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传 ８８
林赛学会正要在罗马出版《试金者》一书时，恰逢Ｍ． 巴贝里尼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由于他是佛罗伦萨人，并且是个知识分子和伽利略的赞赏者，林赛学会决定将新书献给他。伽利略于１６２４年访问了罗马，表达了他对乌尔班的敬意，这时有几件事导致了他开始写另一本书。一位德国红衣主教告诉教皇，１６１６年的法令已使教会失去了一些本可皈依天主的人。这位新教皇说，如果他当时在位，是不会发布那个法令的。伽利略把他的潮汐理论的梗概讲给乌尔班听，伽利略早就想出版这本书，但无奈书是以哥白尼地动说为基础的。如果严格执行法令，那么意大利就会失去在科学上的领先地位。在这次访问期间，伽利略被允许六次谒见教皇，他似乎获准出版他的关于潮汐理论的书，只要清楚说明地球运动仅作为假说应用，无法由地上的实验或天上的观察所证实。这样就不必废除法令——乌尔班也不会这样做，教会、意大利科学的领先地位和伽利略本人的兴趣可以三者兼顾。
当伽利略满怀着对教皇的新生之情和友好情义离开罗马时，表明已经就此取得了谅解。但是他不曾提到１６１６年的事件，因为贝拉明红衣主教已告诉过他，就权当那件事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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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面对宗教法庭与晚年
１６２４年至１６３０年，伽利略一直时断时续地写他的著作，就在即将完成时，他得到命令，书名不能定为“关于潮汐的对话”， 因为这强调了地球运动的物理学论证。从传统天文学的观点看来，这个命令是合乎常理的，因为传统观点把行星运动仅仅当作假说，而完全不考虑物理学上的原因，所以伽利略就把书名改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此书采用对话形式出于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在１６世纪对话体裁的书已被广泛用来教育民众。最早出现的老师和学生的谈话多是笨拙的问答教学对话，因而伽利略在对话中实际写了两位专家在争取无偏见的第三位参与者的支持。采用对话形式的另一个原因是，作者可以不对那些要遭到反对的观点承担责任。《对话》 中的一位代言人主要代表伽利略，而在他自己想要发表个人意见或愿对某些事情负责的时候，他则以“我们的朋友”、“院士”或类似的面目出现。
伽利略以萨尔维阿蒂为他的主要代言人，萨尔维阿蒂本人在１６１４年访问西班牙时突然去世。亚里伽利略传 ９０士多德学派的专家名叫辛普利邱，这是一位古希腊著名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者。辛普利邱的论点是克雷蒙尼尼和科洛姆的论点的再现。风趣的第三者由沙格列陀充当，他本人在１６２０年就去世了，据说他是伽利略在威尼斯的挚友，伽利略生动地再现了他的思想和风貌。
对话分作四天进行，对话者们专门探讨新旧天文学的优劣。第一天以讨论亚里士多德对天上物质和元素物质的分类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运动来拉开序幕。以逻辑学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新天文学知识为武器，批判了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在逻辑上指责亚里士多德常常把有待证明的东西接受下来，并且作了一些未被承认的和不合理的假设。关于所讨论的新发现主要是月球表面的地貌及其山脉和火山口光照的连续变化。
第二天主要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反驳地球自转的假说。伽利略以运动的相对性和运动的守恒性为主要武器，主要依据物理学而不是天文学的论据。
第三天谈到地球太阳的公转，当然还谈到有关地球自转和地球公转的某些现象。涉及公转的一个现象是一年中太阳黑子路径的环形变化，这用哥白尼的两种运动假说不难解释，但如果把所有这些运动都归于太阳，解释起来就太费劲了，而且在动力学上也说不通。伽利略以这点作为论据激怒了沙伊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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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在把哥白尼体系揭示给读者时，他不仅没有提到开普勒提出的行星椭圆轨道，而且甚至把哥白尼的天文学也过于简单化，把太阳放在好像是所有行星轨道的中心点。这招来不少现代学者的批评，他们忽视了《对话》的目的，说伽利略仿佛要把它当成天文学课本。伽利略的目的是要批倒反对地球运动的思想，以便用地动说来解释潮汐。实际上１６１６年的敕令是禁止他讨论这些运动的，除非他把这些运动看作假说；他竭尽全力只是想说明这一点：为证明地球静止而提出的一切论据纯属枉然。伽利略认为第三天对地球绕日公转的论述为天文学家提供了一个简略的大纲，要说明这一点无须进一步研究技术细节，只需哥白尼书中的第一个图解就足够了。
