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利润最大化呢？如果我们单凭直观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利润越多越好，这样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原因很简单，企业的利润来自于自身的生产或者销售，在市场里，一个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利润也在随之改变。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企业得判断出自己的经营在何种状态时能够取得利润的最大值。这就意味着，在恒量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实际上，经济学家们早已经给出了这一标准，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是每多卖出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入，边际成本是每生产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工人工资、原材料和燃料等变动成本。需要指出的是，边际成本往往随着企业的生产发生变化。厂商在生产过程中会时刻监督自己的经营状况，如果从某一刻起，再增加一单位产量时，该单位产量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说明增加产量可以增加总利润，于是厂商会继续增加产量；反之，如果增加的这一单位产量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就说明增加产量将发生亏损，这时会减少产量。这样，只有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厂商的总利润才能达到极大值。在经济学里，通常用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对此加以分析。边际收益用MR表示，边际成本用MC表示，所以，当你看到“MR=MC”这一条件成立时，便说明企业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即利润最大化。我们举例加以说明。
假设有一家皮鞋厂，在一个销售期结束后进行盘点。它的总收益便是卖出皮鞋后的全部收入，它的平均收益便是每卖出一双皮鞋所增加的收入，规范地说，就是“出卖每单位产品所得到的收入”。大家不难看出，平均收益其实就是每双皮鞋的价格。假设该鞋厂生产一单位产品，也就是生产一双皮鞋增加的收益为20元（边际收益），而每多生产一双皮鞋的边际成本为l5元，那么，企业一定要增加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把能赚的钱尽量都赚到。但是，如果一双皮鞋的边际收益为20元，而边际成本却变为25元时，鞋厂每生产一单位产品就会赔5元，那么，企业就一定要减少生产，因为它正在“贴钱卖货”。只有当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都为20元）时，企业既不会增加产量，也不会减少产量，这时就说明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在这个例子中，设定皮鞋的价格不变，因此其边际收益也不改变，但是生产皮鞋的边际成本却在发生变化。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这里，还需要对边际成本的变化加以说明。
以汽车客运为例。它的边际收益是指增加一名乘客所增加的收入，即乘客买票所支付的费用。如果乘客买票需要10元钱，那么汽车的边际收益就是10元。由日常经验我们知道，增加一名乘客，汽车的磨损、油费、司机和售票员的工资等基本可以看做无须增加，也就是说，为这名乘客支付的边际成本可以认为没有变化，多拉一个少拉一个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乘客越多越好。
但是，现实生活中，边际成本往往是在变化当中的，比如铁路货运。
铁路货运的计算单位是吨·公里。假设某一铁路区段在运输饱和时，每吨·公里的成本是5分钱，在此可以暂将其边际成本视为0.05元／吨·公里。如果在这一饱和的基础上，再增加运量，其收益自然会增加，但是其利润却会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铁路来说，这往往意味着重大的技术改造，如更换大马力的机车、铺设铁轨辅线等，而这些技术措施都需要巨额投资，都要计入成本。也就是说，在运输饱和的情况下，如果要增加运量，那其边际成本就不会是0.05元／吨·公里，相反将会迅速增加。如果运输定价维持不变，铁路货运的利润将会迅速降低。这种情况对于生产型的企业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当产量很低时，再多生产一件产品的成本（如机器损耗、电力等）会呈下降趋势；但是当超过生产规模时，边际成本便会急剧上升（导致其上升的因素包括机器的超负荷运转，工人的加班费等）。本文提到的鞋厂生产，也符合这一规律。
在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在现实当中，许多企业家并不清楚什么“MR”和“MC”，并没有刻意追求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相等，也照样赚了不少利润。在市场之中，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确实如此。但是，规律就是规律，它的特点就是不管人们是否清楚，它总是在起着作用。那些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必然都遵循了这一规律。反过来，如果企业在生产中能够主动、自觉地按“利润最大化”规律办事，分析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就可以有效避免盲目、弯路所造成的浪费。在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感叹“钱不是好赚的”，现在看来，这里边不仅包含着对工作辛苦的感慨，还应该有利润最大化规律不易掌握的意味吧。
看上去挺美，却马上就要破碎—一市场泡沫
凡是吹过肥皂泡泡的人都会被它的七彩绚烂吸引，而孩子们更是乐此不疲。不过，我们也都明白，泡泡越大越圆越光鲜，离它的破灭往往就越接近，而且，这种破灭是瞬时完成的。在经济学里，也有一种现象和肥皂泡泡非常相似，那就是“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经济过热所造成的不正常膨胀，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和股票方面。两者价格往往先是反常地急剧上涨，到了最后，当其价格已经严重背离其实际价值时，必然导致价格突然暴跌，资产猛然收缩，从而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
说起来，泡沫经济倒还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早在400年前，西欧就第一次出现了“泡沫经济”，不过它的主体有些特殊，不是现在常见的房地产和股票，而是美丽的郁金香。
当时郁金香从土耳其传入了西欧，善于开发的荷兰人很快就栽培出了更具观赏性的变种郁金香。物以稀为贵，这些郁金香球茎的价格也随之迅速上涨。在利益的驱动下，鲜艳的花朵成了投机的对象，以至于后来许多与培植郁金香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人也参与进来，并且许多人还真的一夜暴富。长此以往，渐渐地现货交易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于是期货交易又开始产生。投资者们不分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满怀期待，希望借助郁金香的华丽让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为此，不知有多少人高息贷款，放手一搏。
然而，此时泡沫经济突然显现了它的可怕。1637年2月4日，价格已经严重脱离其实际价值的郁金香一夜之间变得像魔鬼一样恐怖。这一天，希望郁金香出手而获得暴利的人们震惊地发现，郁金香的价格急剧下跌，市场几乎在转眼之间就迅速崩溃。那些欠着高额债务进行买卖的人，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名，许多人自杀，社会动荡不安。事态的混乱使得荷兰整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郁金香上演了一次著名的“泡沫事件”。
“郁金香事件”之后，人类经济史上的泡沫事件便频频发生。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肥皂泡沫发生在日本，而这要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说起了。
在当时，日本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曾红极一时。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市道是多么景气。在东京街头，动辄就有人甩出大把钞票，要打的到300公里外的名古屋，面东京的出租车司机一年收入可以达到1000万日元。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学生就业，当时流行一种“割青麦”的做法，即公司在学生临近毕业时就与之签约，但是还不会让这个学生来公司参加实习，而是将他送到风光旖旎的夏威夷去度假——当然，是以“进修”的名义。公司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怕人才被其他企业抢走。
但是在这种繁华的背景下面，却隐藏着巨大的经济泡沫。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现代泡沫经济的主角基本上是房地产和股票，日本也概莫能外。全球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东京银座，在1989年泡沫经济的最高峰时，其地价曾达到每坪（合3.3平方米）1.2亿日元，而一个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土地价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投资者将资金砸向房地产行业，从而使得曰本地价疯狂飙升。自1985年起，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上升，东京在1990年最高峰期的地价竟然是1983年的2.5倍之多。“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这样的言论让大部分日本人引以为傲。在那个年代，一向务实，对投机、股票没有好感的曰本人，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国民购买了股票。谁不买股票，谁就是笨蛋，因为一年的投资就会有100%的回报。
在这样的形势下，银行拿出大把金钱来劝人买地，利息几近于零，地价却在不断上涨。如果贷款购买土地，肯定会因土地升值而大赚一笔。除了房地产，老百姓还纷纷把银行存款拿到股市。日本股市的市盈率曾高达80倍（当时美国、英国、香港的市盈率仅为25—30倍）。在“地市不倒”和“股市不倒”的神话里，日本举国欢腾。
然而，泡沫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它必然会突然破灭。日本房产和股票的价格早已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人们的买卖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投机和炒作。从1990年市场交易的第一天起，日经股价便迅猛地跌入了地狱，其跌势之快令人瞠目结舌，随后，日本股票市场陷入了10多年的熊市。同年9月，日本NHK电视台连续播出有关土地问题的特别节目，指出地价可以下跌，主张进行土地税制改革，限制房地产恶性炒作。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地价自二战结束后开始了第一次急速跌落。在泡沫经济之前，花5亿目元购买的一套房子到了1990年中期一下子降到了l亿日元，贬值80%。尽管这样，大批的土地和房屋还是根本卖不出去，竣工的住宅空空知也，没有住户。1990年当年日本的各大城市的房价平均下降15%-20%。而到了2005年，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已经连续14年呈下跌趋势。
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股价、地价大幅下跌，不动产业萧条，股市长期低迷，欠息欠账等不良债务大幅增加，企业对风险产业的投资热情下降。而股价下落直接损害了一般的中小企业以及广大的家庭。当这个人类经济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破裂后，整整15年，日本都在为之还债：经济萧条、政局动荡、犯罪率上升。以东京地铁的JR中央线为例，在泡沫破裂后，一度成为破产者自杀的热门地点，为此，东京的地铁不得不都安装了屏蔽门加以防范。直到现在，日本经济还处在恢复期里。
除此之外，泡沫经济的案例还有很多。由于泡沫经济的影响面广，危害性大，世界上各个国家，包括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都在研究泡沫经济，探究它的深层机制，并采取了种种措施，以便预防或者降低它造成的不利影响。
