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了解该怎么反应。我转向他，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说：“那代表了聪明呢？还是笨？”
那时我们在餐厅里吃着早餐，他说：“嘿，让我替你签帐，他们不会跟我收钱的，因为我在这里赌得太多了。”
“我的钱还够，不致于要别人替我付早餐，谢啦！”每次他在炫耀、企图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挫他锐气。他什么都试过了，他多有钱、在得州拥有多少油田，但没有一样灵光；因为我很了解这一套！结果我们在一起还蛮开心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酒吧间，他向我说：“看到坐在那边的女孩吗？她们是洛杉矶来的妓女。”
她们看来很优雅，别有一种格调。
他说：“我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随便你挑哪一个，我付钱。”
我并没很想认识她们，也知道他故意那样说，目的不过是要炫耀而已，便拒绝他。但我又想：“这很有意思！这个家伙这么拼命要我注意他，甚至愿意替我‘买’这个。要是有那么一天告诉别人这故事……”于是说：“好吧，替我介绍。”
我们走过去，他介绍我认识她们，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过来问我们要喝什么，我只要了杯水，身旁的女孩问我：“我可以点香槟吗？”
“你要点什么都行，”我说，冷冷的，“因为是你付钱。”
“你是怎么了？”她说：“吝啬鬼还是什么的？”
“说对了。”
“真没有绅士风度！”她忿忿不平。
“你立刻看出来啦！”我说。多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我就学会不要当绅士。
很快，他们就反过来要请我喝酒了（差点忘了说，那位得州富豪一直没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女孩说：“我们去艾环槽旅馆玩玩吧，也许那边比较热闹。”我们坐上她们的车。车子很漂亮，她们人也很好。路上她们问起我的名字。
“狄克?费曼。”
“你打哪儿来？狄克，在哪儿高就？”
“我从帕沙迪纳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有个女孩说：“噢，有个什么科学家鲍林（LinusPauling）是不是也在那里？”
我到过拉斯维加斯很多次了，但从来没有碰过懂科学的人。我跟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聊过，对他们而言，科学家完全不是人。“是呀！”我回答，诧异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叫乔兰或什么的——是个物理学家。”我简直不能置信。我跟一群妓女在一起，而她们知道这许多！
“对呀！他叫葛尔曼（Murray Gell-Mann）！你怎么晓得的？”
“你的照片在时代周刊上出现过。”没错，有一期他们把美国10个科学家的照片放了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鲍林跟葛尔曼也在那里。
“你怎么记得我们的名字？”我问。
“是这样的，我们一张张照片地看过去，看看谁最年轻、最英俊！”（葛尔曼比我年轻。）
到了艾环槽旅馆，她们继续玩这个其他人经常跟她们玩的游戏：“想不想赌钱？”他们问。我用她们的钱赌了几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她们说：“喂，我们看到了个‘活’的，要离开你了。”回去继续工作。
约翰大头的老婆
另一次，我坐在酒吧里，注意到两个女孩跟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在一起。后来他离去，她们就过来找我：比较漂亮和活泼的坐在我旁边，她那比较呆板的朋友潘美拉坐在我对面。
一切都很顺利。她很友善，不一会就挨过来，我也伸手搂着她。然后进来两个男人，坐在旁边的桌边。但女服务生还没过来招待，他们就走了。
“看到那两个人吗？”我的新朋友说。
“看到呀。”
“他们是我先生的朋友。”
“噢？怎么回事？”
“哦，我刚跟约翰某某大头结婚，”——那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们吵了一架。我们来度蜜月，但约翰老在赌钱，完全没注意到我；我就自己出来玩，但他不停派人来查看我在做什么。”
她要我带她回他们住的旅馆，我们就坐上我的车。半路上我问她：“约翰怎么办？”
她说：“不用担心。只要留心一辆有两根天线的红色大车。看不到这辆车子的话，他就不在附近了。”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我那“吉普森女孩”和她一个朋友到银鞋子看午夜场表演。在其他地方表演的女孩都很喜欢到这里，当她们走进去时，主持人也会大声宣布她们的名字。于是我手挽着这两位可爱的舞蹈女郎进去，主持人说：“现在进来的是来自弗朗明哥的某某小姐及某某小姐！”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到底是谁来了。我觉得威风极了，棒极了！
