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名人传记
康 熙 传
第一章 少年皇帝 智擒鳌拜
公元１６６１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凌晨，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年仅２４岁的顺治帝福临，因患天花逝世于养心殿。正月初九日，顺治帝的第三个儿子，年仅８岁的玄烨即帝位，以次年为康熙元年。他就是此后统治中国６１年的康熙皇帝。
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１６５４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父时年１７，母亲时年１５。母亲佟妃，是辽东汉人佟养真的孙女。因为母亲佟妃不得宠，玄烨从小也不受父亲重视。顺治帝借口幼小的皇三子未出痘，令其与保姆别居于紫禁城西的一座府第。顺治十四年十月，顺治帝宠爱的贵妃董鄂氏生了皇四子，顺治帝欣喜若狂，据说即将指定他为皇太子，但时隔三个多月，此子不幸夭折。
玄烨还是十分幸运的，他一生下来就得到祖母孝庄皇太后的特别喜爱。孝庄皇太后是一位有政治头脑、贤良而卓识的妇女，她１４岁嫁给皇太极为妃，２７岁生顺治帝福临。皇太极逝世时，福临６岁，她３２岁。孝庄皇太后深知汉军皇妃的重要，因而非常宠爱玄烨的母亲佟妃。佟氏怀孕后，皇太后以有“祥征”康熙传 ４为由，预言“异日生子，必膺大福 ”，预示玄烨将来可能继承帝位，所以，孝庄皇太后对玄烨备加爱护。康熙幼年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口齿清晰，举止庄重。祖母认为孺子可教，特令自己的亲信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这位孙儿，她经常亲自教诲玄烨，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子。如“俨然端座”这一项，是皇帝举止修养最基本的功夫，为了养成这种习惯，皇太后时刻告诫他。皇太后“望孙成龙”心切，经常使玄烨承受力不能及的学习负担，以致一度体弱多病，必须针灸治疗。皇太后的这种严格、认真的训练是十分有成效的。玄烨从小喜欢读书、学书法、留心典籍、习射、观看耕种，不喜欢饮酒，不看无聊的书籍。
皇太后按既定目标培养玄烨。玄烨５岁时，就依清制，学着随众上朝，站班当差，入书房读书。玄烨读书十分认真，若有一字不明白，都要追根求源，直到弄明白为止。 他经常向有经验的老年人请教，“问其以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 祖母经常给他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他听后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像祖父一样的英杰。
玄烨自幼聪明好学，立志做一个贤明的帝王。他６岁那一年，一天和哥哥福全、弟常宁去给皇父顺治帝请安。顺治把他们搂在怀里，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康熙传 ４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福全说 ：“愿意做一个贤王”。玄烨说 ：“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 。”他小小年纪便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使顺治皇帝十分惊异。
顺治皇帝在弥留之际，曾想立“年龄较长”的次子福全（长子牛纽两岁夭折）为帝，因福全未出过天花，没有免疫力，所以接受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规劝，按母后的意图，传位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这时，曾有人根据宋代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请孝庄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她一心辅佐皇孙，不想当女皇，所以断然拒绝了。
正月初九日，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恪遵遗诏，俯徇舆情 ”，即皇帝位。 玄烨亲御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升宝座， 鸣钟鼓（因父丧免奏乐），文武百官行礼毕，颁诏大赦， 定顺治帝谥号曰章皇帝，庙号世祖，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康熙一词，满文汉意是安定太平，表明清朝统治者在遭到人民长期抗击之后，渴望出现太平安定的局面。当时虽然先后消灭了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以及抗清农民军余部，初步实现统一，但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仍有相当势力，他驱逐荷兰殖民者，入据台湾，坚持反清；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势力有待于驱逐；漠西厄鲁特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尚需进一步加强统治和管理。因此，要实现太平安定的理想，对于新即位的康熙传 ５康熙帝来说任重而道远。
顺治皇帝临终前指定了皇太子，同时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定了四名亲信大臣辅助幼帝。四名辅臣是：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 鳌拜（镶黄旗）。 按传统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摄理。但是宗室诸王摄政权势过大，容易擅权越位，不仅太后没有参政的机会，而且会侵犯皇帝的正当权益。顺治皇帝吸取历史的教训，没有沿用旧制，而是改由上三旗元老重臣共同辅助幼帝，这更加适合孝庄皇太后辅助幼帝登极的需要。
四大辅臣中的三位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原系皇太极太宗的旧部，早年就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备受信任。太宗逝世后，他们拥立皇子福临即帝位。顺治初年，因为不肯追随摄理政务的睿亲王多尔衮而屡遭打击，直到顺治八年福临亲政才分别将他们召还复职。索尼晋升一等伯，擢升内大臣，总管内务府。遏必隆袭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晋二等公，任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
苏克萨哈与索尼等有所不同，原系睿亲王多尔衮属下近侍，因为首先揭发多尔衮的问题得到顺治皇帝及太后的信任，被提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正白旗归康熙传 ６属皇帝以后，苏克萨哈以功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因此，在顺治帝逝世之前，四位大臣在反对多尔衮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一边，深得太后的赏识与信赖。他们被委任掌管宫廷宿卫和上三旗实权，经常守卫在皇帝和太后身边，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因此，顺治帝在弥留之际任命四人为辅政大臣是自然的事。
四大臣辅政初期，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相安无事了几年。后来，四大臣中渐渐出现了不安定因素，主要是鳌拜居功自傲，骄横跋扈。鳌拜是清初开国勋臣费英东之侄，因为骁勇善战，军功卓著，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赐号巴图鲁（满语“英雄”的意思），成为后起诸将中的佼佼者。 他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别人都惧怕之。他与居于四大辅臣之首的四朝元老索尼不敢相争；与遏必隆同属一旗，遏必隆遇事对其随声附和；惟有苏克萨哈是他打击的对象。他见苏克萨哈爵秩虽然低，班次竟居第二，仅次于索尼，一旦索尼归天，苏克萨哈有可能依次递补，代替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鳌拜对此耿耿于怀。加之黄旗与白旗之间的历史积怨较深，两人遇事争吵不休，积怨成仇。鳌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三旗内部挑起争端，打击苏克萨哈。
鳌拜把许多年前圈占北京附近田地时，由于多尔康熙传 ７衮利用权势造成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重新挑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这一计谋果然引起两黄旗大臣的共鸣，造成八旗纷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的形势，对太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施加压力。当户部一些白旗大臣从安定国计民生出发，反对圈换土地时，鳌拜便要将这些官员处死，强制推行圈换土地的政策。尽管康熙帝出面调解，不准鳌拜所奏，鳌拜还是捏造罪名，将一批反对圈换土地的官员处斩了。
圈换土地事件造成的危害深远。再次加深了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四大臣中打击了苏克萨哈，使过去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的原则打破了，为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乱政开了方便之门。此后，鳌拜便大肆地拉帮结伙，结党营私。他把自己的儿子和亲信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国家大事多是先在家里商量好了，再拿到朝堂上宣布。康熙皇帝逐渐长大，也逐渐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鳌拜开始有所戒备，并多次进行抵制和斗争。但鳌拜决定了的事，若是康熙帝不同意，鳌拜就终日在朝廷上吵闹，逼得康熙帝非点头不可。哪个大臣敢提出异议，他就寻找借口想方设法把他杀了。有一次，康熙皇帝想指定一个人当户部尚书，鳌拜却想安插他的一个亲信，但对皇帝亲自指定的人又不好驳回去，他就下命令让这两个人同时担任户部尚书。
康熙传 ８
自从鳌拜挑起圈地事件，朝廷百官人心惶惶，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百官的推动下，辅臣索尼等于康熙六年（１６６７）三月，“ 奏请皇上亲政 ”。六月，索尼去世。康熙见鳌拜更加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经祖母太皇太后同意，定于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这天，康熙皇帝身着龙袍，头戴皇冠，御临太和殿，躬亲大政。
康熙亲政，昭示着辅政大臣的权力下降了。可是鳌拜擅权的野心却进一步发展，想乘机越过苏克萨哈、遏必隆，代替已故的索尼，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他见自己的计谋不能实现时，又试图拉苏克萨哈一起干预朝政。苏克萨哈诚心归政于皇帝，不愿与鳌拜同流合污，并坚决抵制鳌拜的卑劣行径。当鳌拜的权力欲望得不到支持和满足时，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见鳌拜的权势很大，自己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了隐退的念头。 他于皇帝亲政的第六天， 以“身婴重疾”为由， 上书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苏克萨哈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表明由于鳌拜的专横，自己不得不隐退；二是试图以自己隐退的举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一并辞职交权。但康熙皇帝毕竟年轻，对苏克萨哈的困难处境及其苦心并不十分了解。见他突然奏请守陵，“不解所谓”。鳌拜正要陷害苏克康熙传 ９萨哈，便借机大做文章。他于七月十七日排斥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大学士，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大罪二十四款，议定之后向皇帝奏报，称苏克萨哈“存蓄异心，论如大逆，应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 ”，其余子６人、孙１人、兄弟之子２人，无论已到年龄未到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皆斩决。康熙皇帝这时才知道，鳌拜等怨恨苏克萨哈经常与其争论，积怨成仇，要置苏克萨哈于死地而后快。康熙“坚执不允所请”。但是鳌拜连日强奏，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最后康熙只把对苏克萨哈从分解肢体的酷刑改为处绞，其他都按其原议行刑。鳌拜专权作恶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鳌拜冤杀苏克萨哈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凡起坐班行，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一切政事先在家里议定，然后施行，并将部院启奏官员私自带往家中商量。他拉帮结伙公然抗旨，严重威胁皇帝的权威。这是康熙帝不能容忍的。他不动声色地作铲除鳌拜的准备。
康熙皇帝深知鳌拜长期掌握朝廷大权，树大根深，很难对付，如稍不谨慎，走漏风声，就会打草惊蛇。他为此动了一番脑筋。想了一个办法：按清朝的规矩，下令选了一部分满族权贵的子弟，在自己身边供差遣和充当贴身侍卫。这些侍卫都是跟皇帝年龄差不多、康熙传 １０体格健壮腿脚灵活的少年。康熙帝每天和他们做相扑游戏，练习摔跤。鳌拜进宫办事，康熙帝也装着不在意，照样玩得热热闹闹。鳌拜见了感到好笑，感到皇帝只知道打闹玩耍，便没有放在眼里。