至于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确实是现代天文学的真正开端，但是引起了许多误解。虽然椭圆率是寻求行星运动的数学定律的关键，但是它是非常小的。取一个近似的绕日圆形轨道就能很好适合一般性讨论，他在《对话》中避而不谈开普勒的椭圆轨道，尽管开普勒并不是一个著作已被列入《禁书目录》的德国新教徒，尽管他的天文学实际上并不是不可能向伽利略时代的一般读者阐释。
在第四天，伽利略讨论了潮汐。他开门见山地说，在绝对不动的地球上，除了祈求发生奇迹，再没有别伽利略传 ９２的办法解释大海的周而复始的宏大运动。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任何对潮汐的科学解释都必须考虑地球的运动。因此，尽管伽利略的潮汐理论没有什么价值，但他却指明，这一众所周知的，常见的物理现象确实需要用新的天文学来解释。这绝不是脑袋一热就能想出来的，而伽利略从大海的运动中推出来的，尽管根据后来的物理学，只考虑地球的运动不足以说明人们在实际中所看到的像潮汐那样的现象。
绝大多数的著作对伽利略的潮汐理论都作了非常错误的，近乎荒谬的陈述。伽利略提出潮汐的两个基本原因，一个为说明海洋的连续扰动，另一个为了解释地中海潮汐的周期性，后者不能从连续扰动的周期中推导出来。后来人们常常忽略这两者中的一个方面，由一个原因推出另外一个原因，伽利略本人认为这是无法做到的。然后由错误的推论断言，由于伽利略对哥白尼学说的狂热，使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伽利略的潮汐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却是科学的，与之截然不同的牛顿和拉普拉斯的潮汐理论也如此；而合理的正确理论直到上一世纪才建立起来。
要得到出版《对话》的许可真可谓困难重重，而在罗马当局准许出版后不久，萨西王子却突然去世，打算出版《对话》的林赛学会也随之解散。后来得到第二次许可， 准予在佛罗伦萨出版， 《对话》便于伽利略传 ９３１６３２年３月在那里问世。这时发生了一场鼠疫，使样本没能及时送往罗马。
这年８月，罗马宗教法庭突然下令停止售书，伽利略也被传受审。科西默虽已去世，但年轻的费迪南德大公强烈抗议如此对待这位已获准出书的作者。这已无济于事，乌尔班八世心如铁石，气冲牛斗，即使伽利略身患重病也不能多耽搁，尽管给伽利略看病的医生们向佛罗伦萨宗教法庭申明伽利略去罗马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正值严冬，因鼠疫流行，沿途设置了层层检疫关卡，但年近七旬的伽利略还是被传告即赴罗马，否则要拘拿到庭，并且要付捕役们的盘费。
原来是有人给乌尔班八世看了１６１６年的那份未签字的公证人记录。教皇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份文件，由于伽利略从未告诉过教皇还有禁止他讨论哥白尼学说的禁令，因而这在教皇看来似乎是违背法令的举动。不知是谁挖出了这份早应销毁的毫无法律价值的文件。罗马人认为沙伊纳对此负有责任，这是可能的。沙伊纳在１６３０年出版了一部论述太阳黑子的巨著，书中在有关太阳黑子周年路径的细节上激烈地攻击了伽利略。他认为伽利略在《对话》第三天所用的论据取自他的书，用来支持哥白尼，但实际上伽利略在看到他的书之前就已获准出版《对话》。 沙伊纳１６２４年移居罗马，使他有机会煽动罗马宗教法庭。总之，伽利略传 ９４这份有文字记录的文件使教皇相信伽利略有意欺骗他。
伽利略于１６３３年２月到达罗马，投宿于很友好的新任托斯康大使的住所。大使把事情原委详细告诉了伽利略，使他知道了问题出自１６１６年在贝拉明住所召开的会议。大使深知教皇正在盛怒之下，而伽利略对结局沉着自信使这位大使感到吃惊。除了伽利略无论是大使还是其他活着的人都不知道贝拉明的保证书。
直到３月１２日，审判才开始。在向伽利略询问了一连串有关《对话》的写作、获准出版、印刷等问题之后，法庭又提出了１６１６年裁决者的裁定。并且问伽利略是谁把决定告诉他的，伽利略回答说：
“１６１６年２月，贝拉明红衣主教告诉我，由于哥白尼的观点完全与《圣经》相抵触，因而不能坚持，也不能为它辩护，但可以把它作为假说。对此我有贝拉明主教在１６１６年５月２６日写的保证书为凭证，……我呈上这份保证书的副本……原本我也带来了，这完全是贝拉明主教的亲笔。”
这文收在《伽利略的科学生涯》中。检查官验证了这件物证，然后问当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场，是否还有人给了他其他的命令书之类的东西。伽利略说有一些他不认识的多明我会神父在场，他接着说：
“据我回忆，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一天早晨，贝伽利略传 ９５拉明主教派人来找我，告诉我一些细节，我很希望当着诸位的面把这些说给教皇陛下听；最后他告诉我，不能坚持哥白尼的观点，或为他的观点辩护，因为它违背《圣经》。 至于那些多明我会神父，我已记不得他们是一开始就在那里，还是后来才到场的；我也不记得在主教告诉我不能坚持哥白尼观点时，他们是否在场。也可能有某个人警告过我不可坚持哥白尼的观点或为其辩护，但我记不得了，因为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
然后检查官向伽利略宣读了那份命令书，其中包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讲授”的话。伽利略没有让步，说他只记得有贝拉明的劝告，并且他一直按照保证书行事——保证书中说他“只知道由目录公理会出版的教皇陛下发布的宣言”，即地球运动“与《圣经》 抵触，因而不能坚持这种说法，也不能为它辩护。”