我们坐在吧台旁边，突然一阵骚动——服务生撤桌子，安全人员荷枪走进来。大家让道欢迎这位大名人——约翰大头——来了！
他直直走进来，坐在我旁边那一桌，同时他们有两个人要求跟我带来的女孩跳舞。他们去跳舞时，我自己坐在那里，约翰却走过来跟我坐。“好吗？”他说：“来赌城干嘛？”
我差不多确定他已发现我跟他太大的事。“随便逛逛……”（我也要充硬汉对不对？）
“来这多久啦？”
“四五天吧。
“我认得你，”他说：“我在佛罗里达见过你吧？”
“我不知道……”
他又说了好几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他想怎么样。“我知道了，”他说，“一定是艾摩洛哥。”（艾摩洛哥是纽约的一家大夜总会，许多大阔客都去那里玩的，比方说理论物理学家之类，对不对？）
“一定是那里了，”我说，心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进入正题。终于他凑过来说：“喂，她们跳完舞回来时，你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原来如此！他根本不认识我！我给他介绍，但我那两位朋友说倦了，要回家。
自动当跟班
第二天下午，我在弗朗明哥看到约翰大头，他站在吧台前跟酒保聊天，谈摄影及照相机。我想他是个业余的——拿着一大堆闪光灯及照相机，但说的全是外行蠢话。不过我后来发现他不完全是个业余摄影家，而只是个买了些照相机的有钱人。
这时，我猜他完全不知道我曾经跟他太太厮混过，他只是为了我带着的女孩才跟我谈话，于是我又想玩个游戏了。我替自己创造了个角色：约翰大头的跟班。
“嗨，约翰，”我说，“我们来拍些照片吧，我帮你拿闪光灯。”
我把闪光灯放口袋里，我们便拍起照来。我把闪光灯递给他，建议他该怎么拍，把他哄得很开心。我们跑去“最后疆界”赌钱，他赢了不少。旅馆赌场方面当然不希望像他这样的大阔客离开、但我看得出来他想走了，问题是如何能光荣撤退。
“约翰，我们要走了。”我用一种很严肃的声音说。
“但我正在赢呢。”
“对，但今天下午我们跟他们约好了。”
“好吧，去拿车。”
“是，老大！”他把钥匙给我，告诉我车子的模样（我没让他晓得，这我早已知道）。
走到停车场，果不然，那里就停着这辆又肥又大、有两根天线的车子。我爬进车里，转动钥匙——却无法发动。那是辆自动排档的车；当时那种车刚上市不久，我也不很懂怎么操作。再弄了一会儿，我无意中把按钮转到“停泊”的位置，车子发动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旅馆大门，下车走到里头，他还在赌。我说：“车子准备好了，老大！”
“我没空玩了。”他宣布，我们就走了。
他要我替他开车。“我想去艾环槽，”他说：“你认识那里的女孩吗？”
我确实跟那里的一个女孩很熟，便说“有呀”。到这时候我已有足够信心，相信他跟我玩这游戏的原因无非是想多认识几个女孩，于是我提起这个最敏感的话题：“那天晚上我碰到你太太……”
“我太太？我太太不在赌城。”
我告诉他在酒吧里碰到的女孩。
“噢！我知道你在说谁了。我在洛杉矶碰到她和她朋友，带她们来拉斯维加斯。她们第一件事就是用我的电话跟远在得州的朋友谈了一个小时。我气死了，就把她们赶走！她到处跟别人说是我太太，呃？”终于真相大自了！
到了艾环槽，下一场表演要再过15分钟才开始，那里挤满人，一个座位也没有。约翰走到领班那里说：“我要一张桌子。”
“是，老大！几分钟就准备好。”
约翰给了他小费，跑去赌钱；我则跑到后台，女孩都在准备登台，我请他们找我朋友出来。她跑出来，我解释说约翰大头跟我一道来，他想在表演后找些人陪他。
“没问题，狄克，”她说：“我会带些朋友来，等一下见。”
我回去找约翰，他还在赌。“你先进去，”他说：“我等下就来。”
他们在最前面舞台旁边放了两张空桌子，而其余的每张桌子呢，都挤满了人。我就坐下来。表演开始之后，约翰才进来，这时那些女孩已经出场了，看到我独霸一张桌子。之前她们以为我只是个小教授，现在她们认定我是个大阔客。
约翰终于进来，不久其他人也跑来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约翰的“太太”、她的朋友潘美拉，还有两个男的！
我凑过去跟约翰说：“她在旁边桌子。”
“是呀。”
她看到我在约翰身边负责打点，便伸过头来问：“我能不能跟约翰谈谈？”
我一个字也没说，约翰也默不作声。
我等了一下，再凑过去跟约翰说：“她想跟你谈谈。”
他等了一下，“好吧。”他说。
我等得更久一些，再伸头过去跟她说：“约翰可以跟你谈啦。”
她坐在我们这边，开始对“小约翰”下工夫，挨在他身边。我看得出事情有了转机。
我很喜欢开玩笑，因此每当他们开始和好了，我就提醒约翰一些事情：“约翰，那次的电话……”
“对了！”他说，“搞什么鬼嘛，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她说是潘美拉打的电话。
看来更有进展了，于是我指出，潘美拉是她带来的。
“对呀！”他说（这游戏好玩极了，玩了蛮久的）。
表演完毕后，艾环槽的表演女郎跑来跟我们坐，聊天，直到她们要进去准备下一场表演。然后约翰说：“离这里不远有家很好的小酒吧。我们去那里吧。”
终于累坏了
我开车送他去。进去酒吧以后他说：“看到那边的女人吗？她是个很好的律师。来吧，介绍你认识。”
他介绍我们认识之后，说要上洗手问，然后就一直没回来了。我想是他要跟“太太”重拾旧欢，觉得我在阻挠。
我说：“嗨！”点了杯饮料（还在玩那个蛮不在乎和没绅士风度的游戏）。
