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敢上去干预。乌里亚特逐渐失去了优势；敦坎便冲上去。两人的身体几乎接触到了。乌里亚特的武器在寻找敦坎的脸，突然好像短了一截，因为已经捅进了敦坎的胸部。敦坎躺在草坪上，发出很低的声音说：
“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他眼睛没有闭上，一动不动；我亲眼目睹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
马内科·乌里亚特低头瞅着死者，请求宽恕。他毫不掩饰地抽泣起来。他刚干下的事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我现在知道，他后悔莫及的不是自己的罪行，而是莽撞。
我不想再看了。我期盼的事情已经发生，使我震惊。拉菲努尔后来告诉我，他们好不容易才掰开死者的手指拿掉刀子。他们秘密商谈了一番。决定尽量讲真话，只不过把动刀子的格斗说成是用剑决斗。四个人自愿充当见证人，其中有阿塞瓦尔。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点妥帖；朋友熟人总是能帮忙的。
纸牌和钞票杂乱地散在桃花心木桌于上，谁都不想看，不想碰。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想把这件事告诉哪个朋友，可是又觉得保守秘密比讲出来更让我得意。1929年前后，一次偶然的谈话使我突然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退休的警察局长堂何塞·奥拉韦和我谈起雷迪罗底层社会刀客的故事；他说那种人往往抢先出手，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在波德斯塔①和古铁雷斯②描写的决斗以前，几乎没有正派的决斗。我说我亲眼看到一次，便讲了多年前的那件事。
①波德斯塔（185—1920），阿根廷医师、现实主义小说家。
②古铁雷斯（185—1889），阿根廷作家，著有《胡安·莫雷拉》等描写高乔人生活的小说。
他带着职业的兴趣听完了我的故事，然后说：
“你能肯定乌里亚特和另一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面吗？他们也许有过什么前嫌。”
“不，”我说。“那晚所有的人都清楚，大家都很吃惊。”
奥拉韦慢吞吞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一把护手柄是U字形的匕首。那种匕首有两把是众所周知的：一把是莫雷拉的，另一把是塔帕根的胡安·阿尔马达的。”
我隐约想起了什么事；奥拉韦接着说：
“你还提到一把木柄的刀子，有小树的图形。那种刀于成千上百，但是有一把……”
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说：
“阿塞韦多先生在佩尔加米诺附近有地产。上一个世纪末，那一带有个大名鼎鼎的刀客：胡安·阿尔曼萨。他十四岁就杀过人，此后一直用那样的短刀，据说能给他带来好运。胡安·阿尔曼萨和胡安·阿尔马达结了怨仇，因为人们经常把他们搞混。他们多年来互相寻仇，但从来没有见面。后来，胡安·阿尔曼萨在一次竞选骚乱中死于流弹。在我印象中，另一个病死在拉斯弗洛雷斯的医院里。”
那天下午没有再谈这件事。我们都在思索。
十来个已经去世的人看到了我亲眼看到的情景——长长的刀子捅进一个人的身体，尸体露天横陈——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特并没有杀死敦坎；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两件武器并排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两人——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本人——善于格斗，那晚斗得很激烈。他们在茫茫人世互相寻找了多年，终于在他们的高乔先辈已经成灰的时候找到了对方。人的宿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视时机。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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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穆拉尼亚
多年来，我经常自称是在巴勒莫区长大的。现在我知道那只是文学夸张；实际上，我的家是一道长栅栏另一边的一幢带花园的房子，里面有我父亲和祖辈的藏书室。人们告诉我说，拐角那边才是玩刀子和弹吉他的巴勒莫；1930年，我写了一篇评论郊区诗人卡列戈的文章。不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埃米利奥·特拉帕尼相遇。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学的同桌同学，过了这么多年，我一时认不出他了。罗伯托·戈德尔肯定还记得他。
我们一向不很亲近。时间使我们更加疏远，互不关心。现在我记起是他把当时下层社会的俚语切口解释给我听的。我们没话找话，谈了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提到一个只记得名字的、已经去世的同学。特拉帕尼突然对我说：
“我借到一本你写的关于卡列戈的书。你在书里谈了不少恶棍的事情；博尔赫斯，你说你对恶棍有多少了解？”
他带着近乎惊恐的神情瞅着我。
“我有资料根据，”我回说。
他打断了我的话：
“资料是空话。我不需要什么资料；我熟悉那种人。”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像吐露一个秘密似的对我说：
“我是胡安·穆拉尼亚的外甥。”
上一世纪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间，穆拉尼亚的名气可以说是最大的。特拉帕尼接着说：
“他的老婆弗洛伦蒂娜是我的姨妈。也许你对此有些兴趣。”
他讲话时用了一些修辞学的强调语气和长句子，不由得使我怀疑他不是第一次讲这件事了。
“我母亲始终不愿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亚一起生活；在她眼里，穆拉尼亚是个亡命徒；在我姨妈弗洛伦蒂娜眼里，穆拉尼亚却是实干家。至于我姨夫的归宿，传说很多。有人说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赶车在上校街拐弯时从座位上摔了下来，磕碎了头颅。也有人说他犯了法遭到缉捕，便逃往乌拉圭。我母亲一向看不惯她的姐夫，一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我当时还小，对他毫无印象。
“独立一百周年前后，我们住在拉塞尔街一幢狭长的房子里。房子后门通向圣萨尔瓦多街，老是上着锁。我的姨妈住在顶楼，她年纪大了，有点怪僻。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语不多。她怕风，从不外出，也不喜欢我们进她的房间，我不止一次发现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隐藏起来。街坊们说穆拉尼亚的死或者失踪使她受了刺激。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还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我们住的房子是巴拉加斯一家理发馆的老板卢凯西先生的财产。我母亲是千零活的裁缝，经济拮据。我常听到她和姨妈悄悄谈话，谈的东西我一点不懂，什么司法人员、强制执行、欠租动迁等等。我母亲一筹莫展；姨妈固执地颠来倒去地说：胡安决不会答应那个外国佬把我们赶出去的。她又提起我们已经听得滚瓜烂熟的事情：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人居然怀疑她丈夫的勇气。她丈夫知道后走遍全城去找他，一刀就解决问题，把他扔进了小河。我不知道故事是否真实；重要的是有人说，也有人信。