自然，法庭要求伽利略拿出贝拉明亲笔签署的原件，他照办了。宗教法庭据以加罪伽利略的是一份未经签署的会议记录，因此就所提出的唯一实质性的问题来说，按最佳证据原则伽利略已经胜诉。审判中没有提出任何有关科学的问题；罪名只是“具有重大异端嫌疑”。只要违背了官方命令就足以加上这个罪名，而不管是否有过异端言行。
释放伽利略有损于罗马宗教法庭的名誉和权威，伽利略传 ９６因此宗教法庭私下安排要伽利略承认做了一些错事，并且不要为自己辩护。如果接受这样的条件，他可以获得宽大处理。伽利略书面承认，在读了自己的《对话》之后，发现其中某些地方过于偏激；然后他辩解说，任何人都会夸大自己的论点，他否认有任何不良意图。他一直期望能被从轻判处，但却被判为终身监禁，他完全崩溃了。
审判结束后，伽利略在罗马滞留期间，就邀拜访了锡耶纳的大主教皮可罗米尼。托斯康大使设法使对伽利略的判决减轻为由这位大主教监护，大主教的仁爱和理解拯救了伽利略的生命和神智，他使伽利略重新将精力用于科学，鼓励他开始写计划已久的关于运动的论文。大主教是通过自己的数学老师卡瓦列利得知伽利略这项计划的，因为卡瓦列利是卡斯特利的学生，也是伽利略的好友。
伽利略的大女儿弗吉尼亚１６１６年进入阿圣翠的圣芳济会女修道院，取名为修女玛丽亚塞莱斯特。伽利略非常爱他的女儿，不过他不能像他们父女二人所希望的那样常去修道院。伽利略那时住在贝罗斯那多，离阿圣翠相当远。体弱多病使他不便于长途跋涉，再加上他的女儿无力照顾他，也使他十分忧伤。１６３１年他曾在阿圣翠得到一所紧邻修道院的别墅，现在他很想回那里去。从他女儿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是伽利略传 ９７一位聪明敏感的女人，即使在审判期间她也从未动摇过对父亲和宗教的忠诚。虽然那时她在修道院的境遇也很艰难，但显然其他修女还是从她那里分享到了她父亲在罗马免受监禁所带来的喜悦。女儿的来信使伽利略回去的愿望更为迫切。他女儿在信中写道：
“鸽房里的两只鸽子等您回来享用，园子里的蚕豆等您回来采摘，您的塔楼因您积久不归而悲伤。您在罗马时，我心里说：要是您在锡耶纳该多好！而现在您在锡耶纳了， 可我又想： 您要是在阿圣翠多好啊！但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１６３３年底，伽利略终于获准回到他的别墅，在宗教法庭官员的监视之下，他在那里渡过了余生之年。
伽利略回到别墅后不久，就患了严重的疝气病，他要求罗马当局允许他去佛罗伦萨就医，但被拒绝。正是在这一天，他最后一次见到在修道院里身患重病的女儿。他的女儿在１６３４年４月２日死去，这给伽利略又一次打击，使他很久才恢复过来。曾有一度他甚至不想康复。４月底，他给他的朋友写信说：
“我没有及时写信告诉你关于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确很差了。疝气日渐严重；时常心率过速；极度忧伤使食欲不振；我怨恨自己，爱女的声音不断在召唤我；……再加上严重的失眠折磨着我。……现在，伽利略传 ９８我已无心写作，整天精神恍惚，甚至忘记了给朋友们回信。”
伽利略刚到锡耶纳时曾写信给他的女儿修女塞莱斯特，信中谈到，在受到教会的谴责之后，他深感他的名字已从世人的辞典中消失了。他写给女儿的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他女儿给他的回信保存下来了。信中却清楚地写道：
“不要说你的名字已从世人的辞典中勾销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你的名字无论是在你的祖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国都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在我看来，不久你就会享有更高的声誉，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祖国被视为先知。”
他的女儿的溢美之词本来只是在修道院里对伽利略在罗马免受牢狱之苦表示喜悦和安慰，然而，这却成了预言。因为在１６３４年，伽利略的《力学》一书由米尼会修士默森译成法文，而该书的意大利原文版很久以后才得以出版。翌年，给他带来厄运的《对话》由伯耐格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译成拉丁文出版，从而成为世界性的著作，远比被查禁的意大利文原著赢得多很多的读者。１６３６年，以手抄本形式传播的伽利略《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与其拉丁文译本一道出版，使伽利略的见解——即《圣经》的词句是否应掺进纯物理学——公诸于全欧。它的拉丁文译本的标伽利略传 ９９题明确指出这些物理学问题是“可以由感觉经验和必要证明来证实的”这样，伽利略对这门应免除神学审查的科学所下的精确定义被明晰地提出来，以供欧洲学者们思考。该译本的译者是狄奥达提，他在巴黎长期与伽利略通信，出版者是荷兰的埃勒威尔家族。
曾出现过几本攻击《对话》的书，伽利略对此不能作公开答复。有一本是威尼斯的一位顽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罗科写的，他先把伽利略的旁注抄下来，然后在后面写出长达数页的反驳和评论。他送了几本给瑟威特会修士麦肯齐欧。麦肯齐欧曾是萨比的助手，１６２３年萨比死后继任威尼斯政府的神学顾问。他在帕多瓦的时候曾是伽利略的朋友和赞美者，从那时起一直同伽利略保持通信联系，并给予伽利略许多宝贵的帮助。麦肯齐欧给伽利略写信说：
“我只把你的《对话》和罗科的书带到我的别墅。我高兴地读了这两本书，我陷入冥想之中，似乎我看到的是小丑在模仿杂技演员。……我再也不能忍受思辨物理学了：对我来说，像你那样去重新考查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似乎我会发现它们统统化为乌有了。”
