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乌拉尔山区时，严寒达到零下四十度，这个病弱的囚犯被彻骨的寒冷冻得“连心脏都快要冷却了”。马和马车都陷进了雪堆里，在白茫茫的暴风雪中，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马车被拖出来。前边是西伯利亚了，神秘莫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多愁善感的作家顿觉人生的可悲可叹，不觉潸然泪下。
不过，从逃脱出死神魔掌的那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发现，在死亡面前一切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能够在苦难中去真诚地拥抱生活，便会达到美好的人生境界。于是，尽管路途艰辛，他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
在“解犯羁押站”，囚犯们非人的生活境遇令同行的亚斯特尔热姆斯基对生活完全绝望，他想要自杀。这时，性情急躁、体弱多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精神，他以自己的沉着冷静去鼓励那些愁眉不展、灰心丧气的同伴。他给同伴们弄来食物，用他那“讨人喜欢、悦耳动听的声音”和大家交谈。在这种充满内在的温暖、关心和同情的气氛中，亚斯特尔热姆斯基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在“解见羁押站”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几位来这里探望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是一些默默无闻、风度谦恭、品德高尚的俄罗斯妇女，他们跟随着作为十二月党人而被判刑的丈夫或情人义无反顾地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陪伴他们共同忍受命运的煎熬。这些“心地善良、富有同情人”的女人请刚刚到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吃饭，送给他们物品，帮助他们打点行装，并赠给每人一本福音书。这是服苦役期间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她们的真诚与坚韧所感动，这本书一直被他随身携带着，直到他去世那天还打开过。
1850年 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另一同伴来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这是3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时刻的回忆。
那时，他被带到看守室，在那里立刻就被改换成一副真正囚犯的模样：剃光了半边头，身穿一件两色的短上衣，背上缝着5块黄色方巾，头戴无檐软帽。然后，他走进了他的囚室。这是一排破旧本板房，地板已经腐朽不堪，房顶漏水。到处都是“跳蚤、虱子和蟑螂”。光秃秃的统铺。一只公用马桶从天黑一直放到第二天天亮，室内空气窒闷得让人难以忍受。周围是一片永不停息的喧哗声、吵闹声、咒骂声和铁链的叮当声。“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
囚犯们在这里受着非人的待遇。下层囚犯们的脸上都被打上了烙印，他们的脊背在受刑时往往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披戴枷锁。一个囚犯患严重肺结核病，直到他死去才被摘除脚镣。
由于不会任何手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干粗活的囚犯行列。他在作坊里摇转笨重的磨刀轮子；在砖窑上烧砖或把一捏螺沉重的砖背到建筑工地上；在额尔齐斯河上，他站在水深没膝的冷冰冰的河水里拆卸一条搁浅的旧货船。他常常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出工干活。
在4年苦役生活中，他与那些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苦役犯朝夕相处，使他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大大加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许多“令人感到可怕的歹徒”，也结识了一些“心地善良和头脑清醒”的人们。在这些善良的人们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以他敏锐的眼睛发现一些令人欣慰的特点，使他暂时忘却了苦役生活的艰苦。在苦役犯中，他还发现了另一类“不顾死活者”。这是一些意志坚强，具有不屈不挠反抗精神和大无畏勇敢精神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这类人物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出谋划策者和引路人。作家写道：“在发生某种激烈的群众运动或重大变革的时侯，他们往往突然崭露头角，跃居于显要地位，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苦役犯们生活在一起，使他对这些被社会推向生活边缘的人们的灵魂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后来写道：“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间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物。可是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究竟是谁之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呐喊，在抗议，在为这些“堕落的人们”鸣不平。他的这种对苦役犯的认识，预示着人民的主题将在他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他看来，俄国社会中富有文化教养的上层人士应当同普通人民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成为了他以后文学活动的纲领。
严酷的苦役犯生涯，损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肉体，也给他的精神生活笼罩上灰暗的阴影。但是，凭着对文学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执着信念，他记下了大量的关于苦役生活的笔记，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在这里出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维里加洛夫、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影子，并在作家的头脑中日益形成为清晰的形象。他写道：“我从流放地带出来多少普通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性格，带出来多少流浪汉故事和强盗故事以及不幸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素材呀！足够写成好几本书！”可以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囚犯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世界上将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产生了。他的囚犯生涯为他步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准备了必要条件。
4年的苦役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陷入极度的精神孤独之中。但这孤独却也使他能够经常重温过去的生活，“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通过对往事进行反省和沉思，他开始“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之后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首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的转变。他在反思自己与下层人民的关系时，发现自己之所以与下层人民格格不入，在于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是不适合俄国国情的，他认为只有农民们的那些宗教观念才能使他真正与下层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时，他的自由观也发生了变化。他曾经相信人类能够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相信艺术家生存的最高意义乃在于号召并引导同时代人去改造世界、追求真理和正义。现在，他对这一切也产生了怀疑。“那个曾经进行过创造并以艺术的最高生命为唯一志趣的头脑，已被人从我的肩头砍去”。此后的陀思妥耶无夫基成了一个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道德的启示者。
军士的婚姻
1854年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了长达4年的苦役生涯。这天，他在囚犯们出外干活之前，走到各个囚室与他们告别。然后，他被带到锻工车间摘除了脚镣。铁匠把他的脚放到铁砧上，先转动铆钉，然后用榔头使劲地砸着。那叮当的声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犹如一段动听的音乐，悦耳怡神，这是自由之声。铁镣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自由，新生活，……多美好的时刻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叹着，他几乎要流泪了。1854年2月，作为一名流放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驻守在遥远的草原地带的西伯利亚第七边防营当列兵。从此，他永远离开了令他不堪回首的鄂木斯克监狱。
初春季节，经过一段充满自由与幸福感的旅途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了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个偏僻小城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这里开始了5年的军旅生涯。
在这里，除了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参加各种军事训练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其它义务工作，而且，边防部队的管理并不严苛，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更多的交友与读书的机会。
好朋友弗兰格尔便是这时相识的。还是彼得堡时，年轻的法政学院大学生弗兰格尔，亲眼目睹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死刑仪式，那时他便对那些被披上死刑服的白色幽灵们充满了敬意，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更是深深的同情。现在，他已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司法稽查官，当他听说当年那个著有小说《穷人》的著名作家就在这里服兵役，不禁欣喜若狂。他主动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经过一晚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将成为莫逆之交。
与弗兰格尔的相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境况有了大大的改善，他也因此而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夏天，他们一同居住在一座“哥萨克花园”里，两位朋友在那里养花种菜，游泳捕鱼，阅览报纸。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自己的苦役生活的回忆录，并把一些刚刚写好的章节读给弗兰格尔听。他们一块押烟品茶，回忆彼得堡的往事。他们有时也骑马远游，足迹几乎遍及附近所有的游览胜地和辽阔的大草原。
苦役生活结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恢复了阅读与写作的权利。他对这权利极其珍惜。拼命地读书已使他接近于贪婪的程度。哥哥米哈伊尔给他寄来了西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神甫和古代作家的著作，物理学、生物学著作，还有德语词典。他的思路依然十分开阔，精神需求极其广泛。他对历史上贯怀有浓厚的兴趣，偏远小镇上大量的考古文物更使他深深着迷。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搜集了古代楚德人的大量遗物：银币、铜币、戒指、手镯，各种珠串，折断的长矛以及各种小型的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他还搜集了一些矿物标本。
就在这个小镇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第一次体验到一种巨大的，充满整个身心的爱情。这爱情几乎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它最终成为一出悲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这出悲剧的主人公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爱情使他焦虑不安，既痛苦又满怀渴望。在这出爱情悲剧中，女主人公是这个小镇上一个地位低下的税务员的妻子，她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丈夫是一个酒鬼，“负债累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这一切造成了家境的极端贫困。玛丽亚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情使她对生活既恐惧又眷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她是一个具有着许多与众不同之处的女子， “她思维敏捷，机智聪明，尽管有时显得有点刁钻古怪，心地却非常善良；她见义勇为。具有骑士风度”；她内心充满痛苦又易于冲动，风度优雅又热情洋溢，情趣崇高又英勇果敢。这个普通女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几乎成了女神的化身，当他看到玛丽亚在那个丑陋而贫困的家庭中几乎走到毁灭的边缘时，他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试图拯救这个苦难的女子，并希冀在这场拯救行动中使自己孤独的灵魂得到一次升华。
后来，那个经常酗酒的税务员在远隔数百里的另一个小镇谋到了一个差事，玛丽亚不得不随其前往。对于这分别，陀思妥耶夫斯基伤心极了，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号啕痛哭起来”。他已在这个爱情的深潭中越陷越深，无法逃脱了。他们开始通信，然而，通信比直接交往更加使人痛苦，玛丽亚的信中充满了对疾病与贫困的报怨，对无法忍受的情感孤独的畏惧。后来，她来信告诉他，自己的丈夫死了，小男孩因为失去了父亲而变得痴呆了，而她自己则被失眠和病情的恶化折磨得痛苦不堪。后来，她又告诉他，她结识了“一个讨人喜欢的青年教师，他人品罕见，心灵崇高”。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这个女人身世的变故折磨疯了，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安排玛丽亚的生活，把亲友们寄来的一点有限的钱全都资助给了她，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向这个即将被自己的情敌夺去的女人展开强烈的爱情攻势。
玛丽亚对这个患有癫痫病的下层军士更多的是同情，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抚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一个命途多舛的不幸者的怜悯，在她身上并未燃烧起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炽烈的爱情之火。然而，这爱情的火焰照耀着她，使她不得不正视来自这个几乎疯狂了的军士心目中的爱情。她犹豫不决，在那个年轻的青年教师与这个热情如火的军士之间，她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才好。10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女房东》的时候，就写到了女主人公内心的裂变，女主人公在两个情敌之间举棋不定。如今，生活本身又向他展示出一个女子心扉中这种折磨人的选择。玛里亚忧心忡忡，辗转不安，她极力想从这种感情矛盾的可怕漩涡里挣脱出来。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提升为准尉军官，并被恢复了进行写作出版的权利。现在，他又是一个作家了，还是一个军官，在与那个年轻的教师进行的这场爱情争斗中，他的社会地位已经开始使他占有优势了。他开始对自己终将获得这场爱情争斗的胜利而充满自信，“她爱我——对于这一点我了解得很清楚。她很快就会对她的新恋人感到失望的。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于那个失败了的青年教师，他的内心充满了愧意，他很想酬谢对方作出的牺牲，于是他竟然“双膝跪地”恳求好友弗兰格尔为那个情场上不走运的情敌谋一个职位：“对于我来说，他现在比亲兄弟还亲。”亲如手足的情敌——这是未来的长篇小说《白痴》的重要主题之一。
