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名人传记
乾 隆 传
姚佩旭 编著乾隆传 １·
目 录
一、乾隆身世………………………………００２
二、奋发有为的青年君主…………………０１１
三、马上朝廷………………………………０３２
四、对文人软硬兼施………………………０４４
五、乾隆、和珅与嘉庆……………………０５１
六、六下江南………………………………０７０
七、天子风流………………………………０９５
八、对外政策………………………………１０４
九、禅位嘉庆………………………………１０９
十、乾隆的历史地位………………………１２５乾隆传 ２·
一、乾隆身世
康熙五十年（公元１７１１年），八月十三日夜半子时，在北京城内千家万户进入梦乡之时，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亲王胤禎府里（今雍和宫），伴随着一声脆亮的哭声， 一个男婴来到世间。 “胤”字辈之下是“弘”字辈，第二个字用“日”字偏旁，于是亲王府循例为其取名弘历，这便是后来声名显赫的乾隆皇帝。按玉牒上的记载，弘历的母亲是格格钮祜禄氏。格格是钮祜禄氏在胤禎府里的位号，她是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女，时年２０岁。由于钮祜禄氏位分不高，秋天，胤禎又正在远离京城四五百里外的木兰围场随从康熙皇帝打猎，因而，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邸中，这个新生婴儿并未引起全府上下人等的特别重视。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的父母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属兔的孩子日后竟有九五之尊，并且临御天下达６０余年！
“闲云淡影空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转眼之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康熙老皇帝和并不太老的雍正皇帝相继驾崩，一向鲜为人知的弘历登上皇帝宝座。从此，先是满头银丝的旧时宫女和两鬓苍苍的年老太监，开始绘声绘色地私下向人们述说这位当朝天乾隆传 ３·子的早年轶事；而后，随着漫长的乾隆时代的结束，众多臣民也怀着诸般动机参加到了这一行列。在这些引人入胜的轶闻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是乾隆皇帝到底是谁的儿子？有关传闻不仅关系到乾隆皇帝的生母，而且也关系到乾隆皇帝的生父。
根据清人石韫玉的《存海斋集序》一文透露，早在乾隆时期，一些宫女、太监即在私下传播乾隆皇帝诞生于热河避暑山庄狮子园的小道消息。按照清朝官方的正统说法所认定的乾隆皇帝生母钮祜禄氏，这年却未在热河随从。此说如此标新立异，不难看出，即使其说属实， 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乾隆皇帝在宗室廷臣中结怨甚多。此说流传，甚不足怪。对此，乾隆皇帝本人虽甚为愠怒，但却无法把问题挑开来正面反驳，只好在有关的一些文字中正面宣传自己是出生在雍和宫。据统计，仅乾隆御制诗篇中，“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 尽管乾隆皇帝郑重其事、不厌其烦地再三宣示，谁也知道，在出生地这个问题上，乾隆皇帝本人所说绝非权威定论。世间哪有不经人说便知自己出生地的道理呢？因而，乾隆所说，并不为世人所重。连那只藏于雍和宫内据说是乾隆皇帝出生时洗身用过的鱼龙变化盆，也无法把沸沸扬扬的众口封住。相反，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之说虽近无稽之谈，却是不胫乾隆传 ４·而走，在臣民中广为流传，以至在乾隆皇帝死后，嘉庆皇帝为其纂修实录与圣训时，凡是涉及乾隆皇帝出生地问题，几乎都遇到了诞生避暑山庄说的挑战。最初，因为乾隆皇帝虽死，余焰犹烈，修纂实录、圣训的馆臣只好仍取正统说法。但至嘉庆皇帝中岁以后，时过境迁，兼之以乾、嘉两帝虽为父子，年龄却相差５０岁，哪里想得到关于乾隆皇帝诞生地的不同意见会有如此深刻而又特殊的内涵？眼见朝野皆称乾隆皇帝诞生于避暑山庄，因而也就稀里糊涂，人云亦云，在自己所作的御制诗篇注解中两次提到“高宗纯皇帝以辛卯年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廷”。 而且还将此大量刊印，颁赐群臣和天下学宫。这样一来，乾隆皇帝诞生避暑山庄的说法更是推波助澜，风靡全国，从而导致了嘉庆皇帝死后因遗诏内容而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病死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 嘉庆皇帝第二子智亲王□宁于灵前即位，这便是道光皇帝。这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受命为嘉庆皇帝撰拟遗诏，颁布中外，以为道光皇帝继位为君的合法根据。因为嘉庆皇帝死地和当时人们习惯上认为的乾隆皇帝出生地都在避暑山庄，为了表彰孝道，几个军机大臣绞尽脑汁，舞文弄墨，生拉硬扯，在遗诏中以嘉庆皇帝口气提到自己虽死，但死在父亲诞生之地而无遗憾之类的乾隆传 ５·话。时年３９岁的道光皇帝在审查定稿时，竟未加注意，当即下令颁发全国。与此同时，还指派专使，分发琉球、安南、朝鲜、缅甸等邻近藩属。一个多月后，国丧告一段落。为了理政，道光皇帝开始阅读乾隆皇帝实录、圣训，方才看到乾隆皇帝诞生于雍和宫的正统记载。直到这时，他才如梦初醒：实录、圣训皆载乾隆皇祖生于雍和宫而遗诏却称诞生于避暑山庄，岂不是说实录不实、圣训不足为训？即使撇开实录、圣训所记真伪不论，宣传此说，岂不是说皇祖生母另有其人？这不是在给祖宗和自己脸上抹黑又是什么？想到这儿，道光皇帝又气又羞，立即传旨诘问。谁知几个军机大臣一时转不过弯子，竟然很不服气地举出嘉庆皇帝御制诗注解为据进行申辩。这使道光皇帝愈加恼火，当即下令追回以前颁发的所有遗诏并下令重新撰拟，再行颁发中外。与此同时，还对几个军机大臣严加处分：托津、戴均元均被轰出军机处，仍回本衙门，降四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另外两个军机大臣虽然未被撤职，也都给予了各降五级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的处分。至此，这场因遗诏内容而掀起的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在道光皇帝的强力压制下，外廷臣工不敢再公开提乾隆皇帝诞生在避暑山庄，然而，宫女、太监中的有关传闻却总是禁而不绝。清朝末年，熊希龄任职热乾隆传 ６·河，看到避暑山庄东宫院内有一间茅草小屋，与整体建筑极不协调，对此，熊希龄甚感诧异。这时，一位老太监向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乾隆皇帝生母为南方人，诨名傻大姐，随家人到热河营生。当时热河行宫外有各式南方工匠，如漆匠等。这时正选秀女，临时缺一名，就把这傻大姐列入充数。当时，雍正皇帝还是太子，一次得了重病，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夜不解带。太子感其德，病愈后就和她发生了关系。后来傻大姐怀了孕， 在茅棚内生了一子， 即后来的乾隆帝。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其生母，就在其出生之地盖了一间茅舍 。”
熊氏得知此事后，于１９２２年４月告诉了胡适，胡氏并载入日记。由于辗转相传，此说增、漏之处颇多，但其基本情节，与乾隆皇帝有关传说相仿。按照这一说法，乾隆皇帝不仅不是满人，而且身份也极为低贱，母亲竟是《红楼梦》中那个整日嘻嘻哈哈、缺心少肺的傻大姐之类的人物，难怪道光皇帝对此传说要大发脾气并且要严厉禁绝了。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道光皇帝虽然竭尽全力将乾隆皇帝诞生避暑山庄的传说压制下去，但是，为时不久，另外一种传说，即“乾隆皇帝是海宁陈家之子”又流传开来。由于当时朝政日非、皇权日益削弱、阶乾隆传 ７·级矛盾空前尖锐，以及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增长，这一传说内容之杜撰、渲染，较之前说更加肆无忌惮。不但否认乾隆皇帝为其母亲所生，而且公然否认其具有满洲血统而认定其为汉人之子。矛头所向，直指整个清朝皇室和所有满州权贵。该说大略是这样的：康熙年间，海宁陈氏名宦迭出，陈元龙、陈世倌、陈诜、陈论等父子叔侄，位极人臣，因此便成了谋夺储位甚力的皇四子胤禎争取和联络的重点。当时，有某一陈氏之妻与胤禎之妃同在孕期，同时临产且同称得子。为表庆贺，应胤禎之邀，陈氏送子到王府让王妃看视。但至送归之时，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陈氏夫妻不敢声张，而抚养此女情同己出。２０多年后，陈氏所生之子继位为君，就是乾隆皇帝。为了探访本生父母，乾隆皇帝特借六巡江南之机四次临幸海宁陈家，并以人子事父母语气为陈宅书写了爱日堂、春晖堂两块匾额。至于那个陈氏抚养成人的公主，后来择嫁常熟蒋氏，蒋氏特为其筑公主楼，云云。此说传出后，海宁陈家后人立即跟着帮腔，编造了自己祖坟风水的种种异征，借以证实这个“帝出于陈”的传说。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陈氏始祖姓高名谅，原籍渤海，流寓海宁。一天，因连日奔波劳累，在一小桥上休息时，失足落水。当时，桥边有一个豆腐坊，主人陈明遇，父女相依为命。是日，陈明遇恰因梦见青龙蟠绕乾隆传 ８·桥下而出门看望，遂将其搭救上岸，领回家中，讯明身世，便将己女许配为妻。后来生子，遂袭外祖之姓，取名陈荣，仍以制作豆腐为生。一日，陈荣半夜起来磨豆腐，忽于门缝中看到远方有二人提灯向近处走来。陈荣暗中出门查看，原来是一个秀才和一个道士在附近谈话。只听道士说，这个地方风水最好，如果将祖坟迁此，后世将位极人臣，并且还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数。秀才便问有何根据，道士遂从腰中摸出两个鸡蛋扬了扬说，将两个鸡蛋埋在这里，明天此时，就会孵出小鸡来。随后，二人蹲下将鸡蛋埋入土中，飘然而去。次日晨起，陈荣又磨豆腐时，忽然想起昨天秀才、道士说的话，匆忙放下手中营生，到那个地方查看究竟。果不其然，唧唧声中，两个鸡雏正在破壳而出。恰在此时，忽见远方两盏灯光向这里移动，原来，秀才、道士来取小鸡。陈荣赶紧俯身捧起两个鸡雏回屋，又另从室中拿出两个鸡蛋依样放回原处，关起门来，听那秀才、道士说些什么。顷刻之间，秀才、道士已到原地。看到鸡蛋还是鸡蛋，毫无变化，秀才便嘲笑道士大话骗人，道士则目瞪口呆，围着那两个鸡蛋转来转去，满腹狐疑，无法回答。而后，各自散去。事后，陈荣确知此地风水决非一般，乃将其父高谅之尸骨移葬于此。说也奇怪，两代之后，陈氏子弟便有科举登榜者，至道光时，陈氏一家举贡进士登第者已达乾隆传 ９·２００余人。其中，位至宰相者３人，官至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１１人……。按照这一记载，陈氏祖坟风水是如此之好，难怪会有一帝出于陈家了。对于这种悖逆的传说和文字记载，如在乾隆时期，所有干连人犯早已被凌迟处死并举家连坐。然而，当时各地人民起义风起云涌，西方列强也虎视眈眈，炮舰相向，为此，上自皇帝，下至廷臣无不忙得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这些事情。因而此后这种说法和其他许多有关清朝统治者的传说能一起广泛流传。清末民初，更几乎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这对于动摇清朝统治并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反清民主革命，起了重大的煽动作用。
乾隆帝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说虽对近代以来的政局发展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细加考究，该说也很牵强。据已故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考证：乾隆帝出生之时， 其父雍正正在壮年并且已生四子，“以女易男 ”，实无必要；而乾隆帝四次临幸海宁陈家，实为视察海塘工程而不是省亲；为陈家书写宅匾者乃康熙帝，而非乾隆帝；陈氏盛时，乃在康熙以前，至乾隆时，已经衰落。对于陈氏先祖以及后人，乾隆帝也毫无宠幸、加厚之意，不但在修撰国史时，将陈之选等列入贰臣传，而且对于陈氏子弟仕宦者，也动辄加以打击、斥逐。至于陈氏后人关于其祖茔风水的传说，乾隆传 １０·更是荒诞不经，不足为凭。而且，参阅《清秘史》等书可知：陈元龙于乾隆元年去世时已八十几岁，而上一年雍正去世时年五十八岁，两人年龄相差几近三十岁。因此，乾隆帝为海宁陈家之子一说看来可以否定。至于乾隆帝是否系宫女所生，学界至今尚未论及。不过，如果将之和嘉庆帝御制诗注以及道光帝即位后朝廷发生的那场风波联系起来，又颇耐人寻味。本来，“宫闱之事，日久易忘 ”，可是有关乾隆帝生母、生父的议论却是时常不忘，经久不衰，这倒是值得寻味的。
乾隆传 １１·
二、奋发有为的青年君主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八月，雍正得急病死。大臣鄂尔泰和史贻直一面料理丧事，一面齐集文武百官到太和殿，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拿下雍正帝立储的遗诏，向诸皇子宣读。遗诏上写着 ：“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于是， 原为宝亲王的弘历就被拥上宝座，阶下大臣齐呼“万岁 ”，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他就是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庙号为清高宗。
从幼年时代开始， 乾隆皇帝即熟读《诗》、《书》，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儒家经典中关于尧舜禹盛世的记载成了他所神往的境界。继承皇位为他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舞台。这样，即位伊始，这个青年君主即着手对前朝败政加以废除，从而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巩固并加强了自己对全国的统治。
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是一个杰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以极其严厉的手段打击自己的政敌和专横不法的权臣。在此同时，有鉴于清康熙末年以来朝政废弛的现象，他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机构和赋税制度进行了乾隆传 １２·大刀阔斧的改革。所有这些，对于当时皇权的加强和清朝统治的巩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他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了历史上长期积存的各方面的问题，其影响面几乎遍及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而且，由于时间仓促、思虑不周、用人不当等原因，不少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弊端甚多。因而，雍正帝的治世思想和改革措施招致了相当多的人的议论，并且几乎成了政治上反对势力的众矢之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清朝统治的巩固。为此，乾隆帝即位之初，审时度势，在维护雍正皇帝改革基本成就的同时，对雍正皇帝的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在统治政策的调整中，最先转变的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雍正皇帝为政崇尚严猛，应该说，这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法门。但也因此而树敌过多，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有鉴于此，雍正皇帝刚刚去世，乾隆皇帝即借颁布雍正皇帝遗诏之机放出了改变雍正皇帝治世思想的信号，提出了自己的宽严并济的治世思想。而后，他又利用各种场合，对他的宽严相济的思想进行了愈加具体的解释。 他说 ：“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天下之理，惟有一中。 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 根据这些思想，他对雍正皇帝的政乾隆传 １３·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并进行了纠正雍正帝败政的工作。
其一是处理政治积案。雍正一朝，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次数多、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阿、塞和年、隆两案。阿其那、塞思黑原名允祹、允禟，本是雍正皇帝的同胞兄弟，仅因在康熙末年竞争皇太子，从而成了眼中钉。雍正继位后，分别将他们勒令除宗，废为庶人，名字改为阿其那（满语猪之意）、塞思黑（满语狗之意），时间不久，即先后迫害致死。受此株连，阿、塞二人子孙被革除宗籍，雍正的其他几个弟兄如允祉、允礻我、允禵皆被囚禁高墙。一夜之间，皇室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皇室内部关系紧张是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的一个严重的内顾之忧。为了收揽人心，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即以“亲亲睦族”为旗号，释放囚禁宗室，着手办理革除宗籍人员“附载玉牒”、“分赐红带、紫带”事宜。根据他的指示，允礻我、允禵等先后获释出监，还给爵位；阿其那、塞思黑及其党羽骨干延羽、苏努等人的子孙也被发还产业，赏给俸饷，赐予红带，收入玉牒。在此同时，他还提倡以孝治天下，对宗室采取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对于宗室中的长辈，撰封册文时不称“尔某 ”，以示敬长之意。对于诸皇子的名字，因为都是圣祖仁皇帝所赐，载之玉牒，如果因自己一人而让乾隆传 １４·弟兄的名字都为避讳统统改过，于心不安，所以颁旨废除皇子改名之例。对于孀居紫禁城内的康、雍两代皇帝的几个妃子，因为他们和封藩在外的儿子见面的机会极少，则于岁时伏腊、令节、生辰准许各王贝勒迎养于各自府邸，以享天伦之乐。对于康、雍以下的近支宗室，也普予封爵。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皇室内部矛盾，为团结统治各阶层人士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年、隆一案的主要当事人是年羹尧、隆科多，原来都是雍正的亲近大臣。年羹尧是协助胤禎夺得皇位的一员大将，其胞妹被封为贵妃；隆科多是胤禎的舅父，为胤禎登上皇位在内出力极大，胤禎一继位即谕知内阁，隆科多以尚书之职同贝勒胤□、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凡有谕旨必须由四大臣传出。年羹尧、隆科多对于雍正朝统治的建立和巩固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专横跋扈、恃功不臣，对雍正的统治渐渐构成了威胁。为此，雍正三年至雍正五年，雍正皇帝对他们二人及其党羽进行了清洗。年羹尧先被革职降级（ 民间传说年羹尧一夜连降十八级），后被判“九十二款大罪 ”，以一条白帛自裁；隆科多先遭变相放逐，后经王公大臣会审，定大罪“四十一款 ”，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在此同时，雍正皇帝还大兴“文字狱 ”，对和年、隆二人有过来往的官吏和士人加以残乾隆传 １５·酷打击。其主要者有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江西乡试试题案。《西征随笔》由汪景祺所著，其中记载着年羹尧征服青海时的见闻，胤禎认为有对康熙皇帝不满之处；查嗣庭曾任礼部侍郎，在江西主持考试时，试题中有一句“ 维民所止”，胤禎认为他是故意把“雍正”的头砍掉。汪景祺和查嗣庭二人和家属因此受到诛戮和流放的处分。牵连所及，汪、查二人浙江原籍的乡、会试被停止，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字狱也连绵不绝。雍正皇帝的这些举措，使得全国上下各级官吏、士子人人自危，“士子以诗文为戒 ”，“乡、会试两试考官，每因避讳字样，必择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 ”，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局面。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在“备位藩封”时便已有所闻，因而，即位之后，首先允许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起复，“酌量降等录用”。然后，又将各起文字狱涉及人员通行释放回籍。除此之外，为了解除广大官吏、士子的疑忌心情，他还连颁谕旨，反复劝谕 ：“嗣后一些章疏，以及考试试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机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为了制止民间的“挟嫌陷罪”和各级官吏的“见事生风，株连波累 ”，他除下令各省对以往文字狱案件通告复查以外，还特别规定“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乾隆传 １６·告之罪 ”，承审官吏“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律论”。 