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30年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我们好几代的先辈曾经为建设一个富裕、*、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虽然过去屡经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然而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不寻常的一次会议，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特别重要，因为它实现了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从国内情况看，第一，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当时真理的标准讨论是耀邦同志组织的。原来是在南京大学胡福明和中央党校孙长江两位教授的文章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11日在《光明日报》又以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新华社当天就在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了讨论的热潮。5月17日，一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领导指责说，这篇文章“思想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组织上是砍旗的”。所以这给耀邦同志很大的压力。后来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了，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个文章，后来听说不同意见，我看了一下。看了以后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主义的，现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8-31页。]。
第二，*了冤假错案，端正了组织路线。耀邦同志后来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准备了大量的材料，在中央开会的时候给大量的干部*。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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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上的左倾路线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停顿状态。拿农业来说，万里同志当时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当第一书记的时候，安徽省28万个生产队中能够维持温饱的只有10%，6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2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只有25元。安徽省是农业大省，但为什么出去要饭的人最多？非正常死亡300多万人。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不肃清左的问题，农业永远不能翻身。安徽的小岗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解决了温饱问题，出去要饭的人也回家了。民间流传说“要吃米，找万里”。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国际上兴起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停留在阶级斗争，经济没有发展，而且到了非常困难的边缘。台湾的朋友说，你们搞*的时候我们在搞建设，所以台湾变成了“四小龙”之一。现在反过来了，你们在搞改革开放，我们在搞“*”了。因此台湾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竞争力大大下降了。人民得不到实惠，*下台是必然的。
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三个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过去搞计划经济，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的劳动跟自己的收入没有关系，所以农民说，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给谁插的，最后这一棵才是给自己插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解决了这个问题，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还是原来的那套体制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有以下几个弊病：
一、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和活力，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二、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为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了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由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由冶金部管，结果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部门之间缺乏联系，扯皮很多，“九龙”治水，对权力抓住不放，而对责任往往一推了之，这种权利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弊病很突出。
三、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四、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好干坏一个样，形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以上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曾经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他说，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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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其中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原来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08页。]
这一论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实早期在理论界争议是比较多的。人们对于原来计划经济的弊病早有认识，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却不清楚。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又乱，一乱又统”的恶性循环。只是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我在1956年就提出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的建议，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发表了，当时认为这种体制不行，造成了官僚主义，限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计划经济部门怎么管理呢？一个是靠开会，一个是发文件。那时已经出现“跑部前进”了，企业缺电要找部里；缺煤了，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人了，也要找部里。因为企业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部门管理下的车间。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没有自主权。当时认识到这种体制是不行的，但是不知道改革的方向。当时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列宁起初也坚持这个观点，后来遇到了困难，他就实行了包含商品经济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但只是作为暂时的政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处于僵化状态，有的地方甚至在理论上出现倒退，把商品经济完全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所以在实践当中，限制、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突破，理论上怎么突破？要解放思想。我记得当时首先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的是广东一位叫卓炯的经济学家。1979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商品经济的意见，还有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改革小组也提出类似的意见。这些见解没有被中央采纳，没有进入到中央的决策，但是这些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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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个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原因就在于党中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酝酿，先后找有关部门、有关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起草小组在第五稿的时候把草稿发到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个部门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说当时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以及26个大企业的负责同志共约1500人，认真讨论了征求意见稿，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同时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什么重大突破和创新呢？过去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这一概念，这很不容易，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在稿子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我们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那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这是我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包括广东，就是因为先搞了商品经济，才有了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好过。