伽利略对许多在数学上极为重要的题目者作注释，罗科的书也是其中之一，在他１６１０年移居佛罗伦萨之前，曾据此写了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连续性问题，后来微积分的发明解决了这个问题。伽利略对伽利略传 １００连续性的几何分析终使他在１６０８年弄懂了自由落体的匀加速度，随后他又将类似的分析运用于物质结构，在他的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一部科学著作的开始部分可以看到这种分析，他在锡耶纳时就已经开始动笔写这部著作， 取名为《两门新科学》，１６３８年在莱登由埃勒威尔家族的一名成员出版，这个人当时已经成立了他自己的公司。伽利略从１６３４年至１６３７年一直在写这部书，它包括物理学基础领域中的两个独立课题，即物质结构和运动定律。每一课题作为对话人两天的谈话内容，这些人还是《对话》中的那些人物，伽利略巧妙地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开头讨论物质结构和物体阻力，为最后分析运动先奠定了数学和物理学基础。
书的前半部于１６３５年年中脱稿，伽利略采纳了一位美第奇王子的建议，把这部分手稿的副本送给了佛罗伦萨的一位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正要去德国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服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尽可能找到一个不曾听到过罗马教庭裁决的出版商，因为裁决规定，任何时候都不得出版或再版伽利略的著作或由他编辑的著作。麦肯齐欧曾向威尼斯的宗教审查官申请出版伽利略的一本与神学毫不相干的新书，审查官把禁令告诉了麦肯齐欧，麦肯齐欧抗议说，这是不可能的，假如伽利略想要编一本“祀祷文”也要被禁止伽利略传 １０１吗？审查官严肃地把禁令拿给他看，此令确实禁止出版伽利略的任何著作，无论是过去写的还是新编著的都不例外。当麦肯齐欧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伽利略时，伽利略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位工程师为寻找出版商在德国和波兰奔波数个月，但各地的耶酥会士都留心不涉入伽利略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找到的唯一愿意出版此书的竟是一位家有印刷机的红衣主教，但他还未开始工作就去世了。这时，狄奥达提建议让伽利略去问一下埃勒威尔家族，他们曾出版了伽利略的《致克里斯蒂娜的信》及其拉丁文译本和《对话》的拉丁文译本。此时还有一位法国数学家请伽利略把手稿给他，明确表示他可以找到一位法国出版商，后来，正在经营自己的印刷公司的路易斯埃勒威尔在意大利的阿圣翠拜访了伽利略，同意出版此书。在他离开意大利之前，通过在威尼斯的麦肯齐欧取得一部分手稿，其余手稿由麦肯齐欧分期送给这位莱登的印刷商。至于说伽利略走私手稿，逃脱了监视他的宗教法庭常驻代表的防范这个戏剧性的故事纯属虚构出来的。事实上，从知之不多的材料看，似乎那些代表在与伽利略的共处中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通常只是“敷衍了事”地审查和上报来阿圣翠拜访伽利略的客人。
从物理学角度看，《对话》 还是饶有趣味的，尽伽利略传 １０２管人们阅读它可能大都出于它对天文学体系的讨论和作为禁书而出名。１６３４年托马斯霍布斯在拜访伽利略时肯定地说，《对话》 已被译成英文。但却未见出版，可能是因为伯耐格译的拉丁文版本适用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对它感兴趣的学者。１６６６年牛顿在首次考虑万有引力的可能性时读到的是后来于１６６１年出版的另一个加了注释的英译本。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编入了《对话》， 不过只是一带而过，留待以后进一步阐述，这本书中的物理学方面的其他重要内容还包括后来由惠更斯作了重要发展的运动相对性原理，以及由笛卡儿作了引伸、并由牛顿作为惯性定律确定下来的运动守恒观念。伽利略当时还不能充分相信这些原理和观念的科学合理性。但所有这一切尽管很丰富，并没有阐明伽利略物理学的主体，或者说，没有像《两门新科学》那样系统地阐述这一主题。
两门科学中的第一门确实是崭新的。在伽利略以前还没有人讨论过物质结构或提出过材料断裂强度理论。当然，工程师和建筑师在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实际知识，但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是技艺。伽利略还在其他著作中阐明了这种实际知识与实用科学的差异。伽利略首先从杠杆定律和固体各部分内聚力均匀分布的假设入手，提出一系列定理，从而把人们已经掌握的知识系统化，并由数学演绎法进一步得出许多结论。伽利略传 １０３他的一个很有趣味的发现是，以相同材料、相同比例构成的任何物体，其大小都有一定限度。他在《两门新科学》中说 ：“大自然不可能造就出高不可测的大树，因为树枝因自身的重量总会下落：同样，具有骨骼的人、马，以及其他动物生长到极大高度时，要想生存和协调行动也是不可能的。……其次，当动物的躯体变小时，其力量却不会按比例相应减小：相反地，躯体很小的动物其力量却按较大的比例增长。因而我相信，小狗可以驮载两三只与自身同样大小的狗，而一匹马却未必能驮载哪怕是一匹与它同样大小的马。”