这些规定，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士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巩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对于各级官吏、绅衿生监和广大农民，乾隆皇帝也采取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即位之初，即将雍正朝因亏空钱粮而被革职的两千来名官员悉数宽免。不久，又下令将在京大、小文武官员俸银各加一倍。对于内外佐杂官员，也普遍给予养廉银。对于绅衿生监，雍正时期管理一直十分严格，先后革除儒户、宦户等名目，规定士民一体当差。抗欠钱粮、包揽词讼者，当即革去功名，严加惩治。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将原先因抗欠国课而遭褫革的生员分别开复，同时，又陆续作出决定 ：“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行免派杂差 。” 发遣犯人中，“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役 。”生员犯过，地方官当先经学政批准，“始能会同教官于明伦堂戒饬， 不得擅自饬责”。 从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广大劳动人民， 他也频施恩惠。登极恩诏中， 首先宣布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全数宽免。而后，又陆续放宽灾蠲范围，针对各地遭灾实际情况，分别进行了一些地域性的钱粮蠲免。在此同时，他还采取各种措施，划一赋税征收标准，减免一些地乾隆传 １７·区过重的正额赋税；禁止滥收耗羡，限止各级官吏的额外剥削；削除一些地区的苛捐杂税和非法摊派，清厘并豁除各地雍正年间虚报的开垦地亩数字，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三，对于雍正朝的其他明显败政和一些累民措施，乾隆皇帝上台以后，也都用力加以革除。首先是限制和打击僧道势力。在雍正帝的纵容下，雍正时期的僧道势力发展极快，引起了广大正统儒生和官僚的不满，也影响了雍正帝本人的声誉。雍正帝驾崩的第四天，乾隆皇帝即颁布上谕将供奉内廷的僧道全行驱逐回籍；而后，又分别通过颁发度牒、禁止各地擅造寺观等措施，对全国僧道严加限制。经过他的整顿，在政治上排除了僧道势力对国家事务的干扰，在经济上也限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因而，这一活动得到了广大官吏、士民的支持和拥护。其次是禁陈祥瑞。和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帝王一样，雍正帝相信天人感应。在他的影响下，终雍正一朝，祥瑞不绝。什么嘉禾、瑞麟、凤鸟、甘露、卿云现、黄河清等，不胜枚举。这股虚夸风气使得最高统治者很难掌握全国的实际情况，而乾隆皇帝对此深为反感。他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 ”， 也毫无用处。他还告乾隆传 １８·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 因此，他下令，“嗣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至此，十几年来对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过极大影响的这股陈奏祥瑞的歪风方才停了下来。再次，是除去各种累民措施。除上述败政外，雍正还有不少举措也都直接、 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如为了兴建浙江海塘和对准噶尔地方政权用兵， 雍正皇帝曾先后开捐， 致使官吏队伍的素质因此而有所降低。因为人口繁殖、政务繁忙，而为了便于统治，雍正皇帝曾允许各地曾设州县和一些官职，也给地方制造了一些混乱。此外还有宣扬乐善好施、道不拾遗、岁举老农奖给八品顶带、兴办八旗井田、派遣外省教师担任福建正音教官等，也都在执行中弊端百出。如各地陈奏的“乐善好施 ”，大多不是出自绅民自愿而是各级官吏勒索摊派所得，“名曰利民，而适以病民”； 宣扬“道不拾遗”也招致了“奸民邀赏，有司干誉”的流弊。岁举老农，给予八品顶带的作法，原为劝农而设，而在施行过程中，“往往有似农非农之辈觊觎钻谋，恃职不法”。 后来改为三年一举，“较前更难，贿嘱更甚 ”， 更多为乡曲无赖所把持。为解决八旗生计而在京畿推行的井田制，也因八旗子弟盗卖官牛、出租土地而变得不伦不乾隆传 １９·类。至于为教授官话而进驻福建各地的浙江、江西的正音教官，又因“虽谙官音，不晓土语，师弟问答，彼此扞格”而无法开展工作。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或者斟酌实情，严格批准手续；或者停止执行，改复旧章。如雍正十三年十月，以捐纳“无益吏治”而停止开捐。在此同时， 还以改隶州县，“百弊丛生，增设州官，事绪益纷，供给送迎，闾阎滋扰”； 陈奏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直是另开捐纳之条，而胥吏士豪，乘此得以侵蚀 ”，于是分别下令禁止督抚滥请改隶州县，不许再行陈奏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等。乾隆元年七月，停岁举老农给予八品顶带之例；十一月，改井田为屯庄。二年三月，又将各省进驻福建之正音教官悉数发回，改从本省教职中“慎选熟晓官话者，专司正音教职”。
在封建社会里，多数封建帝王都恪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从而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对前朝败政予以纠正，表现了他的讲求实际、不墨守成规的精神。因此，他的这些措施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拥护。当时民谣云 ：“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应该说，这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
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后，乾隆皇帝开始一步步把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
乾隆传 ２０·
因为雍正皇帝规定秘密建储，乾隆皇帝即位前，在法制上没有自己的僚属，更谈不上在官吏队伍中有自己的亲信，所以他即位时，年仅２５岁便一肩担起管理十几万官吏、近百万军队、一亿多人民的重担。那么这位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是用什么方法挑起这副重担的呢？如果对此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正像驭手驾驭马匹需要鞍辔缰绳一样，乾隆皇帝管理国家也有两条无形的绳索。其中一条绳索是秘密奏折制度，另外一条绳索就是军机处。
奏折制度最早始于入关之初的顺治、康熙时期，本为当时两种上行文书题本和奏本的补充和附庸。其主要特点是：具折人可以直接和皇帝本人秘密联系，不必像题本、奏本一样经通政司转呈内阁，经内阁票拟之后再和皇帝见面，而是直达御前。当时，可以具折言事的只限于少数高级官员和皇帝的几个亲信。雍正时期，为了加强皇权，进一步控制各级官员，对于奏折制度更加重视。不但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中央供职的身份较低的监察官员和各省布、按两司以及一些知府皆可具折言事，而且奏事内容也更多地转到和统治安危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上来。这样，皇帝随时可以通过全国各地官员打来的这些秘密报告，了解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全国军政财文各方面的情况；而各级官吏却因此而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乾隆传 ２１·地捆住了手脚，只能服服帖帖，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对于这种特务制度，乾隆皇帝大加赞赏。即位之初，虽对于雍正政策多所改动以博取宽大之名，而且，在居丧期间，还把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工作交给总理事务五大臣办理，然而对奏折制度，却一不废除，二不假手于人。雍正皇帝去世的第二天， 他即规定，“若有密封陈奏事件， 仍令本人自行交奏”。并下令“其从前何等官员准奏何事，或有特旨令其奏事者，俱著照前折奏”。在此同时， 他还不顾一些臣下对奏折制度的批评，而进一步扩大拥有奏折言事权力官员的范围。他下令“于大臣九卿科道外，并准部属参领及翰林等俱得奏折言事，以收明目达聪之效”。 对于处理奏折， 乾隆皇帝也十分认真，“详细览阅，不遗一字，若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 而且，外出巡幸期间，也不委人代办，而规定“自起銮之日为始，凡有外省奏折，俱赍付在京总理事务五大臣加封，交由内阁随本呈送，候朕批示，随本发回”。 在此同时，有鉴于奏折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他还在雍正朝各种旧有规定的基础上，提高奏折在所有上行文书中的地位。乾隆十三年， 他正式下令，“将向用奏本之处，概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 从此，奏折又成了与题本并行的两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之一。而且，由于当时许多机密政务，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是先用奏乾隆传 ２２·折报告皇帝，得到皇帝首肯后，再以题本形式正式向中央政府有关机构打报告，以便完整批准手续，因此，虽然其与题本并为上行文书的两种基本形式，但其作用却远在题本之上。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采用各种措施，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一是坚持满洲官员奏事用清文具折而不得使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上皇帝的批语引入具题本章；三是不准具折人将具奏内容和乾隆皇帝之批语泄露于同僚或上司官员；四是为防奏折呈送途中发生泄密，对所有具折言事官员，概行颁发凭匣和钥匙，只有具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这样，由于乾隆皇帝高度重视和制度健全，奏折制度在乾隆皇帝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举凡统治集团中几次较大的政治斗争，各级官吏各种贪污不法案件的揭发和处理，多起文字狱的制造和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等，无不通过奏折的形式而得到了极为迅速和秘密的处理。乾隆皇帝利用奏折管理国务，简直达到了出凡入圣，妙不可言的地步。
军机处初建于雍正七年，本名军机房，原是西北用兵期间为了军事上的保密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机构。由于在此期间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机宜事务既不经内阁票拟批答，又不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决定，而是经由军机处直达御前，由雍正帝亲自处理，故而，这一机构的建立对于雍正皇权的加强起过一定的作用。乾隆传 ２３·尽管如此，终雍正一代，军机处的工作范围却大致没有超出筹办西北军务之外，有些重要事务如雍正十三年的平定苗疆叛乱，雍正皇帝还于军机处之外另行任命办理苗疆事务五大臣。而且，雍正皇帝去世之后，在统治政策的调整中，乾隆皇帝还将其作为前朝的一项败政予以取消。这些情况表明，军机处建立之初，由于皇权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军机处在管理国家事务中所发挥出来的重要作用尚未引起最高统治者足够的重视。
即位之后，巩固和加强自己统治的强烈愿望推动乾隆皇帝着手重建军机处。雍正皇帝去世后，由总理事务五大臣暂时处理国家日常事务。但因这些人不是宗室，就是重臣，职位尊崇，联络广泛，长此以往，很容易自成体系而尾大不掉。再者，为了处理要务，乾隆皇帝每日仍需阅看并处理大量的奏折。对于一个刚刚二十多岁的青年皇帝来说，这一工作，无论就个人精力还是就统治经验来说都有极大的困难。阅览、处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核实情况和督促落实并检查办理情况了。因而，他迫切需要一个既能贯彻自己意旨、又有工作效率的工作机构。这样，三年丧满之后，乾隆皇帝撤消了总理事务处，又恢复了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
由上可见，乾隆皇帝重建军机处的直接目的是加乾隆传 ２４·强皇权。因而，在确定军机处的编制、规模、预选军机大臣、赋予军机处权力和工作范围等方面都较之雍正时期更为自觉、更为主动。首先，在人员编制上，雍正年间，军机大臣在职者始终没有超过３人，而乾隆皇帝重建军机处，一下子便任命了６位军机大臣。其次，对于军机大臣的预选，乾隆皇帝也有自己的标准：一是不准宗室担任，以防大权旁落；二是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人，以保证满族权贵在政权中枢的指导地位；三是不问资历，提拔亲信。如果说，军机处重建之初，乾隆皇帝尚不得不任用鄂尔泰、张廷玉等雍正时的旧臣担任军机大臣，那么，乾隆皇帝１０年以后，随着其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他便先后将傅恒等亲近拉进军机处，从而将军机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四是完善军机处的各项制度， 加强保密。乾隆十四年，他下令将雍正年间军机处“办理军机事务”六字印文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印信”八字印文，并规定印信本时由内奏事处之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之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了保密，不但军机处的听差皆选１５岁以下不识字的孩童担任，而且在军机处值庐，此外还专派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对于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报的各地督抚，则严加处理。再次，是通过各种方式，削弱中央和地乾隆传 ２５·方各机关的权力，而将之集中在军机处。因而，和雍正年间相比，乾隆时期军机处处理事务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内至六卿部寺暨九门提督、 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１５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 在这中间，除了帮助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核内阁、翰林院所拟诏旨、议大政、谳大狱、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奉派出京查办事件、陪同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等事务性工作之外，还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的使用和任免提出草案，供皇帝本人选择，从而使其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可是乾隆皇帝却始终没有为之专设衙署，从军机大臣到军机章京皆为兼衔，其工作范围虽广，但说到底，不过是“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本人的秘书班子而已。因而，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难怪清代臣民老实不客气地把军机大臣比作抬轿的轿夫。给官老爷抬轿的四名轿夫，各有四个字形容：前面一个昂首挺胸，叫作“扬眉吐气”； 第二个走在官老爷面前，叫作“不敢放屁 ”，因为一放屁官老爷首当其冲，吃罪不起；第三个在轿后，视线被轿子挡住，因乾隆传 ２６·而叫“不辨东西”； 最后一个亦步亦趋，叫作“毫无主意”。 军机大臣的情形就跟这几名轿夫一样。军机领袖“扬眉吐气 ”，奏对时照例由他一人发言；居后的便“不敢放屁”； 新入军机的不摸底细，所以“不辨东西”； 位次在最后的，叫作“打帘子军机 ”，当然是“毫无主意”。 即使是军机领袖也只是扬眉吐气而已。鄂尔泰、张廷玉、傅恒、阿桂都曾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学士和珅也曾极得乾隆皇帝信任，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控制朝廷大权。乾隆皇帝讲 ：“大学士之于宰相， 虽殊其名，而其职自在 ”，“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岂无一二行私者，然总未至擅权骫法能移主柄也”。“本朝纪纲整，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说话的乾隆皇帝，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的确，他通过军机处的重建，不但把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把明朝以来的内阁搞得形同虚设。在利用军机处这条绳索攫取权力、管理国务上，乾隆皇帝算得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
在乾隆时期的各种国家事务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人口急剧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矛盾。据估计，三藩叛乱平定之初，全国人口近７０００万，乾隆传 ２７·而至乾隆初年人口普查时，已逾１１ ４亿。这样，全国人民生计问题愈益突出。为了防止发生新的社会动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乾隆皇帝对农业生产予以高度的重视。即位之初，他就反复强调“重农务本 ”，并先后指示臣下编修、 刊布农书、试验区田法， 推广双季稻、扩大甘薯种植面积等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对于其他可资民生的经济作物如栽树、植棉、种茶、育桑、 养蚕等，也大力提倡。 对于不事生产的游惰之徒如僧道、娼妓以及有妨粮食生产的酿酒、烟草种植等，或严加限制，或明令取缔。在这诸多措施中，对农业生产起了较大作用的是劝垦田地和兴修水利。
乾隆五年以后，针对当时“各省生齿日繁而地不加广”的严重现实问题。乾隆皇帝对劝垦田地表现了异常积极的态度。当年七月，他颁布谕旨，命令各地“开垦闲旷地土”并规定，全国各地的所有荒芜田地，“悉听该地民夷垦种 ”，免其交纳赋税。为了调动各级官吏的积极性，他下令将此作为官吏考课升黜的重要内容。按照这些规定， 无主荒地，“官为招垦，给照为业。若本地人力无余，准邻近无业之人承垦，编入土著”。 土地业主如已他徙而“承佃之人久经应差纳课， 已达３０年以上者即准永为世业”。此后，他还一再颁布谕旨，不断扩大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增加免于升科的垦荒亩数。 在此同时， 对于内地各省乾隆传 ２８·人民自发地移垦边远省份的活动，他也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政策。如东北原是清朝先世发祥之地，乾隆以前，历来严禁内地民人出关垦种。但至乾隆时期，禁令明显放宽，不但容其居留，而且准其入籍，以致不长时间，即由出关民人垦出大片肥田沃土。再如对山西、陕西、直隶民人租种蒙古牧地，他也以“边民获粮，蒙古得租，彼此相便，事属可行”而批准执行。这样，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不下数十万户”。对于广东、湖广和江西各省无地民人移垦四川，他的态度也很积极。在他的过问下，南方各省先后有大批贫民获准携眷入川，远至当时人烟稀少的川西、川南等地，开辟荒山野岭，兴修水利工程，种植粮食、茶叶、棉花等。除此之外，他还主抓了京旗移垦和西域屯田，其中京旗移垦始于乾隆七年。根据他的指示，先后有数千户在京旗人东行出关，在哈尔滨以南拉林、阿勒楚喀两地垦荒种地。不长时间，该地“满洲日多，居民日密，商贩牲畜不期而集 ”，一片繁荣景象。西域屯田虽然始于康熙时期，但因当时中央政权和准噶尔地方政权兵戈不休，效果一直不甚理想。准噶尔、回疆两次叛乱平定之后，乾隆皇帝专拨内帑３００万两，采购牛、具、种子，大规模的屯田活动才正式开始。以屯田范围而言，原先不过巴里坤、科布多、哈密数地，此时，除原来地区继续增垦外，西至伊犁，乾隆传 ２９·北至塔尔巴哈台、雅尔，南至哈喇沙尔、辟展、托克三、乌什等地也先后规划屯田。以屯田形式而言，除原来的军屯之外，回屯、民屯、商屯、遣屯（ 即犯人屯田 ）等各种不同形式的屯田形式也相继兴办。根据他的指示，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不少民人在当地官员组织下携眷出嘉峪关外，前往指定地点屯种；不少商人也纷纷携资前往，认垦田地。以种植农作物而言，原只有青稞一种，此时则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蔬菜无不大量种植。至乾隆三十年，各种形式的屯田总数已在４０万亩以上，而且以后还在不断增加。由于乾隆皇帝重视和屯田措施有力，屯种田地连年丰收，当地军民自给有余。乾隆二十九年以后，甘肃连年遭灾，这时，根据政府安排，还由乌鲁木齐等地调拨粮食赈济内地饥民。总之，在他的劝垦田地政策的鼓励下，乾隆前期，全国垦田数字直线上升，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因人口迅速增长而造成的耕地相对不足的矛盾，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发展农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各地水利工程的兴修，乾隆皇帝也相当重视。继位后不久，他即亲自抓了江南水利、浙江海塘工程和直隶水道疏浚等重要水利工程的查勘和兴修。乾隆三年，他专拨库银１００万两兴修江南水利。不乾隆传 ３０·过三年，上、下两江各条水道得到了一番普遍的疏浚和治理。除此之外，还于江南各州县修建陂塘沟渠、圩埂、土坝近百处。对于江浙两省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的沿海海塘的修建和保护，他也花了不少心血，曾先后拨银上百万两，兴建柴塘、石塘，以保护沿海土地免受潮汛破坏。与此同时，根据他的指示，以治理永定河为中心，进行了规模颇大的兴修直隶水利活动。在这一活动取得一定成就后，乾隆九年，又将治河重点移到永定河上游——山西境内的桑干河。对于全国各地的水利事业，他也不遗余力地予以提倡。在他的关心下，不少地方的官员重视水利事业，全国各地不同规模的水利工程相继兴建。如甘肃巡抚宗室德沛和署理陕西巡抚崔纪，即分别在所辖境内组织民众“开渠凿井”。 直隶平山县令郭殿正、阜平县令罗仰镳又分别于滹沱河、沙河两岸引水灌田，改造良田数十百顷。河南嵩县知县康基渊则组织人民将县内伊河两岸古渠一律疏浚深通，灌田６５０００公顷。阿尔泰任山东巡抚期间，注重水利，先后修渠灌田，种植水稻近５００顷。调任川督后，仍以兴修水利为事。在他的组织下，名山、三台、屏山、南江等县人民在新垦荒地上挑渠灌田数千顷。乾隆三十一年，他又以都江堰“为数十州县水利所关”而组织人民挖深堰底，加固大坝。此外，一些边远地区如广东、乾隆传 ３１·广西、云南和新疆巴里坤一带也都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巴里坤水利工程还别具特色。乾隆十八年前，该地军队屯种土地，向靠引南山雪水进行灌溉，但因遍地黄沙，渠水流失严重。为此，乾隆十八年，该地屯军凿木为槽，铺设了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木渠，灌溉了大片的良田。所有这些，都对农业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注重兴办水利的同时，乾隆皇帝还十分注意除害。当时，全国水道为患最剧者莫过黄河。因此，他逐年拨出巨帑，对黄河进行整修，加固堤堰、疏浚河道、开挖引河等，减轻了黄河为患的严重程度。