所以可以这样总结，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是，我的意见提出来以后，起草小组就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是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第二，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越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指导。但是当时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后来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于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大家一讨论，思想都比较解放，意见很一致，认为“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另外，我们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法问题。为什么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呢？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两个东西不对称的。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么计划与市场。我们把讨论的结果给中央写了报告，时任总理的*阅后批示给起草小组，并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因此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上去。但是当时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们在理解上却不同，有人侧重于“有计划”，是有商品的计划，有人说重点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争论还没有停止。
关于计划与市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了近100年，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什么是市场？我曾经在多种场合讲到，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出现了市场，它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它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为市”的提法。一个地方有了市场，就会繁荣起来，城堡加市场，就出现了“城市”。资本主义国家叫“城市”，社会主义国家也叫“城市”，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叫“城计”，也即“城市加计划”。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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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心中没数。所以中央专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起草这个《决定》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当时一起参加的有郑新立、张卓元同志，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小组。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怕“资本”和“资本主义”相联系了，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资金利用”、“资金周转”，不能提资本。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为了使我的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我曾分别征求薄老和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很积极。薄老的回复是，“尚全同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在目前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或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劳动力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同意你的五点论述，但我觉得目前不必多争论，多看几年自然而然（或顺理成章）的解决。”李岚清同志的回复是：“我原则赞成这个意见，但劳动力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劳动力市场应为广义的概念，应包括脑力劳动，因此，提法上还值得推敲。”后来中央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有幸列席参加了，我当时心血来潮发了言，我说：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不是把劳动者去作交换。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因此反映他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必须使要素进入市场，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说过：你们的汽车司机服务态度不够好。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给仆人服务呢？所以心态不平衡。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的是局部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总书记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组的*同志，我有点内疚，我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但莫名其妙我发了一个言。家宝同志很敏锐，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家宝同志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上去做了很大努力。起草小组要讨论，他说：不要讨论了，这是中央决策的问题。他怕一讨论就七嘴八舌的又报不上去了。后来他把我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总书记，*同志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把劳动力市场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是2003年10月*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中央及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这个《决定》有几个创新点：第一，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二，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原来在重要力量后面还有“和生力军”四个字，后来我提出来“重要力量”就可以了，“生力军”就可以不写了，因为有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了主力军了。例如就业问题，五分之四是靠非公有制经济解决的，最后就把“生力军”删去了。第四，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五，最重要的是，《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论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以民为本”还是提“以人为本”，起草小组作过认真的讨论。我赞成提“以民为本”，因为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人共和国”。毛主席提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同志的“*”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锦涛同志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都讲的是民。所以我主张提“以民为本”。当时家宝同志反应很敏捷，立即用了一句古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会上，郑必坚同志提出“以民为本”带有政治的内容，因为有些不是“民”，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以人为本”。最后中央文件上用了“以人为本”。
以上回顾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决定。*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十三大我没有参加起草，但是有一个建议，登在1987年8月20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简报上，题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用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简报上批了“送总理参阅”几个字。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现在看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国家体改委有一个委员考察了匈牙利回来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指令性计划怎么能取消呢？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上到这么高的纲来批判。我在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了匈牙利，为什么带那么多人去考察呢？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派人，地方派人，企业派人，到处派人去考察，匈牙利这个小国有点应接不暇了，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大家都重复地去考察，问的问题也差不多，考察的资料由各单位分别封锁起来，别人不能分享。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做深入的考察，要弄清匈牙利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革，哪些改革成功了，哪些改革不成功，有什么经验教训？而且在考察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通过使馆用密电发回来，分发中央各有关领导。后来把考察的结果汇编成册，书名叫《艰难的探索》，资料大家可以共享。在考察中我问了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说：“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4%，但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我又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见了我，让我到两个大学发表演讲。捷克这个国家本来“拔佳”皮鞋是名牌，解放以前上海有这种名牌的皮鞋。但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没有名牌了，因为计划部门根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口一千六百万人，计划部门按每人两双皮鞋作计划，总共三千二百万做皮鞋，然后把计划指标分到各皮鞋厂。计划执行结果，生产出来的皮鞋往往人家不要，而人家要的却没有生产，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又大量短缺。为什么？因为皮鞋这样的东西需要是个性化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城里人跟农村人不一样，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不一样，大人跟小孩不一样，你千篇一律一人按两双来做计划，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他们都明白过来了，很自然地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我们还在争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未来30年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60年（25）