有道是欲擒故纵。康熙帝也采取了这一战略。他曾给鳌拜父子分别加过“一等公”、“二等公”的封号，以后又分别加了“太师”、“少师”封号，至此，鳌拜父子真的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康熙以此麻痹他们。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疏言“天下治乱系宰相 ”，点明鳌拜的危害。康熙帝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便斥他“妄行冒奏，以沽虚名 ”，声称要给予处分。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五月的一天，鳌拜假称有病不去上朝，还放出风声，说皇帝应该到他家去探望。康熙皇帝果然亲自来到了鳌拜家，刚走进鳌拜的卧室，见鳌拜神色十分紧张，双手按住床沿，一个御前卫士快步走上前去，揭开床席一看，原来下面藏着一把匕首。鳌拜见此情景十分紧张。康熙帝却出人意料地大笑道 ：“刀不离身是满人的故俗，不足为怪 。”当场稳住了鳌拜。说罢，他详细地询问了鳌拜的病情，嘱咐他好好调养，又对左右侍候的人嘱咐了几句，起身回宫去了。
康熙做好了铲除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以各种名义将鳌拜的党羽先后派出去，削弱了他的势力。将康熙传 １１鳌拜的胞弟内大臣巴哈“差往审理察哈尔阿布奈之事”；将鳌拜亲侄侍卫苏尔马差往科尔沁，将鳌拜姻党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差往苏尼特编定扎萨克事务；将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差往福建“巡海”。 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８年（１６６９年）五月十六日，亲自给那些每天跟他摔跤的少年侍卫做动员部署。他问 ：“你们是怕我还是怕鳌拜？”侍卫们齐声说 ：“我们只怕皇上。”康熙宣布了鳌拜的罪过，布置道 ：“等会儿鳌拜来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 。”
过了一会儿，鳌拜进来了，他像往日一样大摇大摆地走着，没等他站稳脚跟，康熙帝使了个眼色，那伙少年侍卫一哄而上，连拉带拽将他推倒在地。鳌拜本来是个身经百战、受过“巴图鲁”（满语“英雄”）封号的武将，开始以为是几个小孩子跟他闹着玩的，等他看清了小皇帝冷峻的面孔，才猛然醒悟过来，但这时已被捆住手脚不能动弹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等人。
当下，康熙帝召来了议政王和大臣，命令他们审讯鳌拜。议政王和大臣们平日都痛恨鳌拜的专横，一桩桩列举了鳌拜欺君枉上等三十条罪行，一致要求将他处以死刑，其亲子、兄弟一并处斩，妻子和孙子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以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其他如遏必隆等一批亲信康熙传 １２党羽分别判立绞、立斩、即行凌迟处死等。
议政王和众大臣议定上奏皇上。康熙帝再次召见鳌拜等，当面审问。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历数了鳌拜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诸罪行之后，宣布 ：“情罪俱真，本当依议处分，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遏必隆无结党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与伊） 子……”
擒拿鳌拜涉及权力更迭大事，人事关系十分复杂，但康熙帝仅用十天就全面宣布处理结果。从谕旨内容看，毫无报复之意，体现了极高的政策水平，做到了法外施仁，区别对待：鳌拜以功免死拘禁，其兄赵布太、子那摩佛也从宽免死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罪不可赦的死党仅处死了９人，比原议大大减少；有的死党免罪还留原任；满汉文武官员中，因畏鳌拜权势趋炎附势者，均免以查处。康熙帝在铲除鳌拜集团时，表现了极其宽大仁政的胸怀，有效地防止株连，稳定了朝廷秩序。另外，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都一一给予平反昭雪。对已故苏克萨哈等，其爵位、世职，由其后人承袭。此案的处理深得人心，表明了年轻的康熙帝已日趋成熟。
议处鳌拜，废除了辅政大臣，康熙帝收回了批红康熙传 １３大权。从此以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全部出自皇帝之手，从不让人代书。即使康熙帝年老后，仍坚持这一习惯，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用左手执笔批旨。
康熙帝认真反思和吸取了鳌拜事件的教训。坚决反对官员怀挟私仇互相陷害，从这以后的三四十年间，无大臣互相攻击之事发生。康熙皇帝鉴于过去议政王大臣会议被鳌拜把持，会议之事还未确定，外面的人就已知道了，为此进行了整顿，规定诸王、贝勒、大臣务须缜密，不得泄漏秘密。针对鳌拜专权时形成的“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员妄行干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等官场歪风，康熙帝规定“仍前干求趋奉者，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
１６岁的康熙皇帝机智果敢地铲除了鳌拜集团，摆脱了当傀儡的烦恼，真正达到了亲政的目的，从此他兢兢业业勤于朝政。御门听政是康熙帝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主要形式。他除了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日在太和殿上朝外，其余时间都去乾清门听政。康熙帝御门听政风雨不误，做到每天“未明求衣，辨色视朝 ”，春夏早晨六时、秋冬早晨七时，必须亲御乾清门听理朝政，从不肯懈怠。
康熙皇帝通过御门听政，对辅政时期的政治作了重大改进，及时了解下情，直接处理并不断改进政务。康熙帝听政十分认真，坚持一一全览各部院呈送的本康熙传 １４章。有的人以为皇帝未必能通览所有的本章，因此书写经常疏忽，康熙帝一一通览，连其中的错字都能发现并改了出来。遇有战事时，每天本章多达三四百件，通常每天也不下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帝都“亲览无遗”。 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充分发挥群臣的智慧，集思广益，使国事决策尽量避免偏颇失当。政务处理迅速及时，成为康熙朝政务的一大特点。
康熙传 １５
第二章 缓和满汉民族矛盾
粉碎了鳌拜集团，实现了大权归一，迎接年轻的康熙帝的是一个个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如何处理好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就是一个十分费神的事情。
满汉民族矛盾在顺治年间曾经十分尖锐，后来，随着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斗争遭到镇压，南明朝最后一个桂王政权被消灭，明清之间的战争以清朝的胜利而告终，因此，汉族地主中的大多数人感到复辟明朝已不可能了，便转而支持清王朝。但是仍有少数人继续在经济和政治思想领域从事反清活动，有的抗纳税粮，有的印刷反清书籍等。
康熙皇帝总结先人统一辽东和内蒙古的经验，深知单凭武力不能使统一局面持久，必须争取民心。康熙帝清楚地意识到，汉族地主阶级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 利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以及精通这些经典的汉族士大夫可以帮助自己共同治理国家。
康熙帝即位后就着手修改顺治年间一些明显压制汉族的法律与政策，通过停止圈占土地、修订《逃人法》，同时全面调整江南政策， 照顾了南北汉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为在新形势下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开创康熙传 １６了光明前景。
康熙帝采取了许多实际有效的行动缓和了满汉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其中尊孔崇儒既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也是其治理国家的需要。
我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清代，除太祖努尔哈赤晚年一度执行诛儒政策外，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执行尊孔崇儒政策。 据历史记载 ：“世祖等好儒术，手不释卷 ”，并采纳给事中张文光的建议，按照明朝嘉靖十九年封号，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康熙帝大有乃父遗风，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 从８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 ”，因没有设经筵日讲，他就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读经书、写汉字。张、林二人原是读书人，后成为宦官，他们不仅教康熙读书，还能讲说明朝典制及宫廷轶事，使康熙帝受益匪浅。乳母怕他过分劳累，把他所读的书藏起来，祖母也劝他不要过分勤苦，他不为所动，仍然勤学不辍。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四月十五日，擒拿鳌拜之前一个多月，康熙帝采纳汉官的建议，乘车亲自到太学庙祭祀孔子。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于棂星门外下车，步行进大成门，到孔子位前行三跪六叩头礼。亲康熙传 １７自祭奠完毕，又听满汉学者讲《易经》、《书经》，并鼓励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 。”
后来，康熙帝一直推崇孔子的道治，不断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自到孔庙瞻仰，行三跪九叩头礼，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决定重修孔庙，建立孔子庙碑，亲自撰文书写。康熙帝尊孔崇儒的至诚态度令汉族士大夫备感亲切。
康熙皇帝深知儒家思想十分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认真学习，始终不渝。剪除鳌拜之后，他便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他于九年（１６７０）七月，召国史院学士熊赐履至瀛台试讲。十年（１６７１）二月十七日午时，他于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十年四月初十首开日讲。日讲官都是皇帝从尚书、侍郎和翰林院官员中慎选的德才兼备、学问优长之士担任。一些日讲官兼皇帝的起居注官，与皇帝接触多，特别受信任，晋升快。这些人中，汉人占绝大多数。从康熙十年三月到二十三年九月他第一次南巡前，汉人任此职的共４２人， 其中江南 （今江苏、安徽）１８人，浙江１０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今湖南、湖北）五省共３２人， 占总数的７５％以上。这说明康熙传 １８康熙帝早在南巡之前就对江南士大夫给予较多的关注，为日后江南人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
康熙帝对儒家学说学习十分认真。每天没有上朝理事之前，五更就起来诵读；晚上处理完政务稍有点闲暇，他就复习日讲内容仔细琢磨。他这样苦学，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但从不放松。康熙帝在听讲过程中，经常向日讲官咨询时政，有疑必问。逢外出巡视，或去南苑围猎，也从不停止，必须让讲官随从。
康熙皇帝还不断改进传统进讲方式。他于十六年（１６７７）三月十二日决定，今后讲官进讲完毕，他要适当进行复讲，以加深理解，巩固记忆。不久，他又从听后复讲改为听前先讲，他试讲后，讲官再针对皇帝的理解程度进讲，这样学得更深入。有时，他还于听讲之后谈体会。一部书学完之后，康熙帝还主动要求讲官抽考，考核学习成绩。后来，随着学识的增长，康熙帝已能对讲述的内容加以评论，并提出具体要求。
康熙帝以儒学治国，于九年（１６７０）十月九日发布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 颁布全国，要求切实遵照执行。康熙皇帝倡导信奉儒家思想，有利于联络广大汉族官民的感情，缓和了满汉民族矛盾。
康熙皇帝曾于内廷设立了南书房。入直南书房的官员多是才华出众的汉人，他们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康熙传 １９字、讲求学业、时备顾问，还代拟谕旨、编辑典籍，使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惟有南书房基本都是汉人。
康熙帝与入直南书房诸臣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于同堂师友，感情极为融洽。康熙帝对这些好学能文、才智敏捷的江南汉人学者特别欣赏，以师友之情备加信任，不断提升任用。其中不少人提升极快，世代享受荣禄。有的四代五代都为讲官，入直南书房。他们中不少人刚入直南书房地位并不高，甚至很低，入直之后在皇帝的扶持下发展为汉族新权贵。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中如有过失，康熙帝亦曲予保全，如大学士熊赐履，曾经因为票拟错误而诿咎他人被革职。康熙帝不忘他的才能和对自己事业的巨大贡献，第一次南巡至江宁（今南京）， 亲切召对，亲自御书经义斋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七年六月，皇帝又重新起用他为礼部尚书，后调吏部。康熙三十四年，其弟赐瓒因罪下狱，御史借机疏劾熊赐履，请求予以严惩。都察院议要降三级调用。康熙帝不仅不问罪，并赦免了其弟的罪，于三十八年授熊赐履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担任《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康熙四十二年，赐履以年老请求休息，康熙帝准许减少他的事务，仍然康熙传 ２０享受奉禄，留京备顾问。四十八年，赐履去世，康熙命礼部派遣官员视表，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康熙帝仍回忆熊赐履的才华和功绩，命令吏部重用他的儿子。 因他的儿子当时年幼， 令“俟年壮录用”。
其他不少入直南书房的汉族士大夫，与一些案件有牵连过，康熙帝都极力保全，不肯加罪，一直到老甚至世代享受恩惠。