1857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钟受的女人带到了库兹涅克教堂的圣坛前，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丈夫的幸福感。婚礼后几天，他们便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不幸的是，在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恼人的癫痫病突然发作，这给新婚的妻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充满惆怅与苦闷。无疑，这给他们未来不幸的家庭生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现在，服军役已经不再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创作的障碍，他一方面在一个排里当排长，同时也开始与《现代人》、《祖国纪事》、《俄国导报》、 《俄国言论》等杂志的编辑部进行通信联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这是这个长于悲剧的小说家试图进行喜剧创作的一次尝试。这是两篇“象鸽子一样温和，不带一点恶意的东西”。1857年8月份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 《小英雄》，这是成为苦役犯之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写作的乐趣重新占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他不大注意那些家庭生活中逐渐加剧着的伤心事。他在这次婚姻中并未得到他盼望已久的幸福。玛丽亚因为生病而显得脾气暴躁，后来完全破坏了家庭的和睦。两年前熊熊燃烧着的爱情之火，现在已经明显减退，几乎化为乌有了。“我的生活艰难而痛苦”。这是他对自己刚刚开始不久的家庭生活的评价，其中所蕴含的忧伤与烦恼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于是，写作成了他摆脱烦恼，寻求快乐的最好方式。
《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坛后使人震聋发聩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的问世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他不是鄂木斯克监狱的一个苦役犯时，这部作品便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监狱里的一位主治医生对于这个身遭不幸的年轻作家充满同情，他力图用自己的权力使这个戴着铁镣的作家摆脱沉重的苦役劳动，便常常延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院时间，甚至向他提供在监狱里被严格禁止的写作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医院里开始记他的狱中笔记的，起初他把一些个别的成语、词汇、谈话、狱中流传的歌曲和歌谣记在一张张纸片上，后来又记下各种各样的事件、情节、插曲或刑事犯的自白。这些笔记由医院的一位医师保存着，它们慢慢积累成册。在他结束苦役生活以后，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整理那些零散的笔记。于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广阔布局渐渐扩大，“严肃的和阴沉的、令人感动的和具有民间色彩的”成分交织在一起了。
最初，他曾设想，在这部书里把鄂木斯克监狱生活的素描与一个令人痛心疾首和惊心动魄的故事结合起来。这个故事将描述疯狂与嫉妒，导至一个被热恋的女子最终惨遭杀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恋爱情节，他知道，对于苦役生活本身的描述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力量，作家自己越是冷静，越是朴素，越是准确，整个现实的噩梦就将越是显著，越是具有冲击力，而掺杂进任何戏剧性的情节都必将破坏这种力量。
于是，这部在今天或许可以称之为长篇报告文学的《死屋手记》便成了对西伯利亚监狱生活的概括性描写，一组组人物素描与故事速写构成了一部监狱生活的编年史。
作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监狱生活进行描述的。
（一）、刑事犯和政治犯监狱中的日常生活与习俗，其中包括：衣着，饮食，剃光的光，脚上的铁镣，澡堂，医院，演戏，狂饮，赌博。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幅监狱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对生活在狭小监狱中的各种典型的社会人物所作的富于表现力的描写。在这种心理刻画和肖像描写中，作家写出了一些“深邃的、强有力的、美好的性格”，在这里，作家发现了人民身上所具有的伟大而神奇的力量。
（三）、穿插进来的苦役犯的身世。这是一些各具特色的犯罪故事以及在囚犯中间流传的关于下层人民在苦难的生活中所迸发出来的激情与复仇欲念的传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日常生活描写，人物肖像描写，以及囚犯的自白等手段构成了“一幅鲜明而完整的图画”，把他“在整个监狱以及在这几年中的切身感受”描绘了出来，把他作为艺术家的灵魂中一切最高贵、最富于人性的东西激动了起来。事实上，这幅鲜明而完整的图画正是一部人类命运的历史，它的严酷的真实性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历史深度。
“人们抛开生活去做苦役，因为生活比苦役更可怕。”这正是这部严酷的作品使人们很容易产生的严酷的结论。作家强调指出：“有不少人保卫妻女们、姊妹们的名誉不受荒淫暴君的玷厚”，以致犯了杀人罪；也有不少人 “被无数密探包围着，保卫着自己的自由、生命，常常饿得要死”，在流浪中杀了人；“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只求被抓去罚做苦役，好逃避服更重的苦役的自由生活。他先前过着最大极限的屈辱的生活，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从早到晚给老板做工；而在苦役中，工作比外边轻松些，面包尽你吃……”
苦役劳动比“自由”生活还要轻松些，作家在这里对现实黑暗社会的批判是极为深刻而有力的。作家感叹道：“很难想象能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什么地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囚犯的经历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时，进一步探究了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囚犯并非都是天生的“恶人”或“痞子”。“到处都有好人和坏人”，监狱里的囚犯“也许一点也不比那些还留在狱外的人更坏”，囚犯也是按照同样的生活规律生活着，他们同样具有人的感情，“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厌恶的外壳包裹着”。囚犯也是人，应该受到人的待遇。——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导思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正是集中体现在一些丧失了全部人性的怪物身上。加辛是他所描写的一个惨无人道的凶犯。“这个加辛是一个可怕的人。他给所有的人一种森严可怕的、折磨人的印象。我老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凶恶，更骇人听闻……我有时以为我看到了一只人那么高大的大蜘蛛”。人们说他“以前喜欢宰杀小孩，只是为了娱乐；把小孩引到便于下手的地方，起初吓他，折磨他、慢慢地、津律有味地宰杀他。”这简直是一个魔鬼。然而，加辛这样的魔鬼在苦役犯中毕竟是绝无仅有的，倒是那些像是患有虐待狂病的监狱军官们成了这黑暗社会的魔鬼形象的象征。作家写道，少校是一个可怕的人——“正因为这样的人是一个统治着200个人，有着几乎无限的权力的长官。就他本身来说，不过是一个放纵下流，心地险恶的人，再不是别的什么。他把囚犯们看成是天生的敌人。他甚至往往在夜晚，气焰万丈，凶狠狠地闯进监狱里来，如果看见犯人向左侧或者朝天仰卧的，第二天就要惩罚他：“向右边侧卧，像我吩咐的那样。”监狱里的人都憎恨他，像见了瘟疫似地怕他。”作家在这里描述了一种现象；当权力与人性的丑恶结合在一起时，这个人几乎便失去了人性，成为了魔鬼。这正是对现实社会的专制和腐败的深刻揭露。而作家对于那个执刑官舍列比雅特尼科夫中尉的描述更是令人发指：“当派他做执刑官的时候，他非常喜欢用棍子打人……在执行事务方面好像一个口味精练的美食家一样。他热爱执刑的艺术，单以艺术为目的而喜爱。他以此为乐，并且像罗马帝国时代厌倦于享乐的没落贵族一样，给自己发明出各种各样精明的口味，各种各样违反自然的口味，以便把自由被油腻蒙住了的灵魂搅动一下，痛痛快快地搔一下痒。”这个虐待狂已经把打人与吃饭等同起来，打人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需品，人性的扭曲在这里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专制、残暴，人性中这些最丑恶的东西使苦役犯加辛与狱监少校和中尉们共同归人了魔鬼的行列，作家通过这些丑恶人物的扭曲的人性的无情揭露，道出了黑暗社会的专制与残酷性，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残暴是一种习惯；它具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最后就会发展成为病态。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人，由于习惯，也能变得粗暴和呆钝到野兽的地步。血和权力使人陶醉，于是粗野和败德滋长起来；……暴君永远不再是人和公民，对于他说来，恢复人的尊严、悔悟、复活，几科是不可能的事。……社会对这种现象漠然处之，这就是说，在根基上就已经被它传染上了”。这里，作家自觉地将个体的刑讯者与刽子手和整个社会专制与残暴结合起来，其深刻性与尖锐性是不言自明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那些丑恶灵魂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以他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描绘了那些被奴役的广大人民的形象。这是《死屋手记》中最强大的艺术形象，它创造了整个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的、高贵的、真实的、清澄的气氛。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用很短的篇幅，淡淡几笔就把他们勾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彼得罗夫、巴克卢申、库利科夫都是一些具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他们渴望生活，向往自由，从不悲观彷徨。他们大都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受尽了斯压和凌辱。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们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们从未受过良心的谴责，也从未感到过懊悔，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充满坚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如果处在另外一种环境下，这些囚徒的天性和优良品质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发展，他们的真诚与善良必将使他们成为大写的人。面对沙饿政权的专制统治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地抗议道：“在这四垛墙里，白白地埋没了多少青春，徒然地断送了多少伟大的力量！我得把一切话都说出来：这些人是不平凡的人。也许是我们全体人民里面最有才能、最强大的人。可是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 究竟是谁之罪！”
在这部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着意刻画了几个理想化的人物，文静温顺的少年阿列伊、心地善良的寡妇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以及从斯塔洛杜布旧教徒村来的那个殉道者。天性的纯洁与高尚，对宗教的虔诚与笃信，以及最真诚的人类之爱构成了这些人物的主要特点，而这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道德型态。这个思想贯穿于他以后的创作中，并成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具有争议的最显著问题。
作为一个擅长苦难题材创作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里显示了自己惊人的才华。他那朴素、客观的笔调，简浩、准确的肖像素描以及鞭辟入里的议论令同代人大吃一惊。俄国作家赫尔岑以他那一向富于表现力的生花妙笔写道：“……这个时代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像但丁题写在地狱入口处的著中诗句一样惹人注目。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它是一部撼人肺腑的作品；大概就连作者本人也毫不怀疑，他用一只戴着手铐的手描绘出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绘制出一幅类似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壁画”。
重归彼得堡
根基主义
50年代末，随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驾崩，沙俄政府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政治惩罚结束了。 1859年3月，陀思妥耶夫基获准退职，7月他离开偏远小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年底迁居彼得堡。“在一个迷人的夜晚，深夜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乌拉尔山区的森林中转来转去，终于看到了欧亚边界……我们走出马车，我画十字为自己祝福，谢天谢地，我终于看到了这片乐上……”。整整十年的忧患生活在一瞬间抛在了后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由衷的快乐，他知道离开寒冷的西伯利亚犹如逃离开死神的追踪。尽管那一段地狱般的生活赋予了他无法计数的生活感受与无数个文学题材，但那毕竟是曾给他的精神与肉体带来过重创的地狱呀！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获得自由的时候，俄国社会也处在十分活跃的政治气氛下，整个欧洲不断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给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大地也吹进了新鲜的空气。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现出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倾向，试图迎合整个俄国社会的高涨情绪。一些新的杂志获准出版，书报检查制度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严苛。“社会舆论愈益展开了翅膀，充军分配、严刑拷打、愚味无知的营房正在倒蹋”。一位政论家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
沙皇专制下的农奴制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农民们在争取获得人身解放的进程中不断举行了各种规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已经站在了整个解放运动的最前列。186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由此带来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民主运动也更为活跃。
在这种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经过10年迫不得已的沉默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在彼得堡重新开始了文学活动。这是一个紧张而狂热的文学活动时期，他似乎想把在西伯利亚虚掷的时光全部补回来。这时，他没有颓唐消沉，也没有悲观失望，他那旺盛的生命力与充沛的精力，使人们大为惊讶。
1858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就利用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获准创办了一个文学和政治性周刊 《时报》，那时它的篇幅与发行量都非常有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归来使这个小型刊物获得了新生，发行量与篇幅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并逐渐固定成为一个大型月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编辑。