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我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创新，创新点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过去讲是方针，但十五大报告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跟初级阶段相联系，就是一个长期不能随意改变的制度。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能多样化。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讲是有益的补充。第四，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我讲过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另外一种是国有的在每个企业只占20%。哪一种模式的控制力强？我认为是后一种控制力强，因为前者控制一个企业，后者控制五个企业。第五，提出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在讨论十五大报告时，内地的一些代表提出，“我们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沿海的高得多，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如沿海快？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如沿海快？”过去认为，搞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越好。第六，各类企业都是同等竞争，一视同仁。
另外，十五大也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部分由另外两位同志负责起草。我提出“这一部分怎么没有把‘自由'和‘*'写进去？”他们说：“没地方了。”后来起草小组开大会的时候我发了言，我说：“我建议要把“自由”和“*”写到十五大报告中去。”我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宪法》上讲到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第三，*、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同志的赞同。所以他亲自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大家记得，2007年开两会的时候*在回答记者说，*、法制、自由、*、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重要观点。权力没有制衡必然要*，这点大家有共识。但怎么样制衡，建立什么样的机制？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次十七大里头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既要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制衡。过去，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理直气壮写到中央文件上了，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以上是我参与中央一些重大《决定》过程中的体会。总结起来，三十年改革开放有什么特点呢？我体会最深的有四点：
第一，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主义。”“事实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来之于改革开放，来之于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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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同志和他的理论起了关键的作用。例如，当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回潮时，*同志大声疾呼：“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这是*南巡讲话中份量最重的一句话。中央将*在视察南方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此句话改为：“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59-460页
]小平同志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是通过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从上而下来推动的。同时，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自下而上逐步推开的。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在改革过程当中逐步明确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使人民富裕起来。所以，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应由人民来分享。
第四，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围绕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我去年到了一次越南。发现有两条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了：第一，总书记是差额选举的；第二，去年召开的越共十大，开会之前两个月把十大的报告就发给全民讨论，让老百姓来参与。我在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开始阶段，曾建议，我们是否可发布个信息，十五大要讨论什么问题，搞一个网站，让大家来献计献策，不是把报告发给人家讨论。当时徐匡迪市长也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他很赞同，表示先搞党内的*。匈牙利取消指令性计划也没有先问一下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他们觉得不行就取消了。我们要先问一下姓“资”姓“社”，标准是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过没有。例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找典型著作上有没有？幸好，*对股份制有过论述，所以就有了勇气去推行。反过来看，假如老祖宗没有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的要求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曾经历过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猪养鸡，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农贸市场，更不准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因为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不管社会主义为了什么？朝鲜现在也要想搞改革开放，允许农民养猪养鸡，但时至今日还不能养牛，为什么？因为牛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这些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我们过去也经历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都很深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三个转变与中国改革（1）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一、转变发展方式是“后危机”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举措。
199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这一建议里，提出要实行两个转变——实行经济体制转变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变化虽然只有两个字，可它的内涵大大地扩展了。原来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发展方式转变，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扩大到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到生产要素结构这三个领域。
需求结构转变，是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发展，增强消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第二个转变就是供给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增长，就是过度依赖工业的增长，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个转变是要素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强化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这三个转变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指导经济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深刻。
抓住三个改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就能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后，我们各个方面又开始积极行动起来，2009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战略任务更加紧迫了。