仍然以房地产为例。近几年来，包括我国在内，全球的房价几乎都在迅速上涨。如何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楼市泡沫，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一大问题。特别是在各国楼市中的一些新情况，更是敲响了警钟。比如，2007年8月份的一份数据统计‘表明，俄罗斯房价上涨，而其居民的住房购买力持续下降；英国、印度的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扬，尤其是在印度，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资金加入到印度的“炒房”中来。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各国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防止房产泡沫。以韩国为例，针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出现明显泡沫迹象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房地产加大税收力度，政府对居民拥有的第二套以上的住宅征收重税，将转让第二套以上住宅的交易税从9%-36%提高到50%，此举有效抑制了住宅投机；韩国政府还将对非土地所有者自住的土地交易征收交易税，税额达到60%，此举有效抑制了土地倒卖的情况；同时，韩国财政经济部、建设交通部等部门还频频对房价虚高的泡沫现象发出警告，并计划自2008年起，在5年的时间内于房价涨幅最大的首尔江南区建造10万套住宅，并计划提高银行贷款利率。这些举措对房产泡沫产生了有力遏制，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人人都想好，为何结果都不好——囚徒困境
这既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又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悖论。
警察抓获了两个重要的嫌疑犯，却只掌握了很少的证据，如果就此量刑，嫌疑犯将只受到很轻的惩罚。所以，警察就动用了这样一个办法，将两人隔离，然后分别对每个人说：
1．如果你认罪，而你的同伙沉默，那么他将被判10年监禁，而你将马上获得自由；
2．反过来，如果你的同伙认罪，而你保持沉默，那你将被判1O年，他将自由；
3．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认罪，每人都将被判5年监禁；
4．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沉默，你们每个人只会坐1年牢（因为警察证据不足）。
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每个嫌疑犯可能面临的监禁分别是10年、5年、1年和0年。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避开10年的漫漫铁窗生涯，从而马上自由。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每个人最终的刑期并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两个人一起作出选择后的结果，即需要两人共同来达成。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设身处地，将自己置于嫌疑犯的角度去考虑，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奥妙，甚至还能体会到有关人性的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其中蕴藏的“博弈论”原理。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过，做生意的人都不是傻子，你希望利益最大化，我也肯定如此。假设我是其中的A嫌疑犯，当然希望自己“坦白从宽”，而B“抗拒从严”，可是多年的“社会经验”告诉我，B肯定也会这么想。退而求其次，只坐1年监禁也不错，前提是两个人都得沉默，但是那样做我将冒极大的风险（因为B可能会招供）。思来想去，决定自己还是招供，这样避开了10年牢狱，最多也就是坐5年，而对双方都有利的1年刑期就不作指望了。
“两人共坐五年牢”的结果，在博弈论中被称为“纳什均衡”。它的定义如下：
假设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这样所有人的策略就构成一个策略组合。纳什均衡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组成，并且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的理由来打破这种均衡。在“囚徒困境”中，两名嫌疑犯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且都知道对方将要采取的策略（其他人策略已经给定），结果产生了一种“纳什均衡”，而任何一名嫌疑犯都无力将其打破。需要指出的是，将“囚徒困境”作为重要课题之一的博弈论几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市场和竞争的看法。在这里要提一下纳什，作为一个天才的数学家，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提出的“纳什均衡”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到了今天，博弈论研究都以这一概念为基础。而作出划时代贡献的纳什，其克服精神分裂症，坚持研究的经历更是跌宕起伏，令人敬佩。
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囚徒困境”显然不是一个最佳的结果。然而，它竟然是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被誉为经济学圣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句名言：”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常常会比他实际上想做的那样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将达到利他的效果。通俗点说，就是“人人都为自己好，社会就会变更好”。但是上面的“囚徒困境”却对斯密提出了有力挑战：对两个嫌疑犯来说，在斯密精神的指导下完全为了自己好，结果却是大家都不好。最有利的1年监禁没有出现，两个囚徒损人而不利己，一个悖论就此出现——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悖论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我们已经知道，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两个嫌疑犯相互串供（经济学上要文雅一些，称之为“合作”），就能达成最好的结果；或者换个角度，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也能共同获得最短时间的监禁。这时，问题就变得深刻了：每个人的利己行为，导致的最终结局却是对所有人都不利，只有合作，才能使得大家获得最多的利益，形成所谓的“双赢局面”——话说回来，这个结论又何尝不直指人性的本质呢？
如果将“囚徒困境”和“纳什均衡”运用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我们会看到在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司空见惯的博弈现象。
在我国，老百姓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冰箱、空调……无一不疯狂降价，以期占据市场。消费者当然是受益者，但是，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却往往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前面提到了，它就像“囚徒困境”的结果，损人而不利己，最终是谁都没有钱赚，甚至还濒临破产。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无疑意味着自杀。因此，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厂商采取合作的态度，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避免这种没有意义的价格战。
“囚徒困境”还适用于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说，有些企业很清楚环境污染的危害，也不愿意这么做，但在很多情况下却被迫放弃污染治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作个假设，即政府没有严格的管制，那么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果其中一个企业家良心发现，自愿投资治理污染，那么他的生产成本必然增加，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最后，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导致破产。由此，所有的企业最终都会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乡镇企业因为盲目发展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就属于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从长远看，这种“纳什均衡”是极为有害的，它必将导致个人、企业，乃至整个国家成为“陷入困境的囚徒”。而在政府加强了污染管制后，企业都投入了成本以有效降低污染，即在“治污”上采取了合作的姿态，结果是获得了与高污染时期同样的利润，但是环境却得以大大改善。
经济学的理想实验——完全竞争市场
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牛顿第一定律：
“一切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
如果还有些印象，也许能想起这样一个实验：让一个小球从一个斜面上由静止状态滚动下来，并爬上另一个斜面，假设没有摩擦力，它就会上升到原来的高度。如果逐渐减小第二个斜面的倾角，并使它最终成为水平面，小球就会沿着这个平面以均匀的速度一直运动下去。而且在最后，物理老师还会来一笔“画龙点睛”：这是伽利略的“理想实验”，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彻底消除摩擦力，所以是无法做到的，但是这种“理想实验”的方法却非常重要，因为它忽略了次要，抓住了关键。
在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物理的“理想实验”。在这里，我们就要提到“完全竞争市场”。严格地说，这种市场是一种“理想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完全竞争市场，又称纯粹竞争市场，是指一种购买者和销售者的买卖行为对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的市场结构。它的特点主要有四个：
一、市场上有无数的买者和卖者；
二、同一种产品都是同质的，没有差别；
三、市场资源是完全自由流通的；
四、所有人都掌握着关于市场的全部信息。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对这四个特征作一些补充说明。既然市场上有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那么其中任何一个人买与不买，或卖与不卖，都不会对整个商品市场的价格产生影响；既然产品都是一样的，那么对消费者来说，购买任何一家厂商的商品都是一样的；既然信息是非常充分的，那么也就排除了由于信息不畅可能产生的市场同时存在几种价格的情况，价格只能是一种，否则顾客当然会去挑最便宜的商品。
在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里，商品的价格将彻底地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并且，每一种商品都会在最后形成一种均衡价格，也就是当市场供需相等时的价格。
伽利略的理想实验固然无法完全付诸实施，但还是可以利用小球和木板进行相对的模仿。完全竞争市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和其相似的市场来。比如鸡蛋市场，我们用完全竞争市场的四个特征来进行分析。
如果多逛逛农贸市场，你很快就会发现，作为生活必备食品，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提个袋子或篮子去买鸡蛋，而且，卖鸡蛋的摊位也实在是很多。如果我们“理想”一下，就可以认为鸡蛋市场上有无数的买者和卖者。每个摊点的鸡蛋都大同小异，只要不是碎的、坏的，一般没有人会去较真，硬要比较不同摊位的鸡蛋有什么区别，否则，那就真成了“鸡蛋里挑骨头”了。所以，可以看做所有的鸡蛋完全同质。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其他两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买方和卖方都能自由选择进入还是退出（也就是鸡蛋买卖完全自由），至于鸡蛋市场的信息，并没有多少值得掌握，所以也可以看做人们全部了解相关信息。在这个鸡蛋市场里，各个摊位的价格都一样，而且是由供需决定的均衡价格。通过鸡蛋市场，我们可以更形象地理解完全竞争市场——实际上，大多数农产品市场基本上都和完全竞争市场近似。