康熙皇帝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士大夫，于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正月，决定特开博学鸿儒科，选拔才华出众之士，开局纂修《明史》。“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帝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新创立的特别科目。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创博学宏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第者中选拔博学能文之士。因要求极高，考取很难，所以此科未能普及和推广。元明清时期，科举以进士科为主，并专以八股文取士。它对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年轻士子比较适宜，但对于怀念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节之士不适宜。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沿袭常规的科举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通过荐举办法，敦请名节之士出仕任职。
康熙十五年五月以来，平叛战争形势发生巨大转机。陕西、福建、广东、江西等各个战场相继获胜，聚歼逆首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老复辟故国的最后康熙传 ２１幻想已经破灭。康熙皇帝考虑到这种形势或许对那些“气节之士”有所触动，便借机再次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宣布特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与唐宋“博学宏词科”名称一致，目的是借用其名加重此科的地位，但做法比较灵活，基本采用两汉时的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将宏词改成鸿儒亦有其深意 ：“鸿儒”系硕学能文之大儒，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尊崇的称谓。
康熙帝降谕宣称 ：“凡是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大学士李Ｘ等遵旨荐举了１７０余人。各地名流学者、怀才不遇之士，皆在被荐之列。因为病故等原因，陆续到京的有１５０人左右。康熙帝推迟了考试时间，每人每月给俸银三两、米三斗，保证他们专心研练词赋，无饥寒之忧。
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三月初一，康熙皇帝于体仁阁，亲自组织考核由内外诸臣荐举的１４３名博学鸿儒。试题两道 ：《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 考试完毕，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皇帝。第二天，康熙皇帝到霸州（今河北霸县），亲自阅卷，然后再交阅卷官大学士李□、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并商议录取人选。康熙传 ２２康熙帝经过精心考虑，凡在所必取之人，即使作诗出了韵，或者用语犯了忌讳，一律曲加通融，不作计较。浙江萧山毛奇龄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帝未挑剔其政治含意，仍予以录用。无锡布衣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考试之日借口眼睛有毛病，仅作一诗。康熙帝平素知其姓名，特别招呼阅卷官 ：“史局不可无此人 ”，遂取为二等。这次考试最后取中了一等２０名，二等３０名，当时的名儒秀彦多于选用。
入选的博学鸿儒，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从优俱以翰林用，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分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 检讨等职， 命与卢琦等１６人一起纂修《明史》。另外，康熙帝谕旨，在参加考试未中者中，选年高布衣处士，以及来京后因年老未能参加御试的太原傅山、定兴杜越，“俱着授内阁中书”。
通过特开博学鸿儒科，让大臣荐举，使清廷掌握了当时名流学者的基本情况。有些学者虽然因故未能参加御试， 朝廷仍想方设法聘请参与纂修《明史》。如当时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应聘至京，但他坚持不入史馆，不挂衔、不受俸禄，答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因为他熟知明朝史事，所以史馆对他极为倚重和信任，请他复审所有书稿，历时１９年，实际起了总裁作用。所以，康熙帝为网罗硕儒遗老，不拘形式，康熙传 ２３不遗余力。
通过博学鸿儒科试及《明史》开局，康熙帝与汉族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的关系更加密切。据统计，在取中的５０人中，江苏２３人，浙江１３人，直隶５人，安徽３人，江西２人，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均各为１人，其中南方各省共４２人，占总数８４％。 有些在顺治年间被降职罢免的汉族士大夫，这次又通过博学鸿儒科被重新起用。如江苏长州（即苏州）人汪琬、无锡人秦松龄等就是这种情况。考取者不仅参与修史，而且其中汤斌、秦松龄、曹禾、朱彝尊、严绳孙、王顼龄、潘耒等，曾被选任日讲起居注官；陆□、朱彝尊等，先后入直南书房。严绳孙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一改过去高傲态度，做到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力报康熙帝的知遇之恩。
康熙帝与这些鸿儒学者不仅在任时交往密切，离任返乡后，仍保持友好关系。如汪琬，因修史时与别人意见不一致，入史馆仅６０多天就告病返乡。时间虽短，康熙帝并没有忘怀，皇帝南巡时驻无锡，以其在翰林、居乡十分清正，特赐御书一轴，时人引为光荣。同乡尤侗，修史三年后告归，康熙南巡到苏州，主动献诗颂扬皇帝的恩德，康熙帝赐御书“鹤栖堂”匾额， 迁侍讲，称之为“老名士”。另外，康熙南巡时，对返乡的朱彝尊、邰远平等均赐御书额幅。康熙传 ２４
康熙帝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满汉官员的待遇平等一致。清入关之初，满官的品级高于汉官二三级，甚至四五级。康熙剪除鳌拜后，认为 ：“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 。”后来修成《品级考》，将满汉官员品级提升手续俱行划一。品级待遇是最敏感的问题，满汉官员品级划一，表明了朝廷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争取汉族官员作用很大。
后来，满汉官员的其他待遇也逐渐趋于平等。康熙十一年六月，康熙帝得知礼部汉人尚书龚鼎孳患病，因而让翰林院满族学士传达礼部 ：“满洲大臣患病，皆遣医疗治。今闻礼部尚书龚鼎孳患病，朕满汉一视，尔其同近侍侍卫吴海，率御医如文照，往龚鼎孳家诊视 。”并叮嘱御医“用心调治”。 后来，汉大臣家有丧事，康熙帝让满汉官员同等待遇，派大臣前往赐茶酒。
康熙帝对清初强制汉人满化的政策有较大变革，转而尊重汉俗，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促使相互接近。如满族妇女向来不裹足，太宗皇太极开始，一再严禁汉人妇女裹足，以防止满族妇女逐渐染上汉俗。裹足不利于妇女的健康，妨碍生产劳动，予以禁止本无可非议，但这规定与汉族士大夫习俗不合，康熙为表示向汉族士大夫让步，特别允许废除裹足的禁令。
康熙帝还特别优礼前代，对明皇陵、王墓一律加康熙传 ２５以保护。十四年九月，他去汤泉，路过昌平，见明朝诸陵殿宇虽存，门户破损不堪，附近的树木也被摧残殆尽，深为痛惜，他谕礼部 ：“严加申饬守陵人户，令其小心护防；仍责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勿致仍前怠玩，以副朕优礼前代之意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驾临金陵（今南京）， 亲自拜谒明太祖孝陵，行三跪九叩头礼，赏赍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康熙帝这一举动对广大汉族官民心理影响极大，“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 ”， 总督王新命刻石记事，认为这是“古今未有之盛举”。
受康熙帝的影响，一些满族学者对儒家经典充满强烈兴趣，满大臣也逐渐以较为平等的态度对待汉大臣。康熙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满汉民族矛盾逐渐得到缓和，为平定“三藩”叛乱、统一边疆地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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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平定“三藩”之乱
成功地平定“三藩”之乱，是康熙统治值得大书一笔的业绩。
康熙帝亲政之后，以三藩、河务、漕运三大事书写悬挂在宫中的柱子上，夜思日想，其中，又将处理“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藩”是指封建王朝的属地。“三藩” 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来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他们原先是明朝镇守辽东的边将， 后来相继投降清朝，充当引路人，领着清兵开进中原，攻打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招降汉族地主，一路打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顺治皇帝封他们为王，给予优厚的待遇。后来，他们逐渐扩大了私人势力，各自拥兵在手，独霸一方，成为朝廷的威胁。
三藩之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强，地位最高。吴三桂“先世由徽州（今属安徽） 至高邮州（今属江苏），流寓辽东 ”，遂入籍辽东。吴三桂自幼习武，２０岁左右中武举，历任游击、参将、副将等职，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晋升宁远（今辽宁兴城）总兵官。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二月，松锦会战结束，明朝１康熙传 ２７３万军队大部分死伤、瓦解，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吴三桂逃回，收集逃亡人员，兵力从３０００增至三四万，力守宁远，为明朝廷所倚重。清军占领关外各城，惟有宁远未攻下。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三月初六，李自成农民军入山西，昌平兵变，京城部队戒严，崇祯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火速率兵入援京师，并起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吴三桂奉诏进京行动迟缓，每日只行数十里，二十日至丰润，得知农民军已于前一天入京，便率人返回山海关。清朝曾多次招降吴三桂，许诺“封以故土，晋爵藩王”。李自成也曾派人招降吴三桂， 农民军“割富济贫”、“追赃助饷”政策使他不寒而栗，最终投靠了清朝。同年四月，山海关一战，清军与吴三桂联军大败李自成，多尔衮即日“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 后来，吴三桂被封为“和硕”亲王、平西大将军，管辖着云南、贵州，是那里的土皇帝。那两个省的大小官吏由他任免，税收一律供他使用，朝廷每年还要从其他各省的税收中再拨给他白银２０００万两，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还多。吴三桂把南明桂王的宫殿作为王府，又私自将明朝云南军阀黔国公的７００顷庄田据为藩庄。为了巩固权力，他加紧操练军队，采买大批军械马匹，给手下将校的儿子和地方权贵们的子弟讲授兵法，培养年轻的军官。吴三桂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康熙传 ２８怕朝廷对自己不放心，就经常在少数民族地区挑起战争，借以表示边疆多事，少不了他。他花重金从苏州买回４０个１５岁的歌童舞女，自己每天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观看歌舞，寻欢作乐。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也都专横跋扈，各自为政，只不过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比不上吴三桂。三藩的存在，成为清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巨大障碍，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
所以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便把“三藩”的问题时刻挂在心上。“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 要想长治久安，非撤藩不可。
