
抵达聚会地点时，艾森赫（Eisenhart）院长站在大门口，跟新生打招呼：“噢，你就是费曼先生了，很高兴你来普林斯顿。”那令我觉得好多了，因为他一眼就认得我，不管他是怎么把我认出来的。
穿过大门，看见一些女士和年轻女孩。那是个很正式的场合，我开始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脑袋中光想应该往哪儿坐，要不要坐在这个或那个女孩身旁。突然背后有个声音响起：
“费曼先生，你的茶要加牛奶还是柠檬？”原来是艾森赫夫人在跟我说话，她正在替我们倒茶。“哦，两样都加吧，谢谢。”我一边说，一边四面张望，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忽然听到她说：“嘻嘻嘻……别闹了，费曼先生！”
别闹了？我刚刚说了些什么来着？然后我立即醒悟，自己又做了什么好事！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的茶会经验了。
在普林斯顿待了一段日子之后，我才深切体会出这“嘻嘻嘻嘻嘻”的真正意义。其实，就在那次茶会上，当我要离开时，我就明白那代表“你犯了社交错误”。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我再听到艾森赫夫人的“嘻嘻嘻嘻嘻”，是有个人在向她告辞时，吻了她的手。
又有一次，也许在一年以后，我在茶会中碰到维尔特（Wildt）教授。他专攻天文学，曾经提出关于金星大气云层的理论。根据他的说法，金星云都是甲醛——他全弄清楚了，像甲醛如何凝结等等，这很有趣。我们正谈得起劲，一位个子瘦小的女士跑来对我说：“费曼先生，艾森赫夫人要见你。”
“好，等一会儿……”我继续和维尔特谈话。
过一会儿，瘦小妇人再度走过来说：“费曼先生！艾森赫夫人要见你。”
“好啦！好啦！”我走到艾森赫夫人身边，她正在替客人倒茶。
“你要不要喝点咖啡或茶呢，费曼先生？”
“那位夫人说你要见我。”
“嘻嘻嘻嘻嘻。你要喝点咖啡，还是要喝点茶呢，费曼先生？”
“茶，”我说，“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艾森赫夫人的女儿和她的同学走过来，艾森赫夫人介绍我们认识。这时我才搞清楚她“嘻嘻嘻”的真正意思：艾森赫夫人并不是想和我谈话，她只不过是要在她女儿和朋友过来时，我刚巧站在那里等着喝茶，好让她们有个谈话对象。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回事。到这时候，我早已受到制约，每当听到“嘻嘻嘻”时便知所进退。我不会再问：“什么意思嘛？‘嘻嘻嘻’？”我明白“嘻嘻嘻”代表了“失礼”，最好赶快乖乖自我纠正。
很合我的胃口
每天傍晚，我们都得穿上学生袍子进餐。头一个晚上我真的吓坏了，因为我最讨厌形式。但过不多久，我发觉那些长袍好处甚多。刚刚还在外面打网球的小子可以赶回房间，抓起长袍往身上一罩，直奔餐厅，大家不必花时间换衣服或洗澡。因此在长袍之下，光着手臂、圆领衫，什么都有。而且，学校还规定长袍不准洗；因此单用眼看，便可以看出谁是新生，谁是二年级生，谁已在研究院待了三年，也可以看出谁是脏猪！新生的学袍都很新；到了第三年，它会看来像披在肩上的硬纸，上面挂着几条破布。
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天，下午参加了茶会，晚上穿上长袍在研究院内吃晚餐。到了星期一，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回旋加速器。
还在麻省理工念大学部时，他们刚巧建了一座新的回旋加速器，那真是美极了！加速器的主体在一个房间内，所有控制面板则在另一房间，接线由控制室经过地下管道通往加速器，整个工程设计精巧无比，我称之为“镀金加速器”。
这时我早已读过很多利用类似加速器做出来的研究论文。不过，可能是由于麻省理工尚在起步阶段，大部分的论文都来自其他学校，例如康奈尔、伯克利，特别是普林斯顿；因此我真正渴望想看的，是普林斯顿的回旋加速器——在我想象中，那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