乾隆皇帝推行的这些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在清初以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整个社会也因此而比较长期地处于安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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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上朝廷
乾隆一代有“十全武功”之说，乾隆皇帝也自称是“十全老人”。 所谓“十全 ”，指的是１０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即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次降服廓尔喀，合计为１０。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
提起“十全 ”，不能不提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对苗疆的用兵。
在贵州“苗疆”地区，雍正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末年，贵州“苗疆”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往贵州平叛。他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 ”，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苗疆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疆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继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要对苗疆大举用兵。他初次调兵遣将，自不免要稍示威严。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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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订了“督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所向克捷。三路兵马步步紧逼，层层封锁，对苗寨群众大杀大烧，清军攻破苗民据点牛皮大箐，杀死１万多人。清军又回头对熟苗大肆杀戮，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先后毁掉苗寨１２２４寨，赦免３８８寨，杀死１１７万人，黔东的苗区淹没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之中。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 ”，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６０年间，他多次对属国和边疆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次。
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隅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三天攻下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乾隆传 ３４·数，而战功全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 ”，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实际上就是赐死。讷亲自知不免一死，遂用这支祖剑自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致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帝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大小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进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２０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他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乾隆传 ３５·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了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弟为定边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乾隆皇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最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恩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 ”，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乾隆传 ３６·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朝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号。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弟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俨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还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叛乱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兵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３０００人，被霍集占率领的１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３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命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帝因为连年用兵胜利，心中十分高兴。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他特命画工为各功臣画像，将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供人观瞻。各大臣也都能以入紫乾隆传 ３７·光阁为荣。这也是乾隆皇帝鼓励臣下为国立功的一个措施。
平定准噶尔、回疆叛乱后不久，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乾隆皇帝又干了一件有功于历史的漂亮事，这就是接受土尔扈特异域来归。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原是蒙古四部之一。１７世纪２０年代以前，该部一直居于准噶尔地区。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和邻近蒙古各部发生矛盾，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近代居住的塔尔巴哈台一带地方，几经辗转以后，定居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对异国殊俗，土尔扈特部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他们不顾山险路长，一直和中央政府以及留于原居地的厄鲁特各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部落人民表示深切的关怀。康熙五十一年，康熙皇帝专派内阁侍读图里珅等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人民。对于土尔扈特和清朝中央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沙俄当局极为不快，他们为了加强对土尔扈特部人民的控制，一方面通过改组土尔扈特部落会议（扎尔固），以限制土尔扈特汗的权力。一方面又实行宗教渗透，逼迫广大土尔扈特部人民改宗东正教。同时，沙俄还把广大土尔扈特丁壮作为炮灰，大量征调他们参军，去和瑞典、土耳其等国乾隆传 ３８·作战，“归来者十之一二”。对于沙俄当局的压迫，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而清朝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又使他们返回原居地成为可能。这样经过长期的准备，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居住在伏尔加河南岸的１７万土尔扈特人同时发动了反抗沙俄的大起义，彻底摆脱沙俄政府的控制，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祖国的征程。在回国途中， 他们击退了沙俄军队的追击， 战胜了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骚扰，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疫流行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次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早在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乾隆皇帝即得知土尔扈特正在向中国边境转移的消息。由于在来归土尔扈特部众中，有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叛逃国外的舍楞、劳章扎布等人，一时之间，对于其入境意向，不少官员疑虑重重，“议论沸起”。他们一则怀疑土尔扈特前来投顺只是犯境借口，二来又惧怕收受“俄罗斯叛臣”会引起沙俄干涉。对此，乾隆皇帝经过通盘考虑，力排众议，决定对万里来归的土尔扈特部众予以热烈的欢迎。为了使土尔扈特来归人众了解自己的态度，当年六月初，大队土尔扈特部众刚刚进入中国境内，他即派得力大臣舒赫德前去迎接。 在此同时， 为了解除叛而复归的舍楞、劳章扎布等人的疑惧心情，他还专派使者至其驻地面传谕旨，表示“断不究其前罪，乾隆传 ３９·务与渥巴锡等一体加恩”。 针对土尔扈特人众远道跋涉，各种生活用品奇缺的情况，根据乾隆皇帝“口给以食，人授之衣”的指示，大批清朝官员投入了赈济来归人众的具体工作。为了救急，乾隆皇帝除指令土尔扈特人众所至之地官员运用库存衣物、茶叶、布匹、粮食和官中牛羊之外，还专拨库帑２０万两，于西北各地购置牛羊衣物，“驱往供馈”、“均匀分给”。对于其投顺之后的耕牧地区，也作了妥善的处理。分别将之安置在科布多、珠勒都斯一带地方。在一切大致就绪之后，当年九月，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隆重地接见了前来入觐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并将渥巴锡封为卓哩克图汗，其弟策佰克多尔济封为布延图亲王，舍楞封为弼里克图郡王。其他来归头目也都分别封为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这样，由于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来归态度积极，安置妥善，使得这些“新投之人，一致如归 ”，很快地安下心来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西北边疆。不到两年时间，土尔扈特居地“游牧安帖，田禾茂盛 ”，一片繁荣景象，乾隆皇帝的积极政策收到了极大的成功。
土尔扈特部人民回国定居后不久，沙俄政府便行文清朝政府，一方面胡说“渥巴锡人等俱系悖教匪人，不当收留 ”，另一方面，又节外生枝地声称土尔扈特乾隆传 ４０·回国时，曾将１５０多名俄罗斯人带入中国境内，要求查出放回。在此同时，沙俄政府还蛮横无礼地要求清政府，如不交回，“恐兵戈不息，人无宁居”。对于这些无理要求，乾隆皇帝下令断然拒绝，严词驳斥。对于沙俄政府的武力恫吓， 也明确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 他的这种严正态度，挫败了沙俄企图重新奴役土尔扈特人员的阴谋，同时，也使我国的西部边疆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甸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八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继续放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帝看到，大小金川已平，准噶尔部也多年太平无事，现在缅甸和暹罗又臣服了中国，心中十分快活。他与和珅等贴身大臣不是下棋，就是喝酒。高兴乾隆传 ４１·的时候，他与和珅一起微服出宫，逛一逛京城有名的妓院。弄得不好，被御史们知道了，还要叩头谏奏一番，乾隆帝只是一笑置之。只有军机大臣刘统勋能直言正色地谏劝。因为刘统勋是个老臣，以清正闻名，乾隆帝对他颇有几分忌惮。
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六月，广西地方官上奏，谓安南国王黎维祁被阮文惠所逼，被迫出走。其母逃来广西，请求中国出兵相救。乾隆帝闻报，遂命两广总督孙士毅赴广西处理此事。十月，孙士毅督师进击阮文惠，并预先铸好了敕封黎维祁的大印。这时，阮文惠已于顺化称帝。他听说清兵来袭，便遣使伪降。孙士毅因麻痹打了败仗，退入关内。乾隆帝闻及大怒，立命福康安代孙士毅经营安南事。阮文惠马上遣使求和，并入贡中国。第二年五月，乾隆帝因不想长时劳师，遂答应了阮文惠的请求，准予入贡。乾隆帝命原安南王黎维祁剃发易服，编入八旗为佐领。这时，阮文惠已改名为阮光平，乾隆帝下诏，封他为安南国王。他随后亲来北京，朝觐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见外国国王来朝，很是高兴，便厚加赏赍，遣使护送回国。后来，阮光平数次派兵，帮助清廷剿捕海盗。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乾隆传 ４２·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察，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２０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略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财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订的最高法律。它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它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由上可以看出，在乾隆所谓的“十全武功”中，乾隆皇帝耍了个小手腕，把征服准噶尔汗国这一功分作了三功——平准噶尔汗部、再平准噶尔汗部、平回疆。这一分为三就很能看出乾隆皇帝好大喜功。除首乾隆传 ４３·次平大小金川之外，另外六次用兵都在征服准噶尔汗国以后，不能说与他的此好无关。
乾隆传 ４４·
四、对文人软硬兼施
乾隆皇帝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加强自己统治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文字狱案件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乾隆皇帝制造文字狱，始于乾隆十六年发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这一文件措词之尖锐、传播范围之广泛都大大地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他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为孤立，并对当时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开始感到，不但在各级官吏中有着一支和自己相对立的势力，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使这支势力还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并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除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稿作者并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吏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严厉打击以外，还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造文字狱案件的高潮。顷刻之间，这股寒流吹遍了中国大地。
清查“悖逆”著作发动之初，虽然来势甚为凶猛，数量也相当众多，但就涉及人员而言，不是神智混乱、满口胡言的疯人，就是不安本分、热中躁进的下层人乾隆传 ４５·士，而真正反清、反乾隆皇帝本人的几乎没有。如王肇基、丁文彬、刘裕后、杨淮震等案便都是疯人惹祸，而刘震宇、李冠春等案又全是士人不安本分而自投罗网。乾隆皇帝为此而兴师动众，很难说对加强自己专制统治和巩固清朝政权有什么意义。尽管如此，为了造成声势，乾隆皇帝还是煞有介事，各予严惩。他亲自出马，先后制造了胡中藻《坚磨生诗选》案和彭家屏私藏禁书案，以此对全国各地官员进行煽风点火。在他的策动下，各地官员望风承旨，将他制造胡、彭两案时所使用的强拉硬扯、牵强附会、深文周纳各种办法照抄不误，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的文字狱案件出现了高潮。据统计，从乾隆二十年春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纂修《四库全书》之前，各种文字狱案件不下５０余起。因文字而罹祸的人员，除中下层封建儒生外，尚有宗室贵族、政府官员和不少平民百姓。对涉及人员的处理，不是凌迟处死，籍没家产；就是革职拿问，遣戍边远。在文字狱的高潮期间，又有经办官吏的断章取义扩大案情和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忿，都大大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当时全国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农夫，甚至供职的官吏无不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这里对两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例略作概述，足见当时文字狱之大致情况：