有一天，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大臣去看望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吴应熊娶了皇太极的第十四个女儿为妻，作为额驸（即驸马）住在北京。谈话当中，内大臣开玩笑似地对吴应熊说 ：“当初朝廷赐给平西王大将军印信，是因为西南边疆有战事，现在全国平定了，怎么还不上缴大将军印呢？”吴应熊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皇帝的意思，连夜派人前往昆明，告诉吴三桂。吴三桂没有办法，只好上缴了平西大将军印。不久，康熙皇帝又派人对吴三桂说 ：“您年纪大了，又有眼疾，不能过于操劳，云南、贵州事务让地方官去管理吧 。”后来，朝廷又借口兵多饷少，裁减了“三藩”手下兵卒。吴三桂见朝廷一再限制他，满肚子不高兴，便做起了有朝一日反叛朝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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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藩的实施是从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告老还乡开始的。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二月，平南王尚可喜年届７０，因受不了其子尚之信的挟持，向朝廷提出要求告老还乡，并请求让其儿子尚之信接替他的封爵，继续镇守广东。１９岁的康熙帝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他很快同意了尚可喜告老还乡的请求，但不准其儿子接替爵位，以广东已经底定，应将家属兵丁均行迁移为由，决定将其全藩撤离。准尚可喜全藩撤移的诏书，由钦差专程于五月初三日送到广州。尚可喜态度比较恭顺，“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 随陆续题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
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风声后，派人把消息送到昆明、福建。 吴三桂马上与谋士们商量 ：“尚可喜提出撤藩，我不提就不好了，所以也准备请求撤藩，试探一下。”谋士刘玄初劝他说：“皇上一直想调开你，一直不好开口。现在你若早上提出撤藩，皇上晚上就巴不得把你调开 。”吴三桂不听，并说：“我主动上疏撤藩，皇上肯定不敢把我调开。这样还可以消除他的疑虑 。”这样，吴三桂、耿精忠很快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将撤藩申请送往北京，意在试探朝廷的态度，解除朝廷对他们的怀疑。
康熙帝接到奏疏后，立即降谕称赞二王“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并以云南、福建“已经底定 ”， 同康熙传 ３０意将两藩撤离，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等对迁移耿藩意见一致，但是对是否迁移吴三桂却产生分歧。有些大臣替吴三桂说话 ：“平西王镇守云贵边远地区，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一旦撤出，边疆空虚，不得不重新遣兵镇守。兵丁往返，定会骚扰百姓。还是不撤为好 。”只有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及苏拜、塞克德等人同意将吴三桂及所属官兵家口一起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康熙帝斟酌再三，坚持三藩并撤，降旨 ：“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 。”反对吴三桂撤藩者，主要是怕他造反。康熙对此已有所考虑 ：“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
康熙帝于十二年（１６７３）八月，分别派遣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 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 康熙深知云南之行多有风险，于折尔肯、傅达礼启程之日特遣侍卫各赐御用佩刀一把、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势。
吴三桂没有想到皇帝真会同意他的请求，像输了钱的赌徒，又急又恨，决定起兵对抗朝廷。他换上了康熙传 ３１明朝孝服，把军队带到了永历帝（就是桂王）的墓前，当众跪下，一边拿酒浇地，一边磕头如捣蒜，嚎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他这一哭，把军士们的眼泪也引了出来，全军上下一片哀声。
吴三桂过去亲自率兵绞杀了永历帝父子，现在却又来假惺惺地哭陵，实际是为了试探军心。他见军士们也跟着大哭，觉得人心是向着他的，不由得心中暗暗高兴。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扣留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以次年为周王元年，标榜兴复明室，起兵反清。
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编造了一个“寄命托孤”的故事， 欺世盗名。 其实吴三桂身旁从来就不曾有过明先皇的朱三太子，第二年元旦也未“恭登大宝 ”，他的所谓借兵复仇、兴复明室的谎言不攻自破。
吴三桂依仗军事实力，于起兵前后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台湾郑经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等地“官吏旧相识者，要约党附发兵”。 于是，明朝降清的武将构成了这次叛乱的主力。据统计，参与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２６名，其中明朝康熙传 ３２降清的武将就达２０名。另外，吴三桂煽动征集了云、贵各少数民族兵数万，加上清朝入关后忙于征战，某些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较尖锐，被叛乱者利用，也壮大了反清势力。因此，吴三桂发难之后，来势凶猛，驻守在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的汉族军阀纷纷攻城掠地，响应吴三桂。吴三桂一路顺风，没有经过多少战斗，就到达了湖南。只用了几个月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南方六省。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反叛的详情奏疏到北京。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尽管吴三桂的叛乱不是一时一事酿成的，但是撤藩是导火线，人们的视线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对撤藩问题的争议上。一些过去反对撤藩的大臣对康熙帝说，先杀掉那些主张撤藩的大臣，才能使吴三桂息兵。康熙帝十分冷静，断然否决了这种意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坚决反对重蹈西汉初年景帝杀晁错的覆辙，保护主张撤藩者。诸臣对此“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
康熙帝决定派兵征剿吴三桂，平定叛乱，但是在如何派兵平叛上存在意见分歧。有的担心军需浩繁，不胜负担，主张就近调兵御守，反对自京发兵。有的说不要劳师远征， 待叛贼到来， 再出兵反击，可以“以逸代劳”。户部尚书米思翰认为：“贼势猖獗，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康熙传 ３３足支十年，可无他虑 。”康熙帝最后决定派遣八旗劲旅平定叛乱。
当时，吴三桂叛军的主要进攻路线有两个方面，一是进攻长沙，掠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各地，准备同其他二藩势力连通一气。二是进攻四川、陕西以威胁北京。康熙帝根据这种形势亲自调兵遣将，部署战斗。他力图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之内。他针对荆州（今湖北江陵）是咽喉要地，关系最重，首先派前锋统领硕岱率军进驻荆州，以固军民之心，并进据常德（今湖南常德），以遏制叛军。 接着命西安将军瓦尔喀悉领骑士，疾速开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险隘之地，待大军进剿云南时，与提督配合，相机进讨。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及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梁清标和陈一炳。
康熙帝考虑到大兵进征楚蜀，援兵从京发遣难以及时赶到，且致士马疲劳，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便命令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即时调遣”。 后来又考虑到从兖州支援湖广路途遥远，又在河南府设立了新的中转站，命副都统塞格等率兵驻守。
康熙帝为了及时了解前线军情，建立了一个直属自己领导、高效率的通讯系统，命兵部在原有的驿站康熙传 ３４之外，每４００里设一站，以快速邮传消息。甘肃西边５０００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保证及时了解和掌握各路战况，尽快采取对策。吴三桂最初轻视康熙，以为年方幼稚，怎能理军？当他听说康熙驿报神速，机谋深远，仰天叹服说 ：“休矣，未可与争也 。”
军事部署稍就绪，康熙即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颁发了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宣布削其亲王爵位，表示以武力平定叛乱的决心。诏书训谕云、贵两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 ：“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诲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现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勿怀疑虑。其有能擒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 。”
平叛斗争并非一帆风顺，曾出现过几次大的起伏。到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三月中旬，形势进一步恶化。耿精忠受吴三桂煽惑，占据福建反叛。因而浙江顿时紧张，温州府所属营兵降贼，黄岩总兵官所属太平营叛乱，平阳兵变，耿精忠悍将曾养性乘机北上，占领浙江南部。耿精忠与吴三桂约定合攻江西。康熙帝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加强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康熙传 ３５防止吴、耿会师江西。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四月初，吴三桂放还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并带来“词语乖戾，妄行乞请”的奏章。不久，达赖喇嘛出面，建议朝廷“莫若裂土罢兵”。吴三桂要以平等身份与朝廷对话。 康熙帝义无反顾，认为对背恩反叛之徒，或征剿或招降，必消灭为止，不能退让。为彻底粉碎吴三桂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处绞。将吴应熊正法，确实起到了“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的作用。最初吴三桂自恃已占半壁江山，儿子又是皇帝懿亲，朝廷必不杀以为之招抚，当闻知吴应熊被处决，吴三桂“惊悖气夺，遂底于亡”。
福建的形势直接影响到广东。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自吴三桂叛乱以来，一直忠于清朝，康熙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督抚提镇听其节制，文武官员听其选补。到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初，广东形势亦恶化。尚可喜卧病，长子尚之信暂代理事，尚之信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府第，倡兵作乱，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职，杀其父亲身旁得力谋士金光，夺其弟尚之孝的兵权。
康熙帝一直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平叛战争伊始，康熙即有招抚敌人之意。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四，陕康熙传 ３６西提督王辅臣因为绿营官兵的地位不受信任而反叛，康熙曾连降专敕招抚。尽管开始招抚未能奏效，后来还是采取 “剿抚并用” 的方法较快地稳定了西北局势。从此，康熙帝将“剿抚并用”策略迅速推广于各个战场，令对“叛变之人 ”，只要有“悔罪输诚之心”，皆可容纳。
继陕西之后，康熙将下一个剿抚重点定在福建。他一向认为耿精忠与吴三桂不同，“ 必系一时无知，堕人狡计 ”，故将吴三桂在京的子孙正法，耿精忠诸弟照旧宽容，所属官兵亦未加罪。因此，早在耿精忠叛乱不久，康熙就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偕耿精忠护卫陈嘉猷赴闽，传谕耿精忠。后来对其加强了军事进攻，仍不忘经常派人前往招抚。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八月，清军平闽大局已定，康熙为尽快解决福建问题，为广东作出榜样，谕康亲王 ：“以时势晓谕耿精忠早降，以副朕安辑民生至意 。”九月，康亲王大军收复建宁（今福建建瓯）、延平（今福建南平）等府，耿精忠无力再战，派其子耿显祚赴延平迎康亲王军队抵福州。十月初四，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领所属官兵随大军征剿海逆，“图功赎罪”。此后，福建、浙江各地叛军纷纷投诚，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耿精忠降清后，尚之信也主动派人持密书至简亲康熙传 ３７王喇布军前请降。康熙于十二月九日降敕赦免其罪，令其“相机剿贼，立功自效”。 同时命莽依图为镇南将军，领兵自赣州入广东受降。十六年（１６７７）四月二十九日，莽依图兵抵韶州，尚之信于五月初四率省城文武官员及兵民剃发投降。康熙命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各复旧职。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上半年，广东全部平定。
康熙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五月，是康熙剿抚并用政策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陕西、福建、广东叛乱相继顺利解决，对广西叛军的招抚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从此清廷从与敌相持状态转入反攻。