“知不知道，”她对我说，“我是拉斯维加斯比较出色的律师之一。”
“不，你才不是呢，”我冷冷地回答，“也许你白天是个律师，但你现在是什么？你只不过是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酒吧内流连厮混的人。”
她很喜欢我，我们去找地方跳舞。她跳的很好，我又很爱跳舞，我们玩得很愉快。
正跳得起劲，我的背却突然痛起来了，这发生得很突然，而且很痛。现在回想，当时我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睡，净跟这些疯狂的人和事周旋，终于累坏了。
她说她会带我到她家。而当我一躺在她的床上，就昏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床是那么漂亮，阳光普照；但她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仆。“先生，”她说，“你醒过来了吗？我已准备好做早餐了。”
“呃……”
“我送进来吧，你想吃什么？”把菜单念了一遍给我听。我点了早餐，躺在床上吃了——在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床上吃！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或什么来历！
再问了女仆几个问题，她也对这神秘女郎一无所知；她才刚开始上第一天的班呢，她还以为我是房子的男主人，觉得我会问她问题才真稀奇。最后我穿好衣服离开，从此再没碰到过这位神秘的女人。
与职业赌徒论输赢
第一次到赌城，我就坐下来把所有机率算出来，发现掷骰子的机率是0．493之类。如果我赌一块钱，实际上我只要花1．4毛钱。于是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这么不想赌呢？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开始下注——一下子我就连续输了5元——就那么1元、2元、3、4、5元。理论上我应该才输掉7分钱， 但我已输了5元了！从此我也没再赌过钱了 （就是说，如果要用我自己钱的话）。我真幸运，一开始就输钱。
还有一次，我在跟一位表演女郎吃午餐。那是个安静的下午，没有平常的嘈杂，她说：“看那边那个人，在草地上走的那个？他是‘希腊历克’，是个职业赌徒。”
我很清楚在赌城赢钱的机率有多大，便说：“他怎么可能靠赌维生？”
“我叫他过来。”
历克过来，她介绍我们认识。“玛丽琳说你是个职业赌徒。”
“没错。”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可能靠赌博维生，因为像骰子之类的机率才0．493。”
“你说的对，”他说：“让我解释给你听。我不赌骰子或什么的。我只赌那些对我有利的。”
“喝！它们什么时候对你有利过？”我不相信地问。
“其实这也很容易，”他说。“我就在赌桌旁闲逛，如果有人说：‘9点！一定是9点！’那人兴奋极了，他认定这是9点，而且正想下注。我早已计算出所有机率， 于是我说：‘我跟你赌4元对你3元，这不是9点！’ 长期来说我会赢。我不直接下注在骰子上，但我跟其他赌客赌——他们都有偏见，迷信一些幸运数字。”
历克继续：“现在我已声名在外，就更好办了，因为很多人会来跟我赌。就算他们知道机会不怎么大，但只为了如果真的赢了希腊历克，就可以四处告诉别人。我是真的靠赌博维生，这种生活也好极了！”
希腊历克确是个很有学问的角色，他人很好。我谢谢他教了我这么多，现在我全都明白了。知道吗？我总喜欢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对不起，薪水太高了
我对康奈尔大学的许多科系都不怎么感兴趣。这并不代表他们有什么问题，而只不过我刚好对这些科系没兴趣而已。这包括了家政科学、哲学（这个系的家伙特别不正常），以及其他有文化的东西，像音乐等等。当然，康奈尔有很多我很喜欢往来的人， 例如数学系的凯克（Kac）教授和弗勒（Feller）教授、化学系的卡尔文（Calvin）教授，以及动物系的大好人葛瑞芬（Griffin）博士——他就是发现蝙蝠乃是依靠回音自我导航的人。但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够多，其他的许多事物我又觉得不够水准，废话连篇。此外，绮色佳只是一个小镇。
这里的天气不是很好，有一天我开着车子，突然开始下起雪来，事前毫无征兆，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心里想：“噢，它不会怎么严重的，继续开车吧。”
但积雪愈来愈深，车子也开始偶尔滑行起来，我想：只好把轮胎绑上铁链。走到车外，把铁链放在雪上；天气真冷呀，全身都在哆嗦发抖了。把车子倒退压在链子上，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那时候碰到的问题——你先得把里面的一个挂钩勾上。由于铁钩必须绑得很紧，因此挂钩很难勾得上去。然后你就要用快冻僵的手指把一个夹钳按下去。你人在轮胎旁的外侧，但挂钩在轮胎的内侧，因此一切都很难控制。它一直滑掉，天气又冷，雪又一直下，你拼命想把这夹钳按下，手痛得不得了，但那鬼东西还是下不来。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这太疯狂了——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地方，那里的人是不用担心这种问题的。