那么，这里还有问题，在完全竞争市场或者近似的市场里，因为同质同价，卖方究竟怎样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呢？难道只能靠运气的青睐吗？的确，在这样的市场里，卖方完全受到市场支配，竞争激烈，在产品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卖方就不得不在降低成本上大做文章（比如降低运费、减少商业开支等）。除此，卖主还要进行价格外的营销竞争，比如要热情周到地服务，把鸡蛋装进盒子便于顾客提携，给鸡蛋贴上商标等，都可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我们已经知道，现实中并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但是就像伽利略的理想实验一样，现实中能否实现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这种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并对之进行分析，我们就有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就可以很好地加深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解。
几个企业说了算的市场——寡头市场
看看这几个词，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朕”，“寡人”，“孤家”。
它们立刻让人想到古代的皇帝。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是“朕”、“寡人”的人物，基本上都是说了算的角色。可以说，这几个词意味着强大权力。现在没有皇帝，也没有人以“寡人”自居了，但是在市场领域，却还存在着“寡头”一说。虽然它指的不是皇帝，却与之有着相似的地方，即有着强大的“说了算”的力量——经济力量。这就是将要提到的寡头市场。
寡头市场，也称寡头垄断，是指某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由少数几家大企业所控制的市场，其特点是在该行业中厂商数量少并且相互影响，而商品的价格比较稳定，厂商们进出这个行业都不容易——在这里补充一句，实际上，像这样的大企业几乎就相当于该市场中的皇帝，起码，也是诸侯。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寡头市场——民用飞机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有两个寡头：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在全世界的天空里纵横穿越的客机基本上都是产自这两家公司，中国概莫能外，民机市场亦被“波音”、“空客”两个寡头共同垄断。到现在，民机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一市场，特别是干线飞机领域，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已经完全瓜分完了世界市场。飞机价格极其高昂而又不可或缺，可以想象，在这一领域，占据垄断地位的波音和空客会获得多么丰厚的利益。
读者也许会问，其他的飞机公司为何不能进入这一市场呢？难道波音和空客真的就像皇帝一样专制，不许别人进来分一杯羹吗？两者当然没有权力禁止其他公司（包括本国或者外国）进入客机市场，但是，他们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在这一市场上打压其他公司，从而确保自己的霸主地位，成为实际上“说了算”的“飞机皇帝”。而这，又要从寡头市场的行业特点说起。
在现实当中，寡头垄断常见于重工业部门，比如汽车、钢铁、造船、石化，以及我们正在谈论的飞机制造等部门。这些行业的突出特点就是“两大一高”——大规模投入、大规模生产、高科技支撑。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得一般的厂商根本难以进入，再有钱的老板在这些行业门口一站，马上就会发现自己做的只不过是“小本生意”。而且，那些已经历长期发展（动辄几十、上百年）、具备垄断地位的“巨无霸”企业，为了保持对技术的垄断和丰厚的利益，也势必要采取种种高压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绝不允许任何后来者与自己分享这一市场。这是现实，也是一种市场竞争的必然。
在民用飞机市场里，一直以来，波音、空客把精力投注在干线飞机市场，而不太关注支线飞机市场。加拿大庞巴迪宇航公司则活跃在支线领域，并占据了20-92座支线飞机市场的41%的份额。随着羽翼渐丰，庞巴迪有意寻觅更广阔的天空。由于不甘心干线市场被“双寡头”垄断，庞巴迪决定研发110座和130座的C系列民用飞机，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使用了大量类似于波音和空客的干线飞机技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一贯是竞争对手的波音和空客马上联合起来予以强烈反击，依仗富可敌国的财力，对相关企业抛出种种合作策略（实际上就是“恩威并施”），以至于在两大“寡头”的影响下，出于对利益的考虑，全球没有一家发动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敢于拿出实质行动支持庞巴迪的研发计划，既没人向其出售发动机，也没有人敢向其订购大飞机。到了最后，庞巴迪公司不得不放弃了已成“空中楼阁”的宏伟计划。实际上，日本、荷兰、俄罗斯、印尼甚至还有中国的民机制造业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波音和空客的压制。两大寡头可以允许外来者进入狭小的支线飞机市场，但在大飞机市场里，是绝不容许外来者进入的。不过，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企业盯着这一市场，并为进入该领域进行着不懈的工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寡头市场有着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优势，也有着明显的劣势。总的来说，就经济效率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寡头市场的市场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企业利润有着稳定、可靠的保障，加之缺乏竞争者的加入，因此寡头企业在生产经营上要缺乏积极性，这会导致其效率降低。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寡头企业规模较大，往往便于大量使用先进技术，所以又有效率较高的一面。有鉴于此，许多国家都在试图“扬长避短”，在发挥其高效率一面的同时，制定相应政策法规抑制其低效的一面（比如保护与寡头企业密切关联的其他中小企业的权利，打击垄断等），从而促进寡头市场的竞争。大鱼吃小鱼兼并企业兼并在当今已经屡见不鲜。“合而为一”，当优势企业兼并了劣势企业，后者的资源便可以向前者集中，这样一来就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显著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企业兼并有利于其调整产业结构，在宏观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兼并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的重点课题。不过，在此需要指出，人们提起兼并的时候，往往会把这样几个词混淆：“兼并”、“合并”与“收购”。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这三种行为都是企业产权的有偿转让，即都是企业的买卖，都是企业为了谋求发展而采取的外部扩张措施。但具体来说，合并是指两家以上的公司归并为一个公司。兼并是指把其他企业并入本企业里，被兼并的企业将失去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收购在操作程序上与合并相比要相对简单，只要收购到目标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组就可以达到目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可以这样认为：收购是兼并中的一种形式，即控股式兼并，而兼并又包含在广义的合并概念中，它是合并中的一种形式，即吸收合并。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多次企业兼并的浪潮。以美国为例，在历史上就曾发生过5次大规模企业兼并。其中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兼并浪潮便充分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在微观上和宏观上“双管齐下”的巨大威力，不仅使得企业走上了腾飞之路，更是基本塑造了美国现代工业的结构雏形。
当今世界航空制造业排行第一的美国波音公司有过多次兼并其他企业的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兼并美国麦道公司。在1996年，“麦道”在航空制造业排行世界第三，仅次于“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该年“波音”以130亿美元的巨资兼并“麦道”，使得世界航空制造业由原来“波音”、“麦道”和“空中客车”三家共同垄断的局面，变为“波音”和“空中客车”两家之间的超级竞争。新的波音公司在资源、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实力急剧膨胀，其资产总额达500多亿美元，员工总数达20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企业。这对于“空中客车”来说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以至于两家公司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经过艰苦的协商、谈判后，波音公司最终被迫放弃了已经和美国几十家航空公司签订的垄断性供货合同，以换取欧洲人对这一超级兼并的认可。但是不管怎样，前无古人的空中“巨无霸”由此诞生，并对世界航空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兼并涉及两家以上企业的合组，其操作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成功的企业兼并要符合这样几个基本原则：“合法”、“合理”、“可操作性强”、“产业导向正确”以及“产品具有竞争能力”。同时，企业兼并还要处理好“沟通”环节，包括企业之间技术的沟通，以及人与人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兼并发挥它的优势，否则将会适得其反，在未能达到兼并目的的同时反受其害。有统计表明，全球一半以上的企业兼并行为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从表面上看，企业规模是增加了，但却没有创造出经济效益，更有甚者，因为兼并使得企业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以互联网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网民的计算机上同时使用着两种浏览器：一种是微软的Explore，另一种则是美国网景公司的Netscape。微软凭借强有力的竞争措施逐渐在浏览器市场上占据了优势地位，网景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
1998年，美国在线(AOL)以4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Netscape。当时，Netscape,在微软所提供的免费浏览器面前已经显得非常渺小，但美国在线却对其前景颇为看好。在他们看来，依靠美国在线的雄厚财力和技术优势，可以使得Netscape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与微软竞争的对手。然而，无情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失败的兼并。首先，该次合并在一开始就受到很多人的质疑，认为两个公司在程序设计上，技术差异太大，难以兼容；其次，美国在线急于求成，于2000年直接跳过Netscape*5，推出基于一项新技术-Mozilla*0.6原始码的Netscape*6。但是，由于Mozilla*0.6一时并不稳定，结果Netscape*6进一步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用户。这两大失误使得美国在线不得不于2008年3月1日起，停止开发网景浏览器，作为一款曾经改变互联网、有着辉煌历史的浏览器，Netscape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为什么东西越贵越有人买——吉芬商品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讲究“货比三家”。以张女士为例，她在购买时，总是会将好几家超市、商场的价格进行查询、对比。有一回，张女士的儿子要在一超市购买某种品牌的T恤衫，一看标价100元，张女士赶紧阻止，因为她刚刚查到离家三站地远的另一超市，同一款衣服正在打折促销，仅需80元。不仅如此，张女士还总结了好些省钱妙招，还常常对别人介绍经验：“买就要买个价廉物美，这才是过日子。”
张女士的做法想必大家早已司空见惯，这也是大多数百姓的购物哲学。但是，事情总有其特殊的一面。有时候，某种商品的价格如果上涨了，消费者对它的需求量却不降反升。听起来这似乎和商品需求规律是相悖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我们将这样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