而“水生动物与陆地动物的情形相反，陆地动物是由骨骼来支撑肌肉和骨骼自身重量的；水生动物却由肌肉来支撑骨骼和肌肉自身的重量。这就是何以有庞大的水生动物，却不会在陆地或空中出现庞然大物的奥秘。”
这是一个实用科学与实际知识相对照的实例。伽利略主要感兴趣的是将既有的知识系统化，以便由此演绎出更进一步的知识；而他人则寻找原理，然后由原理合乎逻辑地推出全部理论。伽利略从事的研究工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即使他愿意，也无暇沉迷于哲学思辨中。到他创作最后一部著作时，他已对哲学思辨厌烦透了。使他得到科学发现的计算极为费时，从偶然保存下来的他的演算手稿可见这些计算足足有数伽利略传 １０４百页纸之多。只有付出这样的劳动，他才能掌握充分证据战胜传统的自然哲学信条。要充分掌握证据，其他人也必须做同样的工作，正像伽利略指出的，大多数人喜欢不切实际的夸口，伽利略提出的却是适度而致用的科学。
伽利略提出的第二门科学，从另外一种不同角度上看，也是一门崭新的科学，正如他在书的引言所强调的那样。这是关于自然运动的科学，对于这一题目，如伽利略所说，人们已写了大量著作，但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所考察的运动的基本特征。亚里士多德曾把运动和变化作为全部物理学的基础，但却没有人提出自然下落物体加速运动的定律，也没有人承认，由运动的独立分量的合成能精确地描述抛射体的路径。伽利略在第三本对话中阐述了物体的加速运动问题；而抛射体的运动轨迹问题则归入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对话。他曾编写了第五本对话，论述冲击力，但因为对它感到不甚满意所以没有决定出版。
伽利略的自然运动科学与他关于材料强度的科学一样，也是一门实用科学。其中虽然包括许多只具有理论意义的定理，但其基础却是对物理学的许多实际问题作数学论述。伽利略曾小心翼翼地让他笔下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辛普利邱反对水平面不是真正的平面以及空气阻力阻碍运动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不仅伽利略传 １０５借他的代言人之口表示赞同，而且还提到了其他一些不可能消除的因素。他在 《两门新科学》中又说 ：“我承认从理论上证明的结论在实际中要有所改变。……但如果事无巨细地考虑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那我们势必要在开始的时候就指责那些建筑师，他们以为用垂线就能建造塔壁平行的高塔，尽管垂线是交于地心的。”
技艺和理论知识相结合而构成的实用科学不仅为伽利略时代的哲学家所排斥，而且拓后来很长时间内也为其他一些人所反对。但是，从那时以来这二者之间的持续分离一直是为便于分析而虚构的，而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伽利略时代这种分离却是历史的真相。
《两门新科学》付印时，伽利略已完全失明。在１６３８年，经过多次商谈并由佛罗伦萨的首席审查官做出种种保证之后，罗马方面才允许伽利略和他的儿子一道住在佛罗伦萨以便于就医，但禁止他与别人交谈。甚至在复活节前一周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伽利略也必须得到特许方能离开住处，并且不得与任何人交谈。对伽利略来说，丧失视力是一种特殊的折磨，因为他不仅再不能读书或写作，而且因为在他的一生中所具有的那种导致他做出物理学以及天文学发现的杰出才能再也不复存在了。 他在 《伽利略的私人生活》中感叹说 ：“唉！你们的朋友和仆人伽利略在最伽利略传 １０６后的日子里再也看不到光明了，以致这天空、这大地、这由于我的惊人发现和清晰证明后比以前智者所相信的世界扩大了百倍的宇宙，对我来说，这时已变得如此狭小，只能留在我自己的感觉中了。”
１６３８年，一位青年学生维维安尼来与伽利略一起生活和学习，同时做伽利略的文书。几年后维维安尼写出了他的老师的第一部长篇传记，尽管其中有一些明显的错误，但由于伽利略在最后几年中向他诉说了自己的一些生活轶事，因而使这部书具有特殊的价值。
１６４０年，伽利略在美第奇王子列奥波德的请求下口述了一封长信，就利塞梯出版的一书中部分章节予以答复。利塞梯是帕多瓦大学的哲学教授，伽利略对他一向友好。利塞梯是一个以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观点著书的多产作者，他的这本书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观点解释彗星、新星、磷光石，以及科学家别有解释的所有事物。在讲座磷光现象时，他误引并攻击伽利略《对话》中关于新月发出的微光是由地球把阳光反射到月球上造成的观点。利塞梯听说了那封信，并要求得到一个副本以便就那封信发表反驳文章。伽利略同意了，不过他希望先修改一下，因为他并没有打算发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晚年表现出一种与亚里士多德调和的态度，尽管他决不会达到像伽利略传 １０７利塞梯那样自封为亚里士多德的信徒。