乾隆传 ４６·
疯人惹祸占去了当时文字狱案件中的很大部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全国各地一些士人因科场不遇而发疯，或因丧亲至痛而癫狂，甚至胡言乱语或涂抹成文，实为一些在所难免的社会现象。文字狱发动之初，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向乾隆皇帝邀功请赏，这些不幸的士人便首先成了他们向上爬的牺牲品。而乾隆皇帝也不查就里，一概予以严惩。比如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山东日照县一个疯人刘德照胡乱涂抹了“兴明兴汉及削发拧绳”之语，地方官立刻视为大案要案上奏乾隆皇帝，而他看过之后，竟对其是否疯人也表示怀疑。他说，“当此光天化日之下， 如此肆行狂吠，岂疯颠人语耶 。”因此，刘德照被处死，而其并不知情又居他县的亲属，也被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乾隆二十六年，又先后发生了三起疯人惹祸事件。其中，江西李雍和、甘肃王寂元皆于科场考试时间向考官投掷呈词，大骂糊涂街，因为李雍和呈词中有“怨天、怨孔子、指斥乘舆”之语，而王寂元投词中有“大逆之语 ”，结果都被乾隆皇帝下令凌迟处死，两人亲属也分别受到株连，或处斩立决，或处斩监候。浙江疯人林志功虽无“悖逆之句 ”，也因“妄称诸葛，自比关王”而发遣边远。因为这类案情过多，不作处理无法向乾隆皇帝交待，皆作处理又妨碍公务，毫无意义。乾隆二十八年时，一位地方官员上奏乾隆皇帝，要求乾隆传 ４７·将各地疯人通行锁锢，免得他们“摇弄笔墨，滋生事端 ”，给政府找麻烦，旋即经乾隆皇帝批准执行。这样一来，全国疯子都成了专政对象。
还有一些案件是下层人士不安本分、热中躁进而自投罗网。当时，有一些迂腐儒生如李超海、安敬能等，古书读得入迷，总以为乾隆皇帝是求贤若渴的旷古明君，而自己则是管仲、乐毅、诸葛亮一类的命世人才。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人头地的企图，或者著书立说，干求当道，或乘科举考试时于试卷上痛快淋漓地写上一篇自己的见解，抨击权贵，将古比今，以求自炫。什么制衣冠、定乐章、改正朔，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谁知这些都正触到乾隆帝痛处，官未捞成，反而一个个都成了刀下之鬼。这些人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们是犯的什么罪过。
当然，在当时的各种文字狱案例中，也确有一些人是因对乾隆皇帝一些政策有看法或对地方官员不满而入狱的，因此，对于这些案件所涉人犯，乾隆皇帝往往予以极其严厉的打击。如乾隆二十年时，江苏遭灾，地方官办赈不力，灾区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一个常熟民人朱思藻摘取《四书》中斥责暴君污吏之语连缀成文，“以泄其怨望之私忿”。对此，乾隆皇帝极为愠怒， 以其“怨望谤讪， 狂悖不法”、“侮圣非法、实乃莠民”而将其发配至黑龙江。又如乾隆二十六年乾隆传 ４８·时， 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镛所著《俣俣集》中， 因有“讽刺官吏，愤激不平，甚至不避庙讳之语 ”，也被乾隆皇帝谕令照吕留良之例办理。在这些案件中，影响较大的是乾隆三十二年先后发生的蔡显《闲闲录》案和齐周华文字狱案。
蔡显，字景真，号闲渔，江苏华亭人，雍正朝举人。雍乾年间，在籍教书为业，先后刊行自著《宵行杂识》、《红蕉诗话》、 《闲闲录》等书。因为他在这些著作中对当地官员、乡绅的不法行为有所揭露，当地官绅便摘取他所著的各书中的一些诗句指为怨望谤讪，并散发匿名传单进行攻击。蔡显被迫携其所著各书向当地政府自首。蔡显本意，原是希望官府代为剖白，而当地官员竟以此入罪，拟以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在重新审理此案时，又发现了许多未曾发现的“悖逆”罪证。如《闲闲录》一书对前朝文字狱情况有所记载，并有一些诗句在他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之辞。据此，他指斥蔡显“有心隐约其辞，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 ”，于是下令将其立行斩首，所刊书籍通行销书毁版，所有为蔡书作序和帮助校刻的２４个学者也分别遣戍边远。
齐周华是浙江天台县的一个秀才，敢于对时事和一些学术问题发表个人见解。当雍正帝处理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时，曾装模作样地征求天下生监意见。乾隆传 ４９·齐周华因赴北京具呈己见，要求释放吕留良子孙，而被押解回浙，严加禁锢。乾隆即位，大赦天下，他因此而又著成《名山藏初集》等并刊刻行世。对其书进行审定的过程中， 发现其中有《 狱中祭吕留良》一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 ”，“庙讳御名，公然不避”。 为此，乾隆皇帝下令将其凌迟处死，所刻书籍通通收缴，与版片一起销毁。
乾隆帝在不断兴文字狱的同时，对汉族知识分子也采取了一系列笼络的政策。他集中了一批文人，陆续编纂了一些大型图书，其中有《周易述义》、《诗文折中》、《春秋直解》、《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等。他又开“三通馆 ”，编纂了大型的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 最著名的是乾隆帝所开的“四库全书馆”。 乾隆三十八年正式开馆，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历时１５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四库全书》。参加编纂工作的有３６０名知识分子，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纪昀、于敏中、金简、任大椿、戴震、朱筠、姚鼐、王念孙等 。《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乾隆帝与这些著名文人常有诗文往来。他自己喜乾隆传 ５０·欢写诗，诗中也常用一些罕用的典故。他写好后，往往交给这些儒臣去注解。他们往往查找许多书仍不得要领。乾隆帝对此也不加责怪，说中国书多，有些典故你们知道我不知道，有的是我知道你们不知道，并不奇怪。
乾隆帝为表示自己注重文化，特命按宁波天一阁的样式，建造七阁，以作藏书用。在阁的内廷斋额上，他亲题了“知不足”三个字。他在这里时而和著名文人相聚，写诗作画，谈古论今。他经常赞赏范家在天一阁珍藏书籍的事，并多次向天一阁赐书。
乾隆传 ５１·
五、乾隆、和珅与嘉庆
在乾隆皇帝将臣权压抑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的时候，令人奇怪的是，一个无名小辈——和珅的政治地位却超逾常格地直线上升。据史载，乾隆三十四年时，和珅还不过只是内务府銮仪卫的一个小小的拜唐阿，不过６年光景，乾隆四十年时，即被乾隆提拔到军机大臣、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国史馆副总裁的显职，并奉乾隆皇帝特旨，全族招入正黄旗。而且，还被授予准在紫禁城乘马的殊荣。后来，和珅更是官运亨通，职务越兼越多，权力越来越大。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他先后兼步兵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御前大臣；四十五年，授户部尚书、议政亲王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全书正总裁；四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又赏戴双眼花翎，任国史馆正总裁兼文渊阁提举事、理藩院尚书；四十九年，又相继兼任镶蓝、正白两旗满洲都统、清字经馆总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一时之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然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和珅是乾隆朝的第一权臣，从后来被查抄的财产来看，也是中国第一号大贪污犯。他之所以能骄横跋扈，自然是因为深受乾隆帝宠信所致。但是，乾隆并乾隆传 ５２·不昏庸，而是一个非常老练刚毅的皇帝，怎么能对和珅的奸贪毫无察觉呢？更何况，即不算和珅当侍卫小官的年月，仅从进入权力核心算起，和珅弄权亦有２０余年，如果说乾隆帝毫不察觉，那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乾隆帝对和珅却一直宠信不衰，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原来，雍正帝有一个妃子，长得十分娇艳美貌。那时，乾隆帝是个年近２０的皇子，一次因事进宫，从这个妃子身边经过。这个妃子正对着镜子梳发，乾隆帝忽地从后面将她的头抱住，用双手捂住她的两眼。其实，乾隆帝只是与她开玩笑，说不上有什么不正的心术。这个妃子不知是乾隆帝，一时惊慌，用梳子向后击去，正打在乾隆帝的额头上，还留下了一个小伤痕。第二天，乾隆帝进宫去看他的母亲。他母亲即雍正帝的皇后，皇后见他额头上有个伤痕，问是怎么回事，乾隆帝支支吾吾地不想说，但经不住皇后的再三盘问，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皇后一听大怒，怀疑这个妃子调戏太子，立命将妃子赐死。乾隆帝十分惊慌，想坦白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不能责怪这个妃子，但又未敢直说，踌躇了半天，未想好办法。当他跑到妃子住所的时候，这个妃子已经上梁自尽了。乾隆帝非常悲痛，用手指在妃子颈上按上朱印，默默地说：“是我害了你，魂如有灵，等２０年以后再来与我相乾隆传 ５３·聚 。”说罢，满怀悲痛地回到自己的住所。
乾隆中期，出身于满洲正红旗的和珅在銮仪卫当差役，即为乾隆皇帝抬轿子的角色，地位很低。有一天，乾隆帝到圆明园中闲逛，起初天气有点阴，不觉得炎热。但是到了中午，云开日出，遍地阳光，顿觉炎热起来，仓促间却找不到黄盖。原来是掌黄盖的忘了携带，被乾隆帝痛斥了一番。突然，随从中有一人大声喊道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乾隆皇帝回头望去，问是谁在说话，和珅随即跪倒叩头。乾隆帝看他唇红齿白，是个美貌少年，其相貌似曾相识，就问：“你是何人 ？” 和珅应道 ：“奴才名叫和珅，是满洲官学生，现充銮仪卫差事 。”乾隆只觉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又一时记不起来。回宫以后还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他忽然想到，和珅的面貌与那个妃子相似。于是，便密召和珅入宫，令跪在跟前，反复端祥，果然相似。再看和珅的颈上，也有一个痣，宛如手指的印痕。这时，乾隆帝便认定和珅是那妃子的后身，倍加怜爱。经询问，知道和珅原来还是个官学生，颇通文墨，于是立即就提升他为宫中总管。
和珅骤升要职，自然十分感激，侍奉乾隆帝十分尽心。乾隆帝时常令他跟在身边，有问必答，句句称旨，乾隆帝心里也格外高兴。和珅日受宠任，乾隆帝似乎日夜少他不得，对和珅的宠爱甚至超过了汉哀帝乾隆传 ５４·对男宠董贤的宠爱。乾隆帝似乎感到，对和珅宠爱一分，就能减轻一分自己对那位妃子的负罪感。原来，身为皇帝的乾隆帝信奉佛教，很迷信，他相信佛家生死轮回的学说。他既然把和珅看成了那妃子的后身，那末，在和珅身上多施恩德，就等于是对那妃子的报答。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和珅便平步青云。
和珅本来只是一个侍卫，乾隆帝一下子就把他提为户部侍郎。和珅口齿伶俐，办事干练，处处合乾隆的意，只是贪墨成性，要他去掌管户部，侵渔货财十分方便，所以不久就遭到御史们的弹劾。你一本，我一本，说和珅如何贪赃，如何欺君，但乾隆帝全当耳旁风。乾隆帝甚至对和珅说 ：“你我是一家人，你喜欢多要几个钱，也无妨，那些御史们说，就让他们说去 。”得了乾隆帝这话，和珅的胆子就更大了。外廷臣僚见参劾和珅不但无效，反而和皇帝愈发亲热，甚至晚上他还陪乾隆帝在御书房睡觉。这样一来，任凭和珅如何贪墨，如何弄权，也没人敢弹劾他了。
和珅很快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在乾隆后期执政达２０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珅的弟弟和琳也迅速飞黄腾达，由一个生员升为兵部侍郎，不久又升为工部尚书，乾隆末年还代福康安为主帅。在外人眼里，和珅一家与乾隆皇帝简直就是一家人，看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乾隆传 ５５·
和珅势盛时，朝臣们都争相趋炎附势，以能与和珅攀谈几句为荣，但和珅的一个邻居却不卑不亢，并不奉承他。这个邻居姓陈，是一个七品小官，所以人们都称之为陈小官。他从不到和珅家登门拜访。而和珅却常想和他拉上关系，要将陈小官的儿子纳为义子，被陈小官婉言谢绝。和珅及其家人常给陈家小儿子一些吃食或其他礼品，陈小官觉得这是比邻之谊，应予接受。过上一两天，陈小官就以加倍的礼品回赠和珅家的小孩。后来和珅被抄家赐死，陈小官却未受株连。人们都说陈小官深谋远虑。
乾隆帝无论到哪里去，总要把和珅带到身边。后来，乾隆帝把自己的第七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孝公主最受乾隆帝喜爱，自己出猎或微行时，常把和孝公主带上。和孝公主好穿男子的服装，骑马射箭也是好样的，又伶牙俐齿，遇到乾隆帝有什么烦恼事，她三言两语就使乾隆帝转怒为喜。乾隆帝把自己最喜爱的女儿嫁到和珅家，使和珅更加有恃无恐。有一次他们同行市中，衣铺中挂着一件大红呢夹衣，和孝公主很喜欢，说了一句好，和珅便立即买了下来，花了２８两银子，双手捧给和孝公主。乾隆帝微微一笑说 ：“你又要大人破费了 。”和孝公主高兴，和珅比她更高兴。
和珅与乾隆帝做了儿女亲家，更加横行无忌。朝乾隆传 ５６·中大臣，多是和珅党羽。他家中的积蓄，比皇帝家里还多。他的一些家奴在京师横冲直撞，无人敢惹。他家有一个叫刘全的家奴，仗着和珅的威势四处勒索，家资万贯。御史曹锡宝上了一本，未敢直接弹劾，只是弹劾他的这个家奴。乾隆帝命廷官勘查，廷臣怕得罪和珅，也不仔细查问，就回报说曹锡宝风闻无据，反而加给他一个妄言的罪名。像和珅的一个家奴都参劾不倒，谁还敢对和珅怎么样呢？
直到乾隆晚年，和珅一直受宠不衰。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乾隆要禅位给嘉庆皇帝，这使和珅吃了一惊。和珅极力劝阻说 ：“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有所闻，但也没有多少荣誉。现在皇帝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再过上一二十年禅位不迟。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天，我等奴才也愿皇上永远庇护 。”话说得面面俱到，十分恳切。以前，和珅怎么说，乾隆帝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执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样长久相处。如果换别的人，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 。”在乾隆帝当太上皇的４年间，嘉庆帝未处治和珅。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将和珅抄家。和珅也被赐死。
以上只是清朝后期的一些野史笔记所载的内容。如将此与当时政治和乾隆皇帝心态综合加以分析的话，乾隆传 ５７·或许才能够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如前所述，自从即位以来，数十年间，乾隆皇帝一直是以加强皇权为首要任务。其中，中央机构尤其是军机处地处中枢，是乾隆整顿的重点。为此，即位之初，先是通过重建军机处取代总理事务处以将重要权力集中于己手，而后，对于军机大臣，也一换再换，陆续将亲信或姻亲讷亲、傅恒等拉入军机处。然而，由于军机处上对皇帝负责，综理全国军政财文各种事务，事繁任重，在挑选军机大臣时，乾隆皇帝仍然不得不将仕官较久、历练政事、功勋较著、威望颇高的朝臣选入军机处。讷亲、傅恒之外，鄂尔泰、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阿桂等所以相继入选，原因也即在此。这些，对于军国大政的正常处理固然有其积极作用，然而，使乾隆帝担心的是，由于这些军机大臣一般都联络广泛、深孚众望，也极易尾大不掉，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发生了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交结太监高云从的案件，更使他的这种顾虑得到了证实。为了处理国务，固然不能舍弃贤才，但是，进一步加强对政权中枢的控制也是势所必须。而在此时，乾隆皇帝已年近古稀，精力时或不济。这样，通过代理人以对包括军机处在内的政权中枢进行控制便是惟一可行的“好”方法。为了加强代理人对自己的依附，在乾隆看来，这种代理人，既不需要有什么乾隆传 ５８·资历功勋，也不必讲什么家族门弟，与此相反，倒是越不具备这些条件越好。但是，他必须是一个头脑清醒、办事伶俐而又效忠自己的高级奴才。换言之，只要随时将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各级官吏的举止言行报告乾隆皇帝，起到一种耳目作用即算称职。不妨说正是适应乾隆皇帝的一这政治需要，并无寸功却巧言令色、善窥人主意旨的和珅才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的大人物。
和珅秉性狡黠，对于乾隆的意图心领神会，登用伊始，即秉承乾隆皇帝旨意，先后以中央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为对象，屡兴大狱。李侍尧是清初功臣李永芳之后，乾隆三十年代，曾以总督衔兼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凭借手中权力，他大肆贪污索贿，数字盈千上万。乾隆帝风闻此事后，将他调离军机处，专任云贵总督。利用这一机会，和珅将李侍尧罪行悉数揭发并使乾隆帝给他以绞监候的严厉处分。李侍尧之后，原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于敏中又成了和珅打击的对象。于在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期间，曾经交结宦官而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申饬，宠眷大减。于敏中死后，和珅迎合乾隆皇帝心理，遂以于敏中之侄于时和非法集吞于敏中全部家产为借口，再兴大狱。结果，于敏中家财２００余万全被没收，于时和被放逐伊犁，于敏中之妾张氏被削夺夫人诰命。受此影响，于敏中本人及其亲乾隆传 ５９·信党羽也信誉扫地。后来，随着和珅权势的不断增长，凡在军机处、内阁任职的高级官员如阿桂、福隆安、福康安、王杰、董诰、刘墉等几乎都成了和珅攻击的对象。为了免遭倾轧陷害，阿桂虽然德高望重，对其也是“刻刻防之 ”，王杰、董诰等人则更是“循循如属吏”。 而和珅因此几乎成了仅次于乾隆皇帝的“二皇帝”。 正是有了和珅这条走狗，乾隆皇帝对于中央高级官员的控制空前加强，因而在乾隆皇帝年至七十、精力颇觉不济之时，国家“政令事为”反而“间多苛严 ”，朝廷上下一片紧张气氛。
进入乾隆五十年代后，随着乾隆皇帝的老境来临，他对和珅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而在此时，为了从乾隆皇帝手中窃取更多的权力，和珅也对乾隆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针对乾隆年事已高、喜谀恶谏、贪财好货、爱摆阔气的性格，和珅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等项权力剥削商民，将其勒索所得解送内库以供乾隆皇帝恣意挥霍，任情靡费；一方面又亲自主持备办乾隆七旬、八旬万寿庆典和千叟宴事宜，备极隆重盛大，使得乾隆皇帝大为开心。对于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和珅虽为军机大臣，但却仍像当年担任乾隆皇帝的贴身侍从时一样，亲予其役。“皇帝若有咳唾之事，和珅以溺器进之”。 “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 这样，无论乾隆传 ６０·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和珅都成了乾隆皇帝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对其愈加宠遇。早在乾隆四十五年时，他即将自己最为宠爱的幼女固伦和孝公主指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后来，又专派内侍轮流到其家执役。五十一年闰七月，以其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十三年，晋封其为三等忠襄佰，赐紫缰；五十五年，又赐黄带，四开蟒袍。一时之间，和珅权力极度膨胀。为了巩固地位，发展势力，和珅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皇室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康熙帝的曾孙贝勒永□，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乾隆的孙子郡王绵庆。在此同时，又先后采取各种手段，将相当一批亲信党羽安插到中央和地方上的各个重要岗位，如他的弟弟和琳即由吏科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四川总督等显职，嘉庆元年他弟死后，还晋赠一等公，配享太庙。他的姻亲苏凌阿，多年来官职一直很低，而且以贪婪昏聩而臭名昭著，此时也跟着和珅大沾其光，先后历任兵、工、户三部侍郎、户部尚书、两江总督、东阁大学士等职；甚至和珅早年的师傅吴省兰、李光云、李潢也分别当上了副都御史、侍郎等。一时之间，群臣满朝，“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 ”， 并擅招权纳贿， 贪赃枉法。“纳贿谄附者多得清安，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 这样，在他当权期乾隆传 ６１·间，他的住宅几乎成了一个卖官鬻爵的交易所，身着补服前往致贿的官员如同一堵人墙， 络绎不绝， 因而附近居民将其居地戏称为“补子胡同 ”，并作诗以记官吏前来拜谒之情形。诗云 ：“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 莫道此间街道窄， 有门能达相公家 。”