如果危机之前我们说还可以混点日子，那么危机来了之后，我们的出口大幅度下降。2009年增长幅度下降19%-20%。下降这么多，相当于我们整个GDP的13%左右的总需求没有了。因为在这之前的五六年，我们的出口平均每年增长20%，现在一下子下降20%，上下波动就是40%，出口波动40%，总需求的13%就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如果没有内需的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马上下降2%-3%。到那个时候就业的矛盾更突出，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面临更大挑战。所以在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专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问题展开来讲，把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出来。
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是2010年继续保持企稳向好的良好发展势头的需求，也是“十二五”、“十三五”今后10年、20年乃至30年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没有经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难保持前30年的速度。
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的改革。
第一个转变是调整需求结构，要扩大消费。要扩大消费就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尽快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体系结构，中间大两头小。在现在收入分配体系里，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太大，差了三倍多。单就城市或者单就农村来讲，这个经济系数并不是很高，但是城乡统算这个经济系数，可以说已经大到一个收入分配很不平衡的国家的范围。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三个转变与中国改革（2）
现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六项制度——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等等，这样让农民也能够分享第二、三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收入。
还有一个差距是行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垄断导致机会不均等。与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垄断性行业，使得民营资金和社会资金进不去，他们靠垄断获得高额收入。例如，金融领域就是这样，中央文件一再呼吁，要允许社会资金进入到金融领域，兴办各种所有制的各类金融机构，但是始终在协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进展。
还有其他一些垄断领域也都是收入明显偏高。现在要打破垄断，使各个行业职工的收入大体能够均等。
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非常迫切，还有一个是重点领域是社会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这个概念，社会体制改革就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公共事业等等这些领域的改革。
这些改革现在在推进。医疗社会体制改革，现在已经出台了，并且正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现在正在抓紧制定方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我们有了方案。现在我们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整体上是由于社会领域的改革滞后，这些改革滞后就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
现在在许多个人消费领域，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但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基本上是处于供不应求。我们教育、医疗保险、公共交通、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境治理等等，整体上依然供给不足。供给不足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制约了社会资金的进入，社会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难度要大。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就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了。但是社会体制改革不行，公共服务具有社会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属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行业里面不同的企业，它可能有的是从事公益性服务，有的是从事经营性服务，所以这个社会领域要更复杂。
我们从事社会改革研究的力量、研究的深度，以及我们下的功夫，相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要差得远，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所有十几个，而从事社会方面的研究所只有一个。所以我建议原来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人，能不能花点精力，把我们的研究放在社会改革领域，对社会领域的改革提出一些方案。例如，住房制度改革，住房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是拉动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商品。要通过社会体制的改革，把社会资金引入到社会事业发展领域，改变社会产品，包括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是今后若干年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任务。
所以通过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的建立，来推动社会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
三、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第二个转变，就要加快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工商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二个转变重点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到目前为止，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40%，就业比例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这两个比例都太低。为什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始终没有突破？最近我们分析原因，结论还是体制的障碍。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三个转变与中国改革（3）
第三产业经营规模小，大量都是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这类企业税收比较重。第三产业用电、用水的价格比工业贵。另外就是税赋重，小企业刚要开张，一下子收那么多税，就开完了。这些都是体制问题导致的。
怎么在体制上调整为第三产业发展、为创业创造好的环境？比如税收三减两免，等企业做强做大了再收。比如行政管理收费，最近做了一个调查，沿海民营经济发展得好，发展沿海地区行政收费占财政收入比中西部要低得多。我们中西部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行政收费要占财政很大的部分，而财政很大部分就是从中小企业收费起来的。他摆的小摊，本小利薄，你一收费他就做不下去了。而在印度满大街都是小商店，国家不让大商场干，这块利益丰富，要留给老百姓，让他们就业、让他们生活。而我们恰恰把这块抠得很紧。
不同的地方不同政策造成不同的效益。在浙江有3000多万人，有400多万个企业。我最近调查中部地区，像湖南、湖北、山西，一百万个企业都不到，虽然他们的人口比浙江多，但经济主体少。最近湖北省政府给当地工商局的一个批示，说得非常好——工商局的本事不是体现在你们怎么能够管得严、管得狠，而是能够把湖北省的市场主体发展好。这是说到要害了。实践证明，工商管理上稍稍松一松，比如企业注册登记，原来规定注册资金是10万元，现在不要那么多，并且开始时可以少一点，在今后经营当中，逐渐增加注册资金。单就这一条，新办企业的数量就会迅速增加。
如果银行降息或者出台一些税收减免政策，那么中部地区这些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会大量增加起来。三五年之后，中部地区的经济活力就会大大地增长。
工商行政管理要改革，金融体制也要改革。小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可能就是几万、几十万，它需要的贷款数量也是很小的规模，但是没有给人它贷款。现有的银行，基本上是盯着大企业、大项目，因为这些贷款项目，大都是几亿、几十亿元，他们感兴趣。如果小企业一个几万、几十万的贷款，银行投入的力量，跟几亿、几十亿的贷款一样，信贷成本太高。所以我们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没有专门给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民贷款的金融服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通过调查将这类服务称为草根金融体系，中国没有草根金融体系。服务于“草根”的金融体系一旦发展起来，将为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增加和发展起到奇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退休后，就搞小额贷款。现在发放额度好几个亿，没有一个坏账的，不良资产率是零。德国的一个机构看了后，说他办的这个小额贷款，比孟加拉尤努斯要好得多，尤努斯小额贷款利率是20%，我们只有10%。他就是根据银行贷款成本和经营成本，将利率确定在10%左右。他雇了几千人从事这项工作。
没有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我们的第三产业起不来。再过十年可能还是这个样，所以要从体制上找原因，把我们第三产业搞得快一点，这个意义太大了。*在资本论讲，说资本主义丧钟要敲响，因为现代化工业化会排挤劳动力，就会存在一个失业大军。这个失业大军没有事干，就会敲响资本主义丧钟。为什么丧钟没有敲响？因为这些被机器排挤下来的人跑到第三产业去了。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员的80%，而我们现在才仅仅34%，比例实在太低。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我们多下功夫研究，怎么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三个转变与中国改革（4）
四、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第三个转变，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
