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加紧操纵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清廷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庚子之变的次年（1901），陆续推行新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练兵，这是清廷苟延残喘的一剂强心针，说不上多大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税、抢米、反洋教等斗争也急剧高涨。
到了宣统三年（1911），清廷组成了皇族内阁，大权集于皇亲贵戚之手，明摆着昭示立宪派的努力化为泡影，立宪派内部随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此后，为抗议清廷借“铁路干线国有”之名向列强出卖铁路权益，西南又掀起了保路运动。各省闻风而动，清廷从湖北调兵前往四川弹压，湖北方面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皇族内阁和强制推行铁路国有化，这两项行动均发生于1911年5月。姑且不论这两项行动之动机善恶与否，其客观效果则显然一无是处，扩大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歧，激发了官民冲突，纯属作茧自缚、引火烧身，可谓一杆子打翻了满船人。
武昌，爆发了一场比广州起义发动得更仓促、领导得更薄弱、组织得更混乱的军事起义，可就是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新军起义，却瞬间撬动帝国全局，立时各省骚动，群起效尤，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泱泱大清国摇摇欲坠，终至全面瘫痪、土崩瓦解。离它轻易挫败黄花岗起义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国内攻守之势已翻然大变，各省官情民情竟判若云泥。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生态，梁启超尝痛切言之：“请诸君别要忘记：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老实说一句，十年来中华民国的人民，只算是国家的孤臣孽子。他们在这种境遇之下，还挣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为清明几分，他的进步还可限量吗？”他把周朝的革命，即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来比配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就是要打击专制政治，追求“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这是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得到什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但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暗杀时代的象征 轰击五大臣
当1905年9月之际，清廷派人出洋考察宪政。就在那时，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吴樾弹炸五大臣。挚友赵声得噩耗，大恸曰：“天乎！丧吾良友。”柳亚子说：“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谈者酸鼻。”
吴樾烈士牺牲后，遗骸葬在安庆大观亭旁山冈上。孙中山先生题书“浩气长存”。
吴樾弹炸五大臣事发，袁世凯命幕僚张一麐草拟公文劝告革命党人。张一麐内心同情党人，他做袁氏幕僚，谨守本分，但若有涉及原则问题的，必当面争执，不敢有所藏掖。一般较大的事体，必多方咨询后才下笔。但这一回却把他难住了。不写吧，人家会以为他和党人暗中有什瓜葛；要写呢，如何措词那太伤神了。真是左右为难。于是他作了一篇文义高古的四六骈文。一般粗通文墨者不可能看懂。此文高悬于各火车站，张一麐的目的在于不增加党人的心理压力，故为此曲笔。
吴樾虽然壮烈殉难，但他毕业于保定师范，此地在袁世凯北洋辖区，所以袁世凯要派人调查幕后。当初派遣某道员，但该人平时的绰号是屠夫，所以张一麐力持不可。他建议改派为人正派的学者毛庆蕃道员前往，袁世凯同意了。
派遣的札文中，有如是等语：该道往查时，如有被人觉察所查何案者，即唯该道试问。结果此案仅革除一个保人的功名而已。
张一麐的所作所为，每一个转折都很缜密，目的就是不想让吴樾案的侦查扩大化，巧妙严密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从而避免伤害无辜。
吴樾面对暴政，不再承认专制皇权及其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认为这一切都是非法的、不义的和反道德的。或以为，党人用如此决绝的方式行仁抗暴，自己肢体碎裂肝脑涂地，所付出成本甚巨乃至于无限大，而社会收益却是鱼死而网未破，个人收益更是等于零。这就涉及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理解问题。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差异，拉开了烈士与普通人的距离。面对生存与死亡这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回答。对于很多人来讲，活着似乎更重要，哪怕只是苟活。然而，生活并不仅仅是活着，更不仅仅是苟活。
吴樾，字孟侠，生于1878年，是安徽桐城人。论他的气质，那是美辞气、有风仪，论长相，则如古松傲立。他的乡人前辈方以智、钱澄之、孙麻山辈都是揭橥民族大义、抱节不屈的智识先进。桐城又是人文荟萃之乡。碑传上说吴樾“性和平，貌俊美，少读私塾，天资敏慧”，也称他“品学颇高，恒以暗杀党之先锋自任”。