和珅以权谋私，聚敛财富，贪得无厌，巧取豪夺，甚至偷拿卡索。有一次，他在宫殿大门口碰上了两广总督孙士毅。他看见孙的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就探问：“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 孙士毅应付说 ：“没有什么，只是一个普通的鼻烟壶 。”和珅急忙上前，从孙的手里抢夺出来，马上打开盒子，原来那鼻烟壶用明珠雕琢而成，十分精致，和珅两眼直瞪地瞧着，爱不释手，并厚着脸皮说 ：“孙大臣，这件东西送给我吧 ！”话音刚落，孙士毅坚决地表示 ：“不行，这是献给皇上的东西 。”和珅无可奈何地把鼻烟壶塞给了孙，并假装正经地说 ：“我是同你闹着玩的，你何必那么当真呢 ？” 然而不久，孙士毅发现这件稀世珍宝竟然落入和珅手中。原来和珅买通太监把这件宝物从宫中取出据为己有。又有一次，皇子不小心打坏了宫中一个碧玉盘，它是乾隆皇帝喜爱的宝物。皇子心惊胆战，怕被父皇发现，就找和珅想办法。和珅后来将他从前搜刮来的一个碧翠玉盘送给了皇子。这个乾隆传 ６２·玉盘，尤为精美，无论从色泽方面，还是尺寸方面，都超出了乾隆皇帝珍爱的那个碧玉盘。和珅收珍匿宝，可见一斑。至于其收受贿赂数额，谁也说不清。仅据《清仁宗实录》和一些档案的零星记载，其数额已十分惊人。 如《清仁宗实录》载抄没和珅家产时，“家中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 ”，“ 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１０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 ”，“ 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 且有内府所无者 ”，“夹墙藏金２６００万两，私库藏金６０００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 ”，“ 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 另据档案所载，仅其在京房屋一项，即有２３４３间，而且还不包括没家财后赏给庆亲王永□和留给和孝公主的房屋在内。另据载，查出和珅所贪污的赃物和财产，计有赤金５８０万两，生沙金２００万两，元宝银９４０万两。有当铺７５座，银号４２座，花园的楼台１０６座，古玩铺１３座，田地８０万亩。据初步计算，和珅的整个家产所合白银达１０亿两的价值，超越乾隆时期所开支的军费１０倍，或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１０年的总和，为和珅当政２０年间清政府收入总和的一半。虽然嘉庆皇帝惩办了和珅，但这笔巨额财产被查抄后，却大部分被他据为己有。所以当时民间乾隆传 ６３·流传着这样两句话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
和珅专权不但对广大劳动人民是一种灾难，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各级官吏的利益。因而，从其执掌大权之日起， 除其后台乾隆及个别死党外，“上自公卿，下至舆台，莫不侧目唾骂”。 个别具有正义感的封建士人和国家官吏如御史曹锡宝、钱沣、谢振定、县令武亿等或者直接上疏乾隆皇帝，指斥和珅专权，或者冒着革职治罪的风险，对其党羽的不法行径进行惩治。如乾隆四十六年时，陕西一老儒上疏，“ 极言和珅怙宠卖权之事”。 五十一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又上疏和珅家人刘全“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招摇撞骗等事 ”，闪烁其词地将抨击的矛头指向和珅本人。然而，乾隆皇帝此时正将和珅倚如手足，视为心腹，因而，凡是抨击和珅者，无不严加惩治。那个陕西老儒被乾隆皇帝处以“赤族之祸”； 其他指斥和珅的官员，也都被革职罚责。 这样，在乾隆皇帝的纵容下， 和珅“宠遇日隆，威势日加 ”，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对于乾隆后期政治的腐朽和清帝国的衰落，都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嘉庆皇帝（永琰）是乾隆皇帝亲自指定的继承人，和珅也是乾隆皇帝生前最为宠任的大臣。然而，谁也未曾料到，乾隆皇帝刚刚撒手西归，尸骨未寒，政坛风云突然变幻，嘉庆皇帝与和珅之间便发生了一场火乾隆传 ６４·并。顷刻之间，因一向为乾隆宠幸而权欲熏天的和珅，一垮到底，被当成乾隆皇帝种种败政的替罪羊，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嘉庆皇帝与和珅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虽然和珅只比永琰大１０岁，但是，在永琰还是一个皇子之时，和珅即已得到乾隆皇帝宠幸步入政坛，成了乾隆皇帝的得力干将。而后，乾隆三十八年时，由于年过六旬，乾隆皇帝不得不再行秘密建储，将永琰作为自己的内定储君。但是，在保持和争取最高权力时，皇储之间的天然对立，使得他对永琰极不放心，防范备至，不但不给永琰丝毫权力，而且还不露声色地对其进行了长期的默察。由于乾隆皇帝年迈，精力不济，极有可能受乾隆皇帝之托由和珅负有考察包括永琰在内的诸皇子的特殊使命。因秘密建储，很长时间中，和珅并不知谁是储君，当然也就不可能对永琰进行回护。这样，永琰虽然贵为储君，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处于乾隆皇帝与和珅双重监视之下的高级囚徒。至少从那时开始，永琰即在心底埋下了仇恨和珅的种子。
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皇帝践位周甲。为了实现八五归政的诺言，他公布了皇太子名单，并于嘉庆元年正月元日举行了传位大典。嘉庆皇帝与和珅的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眼见乾隆皇帝年事已高，余日无多，和珅感到，如果继续保持政治特权，必须乾隆传 ６５·在嗣皇帝身上下些功夫。因而，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皇帝公布皇太子名单前夕，和珅首先向嘉庆皇帝跪进如意，透漏消息，大搞政治投机。传位大典举行后，他又考虑到，嘉庆皇帝有自己的师傅谙达，此外，军机处、内阁和各部院衙门中不附于己的官员还很多。为了防止嘉庆皇帝和他们结合起来成为一股势力，和珅又利用乾隆皇帝虽然归政但仍然独揽大权之机，挟太上皇以令嗣皇帝，进一步加强了对嘉庆皇帝的控制。嘉庆皇帝即位之初，其师朱□正担任两广总督。这时，乾隆皇帝有意将其召进京城授以大学士之职。嘉庆皇帝闻知此事，寄诗以贺。事为和珅所侦知，立即报告了乾隆皇帝，他大怒，不但不予内升，反而将其左迁安徽巡抚。这样，在军机处和内阁，和珅也不断寻找打击对象。几年来对于凡接近嘉庆皇帝或不附于己的高级官员，一概伺机排陷。例如，与之同列的稽璜、刘墉、王杰、董诰等，无不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斥责。与此同时，和珅还将自己的亲信吴省兰安插在嘉庆皇帝身边，名义上是为嘉庆皇帝抄录诗稿，实则是对他进行监视，并试图培养和增进嘉庆皇帝和自己的感情。这时，堂堂大清天子，竟然如同汉献帝。这使嘉庆皇帝对和珅更是恨之入骨。但是，为了不致引起太上皇的疑忌，以保住自己的皇帝宝座，他也不得不逆来顺受，大行韬晦之计。甚至还利用一切机会对和珅百般乾隆传 ６６·巴结，“遇有奏纯庙（乾隆）者，托其代言 ”， 并时常对众扬言，自己是倚和相治理天下。这样，在此期间，嘉庆皇帝名曰皇帝，而实际上不但不是皇帝，而且连儿皇帝都够不上，只能算是个“孙”皇帝，而在和珅看来，嘉庆皇帝才不过中平，对自己又是如此服服帖帖；而自己无论就势或是就资格而言，充当嘉庆皇帝的“定策国老”则绰绰有余。因而，各种行动也愈加跋扈，在政治上弄权和在经济上贪黩都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嘉庆二年，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升任首席军机大臣。利用乾隆皇帝年老昏聩之际，和珅继续在中央各部院衙门以及地方各直省安插大批和人，继续经营自己的小山头；与此同时，又擅改成章，下令各部院衙门和各直省督抚将专门上给皇帝的奏折抄录两份，正本上奏皇帝，副本先行呈送军机处。这一新规定的推行，使得和珅能够极为迅速地掌握全国各地实际情况和广大官员的思想动向，并能够较为准确地提出处理意见。因而在三年训政期间，乾隆皇帝对他愈加信任，委派给他的职务也越来越多。嘉庆二年时，受乾隆皇帝之命，和珅于管理吏部事务之外又兼管刑部；不久，又以军费开支需要熟手管理，令他兼管户部。至此，除首席军机大臣外，和珅兼任之职务几乎遍及行政、文化、军事和京师治安等方面；嘉庆三年时，白莲教起义领袖王三槐被擒，乾隆皇帝乾隆传 ６７·论功行赏，又将其晋爵为公。在政治权势不断扩张的同时，和珅在经济上肆行贪黩也更加不择手段。举凡官吏任命、朝廷蠲赈、河工奏销、盐政、税务，甚至各地进贡和军费开支，都成了他榨取财富的渊薮和方式。嘉庆三年，和珅之妻病死。借此机会，和珅又向各地官员大肆勒索。其中仅是两淮盐政征瑞一人，和珅张口就要４０万两。这样，三年训政时期，和珅的财富直线上升。利用这些财富，和珅大肆挥霍，家中所建多宝阁，恰似乾隆皇帝修建的宁寿宫，其中花园点缀，更在圆明园中的蓬莱岛、瑶台之上。为了安排后事，他还在蓟州预修坟茔，居然仿效皇帝陵墓，设置享殿，开置隧道，以致附近居民将之称为“和陵 ”，因为和珅权势显赫，各级官员竞相趋奉，惟恐落后。一直到乾隆皇帝去世之时，京师步兵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为其营建宅第者尚有一千余人。在他革职下狱后，一些外地官员因为消息不灵，还在继续致送银两。其中山东巡抚伊江阿，举止更为荒唐可笑。乾隆皇帝去世后， 他竟致函和珅，“劝其节哀办事 ”，简直是把和珅当作了乾隆皇帝的接班人。然而，就在和珅权势达到顶点之际，一场身首异处的奇祸正慢慢向他逼近。乾隆皇帝去世不过半月，这个一度权欲熏天的权臣突然变成了乾隆皇帝的殉葬品。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刚刚去世，为了剪乾隆传 ６８·除这股政治上的异己势力，嘉庆皇帝已开始了诛除和珅的准备工作。 当日， 降旨令安徽巡抚火速来京。在此同时， 以办理丧事为由，“褫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仍命与福长安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 ”，实际上将他处于半囚禁状态。次日，嘉庆皇帝颁发谕旨，以整顿剿捕白莲教军务为名义，对和珅以“上皇近臣”身份侵吞军糈、上下包庇、掩败为胜、共同欺骗乾隆皇帝的罪行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初五，又下诏求言。在嘉庆皇帝的策动下，御史广兴、郑葆鸿、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立即上疏，弹劾和珅。在一切准备活动大致就绪之后，正月初八，嘉庆皇帝下令将和珅及其同党户部尚书福长安二人一起革职下狱，并派员查抄其全部家产。与此同时，则以成亲王永□、前任大学士董诰、兵部尚书庆桂等为军机大臣，对军机处进行了一次大改组。对于和珅原先推行的奏折副本先行呈送军机处的规定也明令取缔。初九以后，连续颁布多道谕旨，对和珅罪状进行揭露。十八日，勒令和珅自尽，福长安被处以斩监候。树倒猢狲散，和珅倒台，他的同党苏凌阿、李光云、吴省兰、吴省钦、李潢等，或者勒令休政，驱逐回籍；或者降革职务。专制朝政达２０年之久的和珅一党顷刻烟消云散，嘉庆皇帝掌握了全部大权。
诛除和珅之后，有鉴长期以来的朝政废弛、吏治乾隆传 ６９·腐败以及由此导致的白莲教起义的熊熊烈火，已经严重危及到清朝政府的统治，为了摆脱困境，嘉庆皇帝连行颁发多道谕旨，把和珅当作替罪羊，将乾隆长期以来的一切败政连同白莲教起义的原因都一股脑儿推到和珅身上。他说 ：“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 则我百姓当之 。”“现在大势已去，纲纪肃清，下情无不上达，……从来命将出师，只有征讨不庭，断无用兵诛戮良民之理 。”因此，他下令对白莲教起义军大行政治招降，临阵投降或潜行散去者，尽皆释回乡里，“俾安生业”。即使如此，嘉庆皇帝亲政以后， 仍又历时６年，耗银上亿， 才将这次遍及七省的起义镇压下去。由于长期以来的倒行逆施，国家元气大伤，积重难返，不但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各地人民反抗斗争也此起彼伏，嘉庆皇帝所憧憬的“康乾盛世 ”，再也不能在嘉庆期内延续下去了。
乾隆传 ７０·
六、六下江南
乾隆帝一生多次外出巡游。他曾四次东巡，到达盛京（今沈阳），两次到曲阜祭孔，并巡游泰山，还曾游了嵩山和洛水，但最著名的还是他六次下江南。自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首次南巡后，他感到北国风光到底不如江南秀丽。于是，以后或因郁闷，或因闲暇，又五次南巡。这种巡游既达到了游玩散心的目的，也了解了南方的民风民俗、政治情势，因而也利于加强对南方的统治。
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正月，乾隆帝首次南巡。当时也有几个大臣出班谏阻，都被乾隆帝驳回。他命大学士刘统勋代理朝政，史贻直总揽军务，自己奉皇太后去江南。和珅则迅速通知沿途各省督抚，赶修行宫，准备接驾。乾隆帝从宫中挑了几个嫔妃作为陪侍，外面尽是扈从，仪仗车马更是说不胜说。开路先锋自然是和珅。乾隆帝一行到哪里，哪里自督抚以下都要跪接。一切供奉都由和珅监视。沿途迎驾的督抚都要看和珅的眼色行事，请求和珅代为周旋。这些地方官为了讨好和珅，私下大量馈遗，和珅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此，乾隆帝每南巡一次，和珅就发一次横财。
乾隆传 ７１·
有一次在扬州，扬州富绅汪如龙献给乾隆帝一个名叫雪如的歌妓。这歌妓不只是长得楚楚动人，而且唱得也很好，深受乾隆帝宠爱。为着这么一个雪如，汪如龙竟被赏二品顶戴，并准在御前当差。汪如龙自然是十分得意。在海宁，乾隆帝奉皇太后住在陈阁老家中。这陈家是海宁望族，自明末陈之遴降清后，历陈说、陈世倌、陈元龙都位及人臣。雍正帝与陈氏过从尤为亲密。这次南巡，陈阁老听说御驾将到，便将家中的安谰园装潢得万分华丽。通往陈家的大道也整治得宽敞平坦。陈阁老率领全家人到埠头恭候，排班跪接，恭引到家中，让乾隆帝和两宫在安谰园下座。乾隆帝怕陈家过于拥挤，便让大部分人留在船上，只带少数随从住在陈家。因是累世友好，自然格外亲热。席间，乾隆帝当场赋诗，其中两句是 ：“老成忆告能无惜，皇祖朝臣有几人 ？” 这两句诗一时广为流传，它不仅是对陈阁老的褒奖，即同朝旧臣读了这诗，也都颇为感奋。乾隆帝还特地拨予一笔库银，作为陈阁老的养膳之费。在陈阁老家一连住了三四天，临走时，乾隆帝特地嘱咐陈阁老，自己走后把中门封了，以后非天子临幸，不得再开。陈阁老自是满口答应。
有一次南下路过济宁，济宁知州颜希深擅自开仓发粮，下乡赈饥，反耽误了供奉皇差的事。和珅大怒，立命提颜希深家属来问。山东巡抚也吓得屁滚尿流。乾隆传 ７２·颜母到后，说河工出了险，灾民纷纷来署，凄惨万状，未等报上司批文，自己擅作主张，要儿子立即开仓赈灾。本来让他快去快回，不料耽误了时间，耽误了接驾大礼。皇太后见她应对称旨，认为礼节虽亏，亦应赦宥。不大会儿颜希深也慌慌张张地赶来，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乾隆帝感到颜希深是个廉吏，自己因顺风，比原定日期提前了两天，虽供奉不周，但情有可原。何况皇太后已说了要赦免的话，所以就赦免了颜希深。颜母和儿子回去后，皇太后对乾隆帝说 ：“这是个贤母，他这个儿子也是爱民的好官 。”不久，颜希深即被提升为河南巡抚。
乾隆帝南巡时，好微服私访。一天傍晚，他刚到一村头，忽然下起雨来，衣服都淋湿了。他到一家门口，敲门求宿，这家人看他是个不速之客，没让进。他到另一家去叩门，这家有狗，狂叫不止。这家主人以为有贼，遂大喊捉贼。几个年轻人出来拳打脚踢，乾隆帝大呼救命。这时走来一个白发老头，看乾隆仪表堂堂，不像盗贼，遂喝退少年，将乾隆帝请至自己家中。乾隆帝谎称自己是山东人，姓秦名昆，字贡若，祖上都是读书人，因一个表哥在江南开了个店铺，故来相投。老头听说他是书香门第，顿生敬意，遂命家人杀鸡煮饭。这老头有两个儿子，长子已３０多，以务农为业，小儿子还不到２０岁，长得很秀气，还读乾隆传 ７３·了几年书，乾隆帝很喜欢他。夜里，乾隆帝就与这个小儿子抵足而眠，听他讲了半夜乡间风俗。第二天，这一家人再三挽留，乾隆帝颇受感动。临走赠送给老头一块白玉，老头不受，就送给了那个小儿子。过了两天，乾隆帝又到这家来，赐名那个小儿子叫奇逢，并领他到京师就学。村中人听说那天晚上投宿的人是乾隆皇帝，那几个动手打乾隆帝的人慌忙逃跑，害怕受到报复。乾隆帝对那几个年轻人未予计较，而奇逢后来却得了一个不小的官职。为这事，当时的人都说乾隆帝不忘小惠。
有一次乾隆帝在江南巡游，路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他们听说皇帝要从这里经过，都想瞻仰一下皇帝的仪容。有一个人称乾隆帝为“皇帝老爷 ”，扈从的卫士认为这是大不敬的话，要将这人抓起来治罪。乾隆帝对这种称呼也感到很惊奇，就问身边的一个大臣。这位大臣回答说 ：“南方的老百姓愚昧无知，不明大体，他们往往称呼天为天老爷，称呼地为地老爷，各种天地神灵，无不以老爷相称 。”乾隆帝听后大笑，知道“皇帝老爷”这种称呼并无恶意，遂命卫士将此人放开。其他人都称赞这位大臣回答得体。
乾隆帝到扬州时，有人向他讲述当初史可法守扬州的事，颇受感动。他特赐史可法号为“忠正 ”，并传旨在扬州梅花岭为史可法修建祠堂。不久，一个姓乾隆传 ７４·蒋的侍御访求到史可法的遗像和一封家书，进献给乾隆帝。乾隆帝遂题五言诗一首，命刻于祠堂壁间，以示奖恤遗忠。有人说，史可法因抗清被豫王所杀，这样褒奖他是否不相宜。乾隆帝则说，臣下各保其主，理应尽忠， 虽兵败被杀，其节操足为后人楷模。 乾隆帝称赞史可法，实际上是为他的臣下树立榜样。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清初凡是降清的明朝旧臣， 不论对清朝有多么大的功劳，乾隆帝都把他们列为“贰臣 ”，命史馆将他们列入“贰臣传”。
乾隆帝在游览杭州金山寺时，看到苏东坡遗留下来的一条玉带，寺中僧人视为至宝。因年岁已久，玉带多处剥蚀。乾隆帝也很崇仰苏东坡，自己喜爱写诗，即颇受苏东坡的影响。他感到这条玉带损坏了太可惜，就命人到内府琢玉补上，并亲自题诗五首，以纪此事。寺中僧人早就想修补，但一直没有合适的玉块。现得到皇帝赐玉相补，这条玉带愈发显得珍贵无比。
乾隆六次巡行江南，是两百多年来的官私书籍，民间文学和传闻流传极广的史事，也是清朝中期的一件盛事。上面仅是略记留传下来的数件轶闻趣事。那么，乾隆南巡的目的是什么？南巡中做了什么事？如何评价乾隆南巡？这是我们下面予以介绍的内容。
江浙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经济文化发达。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乾隆传 ７５·朝的国都均在今南京；吴越和南宋又定都于今杭州；春秋时期的吴国定都于今苏州，它是我国现存建城最早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到了唐宋以后，国内经济重心南移，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成为历代手工业、 商业繁盛和文物风光驰名的大城市。 明清之际，在政治上江浙地区是南明政权、汉族地主阶级和劳动人民抗清势力活动的中心；在经济上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之发达，经济之繁荣富庶居全国之首，“东南财赋，甲于天下 ”，“天下之有吴会， 犹如富室之有仓库 。”源源不绝的大批漕粮，从江浙沿大运河北运，供给京师的需要，大量的征银，成为国库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江浙两省丰盈的钱粮成为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思想文化上，江浙历来被称为文物之邦，汉族的名士、学者辈出，图书资料丰富，明末清初又涌现出一批具有反封建专制思想的学者。同时，江浙两省的河工、海塘工程非常重要，每年耗费国库大量开支，直接关系到当地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稳定。乾隆是我国封建历史上少见的一位才华卓越、讲究务实而且具有治政雄心的君主。他登位后事事效法康熙，集全国大权于一身，政事无论巨细均亲加过问，日夜勤于政事。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他以“皇祖”康熙为榜样，巡行江南，了解治政的得失，总结统治的经验，决定各种政策和措施，以便巩乾隆传 ７６·固和加强清王朝的统治，促进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进一步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另外也是为了欣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秀丽景色和丰盛文物。从总的来说，乾隆南巡的目的是积极的。