我想起以前曾经应巴查教授之邀，到加州理工学院访问过两次；巴查以前也在康奈尔教书。他很聪明，对我的性格也了若指掌。他说：“费曼，我这里多一辆车，借给你。另外这是到好莱坞及日落区的地图，好好享受吧。”
于是我每晚开着他的车子到日落区——去那里的夜总会及酒吧凑热闹。我从拉斯维加斯学会喜欢这些事物——漂亮女孩、大赌徒等等。巴查实在很清楚如何令我对加州理工学院产生兴趣！
两堆草中的驴子
你一定听过那只驴子的故事。驴子站在两堆干草的正中央，不知道该往哪一堆走去，因为两边的草都一样多。唉，那不算什么了。康奈尔跟加州理工竟相提出优厚待遇：每当我觉得加州理工实在比较好，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康奈尔却会提出更优厚的条件；而当我想留在康奈尔时，加州理工的人又会提出些什么。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只驴子站在两堆草中央，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一旦它开始走向某堆草，另外一堆立刻增多。
让我作成最后决定的，是我的教授休假年。那时我想再度去巴西访问，这次要去10个月，而我在康奈尔又刚巧已到了可以休假一年的时候。我不愿丧失这个权利，于是我制造了个理由来做决定。我写信给巴查，告诉他我的决定。
巴查回信：“我们会立刻聘请你，而且你可以用你的第一年作为休假年。”他们就是那副德性：无论我的决定如何，他们总有办法把我的决定搞砸。因此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事实上是在巴西过的。到了第二年，我才在加州理工正式教书。这是整件事情的始末。
自从1951年起，我就待在加州理工学院，而且一直都很快乐。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这里是再适合也没有了。那里有很多顶尖的人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兴趣；我也很喜欢跟他们聊，因此我一直都觉得很惬意。
但当我到了加州理工还没多久，有一天我们受到烟雾的侵袭。那时的烟雾比现在要厉害多了——双眼被薰得刺痛万分。我站在角落里，眼泪直流，心里便想：“这太疯狂了！这是绝对的神经病！在康奈尔的时候还好好的。我要离开这里！”
于是我打电话到康奈尔，问他们我还可不可能回去。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们立刻着手安排，明天打电话给你。”
不再改变主意
第二天，我碰到了极大的运气，让我作出决定——也许上帝在帮我忙做决定。我正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有个家伙跑到我面前说：“嘿，费曼！你有没有听到最新发生的大事？巴德（Walter Baade）发现星球原来有两种不同类型！我们以往计算星系和我们的距离时，原来都只是以一种造父变星为基准。但现在发现还有另一种，因此宇宙的年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老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地球好像比宇宙还要老。根据估计，地球年龄为46亿年，但宇宙的年龄只有20、30亿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而这个发现把谜团解开了：重新计算之后，证明宇宙年龄比以前想象中的要老。但重点是，当时我立刻知道了这项新发现——那家伙匆匆跑过来把第一手的消息告诉了我。
还没穿过校园，回到我的办公室，另一个家伙又走过来了。这是梅索森，他主修生物、副修物理，我曾经是他博士论文口试的委员之一。他建造了第一部“密度梯度离心机”，用来分离及测量分子的密度。他对我说：“看看我刚得到的实验数据！”
他证明了当一个细菌制造出一个新细菌时，它会把一个完整的分子传给那个新细菌；这个分子就是DNA了。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什么东西都在分裂、分裂。因此大家原先也以为细菌会分裂，一半成为新细菌。但那是不可能的：包含着遗传信息的那个最小分子，不可能一分为二；它必须复制自己，把复制品给新细菌，给自己留一份。梅索森证实这个想法了，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先让细菌在重氮中生长，然后再让它们在普通的氮气里生长。实验进行期间，他用他的密度梯度离心机测量分子的重量。