“吉芬商品”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吉芬的名字命名的。原来早在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一次大饥荒，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上涨。令人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土豆、肉和奶酪的价格都已经很高，按常理讲，它们的消费量都应该降低，实际上肉和奶酪的情况确实如此，唯独土豆的销量却一反常态，大大增加。吉芬仔细研究了这种现象，他发现，由于土豆在当时爱尔兰人的生活支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在大饥荒里生活大大恶化，人们为了生存，被迫大大减少了对肉和奶酪的消费，而把节约下来的钱花在相对而言还算便宜的土豆上。自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价格上涨反而使得销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可以想象，如果开头提到的张女士身处这种特殊的情况时，面对土豆这样的吉芬商品，恐怕也顾不得什么“价廉物美”了。
其实，生活中的吉芬现象并不少见。最突出的就是这几年来的房市。房价涨得越来越快，而买房子的人却越来越多，许多没钱的人也在想方设法购买，借钱、按揭、攒钱……无不希望自己“有房一族”的美梦早日成真。在股市上也经常看到吉芬现象。当某一种股票持续上涨的时候，经常看到的局面便是人们争相抢购这种股票，以便能够赶上“牛市”多赚一笔。相反地，当一种股票的价格持续下跌的时候，购买它的人反而会明显很少，而拥有它的人也都希望尽快抛出，以便避开“熊市”。另外，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所谓的“雨伞现象”。刚下车的乘客突然遇到大雨，早有准备的小贩趁机推销自己的雨伞，而且价格明显超出平时。结果是价格虽然上涨了，雨伞却卖得很不错。
那么，归根结底，“吉芬商品”是不是违反一般的商品需求定律呢？需求定律的定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需求价格与需求量呈反向变动关系”。这里需要指出它的前提，即“其他条件不变”。这个不变其实涵盖了关于需求的许多概念，如“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以上述“雨伞的需求量上升”为例‘，雨伞销量的上升，关键原因不是价格上涨，而是由于天空突降大雨，即“需求定律”的“其他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这时“需求弹性”急剧降低，对价格已经不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价格还不是高得离谱，人们就会购买。试想如果雨并不是很大，人们可以赶到商店再去购买的话，小贩们的高价雨伞自然就无人问津了。这一道理对于爱尔兰的饥民同样适用。土豆价格上涨而需求量反而上升，是因为人们收入所限只能去选择土豆。同时，在饥荒的压迫下，他们预期价格还会再涨，于是就去抢购。从这一点上说，“吉芬现象”并不等于推翻了需求定律。
信息不对称的产物——逆向选择
有这样一则趣闻：
一位大龄男青年多次在婚姻介绍所征婚都没有结果，不是这里不满意，就是那里不中意。时间长了，渐渐也就对征婚失去了信心。不料，婚姻介绍所又一次给他精心推荐了一位女士，称对方长得温柔贤惠、楚楚动人，但是男青年根本不信。婚介所就给他一段关于此女士的个人光盘以证明所言非虚，再加上婚介的一番夸赞，男青年动了心思，向婚介所付了费用。然而在经过一段时回的相处后，男青年发现自己再次上当，因为对方有着女性里比较罕见的口吃病。愤怒之下，男青年去婚介所索要费用，但是对方却明确拒绝，理由很简单：我们最初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她确实长得不错——我们并没有说谎。
我们可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下，男青年吃亏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在市场上（比如本例中提到的婚介），任何一方都应尽可能多地掌握信息，另外，如何传递信息也很重要。婚介提供女士的信息时，肯定了解该“商品”（女士）的详细信息，但是却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使男士处于不利地位，他并不了解她的某些不利的特性（严重的口吃）。结果，在付费之后才惊觉上当。由此可见，买卖双方对商品的了解如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时，信息较充分的一方将更加有利；反之，信息不充分的一方就被动了。
在生活中，有些人常常会因虚假广告而上当受骗，蒙受损失，这便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最常见的就是那些“神奇的”医药广告，厂家（卖方）的宣传多是包治疾病，甚至还制造出一些“医学权威”做幌子。每个患者都希望自己早日康复，但是他们却往往缺乏对相关的医药知识和医疗动态的了解，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容易轻信那些虚假广告。
“一个人掌握的信息达到何种程度，就会采取相应的选择。”这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总体而言，谁处于信息劣势，就会处于博弈劣势。因为虚假广告上当，从表面看是因为受害者目光不够准确，一时冲动花钱当了冤大头，但是以信息经济学的眼光看，则是由于受害者掌握的信息不够充分，只能根据手头仅有的信息作出选择。消费者总是希望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但是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买回的东西用了不久才发现质量糟糕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他当初购买该商品时掌握的信息处于劣势，不能发现真相。
以上所列举的是个体在接受外界信息时的情况。反过来，我们也会向外界传递自身的信息，求职就是其中一例。这时情况就反过来了，招聘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公司不可能在短期内对应聘者（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能力、经验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在这时，用人单位在进行“信息选择”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提供的文凭。一般情况下，文凭信息是不容易造假的。尽管也会出现“高文凭低能力”的情况，但总体而言，企业对应聘者的信息掌握不完全时，借助文凭信息还是简单实用的。
信息不对称对于市场而言是不利的，因为它会限制市场的能力。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二手汽车市场。假设有一辆旧车，其实保养得相当不错，车主完全了解这一点，然而顾客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车况抱以信心，他只能根据惯常的经验判断。此时，他总是会从最坏的车况想起，因此只能提供一个很低的价格，而车主再怎么强调这是好车都无济于事。由于车主除了嘴巴以外缺少其他办法向顾客提供值得信赖的信息，最后双方很难成交。接下来，顾客很可能作出的选择是：用低价购买了另外一辆质量很差的二手车——面对质量好的，却最终选择质量差的，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的一种产物：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在经济学里含义颇为丰富，这里可以解释为交易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时所产生的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的现象。如果逆向选择长期存在，必然使得市场上产品的质量整体下降，因为好东西都被次品赶跑了。
以保险公司对汽车司机的投保为例。在投放车险时，保险公司自然希望它的顾客是一些经验丰富、稳重可靠的“好司机”，因为他们的事故概率较低。当然大家都能理解，“差司机”其实更需要买保险，以便应对各种事故造成的损失。然而此刻，保险公司面对的却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分辨司机的好坏并不容易。如果真有“火眼金睛”的本事，保险公司就可以向好司机提供较低的保费率，而差司机的则加倍提升。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这时保险公司面临着两种情况：假设顾客都是好司机，从而对每人索取相同的低保费率，但这样一来保险公司将面临巨大的破产风险，因为很难筹到足够的费用来赔付差司机带来的损失。这时，保险公司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假设顾客都是差司机，对他们索取同样的高保费率，但是这样一来，好司机就不愿意再买保险了，因为他们的事故率本来就很低，现在却要面对太高的保费率。结果，在车险市场上，就出现了“逆向选择”现象——劣质商品（差司机）驱逐了优质商品（好司机）。毫无疑问，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局对市场是很不利的。除非保险公司能找到一个办法，使自己摆脱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将好司机区分出来，否则它将会损失巨大的市场利润。
要避免“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首先需要掌握真实、可靠的信息。对于企业或者个人而言，在信息生产、传递的过程中，只有真实信息才能长期地发挥作用，虚假信息也许会赢得一时的利益，但不可能长久立足。其次需要逐步健全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减少短期投机，建立长久合作。充分发挥制度和诚信的效力，必将有力消除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危害。
第九章 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对外交往要懂的经济学
凶猛的金融鳄鱼——热钱
热钱，又称游资，或叫投机性短期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它流动迅速，目标是以最低的风险换来最高的报酬。由此可以看出热钱的三个最大特点：短期、套利和投机。这使得热钱成为诱发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当年在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热钱就起了极坏的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位于中北美洲的墨西哥为了加速本国经济增长，不断采取措施鼓励外资进入。当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筹办的情势下（后于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墨西哥的经济前景也被广泛看好。由于墨西哥在进出口贸易中经常出现逆差，政府便采取大量吸引国外资本的方法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到了1993年时，墨西哥外资流入量已经高达300多亿美元，但是其中的投机性资金超过了50%，并且主要投入于证券和货币市场。大量的短期投机资金即构成了“热钱”，它们大大增加了墨西哥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只要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资金外逃，爆发金融危机。
在1994年，发生了两件对墨西哥非常不利的事情。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6次提高基准利率，吸引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向美国回流；二是这一年墨西哥总统大选，执政党的一名总统候选人被暗杀，政局动荡，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前景的信心动摇。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是年大量资金从墨西哥外逃，仅证券市场外流资金就高达180亿美元。墨西哥的国际贸易逆差迅猛加剧，外汇储备大量减少。为了改善这种情况，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本国货币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浮动范围扩大到15%，但这实际上意味着比索的贬值。政府本来希望借此抑制资金外流，不料投资者更加失去信心，热钱外流更为迅猛。从20日至22日，短短的三天时间，墨西哥比索兑换美元的汇价就暴跌了42%，这在现代金融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从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墨西哥发生了一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的金融危机，直到以美国为主的50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援助到位后，这场金融动荡才于1995年上半年趋于平息。然而这场金融危机的震撼力已经波及全球，首当其冲的便是阿根廷、巴西、智利等经济结构与墨西哥相似的拉美国家。他们都存在着债务沉重、贸易逆差、币值高估等经济问题，由于外国投资者担心墨西哥金融危机有可能扩展到整个拉美，便纷纷抛售这些国家的股票，由此引发了拉美股市猛跌。结果仅在1995年1月上旬，短短十多天里，整个拉美证券市场就损失了近90亿美元的市值。这场由热钱酿成的金融风暴，迄今为止都让世界谈虎色变。