在服苦役期间便对自己的各种思想进行过一番清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更把他的思想成果以宣言的形式展现在他所占据的文学阵地上。1860年9月，他所写的一篇“根基主义”的宣言书在《时报》杂志上发表。所谓“根基主义”，基宗旨在于使文明社会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使俄国文明阶层同人民群众中的潜在力量结合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我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出于我们的根基，源出于人民精神和人民的基础。”根基主义是以对俄国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理解以及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农民温顺谦恭、逆来顺受的学说为依据的，它把当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视为管理国家的最进步的形式，认为这便是知识界同农民、沙皇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他承认俄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力量。俄国的未来将由人民决定。他认为俄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俄国有农民村社这样一个理想的经济组织，可以使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人民笃信宗教、忠于沙皇，因而在俄国不存在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不需要用暴力革命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只需要让那些有文化知识的上层人物返回到“根基”中，即返回到人民中间，向人民普及文化教育，促使人民在知识上、道德修养上完善起来，不同的阶层之间就有了共同的知识，共同的道德观念，于是理想社会就会出现。显然，他的“根基主义”的主张是反对用革命的方法对俄国进行改造的，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思想上的最重要分歧。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哲学与美学传统，坚持和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上他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求得社会的进步。他的“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使他成为一位论点独到的美学家。他是俄国19世纪50至60年代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长篇小说《怎么办？》。
当时的俄国文坛各种思潮风云聚会，各种刊物之间的相互攻讦，不同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论争几乎俯拾即是。但最为主要的是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文学的功利主义与以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论者之间的论争。前者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利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学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后者则主张文学自有自己的象牙之塔，只有艺术本身成为目的，不承担任何社会的责任，文学才会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两种古老的文学思潮在当代俄国社会的延续，只是在更为急迫的社会形势下，它们之间的争斗才会更为激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放在了第三者的地位，以显示其独立的无所不包的立场：他赞成自由的诗学，不受任何限制并具有各种各样意图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能够给人类带来最高的价值。他反对强行给艺术规定目的性和倾向性，这便是他一贯坚信的文学具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的信念。他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正是希望艺术永远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而不能有悖于人类的利益”；“艺术永远是为当代服务的和有实际功效的，从未有过别的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两种美学观点溶和为他自己的综合美学观点之中。诚然，人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对艺术目的的认识是一个亘古千年的大话题。几乎每一种学说中都有着它本质上的内在矛盾， （抑或这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矛盾），每一种学说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价值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能够结合它便是进步的，否则它便是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从当时俄国社会总的形势看，正处在社会矛盾极端激烈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温和的政治思想与调和的美学观念相结合，便较之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显示出其保守性。其实，这保守性正是真实地体现了他自身的性格逻辑与思维逻辑。他的教养与他在生活中的独特感受使他必然走到这一步。无认如何，进步性与保守性只体现在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上，而作家本人所呈现给后世的真实的人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编辑《时报》杂志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编辑的良好素质，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维托夫等几乎所有当代作家都成了他的作者，而他自己本人所创作的《死屋手记》与《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在杂志上连载，更使《时报》月刊名声大震。这是这个文学月刊对于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时报》杂志从1861年初开始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广泛的实验期，他试图通过对各种文学体裁的不断试验，找到一种自己所最为得心应手的体裁。现在，他在进行着一种被人们称为随笔式的长篇小说的试验。这种小说是专为大型日报或杂志而写的，它要在一年内连载完毕，每次只刊登一小段。这就需要对每一段作特殊的剪裁，使每段末尾能够引人们的兴趣并富于戏剧效果，故事情节发展到最高时要突然中断；此外还要有一些象征性和简化的类型人物，把他描绘得象招贴画一样鲜明。于是一部长篇小说被每天的报纸隔断得支离破碎，但因其更接近于极端的随笔，而且具有连续性，因而这类小说仍具有广泛的读者。
这部小说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编织离奇情节的特长。小说一开始就展示给读者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青年人发现，每天黄昏，都会看到一个如同行尸的老人，带着一条仿佛有80岁的老狗，雕塑般地坐在对面的糖果店里。一天，狗死在地板上，老人走出店外不远，也死了。这位老人是谁？为什么如此孤独地生活，又如此孤独地死去？小说布下了迷雾一般的悬念。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才逐渐明白了，这个孤苦令仃的老人叫做斯密司，他本有个漂亮的女儿，但是却被一个贵族华尔戈夫斯基拐骗了去。女儿很快怀了身孕，但她很快就被那个狠心的贵族遗弃了，最终她死在了潮湿的地下室。外孙女尼丽从此过着痛苦的非人生活。以华尔戈夫斯基为小说的结构核心，他也是伊赫曼耶夫一家的悲剧的制造者。华尔戈夫斯基的儿子与伊赫曼耶夫的女儿娜莎相爱了。这原本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家庭，伊赫曼耶夫就是被毁在华尔戈夫斯基手里，从此他过上了艰难的生活。然而，娜达莎不顾父母的反对，疯狂地爱着那个贵族少年，并为他离家出走。这给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的伊赫曼耶夫以沉重的一击。不过，轻浮空虚又有几分天真可爱的阿辽沙并役有真心喜欢娜达莎，他对自己的爱情感到困惑不解，同时，他也爱上了另一个女孩卡加，他在两个女性之间犹豫不定。那个华尔戈夫斯基干涉起儿子与其情人的恋爱，他逼迫着儿子与百万钱财结婚，从而摧毁了娜达莎最后一点希望。最终不幸的娜达莎只好重新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小说的结尾提出了一直悬而未决的一桩疑案：自小在贫苦的生活中长大的尼丽竟是那个阔绰的华尔戈夫斯基的亲生女儿。贫与富的悬殊和父与女的亲情构成了小说强烈的戏剧冲突，作品的文学力量在人性的碰撞中产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评价这部小说时，显得并不满意。他认为，他只是“描写了很多玩偶，而不是人”，“里面尽是一些老生常谈，而不是体现在艺术形式中的人物。”但他深信，作品中仍有一些诗意，至少有两三处是热枕和强有力的，其中有两个人物是真实可信并充满艺术趣味。“作品写得很粗糙”，但大约有50页是他引以自豪的。
作家所谓的两个真实可信并充满艺术趣味的人物形象指的是尼丽和华尔戈夫斯基。而这两个人恰恰是小说刻意所划分的两大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小说把主人公划分成心地光明的与精神堕落的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对两类人物的描写同步进行。在描写那位穷凶极恶的达官贵人的同时，又描写了被他所斯凌与侮辱的那些温顺驯服、行为高尚的牺牲品；在描写大城市中的蟊贼败类的同时，又描写了尼丽这样的一朵地窖里的鲜花。
小说的中心人物，华尔戈斯基是一个魔鬼般的主人公，他影响了这个充满了各种悲剧事件的大城市中所有无辜受难者的命运。他是丑恶灵魂的化身。
华尔戈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人，集中了野心家与无耻之徒的全部丑恶于一身。这种人已经丧失了任何一点良心和人格，他的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使他在这个社会中为所欲为 。在他看来， “一切，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创造的”，他“喜爱权势、官衔、漂亮的住宅，打牌押大的赌注”，他“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受过良心债务”。“只要对我有好处，我一切都同意……”。反映在这部小说的社会抗议，正是针对华尔戈夫斯基之流生活的统治者，针对他们所拥有的万能的权力，横暴的枷锁而发的。小说通过对这一丑恶灵魂的鞭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生产关系领域的统治地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金钱的势力和罪恶，是人民无穷无尽的苦难。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有着敏锐的感觉和深刻的观察，而且拒不接受资产阶级扩展到各个生活领域的原则与方式。这在这部小说中对华尔戈夫斯基的无情揭露与批判中已经显示了出来。
这部小说所刻划的另一类心地光明的人物是尼丽以及伊赫曼耶夫一家等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熟悉并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一些小人物，他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些善良纯洁而又倔强的小人物，在苦难深渊里受尽迫害和煎熬，不时发出惨痛的哀号和愤怒的声音，但这已是灵魂破碎的声音。他们不能积极反抗，只能以倔强的容忍、高傲的蔑视来对待侮辱与损害，以被损害者彼此之爱来溶解苦难。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未来作品所一再引申的主题，它是作者灵魂处的宗教观念的直接反映。
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这部小说所描述的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令他们脍炙人口。但是，批评界恰恰认为这个并不精彩的爱情故事大大消弱了作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度。特别是表现在作家对阿辽沙这个人物的描写上。在作者的笔下，阿辽沙同样是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的人物。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试图自由地表达独立的愿望，但他又苦于不能，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不知道他爱的是谁。他的真诚与天真更表明了他是一个因为内心分裂而痛苦的人。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将这个有着凶残贪婪的父亲的年轻人简单化，他以他所特有的心理分析的笔触描划了这个正在逐渐走向欺凌者行列的年轻人心灵上的堕落轨迹。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或许他不如华尔戈夫斯基来得强烈，却也不乏令人回味之处。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采用一种快速的讲故事式的手法写成的，因而在结构方面便显得不够完善。这是这部小说的先天不足。在当时的俄国文学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已被确立下来，创造了一些新型的中长篇小说，诸如《前夜》、《贵族之家》、《奥勃洛莫夫》和《外省散记》等，这种40年代流行的随笔式小说已是一种过时的陈旧形式了。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他的某些作品的局部结构中采取过这种形式。
《地下室手记》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无斯基在1864年创作完成的一篇中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作者将要创作的长篇巨著《罪与罚》的直接草图，其中的人物脉络及其结构方式在《罪与罚》中又有所深化。
谈到这篇作品，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186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强调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并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著名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是包含在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斗争中，这种斗争并不摒弃个性，不要求自我牺牲或禁欲主义。恰恰相反，它使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才智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发展和充实，使人类在精神上、道德上、人格上更完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中射向沙俄反动政权的一枚重磅炸弹，对于当时的许多革命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欺基已经几乎全部放弃了他曾经信仰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关于建立普遍幸福的允诺，只不过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虚伪谎言，是脱离当前现实生活的，更确切地说，是脱离街道潮湿阴暗，到处是积雪，充斥着放荡少女的彼得堡的现实的。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学说——群众斗争的原则，他是当然反对的。他认为革命与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都是对人的天性的破坏。因而他一再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不可能符合人类天性的一切需要，彼得堡的现实也是不会接受这个理论的。因而，他随后写成了这篇以揭露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者为中心内容的中篇小说。