吴樾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求学期间学业大进，思想更加开放，曾组织国民教育会支部，并创办《直隶白话报》。1905年在北京正式参加了杨守仁等组织的北方暗杀团。他交友非常慎重，非知以心，往往终日相对无语。与他披肝沥胆，许为生死之交的义侠之士，都先后牺牲了 他的至交陈天华蹈海牺牲，汪熔殉难于庚子汉口战役，施从云就义于滦州独立之役。1904年，赵声介绍吴樾加入了秘密革命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策划暗杀活动。1905年上半年，吴樾写下慷慨盘郁、激昂悲壮的《暗杀时代》。但这篇篇幅相当长的现代奇文，在他牺牲后两年才正式发表在《民报》1907年4月增刊《天讨》上，就此文观之，可见他决意牺牲早已蓄之有素，洵非一时之冲动。他最主要的暗杀目标，是清廷的得力鹰犬 江宁将军、陆军部尚书铁良。为此，吴樾特赴东北，与他的至交辽东大侠张榕密议。
张榕，字荫华，祖籍山东，生长于辽宁抚顺，善骑射，精剑术。弱冠之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后返辽东谋独立，在民间影响甚深。他的家境富裕，但以运动革命故，倾家资大半。常居北京策反清廷官吏，多无效。转而在学术界求志士，因与吴樾成至交。
吴樾同时又与青年翻译家潘智远友善，研习俄文至精熟。他二人见面后，即南下保定，分三次谋刺铁良。1904年冬，铁良南下搜括民脂民膏，吴樾跟踪刺杀，未遂；1905年春，铁良视察保定高等学堂，他们伺机近距离枪击，但铁良临时变卦未赴讲演；潘智远稍后赴北京，也一直未获机会。此时，革命党人赵声应孙中山之召，南下行动，口占四绝赠吴樾，诗风苍凉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思。吴樾也授笔复书一封送赵声，以其“逆想将来之幻境”，及“大军北上之日”，故谓“明知此为永诀之期，而不为之悲伤流涕也。某之念念固在君君请勿某为念 责任为巨，一日不达目的，即一日不得辞其难”。磊落惨厉，赤忱可见。他在北京住桐城会馆，乡人以为他来投考大学，殊不知携有重大使命。此时恰值清廷假立宪之名，拖延时间，伺机向革命党反扑，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当机立断，改变刺杀铁良计划为弹炸五大臣。事先与秋瑾商量，至前门火车站踩点，后秋瑾先回南方筹备，吴樾写有一纸遗嘱交她收存，其中说：“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第十四节 定点清除与弹丸政治
吴樾的行为志节，他的论说与用意，指向一个高迈的道德理想。
这就是定点清除。这也是辛亥革命以来，最为干净、最为直接而力度最强、效果最彰的打击专制的方式。
吴樾以生命为代价，将定点清除的实践与自身相绑定，将定点清除的理论作高迈的推定，并在旋转历史的轰然一响中，将定点清除的意义作至高无上的固定。
定点清除又称为：外科手术式打击、精确打击、斩首行动。
手法上使用的是精确制导武器，但在精神气质上，还和中国古人用意相仿佛。即摧毁敌人的组织核心，瘫痪其行动能力，使其陷入群龙无首、组织涣散的状态，从而阻止其对民众的摧残。
或以为，五大臣不是考察宪政吗？何不等待他们施施然而进行之？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一袭皇帝的新衣，说来说去，从来没实现，这就涉及变法和革命的辩证。固然，不变法，无以生存，但变法也不过无奈之举，吴其昌给梁启超作传记，就康有为上书写道：“当时那班白面文人的哀哀无告，皇皇求援的愁苦心理，以及环顾全国茫茫无才，渺渺无望束手待毙的窘态，真是由这一点上流露得深刻、活跃，上奏乃是病急乱投医的呓语。”
光绪还不错。康氏上书内容有“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这是针对皇上的赤裸裸的威胁之语，形象、逼真，仿佛将明末崇祯的惨死搬到眼前，而光绪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反而对康氏更加器重。
但这班人的致命之处，在于其技术措置过于差劲。也即病因诊断得当，而药方多不对症。
所以那些崇拜孙中山的革命青年，选择革命道路，并非一味地选择暴烈的行动，反而处处充满悲天悯人的妥协，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奋起一搏，实施定点清除。
说到革命与立宪的分别，小利益通过秤杆实现，大利益通过政治实现。没有这个眼界，改良不了政治。立宪派从事工商业者为数甚夥，但是不革命，就休想把视野做大，其所发财，永远都是小财，而且毫无保障。落败、血本无归者多了去了，都是撞了大墙，头破血流，净身赤条回来，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又大骂清廷混账，不按牌理出牌。这些朋友，早干啥去啦？一脉不活，周身不遂，关键是体制、是公平。定点清除，就是促变体制，就是打通关节。
清廷肆虐的时间太漫长了，体制的促动者总是在与虎谋皮、对牛弹琴，虎和牛都是牲口，它们只会按照它们的常态生活，问题都出在谋皮者和弹琴者身上。然而，错过了治疗民族心灵创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民族精神复兴的最好机会，罪行不受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美丽如同惊弓之鸟，丑陋宛若混世之兽。
与吴樾的心曲相类似，清末安徽青年志士韩衍，推出了他论说精警的“弹丸政治论”。韩衍智勇并擅，他所最为推崇的，就是那盛极一时的“弹丸政治”。此弹丸非喻地域狭小，而实为炸弹与子弹之意。少年时期，他即才气横溢，志行卓越，为学问家张謇器重，收为弟子，后荐于北洋幕府任督练处文案。他熟悉小站练兵内幕，不满袁世凯为人，上书纠弹，知必不见容于袁氏，乃辗转去天津，后调安徽当时省会安庆。时值徐锡麟、熊成基起义先后失利，清朝主皖大吏搜迫日紧，党人多四散活动。韩衍有鉴于此，乃创办《通俗报》以集合同志，为发动之枢纽。报纸政论多发扬民意，通讯多揭露官僚贪贿，而为地方恶势力所深惧。其间第一次受奸徒暗杀，身中五刀，幸大难未死。