作为快速流动的投机资本，热钱在世界各地游荡，并频频引爆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沉重打击了许多国家，其影响还波及了中国。以韩国为例，在危机爆发前，韩国金融机构采取的是“短借长贷”的追求发展速度，但却充满风险的政策。但是当起源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热钱以及其他外国资本迅速大举撤离韩国，由此韩国突然出现了巨额短期外债要求兑现的局面，整个国家的资金顿时面临着枯竭，紧接着，韩元暴跌、股市疯降和企业接连破产，韩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另外，经济前景曾被一度看好的泰国在1997年前奉行“高利率”政策，直接吸引大量“热钱”涌入。然而当泰铢贬值后，“热钱”迅速逃逸，泰国的经济大厦随之崩溃。
鉴于热钱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市场有着如此严重的危害，金融专家们一直在对各种热钱危机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危机发生前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
1．在热钱危机爆发前，国家已经有着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泰国为例，在1990-1995年，其GDP平均增长率高达9%,，而且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泰国国民经济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速增长。
2．外部资金大量流入国内，造成普遍投资过度现象。在1995年，韩国的投资总额占GDP的比例高达34%，1996年便超过了40%，由此导致电子、汽车等一些关键工业以及房地产出现生产能力过剩。
3．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迅速上涨。泰国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大量外资投入到房地产，房地产贷款比例高达25%，但是房屋空置现象却很严重。泰国股市、楼市都出现了过度繁荣的现象。
4．货币普遍被高估。墨西哥在危机前实施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导致比索被高估。然而，一旦热钱危机爆发，货币“内虚”的隐患立刻发作，汇率一泻千里。
总的来说，预防热钱危机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外汇监测体系，及早察觉外汇在本国的异常流动。
2．注意政策、制度的可逆性设计，一旦热钱大量外流时，政策制度可以进行相应的应对和补救。
3，保持理性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平衡增长而不是追求过度的繁荣，始终是稳定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根本。
以越南为例，在经历热钱危机后，在金融开放进程上不再过于求大求快，而是通过制度化对资金进行约束，引导它为优化经济结构服务。央行不仅缩减了货币供应量，还对贷款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此外，越南还计划对外国资本占有股份上限加以规定，据悉，目前越南的上市公司外国资本只允许最多占有49%。在2008年5月，东南亚国家联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3国计划出资至少800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这无疑是构筑了一道强大的堤坝，以遏制“热钱”再度兴风作浪。
人民币“破7”——汇率
2008年4月1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信息：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升值“破7”，比价为6.992:l。这一消息引起了外汇市场的高度关注。“破7”，这一天成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屡创新高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子。
说起人民币升值，就必须谈及一个基本概念：汇率。
汇率，也称做汇价，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兑换货币时的比率。通俗地说，如果把另一个国家的货币视为商品的话，汇率就是买卖该国货币的价格。当今世界上的货币种类繁多，名称不一，币值不同，所以货币与货币之间兑换时要规定汇率。
在国际贸易中，汇率起到不可或缺的杠杆调节作用。举例说明，在我国生产的一件衬衣，假设其价值为100元人民币，以上文提到的汇率比6.992计算，这件衬衣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是14.30美元。假设该汇率涨到6.500：1，也就是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该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变成15.38美元；反过来，如果汇率降至7.5：1，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衬衣在国际上的价格就成了13.33美元。由此可见，在国际市场上，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必然和汇率的高低有关。衬衣的价格低，市场竞争力就强，此类衬衣的出口就会提升；反之，衬衣的出口就必定会受到制约。这就是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基本作用。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汇率都是一把“双刃剑”。汇率变动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与坏处，要视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人民币如果适度升值，老百姓的第一感觉自然是手中的人民币“更值钱”了。
在我国，经常有人在取得外国大学的入学许可后，因为无法证明有足够的费用可以支付在国外的学费、生活费而不能成行。比如美国，近十多年来大学的学杂费不断上升，涨幅惊人，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已超过3万美元，而一些名校的收费更加高昂。不过现在情况将会出现好转，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在国外留学，将会比以前花更少的钱。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的缘故。
人民币升值还可以降低我国能源和原料的进口成本。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对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大量资源依赖进口。在国际能源和原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形势下，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人民币升值到合理的程度，就可大大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负担，从而使国内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猛，贸易顺差日益增多。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如果对此简单拒绝，将会不断恶化我国和他国的关系，对外经贸发展会遇到更多的障碍。最近几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迅速增加就是一个显著迹象，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助于我国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经贸纠纷，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大国的良好形象。
然而，汇率的上升同样也会给我国带来种种不利。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将首先对我国的出口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冲击。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产品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出口企业采用低价销售策略，使得其出口价格远低于外国的同类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如果人民币一旦升值，汇率提高，我国出口产品在用外币表示其价格时，必然会提高，这就削弱了其价格竞争力。如果要保持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则将损失出口企业的利润，从而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冲击。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这些企业的就业岗位数量必将受到影响。从而使国内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
除此之外，人民币汇率上升，大量境外短期投机资金就会乘机而入，变成“热钱”大肆炒作人民币汇率。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健全，缺乏有效机制的情况下，这样很有可能引发金融货币危机。
由于汇率变化会给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大范围波动，我们应该客观分析，对其有利之处充分利用，对其不利之处要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化解。这不仅会起到稳定我国经济的作用，还将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有利影响。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的货币纷纷大幅贬值，他们的出口结构与我国大致相同，但中国却坚持了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对整个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领域的世界大战——国际贸易
传说在古代，有一个国家的皇帝下了一道奇怪的圣旨，本国的大臣都得穿丝绸衣服，而老百姓却不能养蚕，只能种粮食。结果丝绸价格一涨再涨，仍然供不应求。见到这一情况，邻国几乎举国的老百姓都去养蚕制丝，再转而卖到这个国家，许多人发了大财。几年过后，这个国家的皇帝又下了第二道命令，本国大臣只能穿土布衣服，于是邻国的丝绸一下子卖不动了，不仅如此，由于举国造丝，无人种粮，他们只得向这个国家高价购买。然而紧接着，皇帝下了第三道命令：本国的粮食一粒都不能卖到外国去。结果可想而知，不动干戈，一个没有种粮食的国家便就此灭亡了。
以经济学的眼光看，这就是利用国际贸易毁灭了一个国家。虽然这个故事带有寓言味道，但却很真实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国际贸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而又伴随着风险的。那个灭亡了的国家，是以放弃国民生存的根本——粮食生产为代价去牟取暴利，这种做法当然极不可取。
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是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活动。它由进口和出口组成，所以也常常称之为进出口贸易。从根本上说，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并无不同，但是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双边关系等局势变化的影响，因此更为复杂。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际贸易都同时有着正面和负面影响。
国际贸易可以有效利用世界的资源，从而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使其变得更加富裕。比如泰国生产稻米的成本较低，而日本生产电子产品的成本较低，那么泰国和日本可以进行稻米与电子产品的贸易（当然过程会很复杂），这样就有效避免了资源浪费。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国际分工协调与合作，每个国家都有希望得到更多的机会。