第一次南巡，是从１７５１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开始。这次南巡作了一、两年的准备，同行的王公大人、侍卫官员、 兵丁仆役等共２０００多人， 使用船只１０００多艘。为了维系民心、取得汉族士绅对清政府的支持和拥戴，乾隆帝下令将沿途的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所经州县当年应征额赋蠲免十分之三，其中受灾歉收地区蠲免十分之五；江宁（南京）、苏州当时同为江苏省省会，杭州为浙江省省会，是皇帝巡行驻跸之地，三城和附郭诸县当年应征地丁银两全部蠲免。每到一处，乾隆均接见当地的官员、士绅，阅读地方官进呈的方舆图说和古迹名单，了解当地的治政情况、历史沿革、地理位置、人文风俗、古人题咏、本朝事迹，参观考察重要的工程、厂房、名胜古迹，祭祀历代的汉族的帝王、名人的祠庙和坟墓，决定当地的一些重大的政事。乾隆一行到达江苏的清口（ 今清江市 ）后，渡黄河，详细阅视了河工。治理黄河，是当时的一大工程。乾隆阅视了河工后，谕令河道总督高斌 ：“朕经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皆水，虽有土堤为之防御，而人烟凑集之区，设经异涨，其何以乾隆传 ７７·堪？甚觉怵然。亟应改建石工，以资保障 。”在巡行南方的归途中，乾隆又视察了当年康熙多次视察过的地方，天然坝、蒋家坝，亲自筹定洪泽湖的五坝水志。天然坝位于洪泽湖的尾部，夏秋水涨，开坝泄流，居民常受其灾，冬天雨少，黄河浊流往往经坝倒灌入湖，当地居民常以开坝为患。 而河臣往往不顾民意， 将开坝作为防险的法宝。乾隆亲临高家堰视察后，谕令“天然坝断不可开，夫设堤为卫民也，设堤而民仍被其灾，设之何用？若第为掣流缓涨，自保上游抢险各工，而邻国为壑，田庐淹没，弗复顾惜，此岂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本意耶？为河臣者固不当如此存心也。天然坝当立石永禁开放”。 高家堰原有三座坝，洪泽湖水赖以蓄泄，他接受了河道总督高斌的意见，决定在原有的三坝外再添筑了两座坝，五坝分别命名为仁、义、礼、智、信，当仁、义、礼三堰过水三尺五寸还不足以减轻水势时，才相继开放智、信两坝，以保证堤防和下游河床的安全。乾隆又谕令 ：“高堰石堤至南滚坝以南，旧用土工石堤，有首无尾，形势不称。应自新建信坝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石工，南雁翅以南至蒋家闸，水势益平，则石基砖稳，如此方首尾完固，屹如金汤，永为淮扬利赖 。”乾隆非常重视植树对固堤蓄材的作用，他特别谕令高斌 ：“沿堤柳株稀少，著于堤面堤坡坡宽空之处， 多为栽种， 该管官员加乾隆传 ７８·意培植，俾之畅茂，庶堤工既资巩固，而工料亦得有备 。”乾隆继承了康熙治政务实的传统，对这样重大的工程亲自调查勘察，重视民间的意见，作出比较正确的决断，是可贵的。乾隆乘船沿运河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到达江苏省省会之一的苏州，一路上游览了各地名胜风景，又经嘉兴、石门到达杭州，在观潮楼阅兵，亲临敷文书院，遍游西湖名胜，渡钱塘江后至绍兴祭大禹陵。在苏、杭两地，乾隆鉴于“群黎士庶踊跃趋近，就瞻恐后，绅士以文字献颂者载道接踵 ”，谕令内阁对上献诗文者进行考试，选拔真才。结果江苏省考中之蒋雍植、钱大昕、吴□、褚寅亮、吴志鸿； 浙江省考中之谢墉、陈鸿宝、 王又曾，均“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令其与考取候补人员一体补用”。 乾隆用这样的办法，既选拔了一批人才，又优容和团结了江浙的文人学士。乾隆回程时绕道到江宁（南京）祭明太祖陵，谕令 ：“该督抚饬地方官加意保护，其附近陵地，毋许樵牧往来致滋践踏，并晓谕各陵户知之 。”这对于笼络汉族士绅，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也是必要的。当时江宁丝织业很发达，乾隆与皇太后又亲临织造机房察看工匠织机。接着乾隆经山东至泰山岱庙焚香，于五月初四日返还北京圆明园。
第二次南巡，于乾隆二十二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开乾隆传 ７９·始。乾隆渡黄河后阅视了天妃闸，乘船沿运河南下到达苏州，汉族经学家顾栋高“献所著诗书两义 ”，乾隆特赐以国子监祭酒，乾隆又谕令内阁 ：“三吴两浙，民多俊秀，加以百年教译，比户书声，应试之人日多，而入学者则有定数，……其将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照乾隆十六年例，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 ”，以“乐育人才”。 苏州著名诗人沈德潜“年逾八十，实为蓬瀛人瑞，今来接驾，著加恩给予礼部尚书衔”。 苏州不仅是文化中心，也是手工业商业非常繁荣的江南经济重心， 乾隆和皇太后又“临视（苏州）织造机房”。到达杭州后，乾隆又下谕令将浙江进献诗赋而考取一等的童凤三、陈文组、顾震、钱受谷，照乾隆十六年之例，“俱特赐举人， 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一体补用”。 乾隆南巡时多次在江宁、京口（镇江）、杭州阅兵，目的是整饬军旅，振兴武备，炫耀武力。他希望清代保持以武功开国的传统，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在杭州时，他检阅了水师操练，接驾的汉族绿营兵丁有奏箫管细乐的，乾隆很不满意，加以申斥，认为“身隶行伍，当以骑射勇力为重，……若吹竹弹丝，技近优伶，岂挽强行重之夫所宜相效”，“嗣后行伍中但许用钲鼓铜角，其箫管细乐一概行禁之”。 在途中乾隆看到外省驻防将军及绿营之提镇外乾隆传 ８０·出都坐轿子，便传谕说 ：“将军提镇有总统官兵之责，若养尊处优自图安逸，亦何以表率营伍而作其勇敢之气？况旗人幼习骑射，即绿营中亦必以其弓马优娴，始历加升用 。”命令以后将军、提镇一律骑马，不许坐轿，否则以违治例治罪，力图保持军队勇敢尚武的局面。乾隆回程时又绕道去江宁祭明太祖陵，沿运河北上后，先后阅视洪泽湖及徐家集、荆山桥、韩家闸一带河工。当时黄河流经徐州地区，河身狭窄，两岸相距甚近，夏秋涨水，容易溃决。乾隆亲自到那里阅视河防，看到北面护城有石堤，东西皆土堤，便谕令对所有的石堤“应加帮以培其势 ”，无石堤之处“应按筑以重其防 ”，他下令徐州一带添筑的石堤用石十七层，极为坚固，蔚为壮观。苏北常年受水患，灾民甚多，在经过徐州附近的桃源、宿迁、邳州、睢宁诸州县时，乾隆看到灾民“鹑衣鹄面，相望于道 ”，决定立即给以赈济并蠲免赋税， 并实行以工代赈， 使灾民们有所工作，河防工程也得到了需要的劳动力。这些措施乾隆认为“于穷黎有益，而于工程亦易集其事”。 接着，乾隆沿陆路到曲阜祭奠孔林，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圆明园。
第三次南巡，于１７６２年（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开始。到达清江后，乾隆坐船巡视河堤，决定确立清口水志，地方官于夏秋大水时，按志开放，以乾隆传 ８１·保卫下游地区。以往洪泽湖水涨，河臣随意开坝，使下游居民常受其患。乾隆规定高家堰的五坝水志“上坝增一尺之水，下坝开十丈之门 ”，河臣遵守了这一规定，使较长一个时期下游各州县滨河地区免受水淹之患。当时黄河中河滩渐积，如遇大水，各处闸坝宣泄不畅，下游将受其害。乾隆谕令当徐州水志的水位高到一丈一尺五寸时，方准将毛城铺以东的唐家湾引河开放宣泄，水落即行关闭。乾隆又详细阅视了上次南巡时下令修建的武家墩以北砖堤，命将济运坝至运河的五百丈土堤也一律筑为砖堤，使其整齐坚固，他还特别谕令地方官要把砖块烧得宽厚、结实一些，保障洪泽湖堤工的安全。过长江后，乾隆在焦山操阅水师，在苏州到文庙行礼。他尽量优容、团结、宠用汉族的文人学者，左都御史梅珏成过去曾和康熙一起研讨过数学，是当时闻名的老一辈数学家和三朝老臣，以年迈按原品在籍致休。这次，梅珏成来靖江铺接驾，乾隆亲自写诗 ：“推恩缘念旧，皇祖内廷臣”相赠，命将梅的长子赐举人出身以示恩宠。江浙著名诗人沈德潜、钱陈群至常州接驾，乾隆亲笔题诗相赠 ：“二老江浙之大老，新从九老会中回，身体康强自逢吉，芝兰气味还相陪。迎堤恭遇以为喜，出诗命和群应推，更与殷勤订清约，期颐定复登金台 ”，以示慰勉。在苏杭两地，乾隆按照上次的惯例，谕令内阁对进献诗乾隆传 ８２·文的汉族文人学者进行考试，择优录用。因进献诗赋考取一等之士孙士毅、吴泰来、陆锡熊、郭元□，举人汪孟□，“俱着授为内阁中书， 遇缺即补”； 其他考中之文人沈初、王銮、程晋芳、赵文哲、严长明、徐步云、钱襄，“赐举人， 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挨次补用”。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为进献诗文者出的考试题目，并不是像八股文式的抽象玄虚与现实无关的题目，而是结合治政需要的务实的题目。例如：他这次到杭州的第二天即去海宁，住在康熙朝大学士陈元龙的别墅隅园（ 后来改名为“安澜园”）中， 巡视、筹划和决定浙江省的海塘工程，便出了“海塘得失策”这一题。乾隆的意图是：通过评阅试卷，即可了解吸取汉族文人学者对如何治理海塘的积极意见，供自己采纳和参考；又可以从中发现和重用既文笔出众又具有治政卓见的优秀人才。这一办法确实是比较有远见的。浙江省获得第一等第一名的仁和县进士孙士毅，便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因地制宜的修治海塘的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因而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在阅视海塘时亲试排桩，两百多斤的硪打下去，沙散无法稳固，“一桩甫下，始多扦格， 率复动摇，石工断难措手 ”，如移内数十丈，可是“地皆田庐聚落，将移换石工，毁折必多，欲卫民而先殃民，其病甚于医创剜肉矣”。 乾隆再三考虑了之后，认为乾隆传 ８３·“惟有力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 ”，下令地方官，“岁修以固塘根，增坦水石篓以资拥护”。 为解决修建柴塘所需的木材问题，他还令督、抚调整柴薪价格：“现在采办柴，非河工秫苇之比，向为额定官价所限，未免拮据，应酌量议加，俾民乐运筹，而官易集事 。”乾隆又亲自阅视了尖山、塔山之间的旧有石坝，谕令说 ：“ 见其横截海中，直逼大溜， 犹河工之挑水大坝，实海塘扼要关键，波涛冲击，保护非易。但就目下形势而论，或多用竹篓加镶，或改用木柜排砌固宜，随经理加意防修，如将来涨沙渐远，宜即改筑条石坝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势，庶于北岸海塘永资保障 。”乾隆对保障江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海塘工程，能亲自多次阅视，吸取孙士毅等文人官员学者意见，考虑到沿海群众当前的生计和长远的利益，决定暂筑柴塘以治标，待以后涨沙渐远时再改筑石塘，以成永久御卫之计，稳重谨慎地处理这一有关国计民生的工程兴筑问题。乾隆回程时又至江宁祭奠太祖陵，举行阅乐，视察机房；渡江北上后，阅视高家堰堤工；渡黄河后，阅视黄河新堤；进山东境内后，巡视峰山湖，去邹县孟庙烧香，去曲阜孙庙行礼，去孔林祭礼，并登上泰山至玉皇顶焚香祭天。这些祭礼活动，是乾隆提倡和利用汉族长期流行的儒学和宗教，从思想上联合和团结汉族地主阶级，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五月初四乾隆传 ８４·日，乾隆一行回到北京圆明园。
第四次南巡，于１７６５年（乾隆三十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开始。出发前，乾隆帝因“朕恭奉皇太后安舆四巡江浙，东南黎庶望幸情殷，宣布渥恩，用光盛典 ”，宣布除按原规定蠲免所过地区的当年租赋外，还“将江苏、安徽乾隆二十五年以前积年因灾未完蠲剩河驿俸工等款，并二十六、七、八三年因灾未完地丁河驿等款以及二十八年以前积年因灾未完漕项，暨因灾出借来子种口粮，民借备筑堤偃等银一百四十三万余两，又来子种口粮内米麦豆谷十一万三千余石，概予蠲免；至浙江一省额赋本较江南为少，其积欠亦属无多，著将乾隆二十六、七、八三年因灾未完地丁银两并二十七年屯饷沙地公租、二十六、七两年未完漕项等银十三万二千五百余两，又二十八年借来子本谷一万三千七百余石，加恩悉行蠲免”。 他还谕令各省地方官不得借口办差事而耽误正常政务，关于民间词讼案件不得“籍名迟滞 ”，“迁延贻误 ”，“使小民不致羁留拖累”。 这些谕旨和过去的一样，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圣明恩德 ”，作为维系民心的一种手段。乾隆一行由清口徐家渡过黄河，阅视了清口东坝木龙、惠济闸，渡江进入江南运河后，因船只过多，河道阻塞，两江总督尹继善下令江浙乡绅盐商只许各就本府境内接驾，只有受到乾隆宠爱的沈德潜、钱陈群、嵇乾隆传 ８５·璜等致仕老臣可以在苏州迎驾。沈德潜、钱陈群每迎驾一次，就升官一次，这次乾隆再次见到他们，特别高兴，赐诗称两人“二仙仍此候河滨，三载相睽意更亲 ”，谕令说沈德潜、钱陈群“咸扶杖迎谒，耄耄而神明不衰，朕甚嘉焉，其各加太子太傅以宠异之，沈德潜之孙，钱陈群之子，各赐举人”。 对于年寿很高的居民，乾隆特别表示宠异，他谕令“赐一百七岁之训导三世芳御书扁额及币”。 大学士史贻直于乾隆二十八年去世，乾隆指示说 ：“所有经过地方大臣祠墓在三十里以内者，例俱遣官致祭，原任大学士史贻直之墓，虽远在溧阳，念其宣力年久，亦著加恩，一体遣祭，以示优恤 。”历届南巡，乾隆都规定对沿途所经三十里以内地区的历代帝王、名人祠、墓以及著名神庙遣官读文致祭或焚香。这次南巡中，在江苏省境内遣官前往焚香的有周代的泰伯，吴国的季扎、子游，宋代的宗泽、范仲淹、韩世忠，清代已故的大学士张玉书、尚书赵申乔、总河陈鹏年、巡抚汤斌、张伯行、潘恩榘等名人的祠、墓，遣官读文致祭的有明太祖陵和江渎之神；在江宁府境内遣官前往焚香的有晋代的卞壶、宋代的曹彬、明代的李文忠祠，明代的徐达、常遇春墓，方孝孺等一百十八人合祠，清代已故的总督傅腊塔祠、于成龙祠等八处；在浙江省内遣官读文致祭的有海神庙、禹陵等处。乾隆祭奠历代和本朝的乾隆传 ８６·汉族名人、皇帝祠墓和神庙，优容年高的汉族名士旧臣，表示了皇帝对汉族皇帝名人的崇敬和纪念。尊崇汉族的习惯和信仰，是乾隆历次南巡时联合、团结汉族地主阶级以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政策。乾隆至苏州时又参谒了文庙，沿运河至浙江石门县乘马度城，泛舟至海宁，又驻跸于陈氏之隅园，阅视绕城石塘，观看了著名的钱塘江大潮。他根据亲临视察的结果，就海宁的海塘工程再次谕令内阁 ：“绕城石塘五百三十余丈，实为全城保障，而塘下坦水尤所以捍卫石塘，但向来止建两层，今潮势似觉顶冲，外沙渐有汐刷，二层之外，应须预筹保护，该督等上年所奏加建三层坦水六十余丈，止就险要处而言，于全城形势尚未通盘筹画，若一例普筑三层石坦，则于护城保塘尤资裨益，著将应建之四百六十余丈均即一例添建，其二层旧坦内有桩残石缺者，亦著查明补换 。”乾隆特别要求地方督抚等官员“务期工坚料足，无滥无浮，以收实济”。 他还指示对海宁的海塘工程一律添筑三层坦水， 对于巩固海塘的安全是必要的。 视察海塘后，乾隆一行返抵杭州，又一次对进献诗文者进行考试，授予考取一等的举人以内阁中书的官职，遇缺即补；考取一等的举人以外的学者以内阁中书学习行走的官职，与考取候补人员挨次补用。回程时绕道至江宁，乾隆帝祭明太祖陵、阅兵、临视织造机房，沿运河北乾隆传 ８７·上阅视了高家堰堤工，至德州登岸，于四月二十一日从陆路回京师。
第五次南巡是在十五年以后，于１７８０年（ 乾隆四十五年 ）正月十五日开始的。当时乾隆已是七十高龄，但他在渡黄河后仍阅视清口东坝堤工，在浙江乘舟至海宁观潮，仍驻跸于隅园，阅视海门石塘堤工，谕令“绕海宁城之鱼鳞石塘，内有工二十余丈，外系条石作墙，内填块石，历年久远，为潮汐冲刷，底桩霉朽，兼有裂缝蹲矬之处；又城东八里之将字号至陈文港密字号，止有石城工七段，约共长一百五六十丈，地当险要，塘身单薄，亦微有裂缝。此塘为全城保障，塘下坦水所以捍卫塘工，皆不可不豫为筹办，著将两处塘工均改建为鱼鳞石工，俾一律坚稳，并添建坦水，以垂永久”。 而石塘迤上，十几年前为了保障堤内庐舍民居而暂建的“柴塘四千二百余丈，见尚完整，究不如石塘之巩固 ”，乾隆令督抚“即将该工内柴塘可以改建石塘之处……据实逐段勘估，奏闻办理，如计今岁秋前可以办竣，即拨帑赶紧兴修……以期工坚料实，无滥无浮，务期濒海群黎永享安恬之福”。 为了响应乾隆修建石塘工程的指令，两浙商人捐银六十万两。在回程途中，乾隆考虑到地方上或许因筹建鱼鳞石塘而对柴塘不加保护或拆毁窃用，如果石塘工程未竣， 柴塘损坏而潮水骤涨， 堤岸就会冲塌，所以他乾隆传 ８８·特地传谕地方官员要保存柴塘作为石塘的重要保障，“将来石工告竣，迟之数年，或亲临阅视，尔时柴塘倘有损坏，惟该督抚是问”。 他不顾年迈辛劳，亲自阅视海塘后谆谆告诫大臣们的这些话，表明了坚持务实和办事细致稳妥的治政作风。一位七十高龄的封建皇帝能做到这些，在历代帝王中还是少见的。乾隆在杭州和江宁又举行了阅兵，在江陵又一次祭明太祖陵。北上渡黄河后，他至武家墩又一次阅视高家堰堤工，乘船至德州登岸回京。这是乾隆最后一次阅视河工。当时河臣请将高家堰堤工中的三堡、六堡等低矮砖堤加高，乾隆认为石工比砖工经久耐用，指示地方官不必吝惜帑金，仍修筑石工。在徐州附近，他命令嵇璜、萨载等会同勘察两岸石堤，凡不足十七层的一律加高至十七层，建成了非常坚实壮观的河防工程。乾隆视察河防后由水路北归，从德州登陆路，于五月初九日回圆明园。
第六次南巡从１７８４年（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前五次南巡时，乾隆曾谕令将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军流以下人犯各予减等发落，这次南巡时因天旱祈雨，减刑的地区除苏、浙、皖三省外，又增加直隶、 山东两省。减省刑法，“用播德音，以符宽大 ”，也是乾隆南巡时安定社会秩序，收买民心，维系满、汉联合的一种办法。乾隆到山东时至岱庙行乾隆传 ８９·礼、谒少昊陵奠酒、祭祀周公庙、临孔庙瞻礼、去孔林祭酒。渡黄河后沿运河南下至浙江石门县，乘马度城后，乘轻舟最后一次去海宁阅视海塘，又至尖山观潮，然后回到杭州。 当时，《四库全书》已经编纂完成， 乾隆以“江浙为人文渊薮 ”， 命将缮写的六部《四库全书》中的三部，分别藏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西湖孤山之文澜阁，以“嘉惠士林”。 为了让这一部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丛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他告诫地方官员对这些书不必过于珍护，使读书稽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千箱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 ”，并规定这三部“四库全书”在分藏文汇、文宗、文澜之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 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这次南巡，乾隆同样非常注意满汉之间的联合，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王杰丁母忧回籍，专赴觐见。七十多岁高龄的乾隆高兴地说 ：“汝来甚好，君臣久别，知尔应念我，” 造成君臣之间的父子般亲切气氛。乾隆在杭州时， 为了振兴武备， 又一次检阅了福州水师。当这位老皇帝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巡行回程北上时，在杭州非常感慨地对诸皇子和军机大臣说 ：“我皇祖（康熙）临御六十一年，六巡江浙，深仁厚泽，浃髓沦肌，臣民爱戴思慕，出于至诚。……朕缵绪以来，敬绍前谟，亦六度南巡，凡筹办河工海塘事宜，无一不乾隆传 ９０·仰承彝训 。”要求军机大臣等对他自己南巡的措施以及“诸臣及仆役之如何守法，地方大小官吏之如何奉公，民人之如何瞻觐亲切 ”， 进行评论，“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这 里，除去颂扬之词外，乾隆表明了南巡是承续了康熙的前例的。乾降回程时再一次去江宁，最后一次亲自祭奠了明太祖陵，沿运河北上至德州登陆，从陆路于四月二十三日回圆明园。
乾隆六次南巡，从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积极的、应予肯定的。