韩衍之推崇弹丸政治，并非无端盲目崇尚，而是以此为手段，达成民权政治的理念。“我铁弹丸之是非，乃万古不灭之是非也”。“须以一粒铁弹丸，使万众不苦饥”。又说：“敌在眼中，枪在手上，后有无限未来之同胞一齐拥出，而此铁弹丸踌躇复踌躇，以至于无可踌躇，然后机一动，功已成。”此中确有大智勇充溢，即人道主义情怀。当辛亥武昌首义后，同盟会与清残余部队多所战斗，各省情形备极混乱。韩衍在安徽以原军民基础成立青年军，任总监，维护扰攘无主之省政，综理一切日常工作，主持正义，保卫地方，建立不世之殊勋。青年军军旗以人字形图案制作，表示奉行人道主义。他每周的军事演说编为讲义，其中解释弹丸政治，旨在救世，所谓“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即与章太炎引佛经“杀了一人，能救众人”义理相合。他心中的模范人物是华盛顿，其所憧憬的政治理念乃是欧美式民主主义范畴。他之颈血四溅而不惜，仍投袂奋起，乃因对生死的意义和人我的境界有透辟认识，在于以死争是非。“铁弹丸最仁爱，亦最残暴，自救世人用之则最仁爱，自利己人用之则最残暴。我一枪一弹以至仁杀至不仁。”南北和议后，袁世凯排斥孙中山而独揽国政，韩衍捶胸顿足，大为惋惜，同时对北洋官僚口无遮拦，不稍假借，多就具体人名呼骂指责。其议论纵横，及谋青年军扩充，备招野心家怨毒深忌。1912年3月某日，他路经一道山梁，第二次受歹徒狙击，身中数弹，伤重不救身死。
专制者是只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一贯作风的。有过一次痛苦经验，却难以料事如神，以避其锋，而处世待人发论悉以赤子之心应之，忧国既深，积诚已久，至于一身之生死祸福，早已置之度外，弃自炫自媒为真知力行，寻病根之所伏，而发改革大愿。不期奸人图穷匕见。呜呼，如韩君者，是可谓仁且勇矣！
致命一击 徐锡麟刺杀恩铭
徐锡麟的选择也跟吴樾的用心有所类似，也选择了极易引起轰动效应的场所，向清廷发动致命的一击。那就是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恩铭。
徐珂《清稗类钞》记徐锡麟，写道：“当局访拿革党严，锡麟因为先发制人计，以炸弹击杀巡抚恩铭。”此处记述有误。徐锡麟刺杀恩铭，所持武器为手枪，而不是炸弹，但徐珂记述这次刺杀打击清廷的效果，说是高官大僚有这样的议论“革命不足畏，唯暗杀足畏”，则是确凿不易的事实。因革命激流早已顺势一发而不可遏也。
徐锡麟1907年夏在安庆，曾于巡警学堂学生起义前发表演说：“我此来安民，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利禄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 救国 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 救国 二字，便不成人格。”
此前一年，徐锡麟在上海探问章太炎狱中情况后，即往保安谋杀铁良，事机不偕，又出山海关，览观山川形势，会见大盗响马冯麟角，讲述革命的道理，“与语甚悦”。1906年底，与秋瑾、吕公望话别，前往安庆就职，任警官会办。初定在1907年农历五月上旬，发动皖浙联合武装起义。据《新案纪略》上卷所载，其间徐锡麟种种行动被奸人看出破绽，遂谗之恩铭，而恩铭居然不信，召徐锡麟戏之曰：“人言汝革命党，汝其好自为之。”徐锡麟非常镇定而坦然，说：“大帅明鉴。”曾与黄兴、陈天华创建民立中学的革命党人郑先声（字子瑞）其时也在安庆，与徐锡麟共襄大举，后以安庆大搜捕，遂入狱。旋出狱抵沪，常置酒道国事，意忽忽不自得。后由报社党人集资送往日本，又在日结敢死队，未及返国，徐锡麟已起事矣。
7月初，清廷侦探在上海捕获党人叶仰高，端方派员酷刑讯审，得知打入官场之党人名单，徐锡麟知事已迫，乃决计刺杀恩铭，以求一逞。7月6日，徐锡麟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仓促起义。晨八时左右，恩铭至学堂，正欲点名，徐锡麟呼曰：“今日革命党起事！”恩铭一时愕然不知所措，徐锡麟旋即拔枪向恩铭射击。徐锡麟注重体育，武功高强，章太炎先生说他能日行二百里，但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载，徐锡麟眼有高度近视之疾。情急之下，他向恩铭连发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手掌心，一中右腰际，另外四枪分别打中左右腿，均非致命处。但恩铭因失血过多，延迟十小时后死去。刺杀恩铭后，徐锡麟率部分学生党人转往军械所，与清军激战至下午四时，因寡不敌人众，乃昂然就缚。事发后，两江总督端方当即致电安徽清吏，决定将徐锡麟斩首之后剖腹剜心以祭恩铭。次日，徐锡麟在安徽抚院门外慷慨就义。恩铭之妻妾亲自参与剜出烈士心脏以祭其夫。后来孙中山先生有一联哀悼烈士：“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徐锡麟在清吏主持的刑庭写有供词及绝命书，略谓：为反清革命，“蓄志几十年，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实则他所领导的光复会与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之宗旨，均在于“图共和之幸福”的政治主张。徐锡麟起初与陶成章商议以捐官的方式打入军警内部，深入龙潭虎穴做秘密运动，视机躬行个人暗杀，“捐官者，以愚官场之耳目，因使官场不疑；学习陆军者，因其明目张胆可以招募死士”。另其供词尚有“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云云，则系党人保护同志之惯技，加以当时清廷伪作孙中山致徐锡麟书信，欲以此获取更多情报，徐锡麟乃以此语断其妄想。因为士君子不幸而生于天地板荡，陆沉沧海之秋，怀忠抱义，自身祈死得死，且以死为可乐也决也，并期以一己之殉难，而激励后死者更有作为。1905年正月间，寒风凄紧，徐锡麟犹奔走江湖，接纳草莽间的同志，“与弟子游行数县，雪夜坐小船运动绍康、王金发、裘文高，真感人也”。他发动了相当数量的下层民众中有头脑的人，但他个人行事，仍然“喜独不喜群”，这就是革命家出生入死，实践力行的大担当本色了。
徐锡麟被审讯的时候，桀骜不驯，清吏令其跪下，先生傲然席地而坐。审官追问同党，徐锡麟朗声答曰：“革命党人多得很，唯安庆是我一人。”于是捉笔自书供词，怒斥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供词落款“光汉子徐锡麟”。审毕照相，徐锡麟笑道：“慢，脸上没有笑容，怎么留给后代？再拍一张！”态度从容傲慢，公堂上一片肃静