在科技体制，我们制定了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各个部门提出了70多项鼓励创新的政策。最近全国政协专门对各个部门出台70多项政策实施的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的情况有喜有忧。一方面企业的投入、各级政府的投入大幅度增加，最近增长20%，但是另一方面看，企业通过科技进步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上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央企，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建立鼓励自主研发这样一个机制。对央企的考核，重点是考核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当年的实行利润，光有这些指标还不够。考核资产保持增值，现在光看有形资产，不看无形资产。企业有研发投入，形成了技术成果，没有人去评价，技术成果不计入企业资产考核的范围评价内。所以我这个厂长在任时，投入了研发，产生了成果。在我的任期内可能表现为风险的增长、奖金和收入的减少。等到这些成果产业化挣到钱，业绩却表现在我的下一任，十年八年以后。所以这种考核机制助长了企业经营决策的短期行为。中国为国企改革花了很大成本，几千万人从国企里面转移出来，历史包袱花几万亿元资金剥离转移出来成立的大公司，现在还没有处理完。
现在国企日子好过，利润大幅度增加，情况非常好。如果央企在自主创新这一关过不去,央企不能在自主创新上投入，像华为那样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也可能十年八年以后，央企要第二次脱困。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远没有结束。比如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研发投入产生技术成果评价，也列入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鼓励央企，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增加资产的科技含量。如果央企都能像华为那样，那么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创新性国家战略就能落到实处。过去央企没有钱，现在有钱，就要看怎么建立这个考核机制。
另外要建立、鼓励自主创新的风险投资体制。像深圳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以创新来带动发展的机制。深圳就是由市政府出资，办了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和一个贷款担保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支持企业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现在深圳成长起来的企业，90%以上都获得过这两个公司的支持。像华为，期间有几次都快完蛋了，是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把它扶持起来。华为公司在别的地方成长不起来，就是因为深圳有这样的环境才发展起来。深圳有这样一大批像华为那样的公司，就是因为深圳有这样的环境才发展起来。
如果其他的城市都能像深圳这样，形成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那么才能造就一大批像深圳华为那样的创新型企业。
另外，教育结构的调整要加紧进行，去年我们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24%。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有人说是因为我们大学的招生太多了。我们看看周边国家，日本大学入学率有70-80%，韩国达到50-60%，我们才24%。我们要跟日本、韩国比。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结构如何适应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根据社会市场人才需求来调整教育结构，并形成一个体制机制。现在高校有的专业，十几年培养的人都不从事这个专业，但它还照样招生。社会急需的人才得不到培养，可是没有相应扩大招生的机制。关键还是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市场需要、专业对口的人才。现在闹技工荒，在深圳一个技工每月可以挣四五千元，但是大学生也就两三千元。喊了多少年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还是没有发展起来。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结构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所以怎样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来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任务非常艰巨。总之，三个转变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看是寄希望予改革。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1）
周瑞金（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
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
从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
首先，是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2）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其次，是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部官员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力量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3）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最后，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
在对中国*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但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20世纪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人民要有信心。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认真对待“国进民退”现象（1）
保育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究竟有无“国进民退”？
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上纲上线，莫衷一是。应当理性分析。客观看，中央大政方针未变，因此可说不存在“国进民退”；但实际生活中这一现象确实大量存在，尤其是每次宏观调控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确实出现“国进民退”现象。谓之局部“现象”，而不是全局和方针比较合适。但如果不重视或不正视这种现象，有可能发展成大趋势，那将是改革的大倒退。这不是杞人忧天。从清末以来，无论是北洋政府时代、民国时代，还是我们党领导的时代，都有“国进民退”的传统。
这些年有哪些现象？
2003年陕北油田事件，2004年铁本事件，2005-2006年民营加油站被收购，2008-2009年民营航空公司被宣布破产清算或被国企合并。
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四万亿政府投资投向国企，“国进”了，相对而言，民企有失落感。在危机冲击下，一些民企孤立无援，不得不破产或被国企兼并。
落实“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过程中，在提高产业集中度、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的旗号下，有些地方不依法办事，不尊重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强行“大吃小”、“国吃民”。本来由企业自己去兼并重组，无论是国企兼并民企，还是民企兼并国企，这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但是权力一搅进去就麻烦了。现在正是由于某些地方政府出面，凭权力支配兼并重组，民营企业没有平等的谈判地位，人家自然就会说这是“国进民退”了。这不应当归结为“中国特色”。
近年来，地方政府出现了“傍央企”现象，直接间接挤占了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据有关报道归纳，地方政府招央企、引央资，总额达到万亿，仅安徽一省就招央商央资万亿元。
政府投资和银行借贷向国企倾斜，民企贷款更难。
上述现象使部分民企看到的是政府帮国企，他们很失落，很无奈。看不到市场预期，投资愿望降低。2009年，民企数量虽有增加（超过700万户），但投资增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低的。更有部分民企不投实业转投资产（炒股、炒房），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境外，在境外置业。
为何认真对待？
不能满足于“大政方针未变”这句原则话，必须认真分析深层次原因。
国企、国资的定位要进一步明确。1999年*第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调整国有经济战略的决定有一个定位：“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个定位虽然比过去无所不在有了大进步，但仍失之原则笼统，没有具体的目录。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一种存在形式，它的本质是提供公共产品，为全体国民服务。何谓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何谓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应当进一步细分。绝大多数行业是应当允许民企进入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难道只有国企垄断才安全么？至于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更应该具体化。2006年，国资委把“自然垄断行业”修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由此引发煤矿行业的“国进民退”。当前央企恶炒地皮、争抢“地王”，算哪类哪行业？事实证明，这些年国企国资该进的没有进够，如公路等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和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该退的没有退够，比如一般竞争性行业，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认真对待“国进民退”现象（2）
除了定位需进一步明确之外，国企还要列入各级预算。央企应列入中央预算，地方国企应列入地方预算，接受各级人大监督，向各级人大报告经营状况。否则，容易变成内部人控制的特殊利益集团。国企除了交税之外，还得向所有者上交利润，让全体公民分享其红利（如划转为社保基金）；垄断行业的利润要用于补贴公共支出，还得上交资源和土地的租金，不能无偿占用国家资源。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本质上是全民保障性资产，应该成为全国保障体系资金的来源，而不能由他们在行业内独享。清末以来国有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的教训应当记取。