康熙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康熙敕谕各省王、贝勒、大将军、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 部署在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全面推行“剿抚并行”的政策。其中进一步具体申明招抚政策 ：“今特颁敕谕，概示招徕。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人等，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或有擒杀贼首，提献军前，及以城池兵马来归者，仍论功优叙，尔等即宣布晓谕，以副朕宽仁矜全之意 。”以后，每当战事进展到关键时刻，康熙帝都发布招降敕书，由专门从事招抚的人员掌管，随时发送。康熙帝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剿抚并用策略，表现了高度坚持原则的精神和求实态度。
康熙传 ３８
康熙一向认为吴三桂是主要敌人，湖南是主要战场。他自平叛战争以来，一直把主要精力投入湖南战场。他在处置陕西紧急事变中，也始终在考虑湖南问题，拟定一项新的作战方案，即改正面进攻为迂回包围。 他认为，吴三桂长期占据岳州（今湖南岳阳）、澧州（湖南澧县）等地，主要军粮来源于长沙、衡州，因而欲灭吴三桂，必攻长沙，断其饷道。因此，康熙于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命令岳乐“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即进取湖南”。 康熙周密计划、严密部署主攻湖南，终于取得了湖南战场的主动权。
吴三桂军事上丧失主动权，形势一天不如一天，于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三月，在衡州（今衡阳）匆匆称帝，聊以自慰，八月十七日病死，其孙子吴世璠继立。部下涣散，军心动摇。康熙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调兵遣将，较快取得了湖南战场的彻底胜利。
湖南既定，康熙为进兵四川、云南、贵州重新部署了各路大军的力量，使各路大军进展顺利。到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 清军在康熙的统一部署下，分三路大军向云南合围，进行最后的歼敌战役。第一路由定远平寇大将军章泰率湖南大军，从平越（今贵州福泉）进兵贵阳，迫使吴世璠等龟缩云南，清兵尾追前进。第二路由征南大将军赖塔率广西之师进兵云南。在曲靖（今云南曲靖）同第一路大军会师，后又分兵康熙传 ３９向昆明逼进。第三路由云贵总督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向云南进兵。在进军途中将四川的叛军全部消灭，由四川进入云南，同其他两路大军会师于昆明城下。清军“围之数重 ”，四面逼城。赵良栋于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十月二十二日夜，率领所部，亲自冒着敌军的飞箭和石头，破南坝，夺玉泉阁，近逼新桥。敌兵据桥死守。二十五日夜，赵良栋部队与敌进行了殊死战斗，终于夺桥追至三市街，贼兵人心大乱。这时，彰泰令各路大军全部攻城，在桂花市大败吴军。二十八日夜，逆首吴世璠、伪国公郭壮图及其儿子郭淙汾自杀。二十九日，伪将军缐緘等率众出城投降。
至此，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胜利结束。康熙半夜接到捷报，心情激动，夜不能寐，挥笔写了一首《滇平》诗：
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
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
天未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
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
平叛战争结束后，康熙顺利地解决了其他二藩的撤藩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荡涤三藩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将三藩所控制的地区，设立八旗兵驻防，同时将藩王的财产，全部入官，以充军饷。对三藩在各地推行的苛捐杂税“悉革除之”。 还下令将吴三桂藩下康熙传 ４０官兵侵占的民田，“查出给还小民”。 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康熙传 ４１
第四章 统一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荷兰殖民者趁明末中国动乱之机派兵占领了台湾，统治台湾近３８年。直到康熙帝即位同年——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由南明将领郑成功率军东渡海峡，把荷兰人赶走，收复了台湾，为捍卫祖国领土立下了一大功劳。郑成功原想以台湾作为反清的基地，但不幸中年早逝，壮志付之东流。康熙元年五月初八日，郑成功于台湾病逝，其弟郑世袭暂时协理政事，因受人怂恿，要继承兄位。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接到讣音，于厦门继立。从此叔侄二人势同水火，诸将相互猜疑，人心动摇。
郑氏集团坚持抗清立场，被清朝视为东南沿海的一大隐患。康熙要使台湾归于清廷，安定东南海疆，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康熙对台湾郑氏政权总的策略是剿抚并用。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六月以前，即平定三藩之前，以抚为主。后来则因剿寓抚。
在郑成功于康熙元年五月逝世后，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继茂乘机于七八月间派遣效用总兵林忠等前往厦门，贻书招抚，进行郑经即位后的第一次和平统一的尝试。郑经本来无和谈诚意，只因为考虑康熙传 ４２到其叔郑世袭已踞台湾，如果自己断然拒绝清朝的议和，“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 不如暂借招抚为由，苟延岁月， 俟余整旅东平，再作区处”。于是，他令郑泰、洪旭等与清谈判，并上缴明朝敕命、公伯爵印及海上军民土地清册，以换取清朝信任。康熙二年（１６６３）五月，台湾内变平息，郑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 ”，拒绝招抚，和谈因此失败。同年十月，清军攻克厦门、金门，郑经退守铜山，清廷再次从福建、广东两处派人到铜山招抚。清朝的招抚政策对郑经的军队产生了巨大的瓦解作用，但郑经仍坚持不合理要求，不肯归顺。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十四日，清兵对铜山发起进攻，郑经仅存数十艘船，乘风逃走台湾，这时，郑氏沿海据点被“扫灭殆尽”。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七月，清廷收复铜山，要乘胜攻取台湾，授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以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师左都督杨富为副，以左都督林顺、何义等为佐，命他们“统领水师，前往征剿”。施琅，福建晋江人， 起初为明朝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十一月，随郑芝龙降清，参与平定广东之役。因为坚决不从郑成功抗清，其父、弟、子、侄被郑成功杀害。康熙元年擢任福建北师提督。他自幼生长在海上，深悉水性及郑氏的情形，所以一康熙传 ４３贯主张以武力围剿郑氏，攻取台湾。这次是清廷第一次出兵台湾，主要将领均由海上投诚人员担任，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康熙三年十一月、四年三月和四月，施琅、周全斌等三次向台湾进发，都因遭台风袭击而被迫中途返回。在武力攻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清廷再次寻求与郑经的对话。
康熙六年（１６６７）五月，清廷派遣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携带郑经舅父亲笔书信航海过台湾，招抚郑经，提出以沿海地方与台湾通商，郑氏称臣、纳贡，并派儿子入京为质等三个条件。郑经热情接待孔元章，但拒绝招抚，说 ：“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在日，亦只差‘剃发’二字，若照朝鲜例则可 。”郑经回顾父亲郑成功于顺治九年（１６５２）至十一年（１６５４）之间与清朝的谈判，似乎坚持不剃发、照朝鲜例是在坚持“先王”的原则，其实，他与其父对“朝鲜例”的理解并不一致。郑成功所指的“朝鲜例”是承认自己“为清人 ”，并“奉清朝之正朔 ”，“文官听部选 ”， 甚至头发也不是绝对不可剃，只待“奉旨命下，然后安心剃发 ”，为清朝之臣属。郑成功只不过要求一定的地盘，保持原有体制和军队，实质是一国两制的意味。只是由于多种原因，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而郑经的“朝鲜例”是试图将台湾变成纯粹意义上的“外国”。 郑经的无理要求遭到康熙传 ４４清廷的严厉拒绝。孔元章于八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再次赴台和谈，仍未达成任何协议。
福建水师提督对郑经的顽固态度深为不满，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疏皇帝，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 ”，并就选练士兵、筹集船只军饷、前线指挥、攻战时机等重大问题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第二年正月初十日，康熙帝降旨让施琅到京面行奏明所见。后来的事实证明，施琅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但由于清廷当时对海上投诚人员不太信任，加上孔元章赴台谈判时，郑经又施了反间计，这样，清廷决定暂停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继续推行以抚为主的方针。否定了施琅建议，裁减福建水师提督员缺，施琅被授予内大臣，编入汉军镶黄旗，留于京师。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六月，康熙议处鳌拜之后，命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葵毓蒙入闽，与靖藩耿继茂、总督祖泽沛齐集泉州府，商议招抚台湾的办法，随即派太常寺卿慕天颜等人带康熙诏书和明珠的信件往台湾招抚郑经，但郑经仍不肯接招。后来，康熙为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作了重大让步，表示了最大诚意，慕天颜等奉命再往台湾招抚，郑经仍顽固坚持“如朝鲜例、不削发”等立场。从康熙元年至八年，郑、清共进行四次会议，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
后来，平叛战争爆发了，清对郑仍以招抚为主。康熙传 ４５吴三桂、耿精忠叛乱之后，郑经与之呼应、乘机窜扰大陆，但开始清、郑之间并无接触。因为郑经既没有按吴三桂指令，“大引舟师，径直金陵（南京），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 ”，也没有采纳耿精忠水陆配合，攻取江浙的建议，而是返回父母之邦、自己最熟悉的闽南地区，这样，不是和清军直接交战，而是侵占、蚕食耿精忠的后方。这时，郑经的势力迅速发展，两三年间竟占领了泉州、漳州、兴化、邵武、汀州、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吴三桂一再派人调解耿精忠与郑经之间的矛盾，但无效果，耿精忠于十五年（１６７６）十月接受康熙的招抚，再次降清。康熙令耿精忠随大兵征剿海逆，图功赎罪。之后，仅数月之间又收复全闽，郑经退守厦门沿海岛屿，清廷与郑经再次开始对话。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四月，和硕康亲王杰书修书一封，派佥事道朱麟、庄庆祚前往厦门招抚郑经。郑经复信仍坚持照朝鲜例，并指望有朝一日重返大陆。康亲王见信虽然很愤怒，但因武力征剿条件还不具备，只好于同年秋又派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等再次去厦门谈判，重申康熙八年的条件。这次及其后的和谈，清廷为集中力量消灭吴三桂，宁愿再次让步，以换取沿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但郑经又得寸进尺提出新的要求，清朝当然不能同意。
康熙传 ４６
康熙注意招抚郑经下属官兵民众的思想，被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所认真贯彻，招抚工作很有成效，连台湾来使傅为霖也被争取，努力在郑经内部联络内应。
在整个平叛战争期间，清朝和郑经先后进行过五次和谈。清方不断让步，除世守台湾、岁时纳贡、通商贸易外， 还承认郑方可以“如朝鲜故事 ”，“不剃发，不易服 ”，郑方的要求完全得到了满足。假如郑氏不生枝节，东南沿海的和平本来可以立即实现，台湾由郑氏自主的局面也可继续维持。但是，郑经利用当时似乎有利于自己的局势，经常提一些过分的要求和条件，因此，仍未达成协议。
康熙帝见招抚郑氏没有进展，便积极进行武力攻取台湾的准备。他于十八年（１６７９）正月，恢复福建水师。同年四月擢用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营务，以专职掌。后来，随着“三藩”问题基本解决，吴三桂指日可灭，进取台湾已提到康熙帝的日程上。这时的康熙皇帝已经比较老练成熟，绝不贸然从事，而是积极准备，捕捉有利战机，再决定进取。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四月，福建都督姚启圣先后接到台湾傅为霖、廖康方密禀，郑经已经于二十年正月二十八病故，其长子监国郑克（臧土）也于三十日被绞死，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爽即延平王位。康熙传 ４７傅为霖在密信中指出 ：“主幼国虚，内乱必萌，内外交并，无不立溃，时乎时乎不可失也 。”廖康方在信中要求 ：“贼势内乱，机宜可乘，速恳发兵，救民于水火 。”
姚启圣于五月十九日上疏要求：“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 。”康熙于六月初七日与大学士等会议后，当即发布谕旨 ：“郑经既优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这时对郑的剿抚并用实际上是“剿”占主导地位。这是康熙帝决定武力进取台湾所发布的进军令。