小说共分两章，采用了主人公独白的叙述方式，其目的无疑是给小说带来一种深人内心、自省的总体感觉，同时，也给作者进行深刻的心理分析创造了便利条件。小说讲述了一个无名的主人公，他在妓院里与妓女丽莎邂逅了，丽莎爱上了他，但他通过各种方式从精神上折磨丽莎。他先是给丽莎描述了将要等待着她的各种悲惨命运.而当丽莎真的试图离开从前的生活，他又气急败坏地痛斥丽莎的善良愿望。丽莎最终愤然离去了，从而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尊严。这个思想家在一个妓女面前显露了卑鄙的灵魂。
作家笔下的这个无名主人公是一个离群索居者，他城府很深，而且尖酸刻薄。他憎恨一切有重大成就的进步人士，在他看来，那些进步人士之所以能显身扬名，似乎是依仗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科学原理，地下室的人认为那种原理纯属欺骗与谎言。同时，他也因为“周围人们的精神堕落、环境的恶劣，同生气勃勃事物的疏远以及地下室中的凶恶气氛而轻蔑人生”。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导致他多疑和心肠冷酷。“我什么也不会得到……我是不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的！”这是一个丧失了享受人间普遍权利的人，因此，他同任何人道主义、诚实正直、利他主义等人类之间的美好东西格格不入。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丽莎，因为她的妓女职业而使她“属于所有的人”，但她爱上了一个最不值得她爱的人。那个受到众人侮辱的“爱发怪论者”，把自己刚刚受到的满腹委屈都发泄在她身上，他给她描述清白无辜的生活与做母亲的幸福，目的在于从精神上去折磨她。他还极力地向她描绘了等待着她的悲惨命运——从一个妓院转到另一个更糟糕的妓院，甚至转到草市场上的地窖，在那里等待着她的是各种难以治愈的花柳病，鸨母的殴打和敲诈勒索，严重的肺结核，甚至还有死亡和水牢……。他的目的绝不是在于启发她的革命觉悟而全在于刺激她对未来的恐惧。而她被吓坏了，不禁痛哭起来。几天后，她满怀着对清白生活的向往告诉他，她想要离开那个淫窟，她没有料到她的善良愿望得到的竟是他气急败坏的痛斥。他还塞给她一张钞票，企图由此断送她试图走上清白的路，而她忿然离去了，那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了桌子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两个主人公的文学形象，探索着他试图揭示的人类道德罪恶的主题，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主人公没有理性意志，在黑暗力量的戏弄下他完全屈服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他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是颇有些得意的，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塑造了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俄国大多数人的人物形象，并首先揭露了他那畸型的、带有悲剧性的性格。这种悲剧性就在于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畸形丑陋……只有我一个人描写了地下室里的悲剧，这种悲剧就表现为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能够得到它，更主要是表现在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复调式小说的方式。两个章节，是两个主人公的主观叙述，两人都在叙说着同样的故事，但每个人都会从自身阐述出自己的心理感受，同时拟想着对方的心理感受，因而，两个章节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复调音乐式的效应。同一主题在男女主人公的两个“声部”中得到了阐释。它使小说的主题的阐释，故事的叙述，人物心理的分析都更趋复杂化了。无疑，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的进一步试验，也是他在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的长期创作中所形成的一种对人类思维本身的认识，换句话说，是他以艺术思维把握世界的新方式。
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地下室手记》是一篇思想过于主观，意念非常露骨的宣言式的小说，它把积淀在作家心中几十年的怀疑主义情绪与对人类前途的悲观无望尽诉其中，由于其中有着许多明显地针对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发的议论，它也被很多人定性为一篇极为反动的小说。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篇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复杂性。它采用了复凋式小说的结构方式，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无疑会给读者带来一个问题，即小说中的“我”与作者的“我”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无法把他们截然分开，也无法把他们完全等同。作品中的“我”是独立于作家之外的，他被作家在自己的小说构思中安排出一系列行为举止、性格特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同时，作家自身许多思想观点也无疑会渗进“我”的行为举止之中。因而我们可以说，对于作家而言，“我”既不是我，又天生地带有我的特征。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篇小说，便会更客观一些。如果把主人公的思想心理与作家本人的主观心理完全等同，把作家本人的部分创作意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争论等同于作品主题，那么，这篇作品无疑会在政治上归入反动阵营了。
家庭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回到彼得堡以后，两人的爱情生活发生了很大变故。作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玛丽亚对任何事情都过度敏感。她感觉陀氏一家人对她不够友好，就立即对他们采取了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并把自己的全都怒火与怨气发泄在他们身上，直到她去世之前；她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是一个隐秘的敌人。
婚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感到了这种家庭生活的痛苦。当他知道妻子仍对那个青年教师怀着深深的眷恋时，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隐痛。在一次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苏斯洛娃。刚刚读过《死屋手记》的这位女学生向他表示了钦佩与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欣然接受了她的炽热爱情。“在我感到疲惫和绝望的时候，你的爱情犹如上帝的恩赐，突然出乎意外地降临我身。你那紧贴着我的年轻生命使我有希望得到很多东西，而且已经给予了我很多很多，它使我重新充满信心，恢复了原来的朝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23岁的姑娘面前重新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从1862年起，他们不断通信，并一起出国旅行。然而，这个年轻人对于政治的狂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温和主义产生分歧，再加上苏斯洛娃坚持要求陀恩妥耶夫斯基与妻子离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执意不允，最终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了。但是，这次短暂的爱情还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很大刺激。苏斯洛娃极端的性格，傲世轻人、感情用事，有时心地高尚，有时盲目冲动，很多研究家都指出，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的《罪与罚》里杜妮娅，《白痴》里纳斯塔霞的原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的病情日益加重了。为了躲避彼得堡干燥的空气，他们几经周折来到莫斯科治病。玛丽亚经常产生可怕的幻觉，有时会小声叫起来：“有鬼，有鬼！”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痛苦的这次恋爱就要最终结束了。1864年4月15日，玛丽亚与世长辞。
对于这次婚姻，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评价：“她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她，但我与她从未有过幸福的生括……尽管我们俩在一起一点也不感到幸福 （这是她那热情洋溢，疑心重重且又耽于幻想的性格造成的），我们却不能不彼此相爱，愈是不幸，我们便愈加互相依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故去的妻子怀有深挚的爱，她的死使他经受了一场悲剧。
玛丽亚激励了她的丈夫在一年半以后写出了他的那部享誉世界的作品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妻子生活经历的细节都溶在了苦难而善良的马尔美拉多娃的生活际遇与个性中，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同酒鬼的结合，极度的贫困，可怕的肺结核，满腹的怨恨和滔滔不绝的忏悔的眼泪——马尔美拉多娃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根据自己妻子的个性加以描写的。甚至他还通过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了自己第一位妻子临终前的某些特点：“这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个儿挺高，身材苗条而匀称，还长着一头很漂亮的深褐色的头发，脸颊上真的泛出了潮红。她正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踱来踱去，两只手按在胸脯上。嘴唇焦干，呼吸很不均匀，若断若续。两眼像害热病似的闪着光，但目光是锐利而呆滞的。那一张痨病患者的神色不安的脸，在残烛摇曳不定的最后的光照下，给人一种病态的印象……。”这无疑是一位饱受生活熬煎的伟大受难者的面孔，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妻子的坟墓上装饰了这样一幅深褐色的小型肖像画。
祸不单行，妻子死去几个月以后，哥哥米哈伊尔又去世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属中，长兄是他最感亲近的一个。孩童时代，他们便对文学产生了共同的爱好，米哈伊尔曾幻想自己会成为一个诗人。父亲死后，米哈伊尔很快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卖文为生成了他养家糊口的生存手段。在与弟弟共同主办的《时报》与《时代》月刊杂志上，他负责着全部事务性工作。他性格沉稳，但工作勤奋，直到临终还在工作。
米哈伊尔的去世使全家人处于孤苦无靠，极端贫困的境地。为了摆脱物质上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发热病似地到处寻求奖金。在借据上签字成了他所例行的一件工作，还要用各种办法不让公证人提出提议，以免自己的财产遭到查抄。此时的他随时都感到有被关进债户监狱的危险。也有不少人趁火打劫，拿着不足为凭的借据索债。有一位作家，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现在，也来索取稿费了。杂志财务一直由哥哥经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明真相，只好借债支付。可是，七八年后，在哥哥的笔记本里，却发现了单据，原来，那笔稿酬早已经支付了！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无奈，他说：“我简直不能够想到他能欺骗我。一个人可以被贫困弄到什么地步呀！”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经常同彼得堡的一些高利贷者、区警察所所长，各种各样的代理人和生意人打交道。在他的债权人中有彼得堡的女商，诉讼代理人，退伍军人，甚至还有农民。这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悲观绝望的一年，是借款、付款、罚款的一年，在他的一生中还从未同高利贷商人和警察打过这么多交道。
为了挽救行将倒闭的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要为3家印刷所提供稿件，他毫不怜惜自己的身体，每天看校样，同作者和书报检查机关打交道，修改文章，每天只能睡上5个小时。尽管如此，仍未能使他摆脱经济的贫困，他的出版资金全部用完，《时报》、《时代》两个刊物先后被迫停刊，他的个人票据债务已达到1.5万卢布。无奈，他只好从执着于挽救刊物的狂热中摆脱出来，转而从事主要工作——文学创作。
的确，贫困使俄国失去了一位出版家，却也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从事他更应该从事的文学创作事业。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沉重的债务压迫着，但贫困使他愈亦勤奋，他的创作也开始进入高峰期了。
《罪与罚》
构思过程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著名的一部小说，几乎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才写出了这一令世人惊叹的杰作。
还是在他作为苦役犯的时候，在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中间，他对人的个性产生了新的理解。周围那些杀人犯完整的内心世界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使他深为吃惊。一个叫做奥尔洛夫的苦役犯，使他产生了这样的认识： “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藐视一切苦难和惩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到畏惧。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力量。”于是，在作家的心中产生了一个深刻的伦理问题：一个极端的现代个人主义者和否认道德规范的英雄人物，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干任何事情。这个问题促使他产生了朦胧的艺术构思。“当我躺在统铺上，愁肠百结，发生思想裂变的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它了……这部忏悔终将确立我的名声”。
普希金的著名诗作《茨冈》也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启示。在普希金这部酷爱自由的长诗中，特别有力地响彻着诗人对当时专制国家的奴役制度的抗议。他笔下的主人公阿乐哥被“沉闷城市中的奴役生活”憋闷得喘不过气来，遂逃离城市，加入了被当代文明社会所摒弃的茨冈人的行列。然而，阿乐哥由于极端自我崇拜，完全崇信自己的个人意志，认为自己有权对别人进行最高审判从而杀了无辜的人。无限度地追求自由解放，不可遏止的反抗意向，导致阿乐哥在残酷报复和行凶杀人之后精神彻底崩溃。原来，他比他所追求的自由与正义的最高理想低得无可比拟。“阿乐哥杀了人……他意识到他本人配不上他自己的最高理想，那种理想折磨着他的心。这就是罪与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就是犯罪与报应的悲剧实质。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阿乐哥的行凶杀人和被人抛弃，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行凶杀人和孤独生活有极深的渊源关系。
为进一步捕捉素材，充实艺术构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翻阅了大量的刑事案件的审判记录。其中法国的一桩拉赛内尔杀人案引起了他的关注。拉赛内尔是法国里昂市一个商贾的儿子，曾想埋头于研究法律。在一次决斗中，他因杀了人而入狱。被释放后，他先打算成为一个诗人，但文学活动不能使他满足，他又跟那些狱友来往，由于饥饿，由于对金钱和享乐怀有无法遏止的欲望，他开始参与他们的盗窃活动，随后他又准备干更大的犯罪勾当；行凶杀人，抢劫财物。因而再度入狱。在狱中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尽情地发挥他关于文学、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思想。他那精僻的见解、清晰的记忆力和广博的知识，使很多人惊诧不已。这类喜欢发表抽象议论的罪犯或满口空洞理论的杀人凶手，以其心理上的各种矛盾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大兴趣。他写道：“在这一诉讼案中，讲的是一个罕见的、神秘的、令人可怕却又饶有兴味的个性。卑劣的天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使他变成一个罪犯，而他本人也胆敢充当自己时代的牺牲品，这一切都是极度的虚荣心造成的……”于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脑海里早已形成的形象，又溶入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深重浪漫主义思想与行为的典型刑事犯的形象。