要给民（私）企业定性定位。十五大以来，对非公经济的政策逐步宽松。十五大确定了基本经济制度。私企从体制外的“补充”进入体制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十六大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给私企业主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十七大重申平等竞争、平等保护。2005年非公经济36条，2009年中小企业29条，都强调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但这些年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实现“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公有制崇拜和对私有制的歧视、恐惧，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人甚至还重弹“国企是共产党执政基础”的老调，言外之意，私企是异己力量；有人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针对民企发展快和贡献大的比例，重提“阶级斗争”，把民企当作“新生资产阶级”。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给民企真正定性定位。我们还是囿于传统观念和某些教条的束缚，在本质属性之外绕来绕去，骨子里仍然把民营经济视为异类，视为异己。现在，是到了该为民企真正定性定位的时候了——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民（私）营企业，其本质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民营经济的实质是人民经济。它与国有经济一道，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限制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发展经济的道理呢？把“*”思想贯彻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执政党不能再沿用革命党在夺取政权前所用的理论了。这方面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重复“刻舟求剑”的愚昧了。
“放宽市场准入”的提法要改，代之以“非禁即准入”。“放宽市场准入”比过去“收紧”是一大进步，但仍然是权力配置资源的思路，是“人治”的思路。谁放宽？自然是政府放宽。今天放宽，明天就可以收紧；这里“放宽”，那里就可能“收紧”，反正是权力说了算。非公经济36条要求各垄断行业向民企放宽，结果有谁放宽了？直到现在，36条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制定出，其原因就是该放宽者不愿放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强调法治。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哪些领域、哪些行业是禁止民（私）营企业进入的；除了禁止的，就是可以进入的。真正解决“国进民退”现象，这一条最管用。
法律上禁止不禁止是一回事，够不够条件进入又是另一回事。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进入门槛。门槛设多高，由谁设，也要坚持*与法制的市场经济原则。不能光听国有企业或垄断企业的，政府有关部门要坚持开门立规，听取相关行业协会、行业商会的意见。同样，产业规划行业规划的制定，也要广泛听取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不能闭门造事，更不能量着国企身高定尺寸。总之，应当给民企以话语权。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1）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改革的基本判断
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改革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地方分权，四是开放国际化。
我在2009年就有一个判断——经济改革，在经济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说经济改革之路还很长。我同意，但我仍然认为是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方向性的问题，而未来改革主要是技术性问题，比如国有股如何减持等，我想不需要开党的大会讨论，悄悄地就可以完成。过去一年里，大家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叫“国进民退”，逆转了过去许多年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如果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应该降到10%以内，而现在是35%。10%是什么概念？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主政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英国国有企业所占GDP的比重。现在来看，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10%左右，这将是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在这一轮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可能再过几年形成一些国有企业新的不良债务。所以可能需要新一轮的债务重组，就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也会带来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社会体制改革，政府将在医疗、社保、教育等等领域的支出非常庞大。未来正常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这些成本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国有股份的转卖、变卖和套现，这样才能够对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我比较乐观，就是在未来30年，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将会降到10%以内。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等进行正规的讨论，就可以技术性地解决。
未来30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发起改革起，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迈得相对比较小，我想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化之前？我们首先一定要厘定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是政府做的？许多人对*化有误解，好像*就可以解决像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办法，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问题最好不用*，因为*是政治体制下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而已。什么是市场方式，什么是*方式？打一个比方，好比我们在座的人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每个人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这是市场化。*就是大家先投票，确定一个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才能吃什么，这是*。因此，*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它必然会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并且损失效率。
而要继续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人们就憧憬政治*化，觉得*化可以给人们带来理想的效果，原本个人通过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堆到政府身上。人们就将希望寄托在*化上，改革政府的效能。历史来看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它都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我们知道，印度就是典型的*化走在市场化前面。而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化前面，就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如果政府占有的资源太多，*化政治连*问题都解决不了，像印度就是的*程度非常高的国家。许多*选举的国家都是非常*的国家。他们并没有真正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由政府控制了好多的资源，来搞*化，效果不好。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2）
第二，*化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靠什么？中产阶级。其实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像我买股票若买错了，只影响我一个人。投票，选举某个人领导人，或者决定某一项法律是否通过，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一极是非常富的人，一极是非常穷的人。穷人没有责任心，在选举投票时，很容易被贿赂，受少数人操纵。富人不受这些约束，他自己有钱有权，甚至可以雇用黑社会来做事。所以说，贫富两极的人都不会对社会负更多的责任。而中产阶级这些人一方面足够富有，所以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些人有房、有车，所以不会喜欢社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够富有，不能随便够欺负别人。在所有这些阶层当中，中产阶级是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最强的阶层。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化社会就会变成暴民社会，实际上被少数操纵。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大，*化才可能成为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过程。
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英国的*化当然很早，但是*化是个渐进的过程。英国起初要求有土地的人才能参与选举。没有占有一定土地的人，是不能投票的，而且最初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当然现在搞*化运动，这些东西是不适用的。但我们要思考一些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投票？我们现在搞*化，或者*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的。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只有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表现出足够的责任心，能够对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拥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样让他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让无力承担责任的人投票，结果就肯定出问题。