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清廷官僚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 慈禧及其拥趸集团是万恶之源，是民众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清廷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独裁专制和文化殖民地的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
徐锡麟说，“以刃击刃，以毒攻毒”，是一个俾使天下后世皆知大义的有效办法，此时如无志士拔剑而起，则正常人无不沦为人渣；而失却了大是非的区分，任专制强权所宰割，整个国家则更与十八层地狱无甚分别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个人，对于家庭，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莫不如此。倘在志士赴汤蹈火行动的启导之下，多数中国人既获启蒙，又能够发愤图强，那么国家的转型才能有希望。志士的奋起，可以说是有了良性的开端。
第十五节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接近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党人的打击力度骤然加强。1909年10月26日，在遥远凄寒的北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安重根行刺那一年，他只有三十来岁。早年他曾流亡上海，1904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回国办学，也曾率小股部队和日本人作战，旋归败绩，再次出亡。1909年首任日本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和俄国大臣谈判，安重根即潜往预备行刺。
10月26日，时任朝鲜监国的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被刺于哈尔滨。伊藤博文为亚东政略之雄，其人平生有三爱：一则酷嗜女色，动息起居不离歌妓；一则爱汉诗，多有佳句而平仄不谐；一则好宝刀，多方搜罗流连把玩。爱色一端万人共指，日人呼为好色鬼。1894年，伊藤博文参与策划侵略朝鲜和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当时，其气焰极其嚣张。盖彼时朝鲜已为日酋所掌握，并为进一步与列国瓜分中国而做准备。岂料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志士安重根，早有希自由、慕和平等之志节，远绍中国燕赵慷慨悲歌之士，近得中国清末英烈的影响，当伊藤在哈尔滨下车之际，冰天雪地里跃起这位热血男儿，以老式铁铳准确射中伊藤腹部，而毙其性命。另发三枪打中其随行人员。为着恢复天赋人权，他同时也养成了敏捷的手腕，被捕时连呼“祖国万岁”！真可为千古九原吐气。事后，安重根被关进旅顺监狱。次年春，在狱中被施以绞刑。
谋刺摄政王载沣
就在安重根壮烈就义的同时，孙中山先生的高级助手忍无可忍，亲自操觚上阵了。3月，在北京皇宫附近发生了刺杀摄政王大事。
汪精卫当年以行刺清吏轰动全国，后半生却以对日退让政策激起前进青年的公愤。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毕，全体委员下楼合影。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的暗杀者潜入采访，由孙凤鸣执行，向汪连发三枪，击成重伤，1944年因枪伤迸发死去。起自暗杀，死于暗杀，也是他的宿命吧。
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于宣统1910年3月31日午夜，谋刺摄政王载沣，地点选在什刹海边的银锭桥。此前已谋划两三年，事机极缜密。他以为革命党行事，不能以一般运动为满足，并且这些运动多在海外展开，而于内地是较少声响。对此，不但立宪派人物颇多攻击，就连革命党之大手笔章太炎也颇有微词。此前一年，同盟会内讧，革命气氛顿形低沉。因此，濒临北上之前，作为孙中山助手的汪兆铭留信给孙中山，略谓：“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实所可弥缝，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因事实之影响著于天下，即攻击者，也当“愧怍之不暇”。胡汉民与孙中山等同志欲阻其行，终未果。
辛亥革命之前数年，汪兆铭就与同忧之士黄复生、喻纪云、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成一小型暗杀团体。其中喻纪云是化学实验专家，与黄复生担任炸弹制造。武器包括日本日野大尉发明的三十六响铁枪及自动炸弹，曾以小猪为牺牲目标，启动电门试验。原定刺杀西太后的外甥端方，后以其人在清室尚算比较开明者，故转而选定刺杀载沣。惜在当年2月23日所埋炸弹因有新掘土痕而被消防警卫队窥破，当局顺藤摸瓜，终在3月7日把汪、黄二人捕获。汪兆铭被捕后尝有长达四千余字的历史供词，指斥立宪之虚伪，倡言革命之必需，恣肆汪洋，回肠荡气，为同志推卸责任，而揽之于己身，并抱定必死的决心，期以振起中国，为“后死者之责”。他曾有诗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颇传诵一时。
1910年5月中旬，蔡元培在德国，回吴稚晖函说他得知汪兆铭被拘，深为震惊。“此公屡经同人苦劝而不回，良可敬佩，然未下手而败，则尤可悲也。”当时社会上以为，蔡元培是个老实人，老实人竟会闹革命，是不可思议的。