1864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经济上最为贫困的一年。借债、还债这些为谋生而进行的努力，使他在这一年中在创作上几乎一无所获。“整整一年中，我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作家感叹道。不过他却密切观察着和感受着他周围那个新环境，在那里，人们赤裸裸地、厚颜无耻地为金钱而斗争。在这一年中他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当权者和投机商很快就成了他笔下的各色人物。
酗酒问题一直是俄国社会的痼疾，世世代代，永无疗治。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小就深受父亲酗酒恶习的危害，故去的妻子的前夫也是个酒鬼，这一切都使他对这一问题深为忧心。他早就想写一部有关酗酒问题的小说，最终它成了 《罪与罚》中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生活写照。
为了集中精力从事创作，躲避各种烦琐事务以及债主们与警察局的纠缠，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到国外去旅行。一部伟大的小说，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旅途上开始动笔的。与此同时他也遇到了更为强烈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我已经3天没有吃午饭了，早上和晚上只能喝上几杯茶。说也奇怪，我一点也不想吃东西。可恶的是，老板总是对我施加压力，一连几个晚上拒绝供给蜡烛……”，然而，强烈的创作冲动逼迫他一定要写下去，顽强地写下去。
1865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俄国导报》杂志的负责人卡特科夫写信，希望能刊登他正在写作的这部小说，他将小说的情节与立意向卡特科夫作了详尽的阐释。一向老成持重的卡特科夫深为小说的内容所打动，立即预支了300卢布，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到11月份，他已经写了很大一部分，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小说中的人物牵动着他，使他对这部小说增加了更多新的认识。更新更大的写作计划很快取代了原有的构想，他把已写的手稿烧毁了，又开始重新写起。 1866年一月号的《俄国导报》上开始登出了他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他把这部小说定名为《罪与罚》。
人物形象
《罪与罚》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已经概括了全书的基本情节。它的核心是描写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犯罪前后的整个心理活动过程。所谓“罪”，是指主人公的犯罪背景与杀人动机，所谓“罚”，是指主人公在经历犯罪过程后所无法摆脱的肉体与心灵上的惩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开始就采用了戏剧艺术的手法，简明地介绍了时间、地点和人物。法学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去见女高利贷主，他给了她一只表作抵押品，但他更关注的是房间中的一切，他用耳朵分辩着老太太的钱放在哪一个抽屉里。随后，他在一个酒馆里遇到了酒鬼马尔美拉多夫，这个九等文官向大学生讲了一通有关他家庭的醉话，随后，拉斯柯尔尼柯夫将他送回家去。于是，一个苦难的家庭生活情景被自然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回到自己的住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现母亲写来了信，信中讲述了妹妹杜尼娅在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家受尽凌辱，为了哥哥与母亲她愿意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有钱人卢仁。小说的主要人物很快被作者展开了。从小说一开始，我们就被一种浓重的氛围笼罩着，拉斯柯尔尼科夫似乎正在酝酿着一件什么事情，而这封信更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似乎更坚定了做这件事的勇气。他要做什么？他痛苦地斗争着，极力想避开这件事，然而他最终无力逃脱，当他做了一场令他浑身战栗的恶梦之后，他恐怖地喊出了“天哪！……难道我真的会拿起斧头砍她的脑袋、打碎她的脑壳……撬开锁、偷窃。”这时，我们终于明白，他原本是要杀死那个放利贷的老太婆。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去杀人？
拉斯柯尔尼科夫原本是一个聪明、正直、善良而又学识渊博的青年，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同情别人的痛苦和不幸，对金钱和权势毫不重视，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靠个人的勤奋学习取得社会上的地位。但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又是一个孤僻骄傲、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人，在大学同学们中间“他高傲地把他们当作小孩儿，仿佛不论在发展前途上，在知识或者在信仰上，他都比他们强”。可是，现实生活却偏偏堵死了他的一切出路。穷困的生活使他不仅无法念完大学，就连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都不可能。由于孤独，由于饥饿和病痛的不断折磨，也由于人格受尽了凌辱.他内心充满了愤怒、憎恨、痛苦和绝望的 ‘清绪。他想要向社会进行抗议和报复。母亲的信，马尔美拉多夫悲惨的身世，都在他心里掀起了更加狂暴的复仇与反抗的浪潮，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妹妹和千百万无辜的穷人被某些势力，某些人毫无阻力地吃掉.不能接受妹妹为了他的前途而去嫁给那个恶棍、大骗子卢仁。“我不要您的牺牲，杜涅奇卡，我不要，妈妈！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许可那样做，不行.不行！我不答应！”然而·他马上又意识到，他根本无力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连他自己还得仰赖母亲与妹妹那一点点可怜的收人维持生话，又怎能帮助他们解脱命运的摆布呢？作者这样描写着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可是你能怎么办，让这件事不要发生？禁止吗？你又有什么权利呢？你在这方面能够允许她们一些什么，来取得这样的权利？等你读完大学，得到一个职位的时候，把你的整个命运，整个将来奉献给她们吗？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可是这是将来尚难逆料的事.现在可怎么办？现在一定得做点什么才行，你明白这一点吗？可是，你现在怎么办呢？你把她们抢光了呀……你用什么来保护她们未来的百万富翁，安排她们命运的万神之王宙斯？再等10年吗？再过10年，母亲将因为结围巾把眼睛弄瞎，也许哭瞎也说不定；一年到头吃不到荤腥，瘦得不像人样，还有妹妹呢？好好想一想，再过10年，或者就在这10年当中，妹妹会变成什么样子仆拉斯柯尔尼科夫极为苦恼，他心急如焚，快要发疯了。作者写道：“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旧的，由来已久的，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它们折磨他，撕袭他的心，已经有许多日子了。许久许久以前，在他身上就产生了现在这整个的苦恼，积聚起来，最近更是成熟起来，凝结起来，采取一种可怕的、奇异怪诞的问题的形式，烦扰他的心灵和理智，不可抗拒地要求着解决。现在母亲的来信突然像一个闷雷打在他头上。显然，现在必须不只是愁眉苦脸，光是议论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消极地遭受痛苦，却一定得做点什么，立刻就动手做，越快越好。”他要做的，就是去杀人。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来，让妹妹去跳火坑，嫁给卢仁，是自己道德上、良心上的犯罪，是一种对母亲、妹妹的慢性杀害，他自己就是一个罪犯，与其如此，还不如去杀死那个令人讨厌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个“可恶的、有害的虱子”，然后用她的钱去挽救亲人和其它濒临绝境的人们。他在杀了人以后对杜尼娅说：“我想为大众造福，然后做成千百件好事来弥补这样一桩傻事”。在他看来，既然那些统治者们 “杀人如麻，鲜血象像香槟酒一样流淌”，为什么他就不可以杀人呢？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个重要的杀人动机。然而，他的更重要的杀人动机出自于他的理念，在他杀人之后曾对索尼娅·马尔拉美拉多娃讲过：“如果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杀人……那我现在就幸福了”，“我杀人的时候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而是别的东西。”这所谓“别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过高等教育，读过大量书籍，而且特别喜欢思索，他不会仅仅因为物质的需求而去杀人。长期以来，在他研读法律的时候，在他 “分析一个罪犯的犯罪的全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是分为两部分的——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所谓平凡的人“是低级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不平凡的人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这种人为数不多，是未来的主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与血泊”。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获得个人的成功，他们可以冲破一切社会道德的束缚，去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即使是灭绝人性的屠杀、焚烧、抢掠，也在所不惜！正因为这些人敢于为所欲为，才使他们后来成为“人类的恩人”，就像历史上的拿破仑一样。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划归到这类不平凡的人里面。可是，冷酷的现实根本不强调他的重要性，并且还把他放到生活的最底层去受凌辱、嘲弄和折磨，使他的病态的狂妄自大的心理得不到施展和满足。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不是“虱子”，而是拿破仑式的伟人，他便通过变态的被扭曲了的心理所产生的形式——杀人，来把它发泄出来。
其实，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两个杀人动机相互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想靠无政府主主义的反抗去向那些吸人血的“毒蜘蛛”、向那些奴役人的统治者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又想成为拿破仑式的统治者去统治人类；一方面他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与千百万受压迫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想极力证明自已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是命定中的超人；一方面他切齿痛恨那些丧失人性的卢仁们，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走上了违背人性的杀人道路，成为本质上与他们相同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状况由其个人悲剧引申到更为深广的社会悲剧之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去杀人了。然而，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在他杀了那个老太婆之后，在老太婆家深受苦难的温柔的丽查维塔回来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拉斯柯尔尼科夫情急之中将丽查维塔也杀死了。这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被杀死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是社会的刽子手，而丽查维塔则是社会的牺牲品。这个情节的震撼力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死自己的敌人的同时，也杀死了他自己。此后他所受到的肉体与灵魂的惩罚便是必然的了。
杀了人以后，拉斯柯尔尼科夫面临着两种惩罚：一个是来自法律方面的，肉体上的惩罚；一个是来自他内心的，道德上的惩罚。来自法律上的惩罚，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来是可以逃脱掉的。在做案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且分裂派教徒米柯尔卡由于宗教原因而甘愿受难，承认是他杀死了老太婆。但是，拉斯柯尔尼柯夫在道德方面所受到的惩罚却不断地折磨着他，他忽然感到一种无边的孤独和空虚，感到有种无形的障碍把他和别人分割开，他再也不能问心无愧地，平等地与人相处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这种害怕与人类脱离关系的心情在他的心灵中是逐渐增长的。他贪婪地抓住任何一根希望的草梗，以便在犯罪之后可以活下去，可以像一个人一样地活下去。在马尔美拉多夫死后，他负责照料他的家庭、照料孩子们。这时，在他心里“充满着忽然涌上来的充沛强大的生命的新的广阔无边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和一个被判处死刑，忽然出乎意外地获得宽赦的人的感觉相似……”，“他像个抓住草梗的人似的，忽然觉得他可以活下去，面前还有生活，他的生命没有跟那个老太婆死掉”。然而，他的这个结论做得太快了，当他回到家里.从彼得堡来看望他的母亲和妹妹令他大吃一惊，以至他“一阵昏迷，瘫倒在地上”。母亲与妹妹对他的抚爱令他痛苦不堪，每一句话对于他都是打击、创伤与刺痛。她们越爱他，他的内心就越痛苦。在他看来，既然自己做出了仇视人类的行为，玷污了人性，就无权再去爱别人了，更无权去接受别人的爱。这是针对自己，针对自己良心的斗争，这正是对他的犯罪行为的惩罚。
这种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与他的“超人”思想是纠合在一起的。因而，他既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肯定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无休止的内心矛盾、冲突，使他的精神处于一种崩溃的、患热病的狂癫状态，他不断地在绝望中挣扎着。
在无休止的绝望与挣扎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被索尼娅·马尔美拉多娃的崇高形象征服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类受难者的形象，她使拉斯柯尔尼柯夫看到了人的尊严被践踏到极点却仍保持了自己心灵的高尚和纯洁、保持了对人类真挚的爱情的人类美德。于是他跪在她的脚下，吻她的脚，并且说：“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一切痛苦膜拜。”当索尼娅给他读《福音书》的时候，他第一次激动了，觉得上帝既然能使死者复活，或许也能给他那犯罪的灵魂指出一条出路，于是他听从了索尼娅的劝告，去自首和服苦役。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的皈依上帝，在他内心深处试图成为统治者的情绪依旧不断升腾、呼号，使他成为苦役犯中最阴郁、孤傲冷漠的人，为此苦役犯们甚至想打死他。精神上的痛苦和绝望使他终于病倒了，在高烧和昏迷中他反复地做着同一个恶梦，似乎是人类得了可怕的传染病，他们疯狂地互相杀戮、互相仇视，整个世界就要毁灭了，只有少数 “纯洁的特殊人物”可以幸免于难。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这个梦，看作是上帝的启示，他终于承认：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让他的主人公信仰了上帝，用受苦来赎灵魂上的罪恶，让他在“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选择中放弃了成为统治者的欲望，因为这与他所珍视的道德、人性的原则无法调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主人公的。他试图通过对这个人物从犯罪动机到犯罪过程直至遭到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惩罚的详细过程，找到促成其犯罪的社会根源，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对社会的批判性是巨大的。作者写道：“通过这一形象，小说中要表达一种无比高傲，狂妄自大和蔑视整个社会的思想……他想跃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地攫取权力，大发横财，行凶杀人的想法在他身上巳经成熟。”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性是通过对这个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来完成的，作者的笔犹如一把解剖刀随时随地剖析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状态，将他内心的痛苦与心灵的扭曲一丝不漏地昭然于世，从而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作品本身也深邃而耐人寻味。