但是，国际贸易毕竟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它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由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常会出现发达国家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考虑全局利益，自私地进行经济侵略，有可能让发展中国家受到更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就更像是一场经济领域的世界大战了。
1998年，在美国发生了一起针对中国的反果汁倾销案。由于中国苹果资源丰富，质量上乘，加之生产成本较低，使得中国生产的浓缩果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价廉物美”的声誉，并对美国的同类产品构成了强劲竞争。针对这种情况，美国企业诉讼中国企业在美存在果汁倾销行为，要求对进口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91%的反倾销税。如果美方胜诉，中国的果汁在美国销售时将不得不提高近乎一倍的价格，将马上在这一市场陷入困境。对此，中国湖滨果汁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烟台北方安德利有限公司、中鲁果汁集团公司等9家国内企业经过充分准备果断应诉。在应诉过程中，中国企业针对国际上对倾销的认定和处理作出了有利安排，并聘请了具有丰富反倾销办案经验的美国律师来办理此案。经过艰苦的应诉，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51.74%的反倾销税。在这场中美贸易纠纷里，中国企业取得了大胜，避免了巨大的利益损失。这起国际贸易纠纷案使得中国出口企业大受鼓舞，充分说明只要准备充分，有理有利，在国际贸易纠纷案中，我们就不会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除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纠纷外，出于对利益的争夺，强势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屡见不鲜，并且更加激烈，比如旷日持久的美日汽车贸易战就是在两个经济巨人之间展开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伴着这句著名的口号，日本丰田公司的汽车踏上美国的征程。同时进入美国市场的，还有其他的日本汽车公司。当日本汽车迅速崛起时，美国汽车业却出现明显衰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就占据了汽车制造业的头把交椅，而美国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三大汽车公司却都出现亏损。在进入90年代后，美国汽车市场里的日本车占有25%的份额，而美国车在日本市场上仅占1.5%，彼此之间的汽车进出日贸易差距悬殊。而在汽车零部件贸易中，美国有高达120多亿美元的逆差，占据了对日长期双边贸易逆差的60%。为了缩减逆差，美国决定从汽车贸易开始采取措施。
1980年，美日之间旷日持久的汽车贸易战正式开始。从1980年到1992年，双方有关汽车贸易摩擦的谈判几乎就没有间断过。到了199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亲自带领美国汽车制造商组团到日本进行谈判。精明的日本人欲擒故纵，同意从该年起将对美轿车出口量由230万辆降至165万辆，紧接着便暗度陈仓，进一步扩大日本公司在美国本土的汽车生产，并通过在其他国的汽车生产，借助第三国将汽车源源不断开入美国。面对这种情况，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日框架协议》中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汽车市场，但遭拒绝。到了1995年5月16日，美国政府终于决定实施单边报复，宣布将对来自日本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这一举措顿时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并迫使日本人“真正地”坐下来与美国人谈判。在经过拉锯式的磋商后，双方终于达成《美日汽车及汽车零件协议》。日本同意放宽对汽车配件市场的管制，增加购买美国生产的汽车零配件数量，美国则放弃了对日出口汽车及其零配件一贯设定数量目标的做法。自此，这场美日汽车贸易大战趋向缓和，然而，还远远不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双方的摩擦仍然时断时续。
国际贸易纠纷一旦爆发，势必异常激烈，因为它往往关系到一个国家某个行业的整体利益，进而牵连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维护自由贸易、反对成员国采取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的世界贸易组织便应运而生，并对解决国际贸易纠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中国有关的诸多贸易争端便可以依据世贸组织的多边机制予以应对，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取得更快的经济发展。
从西班牙烧鞋事件谈起——商品倾销
2004年9月17日，在西班牙东部的埃尔切城，几百名身份不明的西班牙人拥集街头，纵火焚毁了一座来自中国温州的鞋商仓库，同时还烧毁了运载着鞋集装箱的汽车，直接给华商造成800万元人民币的损失。这种极端的对中国鞋的反倾销暴力事件震惊了世界。
实际上，除去这种极端的民间反倾销行为，近年来中国企业被国外指控倾销的事件屡屡发生。自从1979年欧洲共同体对我国糖精发起首例反倾销指控以来，到现在为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为此受到很大影响。
在关注反倾销事件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明晰，“倾销”究竟是指什么呢？
倾销，是指企业以低于正常价格的出口价格，持续大量地向国外出售商品。这种做法早已有之，是扩大出口贸易的有力方法。但是，对于进口国而言，并非所有的倾销都是有利的，这要从倾销的分类谈起。
按照倾销的目的，商品倾销可以分为偶发性倾销、间歇性倾销和持续性倾销三种形式。其中偶然性倾销持续时间短、数量小，比如公司为了处理在国内市场上的积压库存，而以低价在国外市场上倾销就属这种情况。它对进口国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相反，该国的消费者还会因之受益，所以一般不会遇到反倾销的打击。
间歇性倾销是指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形戒垄断，以低价（低于国内价格或成本价格）的方式在国外市场销售，一旦目的达到，就会利用垄断力量提升价格，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种倾销显然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原则，进而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所以是各国反倾销的打击对象。
持续性倾销是指无期限地、持续地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国外市场销售商品。该种倾销也被各国强烈反对。
由上可以看出，倾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低价”。实际上，就我国鞋业而言，出口价格低，已经授以外国贸易保护主义者口实，导致频频发生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行为。比如在西班牙，中国鞋不仅款式新颖、做工精良，而且确实卖得便宜。西班牙企业生产的一双旅游鞋，其最低价格在20欧元左右，而来自中国的同样的旅游鞋却仅为3欧元左右。这样在西班牙的市场里，到处都充斥着中国鞋，而西班牙的鞋厂纷纷破产，制鞋工人大批失业。人们极度的不满情绪最终酿成了“烧鞋”的暴力事件。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外指控中国企业倾销案，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这证明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已经大大增强，出口价格和数额已经对别国企业的经营产生威胁。如果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弱小，其出口价格再低，也不会引起外国企业的反倾销。现在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当务之急是在应对反倾销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合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等条例，通过调解争端的机制维护自己的利益。
1999年1月，中国出口的黄磷在欧盟遭遇反倾销调查。欧盟认为，作为涉案企业的云南马龙化建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是“非市场经济”，在出口中得到了政府的价格补贴，从而得以在欧洲进行倾销。但是，云南马龙的管理者已经拥有公司股权，公司有30%的股票已经上市，并不存在政府对公司管理的干预。虽然矿料的供应商有许多属于国有企业，但其生产、投入由市场决定，定价也由供需双方自行确定。鉴于此，云南马龙及时向欧盟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经过一番调查，欧盟终于认可了云南马龙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这起反倾销案中，云南马龙赢得了胜利。这个案例为中国出口企业如何应对外国的反倾销指控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反商品倾销的目的是在最大限度保护本国的产业不受损害，但是同时，一个国家也要保护正当的国际贸易。因此，反倾销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按照客观公正的原则去对待，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操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美国诉墨西哥新鲜西红柿倾销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1996年3月11日，美国新鲜西红柿和铃状椒种植者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指出他们受到了墨西哥冬季蔬菜进口的冲击，希望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价格补贴。申请中还指出因为墨西哥的倾销行为，美国在该行业出现了“生产设施严重空置”（例如：种植面积、产量以及货运），“就业不足甚至严重失业”。对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按照1974年《贸易法案》第202条款的规定组织调查，以确定进口自墨西哥的新鲜阿红柿是否对国内同类产品构成了严重危害。由于墨西哥的出口贸易中，农产品占据了相当比重，因此这一起反倾销案的最终结果将会对墨西哥产生重大影响。
从1996年直到2000年1月，美国对墨两哥新鲜西红柿的进口进行了全面监控，范围覆盖了该产业的全部信息：消费、进出口贸易数据；美国生产数量、总价值、单位价值、种植区域；美国生产成本估计、出货量、一周最大出货量以及美国的平均零售价格与运输价格等。它们包括1996-2000年的全部，以及2000-2001年的部分数据。
在经历漫长的严格调查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了最终的裁定：美国进口新鲜西红柿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国内同类产业受到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他们指出，所谓的“生产设施严重空置”，“就业不足甚至严重失业”缺乏可靠依据。这场由美国发起的，旨在保护美国产业利益的反倾销调查，在“客观、公正”原则的指导下，最终作出了有利于墨西哥人的裁定。
在这起影响深远的反倾销案例中，美图国际贸易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产业损害调查，体现了反倾销立法的完备性，为其他各国提供了很多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委员会在审理中的准确、全面、公平和公正，对国际贸易纠纷的仲裁有着深远的意义。
什么都不用担心的美国农民——贸易补贴
贸易补贴，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公共机构，采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向本国出口企业提供现金补贴，或者提供财政上的优惠。此举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贸易补贴又会使外国同类企业受到不利影响，容易导致不公平贸易竞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国际贸易中，关于贸易补贴的争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产业结构和核心竞争力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的农业非常发达，其农业劳动力在美国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不到3%。但是，就是这些农民，不仅可以养活美国3亿人，还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上，美国的小麦、大豆和玉米占有率分别高达45%、34%和21%以上。而这种强劲的出口势头除了与美国的农业体制、科技进步有关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