在他们的通信中，伽利略说他自认为自己与那些批评他攻击亚里士多德的人比起来是一个更好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很可能他是这样想的，虽然他从未说过，但心里感觉自己是一个比那些反对哥白尼体系的神学家更高明的神学家。总之，利塞梯讽刺说，他听到伽利略自称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并无矛盾的消息非常高兴 ：“我似乎从你的著作中得到了相反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是我和其他持同样观点的人搞错了。”伽利略答复说：
“要做真正的逍遥学派的学者，即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主要在于依据亚里士多德学说进行哲学思考……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之一就是让人们在推理中避免谬误……就这一条来说，我自信从纯数学家取得的无数进展中学到了论证的正确性，从未出过错误。这样，我就是一个逍遥学派的学者了。
“探寻真理最稳妥的方法之一是在推理之前用经验说话，我们确信，谬误肯定是由推理造成的，至少隐含在其中，因为感觉经验不可能与真理相悖。这一条连亚里士多德也奉为至理名言，认为它远比世上所有权威更有价值……
“那些对上述信条不求甚解的人……会认为接受和遵守亚里士多德说出的每一句名言和命题就是极好伽利略传 １０８的哲学思考。为支持这种看法，他们克制自己，否认感觉经验，并且对亚里士多德的原文做出奇怪的解释……我敢肯定，如果亚里士多德能起死回生的话，鉴于我的不多的但却令人信服的反驳，他会宁愿我做他的门徒，而不收那些把他的每句话都奉为真理、胡乱从他的原文中剽窃概念的人。”
利塞梯不仅攻击了伽利略的观点，而且在其书中误引了这些观点，还加上一些伽利略从未说过的话，其中有些是其他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以前强加于伽利略的。伽利略耐心地对这些内容做了订正，重新解释了他的推理，揭露了利塞梯论证中的极多的错误。然而要说服那些学院派哲学家接受适当而实用的科学是毫无希望的。利塞梯丝毫没有察觉出，盲目信奉权威，并按预想的观念去解释权威的危险。他在一部有１８３节的令人乏味的巨著中反驳了伽利略的信，百年以后，一些哲学家，首先是休谟开始像伽利略那样注重实用科学，另外一些人也开始支持误认为是属于伽利略的一些观念。但大多数哲学家则宁愿继续构造远离感觉世界的、被伽利略称之为“纸上世界”的东西。
事实上，要把充满日常经验的世界呈现在书本上是相当困难的，伽利略就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作家之一。他用大量的、他人所熟视无睹的日常事例把这一世界呈现给人们。如果头脑中没有真实的月球、真实伽利略传 １０９的云朵、 真实的山峦，而只是天文学上的 “月球”观念和关于云朵和山峦的抽象的文字，就不可能读懂《对话》中伽利略对地球反射光——利塞梯曾予以否认——的论述：
“萨尔维阿蒂：请告诉我，当月亮接近满月，以至在白天和午夜都能看到它时，它看上去是在白天亮呢，还是在夜晚亮呢？
“辛普利邱：当然是在夜晚明亮。……因此我有时在白天从小片云朵中看到了月亮，它就像一块漂白了的小云朵；但到了夜晚，它却明亮耀眼。
“萨：所以，如果你只是在白天看到过月亮的话，你就不会把月亮看得比一块小云朵亮。……现在请告诉我，你真的相信月亮在夜晚比在白天明亮吗？还是有其他缘故使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辛：我相信月亮本身在白天和在夜晚一样亮。……
“萨：现在你谈谈，你可曾在午夜看到过由太阳照亮的地球？……
“辛：像我们一样站在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无法看到地球在白天的那一部分。……
“萨：所以，除了在白天，你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被照亮的地球。但是你在最黑的夜晚也能照样看到天空中闪闪发亮的月亮。而这一点，辛普利邱，正是你伽利略传 １１０相信地球不像月亮那样发亮的理由；因为如果你能在一个如同夜晚一样漆黑的地方看到被照亮的地球的话，地球在你看来就会比月亮更耀眼。因此，如果你要认真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必须将地球的光与白天看到的月光对照，而不是和夜晚的月光相比……
“现在你自己已经承认在白天看到过小片白云之间的月亮，它看起来就像一小片白云。这等于你一开始就承认，这些小云朵，尽管由元素材料组成，也能像月亮一样接受光线。如果你还记得曾经常看到一些大片的云朵洁白如雪，那情况就更是这样了。毫不疑问，如果这样大片的云朵在漆黑的夜晚依然同白天一样闪闪发亮的话，那他照亮的区域会比上百个月亮照亮的区域还大。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地球也像一朵云一样是由太阳照亮的，那无疑地球的亮度不会比月亮逊色。现在，当我们在没有阳光的夜晚看那些同样的云朵时，它们就如像地球那样彻夜漆黑一片，这就使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进而言之，我们当中没有谁未见过漫无边际的沉沉云幕，分不清是云霭还是山峦，这就清楚地说明山峦也像那些云朵一样会发光。”