“我想像自己在塞拉诺街的门洞里栖身，或者沿街乞讨，或者提着篮子叫卖桃子。最后一种情况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因为那一来我就可以不上学了。
“我不知道这种忐忑不安的日子持续了多久。你的已经去世的父亲有一次对我们说，金钱是可以用分或者比索计算的，时间却不能用日子计算，因为比索都是一样的，而每天甚至每一小时都各各不同。他说的话我当时不太懂，但是一直铭记在心。
“一晚，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姨夫胡安一起。我还没有见过他本人，不过我揣测他容貌像印第安人，身体壮实，胡子稀疏，头发却又长又密。我们在乱石和杂草中间朝南面走去，那条满是乱石和杂草的小径好像就是泰晤士街。梦中太阳挂得老高。胡安姨夫穿着黑颜色的衣服。他在一个似乎是关隘栈道的地方站停了脚步。他把手揣在怀里，不像是要掏武器的样子，而像是要把手藏起来。他声调十分悲哀地对我说：我的变化太大了。他慢慢抽出手，我看到的竟是一个鹰爪。我在暗地里叫嚷着惊醒了。
“第二天，我母亲叫我陪她一起去卢凯西的住处。我知道是去求他宽限；把我带去的目的无非是让债主看看我们孤苦无告的模样。她没有告诉姨妈，因为姨妈绝对不会同意她低三下四地去求人。我从没有到过巴拉加斯；我觉得那个地方人多、车多、空地少。我们到了要找的那幢房子的街角上，看到房前有警察和围观的人。一个居民一遍遍地对看热闹的人说，凌晨三点钟左右他被敲门声吵醒，听到开门和有人进去的声音。没有关门的动静；人们清晨发现卢凯西躺在门廊里，衣服没有穿整齐，遍体有刀伤。他独自一人生活；警方没有找到嫌疑人。没有抢劫的迹象。有人说死者眼睛不好，最近几乎瞎了。另一人断定说：‘他劫数到了。’这个结论和说话的口气给我印象很深；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发现凡是有人死去的时候，总有这种说教式的断言。
“守灵的人请我们进去喝咖啡，我便喝了一杯。棺材里装的不是尸体而是一具蜡像。我把这事告诉母亲；一个殡仪员笑了，对我说那具穿黑衣服的蜡像就是卢凯西先生。我着迷似的瞅着。我母亲不得不把我拖开。
“此后几个月里，这件事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当时的罪案率不高；你不难想像，梅勒纳、坎伯纳和西勒特罗之类的案子引起了多少议论。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不动声色的人是弗洛伦蒂娜姨妈。她老年痴呆似的唠叨说：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胡安不会容忍那个外国佬把我们赶到街上去的。’
“一天大雨滂沱。我上不了学，便在家里到处乱转。我爬到顶楼。姨妈合着手坐在那里；我觉得她甚至没有思想。房间里潮味很重。一个角落里放着铁床，床柱上挂着一串念珠；另一个角落有个放衣服的木箱。白粉墙上贴着卡门圣母像。床头柜上有个烛台。
“姨妈眼睛也没抬就对我说：
“‘我知道你来这里干什么。你妈妈叫你来的。是胡安救了我们，她还不明白。’
“‘胡安？’我吃惊地说。‘胡安十年前就死了。’
“‘胡安在这里，’她对我说。‘你想见见吗？’
“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一把匕首。
“她声调柔和地接着说：
“‘你瞧。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抛弃我的。世上没有和他一样的男人。他根本没有给那个外国佬喘气的时间。’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那个可怜的神志不清的女人杀了卢凯西。她受憎恨、疯狂甚至爱情的驱动，从朝南的后门溜出去，深更半夜走街穿巷，终于找到了那所房子，用她瘦骨嶙峋的大手把匕首捅了下去。匕首就是穆拉尼亚，是她仍然崇拜的那个死去的男人。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把这事告诉我母亲。动迁前不久，她去世了。”
特拉帕尼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完了，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那个孤苦伶仃的女人把她的男人、她的老虎，同他留下的残忍的武器混为一谈，我从她的故事里似乎看到了一个象征或者许多象征。胡安·穆拉尼亚是在我所熟悉的街道上行走过的人，是有男人思想感情的男人，他尝过死亡的滋味，后来成了一把匕首，现在是匕首的回忆，明天将是遗忘，普普通通的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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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人
1941年1月14日，玛丽亚·胡斯蒂娜·鲁维奥·德豪雷吉整整一百岁。她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
她的父亲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上校出身于外省庄园主家庭，生在施恩会①教区，在安第斯军里当过上尉，参加了恰卡布科战役，经历了坎恰拉亚达的挫折，曾在马伊普作战，两年后又参加阿雷基帕的战斗②。据说，在阿雷基帕战役前夕，阿塞·奥拉瓦里亚③和他交换了佩剑，互相勉励。著名的塞罗阿尔托战役发生在1823年4月初，由于是在山谷展开的，也称塞罗贝尔梅霍战役。委内瑞拉人总是妒忌我们的荣耀，把这一胜利归功于西蒙·玻利瓦尔将军④，可是公正的观察家，阿根廷的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受骗，知道胜利的桂冠应属于马里亚诺·鲁维奥上校。是他率领一团哥伦比亚轻骑兵，扭转了那场胜负难分的马刀和长矛的战斗，为后来同样著名的阿亚库乔战役作了准备。那次战役他也参加了，并且受了伤。1827年，他在阿尔韦亚尔⑤直接指挥下在伊图扎因戈英勇作战。他虽然和罗萨斯有亲戚关系，却站在拉瓦列⑥一边，在一次他称之为马刀比试的战斗中击溃了游击队。中央集权派失败后，他移居乌拉圭，在那里结了婚。大战⑦期间，他死于奥里韦⑧白党军队围困下的蒙得维的亚。当时他四十四岁，几乎算是老了。他和诗人弗洛伦西奥·巴莱拉是朋友。军事学院的教官们很可能不让他毕业；因为他虽然经历过不少战役，可是从没有参加学院考试。他留下两个女儿，玛丽亚·胡斯蒂娜是小女儿，也是我们要介绍的。
①施恩会，创建于1218年，最初的宗旨是和摩尔人交涉，赎回被俘虏的基督徒。
②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者”圣马丁于1817年1月12日率领安第斯军在智利恰卡布科山麓大败保皇军队，进军圣地亚哥，后在坎恰拉亚达受挫，1818年又取得马伊普之役的胜利，奠定了智利的独立。
③奥拉瓦里亚（1801—1845），阿根廷军人、爱国者。
④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将军、政治家，有“拉丁美洲解放者”之称。