小说中还有着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马尔美拉多夫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是小说中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家人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小说的悲剧色彩。索尼娅·马尔美拉多娃是作者所着力塑造的一个理想形象。她是一个妓女却有着天使般的灵魂，对人类无私的牺牲精神使她成为绝望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黑暗天地里的一线光明，出污泥而不染是她灵魂的品格，当她把真正的爱献给拉斯柯尔尼科夫并向他指出他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时，拉斯柯尔尼科夫那苦苦挣扎的心灵终于解脱了，他得救了，“爱，使他们复活了，一个人的心里装着滋润另一个心田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这个勇于自我牺牲的女子心灵中迸发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热情正是现实生活中的上帝的显现，她使在罪与罚的深渊里挣扎的主人公获得了新生。
社会批判
在《罪与罚》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黑暗肮脏的画面，整个社会的现实都弥漫着一种无路可走的氛围。在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落魄的九品文官马尔美拉多夫的醉话：“你明白不明白，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是怎么一种情况？……必须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呀……。”这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哀号与渴望，也是对这个社会的控诉。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对这个社会的残暴不仁更为痛恨，他仿佛看到正是这个黑暗的社会在向他提出抛弃人性的要求，在鼓舞他走向杀人的境地。
在小说中，有许多场景的描写达到了使人窒息的程度。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酒馆里与马尔美拉多夫相识一节，为全篇小说定下了一个悲愤凄婉的调子。作为一个父亲，向一个陌生人高谈阔论他的女儿为什么不得不沦为妓女，这是一桩怎样令人痛心的事呀！“要做到这一步，非有痛苦而且复仇的，力求彻底暴露无可奈何心情的，渗透对人的隐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才能不可”。批评家叶尔米洛夫写道：“世界文学中很少有人能对人生的哀痛、苦难、羞辱和悲惨作这样深刻的揭露。只有深深同情颠沛无靠的下层民众的哀痛的艺术家，才能够创造这样的形象和画面。”
这是一个人性受到践踏的社会。人的个性被贫困的生活扭曲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欧洲的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使人的个性冲破世纪的束缚，得到充分、自由、完美的发展。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都用自己的作品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能唤醒人的个性发展的要求，但并不能给予个性发展以充分的正确的发展天地，往往还是扼杀人类美好个性的根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继承了西欧与俄国文学的这一优秀传统，并给予了进一步的深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没有使人的个性更崇高，反而使人在互相倾轧中变得更精明，更虚伪，在本质上更凶残，更厚颜无耻。
在作者的笔下，外表文质彬彬，礼貌周全的卢仁就是一个心地肮脏的大骗子，他有着一套诡辩术的技巧，堂而皇之地批评着人类相爱的道德标准： “如果直到现在大家对我说 ‘去爱人吧’，而我爱上了，那么结果自己怎么样呢？……结果是我把一件长褂撕成两半，跟亲人分而穿之，于是我们俩都变得衣不蔽体……科学却告诉我们：首先只爱你自己，因为世上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根据的。只爱你自己一个，往往就万事顺当，你的长褂也保全了。经济方面的真理更补充说明，社会中越有更多的私人事务安排妥当，越有更多的所谓完整的长褂，社会的基础就越是巩固，其中的共同事业也就安排得越好。因此，当我专心致志地只顾到自己的时候，正是好象给大家都顾到了，结果是亲人得到了比一件扯破的长褂更多一些的东酉，并且这已经不是部分的，个别的慷慨之赐，而是一般繁荣的结果。”卢仁正是以这种诡辩术来掩盖其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作者对他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当他试图以最卑鄙的手段想置无辜的索尼娅于死地时，他的阴暗心地暴露无遗。卢仁的形象是作者所极力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利欲熏心，丧失了人类道德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在他身上凝结着令人类作呕的社会丑恶。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憎恨、谴责、诅咒了那个歪曲、扼杀个性的畸型社会和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从而捍卫了人的尊严与个性，客观上使人们从中得出必须根除这个破坏人类崇高个性的现实。小说对俄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是巨大的。
艺术特色
《罪与罚》牢固地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他的第一部以刑事案件为基础的哲理小说，同时又是一部典型的侧重心理描写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以描写变态心理为主的小说。
作者在选择叙述角度的问题上是颇具匠心的。如何找到一种既能把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包罗进去，又能便于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全方位的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颇费过一番心机。最终他选择了第三人称叙述，但注意力只集中于主要人物身上的叙述方式。这样，故事内容完全由作者来叙述，他似乎是一个不见其人却又无处不在的人物，他时刻都离不开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小说的故事情节因此显得既集中统一，又紧凑凝练，从而使这部小说在艺术结构方面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一部。
这部小说是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一组生动的人物群像，但作品的情节与主题又十分集中，一切都围绕着统一的主题而进行。我们在小说的前几段就已经知道将有一场杀人悲剧出现，随后便是主人公被强烈的杀人动机所支配，并做着物质上的准备。行凶杀人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立即陷入复杂而紧张的心理斗争之中，一方面他在同自己的灵魂作斗争，另一方面他在与侦破这个案件的侦探们做斗争。周围的人们，那一组生动的人物群像也—一卷入了这场杀人悲剧。他们对于他的最终皈依上帝起了重要作用。小说中有着一些附属于中心情节的副线，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遭遇，地主斯维里加洛夫的形象，这些次要情节都起着强化全篇小说悲剧色彩的作用，却不曾打断过中心情节的发展。
小说浓重的悲剧氛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艺术风格，在这部小说中犹其显著。马尔美拉多夫的葬后宴一节具有着强烈的悲剧震撼力，可谓小说悲剧氛围中的经典场面。
马尔美拉多夫的遗孀卡捷琳娜·伊札诺夫娜被一种“阵发性的高傲的虚荣心”所驱使，一心要办一次体面的酒宴，以便在那些有身份和可敬的人们面前显示一下自己也懂得礼数。然而，事不如愿，没有几个客人来，酒席气氛十分紧张。随后终于爆发了索尼娅与旁人的争吵，一阵阵嚎叫声，恫吓声和受惊的孩子们的啼哭声使酒席大乱。而后，场面安静了，卢仁指责索尼娅偷去了他100卢布的钞票。索尼娅痛苦到极点，不禁痛哭起来。在众人的喊叫声和呵斥声中，卡捷琳娜把索尼娅搂在怀里，她说着：“索尼娅，索尼娅，我不信！你瞧.我不信……。”一场闹剧马上被悲剧氛围所取代。作家在这时写道：“这个可怜的、害肺病的、孤苦伶仃的长捷琳娜的痛哭，似乎在大家身上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在这张由于痛苦而扭歪了的、枯瘦的、肺痨病患者的脸上，在那两片干枯的、带有血迹的嘴唇上，在这嘶哑的喊叫声中，在这种孩子啼哭般嚎啕恸哭中，在这一片轻信的、幼稚的、毫无希望的析求保护声中，充满了多少不幸，多少痛苦啊，这使得大家都可怜起这个不幸的女人来了。”随后是列别加尼科夫愤怒地拆穿了卢仁的骗局，拉斯柯尔尼科夫充满激情的辩护词使受诬陷的索尼娅获得了清白。悲剧气氛到这里形成一个高潮。当酒宴结束后，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跑到大街上，她盼望能找到最后的公理。这个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女人摔倒在马路上，大口大口地吐血。她虽然受尽了欺压与侮辱，却显得高大而庄严，因为她对这罪恶的世界充满了绝望与抗议，这是一个母亲的绝望，一个母亲的抗议。这是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呀。悲剧在这里强化到极点。
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通过内心独白、梦境等心理剖析手段对人物所做的深刻的心理分析。内心独白可以直接披露人物的所思所想，令读者对其心理活动一览无余。梦境则使人物的内心活动更趋复杂，感染力也更大。小说中在几个重要的地方都是通过梦境来展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活动的。当他准备杀人的时候，当他与自己的良心苦苦争斗的时候，当他在劳役场皈依上帝的时候，一个个梦境使他深陷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的痛苦或梦境中得到暂时解脱，或在梦境中陷入深渊，他在现实中挣扎着，也在梦境中挣扎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梦境展示人物心理的手法，在当时的作家中是一大特色。
《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步入了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
《赌徒》与赌徒
女速记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赌徒》并不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我们之所以将它提出来。是因为在这部作品背后隐藏着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1866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彼得堡。此前他一直在国外和莫斯科进行着 《罪与罚》的写作。此时他已开始了这部小说第四部的写作。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难题。为了解脱经济上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创作全集的版权廉价卖给了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而这个出版商竟趁人之危，附带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1月1日以前必须写出一部未在任何地方发表过的，篇幅不少于大开本10个印张的长篇小说，否则，斯捷洛夫斯基将有权得到一大笔违约金；而如果到12月1日仍交不出这部小说，斯捷洛夫斯基在今后9年中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随意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无需付给任何报酬。为解燃眉之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只好允诺了。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了《罪与罚》上，而斯捷洛夫斯基也确信他没有时间能够写出合同中要求的小说。在那个尖刻的出版商看来，一笔财富在几个月后就会流进他的手心里了，于是，他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延期或支付违约金的要求。这种形势已几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逼上了绝路。
几上朋友向他建议，4个人合写一部小说，各写一部分，最后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通稿。陀思妥耶夫斯基断然不肯接受，他说：“我是从来不在别人的作品上署名的。”朋友又向他建议，请个速写员帮助他写作，他同意了。几天以后，20岁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斯尼特金娜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一个月以后，中篇小说《赌徒》诞生了，一段让世人称羡的爱情故事也诞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年轻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第一个印象是极不愉快的。50年后，安娜写道：“那一天他显得无精打采，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孤独无援，脸上带着怒气，几乎象个病人。他似乎被某种倒霉事给彻底压垮了，连眼皮也懒得抬，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来。……”头几次口述，是在紧张和惴惴不安的心情下进行的，陀思妥耶夭斯基对于这种新的写作方式能否获得成功还表示怀疑，因而一切都显得不够得心应手。逐渐地，安娜细心而准确的记录，鼓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心，口授默写的质量明显提高了，创作速度也明显加快。作者已经不再关心如何记录了，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题材，不断地加深着艺术构思。
工作的顺利，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大为好转，他对女助手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了。他终于注意到，这个速写员不仅有着一手快捷漂亮的字迹，而且还有着一张姣好的面庞：一双大大的眼睛显得既聪明又炯炯有神，宽大的前额，刚毅的下额，充满了青春的魅力与风韵。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变了，他很乐意同这个可爱的姑娘畅谈自已的写作计划或回首往事，他对她日益殷勤与亲热。而她也对这个孤独的作家从心底漾起了一种怜意，很快便转为了爱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久后写道：“我觉察到我的女速记员真诚地爱着我，虽然她从未就此事向我吐露过一字，我却越发喜欢她了。打从长兄逝世后，我的日子过得十分寂寞与艰难，因而我请求她嫁给我。她同意了，于是我们结了婚。尽管年龄上的差别非常大 （一个20岁，一个44岁），但我越来越相信，她会得到幸福的。她心中充满着爱，而且善于爱。”