在政治上，经过康熙，雍正年间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斗争，在乾隆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即使是在被史家称之为封建盛世的乾隆时代，某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活动仍然连续不断，英、俄等殖民主义侵略势力长期在我国边疆制造分裂活动，某些外国封建统治者公然入侵我国的领土。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各民族的联合和团结，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仍然是乾隆面临的重要任务。乾隆南巡期间采取的一切优容汉族官僚士绅，选拔优秀的汉族人才，蠲免地方租赋和减省地方刑罚，奖励年寿很高的汉族人民，祭奠历代汉族名人和皇帝祠墓，祭奠孔庙、孟庙、岱庙、周公庙、大禹庙等汉族几千年来崇拜和尊敬的神庙，等等，都是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联合和乾隆传 ９１·团结汉族地主阶级，争取汉族人民对清政权的支持。乾隆的主观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但是，在客观上这些措施对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保证我国当时的强盛和安宁都是必要的。在经济上，乾隆继承了康熙治政务实的传统，在六次南巡中，五次亲自阅视河工，四次亲自阅视海塘，对这两项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工程能亲自踏勘考查，对有意见分歧的工程技术问题不匆忙决断，而能认真听取地方人士的意见，作出不少考虑周详，比较正确的治理决策，纠正地方官员中那种浮夸不实、 崇尚空谈的作风， 特别是当他年过七十以后的最后两次南巡中，还分别巡视了河工和海塘，对过去工程中未曾解决的善后问题作了考虑周详的决定。如果我们摒弃民族的偏见，坚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承认和肯定乾隆在南巡中那种一贯治政务实、勤于政事的可贵之处和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进步作用。在思想文化上，乾隆在南巡中极力提倡和宣传汉族的思想文化，优容和奖励汉族的著名学者，选拔对治政具有卓见的优秀人才，对当时我国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因此，乾隆南巡是清代中期历史上一件值得一书的大事，我们应该承认和肯定它对当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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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乾隆南巡也有很多消极面。首先，虽然乾隆一再谕令官员南巡时要“力戒粉饰增华 ”，“ 所有行营供顿悉出内帑，丝毫不以扰民……且更特赐公项俾通融协济， 不许苛索于民 ”，“凡属虚文浮费，概宜尽力摒除，……兵丁以及随从人等皆著该管大臣各严加约束，经行所至，不得稍有滋扰 ”，“ 一应供顿，俱令动支公项”。 第二次南巡时，又要求 ：“朕时巡江浙，已屡降旨，令该督抚等毋事浮靡，务实简朴，并饬禁一切商捐陋习 。”但是其随从和地方官员对这些上谕视若罔闻，一味铺张增华，惟求逢迎献媚；而乾隆对此实际上也并非严行禁止，造成了国库帑金的大量浪费，滋长了官吏的营私舞弊之风，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骚扰。每次南巡，船队一千多艘，所经之处三十里以内地方文武官员均穿朝服前来接驾，老年男妇、绅衿生监在空旷处排列跪伏，在扬州、苏州、杭州等繁华城市，均用彩绸、彩布搭成彩棚、点景，设立香案，河道设龙舟灯舫。有一次乾隆在扬州游览大虹园，到一处景色优美的地方，就说 ：“这里好像南海的‘琼岛春荫’，可惜缺少一尊喇嘛塔 。” 陪同接驾的扬州盐商领袖江某出钱买通了乾隆的左右，索得了喇嘛塔图样，立即纠集工役材料，连夜筑起了白石塔，以博得乾隆的好感。乾隆随行人员二三千人，每到一处住宿，就要占用四五百处民房，地方官吏给皇乾隆传 ９３·帝的进贡物品种类繁多，不可胜计。随驾人员从执事兵丁到亲王大臣，每人赏给银子一二两到五六百两，地方差办人员，驻军演练人员，拉纤河工，江宁、京口、杭州等驻防满汉军年在七十以上的官兵，经过州县男妇七十以上的接驾老民，都有赏赐，国家开支的银两不可胜计。而随行的和地方的官员，乘机贪污舞弊，靡费国帑，榨取钱财，中饱私囊，暴虐人民。据记载，“ 其御舟行时，塘河两岸并令打纤，名曰龙须纤，又勒令该地之为薪炭商者，供给原料以备需用，往往堆积如山，顷刻即尽”。 乾隆六巡江南，对钱财的耗费，对民间的骚扰都是很大的，这和康熙六巡江南时一贯崇尚俭朴的风气恰成了对照。乾隆中期清代社会经济达到了极盛，国库存银高达七千五百万两，经过乾隆在位六十年中的历次征伐、南巡、河工海塘等的治理，官员中奢侈腐化之风的增长，到了他统治的晚年，清代一百多年中积累的财富，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总的来说，乾隆南巡在政治上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加强满汉的联合，在经济上推动了对河工、海塘工程的治理，文化思想上提倡了汉学并优容选拔了一批著名的文人学者。这是乾隆南巡主要目的和主要贡献。乾隆在南巡中勤于政事，崇尚务实，注意调查研究，处事稳重细致的作风，在历代封建皇帝中也是乾隆传 ９４·比较杰出的。但他满足于国库的充裕和天下的太平，在南巡中所表现出来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劳民伤财之处，则是他的严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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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子风流
乾隆帝边疆用兵，连传捷报，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海内升平，他俨然感到自己是个太平天子。他本人又喜欢舞文弄墨，懂得音律歌韵，所以不免要想出些欢娱的事来。康熙时曾修建了一处畅春园，赐给了当时还是藩王的雍正帝，后赐名为圆明园。雍正帝即位后，对圆明园大加扩建，添了不少楼台亭榭。现在轮到了乾隆帝，他踵事增华，扩大地盘，拨出库中大量白银，命工部督工修建。一时集中了大批能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在什么地方植树，什么地方栽花，某处凿地，某处叠石，点缀得优雅别致，不论春夏秋冬，无不感到和谐相宜。乾隆帝又责成各省督抚，搜集了无数的珍禽异卉，古鼎文彝，一齐陈列园中，供皇家人员玩赏。园工告成后，乾隆帝奉了太后，到园中游玩。他还发了一道圣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游玩。
时值春季，这一天风和日丽，乾隆帝护着皇太后，后妃公主等在后随行，两旁迎驾的人均已站定，妇女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其中一位命妇，鸭蛋脸，弯弯的眉毛，鼻子丰润，粉腮上有两点酒窝，鬓边还插着一朵红花，娇楚动人。乾隆帝看到这个美貌妇女，乾隆传 ９６·心神飘荡，正不知怎样是好。因当着众人，不便细问，只呆呆地坐着。一会儿，皇后到那丽人跟前，称她为“嫂嫂 ”，乾隆帝这才忽然想到，那个丽人正是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在随意闲游时，傅夫人跟在皇后后面，乾隆帝不时回头。傅夫人也有意无意地瞻仰御容。回宫后，乾隆帝眼前常常现出傅夫人那妩媚的面容来，因而连朝政也懒得去理，整天无精打采。
在皇后寿辰那天，乾隆帝的精神忽然振奋起来，因为傅夫人这天要进宫为皇后祝寿。这天在坤宁宫开宴，为皇后庆贺千秋节。乾隆帝早早地退了朝，到坤宁宫入席，与傅夫人又是联诗，又是让酒。自此以后，傅夫人常常被召入宫，陪皇后散心。日子一久，傅夫人也常常留在宫中歇息。其间，乾隆帝不时地与傅夫人偷偷地寻欢作乐。一些宫女虽然心里明白，但不敢声张。
时间长了，皇后渐渐悟出了其中的蹊跷，但为顾全面子，又因傅夫人是他的嫂子，不好说破，只得把苦水咽在肚里，整日里闷闷不乐，面容也显得一天天地憔悴起来。到了这年冬天，他的亲生儿子永琏因患急病死去。永琏已经８岁，又聪明又伶俐，深得乾隆帝喜爱，原已写下密旨立为皇储。这时突然死掉，使皇后痛上加痛，直哭得死去活来。乾隆帝虽也十分伤心，但还是好言劝慰皇后，并答应再生了儿子一定立乾隆传 ９７·为皇储。过了数年，皇后果然又生一子，取名永琮。这时，皇后才渐渐有了喜色，满心希望这个儿子以后能继承大统。不料两年以后，永琮忽然生了天花，夭折而死。这次打击比上次还重，皇后直感到活着没什么趣味，整天郁闷不已。
乾隆帝为了给这位富察皇后解闷，便下旨东巡，谒孔陵，祭泰山，游览了不少名胜。尽管景色宜人，但富察皇后总打不起精神，时时忘不了死去的儿子。在旅游中受了一些风寒，遂一病不起。随行的御医无论怎样用药，总不见皇后的病情好转，反倒一天天加重起来。乾隆帝感到很焦急，立命回銮。沿途又找山东的一些名医诊治，都无效果。刚到德州，皇后就死了，时为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三月。
乾隆帝与富察皇后十分恩爱，只为了傅夫人的事，二人才稍稍疏离。后来，二人的感情有所恢复，不想在旅游途中半道沦亡。乾隆帝感到十分悲痛，扶棺大哭。回宫后料理了丧事，溢号孝贤皇后。
之所以谥号“孝贤”二字，正是为了褒奖她的贤淑。她虽然身为皇后，但平时很节俭，穿衣从来不挂珠翠。后宫中人大都有用金银线缀成的荷包，她认为已属奢侈。她每年送给乾隆帝的佩囊只是用鹿皮制成，其用意在于清人起事于关外，寓有不可忘本的意思。因此，乾隆帝对这位皇后格外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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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一死，使乾隆帝忆起了她的许多好处。他特颁谕旨说，乾隆九年时曾筑蚕坛，皇后亲自养蚕，带领后宫嫔妃行亲蚕礼。孝贤皇后用这些蚕丝做成御衣，供皇帝穿用，还供皇帝赏赐臣下。现宫中还残留着少许蚕茧，命收藏起来，传示永久，让后世子孙代代好生保护。乾隆还特颁谕旨，命为孝贤皇后立碑，并亲撰碑文，其中两句称 ：“念百行以孝为先，而四德惟贤兼备 。”从碑文中可以看到，二人的情爱甚笃。
因孝贤皇后早逝，乾隆帝对皇后母家格外恩遇。皇后的兄弟不是封侯，就是封伯，皇后全家有１４人得到爵位，傅恒为国忠心耿耿，这时被提为保和殿大学士， 兼任户部尚书。 当时《清宫词》中有一句话说：“外家恩泽古无伦，”就是为此。皇太后怕乾隆帝悲伤过度，要为他续立皇后，乾隆以在丧期为辞，皇太后也不便相强。
乾隆帝与傅夫人偷情，傅恒被蒙在鼓里。后来，傅夫人生下一子，满月时抱入宫中，请乾隆帝赐名。乾隆帝看这个孩子肥硕强壮，面容很像自己，故十分宠爱，赐名叫福康安。福康安８岁时，乾隆帝即让其在御书房和皇子们一起读书，１２岁时便被封为贝子。长大成人后，乾隆帝把御林军交给福康安统领。后人传言福康安的真正父亲就是乾隆帝，事情无法详考。
孝贤皇后去世一年后，皇太后催促乾隆帝续立皇乾隆传 ９９·后。按照皇太后的意思，乾隆帝下诏册立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直到孝贤皇后逝世二年了，尚未册立正宫。因皇太后再三催促，尽管乾隆帝不甚乐意，还是下诏册立了那拉氏为皇后。
因为宫廷中事不够惬意，乾隆帝常常起烦恼。为了排忧解闷， 他就想着到处闲游。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春天，他奉皇太后巡游了五台山。这年秋天他又奉皇太后游览了嵩山。游玩归来，他觉得那里也没有什么，还不如一个圆明园的景致，所以就常到圆明园散心。他感到北方的风光就那么回事，遂于乾隆十六年兴师动众地到江南巡游。乾隆帝感到江南风光秀丽，后来又五次前往， 故史载“乾隆六次下江南”。其间，有的载之于野史笔记，有的口头流传于民间，留下了说不尽的轶闻佳话。
在有关乾隆帝的风流佳话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南疆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往镇压。第二年叛乱被平息。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用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乾隆帝的后宫虽说嫔妃成群，但却没有一个有这种天然香味的。兆惠俘获香妃后，为了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立即派人密折奏闻。乾隆帝闻报大喜，命兆惠尽快送往京师。因路途遥远，怕长时间风乾隆传 １００·霜跋涉有损香妃的容颜，命兆惠派可靠的人好生护送，并谕示沿途地方官，要好生安排香妃一行的食宿起居。
香妃到京后，宫监将她引入内宫，进见乾隆帝。果然是玉容未近，芳气先来，这种芳气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奇芬异馥，沁人心脾。宫监让她到御座前行礼，她却全然不睬，只是眼泪汪汪，令人十分怜爱。乾隆帝念她长在边远地区，不懂朝中礼仪，遂命不必苛求。按照乾隆帝的意思，宫监将香妃领入西苑居住。
一连数天，香妃神色泰然，似乎不知道有什么亡国之恨。只是乾隆帝一去，她就面如冰霜。乾隆帝问她话，百问而不一答。乾隆帝回来后，满面愁容，和珅赶忙来献殷勤，说道 ：“从前，豫亲王多铎南下，得了一个刘三秀， 起初也很倔强， 但后来还是好好地做了豫王的福晋， 还恩爱得了不得。 妇人家大都是这样，只要待她好，时间一长，她自然就会回心转意 。”乾隆帝觉得和珅说得有理，就传话宫监，让他们对香妃好生照料，又派几个能言善辩的宫女，天天陪香妃闲话，以好言劝谕。后来，香妃对前来劝她的宫女说，如果皇帝逼她，她就用匕首自杀。甚至还说，她还不想白白地死去，即使自杀，也要再杀一个足以抵得上她的前夫的人。
乾隆帝本人也不时到西苑小坐，希望时间一久，乾隆传 １０１·她那思念前夫之心就会消失。一遇到什么节日，香妃就暗暗地落泪。乾隆帝见此情状，回来与和珅计议，以后香妃的起居饮食，完全按照回族人民的传统格式，吃回式蔬菜，穿回式衣服，另选派回族妇女对她好生侍候。按照乾隆帝的命令，在西苑为香妃建起回式的房屋，还修建了回教礼拜堂，想以此取悦于香妃。有时，乾隆帝还派人领着香妃到风光秀丽处去玩。可以说，凡是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尽管乾隆帝百般劝诱，但香妃始终不肯屈从。
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生怕香妃在深更半夜里刺杀了自己的儿子， 便把乾隆帝召入内宫，对他说 ：“这位妃子既然不肯屈服，你还不如杀了她以成全其志向，要不的话，就干脆把她放归乡里，还让她住在宫里干什么呢 ？” 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但总舍不得杀了她，也不愿让她回乡。
这样停了几年，倒也无事。在冬至那天，乾隆帝去天坛举行圜丘大祀，皇太后趁机派人把香妃召入慈宁宫。香妃入宫后，皇太后命人把大门上了锁。即使是皇帝也不得入内。皇太后把香妃招至跟前说 ：“你志终不肯屈，那末你到底想怎么着呢 ？” 香妃答道：“只愿一死 ！”皇太后见她说得很坚决，就说 ：“那末我今天就赐你一死，行吗 ？” 香妃马上跪下叩头说：“太后遂了我的这个志向， 恩德比天地还大 。”乾隆传 １０２·说着说着，泪流满面。皇太后一时也感到非常难过，遂命人将香妃引入旁边一间小屋，梁上系着细绳，让香妃自缢而死。
这时乾隆帝正在天坛大祭，忽听下人飞马来报，说香妃被皇太后锁在慈宁宫，生死不知。乾隆帝闻报大惊，大礼还未做完，即命驾仓猝回宫。因宫门已上锁，无法进入，乾隆帝遂在宫门外大哭。不大会儿宫门开启，皇太后命人领乾隆帝进入，这时香妃已经气绝，但她肤色仍像活时一样，脸上似乎还含着笑容。乾隆帝见状十分悲痛，命人置备棺木，以妃礼厚葬。
香妃被安葬在陶然亭东北角上，堆了一个大冢，冢前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香冢”两个大字。在碑的阴面，刻着一首这样的词：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
这首词是乾隆帝让一个翰林院编修写的，寄托了乾隆帝终古遗恨的心思。自香妃死后，乾隆帝一直闷闷不乐，朝政也懒得处理，不久便激出一场大病来。幸赖御医们百般调护，身体才慢慢地康复过来。这时，偏偏皇三子永琪和十四子永璐接连病死，更使他痛上乾隆传 １０３·加痛，无论看到什么，都感到花凄月冷。大臣傅恒与和珅商议，劝乾隆帝再去江南巡游。乾隆帝也正想出去解解闷，遂带着续立的皇后去了江南。
在江南游玩期间，乾隆帝自然少不了干一些访花问柳的事。这位续立的那拉皇后本来就没得到什么恩遇，早已郁闷在胸，现随皇帝南巡，看到乾隆帝在外边风流，自然气愤不过，早晚免不了与乾隆帝口角。乾隆帝本来就不爱这位那拉皇后，当然也没什么好话。那拉皇后一气之下，竟将头发剪去。满俗最忌妇女剪发，这使得乾隆帝十分恼怒，立命太监将她送回京师。皇太后本来比较喜欢那拉皇后，现也无法回护。乾隆帝回京后即将皇后废去为尼，居住在杭州一处寺院里。这位皇后不久死去。因废后时没有明旨，所以一个满人御史上疏，请仍以皇后礼安葬。乾隆帝不许，说她已是剃发之人，不能母仪天下，不能葬以厚礼。因此，这位那拉皇后的葬礼格外简单。当时就有不少人议论，一个陪伴了皇帝多年的皇后，葬礼竟然还赶不上香妃的隆重。只是到了嘉庆五年（１８００）才重新以皇后礼对那拉皇后进行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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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外政策
下面，介绍一下乾隆的对外政策。
（一）和英国的关系
乾隆帝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迫切需要在东方寻找商品市场，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输出商品的重要目标。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其中以英国增长最快。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商在澳门居住，并在那里设立商馆，到广州进行贸易。对于在广州进行正常贸易的外商，乾隆根据中国体制和法律，保护他们的经商活动的合法权益；对于中国人和外商之间的争端纠纷和刑事案件，乾隆坚决依据中国法律秉公处断，既不包庇侵害外商利益的中国不法分子，也坚决打击那些行凶作恶的外国歹徒，表现了堂堂大国君主维护中国法律，依据法律公正判刑的严正态度。
当时对外贸易数目最大的是英国。但是在中英贸易中，英国输入中国的呢绒、棉纱、钟表、玻璃、铜、铅等，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找不到很大的销路；而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土布、药材、陶瓷制品等，都受到欧洲国家的热烈欢迎。因而，当时中英贸易中，中国保持了大量出超的地位。为了乾隆传 １０５·扭转中英贸易中的不平衡状态，向中国推销更多的英国商品，英国派出以马嘎尔尼、斯当东率领的７００人使团，带了６００箱礼物，以向乾隆“祝寿”为名，来到中国，妄图以玩弄外交手段、侵害中国主权的办法，把中国变为英国的商品市场。
马嘎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要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国人在广州居住，请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到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先后颁予英使三道敕谕，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
英国除想通过外交途径打开中国的市场外，还通过支持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势力、支持中国的邻国如廓尔喀的统治者对中国的入侵等手段，来达到侵略我国的目的。由于乾隆皇帝实行坚决平定叛乱、抵抗外国侵略的政策，英国的这些阴谋也一一失败了。
（二）与沙俄的关系
沙俄殖民势力在乾隆时期继续对我国边疆进行分裂、颠覆和侵略活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的长期叛乱就得到了沙俄势力的支持和怂恿。１７５６年，正在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际，沙俄政府决定派布拉吉谢夫出使中国。第二年布拉吉谢夫来到北京， 带了俄国枢密院给中国的信件， 要求在“流经中国大皇帝陛下领域之内”的黑龙江上，给俄乾隆传 １０６·国以自由航行权，还准备谈判不成就用武力解决。乾隆指出：根据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并无逾界遣人运送什物一项 ”，断然拒绝了沙俄强要在当时属于中国内河的黑龙江上航行的无理要求。为了防止沙俄军队的挑衅， 他指令江防官兵加强戒备，“倘不听阻止恃强前行 ”， 即“照私越边境办理”。 沙俄还在我国西北边境不断进行侵略渗透活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１７６３年，沙俄军队入侵我国卫满河源、库克乌苏河、 布克图尔玛河与色毕河一带，“造屋树栅”； １７７１年，沙俄殖民者又潜入我国境内哈屯河一带耕作。乾隆得知消息后命令官兵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并指出 ：“以上地区均系中国准噶尔地方， 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 ？”以后，乾隆决定从１７７１年起，将每三年查边一次改为每年查边一次。这些措施，捍卫了我国西北边疆领土主权的完整。
（三）和亚洲国家的关系
乾隆时期，中国和四周的邻国朝鲜、日本、缅甸、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和中国的关系极为友好密切。朝鲜的使节定期前来北京入贡，每次都受到乾隆的热情接待；日本在乾隆年间和中国的商业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当时两国是平等的友好相处的关系；中国同缅甸在乾隆乾隆传 １０７·年间发生过战争，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是友好的，１７６９年中缅战争结束后，两国往来更加频繁，彼此的使节往来不断。当时缅甸和暹罗（泰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几乎要爆发战争，乾隆从中调停，使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乾隆晚期，由于英国的煽动，廓尔喀（尼泊尔）入侵我国西藏，中、廓之间一度发生战争。当中国军队迅速击败入侵的廓尔喀军以后，乾隆只要求其归还被掠夺去的中国西藏的财产，保证永远不侵犯中国，并没有提过分的侮辱性的要求。从此，廓尔喀国王相信中国而不相信殖民主义的英国；越南在乾隆时是中国的藩属国之一，两国当时的关系也是友好亲睦的。乾隆晚期，越南黎朝国王黎维祁“因无能失国，弃印潜逃”。 乾隆让他定居中国桂林，给以养赡；根据夺取了黎朝统治权的阮光平的恳求，乾隆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１７９０年，阮光平来到承德朝见乾隆，受到乾隆和中国官员的热情接待。中越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也不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乾隆的对外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抗击任何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维护中国的体制和法律原则；和西方国家及亚洲各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当然，那时中国是封建社会，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也都处于阶级社会，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还谈不上完全平等的乾隆传 １０８·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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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禅位嘉庆