⑤阿尔韦亚尔（1789—1853），阿根廷将军、政治家，曾和圣马丁一起发动1812年十月革命。1827年在伊图扎因戈击败巴西军队。
⑥拉瓦列（1797—1841），阿根廷将军，在圣马丁麾下转战智利和秘鲁。坚决反对独裁者罗萨斯，但最后败在罗萨斯手下。
⑦这里的大战是指乌拉圭总统里韦拉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进行的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52年，以1852年2月3日乌拉圭将军乌尔基萨在卡塞罗斯附近大
⑧奥里韦（1792—1857），乌拉圭将军、政治家，在罗萨斯支持下反对里韦拉，1842至1851年间围困蒙得维的亚。
1853年末，上校的遗孀带了两个女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置下来。她们没能收回被独裁者充公的乡间产业，那些失去的辽阔的土地虽然从未见过，却久久留在记忆中。玛丽亚·胡斯蒂娜十六岁时和贝尔纳多·豪雷吉医师结了婚，贝尔纳多不是军人，却在帕冯和塞佩达①打过仗，黄热病流行期间，他行医染病身亡。他留下一男二女；长子马里亚诺是税务稽查员，想写一部关于他父亲的详细传记，常去国立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但没有完成，也许根本没有动笔。大女儿玛丽亚·埃尔维拉和她的表哥，在财政部工作的萨阿韦德拉，结了婚；二女儿胡利亚嫁给莫利纳里先生，他的姓虽然像意大利人，其实是拉丁文教授，很有学问。我不谈孙子和重孙辈了；读者已经可以想像出这是一个体面然而没落的家庭，具有史诗般的家史和一个在流亡中出生的女儿。
①塞佩达，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峡谷，1859年乌尔基萨率领的军队在此打败米特雷。帕冯，阿根廷圣菲省的一条河流，1861年9月17日，米特雷率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在此附近打败乌尔基萨。
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巴勒莫，离瓜达卢佩教堂不远，据马里亚诺回忆，坐有轨电车时可以望见那里水塘边几间外墙未经粉刷的小砖屋，不像后来那种用镀锌铁皮搭的棚屋那么寒酸；当时的贫困不如现在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贫困那么严重。当时的财富也不像现在这么多。
鲁维奥家住在一个百货商店楼上。楼梯安在一侧，很狭窄；栏杆在右面，通向一个阴暗的门厅，厅里有一个衣架和几把扶手椅。门厅进去是小客厅，里面有些布面的椅子，再进去是饭厅，放着桃花心木的桌椅和一个玻璃柜于。铁皮百叶窗老是关着，光线暗淡。我记得屋里总有一股陈旧的气味。最里面是卧室、卫生间、盥洗室和女佣的房间。家里没有多少书籍，只有一卷安德拉德①的诗集，一本有关上校的评述，书后有手写的补充，一部蒙坦纳和西蒙编的西班牙一美洲词典，当初由于分期付款，并且奉送一个搁词典的小书架，才买下这部词典。他们有一笔老是滞后寄来的退休金，和洛马斯德萨莫拉的一块土地的租金收入，那是以前大量地产中仅存的一小块。
①安德拉德（184—1882），阿根廷诗人，创办了几家报纸，并参加政治活动。
在我故事所叙说的时期，老夫人和寡居的胡利亚以及她的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她仍旧痛恨阿蒂加斯①、罗萨斯和乌尔基萨；第一次欧洲战争使她痛恨那些她知之甚少的德国人，对她说来，那次战争同1890年的革命和塞罗阿尔托的冲锋一般模糊。1932年以后的印象逐渐淡忘；常用的比喻是最好的，因为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当然，她信奉天主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信奉三位一体的上帝和灵魂不朽之说。她两手数着念珠，喃喃念着她不太明白其中意义的祷告词。她习惯于过圣诞节，不过复活节和主显节；习惯于喝茶水，不喝马黛。对她来说，新教、犹太教、共济会、异端邪说、无神论等等都是同义同，不说明任何问题。她像父辈们那样从不用“西班牙人”一词，而用“哥特人”②。1910年，她不相信来访的西班牙公主谈吐居然出乎意料地像西班牙移民，而不像阿根廷贵妇人。这个让人困惑的消息是她女婿丧礼时一个有钱的亲戚告诉她的，此人平时从不登门，有关她的新闻在报纸社交栏里经常可以看到。豪雷吉夫人喜欢用老地名；她平时提到的是艺术街、寺院街、平治街、慈悲街、南长街、北长街、公园广场、前门广场。家里人助长了她这些脱口而出的老话，他们不说乌拉圭人而说东岸人。老夫人从不出门；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在起变化，在扩展。最早的印象是最生动的；在老夫人心目中，家门外的城市还是早在他们不得不迁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样。那时候，牛拉的大车在六月十一日广场歇脚，巴拉加斯别墅区散发着凋谢的紫罗兰芳香。我近来梦见的都是死去的亲友，她最近常说这种话。她并不笨，但据我所知，她从未享受过知性的乐趣；她有的先是记忆，后是遗忘的乐趣。她一向很宽容。我记得她安详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样。谁知道这个曾经很漂亮的、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妇人有过什么人一般的激情呢？她喜爱那些同她相似的、无声无息地生存的花草，在屋里养了几盆秋海棠，有时抚弄她已看不清的叶子。1929年后，她变糊涂了，用同样的词句，按同样的顺序，像念天主经似的讲过去的事情，我怀疑那些事情已经和印象对不上号了。她对食物也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给她什么就吃什么。总之，她自个儿过得很滋润。
①阿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将军，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张联邦制，反对中央集权。
②哥特人，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对西班牙人的蔑称。
据说，睡眠是我们最神秘的行为。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睡眠，却对它缺乏了解。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无非是清醒状态的暂时消失；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同时包含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当复杂的状态；对于再有一些人，它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梦。如果说豪雷吉夫人平静地过了十年浑浑噩噩的时间，也许是错误的；那十年中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既无过去、也无将来的纯粹的现在。我们以日日夜夜、日历的数百页纸张、种种焦虑和事件来计算的现在，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它是我们每天早晨有记忆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经历。我们每天的经历是老夫人的双倍。