当时国内外舆论，以为汪兆铭必死无疑，一般顽固官僚，原也做此主张。后由警、政多方要人会审，尤以肃亲王认为立宪时期杀一志士，除迫更多党人铤而走险以外，别无好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盖清廷当时心理上已为革命党所慑服。黄克强认为，人民在迫不得已时，方可从事暗杀之道。汪兆铭、黄复生在革命党内起重要作用，又以稳重著称，所以此次暗杀实属唐突。清政府留之不杀，算是聪明。如开杀戒，崇拜他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就会以血还血地进行报复。后因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次年（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数月之内，光复达十五省之多，而汪氏也在这年9月16日获释。
汪精卫乃一介白面书生，眉目朗然，如玉树临风。清末民初之际，他倡言革命，雄辩滔滔，为《民报》主笔，极得孙中山先生的信托。其文气磅礴纵横，识者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银锭桥事败被执将责任尽揽己身，而开脱同志，不啻党人佳话。即在清廷当局，亦为之敬畏不置。后来为了和蒋介石争正统之位，竟千方百计逸出轰炸区去给敌人叩头，前后悬殊如此天差地隔，真是一龙一猪，南枝北枝都是他了。他之费尽心机做了儿皇帝，这种可怖的变态心理，足供心理学家做样板研究了。
汪精卫投敌之后，从此一步错，步步错，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
40年代，汪精卫曾访问伪满洲国，同溥仪会面。两个人见面的礼仪，由日本人为之规定，预备以“元首礼”会见。可是当会见的那一刻，溥仪在皇位上坐定，百官呼三鞠躬，将了汪精卫一军，他也不得不随之如仪。而溥仪对之不还礼，最后只同他不冷不热地握手。汪精卫回到下榻处，痛哭流涕。或许溥仪想到汪氏刺杀他亲爹的事，所以对之甚为冷淡。他回南京途中，路过北平时曾举行一场演说会，沉默良久，方才发言。他说，我在被清朝逮捕入狱后，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好？我谓在三十年后，我想今日在座亦必如此问，我亦作如此答。
说毕又哭泣，说到激愤处频频击案。座中青年多以泣应之。
汪精卫在年轻的时候，尚有铁血气质，为青年所仰慕。中年以后，动辄流泪，则此泪也难有什么分量。
定点清除 纯为救种
汪精卫在北京发难，一年后，也即1911年4月，党人温生才在广州刺杀孚琦，取得漂亮的战果。
民族历史中的某个时代，其暗杀行动得到思想史认同的深浅，当视它谋求争取民权和正义的程度而定。而此问题，又当追溯到行动的个体对暴虐守旧的顽固势力的批判深度，是否可以在历史冲突过程中，给对手签署思想判决书。温生才刺死清将军孚琦，撤离现场被执，两广总督张鸣岐集群僚亲讯
张问：“何故暗杀？”对曰：“明杀！”“何故明杀？”答：“满清无道，日召外侮，死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种，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使。”他的回答，清吏为之嘿然。
面临问斩，烈士坦然接受了这种命运。简捷严正的回答，正表明他以足够的勇气信念，铺垫了国家进步的希望之路。今人追怀先烈，于其事迹总要低回不已，乃因慷慨赴义，不只急人之难，而更关乎国运。广东嘉应籍革命烈士温生才（字练生）1907年受孙中山先生感召，1909年开办广益学堂，与同道组织暗杀团。武昌首义前一年，同盟会即将大行举事，清吏百般梗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尤为出力，各路志士屡图歼之。1911年4月8日，广州燕塘举办飞机飞行表演，清吏群往观摩，温生才怀五响手枪，暗俟一茶肆，待其舆至，连发四弹，将其击毙 岂料死者非李准，而是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 然后从容离去，稍后为巡警包围拘捕。就义之日，侃侃陈述革命大义，说是初非与清吏有私仇，更非为人指使，乃激于国势阽危，而有此一举矣。呜呼！若烈士者，可谓壮矣！烈士之伟论，足媲精金良玉；烈士之高风，足使懦立顽廉。烈士死年四十有二，为暗杀者中最长者。温生才身材极为矮小，而曾为人轻视，不意创出伟举，震烁世界。当时远在南洋主《光华日报》笔政的雷铁厓先生，在温生才牺牲后撰挽联大加赞美：
诛满贼何问奸愚，志雪九世公仇，霹雳一声，黑铁饥餐胡虏血；
为同胞岂顾生死，怒撑满身侠骨，砰訇四响，黄灵笑迓汉儿魂。
温生才刺杀孚琦被捕受审，同在这一天，广州起义统筹部在香港开会，决定13日大举发难，分十路进攻，黄兴和福建同志率百人攻打两广总督署，赵声率苏皖同志百余人攻击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率领江北同志百人占领归德门城楼，姚雨平率队攻打飞来庙，黄侠义率东莞同志攻击警察署
1911年，广州起义前，黄兴和赵声在香港托付给邹鲁一件事情，在广州办一家报纸做企业的宣传工作。于是，邹鲁和陈炯明筹到经费后就办了一家报纸叫“可报”。《可报》的宣传对象比较注重于军人，目的在争取清政府的武装部队起义。这家报纸是以谘议局的名义创办的，所以清朝官吏虽有所觉察也不太好干涉。后来革命风声紧张，《可报》的言论也更加激烈。碰巧温生才在谘议局前面，刺死了广州将军孚琦。当时邹鲁在局里听见枪声，还以为是守卫弄枪走火，就叫当差的出去察看。哪知守门的警察跑来报告，说孚琦被刺。他听了非常惊奇，就走出去看。到了议场边，见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向他跪着叫救命，并说他是将军的儿子；他也不顾，直到轿边，但见孚琦的脚伸在外面翘着，知道已经打死。孚琦的护卫兵役看见他站在轿边，才慢慢地集合前来。邹鲁就把这件事，详细记载到《可报》。后来温生才在孚琦被刺的地点正法。邹鲁又亲自去看，只见烈士身首异处，碧血晶莹，同时围观的人很多。他大为感愤，又在《可报》上把种种情形，尽量披露，并且连续作了几篇文章，对于温生才加以感叹。清吏忍无可忍，勒令该报停版。
辛亥革命后，邹鲁在香港的任务完成，返回广州。动身的那天，一位女同志买来剪发机，将他的辫子剪掉。为感谢她，邹鲁送了他的袍褂给她。同志们都笑话他，说他留着这两件宝贝。邹鲁笑笑说：“我革命活动时，得此二物的庇护不少呢。”
由此可见，孚琦的儿子向他求助，还因为邹鲁有辫子做掩护呢。
定点清除的连环效应
孚琦死了，不到四个月后，清廷鹰犬李准又暴露在狙击手的视野里面。同在广州，1911年8月，水师提督李准受到连环刺杀。