安娜·格里戈耶夫娜是一个讲究实际而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她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处于极端的经济窘迫之中，他需要养活一大家人口，而身上还背着数以万计的债务，但她并不计较这些。为了使心爱的人能够摆脱恶运，她准备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贡献出来。由于父亲早逝，安娜在尚未成年便独立生活了，这使她很早就对生活抱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她懂得金钱关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并善于灵活处理法律方面的复杂问题，她具有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也无法具备的干练、果断的办事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她能够在生活管理上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巨大的帮助。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十几年间，安娜凭着惊人的毅力筹划着家庭财务，最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前一年，还清了巨额的债务。假如没有与安娜的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真的要在讨债与还债的奔波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了。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人对他重新娶妻大多不赞成，而那些老债户们又不停地上门讨债，苦恼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于是他们决定出国旅行。安娜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典当出去权充旅费。他们原本打算只旅行到秋天，不想，此次出国，竟长达4年。
赌徒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版权将要被尖苛的出版商剥夺去时，他的反击武器是按合约写出那部小说。他知道，这是一次赌博，他知道自己又一次来到了人生的赌场，只是这一次他必须要赢，否则将永远陷在别人设置的陷井里。在安娜的帮助下，他以一本名以《赌徒》的小说取得了这场赌博的胜利。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就是一个赌徒。赌博是他无法节制的嗜好。
早在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对台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输过一大笔钱，还上过赌棍的当。从西伯利亚服完苦役之后，他对赌傅的嗜好更为强烈了。狂热的赌博犹如极其危险而又充满诱惑的鸦片，以不可抗拒之势迷住了他的心窍。这与他爱走极端的性格有着很大关系，他是这样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的：“最糟糕的是，我天性卑劣，而且过于热情奔放。我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总是爱走极端，我一生都爱一味冒进。”在谈到赌博这种行为时，他说：“最主要的是赌博本身。您知道吗？它是那么吸引人。不，我向您发誓，这不单单是由于贪财，虽然我比任何人都需要钱，为了钱而需要钱。”
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友苏斯洛娃去欧洲旅行。那次旅行使他饱尝了赌博的喜悦与悲伤。那次旅行经历，成了他的小说《赌徒》的生活素材。
在那次旅行中，他几乎是泡在赌场上了。他曾给长兄米哈伊尔写信道： “我在威斯巴登发明了一种赌博方法，我一采用这种方法，立刻就赢了1万法朗。第二天早上没有采取这种方法，有些急躁，马上又输掉了。到了晚上我又严格地按照这种方法去赌，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赢了3000法郎。你说说看，在这以后，怎能不迷上它呢？怎能不相信这一点：只要严格按照我的这种方法去赌，就一定会走运。”然而，他并不是总那么走运。在威斯巴登，他一次就赢了1万多法郎，本想第二天就离开赌场，但他没能坚持住，结果很快把钱输了半数以上。他把剩余的5000法郎寄回家里。可是没过几天，他又从威斯巴登给亲属们写信说，他“在轮盘赌场上输了个精光，一个子儿也没有剩下”，他请求亲属们把钱再给寄回去。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为什么会有着这样一种令人不齿的嗜好呢？在观念上，他并不认为赌博是一件可耻的事，特别是以艺术家而言。在他看来，艺术家要对生活做全面的了解，作家笔下的主人公的感情与感受都需作家本人切身的体验。在性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过激的性格似乎天生就是一个赌徒，虽然他以常人所不具备的坚强意志忍受过苦役生活的折磨，却无法抗拒拼争激烈的赌场对他的诱惑。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对于我们更趋复杂，但也更为真实。
在赌场上的生活经历的确为他的很有几分自传性的小说《赌徒》准备了充分的创作素材，以至他在26天内便以口授的方式完成了这篇小说。
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波林娜是一位将军前妻的女儿，母亲死后她留在继父家里充当两个异父同母的弟弟的外语教师。她与家庭教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相爱了，这是一个机智而富于才华的年轻人。不久，将军的事业遭到了失败，他不得不依赖一个年轻的法国高利贷商人在经济上的资助。这个法国人以其“漂亮英俊的外貌”迷住了波林娜，在阿列克谢外出期间，她成了这个法国人的未婚妻。然而，这个卑鄙悭吝的法国人原来只是想获得一大笔嫁妆，他的希望破灭之后便同波林娜断绝了关系。波林娜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为了拯救波林娜，阿列克谢不顾一切地在赌场上狂赌，他感到：“我的整个生命都成了赌注。”
这个无所畏惧的赌徒在赌场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赢了20万法郎，然而狂赌、赢钱、黄金这些念头逐渐淹没了他对波林娜的深情。“我发誓，我非常疼爱波林娜，可是说也奇怪，自从我昨天触摸到赌台并开始一包包地把钱划拉来的那一刻起，我的爱情就似乎退到第二位了……我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开始飘飘然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阿列克谢的心情的描写正是他与苏斯洛娃一起在欧洲旅行时自己内心的写照。苏斯洛娃是怀着惊惧的心情观察着这个伟大人物如何被狂热的赌博迷住了心窍，他犹如一个充满拼搏精神的斗士只顾在金钱的王国里奋力拼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不胜惊讶地察觉到，他对那个有魅力的女子的热情已经减退并化为乌有，轮盘赌以及它那有魔力的数字已经吞没了他的整个生命。这是一个爱情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个悲剧写进了他的小说。
波林娜拒绝了她所钟爱的阿列克谢为她赢来的20万法郎的资助，并把钱甩在他的脸上。他们最终分离了。随后，阿列克谢陷入了生活的泥潭之中，他当过仆人、听差，蹲过债户拘留所，他拼命地赌博，赢过钱。而后又全部输掉，但他仍抱着一线希望。小说对主人公的前途未作任何交待，但命中注定的是他终将遭到毁灭。而波林娜却在内心里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赌徒，直到她即将嫁给一个英国豪侠青年的时候，她的内心仍然属于那个才华卓著、心灵崇高但却注定穷苦的俄国青年。阿列克谢不啻是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征战于赌场的十分出色的自画像。
旅居欧洲
从1867年4月到1871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与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欧洲各地过着旅居生活。
在欧洲各地，他们参观博物馆、流览古代建筑遗迹，欧洲各大美术馆保存的许多著名画家的著名画作令他们流连忘返。这些艺术大师们的杰作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它们刺激了这位小说艺术大师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展开的艺术想象。提香的《纳税银》，使他看到了基督的显现；克洛德·洛兰的《阿喀斯和伽拉忒亚》使他重温了童年时就曾梦想过的“黄金时代”，而伦勃朗那些画作中在暗淡的阴影下所透露的明朗的色彩，使这位小说家深感与画家的精神趣向相一致。而汉斯·小贺尔拜因的《梅耶尔市长家的圣母》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出了他未来的小说《白痴》里的人物与句子。欧洲大地上丰富的艺术品收藏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既震惊又疾迷。
在德累斯顿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转赴巴登。这里是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也是当时的一座著名的赌城。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无可更改的赌博嗜好再一次占据了他的生活，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拨，妻子安娜深深地为他痛苦着。巴登几乎是陀氏夫妇在旅欧四年期间所遇到的最使他们伤心的城市，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旅游生活最终以一场悲剧收场，他们几乎是身无分文地离开这里的。
到达巴登不久，就发生了一桩令文坛注目的公案：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就俄国和欧洲问题发生了一次思想意识方面的争论，这次争论导致了两位著名作家关系的破裂。
屠格涅夫 （1818～1883）俄国著名作家。在大学时代就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结识别林斯基以后，创作转向现实主义。他反对农奴制，同情人民的苦难，但不赞成采取革命的方式，因而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产生了分歧。随后他移居西欧，结识了欧洲大批作家，对传播俄罗斯文学在西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小说以描写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为主，风格简朴，细腻而清新，富于抒情意味，对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长篇代表作有《猎人笔记》、《贵族之家》、《前夜》、 《父与子》、《罗亭》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曾是相当要好的朋友，在别林斯基小组时就已相识。屠格涅夫的小说《幽灵》便是在陀思妥耶夫斯主编的《时代》杂志上发表的。然而，屠格涅夫于1867年完稿的长篇小说《烟》，却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为不好的印象。在他看来，屠格涅夫是站在极端西欧主义的立场”来看斯拉夫派和根基主义的民族理想的，屠格涅夫是脱离开俄国的现实来评说俄国社会的。恰好，此时屠格涅夫也在巴登渡夏，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去登门拜访。话不投机，一番争执过后，两个便不欢而散了，甚至双方还做出了从此绝交的表示。这是俄国社会复杂的社会矛盾在两个著名作家身上的反映。经过多年的敌视，两人才终于在他们去世前不久，在1880年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的仪式上重修旧好了。于是俄国文坛上的这段公案又成了一段佳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陷进了狂赌之中。现在他几乎是在对他的《赌徒》中的主人公做着现实性的表演，只是他没有他的主人公那么幸运，他很少赢而总是输。亲身体验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拼命狂赌的可怕后果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后来对于他在这种难以抑制的狂热病发作期间的心理状态作过详细的描写：“……不到一个礼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把所有的现金输光了，我们开始为筹钱而发愁。只好把东西典当出去。然而，即使在典当东西的情况下，我丈夫仍不能约束自己，往往把典当东西得来的钱输得一干二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也有赢的时候，然而在他短暂的胜利之后，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失败。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写道：“……这些钱并没有在我们手里留存很久，费奥多尔·米哈伊维奇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赌博后的激动心情尚未平静下来，他就带着20块硬币走了，结果全部输掉，又回来取了20块，也输了。两小时之内，曾几次回家取钱，终于输了个精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一直怀着无法摆脱的侥幸心理，他在疯狂地冒险，孤注一掷，在赌博这个魔鬼面前束手无策。他无奈地说：“我只要一赢钱，就立即开始下大赌注；我控制不住自己……”面对着跟随他无怨无悔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充满了惭愧与悔恨，他想罢手却又欲罢不能，他试图想在赌场上挣回一笔财富以宽慰妻子快要破碎的心，然而他的愿望几乎总是失败。
陀思妥耶夫斯基疯狂般的嗜赌行为令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既伤心又无奈。当所有的金钱都输掉以后，为了迁就丈夫，她将自己的手饰也拿出来交给了丈夫。这些手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送给她的，她非常珍爱，现在，她请求丈夫只把它们典当一个月，然后再赎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疯狂地热吻过善良的妻子以后，又疯狂地走向了赌场。安娜独自痛哭起来，“天呐，我心里多么难过啊！我不知我一生中是否还会经常出现这种可怕的时刻。”几小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来了，所有的钱又一次输光了。善良的妻子赶快来安慰他，而他试着要妻子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但又说不下去，便放声痛哭起来。妻子跪在他面前安慰着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痛哭不止。安娜后来写道：“我真替他难过，这太可怕了，他是那么痛苦。”
幸好，安娜的亲属们经常他们寄些钱来，从而使他们得以离开这个令他们痛苦与无奈的城市。巴登这个美丽的城市，对于陀思妥耶夫基完全是一座地狱。
1867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来到了日内瓦。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见了许多著名政治家与艺术家，并出席了在这里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几个月以后，年近半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他第一次找到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感觉。然而这种做父亲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3个月后他们的女儿索厄娅就夭折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漫长而又屡遭不幸的一生中，这是一次最为强烈的打击，甚至超过了他以前所经历过的历次可怕考验。他悲痛欲绝，“站在心爱女儿已经冷却的尸体前，像女人一样痛哭不止，热烈地吻她那苍白的小脸和小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记叙他的小女儿的：“这个还不到3个月的小女孩，显得那么羽毛未丰，那么渺小，但对我来说，她已经是一个有性格的人了。她已开始认得我和喜欢我，我一走近她，她脸上便绽出微笑。我用滑稽的声音给她唱歌，她很喜欢听。我吻她时，她不哭，也不皱眉头。我一走近她，她的哭声就停止了。”
女儿的过早夭折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人生的悲凉与苦短，他以更为执着的热情投身于创作之中了。这时他的写作计划是完成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白痴》。
《白痴》
写作背景与故事倩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旅居欧洲期间开始拟订他的长篇小说《白痴》的写作计划的。他把这一题材比拟为一个古老的传说，而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就是传说中的基督，只不过这个古老传说的故事是在更为残酷的现实背景中展开的。
1868年初，他的构思已完全成熟。他把这个即将问世的新小说的主题思想概括为：描写极其美好的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古老的题材，也是一个艰难的题材。他把这部小说献给了他的外甥女，一位心地纯洁的小姑娘，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