我们已经看到，豪雷吉家的处境有点虚幻。他们自以为属于贵族，贵族阶级却不认他们；他们是名门之后，历史书上却不常提到他们那位显赫的祖先的名字。有一条街道确实以那位祖先命名，可是知道那条街道的人很少，几乎埋没在西区公墓深处。
日子来近了。1月10日，一位穿制服的军人上门送达部长本人签署的信件，通知14日将登门拜访。豪雷吉家把这封信拿给所有的街坊们看，着重指出信笺的印记和亲笔签名。新闻记者开始前来采访。豪雷吉家向他们提供种种资料；显然他们都听说过鲁维奥上校其人。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来希望得到邀请。
全家人为那个重要的日子辛勤准备。他们给地板上蜡，擦拭窗玻璃，掸掉蜘蛛网，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柜子里的银器，变换房间的布置，揭开客厅里钢琴的盖子，露出丝绒的琴键罩。人们进进出出，忙碌非常，唯有似乎什么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她微笑着；胡利亚让女佣帮忙，准备入殓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来宾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画像，画像右下方搁着那把久经战斗的佩剑。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剑卖掉，他们打算以后捐赠给历史博物馆。一位殷勤的邻居搬来一盆天竺葵，借给他们做装饰。
聚会预计七点钟开始。请柬上的时间订在六点半，因为他们知道谁都不愿意准时到场，像插蜡烛似的傻等着，七点十分，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家人们悻悻地议论不守时的优缺点。埃尔维拉自以为是准时到的，他说让别人久等是不可饶恕的失礼；胡利亚重复她丈夫的意见说迟到是一种礼貌，因为大家都迟到的话，谁也不会感到窘迫。七点十五分，屋里挤满了人。街坊们看到菲格罗亚夫人的汽车和司机，欣羡不已，她虽然从不请街坊们去做客，街坊们仍旧热情接待她，免得有人以为他们只在主教的葬礼上才见面。总统派了副官前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说，能和塞罗阿尔托战役的英雄的女儿握手是他莫大的荣幸。部长要提前退席，念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讲话中提到圣马丁的地方比提到鲁维奥上校为多。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里，垫了好几个枕头，时不时耷拉下脑袋或者落掉手里的折扇。一批名门闺秀在她面前唱了国歌，她似乎没有听到。摄影师们根据艺术要求请来宾们摆出种种姿势，连连使用镁光灯。红白葡萄酒不够喝了，又开了几瓶香棋。豪雷吉夫人一句话也没说：她也许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从那晚开始，她便卧床不起。
外人离去后，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当晚饭。烟叶和咖啡的气味盖过了淡淡的安息香味。
第二天的晨报和日报克尽厥职地撒了谎；赞扬英雄的女儿的奇迹般的记忆力，说她是“阿根廷百年历史的活档案”。胡利亚想让她也看看这些报导。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间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没有发烧；医生替她作了检查，宣布一切正常。几天后，老夫人溘然去世。大批客人的闯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镁光灯的闪烁、部长的讲话、穿制服的人、频频握手、开香槟酒的瓶塞声响，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或许以为玉米棒子党①又来了。
①罗萨斯统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期，他领导的人民复兴党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百姓称之为玉米棒子党，因为该党的标志有玉米棒子图案。
我想到塞罗阿尔托的阵亡的战士们，想到死于马蹄践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遗忘的人们；我想，一个多世纪之后，秘鲁那场马刀长矛的混战的最后的牺牲者是一位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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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
献给胡安·奥斯瓦尔多·维维亚诺
我故事的两个主角之一，菲格罗亚夫人，把亨利·詹姆斯①的作品介绍给我，他没有忽视历史，在那方面用了一百多页讽刺和温情的篇幅，其中穿插着复杂并且故意含混的对话，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过分虚假的感情色彩。不同的地理背景：伦敦或波士顿，并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故事既然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也就不加更动了。我只谈梗概，因为描写它缓慢的演变过程和世俗的环境不符合我的文学创作习惯。对我说来，写下这个故事只是一件顺便的小事。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和局面形成的原因。
①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家，1915年因美国迟迟未参加世界大战愤而加入英国国籍，以示抗议。著有《贵妇人的画像》、《鸽翼》、《螺丝在拧紧》等。后期作品句子冗长复杂，副词和比喻堆砌，有猜谜一样的对话，意思含混。
克拉拉·格伦凯恩·德·菲格罗亚性情高傲，身材高挑，头发像火一般红。她才华并不出众，智力不及理解力那么强，但能欣赏别人，包括别的女人的才华。她心胸宽阔，兼容并包；喜爱世界的丰富多彩；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她到处旅行。她知道命中注定的环境有时是毫无道理的仪式的组合，但这些仪式使她感到有趣，便认真执行。她很年轻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和伊西多罗·菲格罗亚博士结了婚，博士曾经出任阿根廷驻加拿大的大使，后来辞去了职务，理由是在电报、电话普及的时代，大使馆不合时代潮流，只能增加负担。他的决定招来同事们的普通恚恨；克拉拉喜欢渥太华的气候——说到头，她毕竟有苏格兰血统——何况大使夫人的身份并不让她感到讨厌，但她没有反对博士的主张。之后不久，菲格罗亚去世了；克拉拉经过几年犹豫和思索，决定从事绘画，这一决定或许是从她的朋友玛尔塔·皮萨罗的榜样得到的启发。
人们提起玛尔塔·皮萨罗时，都说她和聪明过人的、结婚后又离异的内利达·萨拉像是一对姐妹。