康熙帝对台湾策略的转变，在朝廷高级官员中引起不同的反响。水师提督万正色上奏 ：“台湾断不可取”。朝廷高级官员中不少人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为理由，反对武力进剿台湾。支持以武力进剿台湾的有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
正确的决策需要有贤能的官员来执行。在康熙任命万正色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前后，姚启圣曾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此职，但因施琅有长子施齐、族侄施亥在郑方任职，而遭朝廷疑忌，所以迟迟未能任用。后来姚启圣多方反复查核，证实施齐、施亥因为想擒郑经献厦门以报清朝，事情败露被处死，两家７３口同康熙传 ４８时遇难。清廷从而解除了对施琅的怀疑。康熙于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任命施琅“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 反对武力征剿的大臣们不同意任用施琅，“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帝则坚信：施琅不去，“台湾断不能定 ”，毅然力排众议，作出正确抉择，表现了超人的胆略。
施琅于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十月初六日抵福建厦门巡视海事。他记取康熙三四年间进军台湾失利的教训，为防止督、抚、提等官之间的彼此掣肘，极为重视专征大权，当月上疏皇上“督抚均有封疆重寄，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 。”后来，经施琅再次争取，康熙帝考虑到前方官员的意见分歧确实对出兵不利，便毅然授予施琅专征大权，其他官员做保障工作。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九月初一日，台湾郑氏得知康熙帝召见施琅，令其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消息，便立即开始备战，派武平侯刘国轩率重兵出守澎湖。澎湖虽为台湾的门户，但郑氏原来对澎湖设防一向不很重视。自从十月破获傅为霖密通姚启圣之案，见其往来密书有“澎湖无备，可速督兵前来，一鼓可得”之句，并探得施琅战略重点也在于专征澎湖，这才对澎湖设防引起了重视。刘国轩到澎湖精心营造防务。康熙传 ４９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六月上旬，施琅接到康熙帝的进军命令，将大队舟师齐集铜山。十一日，随征诸官誓师；十三日，祭江。十四日早七时，施琅统领官兵２１ １万余人，各类战船２３０余艘从铜山向澎湖进发。
六月十六日，施琅指挥舟师齐集澎湖。刘国轩也亲自督战。清军的舟师在前进时，遇到了大风，施琅的船受到敌舰包围，但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在面部右侧被敌炮余焰烧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击退了敌人的包围。
清军初战失利，主帅及先锋险遭不幸。为了稳定军心，赢得最后胜利，施琅从十七日起进
行了为期５天的整顿。二十二日，经过充分准备，清、郑双方进入了规模空前的澎湖决战。施琅吸取教训，为避免再次被敌军包围，重新部署了兵力，下令兵分三路：一路向东，取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敌人；一路向西，直指牛心湾为疑兵牵制敌军；另一路主力大军，由施琅亲自指挥，率大鸟船５６艘居中，分为八队，每队七只，各作三叠，为主攻队伍，直取敌人的指挥部；又以８０艘船只，分为两股，留作后援。战斗从早上七时持续到下午四时，战斗异常激烈，“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军的布阵战术大显神威。这次战斗战果辉煌，共计康熙传 ５０烧毁、击沉郑军大炮船、火鸟船等各类船１５０只，缴获鸟船等各类船３５只，烧杀敌将军、提督、总兵、副将等高级将领４７员，游击以下一般将领３００余员，焚杀及溺死敌兵计１１ ２万余人。郑氏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刘国轩见力不能支，率残部乘船北向吼门逃回台湾。防守娘妈宫炮城的郑氏将军杨德等，见孤岛无援，便卸甲弃戈，出海请降。施琅又遣人持令箭分别招抚各岛屿的官兵，令其剃发，造报名册。共招降官员１６５人，士兵４８５３名，因此，澎湖等３６岛屿皆被攻克。清军方面连日海战，水陆军兵牺牲３２９名，负伤１８００余名。
施琅于六月二十六日上疏报捷。闰六月十八日，康熙接到施琅奏疏非常高兴，立即召学士将这一喜讯告知八旗诸王大臣、侍卫各官。二十九日降旨嘉奖。
澎湖激战，全歼郑军主力，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郑克爽见已势穷力竭，于六七月间遣使到施琅军前求和。康熙帝及时发布谕旨，通过姚启圣、施琅转达给郑克爽， 希望其认清局势，“审图顺逆，善计保全 ”，率众来归。如果这样，康熙保证“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 ”，而且要“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康熙帝谕旨，打消了郑氏的疑虑。
施琅于八月十一日率官兵从澎湖前往台湾受降。郑克爽闻讯，于十三日差礼官郑斌，暨父老彩旗鼓乐，康熙传 ５１坐小船出鹿耳门迎接，引渡进港；并亲率刘国轩、冯锡范等重要文武官员并番民，列队恭迎王师，然后会见于天妃宫。十八日，郑克爽等剃发，施琅当众宣读皇帝赦诏。郑克爽等遥向北京叩头谢恩。从此，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与大陆重新统一。
捷报陆续传到北京，康熙帝精神异常振奋。他接到施琅所上《恭报台湾就抚疏》，正值中秋佳节， 因而以《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为题，赋诗庆贺。诗中写道：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光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报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十二月，郑克爽等奉旨晋京，康熙肯定郑克爽等“纳土归诚”之功，授郑克爽公衔，授刘国轩、冯锡范伯衔，俱隶属上三旗汉军，并命户部分别“拨给房屋田地”。 其他投诚武职１６００多人，文职４００多人，兵４万余人，也都得到妥善安置。
台湾统一于清朝之后，诸大臣对台湾的弃守问题又发生意见分歧。有人以“台湾孤悬海外”为由，主张“迁其人，弃其地 ”，而专守澎湖，放弃台湾。借口怕发生新的分裂割据局面，企图将台湾拱手奉给荷康熙传 ５２兰。康熙帝果断作出决定，同意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等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在清政府统一管辖下，在台湾驻兵８０００，澎湖驻兵２０００，以巩固对台湾的统治。
政治上的统一为台湾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统一之初，台湾地多人少，康熙采纳兴化总兵吴英的建议， 在驻台士兵中试行屯戍法，“半为镇守，半为屯田”。 屯田者，每兵给田三十亩，耕牛一头，教以耕种，农闲操练， 使“兵有恒产，饷可省半”。后来，福建沿海之民大量流入台湾，垦殖土地。伴随土地的开发， 台湾粮食产量逐年增长，“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 同时推动了甘蔗种植和制糖业的发展。台湾统一于清朝之后，其文化教育事业也比郑氏统治时有了进一步发展。统一后，迎来了台湾发展的新时期。
康熙传 ５３
第五章 击退沙俄 保卫东北
我国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是清代“中国统治民族”——满族的故乡。满族从开始形成时起，它的领袖就是明朝在东北设的地方官吏。康熙的曾祖父努尔哈赤世袭指挥使，后升都督，封号“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自明朝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起兵，经过他与康熙的祖父皇太极两代的征战，基本上完成了东北地区的统一事业。到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末，西起贝加尔湖，北到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东迄鄂霍茨克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清统治势力范围，属于中国版图。这时，俄国人的足迹还不曾在这一地区出现。
俄国（又称罗刹，也写作鄂罗斯），属欧洲国家，它原来的疆界在乌拉尔山以西，和中国远不接壤。１６世纪末，俄军越过乌拉尔山东侵，于明朝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接着，俄军一路征服、掠夺当地居民，向勒拿河推进，于明朝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在勒拿河上建立雅库次克。从此，俄国人才与中国相邻。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后来成为俄国人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两个主要据点。明朝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 俄国雅库次克康熙传 ５４督军彼得戈洛文组织了以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远征军，开始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波雅科夫侵略军在中国境内流窜三年，受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但俄方并未死心，又继续派军队向我国黑龙江流域进犯和袭扰。康熙之父清世祖福临在位（１６４４—１６６２）期间，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和清朝驻军，奋勇抗击俄国侵略者，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于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把俄国侵略势力驱逐出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但上游的尼布楚仍被俄军侵占着。
康熙即位之后，俄国侵略军于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向我国进行了新的侵略扩张活动：一是南下，侵占我喀尔喀蒙古管辖的楚库柏兴；一是东进，再次窜犯雅克萨。俄军逐渐改变过去长距离流窜、骚扰的入侵方式，转而采取建立侵略据点、逐渐推进的策略。他们除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三个最重要的据点外，还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一些较小的侵略据点。他们以据点为掩护，不断抢掠我国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各族人民的财物和人口。
康熙亲政（１６６７年）时，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大祸患。此患不除，边疆不固，祖宗发祥地不安，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把抗俄列为本朝的一件大事。他亲政后首先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细访被俄军侵占地区的地理形势、道路远近康熙传 ５５及人物性情，以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的机会。他还总结汲取前朝抗俄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采取军事和屯戍结合，内政与外交并举的战略方针，从内政、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作总体部署。
康熙帝组织东北各族人民抗俄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强编组“新满洲”。“新满洲”是与原来的老满洲相对而言的，一般指清兵进关后编入旗籍的人。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清廷决定对编组“新满洲”有贡献者，按军功授奖。后来一直大力倡导编组“新满洲”。康熙组建“新满洲 ”，给房屋、土地、耕牛、种籽，令他们“屯田耕种 ”，使边疆各族人民从渔猎为生逐渐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使东北边防力量得到极大的充实和加强。顺治末年，东北边疆地区只有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一地驻有满洲八旗。由于编组“新满洲 ”，尽管因吴三桂叛乱，不断从东北调兵支援关内，东北的军事力量仍在不断增强。
康熙帝在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的同时，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同俄国争端的途径，但几次和平交涉都没有取得成果，不得不准备以武力驱逐侵略者。
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逆叛乱之后，康熙再次去盛京（今沈阳）告祭祖陵，并巡视吉林乌喇（今吉林市）等地。吉林，旧名船厂，自明初即为我国重要康熙传 ５６造船基地之一。清初以来，因抗俄斗争需要，造船之外更兼以训练水师。这时康熙帝亲临此地，将军巴海将所有大小数百船只和精锐官兵全部集中，排列阵式，供皇帝检阅。康熙在吉林的十二天活动，达到了观兵讲武以备抗俄的目的。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沙俄加强了东西伯利亚各城堡的武器装备。侵略军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倾巢出动，一路向东南精奇里江及其各支流推进，一路向南，侵扰额尔古纳河一带。康熙帝密切注视着俄国人的扩张活动，曾于二十年（１６８１）与俄方交涉，宣称 ：“尔等速撤回尔国人 ”，“如不徙， 则边境起争，我以众力，必驱尔徙， 彼时悔无及矣”。但俄方置若罔闻，除继续盘踞尼布楚、雅克萨及精奇里江、额尔古纳河流域之外，又向黑龙江下游进犯。二十一年（１６８２） 俄军竟过牛满（布列亚河）、恒滚（阿姆贡河）， 窜到黑龙江下游赫哲、飞牙喀猎人居住地进行抢掠。到同年底，侵略者的军事据点已分布于黑龙江下游直到海边。中国对俄和平交涉不见成效，反侵略战争势不可免。