伽利略是清楚的，为了使他的这种科学战胜自然哲学的冗词赘语，就需要使他的记忆的思维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感觉经验上。他运用曾从诗人那里学到的方伽利略传 １１１法实现了这一目的。伽利略是一位著名的诗歌鉴赏家，他把自己的文学风格归功于对阿里奥斯托的研究，据说他通晓阿里奥斯托的著作。在１６１９年至１６２３年关于彗星的论战中，他的敌手耶稣会士曾用诗人的词句来证实某些现象存在，伽利略曾嘲笑他们竟把这作为证据，他说大自然不喜欢读诗。用诗的手法描述事物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这无助于树立某个作者的权威，只是使读者对看到的事物留下生动的印象。在这期间，伽利略曾对一些年轻诗人给予鼓励，他们正在为文学的繁荣而努力工作，就像当年伽利略的父亲为了音乐、伽利略为了科学所做的一样。伽利略还详细比较了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诗。伽利略采用文学形式向普通公众宣传他的新科学并不比他运用数学向同行传播新科学逊色。
伽利略对语言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在反对神学干涉科学研究自由的论述中就反映出这一点，在《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中，他强调说，具有神的灵感的《圣经》作者采用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即使说太阳恒定而地球运动也不会使他们对信仰和拯救问题产生怀疑。在伽利略看来，那些作者预先料到，如果他们咬文嚼字地讲述这些事情，人们就会怀疑他们，因而怀疑他们所论述的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否正确，让人们知道这些问题正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贝拉明懂伽利略传 １１２得这一点，他告诫伽利略不要使用这样的论证，因为这会激怒那些不明智的神学派对手。
伽利略不仅考虑到语义学问题，而且还区别出哪些问题应由科学家做出回答，哪些应由哲学家答复。他给利塞梯复信说：
“宇宙是否有一个中心，以及地球是否位于宇宙的中心的问题是整个天文学中最没有价值的问题。有人假设我们的地球与布满星体的天球相比极其微小，地球的位置要么位于每日转动着的天球的中心，要么与天球的中心有一段微小距离，这就足以使最伟大的天文学感到满意了。既无必要固执地去证明这一假设，也不必要证明恒星位于一个以球面为界的区域内，只要知道这些星体距我们非常遥远就足够了。同样，要想确定这个空间的中心——我们既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它的形状，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具有某种形状——在我看来是一项多余而徒劳的工作。相信地球位于一个中心，而又不知道这个中心是否存在于宇宙之中，这确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在伽利略看来，这些就是自然哲学家的传统工作，而人们应由此转向实用科学。直到伽利略时代，科学一直是哲学的婢女，哲学又是神学的婢女。伽利略希望将科学从哲学——已成为阻碍科学应用和进步的历史障碍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梦想最终建立一种较好伽利略传 １１３的哲学。然而，科学应摆脱一切限制的绝对主义观念并不是伽利略的思想。伽利略认为，科学应被限制在不致与神学发生冲突的范围内，并在科学之外最终创造出一种与科学和神学都相和谐的哲学。
要求科学绝对自由的更为激进的观念是后来由那些视宗教为科学的死敌的知识分子系统地提出来的。如果天主教会不曾犯下站在官方立场支持一种科学反对另一种科学的重大错误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许多人支持这个观点了。一旦天主教会采取了那种立场，它就会坚持错误并一直企图为其错误辩解。１８９０年天主教会终于转变了态度，采取了更为接近伽利略在《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中所建议的立场。当该书正在编辑出版的时候， 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承认伽利略《致克里斯蒂娜的信》“ 系统阐述了具有认识论特征的重要准则，这些准则对于使《圣经》与科学相一致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伽利略写那封信的意图。
“重大异端嫌疑”的裁决使伽利略悲痛欲绝。因为这一裁决使他再不能去他心爱的教堂了；因为他知道他心中从未浮现过异端邪念；因为这个判决是宗教体制犯下的第二个错误，人们一直期待着这个体制改正错误；还因为他一生的心血之作被宣告有罪。他之所以没有因此潦倒是因为他认为哥白尼的天文学和他伽利略传 １１４所知道的其他科学观点是千真万确的。他在１６４１年，也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年，怀着不希望得到报偿，也不怕进一步受罚的心情，在口述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哥白尼体系的虚假肯定不容怀疑，尤其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说更是这样，我们具有神学大师们注释的《圣经》的绝对权威，他们的论证使我们确信地球恒定，而太阳绕地球转动。哥白尼和他的追随者提出的截然不同的种种假设完全被取自全能上帝的最充分的证据一扫而光了。在我们看来似乎只能以一种特殊方式去做的事情，上帝却能用许多方式去做，甚至可以说以无数种方式去做。我们不必妄自尊大地拒绝上帝的帮助而顽固坚持可能是错误的东西。