在选择画笔之前，玛尔塔·皮萨罗也曾考虑过从事文学。她原可以用法文写作，因为她习惯于阅读法文书籍；西班牙文是她在家里使用的工具，正如科连特斯省的太太们使用瓜拉尼语一样。她在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卢戈内斯①和马德里人奥尔特加一加塞特②的作品；那两位大师的风格证实了她的猜测：她命中注定要使用的语言只适于炫示辞藻，不适于表达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她的音乐知识限于参加音乐会时不会出乖露怯。她是圣路易斯人；她精心绘制了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③和帕斯夸尔·普林格斯④上校的肖像，作为她的绘画生涯的开端，不出所料，那些画像果然由省博物馆收购。她从本乡本土的名人的肖像画转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古老房屋的风景画，用文静的色彩描绘优雅的庭院，不像别人那样处理得俗不可耐。有人——当然不是菲格罗亚夫人——说她的艺术具备19世纪热那亚艺术大师的韵味。克拉拉·格伦凯恩和内利达·萨拉（据说萨拉对菲格罗亚博士曾有好感）之间一直存在某种敌对的态度；她们两人明争暗斗，玛尔塔只是工具而已。
①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诗人、作家，现代主义代表，著有《高乔战争》等。
②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散文作家，著有《吉河德的冥想》、《艺术的非人性化》、《群众的反叛》等。
③拉菲努尔（1797—1827），阿根廷诗人。
④普林格斯（1795—1831），阿根廷军人，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越。
众所周知，这一切是在别的国家开始的，最后才传到我们的国家。众多的例子之一是那个名为具体或抽象的画派，由于蔑视逻辑和绘画语言，今天已经很不公正地遭到遗忘。那一派振振有词说，音乐既然可以创造一个特有的声音世界，那么音乐的姐妹，绘画，当然也可以尝试我们所见事物的没有呈现出来的色彩和形式。李·卡普兰说，他的绘画虽然不受资产阶级青睐，但完全遵照《圣经》里不准人类塑造偶像的禁律（伊斯兰教也有同样的规矩）。他认为，绘画艺术的真正传统遭到丢勒①或伦勃朗②之类的异端分子的歪曲，而反对偶像崇拜的人正在恢复它。攻击他的人则说他乞灵于地毯、万花筒和领带的图案。美学革命提供了不负责任的、不费力气的诱惑；克拉拉·格伦凯恩选择了抽象画的道路。她一向崇拜特纳③；打算靠她尚未确立的辉煌成就来弘扬具体艺术。她稳扎稳打地工作着，有的作品推倒重来，有的弃而不用，1954年冬天，在苏帕查街一家专门陈列当时流行的所谓先锋派作品的画廊里展出了一系列蛋黄彩画。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公众的一般反应还算良好，但是该派的机关刊物抨击了违反常规的形式，说那些简单的圆圈和线条即使不属象征性的，至少使人联想到落日、丛林或者海洋的混乱景象。克拉拉·格伦凯恩暗自好笑。她想走现代派的道路，却被现代派拒之门外。她专心工作，不问成果。这个插曲并不能影响她的绘画风格。
①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塑家，德国绘画文艺复兴的领导人物，名作有《骑士、死亡与魔鬼》等。
②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在明暗处理方面有独到之处，名作有《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守夜》，以及大量宗教和神话题材的绘画。
③特纳（1775—1851），英国水彩画家，作品光线效果极佳。
隐秘的决斗已经开始。玛尔塔不仅是艺术家，她还热衷于可以称为艺术管理的工作，在一个名叫乔托①画社的协会里担任秘书。1955年中期，她设法让已经是会员的克拉拉在协会新的领导班子里充当发言人。这件事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值得细细揣摩。玛尔塔帮了她朋友的忙，然而不容置疑而有点神秘的是，有惠于人的人比受惠的人高出一筹。
①乔托（126—1337），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但丁的好友，现代绘画创始人之一。这里的画社以他命名。
1960年，“两枝具有国际水平的画笔”——请原谅这句套话——竞选一等奖。年长的一位候选者用浓重的油彩表现了一个斯堪的那维亚型的高大的高乔人的凶悍形象；他的年轻得多的对手努力用毫无联系的笔触赢得了喝彩和惊愕。评委们都已年过半百，唯恐人们说他们观点落后，心里尽管厌恶，仍倾向于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后，大家意见不能统一，起先还注意礼貌，后来感到腻烦了。第三次讨论时，有人提出：
“我认为乙画不好；实际上我觉得还不及菲格罗亚夫人的作品。”
“您投她一票吗？”
“不错，”前者赌气说。
当天下午，评委们一致同意把奖项授予克拉拉·格伦凯恩。她人品好，人缘也好，常在她的比拉尔的别墅举行招待会，一流的刊物派记者前去采访摄影。这次祝贺晚宴是玛尔塔组织提供的。克拉拉发表了简短得体的讲话，向她表示感谢；她说传统和创新、常规和探索之间并不存在对抗，实际上，传统是由长年累月的探索形成的。出席展览会的有不少社会名流，几乎全体评委，以及个别画家。
我们认为偶然性总是差强人意，而其他机会要好一些。高乔崇拜和幸福向往是都市人的怀旧心理；克拉拉·格伦凯恩和玛尔塔厌烦了一成不变的闲适生活，向往那些毕生致力于创造美好事物的艺术家的世界。我猜想，天堂里的有福之人大概认为那里的优点被从未到过天堂的神学家们夸大了。被打入地狱的人也许并不觉得地狱里总是可怕的。
两年后，第一届拉丁美洲造型艺术国际代表大会在卡塔赫纳市举行。各个共和国都派出代表。会议主题很有现实意义：艺术家能否摆脱地方色彩？能否回避本乡本土的动植物，不涉及具有社会性质的问题，不附和反对撒克逊帝国主义的斗争，等等？菲格罗亚博士在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前曾经在卡塔赫纳担任外交职务；克拉拉为上次得奖而自豪，希望这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旧地重游。这一希望落了空；政府指定玛尔塔·皮萨罗为代表。根据驻布宜诺斯艾利斯记者们不偏不倚的看法，她的成绩虽然不老是令人信服，还算得上是杰出的。
生活要求激情。两个女人在绘画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在绘画促成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了激情。可以说，克拉拉·格伦凯恩是为了玛尔塔，为了想压倒她而绘画的；她们互为对方作品的评判和孤独的观众。我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如今已无人欣赏的画幅中注意到了她们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不应忘记，她们两人是有好感的，在那场隐秘的决斗中，两人一贯光明磊落。
在此期间，年纪已经不轻的玛尔塔拒绝了一次结婚的机会；她只关心她的斗争。
1964年2月2日，克拉拉·格伦凯恩死于动脉瘤。报上刊登了有关她的大幅讣告，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仍旧必不可少，因为妇女被认为是一个性别的成员，而不是个人。除了匆匆提到她对绘画的爱好和高雅的品位外，大量文字用于叙说她的虔诚、善良、一贯的几乎隐名的善举、她显赫的家世——格伦凯恩将军曾参加巴西战役——以及她在上层社会里的杰出地位。玛尔塔觉得她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空虚。她想起了早期的情景，便在国立艺术馆展出一幅朴素的克拉拉的画像，是用她们两人都喜爱的英国大师们的笔法绘制的。有人评论说这是她最优秀的作品。此后，她再也没有拿起画笔。