康熙帝汲取顺治朝抗俄失利的教训，决心认真准备，稳扎稳打，收复失地，永远戍守。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九月，他命令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侦察敌情，并了解沿途水陆交通。康熙传 ５７年底，郎谈等返回北京，报告说 ：“罗刹久踞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３０００与红衣炮二十具，即可攻取 。”并建议来年春天解冻时，水陆齐发，攻取雅克萨。康熙则认为 ：“兵贵相机而动 ”，攻取雅克萨时机尚不成熟，不能操之过急。同时他有更深远的考虑，主张调兵永戍黑龙江，相机进取雅克萨。
康熙“永戍黑龙江”的策略与郎谈等人建议的立即“攻取”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康熙是主张建立军事基地，驻兵屯田，做好充分准备再相机开战，这样不必全部由内地运兵、调饷，避免前朝因准备不周而“粮饷不继”、功败垂成的失误。 其次，坚持稳步推进，以逸待劳，防止贸然进攻。另外，攻克之后不是弃而不守，而是长期戍守，将反侵略战争与巩固边防结合起来，避免“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的历史重演。康熙帝的策略不失为一项英明的战略决策，但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反对：部分高级官员养尊处优，贪生怕死，以地势最远、运饷最难而不愿前往；有的出于畏难情绪，主张速攻，反对永戍。康熙帝于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四月初八日降谕斥责了议政王大臣把敌人赶走了事的意见，另任萨布素、瓦礼祜以副都统领兵前往，在原调１５００乌喇、宁古塔兵的基础上，增派５００名达斡尔兵，调往瑷珲和额苏里，各驻兵千人。
康熙传 ５８
与此相配合，康熙帝又展开外交攻势，光明正大地向俄方宣告大清帝国以武力巩固边防的决心。经康熙帝批准，理藩院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向俄方发出照会。
康熙帝在派兵永戍黑龙江的同时，为将大批粮草、军火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往黑龙江，与臣下反复商讨，组成了一条纵贯东三省的水陆联合运输线。为保证黑龙江驻军的食用，除从各地征调粮食、购买肉食牲畜外，根据康熙帝“我兵一到，即行耕种”的指示，组织瑷珲、额苏里的驻军就地屯田。清政府先后派侍郎萨海和喇马前往督理农务。康熙帝还提倡多种灵活办法保证军需。二十二年六月，他令理藩院官员从户部支取银两四千，运至军前，换取居民的牛羊粮食。这种用商品交换筹集军需的办法自愿两利，各任其便。康熙帝还命令靠近黑龙江的内蒙科尔沁十旗，将应进贡牛羊诸物就近送到黑龙江军前，不必运往北京，仍按数“照进贡例赏赉”。
永戍黑龙江，制止了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为收复雅克萨等江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十二年（１６８３）七月，由索伦族军官博克率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刚到额苏里，就包围了一支顺流驶来的俄国船队，部分俄军跳水逃脱，余下３０余人带６艘船只被迫投降。附近据点的俄国侵略军闻风康熙传 ５９狼狈撤离。与此同时，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配合清军的进驻，纷纷袭击俄国侵略军。到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初，整个黑龙江中下游及其各条支流上的俄国侵略军的据点均先后被肃清。这时，康熙帝把目光集中到黑龙江上游的雅克萨和尼布楚。
雅克萨位于今漠河以东呼玛西北黑龙江北岸，与额木尔村隔江相望。满语雅克萨是河流冲刷的河湾。当时是我国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雅克萨是黑龙江上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从贝加尔湖方向和雅库次克方向进入黑龙江，都必须经过雅克萨。因此，自顺治七年（１６５０）以来，一直成为俄国人扩张蚕食的重点目标。永戍黑龙江的成功，使收复雅克萨的时机业已成熟。二十四年（１６８５）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提出以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基本方针。早在前一年，康熙曾致书雅克萨俄方，用满、蒙、俄三种文字抄写，令其送还中方的逃人，从中国撤兵。俄方置若罔闻。这次，康熙帝仍主张在出兵之前，再致书俄方。进军即将开始，三月十七日，康熙帝再次致书俄国察罕汗，让俄国俘虏带回去，申明兴师的理由，提出撤退雅克萨俄军，以雅库地方为界，放还逃人，和睦相处。
四月二十八日，清军３０００人遵旨出发，分批开赴雅克萨。五月中下旬陆续抵达。本着先礼后兵的康熙传 ６０原则，前敌指挥官彭春又派被俘的俄国人进城送信，一封是康熙帝给沙皇的，内容与三月十七日的信相同，一封是彭春给雅克萨俄国督军托尔布津的咨文，阐明兴师的理由，令其交还逃人， 撤回雅库，“则我亦将尔投降之人员悉予遣回”。
俄军自恃城防坚固，不肯撤退。清军决定发起强攻。五月二十四日，清军截获了一队乘木筏而来的俄国援军，毙３０余人，俘虏１０余人。当晚，清军在城南建立挡牌土垄，布置弓箭，佯作攻击之势，暗中将红衣大炮架设在左右两翼。二十五日黎明，攻城战开始，清军炮火齐发，消灭俄军百余人。俄军城内无防火设备，炮火所及，硝烟弥漫，烈焰熊熊，一片混乱。俄方雅克萨督军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决定投降。康熙帝采取仁至义尽的态度对待俄军俘虏，事先就派侍卫关保到军前传谕 ：“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城，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 。”彭春遵旨，在俄军保证不再重犯的条件下，释放全部俄方俘虏，并允许其带走全部武器和财产。俄军举行投降仪式之后， 清军就将７００余名俄国人（包括少数妇女、儿童）送至额尔古纳河口，遣返俄国。另有巴西里等４５人不愿归国，遵照康熙帝的谕旨， 安插在盛京（今沈阳）。城内被俄军抢掠去作人质和奴隶的１６０余名中国人，各发回原地。雅克萨康熙传 ６１之战几乎全部按照皇帝的意图行事，实现了康熙帝所期望的目标。
收复雅克萨后，康熙帝居安思危，立即于六月十四日的谕旨中再次告诫 ：“至雅克萨城虽已克取，防御决不可疏。应于该地永驻官兵弹压，此时即当定议 。”然而彭春等人收复雅克萨之后，仅将城堡一烧了之。城周围的庄稼未割，哨所未立，不待命令就擅自撤兵回瑷珲、墨尔根等地，以致俄国侵略者于两个月后重新侵占雅克萨。
当时康熙帝尚不知道俄人已重返雅克萨，他从永戍黑龙江、巩固东北防务的目的出发，于同年九月命筑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县）城，令将军萨布素及一员副都统率兵驻扎。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二月十三日，事过数月之后康熙帝才得知俄军重新侵占了雅克萨的确切消息。他立即降谕部署了第二次雅克萨之役。再次攻取雅克萨的任务完全由黑龙江本地官员承担，因而康熙帝改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
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五月上旬，萨布素率所部２０００人从瑷珲出发，月底逼近雅克萨城。俄军负隅顽抗，清军于六月初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猛攻。经过多次激战，清军毙敌百余人，其中包括俄国督军托尔布津，迫使俄军撤回城内固守。因为重新修筑的城墙比较坚固，一时难以攻克，萨布素便于城周围筑垒康熙传 ６２挖壕，长期围困。清军长期围困的策略取得显著成效，到年底，８００多俄军大部分死亡，仅剩１５０余人，因为粮食、弹药严重缺乏，危城指日可下。
俄国沙皇对康熙帝的多次和平倡议都漠然置之，当他得知俄在雅克萨失利，而且援救不成，才大吃一惊，转而接受停战谈判。
康熙皇帝向来不愿意用战争解决问题，而是尽可能通过谈判等非战争手段平息争端，而当战争不可避免时，他就毅然迎战，决不畏缩和屈服，不达目的不罢休。他的雄心全部灌注在经营自己的国家，对于外国的领土、财物毫无占取的欲望。他军事抗俄是以守土自卫为宗旨，不事扩张。当他以雅克萨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同沙皇交涉和平谈判时，充分体现了他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九月二十五日，俄国使团先遣信使到达北京。二十七日，在午门呈递沙皇致康熙帝的书信。书中表示接受清政府建议，举行边界问题谈判，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戈洛文使团到达即开始谈判。次日，康熙帝允其所请，下令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当年冬天，萨布素接到解除包围的命令，立即执行，同时保持着高度警惕。在雅克萨俄军如风中残烛、弹尽粮绝束手待毙的时刻，康熙帝主动单方面撤军，表明了通过和谈解决两国边界争康熙传 ６３端的诚意和宽大胸怀。但是，俄方在得知清政府已停战撤军后，仍增兵雅克萨，到二十七年（１６８８）秋，雅克萨俄军又增加到３００多人。
康熙帝预见到即将开始的谈判，仍将是一场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为克服将领中日益滋长的麻痹松懈情绪，于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十月二十四日再次强调积贮粮食永戍黑龙江的重大意义。
康熙皇帝主动撤军，本意是促成两国早日实现和谈，岂知俄国使团竟因清军解除了对雅克萨俄军的包围，反而对和谈采取了消极拖延的态度。俄国使者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率庞大使团及２０００余名军队，于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正月从莫斯科出发，次年春天，得到清政府主动停战撤军的消息后，便不再急于到北京谈判，于八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的乌的柏兴（今苏联乌兰乌德）之后，就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停留了将近两年之久，主要忙于镇压蒙古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而不与清政府联系和谈事宜。康熙帝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奏报中得知，俄使已到外蒙地区，便一再派人敦促。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二月二十三日，戈洛文派遣的斯捷潘科罗文到京，安排谈判事宜。俄国使团为了显示武力，以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建议谈判地点放在色棱额地方。康熙帝表示同意，并且仅用数日就组成了清政府谈判康熙传 ６４使团。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日，清政府谈判使团出发，行前康熙帝向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等发布谕旨，回顾两国冲突，系罗刹侵我边境、收纳我逃人所致，因此责任在俄方。皇帝谕毕，索额图率领使团启程，行到喀尔喀蒙古地区，正值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土谢图汗，路途受阻。康熙帝闻报立即遣人召回使团，另与俄使商定会谈地点。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四月五日，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到达北京，索额图与之谈判，双方商定了新的会谈地点在尼布楚。清政府立即组成新的谈判使团。同年四月二十六日，使团出发。康熙帝根据噶尔丹攻占喀尔喀的新形势，预见到与噶尔丹的战争将在所难免，为了避免将来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决定对俄国作出重大让步，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因此，他向索额图等宣布了新的谈判方针。
谈判地点在尼布楚城与河岸之间，临时搭设帐篷为会场。双方商定，两国使臣“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任何一方不凌驾于双方之上”。 双方各带３００名卫士赴会，士兵“除佩刀剑外，不带任何武器”。 还商定在会场外各置５００名卫队。
第一次谈判开始，俄方代表戈洛文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抢先发言，颠倒黑白说，康熙“未经宣布，康熙传 ６５突然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 ”，首先挑起战争。沙皇为此派出“无数精兵，携带大批弹药 ”，前来“讨平敌人 ”，中国应赔偿俄国的“损失”。 并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条件，企图割据黑龙江以北的中国广大领土。中国代表索额图针锋相对地严正指出“鄂嫩河、尼布楚系我国所属茂明安诸部落旧址，雅克萨系我国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所窃据”。由于俄国人入侵中国雅克萨等地， 给当地中国居民造成严重危害，因此中国才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索额图根据事实揭露了沙俄侵略中国的过程，“细述其原委 ”，力“斥其侵犯之非 ”，并宣称：康熙“并未谕令他们向沙皇陛下方面割让一寸领土，同时没有令他们去侵占对方领土”。 戈洛文理屈辞穷，竟蛮不讲理地说 ：“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 。”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第二天，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戈洛文仍顽固坚持俄国的侵略方针，胡说什么黑龙江这条河流“久已属沙皇所有”。 索额图对俄方的方案表示坚决拒绝。戈洛文见第一个方案难以实现，又假装让步，抛出以牛满河为界的第二个方案，企图使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索额图根据康熙帝早日缔约划界的指示，一方面拒绝戈洛文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同时声明可以把原属于中国的尼布楚让给俄国，即在石勒喀河北岸，康熙传 ６６两国以尼布楚为界，石勒喀河南岸以音果达河为界。中国的重大领土让步，仍不能满足沙俄的侵略胃口。由于戈洛文的蛮横无理和恶劣的态度，使谈判陷入僵局。