在第一代的新细菌中，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刚好是介于用重氮制造出来的分子，以及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之间。如果所有分子——包括染色体分子一都一分为二的话，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但在接下来的很多代细菌中，如果还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应该是重分子和轻分子两者之差的1/4、1／8及1／16等等，然而实验结果却显示分子的重量只有两组。一组的重量跟新的第一代相同（介于较重的和较轻的分子之间），另外一组则较轻——刚好就是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重量。因此，尽管每过一代，较重分子所占比例会减少一半，但它们可没减重量，这个实验结果令人兴奋极了，这是个很重要、对基础研究影响重大的发现。
我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意识到这里才是我想待下来的地方。在这儿，科学界的各路人马都会告诉我他们的研究成果，真是令人兴奋。这才是我想要的，真的！
因此，稍后当康奈尔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差不多全安排好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又改变主意了。”但是我已决定，我以后都不用再决定什么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可以让我再改变主意了。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要不要到这个地方，你的母亲又会怎样等等。你担心、做决定，但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事实上，比较容易的作法是什么都不管，就那样决定。不用管那么多——再没什么能使你改变主意了。我还在麻省理工当学生时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我每次在餐厅里都拿不定主意要吃哪种饭后甜点，烦死了，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都只挑巧克力冰淇淋，而不再为此烦心——那个问题便就此解决了。总之，我也就那样决定，从此待在加州理工学院。
拒绝高薪诱惑
不过，还是有人尝试过要改变我留在加州理工的念头。那时费米刚过世不久，芝加哥大学的人在物色替代费米的人选。他们派了两个人来我家拜访——当时我对他们的动机一无所知。而他们开始谈论各种我应该去芝加哥的好理由：我可以做这做那，那里有许多优秀人才，我有机会做很多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他们待遇问题，而他们拼命暗示，只要我问的话，他们就会告诉我。终于，他们还是问我想不想知道薪水有多少。“唉，不！”我说，“我已经决定待在加州理工。我的太太玛丽露就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水有那么高时，我们又会吵起来。而且，我早已决定了不再做决定了。我要永远留在这里。”我不让他们告诉我芝加哥打算给我的薪资。
过了大约一个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马歇尔（LeonaMarshall）跑来跟我说：“奇怪你没有接受芝加哥的职位。我们觉得很失望，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拒绝这么优厚的待遇。”
“那很容易”，我说：“因为我从头到尾没让他们告诉我待遇如何。”
一星期后，我收到马歇尔的一封信。把信打开，第一句话说：“他们提出的待遇是——”十分庞大的一笔数字，大概是三四倍于我原来的薪水，很惊人呢！信中继续说：“在你读下去之前，我就让你知道待遇是多少。也许现在你会重新考虑，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个空缺还在，而我们都很希望你能来加入我们。”
我写了封信给他们说：“知道了薪水的数目之后，我已决定必须要拒绝了。我必须拒绝这么高的薪水，原因是如果我真的拿那种高薪，我就可以实现一切从前想做的事了——找一个很漂亮的情妇，替她找个公寓，买漂亮东西给她……用你们给我的薪水，我真的可以那样做，但我也知道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会开始担心她在做些什么，等我回家时又会争吵不休，这些烦恼会使我很不舒服、很不快乐。我再没法好好做物理，结果会一团糟！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都是对我有害无益的，我只好决定，我没法接受你们的邀请了。”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
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不到５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彩。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怪味。）
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30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