只有少数几个亲密朋友注意到那场微妙的决斗，其中既无失败也无胜利，甚至没有值得一提的冲突或其他明显的情况。唯有上帝（我们不了解他的审美爱好）才能授予最后的桂冠。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将在黑暗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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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另篇）
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小说家卡洛斯·雷伊莱斯①的儿子卡洛斯在安德罗格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长期积怨的历史及其悲惨的结局如今在我记忆里已和蓝桉树的药香和鸟叫混在一起。
①雷伊莱斯（1868—1938），乌拉圭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塞维利亚的魅力》、《高乔人弗洛里多》、《该隐的种族》，短篇小说集《多梅尼科》、《戈雅的任性》和散文集《天鹅之死》、《激励》等。
我们和往常一样，谈论的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混乱的历史。卡洛斯说我肯定听人提到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其人，他以勇敢、爱开玩笑、调皮捣乱出名。我撒谎说知道这个人。诺兰是1890年前后去世的(奇*书*网.整*理*提*供)，但人们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说他坏话的人，这种人总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许多胡闹行为中的一件讲给我听。事情发生在泉城战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罗拉尔戈的两个高乔人，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
他们之间的仇恨是怎么形成的，原因何在？那两个人除了临终前的决斗之外没有惊人的事迹，一个世纪以后怎么能勾起他们隐秘的故事？雷伊莱斯父亲家的一个工头，名叫拉德雷查，“长着老虎般的胡子”，从老辈人嘴里听到一些细节，我现在照搬过来，对它们的真实性信心不是很大，因为遗忘和记忆都富有创造性。
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牧场是毗连的。正如别的激情一样，仇恨的根源总是暧昧不清的，不过据说起因是争夺几头没有烙印的牲口或者是一次赛马，西尔韦拉气力比较大，把卡多索的马挤出了赛马场。几个月后，两人在当地的商店里一对一地赌纸牌，摸十五点；西尔韦拉每盘开始时都祝对手好运，但最后把对手身边的钱统统赢了过来，一枚铜币都没给他留下。他一面把钱装进腰包，一面感谢卡多索给他上了一课。我认为他们那时候几乎干了起来。争吵十分激烈；在场的人很多，把他们拆开了。当时的风气粗犷，人们动辄拔刀相见；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的故事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无论在傍晚或清晨不止一次地会动刀子，而直到最后才真干。也许他们简单贫乏的生活中除了仇恨之外没有别的财富，因此他们一直蓄而不泄。两人相互成了对方的奴隶而不自知。
我不知道我叙述的这些事究竟是果还是因。卡多索为了找些事做，并不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一个邻居的姑娘塞尔维利安娜；西尔韦拉一听说这事，就按自己的方式迫求那姑娘，把她弄上手，带到牧场。过了几个月，觉得那个女的烦人，又把她赶走。女人一气之下去投奔卡多索；卡多索同她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把她打发走了。他不愿要对手的残羹剩饭。
在塞尔维利安娜事件前后，那些年里又出了牧羊犬的事。西尔韦拉特别宠爱那条狗，给它起名“三十三”①。后来狗失踪了，在一条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西尔韦拉一直怀疑有人投了毒。
①1825年，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拉瓦列哈上校率领三十三名乌拉圭爱国者在阿格拉西亚达海滩登陆，在当地数百名志士协助下围困蒙得维的亚，宣布独立，队伍逐渐扩大到二千人，击败了巴西占领军。为纪念这一事件，乌拉圭有两个省分别命名为“拉瓦列哈”和“三十三人”。
1870年冬季，阿帕里西奥①革命爆发时，他们两人正好在上次赌牌的那家酒店。一个巴西混血儿率领了一小队骑马来的起义者向酒店里的人动员，说是祖国需要他们，政府派的压迫再也不能忍受，向在场的人分发白党标志，大家并没有听懂这番话的意思，但都跟着走了，甚至没有向家人告别。曼努埃尔·卡多索和卡曼·西尔韦拉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当兵的生活并不比高乔人的生活艰苦。幕天席地枕着马鞍睡觉对他们并不是新鲜事；他们习惯于宰牲口，杀人当然也不困难。他们想像力不多，从而不受恐惧和怜悯的支配，虽然冲锋陷阵之前有时也感到恐惧。骑兵投入战斗时总能听到马镫和兵器的震动声。人们只要开始时不负伤就自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他们认为领饷是天经地义的事。祖国的概念对他们比较陌生；尽管帽子上带着标志，他们为哪一方打仗都一样。他们学会了使用长矛。在前进和后撤的行军过程中，他们终于觉得虽然是伙伴，仍旧可以继续相互为敌。他们并肩战斗，但据我们所知，从不交谈。
①阿帕里西奥（1814—1882），乌拉圭军人，1871年率领白党起义，在泉城被击败。
1871年秋季形势不利，他们的气数已尽。
战斗前后不到一小时，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进行的。地名都是历史学家们事后加上的。战斗前夕，卡多索蹑手蹑脚走进指挥官的帐篷，低声请求说，如果明天打胜仗，留个红党俘虏给他，因为他迄今没有砍过人头，想试试究竟是怎么回事。指挥官答应了他，说是只要他表现勇敢，就让他满足这一心愿。
白党人数较多，但对方武器精良，占据山同有利地形把他们杀得死伤狼藉。他们两次冲锋都没能冲上山顶，指挥官受了重伤，认输投降。对方应他的要求，就地杀死了他，免得他受罪。
白党士兵放下了武器。指挥红党军队的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十分繁琐地布置了惯常的俘虏处决。他是塞罗拉尔戈人，对于西尔韦拉和卡多索之间的宿怨早有所闻。他把两人找来，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两人势不两立，早就想拼个你死我活。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太阳下山之前，你们就能表明谁是好汉。我让你们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后你们赛跑。上帝知道谁获胜。”
把他们押来的士兵又把他们带了下去。