对于美国的农民而言，无论你在地里种什么，玉米、小麦、棉花、大豆……几乎都不用担心将来卖不出去，也不用担心风涝灾害会造成减产绝收，因为在他们背后，有美国的农业补贴。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政府长期对农业提供着补贴这把牢固可靠的保护伞。据统计，美国每年的农业补贴约为400亿美元。这个数字细化一下，就是平均每100美元的农业产值中，农业补贴就有20-30美元。而且，形式繁多，种类各异，每年平均每个农户能从政府那里得到1万多美元的补贴。美国农业补贴条款的适用范围也很广泛，几乎覆盖了所有大宗农产品。美国农业部的统计表明，2001年，美国的农业直接补贴已占到农场农业总收入的11%，占农场农业净收入的42%。
可以想象，美国农民吃了这颗“定心丸”，必然会大大提高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美国农业的稳定发展。但是一旦将这种补贴放到国际贸易体系中来，就可以看到它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公平。
高额的农业补贴使得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价格优势。举例说明，在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为每吨45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相当于人民币370元），对玉米的直接补贴为每吨27美元（折合人民币220元）。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国际市场上，当小麦不太好卖的时候，美国的农民就可以将每吨小麦降价370元，每吨玉米降价220元，反正这个降价带来的损失是美国政府承担的，美国农民自己不用担心。但是，对于那些国力较弱，无力提供补贴的发展中国家则极为不公，因为他们的农民无法与美国进行价格战，从而导致农产品卖不出去，他们的利益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害。
实际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里，其他国家针对美国的国内农业补贴做法所提起的诉讼可谓此起彼伏，基本上都在要求美国大幅降低补贴，以保证正常的世界农业秩序。但是，美国为了确保本国农业出口的利益，总是以各种理由延缓甚至拒绝降低补贴。以棉花为例，农业补贴使美国农场主得益，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穷人却遭受损失。
目前，反补贴同反倾销一样，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的突出问题。为了规范反倾销与反补贴的行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了《反倾销协议》与《反补贴协议》。而世界各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纷纷根据规定，制定了各自的反倾销、反补贴立法，并在必要时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也遭遇了国外的反补贴调查。
2004年4月13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对产自中国的烧烤架发起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是我国遭受的第一起反补贴调查案件。在这之后不久，加拿大又对来自我国的碳钢和不锈钢紧固件、复合地板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到2004年11月19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作出终裁，决定终止烧烤架反补贴调查，并将退还已征收的临时反补贴关税。由此，我国在首起针对自己的反补贴调查案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来自中国的紧固件却被认为100%受到了中网政府的补贴，从而受到了增加关税的打击。这几起案件拉开了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的序幕，对我国企业来说有着长远的警示意义。就目前的国际贸易形势看，补贴与反补贴的斗争将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我国也在大力加强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立法与实践。破除经济发展的壁垒——经济一体化明清时期，我国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都取得很大发展，但是统治者却陷入了“天朝大国”的幻觉之中，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实施海禁。由此，隔断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无独有偶，日本在1615-1854年这两百多年间，也被德川幕府彻底封闭。外国人不能进去，日本人不许出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闭关”政策给国家带来了稳定的经济结构，并一度带来繁荣，然而从长远看，自我封闭阻碍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切断了与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联系，使得中国的科技远远落后于西方。而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自我封闭在根本上是一种错误、愚蠢的决定。
明清时期的中国，以及德川幕府下的日本，在对外贸易上可以说采用了一种“绝对的”贸易壁垒，即拒绝贸易。贸易壁垒，又叫做贸易障碍，是指一些国家实施的阻止国际贸易的政策或规则。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几个国家还在“闭关锁国”了，但是，贸易壁垒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人口税、关税、贸易配额、贸易补贴、人口牌照、出口牌照，以及其他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这些贸易壁垒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使得国际贸易的成本增加，从而使得商品的价格提高。人们一般认为贸易壁垒会降低经济效率，需要加以消除，而解决之道就是实施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的模式中，将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商品、劳务和资本等都能够自由流动。然而，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差异，在现实当中很难看到绝对自由的贸易，即使大力促进自由贸易的国家，也往往会为本国的小麦、钢材等提供贸易补贴。尽管如此，国际上为自由贸易付出的努力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因为，国际间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
以电脑生产为例。当今的生产趋势是将其生产环节的链条配置到不同的地方，从而获得专业化的收益。计算机的芯片会在美国生产，显示器可能在中国台湾生产，鼠标和键盘则在中国广东生产，然后再将这些产品组装起来。这就像是积木游戏，将世界各地生产的一块块积木拼在一起，便构成了各种“产品”。可以想象，面对这种生产模式，如果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设立贸易壁垒，那么分工合作将遇到巨大的阻碍甚至无法进行。于是，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一体化”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经济一体化是指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两个以上的国家协商建立的经济联盟。在这个多国区域内清除了任何贸易壁垒，并由经济联盟建立的统一机构来监督政策及措施的运行。
从理论上说，最理想的经济一体化当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这个体系内，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彼此开放，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但是事情总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实中的做法是先实施地区经济一体化。在这个区域内，建立一个由各国政府授权组成、具有超国家性的共同机构，并制定统一的贸易、财政与金融等政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一个高度协调发展的有机体。
地区经济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比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以欧盟为例。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欧洲原子能委员会先后合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于后来改称欧洲联盟(EU)。而伴随着欧盟发展的便是与之配套的各种经济政策及措施：
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
1959年1月1日，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首次降低10%的关税；
1962年，开始推广共同的农业政策；
1968年关税同盟生效，取消了同盟内部工业产品流通关税，并制定共同对外关税税则；
同年欧盟内部劳务自由流通；
1972年创立新的汇率制度，使各国货币浮动幅度降至2.25%；
1990年资本流动自由化；
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实现单一大市场；
1993年11月1日，欧共体改称为欧洲联盟(EU)；
1998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成立；
2002年1月1日，欧元开始在欧盟国流通。
这些措施都为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的发展使得欧盟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聚集效应”非常明显，不仅有西欧的众多经济强国参与进来，许多中、东欧转型国家也被吸引，这与欧盟实施的关税同盟有直接的关系；欧盟在国际上的经济、政治地位大大超过了其单个成员国，并对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了相当影响。虽然在欧盟内部，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在欧盟之外还会遇到诸多经济不平衡与不协调的影响，但总体来说，欧盟的建立对于欧洲经济发展是有利的，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欧盟也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除了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也在推动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些组织在消除贸易壁垒，推动自由贸易方面，也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世界加工厂的转型——中国制造
圣诞节过后，住在圣路易斯安那州的萨拉开始清理圣诞礼品。她忽然发现，在自己的家里，玩具、袜子、鞋子、DVD……几乎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一瞬间她不禁异想天开：如果过一年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会怎么样？接下来，萨拉，她的丈夫凯文，还有两个孩子一起开始了这次“冒险”。
在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全家人遇到了出乎意料的烦恼。为了给孩子买童鞋，萨拉跑遍居家附近的商场也一无所得，最后只能订购了一双价格不菲的意大利童鞋。而且她看到，在沃尔玛、塔吉特等大型连锁超市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的鞋帽、玩具和工艺品，将“中国制造”放在购物车里的顾客络绎不绝。可是，她的丈夫凯文，在家里却只能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拖鞋。孩子们想要玩具，却只能在琳琅满目的货柜前逛来逛去，盼望着这一年赶快过去。当孩子过生日时，萨拉为了买到生日蜡烛，甚至开车跑遍了全城。除此之外，打印机墨盒、眼镜、咖啡机、捕鼠器……所有这些购物，都让萨拉大伤脑筋。