革命党攻击两广督署于广州，事败，清廷水师提督李准为害甚烈。同盟会会员陈敬岳发愿，誓刺杀此贼。陈敬岳自幼鄙弃科举之业，然嗜书如命，喜就兴趣彻夜读书不止。即代人操作田间时，也以书卷相随。他在马来亚加入同盟会。既入暗杀机关，则全力以赴。时李准率领部队在顺德清乡，陈敬岳化装为乞丐徐图刺杀，日夜跟踪十余日，以防卫严密未能得逞。后回到广州，侦知李准常自水师公所至行署，陈敬岳决定半途炸之。当时同盟会同志林冠慈也在谋炸李准，二人遂通力合作，分段负责暗杀。1911年8月13日，陈敬岳持吕宋烟箱所装炸弹追踪李准乘轿，而林冠慈在前已发炸弹伤李，陈敬岳退却过程中为巡警所捕获，投入囹圄，后遭杀害。死后仅二日，广州光复，令人伤悼不已。
林冠慈烈士，广东惠阳人，天性疾恶如仇，曾与汪兆铭、黄复生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时刘师复、谢英伯、朱述堂、高剑父、陈炯明等适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因林冠慈笃信主义，遂招致之。1911年革命党广州起义败北，党人益痛恨清官吏张鸣歧、李准残杀同志，决议刺杀之。林冠慈自请为执行员，6月初在广州追张鸣歧仪仗队，未遂，尝谓：“机会尽多，所恐者投掷不准确，使民贼漏网耳。” 8月中旬，侦悉李准踪迹，伪装小贩伏道旁，李准坐轿来到，他迅即持弹掷击，炸弹落舆前，李仆地，随从死伤十余人，当其投第二弹时，卫队之枪射如雨，林冠慈当场就义，年仅二十九岁。之前跟踪途中，他又生怕误伤无辜群众，其宅心仁厚如此。
这是不平静的广东，而在两个月后，北方的天津又出事了。这是1911年10月，刺杀张怀芝一案。
梅兰芳曾回忆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特别提到王钟声的惨死。王钟声相信办学救国的观念。清末在日本留学归，又倡改良戏剧，以为演戏和办报一样，宣传革命容易深入人心，其所导演新剧《禽海石》《爱国血》，影响梅兰芳这一辈人的戏剧观念甚深甚巨。辛亥革命声势尤张，王钟声在北京闹得很凶，曾被清廷解回浙江原籍。沪军都督府成立后，他任参谋，旋赴天津活动，以此地故旧较多，遂以戏界同行为基干酝酿起义，惜事机不密，身份暴露而被直隶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逮捕，交张怀芝处理。张氏系袁世凯一手提拔的亲信，他揣测主人旨意，火速定为死刑，第二天就在天津疙疸洼执行了。当时陪绑的还有进步艺人七八位。王钟声被警察押到刑场后，高呼“驱逐鞑虏，光复大汉 ”时在1911年10月13日。“话未说完，刽子手就开了枪，头一枪打偏了，未中要害，钟声大骂张怀芝、杨以德是奴才，一连打了十三枪，才倒下去。”
这个张怀芝，乃是北洋巡防大臣（又称天津防务大臣），是反对革命的死硬分子，直到武昌起义后，仍丝毫不放松与对手的较量。那时立宪派也受革命思潮的波及，谘议局议员联合士绅策动独立，张怀芝即声言“严阵以待”，以“兵力制伏”相挟制。立宪派缺乏武力后援，谋划独立之事遂付东流。张怀芝以其冥顽不化，亦曾被党人定为暗杀目标。吴禄贞被歹徒暗杀后，同志多在北方直隶、天津一带活动，很多人旋即被捕牺牲。1911年10月，保定盲哑学堂教员薛有棠在天津组织小型暗杀团，当张怀芝由京返津时，他即在天津新站连掷两枚炸弹，惜俱偏离目标。薛有棠又拔手枪向张怀芝连击，也未射中。对方警卫群起还击，薛有棠遂被捕牺牲。
同在10月，天津的革命者出师不利，而在广州的革命者的定点清除却取得重大战果。1911年10月，同盟会精锐精密布设，炸毙凤山。
1911年的秋天，黄兴在香港情绪低落，以黄花岗亭事败后一直不见起色，闭门谢客，冥思苦想，期以暗杀打开局面，急与清廷大吏拼命，孙中山曾函电劝慰之。而此前孚琦、提督李准在广东遇刺或毙命或重伤。前来接替孚琦的，是自诩素知兵略的凤山将军，他是汉军镶白旗人，曾任北京东安巡捕分局总办、西安将军、荆州将军。凤山调任广州时，此情报为党人侦知，黄兴毅然拟亲自狙击之。徐仲可先生说：“党人以兴关系重大，欲得人代之，于是电令周之贞至粤。”实际执行团成员是南洋华侨周之贞、李应生、李沛基兄弟及黄汉悲等人，其中李沛基只有十六岁，李沛基为人好学机敏。凤山为了防人行刺，行踪诡秘，先抵香港，复转乘军舰宝璧号往广州。预先到达日期也不通知两广总督张鸣岐等人，只派人密告一个关系亲近的中级军官接驾。但其抵岸地点天字码头为党人侦悉，周之贞等又详细分析其入城必经的几条路线，最后决定在仓前街成记洋货号设伏。周之贞考虑到林冠慈以小炸弹炸李准不死的教训，遂专请刘师复的支那暗杀团协助，制成十五磅以上大威力炸弹三枚，因过重不宜投掷，又在楼檐下斜置一木板，做滑弹之用。1911年10月25日，凤山抵穗，有一中级军官带卫队数十人迎迓。凤山乘八抬绿呢大轿，望将军衙署迤逦而来。早有线人飞报伏击者，使预备实施。这时成记洋货店所有人众均已撤离，只留李沛基一人在顶楼做投弹任务。看得凤山一行已到店前，李沛基扳动机关，三弹悉数滚下，不偏不倚落在队中。轰然巨响，凤山座轿抬翻至半空，街石炸裂，店铺受震坍塌，卫队死者几尽。李沛基浑身尘土，据说他抱住街边一小孩，口称买糖果，得以机智脱身。次日，广州各报纷纷以号外详加渲染，并刊出凤山焦尸照片，这时武昌起义已爆发十数天，清廷
官吏更加魂不附体矣。
辛亥革命前数月，党人行动虽屡有挫折，然总体形势发展亦颇迅猛。黄兴先生，百年前之伤心人也，尤当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精英尽折，嗒然痛愤，前文述及其欲躬行暗杀，亦颇有取瑟而歌之意，盖以清廷糜烂已甚，尤须最后一击，既除障碍，又寒敌胆。1911年8月30日，孙中山应黄兴要求，经洪门筹饷汇去一万港币，做暗杀机关经费，但在次日，中山先生即急函吴稚晖，对黄兴欲亲行暗杀力加劝阻，而对其分组进行，即予支持。凤山由北京调任广州将军，委任发表多日踌躇不敢南下，经两广总督张鸣岐力促起程，不料在由香港转赴广州进城路上，被炸得血肉模糊。他路过仓前街，遇到的是李沛基执行小组，少年李沛基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亲属。凤山号称足智多谋，行前又多有戒惧之心，但革命党亦是志在必成，实则李沛基小组外，尚有别的机动小组严阵以待，“誓扫匈奴不顾身”，多处张机以待，注定他难逃一死。
革命老人陈其尤先生解放后撰文回忆另一小组的准备情况，亦极扣人心弦。黄兴指定李熙斌、陈其尤主持其事，陈其尤即选定两粤医学堂学生周惠普小姐担任刺杀执行员，她体魄健硕，极富爱国热情，一再恳请加入同盟会，对陈先生的党人身份极表倾慕，即以同盟会香港支部所给二百五十元港币购置炸药，并分头布置细节。