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宿营地。诺兰事先决定赛跑是下午活动的压轴戏，但是俘虏们推出一个代表对他说他们也想观看，并且在两人之中一人身上下赌注。诺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同意俘虏们的请求；于是大家纷纷打赌，赌注有现钱、马具、刀剑和马匹，本来这些东西应该及时交给遗孀和亲戚的。天气热得出奇；为了保证大家午睡，活动推到四点钟开始（他们花了好大劲才叫醒西尔韦拉）。诺兰按照当地白人的风俗，又让大家等了一小时。他和别的军官们谈论胜利；马弁端了茶壶进进出出。
泥土路两边帐篷前面是一排排的俘虏，坐在地上，双手反绑，免得他们闹事。不时有人骂娘，一个俘虏开始念祈祷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吃惊。当然，他们抽不了烟。现在他们不关心赛跑了，不过大家还是观看。
“他们也要吹我的灯，”一个俘虏含着妒意说。
“不错，不过是成堆干的，”旁边一个说。
“跟你一样，”对方顶了他一句。
一个军士长用马刀在泥土路上画一道横线。西尔韦拉和卡多索给松了绑，以免影响他们奔跑。两人相距四公尺左右。他们在起跑线后面站好；有几个军官请求他们别对不起人，因为对他们的希望很大，押在他们身上的赌注可观。
西尔韦拉由混血儿诺兰处置，诺兰的祖辈无疑是上尉家族的奴隶，因此沿用了诺兰这个姓；卡多索由一个正规的刽子手处置，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科连特斯人，为了让受刑人安心，他总是拍拍受刑人的肩膀说：“别害怕，朋友；娘儿们生孩子比这更遭罪。”
两人身子朝前倾，急于起跑，谁都不看对手。
诺兰上尉发出讯号。
混血儿诺兰为自己担任的角色骄傲，一激动手下失掉了准头，砍了一条从一侧耳朵连到另一侧耳朵的大口子；科连特斯人干得于净利落，只开了一个窄窄的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汩汩冒出来；两个人朝前跑了几步，俯面趴在地上。卡多索摔倒时伸出胳臂。他赢了，不过自己也许根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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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亚基尔
我不必看伊格罗塔山峰在普拉西多湾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国，不必在图书馆里辨认玻利瓦尔的手迹，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确切的形状和难解的谜团。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准备接着往下写时，它那忧伤而又夸大的笔调使我感到惊讶。一提那个加勒比海的共和国，似乎不能不遥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笔力千钧的历史学家何塞·科泽尼奥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还有另一个理由。我写第一段的隐秘的目的是给一个令人痛心而又无足轻重的事件增添一些伤感色彩。我把经过情况和盘托出；或许有助于我对事件的理解。此外，如实说出一件事情的时候，行为人就成了见证人，观察者和叙说者就不再是执行者了。
事情是上星期五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目前写作的这个房间，时间也是下午这会儿，不过天气没有现在这么凉快。我知道我们倾向于忘掉不愉快的事；因此，我得在淡忘之前赶紧记下我同爱德华多·齐默尔曼博士的对话。我现在的印象仍很清晰。
为了便于理解，我先得回顾一下玻利瓦尔几封信件的奇特的经历。阿韦亚诺斯博士著有一部《五十年混乱史》，原稿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据说已经遗失，但由他的孙子里卡多·阿韦亚诺斯博士于1939年发现出版，玻利瓦尔的信件就是从老博士的资料中发掘出来的。根据我从各种刊物收集来的资料判断，这些信件意义不大，但有一封1822年8月23日从卡塔赫纳发出的信件却非同小可，“解放者”在信里谈到他和圣马丁将军会晤的细节①。玻利瓦尔如果在文件里披露了瓜亚基尔会晤的情况，即使只有一小部分，它的价值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里卡多·阿韦亚诺斯博士一向坚决反对文牍主义，不愿把信交给历史研究所，却想提供给拉丁美洲的共和国。我们的大使梅拉萨博士的工作十分出色，阿根廷政府首先接受了这一无私的奉献。双方商定由阿根廷政府派代表前去西岸共和国首都苏拉科，把信件抄录下来，在国内发表。我担任美洲历史教授的那所大学的校长向部长推荐我去完成那一使命；由于我又是国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基本上得到该所的一致认可。部长接见我的日期已经定了下来，却有消息说南方大学提出，由齐默尔曼博士作为他们的人选，我只能假设南方大学事先不清楚我们的决定。
①圣马丁建立著名的安第斯军，解放智利和秘鲁，被授予“保护者”称号；当时转战南部的玻利瓦尔将军派副手苏克雷去洽谈联盟事宜，1822年7月25日圣马丁前去瓜亚基尔与玻利瓦尔会晤。
读者也许知道，齐默尔曼是一个编纂历史的外国学者，遭到第三帝国驱逐，如今是阿根廷公民。他的工作无疑是值得表彰的，但我只看到一篇他根据后世参考罗马历史学家的评论而写的、为迦太基犹太共和国辩护的文章，以及一篇主张政府的职能不应是明显和痛苦的论文似的东西。这一论点理所当然地遭到马丁·海德格尔①的坚决驳斥，他用报刊标题的影印件证明，现代的国家首脑远非默默无闻的人物，而是喜爱人民戏剧的主角、赞助人和领舞，有华丽的舞台布景为他衬托，会毫不犹豫地运用演说技巧。他还证实齐默尔曼有希伯来血统（为了不明说犹太血统）。这位令人尊敬的存在主义者的文章直接促使了我们的客人流亡国外，闯荡世界。
①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学说创始人之一，著有《存在与时间》等。
毫无疑问，齐默尔曼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目的是为了晋见部长；部长通过秘书建议我和齐默尔曼谈谈，让他了解情况，避免两所大学闹得不痛快。我自然同意。我回到家里时，家里人说齐默尔曼博士已经来电话通知下午六时来访。大家知道，我住在智利街。六点正，门铃响了。
作为平头百姓，我亲自去开门，带他进我的书房。他在庭院里站住，打量了一下周遭；黑白两色的地砖、两株玉兰树和雨水池引起他一番评论。我觉得他有点紧张。他没有特别的地方：年龄四十左右；脑袋显得稍稍大了一些。他戴茶晶眼镜；有一次摘下来，随即又戴好。我们互相寒暄时，我得意地发觉自己比他高一点，但马上为自己的得意感到惭愧；因为我们毕竟不进行体力或智力的搏斗，只是可能不太舒服地澄清问题。我不善于或者根本不会观察别人，但是我记得他那身别扭的打扮，让我想起某位诗人描写丑陋时的丑陋语言。至今我仍记得他衣服的颜色蓝得刺眼，纽扣和口袋太多。他的领带像是魔术师的双扣套索。他带着一个皮公文包，估计里面全是文件。他留着两撇军人似的小胡于；谈话时点燃了一枝雪茄烟，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那张脸上的东西太多了。太拥挤了，我想道。
语言的连续性不恰当地夸大了我们所说的事实，因为每个字在书页上占一个位置，在读者心里占一个瞬间；除了我列举的细节外，那个人给人以经历坎坷的印象。
书房里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我的曾祖父的一帧椭圆形照片和一个放着佩剑、勋章和旌旗的玻璃柜子。我把那些有光荣历史的旧物指点给他看，还作一些说明；他像是完成任务似的迅速扫视一下，无意识而机械地接过我的话头，有时不免显得自以为是。例如，他说：