更为卑鄙的是，在谈判过程中，戈洛文通过贿赂手段，收买随中国代表任译员的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张诚（法国人）等。 戈洛文派人秘密同徐日升和张诚联系，“ 允诺给予大君主的恩典和赏赐 ”，“ 耶稣会教士欣然同意为了贿赂而为俄罗斯效劳 ”，表示“将在传递信件时报告必要的消息”。 甚至在谈判基本达成协议后，戈洛文秘密向传教士贿赂貂皮、黑孤皮和银鼠皮等，要求他们在交换文本中写上中国不得在雅克萨建筑任何房舍，而“不必通知（中国）使团，因为谁也不会知道他们在条约文本中用拉丁文写些什么 。”
双方代表经过长时间的往返交涉，中国代表坚决拒绝俄国代表的无理要求。同时，生活在尼布楚一带的各族人民，继续掀起英勇的抗俄斗争，使沙俄侵占的这一带地方“到处都出现动摇 ”，这使戈洛文手忙脚乱，惊恐万分，这也有效地促进了中俄双方谈判的进程。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１６８９年９月７日），中俄举行仪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传 ６７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共六项条款，包括了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内容。其中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两国分界线。俄国撤出雅克萨及所有它在中国境内的军队和据点。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待议定。
《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使俄国取得了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于中国的领土，巩固了其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并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门户，在以后的对华贸易中获取了重大利益。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收复了雅克萨等长期被俄霸占的领土，并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俄东部国界，结束战争，使东北边疆得以安定，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抗击准噶尔侵扰，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康熙帝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管理机构，充实防卫力量，加强边界与边境管理，对《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线和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广大边境地区进行了认真管理。根据条约规定，康熙帝令在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诸地建立了两国边界界碑，碑上用汉、俄、拉丁诸文镌刻了尼布楚条约的条款，作为标记，并定期派人巡视界碑情况。在黑龙江流域，额尔古纳河东岸及吉林的一些地方设立了许多哨所，负责巡逻，防止俄国人越境窜康熙传 ６８扰。此外，还实行了定期巡边制度。
康熙帝在抗俄、保卫与巩固东北边疆事业上的贡献，不仅博得当代人的称颂，而且流芳久远，受到后世的好评。日本人西本白川以旁观者的立场论及《尼布楚条约》，认为它是康熙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胜利，而且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１７０余年后的瑷珲条约签订前。因此，康熙保卫和巩固东北边疆，堪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同时，《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经国内外学者研究证明，该条约完全符合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康熙传 ６９
第六章 亲征噶尔丹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分。清朝最早接触的是漠南蒙古，早在太宗皇太极天聪年间（１６２７—１６３６），已基本将其统一，称为内蒙。 到清太宗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冬，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相继与清朝通好，后来正式确定臣属关系。到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喀尔喀蒙古各部落因遭受漠西厄鲁特蒙古噶尔丹的袭击，部众溃散，呈请内附，举族南迁，康熙帝“怜而纳之 ”，将其安置于漠南沿边诸地，并根据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要求，收集离散部众，分编旗队，推行与内蒙古相同的制度，称为外蒙古。厄鲁特蒙古，元代称卫拉特，明代称瓦剌。瓦剌于元明时期曾与中央朝廷保持领属关系。从十五世纪后期起，瓦剌逐渐形成了四大部落，游牧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和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准噶尔部落的势力日渐强大，在厄鲁特蒙古四大部落中的地位也越发特殊，四出侵掠。因此，朝廷与厄鲁特蒙古的良好关系，由于准噶尔部的四出侵掠而受到干扰。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准噶尔部落出现内哄，部长被其异母之兄杀害。部长在西藏当喇嘛康熙传 ７０的同母弟弟噶尔丹闻讯赶回，声称奉达赖喇嘛之命平息内乱，为兄报仇，借机杀害了异母兄弟和继任部长的侄子，夺得了对准噶尔部落的统治权。噶尔丹是一个雄心勃勃、掠夺成性的人物，他上台后频繁地对临近各部落发动掠夺战争。
康熙是一位新兴的少数民族皇帝，洞悉边疆形势和少数民族情况，因此处理边疆事务的本领较历代汉族皇帝略高一筹。他继承祖、父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将归附的各部蒙古依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对内藩蒙古和外藩蒙古，及外藩蒙古是否推行盟旗制的，做到区别对待。当时的厄鲁特蒙古虽然已归属清朝，与朝廷关系比较密切，但尚未推行盟旗制，所以仍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推行原有的法律制度，对他们的内部事务不加干涉，尊重本族人民自己的选择。本着这一原则，康熙批准噶尔丹的申请，允许其如其兄旧例，“照常遣使进贡 ”，确认他在准噶尔部的领导地位。当噶尔丹攻破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的其他部落，向朝廷进贡缴获的弓箭等物品时，康熙则拒绝收纳，以此表示有所保留的态度，但他仍将这些看成是厄鲁特蒙古的内部事务，坚持冷静观察，慎重对待。
因此说，康熙虽然不赞成噶尔丹对相邻部落的武力兼并，但也没有认定他是对朝廷的反叛，而是将其看成是边疆地区的民族纷争，尊重当地人民自己的选康熙传 ７１择，未妄加干涉。如果噶尔丹推行正确政策，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与拥护，并对朝廷采取友好态度，不难得到朝廷承认，民族之间或同一民族内部的纷争也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必诉诸武力。然而噶尔丹未能对被兼并的各部落进行有效的管理，“人心不一”，对逃出之民众无力进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在攻占了西北地区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利用喀尔喀蒙古内部左右翼之间的矛盾，将其吞并。
康熙皇帝主张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纠纷在朝廷的主持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避免兵戎相见。但是噶尔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与朝廷的矛盾逐渐激化，康熙帝不得不对其采取一些限制和约束措施。一是限制噶尔丹的贡使人数。因发现噶尔丹贡使人数越来越多，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沿途肆行抢夺人口、财物、牲畜，践踏田禾。贡使人数多少，对于少数民族头人来说，不仅关系经济利益，也是政治地位的象征。限制噶尔丹贡使人数，即意味着限制其政治上的自我膨胀，仅承认其为准噶尔部首领。其次，收留安插逃来甘肃的厄鲁特蒙古其他部落的头领。再次，调解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的矛盾，扼制噶尔丹的入侵。
噶尔丹见喀尔喀蒙古两翼和好有望，便气急败坏康熙传 ７２地由暗中策划转为公开出兵干涉。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九月，噶尔丹率兵３万占领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部，挑起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之间的战争。噶尔丹便以此为口实，于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初，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诸部。
噶尔丹出兵喀尔喀蒙古的时间，正好和俄军在贝加尔湖以东镇压蒙古人民抗俄斗争的行动相配合。他从背后袭击正包围俄军的喀尔喀蒙古军，使喀尔喀蒙古军腹背受敌，实际支持了俄军的侵略行径，逼得喀尔喀蒙古部落向南迁逃。喀尔喀蒙古本为清朝属藩，遇到困难理应救助，康熙于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四月宣称 ：“朕统御天下，来归之人若不收抚，谁抚之乎？故受而安插于汛界之外；其穷困人民赈以米粮，而严责其兴戎之罪…… 。”
噶尔丹却不肯就此罢休，于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五月，开始了新的挑衅活动。他以攻伐仇人喀尔喀蒙古为名，率军２万余人，循索约尔济河南下，进入了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内，肆行杀戮、抢掠。
康熙皇帝得知噶尔丹悍然侵入内蒙的消息，曾经决定亲自出征。他于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六月二十二日谕兵部 ：“噶尔丹追喀尔喀，已入汛界，朕将亲统视师 ”，“于初六日启行”。后来，他考虑到自己亲自出征声势浩大，容易将敌人吓跑，便改由皇兄、皇康熙传 ７３子出面，借口前去与其谈判，便于稳定敌人，将其全歼。
七月初二日，康熙帝任命皇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褆副之，出古北口；皇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七月六日，福全等奉命从京师出发，康熙帝赐诗一首，表达了他对皇兄及皇长子的重托和希望。
康熙虽然没有亲征，但并没有安坐后方，在福全等出发几天之后，于七月十四日以“巡幸边塞”为名，启程北上，试图进至临近前线，对即将爆发的反击战起到实际的指挥与决策作用。可是事与愿违，康熙帝十八日刚出古北口便“圣躬违和”。 但他仍带病坚持前进， 于二十日到达距福全仅３００里的博洛和屯（今河北隆化），立即整饬驿站， 建立了直达军前的通讯系统，有意在此掌握军情，指挥前线战事。但因过度劳累，二十二日夜里病情突然加重，“身热心烦，彻夜未眠”。 诸大臣、侍卫惶惧不安，一再恳请圣驾回銮。康熙帝不得不同意“暂且回銮”。 但心情十分痛苦，流着泪对随从诸臣、侍卫说 ：“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亲灭此贼，甚为可恨 。”康熙帝回京，将指挥全权委托给皇兄与皇长子。皇弟恭亲王一路兵马，康熙传 ７４也“听大将军调用”。
大兵出发后，康熙曾担心噶尔丹闻讯潜逃，指示福全“往复遣使以羁之”。 谁知噶尔丹已忘乎所以，并不以闯入汛界为非。当他得知清廷调动和集结大批军队之后，无所畏惧，并引兵内进，逐步南下，于二十七日至克什克腾旗南境，沿萨里克河至乌兰滚地方，并抢先占据其主峰乌兰布通峰，距离同日到达吐力埂河的清军仅３０里。噶尔丹倚仗有利地形，反客为主，“觅山林深处，倚险结营”。 临战，布阵于山岗，以骆驼万千头构筑工事，先将骆驼捆住四脚，使之卧于地上，背上加上箱垛，盖上浸过水的毛毡，排列如栅，士兵于栅隙处瞄准放箭、放枪，做到攻守两利。
福全经过３天认真准备，于八月初一日黎明，各队按秩序向乌兰布通主峰进发。下午一时许临近敌人，隔河而布阵，以火器为前列，径攻中坚。开始时，地形条件对清军十分不利，噶尔丹军队居高临下，且在林中隐蔽，清军面临泥淖，隔河仰攻，暴露无遗，战斗极为艰难。清军伤亡人数很多。清军炮火齐发，继续强攻，终于在下午七八时击毁驼城，断敌阵一分为二，敌人惊溃不支。清军乘势进攻，遂破敌人的战垒。噶尔丹乘夜“旋奔高山顶，遁入险恶处”。 清军以昏夜地险，收兵徐退，驻兵山周围，仍对噶尔丹形成围困之势。
康熙传 ７５
康熙于回京途中八月三日行至石匣，接到福全的奏疏，得知首战告捷，“不胜欣悦 ”， 但十分担心诸王大臣等滋生怯战和麻痹情绪，使征剿半途而废，遂降谕重申务必全歼敌人的意图。然而福全不等皇帝谕旨，竟于八月二日以“使我将士暂息”为名，放缓对乌兰布通山的围攻，八月四日又接受噶尔丹所提“休征罢战”的要求，下令各路军队一律停止进击，并给噶尔丹开了安全通行证。噶尔丹见清军停止战斗，乘隙连夜逃走。康熙帝降旨斥福全贻误战机，但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