蔡元培先生以为，革命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这是最早明确提出女子实行暗杀看法的文字。但在辛亥前以女子实施暗杀者甚为少见，而周惠普要算一暗杀女杰。
首先择地租屋以备行事。分析历来清廷将军到任，都从广州长堤码头登岸然后取道归德门转惠爱路入将军署，故决定在归德门一带赁屋进行，但此处商业繁盛，租屋几无着落，情急之间，李熙斌等找到妇科医生李仁轩的医馆，他恰是周惠普的老师，遂决定利用该医馆行事。在等待凤山的几天里，李熙斌、陈其尤、周惠普三人常到郊外沙河息鞭亭密谈，并给周小姐拍摄照片。周惠普已做好马革裹尸的准备。她并以生还可能不大，要求会见香港同盟会领袖陈炯明。到港后，只得一个支部代表接见安慰。回穗埋伏期间，周惠普以不得领袖接见而略有不愉之色。不数日，秘密情报已送达，告知凤山即到，陈其尤即到李熙斌处取来爆炸力甚强之炸弹两枚做预备。不料凤山到岸后，却绕开繁华街道，而取偏僻的仓前街，但在此街却遇上了李沛基的伏击点，两个伏击点之间不联系，由香港支部单线控制，事后才知详情。其后又一月，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后，政府以有功民国的名义，派这批青年狙击手出国留学，陈其尤前往日本，李熙斌、李沛基俱往美国。李沛基因病英年辞世于异国他乡，李熙斌回国后在岭南大学做教授，至于周惠普呢，民国建立后却在广州削发为尼，遁入空门。直到1952年，陈其尤在广州获悉此事，曾特别寻访过她一次，那时，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马超俊先生号称中国劳工运动之父，抗战前后，联络华侨、抢运文物、发动知青、宣慰东南 贡献卓著。抗战前后，两度担任南京市市长。所有行政履职，均获圆满结果。
马超俊先生更为辛亥革命之元老。
其回忆录于2009年初推出，叙事畅达，语调超脱，以视当今可见之辛亥史料，尤有独家消息。故其珍贵性于此可见一斑。
马超俊最早倾心于孙中山，乃为先生的伟大人格所感发。遂一致拥戴，誓死为党牺牲。辛亥革命前数年，即辗转奔走于广州、澳门、香港各地，劝募捐款，偷运械弹，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使广东革命力量突飞猛进。
现在我们看到的史料，温生才刺杀孚琦，李沛基刺杀凤山，虽然各种记叙山垒海积，仍有殊欠明了之处。其实这几桩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均为马超俊幕后操作。所以研究历史的人，无论怎样的皓首穷经，实在也还是进一境还有一境，万万大意不得。
第十六节 辛亥革命后的定点清除
已是1912年的1月，又发生狙击袁世凯事件。
当南方临时政府已经成立，袁世凯犹奔走于清皇室。一天奉召入朝谒见隆裕太后。出宫时乘舆出东华门，卫队前呼后拥，两旁军警林立，行到丁字街，茶楼上抛下一物，距袁世凯乘车数尺，一声巨响，炸弹爆炸，卫队长一，巡警一，卫匹二，当时立毙。伤有十余人，而袁世凯的坐车竟未损分毫。卫队当即包围茶楼，捕获三人，即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自承为行刺者，问何人主使则至死不语，随后杀之。有人怀疑为革命党主使，有人则说是宗社党（清廷大臣顽固派）主使，当时不得知，但都有可能。因为袁世凯的心理，是要北制清廷，南制民党，双方都归他掌握，终由任其所为。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所著《袁世凯纪》以此遇刺事美化其父：“一日，先公入朝，有宄徒怀弹，伏东安门外道左楼中，俟先公归邸，乃掷弹向车 且伤驾车之马，马被弹，力驰而归，入邸，马亦毙，先公神色自若，微言耳震微聋耳。”也未道明掷弹者之背景。袁世凯一炸之下觳觫万状。即使如此，他还是从其民政大臣赵秉钧之劝，认为中国人民只配专制，以后竟利令智昏，当起皇帝来。此事他儿子同样为他辩护，把责任完全推到其左右身上：“南北一统 政尔有为，不幸悖乱之徒，妄冀大位，群奸肆遂，众小比朋，如朱启钤、梁士诒、杨度、夏寿田、张镇芳辈，共济宄谋。先公日理万机，未察及患之伏于眉睫也。大难既作，已莫或遏制矣。先公一愤而殂，呜呼！”炸弹尚不能使其有所收敛，贪心不足，假筹安二字，遂其包举宇内之野心，而其德才又不足以副之，终令国政离析，信用扫地，致军民同指，神人共愤，全国警电，纷达京师，不是劝退，就是痛骂，自此恐惧彀觫，体内酿成剧毒，攻心而死。彼热心帝制时，岂料有如此下场矣！
1912年在北方活动的革命志士暗杀袁世凯未遂，但震动极大，几年后袁世凯惊悸而死，其子袁克文为其所著传略于暗杀党人语焉不详，实则由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烈士主其事。
张先培，贵州人，时在北京贵胄学堂学习。张先培的父尊张梁，系晚清参将，有军功。张先培在贵阳乐群小学读书时，即有志于革命，言谈间尝流露愿舍身尽瘁国事。以父荫的关系入京都陆军贵胄学堂，和黄之萌、杨禹昌结伴北上。
黄之萌，原籍直隶，生长于贵州贵定，1910年夏游学北京，与党人结交。
杨禹昌，四川资州人，曾在北京攻读文学专业，时在保定师范学堂任国文教习，武昌首义后辞职往北京，鼓动革命。
三人窥破袁世凯大奸巨诈，集合十数人组成刺袁暗杀团。尝谓：“今日之事，唯有炸袁乃可了耳。”行前因同道居间介绍，得识汪精卫、黄复生，尽述仰佩之意，泰然与同志相约：“如能幸免，我当再干，同人有幸免者，亦如是。死而后已。”即以蒲叶裹炸弹昂然出门。1912年1月15日以通州革命组织遭破获，情形紧急，决定在次日袁世凯入宫早朝时发动狙击，地点在今东安门以东，王府井和八面槽之间。暗杀团分四组。第一组张先培率五人隐于一茶楼，16日正午袁世凯出宫路经楼下，张先培掷弹正中车辕，马车炸翻，袁世凯扣于车底，马匹惊逸四散。第二组黄之萌即于此时由另一酒楼上再投一弹，炸倒警卫数人。第三组杨禹昌在东安门街面上，在第一组投弹时发弹轰击，惜功亏一篑。此时已警笛四起，三人均未能逸脱，17日凌晨由袁世凯下令绑赴刑场杀害。一说军政执法处处决张先培等三人。当晚，陆建章令下属以棉花裹住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的身躯，浇透煤油，纵火活活烧死。张先培在牺牲前，慷慨陈词：“我不得为共和国之新民，尚可为共和国之新鬼，死有何憾！”
3月底，孙中山于伤悼悲恸中发布命令，谓杨禹昌等烈士“奔走津、沪，组织一切，厥功甚伟，而卒就义于北京”，命按照右都尉阵亡例，发给家属抚恤金。同年8月29日，三烈士并彭家珍烈士遗骨迁葬北京西郊万牲园南面松林内，孙中山亲临致祭。