“不错。胡宁战役。1824年8月6日。华雷斯的骑兵的冲锋。”
“苏亚雷斯的骑兵，”我纠正他说。
我怀疑他故意说错名字。他仿佛东方人那样摊开双臂惊呼道：
“我的第一个错误，并且不会是最后一个！我这些知识是从书本上看来的，容易搞混；您对历史却有鲜明的记忆。”
他发音不准，“勒”“纳”不分。
这类恭维并不使我高兴。屋里的书籍却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几乎深情地浏览那些书名，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啊，叔本华，他总是不信历史……格里泽巴赫印刷的版本，我在布拉格的家里有一本一模一样的，我原希望和那些称心的书本为友，安度晚年，然而正是历史，体现在一个疯子身上的历史，把我赶出了我的那个家、那个城市。如今我和您在一起，在美洲，在您府上……”
他说话很快，但不准确；西班牙语发音里带着明显的德语口音。
我们已经坐好，我借他的话切入正题。我对他说：
“这里的历史比较仁慈。我在这栋房屋里出生，打算在这里老死了。这柄剑陪伴我的曾祖父转战美洲，最后给带到这里；我在这里对过去进行思考，写我的书。几乎可以说我从未离开过这间书房，可是现在我终于要出去了，到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国度去开开眼界。”
我微微一笑，淡化刚才说的可能过头的话。
“您指的是加勒比海的某个共和国吗？”齐默尔曼说。
“正是。我不久就要动身了，承蒙您在我离开之前来访，”我说。
特里尼达替我们端来了咖啡。我自信地接着缓缓说：
“您大概已经知道部长给了我任务，派我去抄录阿韦亚诺斯博士资料里偶然发现的玻利瓦尔的信件，并且撰写一篇绪言。这一任务是我一生工作的顶峰，有机会由我来做实在太幸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生而有之、在我血管里流动的东西。”
我把该说的话说了出来，松了一口气。齐默尔曼似乎没有听进去；他不瞧我的脸，却望着我身后的书籍，含含糊糊地点点头，着重说：
“在血管里流动。您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您的人在美洲土地上驰骋，进行伟大的战役，而我的人默默无闻，在犹太人区里几乎抬不起头。用您雄辩的语言来说，历史在您血管里流动；您只要倾听它隐秘的流动声就够了。我不一样，我必须到苏拉科去辨认文件，可能是伪托的文件。请相信我，博士，您的条件让我妒忌。”
他的话里没有流露出挑战或者嘲弄；而是表达一种意愿，使未来成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的意愿。他的论点并不重要；有力的是他的为人，他的雄辩。齐默尔曼像讲课似的悠悠地接着说：
“在玻利瓦尔研究方面（对不起，应该说圣马丁），亲爱的老师，您的地位已经确立。我还没有看到玻利瓦尔那封有关的信件，但是不可避免或者合乎情理地猜测，玻利瓦尔写那封信的目的是自我辩解。不管怎样，那封受到炒作的信件向我们披露的，将是我们可以称作玻利瓦尔派而不是圣马丁派的情况。一旦公之于世，必须对它作出评估、审查，用批判的眼光加以甄别，必要时，加以驳斥。作出最后判断的、最合适的人选将是洞察秋毫的您。如果按照科学的严格要求，您可以用放大镜、手术刀、解剖刀！请允许我再补充一句，传播这封信件的人的姓名将和信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您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公众发现不了细微的差异。”
我明白，我们再怎么辩论下去到头来仍是白费口舌。当时我或许已经感到了；为了避免同他正面冲突，我抓住一个细节，问他是不是真的认为信件是伪托的。
“就算是玻利瓦尔亲笔写的，”他回说，“也不说明里面讲的全是真话。玻利瓦尔可能欺骗对方，也可能是他自己搞错了。您是历史学家，是善于思考的人，您比我清楚，奥妙之处不在文字，在于我们本身。”
那些夸夸其谈的空话让我厌烦，我不客气地指出，瓜亚基尔会晤时，圣马丁将军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把美洲的命运交给了玻利瓦尔，我们周围的众多谜团里，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不解之谜。
齐默尔曼说：
“各种解释都有……有人猜测圣马丁落进了一个圈套；有人，例如萨缅托①，认为圣马丁受的是欧洲教育，在欧洲参加过对拿破仑的战争，对美洲的情况很不理解；再有，主要是阿根廷人，说他忘我无私，还有说他是由于心力交瘁。有些人甚至归因干某些共济会性质的秘密社团。”
①萨缅托（1811—1888），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教育家。曾在乌尔基萨和米特雷的军队中作战，1868至1874年间任阿根廷总统。著有小说《法恭多，文明与野蛮》，政论《美洲种族的冲突与和谐》等。
我指出，不管怎样，能了解秘鲁保护者和拉丁美洲解放者确切说过什么话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齐默尔曼断然说：
“他们交谈时说什么话也许无关紧要。两个人在瓜亚基尔相遇；如果一个压倒了另一个，是因为他具有更坚强的意志，不是因为他能言善辩。您明白，我没有忘记我的叔本华。”
他微笑着补充说：
“语言，语言，语言。莎士比亚，无与伦比的语言大师，却鄙视语言。不论在瓜亚基尔，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布拉格，语言的分量始终不及人重。”
那时，我感到有什么事正在我们中间发生，说得更确切些，已经发生了。我们仿佛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书房里暗了下来，还没有点灯。我似乎漫无目的地问道：
“您是布拉格人，博士？”
“以前是布拉格人，”他答道。
为了回避中心问题，我说道：
“那准是一个奇特的城市。我没有去过，但是我看的第一本德文书是梅林克写的《戈勒姆①》。”
①戈勒姆，16世纪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
齐默尔曼说：
“古斯塔夫·梅林克的作品里只有这部值得记住。其余的作为文学作品相当差劲，作为通神论的作品更加糟糕，最好不去看。不管怎么，那本梦中套梦的书里确实表现了布拉格的奇特之处。布拉格的一切都很奇特，您也可以说，什么都不奇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在伦敦时，某个傍晚也有同样的感觉。”
“您刚才谈到意志，”他说。“马宾诺钦①里有个故事说两位国王在山顶下棋，他们各自的军队在山下厮杀。一位国王赢了棋；传令兵骑马上山报告说，输棋的那位国王的军队打了败仗。人的战斗反映在棋盘上。”
①马宾诺钦，威尔士的系列传奇，主要是阿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由于语言古拙，看的人很少。马洛礼（1395—1471）写的《阿瑟王之死》里许多故事取材于此。
“您瞧，魔法的作用，”齐默尔曼说。
我回答道：
“或者是意志在两种不同的战场上的表现。凯尔特人也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两个有名的吟唱诗人的比赛。一个诗人弹着竖琴，从黎明唱到黄昏。星星和月亮爬上来时，他把竖琴交给对手。后者把琴搁在一边，站起身。前者认输了。”
“多么睿智，多么简练！”
齐默尔曼惊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