事实上，这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他在服完苦役后，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所进行的那场惊人动魄的恋爱中所受到的精神刺激写出来的。在他看来，这次恋爱使他受到的精神刺激比死亡还要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玛丽亚的那场别扭的婚礼。在那场婚礼上，其中的一位证婚人便是他的情敌，那个年轻的中学教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结婚仪式增加了紧张气氛，也使这次婚礼充满着复杂的内心悲剧：角逐、嫉妒、敌意和强烈的欲念。这种内在的悲剧深深地印在了敏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意识中。他甚至神经质地想到，那个被他斗败了的中学教员会不会因嫉妒而将玛丽亚杀死。这场充满悲剧气氛的婚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头脑中不断地闪现着，最终它变成了《白痴》中梅什金公爵与纳斯塔霞的那段悲剧性的婚礼场面。
“这时她蓦地大叫一声，从台阶上跑下来，向人群猛冲过去。护送她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看热闹的人赶快给她让开路，在离台阶五六米远的地方，罗戈任突然出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人群中发现了他的目光。她发疯似地跑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
‘救救我吧！把我带走！到哪里都行，快！’
罗戈任几乎用胳膊把她抱了起来，一直抱到马车跟前。”
这场婚礼为小说的结尾作了强有力的铺垫。几个小时以后，罗戈任出于嫉妒将纳斯塔霞杀死了。梅什金公爵与他的情敌在他们共同的情人的尸体旁见了最后一面，相互间充满深厚的同情。接着两人消失在疯狂的黑夜中。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构思成熟的就是这个结尾，这是从他的那场刻骨铭心的婚礼场面衍化而来的。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为了这个结尾写出了《白痴》这部小说的。
此后十几年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这个结尾折磨着。全篇小说的构思过程显得缓慢而又痛苦，然而，在长期的构思中，小说的故事情节却愈加平稳、严整，既充满戏剧性又显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穷困潦倒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而且患有癫痫病。有个慈善家将他送到国外去就医。几年后，他如基督降临人世般地返回了彼得堡。
梅什金在显贵的近亲叶潘钦将军家里看到了美貌出众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一张照片，她是彼得堡有名的风流女子，有人正打算把她嫁给叶潘钦将军的秘书伊沃尔金。聪颖敏感的梅什金立即在这位不平凡女子的面庞上看出了一种内心痛苦的表情。
这个漂亮女人的人生际遇是十分悲惨的。她自幼父母双亡，沦为孤儿，富商托茨基将她抚养长大，并把她当成了消遣娱乐的工具。这个才智出众，意志坚强的姑娘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充满了义愤，她力图从虚假伪善、厚颜无耻的环境中挣脱出来，重新获取深厚的感情与精神上的幸福。在跟梅什金公爵邂逅之后，她发现了纯洁的梅什金迥异于彼得堡污秽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于是她爱上了他。
梅什金公爵认识纳斯塔霞之后，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是一种充满怜悯的爱意。为了把她从骄奢淫逸的彼得堡上流社会中解救出来，梅什金请求纳斯塔霞做她的妻子。但纳斯塔霞对他只报以一种钦慕之情。她自潮地说道：“托茨基的情妇是不会戕害一个孩子的。”她不愿意让一个纯洁如孩子一样的人因为自己而受到牵累。她把自己对梅什金的爱情沉浸在纵酒狂欢中了。
年轻而热情奔放的百万富翁罗戈任疯狂地爱上了纳斯塔霞。由于不敢奢望把自己曾蒙受过耻辱的命运同一个光明磊落，品德端正的人的生活命运结合在一起，纳斯塔霞放弃了梅什金，而接受了落拓不羁的罗戈任的祈求。然而，她又拭图能够使梅什金公爵得到幸福，于是她设法促成梅什金与叶潘钦将军的女儿阿格拉娅的婚事。然而，她未能成功。梅什金对纳斯塔霞与阿格拉娅都充满了友好的感情，但梅什金最终站在了蒙受着侮辱与痛苦的纳斯塔霞一边，他们站在了幸福的大门口，梅什金带着她去举行婚礼。
然而，纳斯塔霞还在为自己蒙受过的耻辱惴惴不安，她在寻觅着摆脱精神困境的出路。因此，当罗戈任出现时她束手无策。然而她内心是真正爱着梅什金的，当她坐上马车与罗戈任一同离去时，她向梅什金吐露了心声；“再见吧，公爵，你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好人！”罗戈金在绝望和嫉妒心的发作下杀死了纳斯塔霞。一个美的形象被这个丑恶的世界毁灭了。
人物形象
小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是作者精心描绘的一个理想人物，他谦虚、诚实、敏感，同情一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幸福与和睦，他是儿童的朋友，病人和“堕落者”的保护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社会上所有那些过着荣华富贵生活的人视为“傻瓜”、“白痴”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在小说中，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是以一个“可怜的骑士”的面貌出现的，在他身上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他的纯洁善良与解救不幸的人们走出苦难的美好愿望；其二是他病弱的身躯所象征的对丑恶现实的无能为力。在他身上显现的这种欲望与力量无法统一的矛盾，注定他必将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注定了在这个拜金主义的世界上，他不得不听命于苦难、绝望和毁灭的普遍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一艺术形象，表达了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在那个追逐暴利、淫佚放荡和充满罪恶的王国里，心灵美好的人往往都命途多舛，屡遭不幸。
梅什金在精神生活方面达到了崇高的境界。梅什金出现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宛如一位君子出现在作孽多端的罪人当中，他被众人视为“白痴”，然而正如阿格拉娅所说，“在气度豁达、心地忠厚和诚实可信方面”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色地表现了这位傻瓜的可亲可爱的性格和令人倾倒的魅力，他仿佛凌驾于人类情欲的搏斗之上，他身上充满了热情，内心充满了智慧。
在这个小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的影子。众所周知，堂吉诃德是一个没落的小贵族，读骑士小说入了迷.把自己想象为游侠骑士，认为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世界上一切受压迫受苦难的人们从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救出来。他维护正义，渴望普天下人都得到幸福，同时他对美貌的杜尔西内娅也充满了纯洁的骑士风度的爱。人们往往把堂吉诃德理解为一个喜剧人物，然而从其对最高理想的向往与他所不具备的能力看，他诚然是一个悲剧人物。作有雨果认为，塞万提斯在内心深处是深深同情堂吉诃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艺术形象的。他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这是人类天才所创造的一部最伟大最令人感到悲伤的作品。”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主人公身上贯注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对最高理想充满了执着的力量，其越执着，悲剧性就越强烈。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所进行比照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形象，是基督的形象。在关于这部小说的笔记里明确地写着；梅什金公爵是基督。作者是把自己在几十年的宗教思索中形成的基督观念加在了他的主人公身上。梅什金从国外治病归来，无异于基督降临在沸腾着邪恶情欲的、乌烟瘴气的生活里。于是梅什金便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好人，因为他是以神的形象显现于人间的，作者将他写成了人类美好道德的一个范本。作者对此曾经写道：“小说的主要意图在于描写一个真正美好的人。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特别是现在。一切作家，不仅我国的，而且包括一切欧洲的在内，一描写到真正美好的人，就总要躲开，因为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美好的人得有范本，可是，不管我们的或是文明欧洲的范本，都远没有产生呢。”现在，在作者的笔下产生了这样的范本，而且是以基督的形象为楷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念得到了完全的阐释。
为了使自己的主人公更为形象生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本人的许多特点都加在了梅什金公爵的身上。梅什金的疾病，外貌特征以及道德哲学观点都无一不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外在特征。梅什金的族谱几乎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编年史。
可以这样说，梅什金这个形象是堂吉诃德、基督与作者本人的三位一体。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的直接写照。
纳斯塔霞在这部小说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她的命运构成了小说全部情节的核心，一切情节线索都围绕着她而展开，她又是一切行为和事件的推动因素。
这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女人。我们最初是在给了梅什金以难忘印象的那张照片上认识她的。“照片上是一个真正非常美丽的女人。她穿着一身淡雅宜人的黑绸衫，被照了下来；看来象是深亚麻色的头发梳成简单的家常式样；黑而深凹的眼睛，沉思的额；脸部表情是热情的，仿佛是高傲的。她的脸有点消瘦，或许还苍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进行的肖像描写，无疑带有极大的心理分析成分，“沉思的额”，“脸部表情是热情的，仿佛是高傲的”，这些描写都为这个“美丽如皇后”般的女人在美的外表上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无怪乎梅什金会惊叫道：“一张不可思议的脸！”当他见到纳斯塔霞本人时，更加注意到她的美貌上所笼罩的另外一层东西。“这张脸仿佛含蓄着无边无际的骄傲和轻蔑，几乎是憎恨，同时又有一种信赖的东西，非常纯朴的东西；当你看到这张脸时，这两方面的对照甚至好像引你发生一种怜悯。这种眩目的美甚至是不可忍受的，这苍白的脸，几乎是凹陷的脸颊和燃烧的眼睛的美；奇怪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展示纳斯塔霞“眩目的”外在美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入了她的内心。我们在她的脸上读出了她内心里 “憎恨”与“善良”之间的强烈冲突。
纳斯塔霞是美的象征，然而这美却被无情的置之于丑恶黑暗的环境中。当她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孤零零留在世上的孤儿时，就被灵魂丑恶的富商托茨基所觊觎，一俟长大，便成了他消遣娱乐的玩物。她所置身的彼得堡上层社会充满了太多的卑郧与龌龊，那些富商或是将军无不觊觎着她的美色。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出污泥而染的形象，而尤其因为其身处于丑恶环境却仍能保持自己品性的纯真而更显其心灵的美好。她有着纯洁的理想，有着对美好生活热切的向往。她也喜欢读书，具有着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这一切决定了她心地善良的品性。对于丑恶的外在环境，她表现了深深的憎恶与顽强的反抗。结识梅什金，使她发现了她所遇到的第一个内心世界极为高尚的人，她蕴积已久的对美好纯洁的生活的向往使她很快就爱上了这个纯洁如孩子一样的人，也使她对簇拥在她周围的托茨基、叶潘钦和伊沃尔金们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反抗。“这样的美是一种力量……用这样的美可以把世界翻个个儿。”纳斯塔霞心乎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然而，黑暗社会的势力毕竟太强大了，纳斯塔霞根本无法逃脱注定被毁灭的悲剧。
一场对纳斯塔霞的婚姻进行买卖的活动正在公然进行。金钱的贪欲沉迷了所有的人。这个社会被金钱的权力控制着，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买卖，包括荣誉，也包括婚烟。纳斯塔霞孤零零站在向她露出牙齿，想收买她，出卖她，靠她的美赚钱，吞吃她的美的狼群之中，她在反抗，在争斗。小说中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将纳斯塔霞的反抗精神强化到极点：她将罗戈任的10万卢布的一包钞票扔进了火里。纳斯塔霞宛如一个奋起抗暴的英雄，将金钱对人的魔鬼般的支配权投入了烈焰，面对着那些被金钱所奴役的上流社会的人们，这个病弱的女子显示出她的烈女本色。
然而，善良的纳斯塔霞不愿意纯洁的梅什金公爵被自己“托茨基的情妇”的坏名声所玷污，她内心里爱着梅什金，却无法真正投入他的怀抱。纳斯塔霞的悲剧在于：天生丽质却身处淤泥之中，有所爱恋却不敢大胆追索。这是美被毁灭被摧残的悲剧，是美无力挣脱被扼杀的命运的悲剧。当罗戈任怀着嫉妒的心情杀害了纳斯塔霞以后，这个悲剧达到项峰。
罗戈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一个十分复杂的形象。他带有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熟悉的苦役犯的特征。这个形象体现着一种容易冲动的，不可遏止的强烈情欲，这种情欲在抗争激烈的时候往往转化为毁灭性的自发的嫉妒。他身上有一股“会给别人造成灾难的热情”，有一种纵欲无度的本能。
这个人物会使我们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奥塞罗。他的外貌特征似乎也是奥塞罗的变种：头发卷曲，乌黑发亮，鼻子扁平，颧骨隆起，面孔下半部流露出粗野的表情，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作者不止一次地称他为“黑色的摩尔人”，“性格阴郁的人”。他天性粗野，热情洋溢，热衷于追求强烈的刺激。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善于抑制自己内心的感情。他像一阵轻风似地在生活的旷野里自由自在地飘荡。
这是一个充满感情而又极易将感情转化为仇恨的人。他是以一种买卖的手段得到纳斯塔霞的，他被她的美貌所陶醉所震撼，他对纳斯塔霞的爱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明白纳斯塔霞一直对梅什金怀有深情厚爱以后，他决定要杀死她，他的疯狂的爱瞬间便变成疯狂的嫉妒。然而，梅什金的高尚行为感化了他，他内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准备放弃杀人的计划。为此他还与梅什金结拜为兄弟，并让年迈的母亲为梅什金祝福。罗戈任的心中渐渐产生了自我牺牲的崇高感情。然而，这种自我牺牲却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他，他无力摆脱这种折磨。他在与自己内心的邪恶进行着搏斗，然而，他最终无力战胜那邪恶。当他把纳斯塔霞从梅什金的婚礼仪式上带走以后，他的嫉妒心终于在死一般寂静的白夜里以不可阻挡之势迸发出来，他使纳斯塔霞那颗纯洁而又犹豫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等待他的是漫漫无期的苦役生涯。
小说的结局是悲惨的，梅什金公爵真的变成了白痴，纳斯塔霞永远闭上了眼睛，罗戈任走向了苦役场，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有人性的东西都被无情地毁灭了。这种悲剧的根源来自于社会，也来自于悲剧主人公的内心。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他们共同地表现了个人面对自身的无能为力感。梅什金公爵有着基督的灵魂却没有拯救世界的力量，甚而没有表达真正爱情的力量，他对纳斯塔霞所具有的，更多的是怜悯，他仅想把她拯救出苦难，对她的爱情也成了一种无私的代价。纳斯塔霞面对自己的内心更显出缺乏果断的力量，她有着美好的追求却一直陷在犹豫不决之中，在代表着纯洁的梅什金与代表着欲望的罗戈任之间她无力选择出自己所必须要走的道路。罗戈任更是一个无能为力对自己进行自我控制的人。他内心始终在进行着是自我牺牲还是彻底占有的激烈争斗，最终，他的邪恶战胜了善良，导致了最终的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三个中心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一场社会悲剧，也展示了一场心理悲剧。最终，这场悲剧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思想：要对受苦受难者怀有崇高的、奋不顾身的爱。“恻隐之心是整个人类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生活法则。”
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