印度的*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印度有大量的赤贫阶层，中产阶级非常少，所以*化就是被少数人操纵大多数人来进行的。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参会的有各国记者、政治家、学者，与会者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苏联刚崩溃，叶利钦上台，东欧已经开始*化了。与会者都不看好中国改革，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因为当时“*风波”刚过。我对会议的主持人提出，在晚上安排时间探讨一下中国的改革。在当晚的讨论会上，我讲了自己的这些看法。当时有个加拿大记者跟我说，你的话我都记下来，20年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话，我要专门围绕你的讲话再写一篇文章。从1990年到2010年正好20年，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我今年还要找这位记者探讨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画了个类似太极图，来表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关性。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30年比重比较大，到后30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从前30年开始比较小，而后30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改革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3）
精英政治、精英治理怎么能与*化结合起来？中国必须防止*化变成痞子*，变成暴力政治，最后变成专制政治而不是*。为什么中国发展中产阶层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负责任、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投票，导致的都不是精英治理，而是暴民治理。所以中国的政治*化与经济市场化都不能着急，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起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比如选举，我们选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县长，选完了认不认账？这个很重要。如果对选举结果有争议（连美国选总统也有争议），就需要一下权威机构来裁决。如果法院的权威不能树立起来，你说赢了，我不认；我说赢了，你不认，这样的争议就会打起来。如果法院有权威，你们可以有争议，但是法院判决，谁赢就是谁赢了，大家必须得认同。台湾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法院的权威性非常重要。
可是，非常遗憾，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而不是强化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性，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民间的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人们寻求权利保护，当每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你可以诉诸予法院裁决，寻求法律的保护。就像折迁，凭什么拆你我的房子，被拆迁者怎么保护自身的权利？应该由法院判决。但现在许多做法，在弱化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在强化政府部门协调性和政府的权威性，许多个体性事件，不按法律程序处理，就纷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现在看到很多纠纷,都是找政府上访，或者通过政府协调，或者用钱买通来解决，这样早晚会引发大的事件。如果法院以法律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比如拆迁补偿，你可以不服，但是法院按照原则判处后，你就得执行。如果这样，那么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所以我想强调，这个问题没有被政府充分认识到。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冲突的后果，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唯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这点非常重要。
至于下一步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需要很好去探讨，可惜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气氛不太好。无论经济改革、价格改革、产权改革，我们都曾有大的公开的或者私下的探讨，但政治体制这么大的变革，我们没有组建机构去讨论这样的问题。
政治机制改革，说来说去还是停留在口号上，这就比较麻烦。我认为，应该探讨像台湾模式、香港模式等。其实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对未来解决大陆本身很多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通过功能团体选举来逐步过渡，这是保证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这个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特别是以后无论哪一级政府领导人、政府首长的选举，用什么样的程序更合适，这应该可以讨论。我们内部应该认真去研究这样的问题，然后看怎么样能达到保持社会安定，呈现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局面。如果不认同这些问题，最后反倒会显得比较被动。
未来30年，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2040年，中国改革应该基本完成。我借鉴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中国历史有两次真正大的结构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改变，大概有两三百年时间，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之后，整个帝国政治体制就稳定了，之后就是治理的问题了。第二次大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社会，直至现在公民社会的变革，大概需要两百年的时间。如果按两百年计算，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或许是中国200年历史大变革最后的一幕。我们从1840年开始，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在寻找中国转型的出路。最后，*帮我们找到一条经济崛起的好道路。未来30年，我们需要找到在政治上有效变革的道路。
这一话题可能有点太遥远。如果大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则是很近的事，一晃很快就过去了。美国是1776年发生独立战争，到1865年黑奴解放，再经过一百年，到1965年美国黑人才获得选举权，而40多年后美国选出了个黑人总统。最近全球关注的气候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提及的问题。因此，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快。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到2040年，中国第二次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当然中国历史转型基本完成，并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改革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1）
辛鸣（*中央党校教授）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改革是一个神话。亲力亲为的改革推动者们对它情有独钟，社会大众也对其给予了满怀的期望与热忱的支持。
但在近来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来，改革光环渐退，尴尬多多。改革者们“深化改革”的誓言凿凿背后是改革内容的越来越模糊，社会大众“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的呼声却益发清晰。
难道中国社会与社会大众竟然如此的健忘，完全忘却了改革之于中国社会的巨大绩效？回答可能恰恰相反。
30多年来，中国社会似乎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改革本身。其实，改革在改变社会的同时必须也改变自己。
如果说30年来的中国，是改革推动了社会的转型；那么从今以后的中国，则是变化了的社会促使改革的转型。
不忘记改革，但必须直面改革
我们都在追求好的改革，这实在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其实改革只有适宜的改革，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诉求，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对代价的认可与容忍。这样的改革在当时的社会就会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好的改革。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不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至到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登场，其改革理念的着眼点就是承认并鼓励社会成员追求利益，并把这作为改革的动力。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
30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进步及其成果都是对它最好的辩护与论证。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之多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世界舞台上坐三看二的经济总量，将近全球外汇储备一半的2万亿美元，更不用说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实现小康的这一事实。
但以利益为导向的改革，其理念绝非完美，其结果甚至难说正义。
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区位，这是客观事实。但社会成员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必然导致追求利益过程中绩效的不同。*当年特别强调先富起来是要以“劳动和合法经营”。中国社会这些年改革过程中不是没有靠“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个案，但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致富的恐怕更不少。
比如，通过权力获取利益就成为了一种最为通行的方式。
在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社会，权力是追求利益最有效也最强大的手段。于是，握有权力者运用权力获得利益，没有权力者通过接近权力，依附权力，结盟权力从而也获得权力辐射的收益。中国社会改革中出现的民营经济无疑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也最体现市场经济本性的群体，可是“红顶商人”，“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权力寻租行为把他们的这种进步意义给完全淹没了。固然他们是可能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但失去的恐怕更多，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中国社会的改革。