一年过去，萨拉全家终于愉快地和“中国制造”重归于好。萨拉感慨地说，虽然还没有到离开“中国制造”就无法生活的地步，但是，美国人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却已根深蒂固。实际上，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四双袜子里，就有一双产自中国，世界上的玩具，近70%由中国制造，世界上的牙刷，来自中国的也占据了七成……“中国制造”已经深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深影响着外国人的工作、生活，足以令每一个中国人骄傲和自豪。
“中国制造”遍布全球，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随着国际社会间联系的更加紧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也大大加深。“中国制造”也同样如此。实际上，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有接近60%的产品由外资企业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包含着广泛的国际元素。
就目前来看，“中国制造”之所以遍布世界，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价廉物美。“中国制造”的主体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其产品完全按照外国提供的要求和标准生产，产品的附加值很少。因此，即使有了这样辉煌的出口成绩，中国还不能称做真正的世界工厂，最多只能称做一个世界加工厂。
与日韩制造相比，客观而论，“中国制造”也有一些产品具有高端、高质、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特性，但就整个出口产业来说，“中国制造”还普遍缺乏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
美国汽车市场2007年的销售统计表明，排在前五位的汽车品牌中，日本汽车占据四席。在此之前的2005年，美国《消费者报告》便将现代索纳塔评为可信赖度第一的汽车。像丰田、本困、雅马哈、索尼、佳能、东芝、松下等日本产品，也被世界各地消费者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汽车刚刚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曾经标着5000美元的低价，由此导致美国消费者对其质量产生怀疑，而“日本制造”在美国也经历过被认为“劣质产品”的阶段，但日本企业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便将其变为了高质量的代名词，现在许多美国人都觉得日本产品的质量已经高于本国。丰田汽车追求“零缺陷”的“精益管理”，已经成为全球竞相学习的范本。
另外，在“中国制造”大规模经济的背后，是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现在的中国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这些问题都已经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种种情况表明，“中国制造”必须走转型之路，摆脱“世界加工厂”的帽子，开拓一条新型工业化之路。只有在政府、企业、机构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
从根本上说，要由“世界加工厂”转变为真正的“世界工厂”，企业就必须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上。只有这样，才能攻克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障碍，才能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全球市场的新贵，才能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全新的“世界工厂”。
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喜与忧——贸易顺差、逆差
从前有两个海岛，分别叫做勤俭岛和挥霍岛。勤俭岛的居民很勤劳，每天努力工作，从而生产出大量食物。它们除了满足本岛居民的需要外，还出口到挥霍岛。然而，挥霍岛上的居民却不太喜欢工作，相反热衷于消费。他们从勤俭岛进口食物，并用本岛发行的债券作为交换。年复一年，勤俭岛上的居民积累了大量挥霍岛的债券，并用它们购买了挥霍岛的土地，最终将挥霍岛完全据为已有。
在这个小故事中，勤俭岛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明显的顺差地位。而与之相反，挥霍岛则处于逆差地位。在经济学中，贸易顺差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商品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又称出超；贸易逆差则与之相反，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口总值大于出口总值，又叫入超。如果出口总值与进口总值相当，则称之为贸易平衡。
“勤俭岛和挥霍岛”是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讲过的一则寓言故事，他以挥霍岛的贸易逆差来比喻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指出它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危害——导致美国的净资产以惊人的速度向海外转移。因此，他曾说过自己并不看好美元。
众所周知，美国贸易逆差已经连年创下历史新高。在2007年2月13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贸易统计数字当中，贸易逆差达到7636亿美元，比2005年多出533亿美元。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就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2005年相比激增15.4%，达到2325亿美元，同样创下纪录。美国媒体的报道称，美中的贸易逆差在美国全部逆差中占到了30%。鉴于此，美国频频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脚步”。由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我国的外汇储备。借用本文开头的小故事，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与美国有些类似于勤俭岛和挥霍岛的关系。而外汇储备正在成为勤俭岛的烦恼。
外汇储备作为一个国家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会对该国的外汇储备产生直接影响。以我国为例，在加入WTO之后，随着出口壁垒的弱化，我国贸易顺差迅速扩大，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2006年2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到2006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而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到了2008年6月份，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本来是件喜事，值得引以为傲。试想，一个人如果有撑得鼓鼓的钱袋子做家底，当然会不惧风险，心中感到踏实。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起着类似的效用。比如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雄厚的外汇储备就曾让中国免受冲击。然而，事情总有其两面性。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连续增长，现在它却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个国家拥有了大量外汇作为家底，反而又引起了忧虑呢？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外汇储备中，有着巨额的美元资产。据有关专家估计，其份额大约能达到70%，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现在，面对着越来越强势的中美贸易顺差，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而这就同时意味着美元贬值，势必会引起我国大量外汇储备的缩水。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美元至少要贬值20%，最多可能贬值40%，试想，我国价值180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原封不动，就要面临着20%-40%的缩水，这将是巨大的风险。
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这种风险呢？这还要从我国贸易顺差的具体情况说起。
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得我国的国际收入始终处于盈余状态，严格说来，这其实也反映出，我国的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存在着某种失衡。
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中，我国实际资源的输出长期大于输入．就是说我国资源、能源，以及劳动力的大量消耗，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净流出的状态。这种情况长此以往，会使我国的经济承受力面对巨大的挑战。如今，能源和资源都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这就意味着，必须对现有的出口贸易方式作出改变了。
另一方面，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用以购买美元资产，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需要资金的国家，实际情况却相当于把资产变相地以低息信贷的方式提供给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这对于提高我国资源的利用率、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都是不利的。
对于外汇储备，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如此巨大的数额表明我国是在牺牲自己国民消费和投资的机会，而去向外国（主要是美国）提供低息融资，也就是说，我国的外汇储备正在充当着别人的现金流。
要解决贸易顺差中存在的问题，根本办法即在于“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对于我国的政策体制和发展战略而言，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调整。在出口方面，我国要改变“量多价低”、效益不高、国际摩擦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在出口增长的形势下，要鼓励进口，特别是进口国内紧缺的能源、资源和技术，加强国际交流。
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因此将其过于看重，它只是有利于经济稳定的一个因素，而根本还是在于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活力，尤其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活力。它们的实力越发强大，国家经济就会越发健康、安全，对外汇储备的依赖就会越弱。从这一点讲，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相反，削减过高的外汇储备存量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如何利用好我国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它保值、增值，同时实现财富扩张呢？
这可以通过扩大资本设备和战略资源进口、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包括国外能源的供应地、能源的供应线以及国外科技行业等。比如，美元大幅度贬值必然造成其国内产业、金融机构的价格下跌，我国可以借此机会收购他们的产业，来实现低成本扩张。还可以到非美元证券国家，如法国、德国、印度等地去投资。同时，我国可以购买国外的石油股份、矿产股份，从而掌握石油、矿产价格的话语权，这必将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伴随着这些策略的实施，我国长期的贸易顺差结构就会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结构转变，外汇储备也将向“追求适度规模、风险收益平衡”的良性状态发展。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