“正像我认为哥白尼的观察和假设不充分一样，我同样断定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的观察和假设更为荒谬，因为他们没有超出人类推理的范围，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他们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抛弃所有体系就等于说“自然界中没有一件事、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能被理论家所理解。” 伽利略真诚地把科学“作为适合人类研究的推理方法”， 任何人都应当这样做，但伽利略提出的这种科学完全不同于那种认为任何问题都能得到完全和最终解决的科学。科学作为一种不断逼近的方法不能被不停地寻求宇宙伽利略传 １１５真理的探索所战胜。人们怎么能够去追求明知是永远不可及的东西，又怎样确信一年比一年更接近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家是用测量理论和实践以及误差理论作出回答的，在人们完全不知道精确测量值的情况下，可以由这些理论判断测量的精度。
伽利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既是天主教徒，又是科学家。有一次他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写道，他有时恨不得把他的所有科学成果付之一炬，但他甚至从未想过要背叛他的信仰，天主教会背弃了伽利略，并为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伽利略对此只是谴责天主教会中某些固执己见的个别人。法国的一位著名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佩雷斯克写信给伽利略，说他正写信给罗马当局要求赦免伽利略。伽利略复信说：
“阁下的来信，礼仪周至，至诚至善，使我在不幸的命运中略感几分宽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诅咒我的敌人受惩罚。您的信使我蓦然明白了人类哪些东西是最值得赞美的，这就是我的那些高贵的保护人的仁慈的关怀，而首先是阁下您的厚爱。……除此之外，我的保护人对我的境遇表示同情，使我相信我的灵魂不会受到越来越冷酷的折磨，从而感到许多宽慰。我要说，官方政策代表的是这样一些人的利益，他们想用坚持错误的方法来掩盖原来犯下的陷害无辜的罪过，伽利略传 １１６以致使人们猜想还有其他未公开的使无辜的人遭受更加深重的灾难的大错误。”
后来伽利略又写信给佩雷斯克：
“我说过，我不希求安慰，因为我没有错。如果我错了，我会希望得到仁慈和宽恕。庶民犯了法，君主才能得以施行仁慈与宽大。而当一个人被误判时，他的法官们就要用加倍的严酷来掩盖他们自己在法律上的失误。可以想象，我比一般人要好过一点，因为我有两点可以聊以自慰：第一，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不尊敬神圣教会的任何痕迹；第二，我的陈述发自肺腑，这只有我和上帝完全懂得。上帝知道我在为此而受苦，尽管许多人可能说出更有道理的话，但没有一个人对教会说的话比我说的更虔诚和更热诚；即使是古代的神父也没有过。”
在伽利略本人看来，导致他受苦的完全不是哥白尼学说，而是对神学与基督教的热诚。伽利略所说的“法律上的失误”几乎不可能是指他在１６３３年的受审，他认为那只是一个实际错误。使伽利略伤心的是神学家在１６１６年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间接导致伽利略受了处罚。在他看来，神学家的错误是误用了古代神父所建立的法律，古代神父曾明智地把科学与宗教区分开来。
伽利略还说，如果用来蒙骗最高权威的欺诈和阴伽利略传 １１７谋于１６１６年在罗马能够得以揭露的话，那他的诚实意图就显而易见了。由于神学家们就是最高权威，那么使他们受骗的欺诈和阴谋必定出于其他一些人，伽利略在《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中指出这些人就是哲学教授。同样不能认为伽利略的“诚实意图”是支持哥白尼的，那只是他为使教会不干涉科学研究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１６４２年１月９日，伽利略在阿圣翠安然地离开了人世。几天以后，红衣主教弗朗西斯克巴贝里尼，三位拒绝在伽利略判决书上签字的红衣主教中最重要的一位的管家霍尔斯特在写给佛罗伦萨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今天传来了伽利略去世的噩耗，这噩耗不仅会传到佛罗伦萨，而且会传遍全世界。这位天才人物给我们这个世界增添了光彩，这是几乎所有其他平凡的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现在，嫉妒平息了，这位智者的伟大开始为人们所知，他的精神将引导着子孙后代去追求真理。”
的确，伽利略是聪明、伟大的智者。这是就他悖常的、反历史的、纠谬矫枉的重大发现而言的。因此，他又是一位四面受敌的孤寂的智者，他在哲学上、物理学上、天文学上、神学上结怨甚多。他独立地扛着一个时代孤寂地前行。他的同道只有在遥远的后面望伽利略传 １１８其项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