八旬万寿之后，乾隆皇帝的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就体力而言，苑中射猎用弓，仅达二力半，最多时，也不过三四力；就精神而言，不但失眠，而且健忘，常常闹出吃了早饭不一会儿又要早饭的笑话，弄得下人不知如何是好。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老皇帝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不少臣民担心，他本人是否想到自己身后之事？
雍正皇帝继位后，有鉴于康熙末年激烈的皇储之争所导致的政局十分混乱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立即对传统建储制度进行改革，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雍正皇帝在位期间，皇权极度加强，去世后，最高权力过渡也相当顺利，应该说，得益于此不小。虽然如此，作为秘密建储制度的一个主要受益者，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由于受传统建储观念影响和年轻缺乏政治经验，他对秘密建储制度的认识却较之乃父一度大有倒退。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君主大都是以在位期间公开预立储君为建储基本方式；在建储时，又以“立嗣立嫡不以长，立嫡立长不以长”为基本原则， 再加上春秋以后历代儒家大师的阐释、 发挥和美化，这一思想几乎被社会普遍接受并且形成了一种乾隆传 １１０·极其巩固的习惯观念。自然，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建储观念不能不给乾隆皇帝以极其深刻的影响。另外，由于秘密建储制度是以牺牲储权来加强皇权，因而，作为秘密建储制度制定后的第一代储君，在“备位藩封”十几年的时间里，乾隆皇帝深受其苦。即位之后，他的地位虽然变化，但是当时处境却历历如昨，难以忘怀。兼之在乾隆继位之时，虽然已有三子，但皆在童年， 并存在皇储之争的客观条件。因而， 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日，乾隆皇帝虽然恪守“三年无改于文之道”的古训，当着诸王大臣之面将亲书所立储君之名、缄密封固亦照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是在其言行中，却流露出他对秘密建储制度有着极深的成见。首先是将秘密建储制度视为一种临时措施，“非所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将来皇子年齿渐长， 识见扩充，乃无骄资引诱之习， 朕仍当布告天下，明正储贰之位”。 其次，对于储君人选的标准，他也泯于以往以嫡以长的旧说，对于清初以来各帝及他自己未以“元后正嗣继承大统 ”，深为遗憾。为此， 他暗下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 因而，乾隆元年七月首次秘密建储，他即将嫡妃富察氏所生的皇二子永琏定为储君。两年多以后，永琏病殁。这时，他又想把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皇七子永琮内定为储君。仅因不乾隆传 １１１·久之后，永琮也接着殇逝，他的这一愿望才未实现。再者， 秘密建储，“密”是一个基本条件。对此，乾隆皇帝也未重视。 乾隆十二年底， 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继嗣永琮殇逝之后，为了挑选新的继承人，他曾先后降旨军机大臣讷亲、傅恒等，“大阿哥断不可立”、“至三阿哥， 朕先以为尚有可望， 亦曾降旨于讷亲等”。 正是因为保密不够，导致了乾隆皇帝和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父子之间的隔膜和矛盾。所有这些表明，即位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于秘密建储制度的意义，乾隆皇帝的认识尚十分肤浅。
乾隆十二、三年之交，皇七子永琮和孝贤皇后富察氏先后死去，乾隆皇帝建储立嫡的愿望完全落空了，这使乾隆皇帝极觉悲痛。然而，年龄较大的皇长子和皇三子对此却置身事外，漠然处之。而且，在乾隆看来，皇长子永璜甚至还有“母后崩逝，弟兄之中，惟我居长”的念头，不无幸灾乐祸、觊觎储位的想法。这使乾隆皇帝极为不满。当即对他严加训斥。几个月后，又再次降旨，对他们严厉警告 ：“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 ”，“若不自量， 各怀异意，日后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 。”经过这一事件的教训，他对秘密建储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一是放弃了建储立嫡的原则，二是重申雍正帝关于秘密建储乾隆传 １１２·的有关规定，严禁满、汉大臣对此进行干预。从此之后，随着诸皇子陆续长大成人，为了防止前朝争储、夺嫡的斗争再度重演，他还开始采取措施，对诸皇子严加管束并对其地位、权势也严加限制，不给其以竞争储位的政治资本。直至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以前，除皇四子永珹、皇六子永瑢分别出继履亲王允□、慎郡王允禧之外，其他所有皇子一概没有爵位。对于已有爵位的那两个皇子也严格限制其器用服饰，规定“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 对皇子限制之严、待遇之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君主。与此同时，他还利用２０多年的时间对诸皇子进行长期考察，并决定在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储君人选以前暂不秘密建储。由于他对储君人选标准要求至为苛严，因而此后２０多年的时间里，那些年长的皇子都因些微过失而失去了被立为储君的资格。首先是皇长子和皇三子因为临丧不敬而受到了他的严厉申斥。受此打击，皇长子忧惧成疾，一病不起，于乾隆十五年三月死去。而皇三子也从此一蹶不振，被乾隆排除在建储考虑范围之外。乾隆二十年后，陆续成人的皇四子永珹和皇六子永瑢也先后失去乾隆的宠爱。不幸的是，乾隆本来对皇五子永琪的印象一度颇好，并有意将其定为储君，但他却于乾隆三十一年时因病去世。这样，乾隆就不得不把建储人选扩大到乾隆十一年出生的几个儿子身上。当乾隆传 １１３·时，乾隆皇帝共有七子，除皇四子、皇六子已经出继之外， 可以作为建储对象的有皇八子永璇、 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二子永璂、皇十五子永琰和皇十七子永（王）等五人。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皇后那拉纳喇氏病故。因其南巡途中忤旨剪发，乾隆皇帝下旨以皇贵妃之例为其治丧。这一事件当然会对其所生的永璂发生不利影响，因而，永璂首先被筛选下去。其次是皇十一子永瑆，文理虽然颇优，但对乾隆皇帝极为注重的国语、骑射却一向不在意。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乾隆皇帝又发现他仿效汉人陋习自取别号。在乾隆皇帝看来，他的这些问题都属重大缺陷，当然不能作为建储对象。再次是皇八子永璇，虽然在当时几个皇子中年龄较长，但“为人轻躁，作事颠倒”、“沉湎酒色，素无人望 ”，况且还是个拐子。举止仪表如此，岂可膺此重任。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考察筛选，至乾隆三十五年，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所有年龄较长的皇子都被淘汰净尽。对于此事，乾隆皇帝虽然不无求全责备之病，但却有效地防止了前朝争储夺嫡斗争的重演，对于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于社会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已经６３岁。对他而言，建储一事已是刻不容缓。这样，经过反复的选择，当年冬天，他以皇十五子永琰为内定储君，再次秘密建乾隆传 １１４·储。由于当时乾隆皇帝主持国家政务已近四十年，政治经验相当丰富，因而，这次建储，乾隆皇帝做得十分秘密。建储之前，并未就建储时间和储君人选与任何人商量，书写建储密旨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活动，也一反雍正皇帝和自己首次建储时的旧方式，根本没有召集诸王文武大臣公开宣示，只是在一切办妥之后， 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在此同时，他还另书同样密旨一道藏于小匣内随身携带，以备异日勘对之用。因为全部过程都做得十分秘密，建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个别军机大臣外，全国臣民几乎都不知道乾隆皇帝已经建有储君，以至乾隆四十三年秋乾隆皇帝三次东巡盛京时，一个锦县生员金从善还为此专门上书乾隆皇帝，要求建储。后来，人们虽从乾隆皇帝批金从善的谕旨中得知他数年前已经建储，但对谁是储君，在将近２０年的时间里，人们猜来猜去，始终不得要领。直到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在家宴时对子孙普加赏赉，“而独不及于永琰 ”，并且还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尔则何用银为 ？” 这时，人们才从乾隆皇帝的这些言行中最后准确地判断出皇十五子永琰方是乾隆皇帝的内定储君。由于此时距乾隆皇帝公开下诏宣布皇太子之名只有半年稍多的时间，对于政局已经不会发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了。可见，乾隆皇帝再次秘密建储，在“密”字上面收到了乾隆传 １１５·明显的效果。
建储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传位铺平了道路。乾隆皇帝在８６岁高龄之际，举行了传位大典，并向全国颁布了归政诏书。
乾隆皇帝的传位思想早已形成。雍正十三年九月举行继位大典时，他即焚香告天 ：“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他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拟在摹古。乾隆皇帝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尧舜禅让成了他所憧憬的境界。刚刚继位时，又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很可能是以此法古之举来博取身后之美名。此外，乾隆皇帝还想以此祈求长寿。他的祖父康熙冲龄即位，在位６１年，终年６９岁，这已是所有清代帝王中少有的高寿。在他继位之时，已经２５岁，６０年后，将至８５岁高龄，因而，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不敢比皇祖在位６１之数，但就其本意而言，则希望自己在年寿上较之乃祖有所超越。所有这些，表明当时他的传位思想尚处于十分简单幼稚的阶段。
亲政以后，长期为君的政治生涯不但使乾隆皇帝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也使他尝尽了君临天下的甜头。这样，乾隆皇帝的传位思想一度发生了变化。为了给自己找理由，乾隆二十五年表示，只要自己的乾隆传 １１６·生母崇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周甲，自己也不行传位。后来，在他６０岁上，他虽然下令臣下“预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 ”，并于乾隆三十七年首次向诸皇子公开提及传位之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一直对传位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崇庆皇太后的去世使得乾隆皇帝失去了不得传位的借口，７０岁以后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断恶化，也促使他重新回到继位之初的立场。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因年老臂疼一度不能弯弓射箭。三四年后，又因气滞作疼及升降台阶步履维艰而不得不改令皇六子永瑢代行郊祀大典。乾隆四十九年以后， 又添失眠之症。“ 寅初已懒睡， 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 》卷十《少寐》）”。而后，记忆力也显著减退，精神昏愦，身体虚弱，难能正常处理国务。因而，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７０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对于各地官员奏进的像小山一样的公文和奏折，乾隆皇帝也感到十分头疼，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样，因为健康情况不断恶化，皇帝应担负的日常工作成了他所力不胜任的一个乾隆传 １１７·负担。“雄心渐消泯，逸志在清闲”（《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十四《题匣贮古稀天子宝》）。 这时，他又想起了继位之初作出的年老归政的诺言。因而，从乾隆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凡逢节庆寿诞，乾隆皇帝无不以归政为念；诗赋词章，也时以传位为题。就是这样，八六传位才重新提上了他的议事日程。
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因为距离传位之期愈益接近，当年四月， 乾隆皇帝以归政在即，“嘉惠士林之典尤应预为举行 ”，而决定从次年秋天开始至丙辰年春三年间连续举行归政恩科乡、会试和嗣皇帝登极恩科乡、会试。五十九年年底，又下令各直省督抚将历年以来民间所有积欠银１７００万两、粮食３７５万石概行豁除。在此同时，还于往常每逢年底普赏八旗兵丁一月钱粮之外，由国库拨银，赏借王公以下以及闲散宗觉罗、八旗兵丁半年俸饷。乾隆六十年，有关传位的准备活动进入了高潮，各种加恩活动也一件接一件。正月间，乾隆皇帝下令将因过查抄家产的官员未曾完纳部分全行豁免；二月间，又下令增加各直省岁试入学名数。与此同时，归政恩科会试和嗣皇帝恩科会试也次第举行。在一切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之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继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乾隆传 １１８·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十月朔日，颁嘉庆元年时宪书于全国并普免明年全国地丁钱粮。嘉庆元年正月六日，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与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咸集太和殿，按班序列。而后，礼部堂官首先至毓庆宫启请皇太子朝服出宫，恭候乾隆皇帝乘舆至太和殿升坐。这时，鼓乐齐鸣，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由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而后，大学士二人恭导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座前俯伏跪地，由乾隆皇帝将“皇帝之宝”亲授皇太子。嗣皇帝率领群臣再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庆贺礼毕，已经成为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乘舆还宫，接受公主、福晋以及未受封爵的皇孙、皇曾孙、皇玄孙行庆贺礼。在此同时，嘉庆皇帝则御殿登极，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并派遣礼部官员登上天安门城楼， 恭宣太上皇帝传位诏书及恩赦条款。 当年正月初四，按照预定计划，乾隆皇帝又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了较之乾隆五十年时规模更为盛大的千叟宴。眼见传位顺利，百事如意，千叟宴上，乾隆皇帝即兴挥毫作诗，诗云 ：“归禅人应词罢妍，新正肇庆合开宴。便因皇极初临日，重举乾清旧宴年。教孝教忠惟一笃，曰今曰昨又旬延。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此即歇肩 。”至此，全国臣民所瞩目的授受大典最后完成，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太上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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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称为太上皇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在不少情况下，都不过是高级囚徒的代名词。乾隆皇帝继位之后，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苦心孤诣地经营了６０年，老来退位，当然不愿去作这样的太上皇。因而， 早在宣布传位之初，他即决定， 将那些因为自己年老而不能胜任的祭祀和礼仪活动交由嗣皇帝处理，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 ”，他则坚决地表示 ：“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教诲， 将来知所禀称， 不至错误，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 。” 根据他的指示， 军机大臣拟定传位事宜时，使太上皇的礼仪规格和实际权力都远远地超出嗣皇帝之上。按照这些规定，太上皇对人仍然自称“朕 ”，太上皇帝谕旨称为“敕旨 ”，题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样，高三格抬写，嗣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称万万寿， 嗣皇帝生辰称万寿。 文武大员进京陛见以及亲授道府以上官员离京赴任皆须具折恭请太上皇帝恩训。 而嗣皇帝拥有的权力， 不过只是按期举行祭祀以及经筵、耕耩、大阅、传胪等礼仪活动而已，而且，还要向太上皇帝奏闻之后始得举行。用太上皇帝的话来说 ：“朕而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二）。可见，他的传位并非退位，而只是变亲政为“训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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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传位事宜时，乾隆皇帝已为自己保留了极大的权力，而在传位大典举行后的几年中，他在实际活动中又大大突破了传位之时作出的种种承诺。其一是居住地址。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时，他即命令修葺宁寿宫作为归政之后的优游颐养之所，而在传位之后，他却仍然居住于养心殿。为了给自己找理由，他说：“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理政，尚当时加训诲，何忍即移居宁寿宫，效宋高之自图安耶 。”嘉庆二年时，他又说 ：“予即位以来， 居养心殿六十余载， 最为安吉。今即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清高宗御制诗余集》卷九《新正乐寿堂》） 。”因为他“寝兴六十养心惯 ”，这样，已经即位的嘉庆皇帝只好仍然住在毓庆宫。其二，嘉庆改元，全国上下例应统一使用嘉庆新历，京中宝源、宝泉二局以及各省铸钱机构也应改铸嘉庆通宝。但是，在臣下以“一体循用新朔，于心实有所不安”为由呈请宫中仍使用乾隆纪年时，他却立即表示同意，并将臣下恭进之乾隆六十一年新历“颁赏内廷皇子、皇孙及曾玄辈并亲近王大臣等，俾得遂其爱戴之忱”。 因而，一直到他去世时，宫中仍用乾隆年号。在此同时，京中外地之铸钱机构也是“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 对此，太上皇帝也概予批准。第三，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国务的处理中，他也没有遵守传位时作出的决定。传位乾隆传 １２１·之前，他曾决定给予嗣皇帝以处理各部院衙门和各省题奏本章及任免官员的权力。然而，传位之后，除了一些不关紧要的题本批答之外，太上皇帝一直将批答奏折、任免官员的权力牢牢地置于己手。一直到嘉庆三年时， 虽然他的眼力已大不如前，“然披阅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尝稍懈”（《清高宗御制诗余集 》卷十八《戏题眼镜》）。 总之，在三年太上皇期间，举凡官员任免、军务布置、政治举措、河工建设、蠲赈事宜等主要事务，太上皇帝无不躬亲其事，和历史上的太上皇帝大不相同的是，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太上皇。
当然，在他牢牢地把握着主要权力的同时，由于不少礼仪活动已为嘉庆皇帝所分担，和传位以前相比较，他肩上的担子还是大有减轻。因而，处理要务之外，空余时间相对增多。利用这些闲暇时间，他有时长时间地静坐沉思，陷入对自己童年生活深深地回忆之中：自己如何在父亲面前一字不遗地背诵经书，祖父如何开枪打死正在向自己疯狂扑来的大熊，又是如何夸奖自己和自己的母亲。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宛然如昨，教人难以忘怀。试录二首，足见其当时之心情：
乘凉每爱倚长松，无碍翻来天籁重。
会久不知时与刻，梵楼遥报午时钟。
乾隆传 １２２·
寅岁随来侍宴辰，分明一瞬七旬□。
命皇妣领圣母觐，恩谕曾称有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