改革初衷是通过激发活力做大蛋糕以使得大家可以多分一点。这种想法不仅当初看一点错也没有，现在来看也很理性甚至很科学。但问题是后来，一些群体发现，无需去费心尽力做大什么，只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在原有的蛋糕上多切一大块，同样很大、甚至更大。于是，当追求利益的行为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利益的侵占，出现一系列悖谬的现象：快速的城市化，出现了“失地农民”，是农民但已经没有了土地；快速的城市建设，造就了“农民工”，已经干的是工人的活，但身份依然是农民；快速的旧城改造，被拆迁户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补偿款在原居住地买不到一半甚至数十分之一的面积。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改革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改革过于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对“权利的保障”。我们不反对一个群体去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但该行为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边界，尤其是不能以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自己的利益渊源。越过这一边界就是不合法，就是不应该，就没有了正义。
这种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初期不严重，一方面是问题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社会进步导致权利意识的凸现也是不争的事实。30年来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大众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技术的进步也为这种权利维护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是，改革的制度安排没有跟得上，或者说改革的深层理念没有及时跟进，没有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行动去保障这些权利。于是出现了社会的冲突。日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等等都是这种社会冲突的不同程度体现。
我们有些同志出于对改革的热爱，为改革辩护，把这些问题称之为是“伴随改革出现的，由于改革不完善、不深化导致的现象。”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当我们把巨大发展成就记在改革功劳簿上的时候，同样也要把代价与成本记录在案。无论巨大的成绩也好，还是触目的代价也罢，都是这样一种改革选择的逻辑必然。
可是，30年来的改革选择虽非完美，却是必然。没有对利益的大胆乃至*裸的追逐，不可能打破当年的死气沉沉，不可能激发出社会大众内在那种已经被压抑太久而不自知的发展欲望。在那时的背景下，不可能坐而论道，去设计什么有百利无一弊的蓝图。很多人把*“摸着石头过河”看作是无奈之举，我更愿意当作是共产党人的无私与无畏。更何况不同时代对于成本与代价的理解不同，我们今天开始不能接受乃至完全不能接受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很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至今天，依然不能忘记改革，更不能去否定改革。
不抛弃改革，但必须改革改革
2010年的中国改革不忘记过去，但也不再能重复昨日的故事。30年的改革带给中国的活力不能湮灭，但需要规范；30年的改革留给中国的财富不能流失，但需要共享。
怎么办？深化改革也好，改革转型也罢，还是改革改革。说法可以不同，指向其实就是一个，2010年及以后的改革必须适应社会的转型进行相应的转型，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激发改革动力。
权利保障，首先要承认权利。社会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必须承认，宪法法律赋予社会公民的权利更是必须认可。我们不能动辄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尤其是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捍卫“要改革”、“要发展”的权利，也要允许一些群体拥有“不改革”、“不发展”的权利。究竟“要改革”、“要发展”好，还是“不改革”、“不发展”好，不要上纲上线，要允许讨论，允许观望。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想堵住人的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妨大大方方地让大家去争辩。这样的讨论还可以让“假改革”、“伪改革”现形，从而让真正的改革赢得认同，赢得实践。
未来30年 第二部分 改革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3）
权利保障，还要能协调权利。抽象谈权利是容易的，但要在实践中切实落实权利却不是容易的。姑且不用说此前一些用强力去压制权利的问题，一些强势群体把自己的欲望、贪婪包装成所谓权利的问题。就是同样都是合理合法的不同权利之间，甚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同一权利的实现方式上，也有一个相互冲突的问题。该保障什么样的权利，该更多倾向哪一个群体的权利，不能靠想当然，更不能无所作为，必须在更高的公共权利的层面上对不同权利作出协调，求得和谐。因为一些在社会上有力量，有技巧的群体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符合整个社会更高公共权利的，但他们往往会比社会上最大多数群体更会争取和更能争取权利。
权利保障，更要去扩展权利。权利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清单也在不断扩展。换句话说，社会越进步公民权利的内容越丰富。改革必须要能在捍卫社会公民既有权利的同时又不断给社会公民拓展新的权利并捍卫之，而不能反过来，以改革的名义去消减权利、漠视权利。
当这样一种改革的理念成为改革选择时，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将出现一种崭新的气象：
经济改革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不会再仅仅停留于一些形似的细枝末节制度设计，而会把重点放在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比如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经济政策不再仅仅盯在保增长上，还要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转变方式上下功夫；经济发展也不再只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更加注重民生实际。
政府改革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不断破题，政府不再是“经济建设型”的政府，再不需要也不鼓励甚至都不允许政府自己赤膊上阵搞经济，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就让市场主体去做吧。政府在适当调节和必要监管之外，把更多精力放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比如，改革就业管理体制，扩大就业；改革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收入占收入分配的比重；改革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生活质量与水平；改革自身建设，增强行政执行力与行政效率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将逐渐深化。
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很密切的相关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与深化，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跟进甚至前行。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的大目标下，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操作定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形式，宪法与法律权威的真正彰显，基层*自治的拓展与纵深等等方面，都将有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进展。
改革转型的可能及实现
对2010年及以后中国改革的这种展望会不会是一厢情愿？会不会只是一种理论的乌托邦？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有三大因素支撑着这一判断：
首先，是改革的自觉。在实践中没有好的改革，但并不等于没有对好的、更好的改革的向往与追求。我们决不要去低估中国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真诚、对信仰的坚定和对中国社会的感情，我们更不要去低估中国社会大众对更好生活、更和谐社会、更科学发展的期待。所有这些加上中国社会对30年来改革的清醒认识与反思，完全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做出新的改革选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大家都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第二，社会的压力。一种行为模式不会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当这种行为模式已经不再管用，不再好用，甚至都不再能用的时候，就是想不退出也是不可能的。当越来越多的被拆迁者甚至不惜以身抵命的时候，这样的城市化还能进行下去吗？当越来越多的开胸验肺举动出现的时候，这样的劳资关系还能持续吗？当越来越多的宝马车成为不道德乃至罪恶符号的时候，这样的财富积累还能存续吗？有的同志担心，一些在既有改革过程中获得超额利益的群体不会甘心放弃既有的改革模式。这是事实。但这些群体固然不甘心，可更不糊涂。两害相权取其轻，一面是超额利益但雷区重重，一面是平均利益但可保平安持续，何去何从用不着我们多嘴他们就会做出正确选择。所以，当既有的改革选择面对社会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力不从心与引火烧身的时候，新的改革选择出现的基础就奠定了。
第三，危机的催化。我们很多同志害怕危机，不愿意面对危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危机可以暴露矛盾，减低一些社会群体的不合理欲望，迫使以新的改革选择来解决问题。回顾历史，中国社会很多的进步是靠一些危机性事件推进的。2003年的非典危机开启了中国政治运行公开透明的序幕，孙志刚事件又促使废止了延续数十年的收容管理条例。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样让我们意识到不仅既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问题，既有的微观层面的体制框架乃至更广、更深层面上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创新与突破。如果把握得当，这场金融危机完全可能成为中国改革转型的催化剂。
最后需要讲的是，改革从对“追求利益”到“权利保障”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否认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其实权利保障是追求利益在更高层面的实现，或者说“权利”就是一种利益，只不过这种利益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