袁克文给他父亲袁世凯所撰行状中，把做皇帝引致天怨神怒的责任推给袁世凯周围的人。这在艺人兼志士刘艺舟所编京剧《皇帝梦》中也有表现。其中一场戏袁氏唱了一段西皮：“孤王酒醉新华宫，皙子（杨度）出来好玲珑，宣统退位孤的龙心动，哪怕它革命党的炸弹凶 ”戏中又写袁氏次子袁克定精神失常，疯疯癫癫挥拳欲击他老子，并责备他父亲不该残杀革命党，不该做了总统还想做皇帝。袁世凯则大声分辩，说是身边的人各个劝进，各人都想升官发财，因而架弄他。这是很贴切他的心理及事实的。但主要责任还在他自己。袁世凯大处贪婪，小处亦极恶劣。1894年的状元张謇是他老师，教他诗词和八股文，袁做到北洋大臣后，就改口称张为仁兄了，不再以师礼相待，其势利如此。至于今有某作家，为袁世凯作大传，意在翻案，玩弄虚假辩证那一套，取弄机锋，则未之敢信也。袁世凯伪诈，掉弄新奇蔓延荒诞之说，不能遍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乃接应之而欲复专制旧梦，何其愚而无忌惮哉！追原祸始，袁氏之罪，埒于桀纣，取其“大传”、“本纪”，尽投诸烈火可也。
投向清廷专制的最后一爆
彭家珍刺杀良弼，从地理籍贯来看，是一个成都青年，炸毙另一个成都青年。
这一年，良弼三十五岁，彭家珍二十九岁。
良弼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后裔，出生在成都的旗人家庭。彭家珍出生于金堂县，今属成都市。
良弼协助军谘大臣载涛，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参谋总长，晚清少壮派的顶梁柱；彭家珍，老同盟会会员，也有军职在身。
良弼长得风度翩翩，体貌挺拔，素有大志，以知兵而为清末旗员翘楚，乃是旗人中崭新的军事人才。良弼意谓良佐，刘基《巫山高》诗中有云“君不见，商王梦中得良弼”之句；彭家珍少年英俊，文质彬彬，光复故国辛苦践行具备世界眼光。两个人形质俱有诸多共同之点。倘非置身对立体系，于国于民均大有裨益。良弼若早生十数年得为光绪助手，变法事或大有可为。
彭家珍生于金堂县姚渡乡。1900年代初期，他父亲到成都尊经书院任教，他随往，因而视野大开。稍后考入四川武备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极为崇尚，随即加入同盟会，这是同盟会成立的次年。1907年潜返四川策动大举反清起义，此时在清军中担任排长。
1909夏，彭家珍因友人之召赴昆明，初任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官，年底闻东北民气可用，又转赴沈阳，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在江湖社会密切联络，以图大举。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党人预感风暴将至。彭家珍从军谘府谋得推荐书，赵尔巽委其为天津兵站副官长、代理标统。这年年底，彭家珍在上海获孙中山接见，其后曾担任四川同盟会旅沪支部军事部副部长、蜀军副总司令。不久，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委其为北方招讨使，他又马不停蹄驰驱北上。
武昌起义以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北伐的声音更是响腾大陆。各国侨领也皆联名驰电要求清廷早改国体、安定大局。这时清廷急予手握重权的袁世凯加封一等侯爵，但袁世凯是想当皇帝、总统的人，岂肯以此满足？他一方面试探南方政府的代表伍廷芳，欲使孙中山让位与他；一方面要挟清廷以利拨弄。这时皇帝年少，隆裕太后张皇失措，一夕数惊，朝廷的顽固亲贵，如载涛、载洵、载泽、溥伟、善耆、良弼、铁良等，便发起组成了一个宗社党，一心主战，要和革命党决一高下，那句把中国“宁赠友邦，不给汉人”的呆话，就是由宗社党口中发出的。而稍早几年，清大臣刚毅甚至公开说“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除了他们狭义的部族特权观念，国家前途的黯淡，生民命脉的损害，并不在其头脑想象之内。良弼等人并结合朋辈三十余人，前赴庆王府，包围奕劻，言辞激烈。并责问载涛兄弟，何以前此主张激烈，而两次御前会议一言不发？于是，他们便以“君主立宪维持会”之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此即人们所称之“宗社党”。蒙古亲王博尔济吉特培等，亦组织义勇勤王敢死队。自古昏乱，至此为极。嗷嘈小民，更加筋髓委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除了一班小人，跳踉以随之外，君子远潜，真是天窭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
宗社党既如此嚣张，如此“鹰派”，为着民意事业急于撕开缺口，而不致功亏一篑，志士豪杰，又瞩目于此，拟以狙击手段处之。其间，彭家珍参与京津同盟会骨干研讨诛锄袁世凯、良弼、载泽三人的决策。1月中旬袁世凯被炸，导致搜捕更严。彭家珍遂决意刺杀良弼。1月26日晚间由绝密情报得知良弼次日出席重要军事会议，他即返寓取出炸弹和手枪，然后化装为新军标统崇恭，那是一个良弼的熟人，径赴良弼宅邸晋见，以求一逞，不遇。旋赴皇宫外东华门静候，良弼出宫，卫队森严，未及下手，又乘马车尾随至良弼住家，待其下车，即取出名刺（名片）抢步求见，遭良弼敷衍，这时他迅速取弹掷向对方脚下，先爆一响，伤其足仆地，卫士惊觉反抗，不料炸弹经石反撞，又爆一次，卫士三五殒命，同时亦因距离太近，不及腾挪，彭家珍也受震牺牲。良弼受伤后延西医抢救，终因血流不止，次日亦死。
孙中山先生闻知极为伤悼，称其壮举为“我老彭收功弹丸”，追赠陆军大将军，令崇祀忠烈祠。2月12日，清帝即下诏退位。
20世纪80年代末期，诗人流沙河在成都郊区彭家珍纪念馆瞻仰，说彭家珍“不穿军装，不扎皮带，不威不严，乃一面目清秀、头发梳波、翩翩美少年也。这样的人会做出那样轰天震地的大事来，真想不到”。流沙河将彭家珍的精神内蕴归纳为一种思想、信念垫底的大智大勇，这也正是辛亥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傲岸独立之处，革命档次之高，一至于是。这与“打烂伞的”、“无法无天的”乱闹是何等的悬殊！
说来这个良弼还真是清皇室的忠实走卒，廉洁自守，对得起他的主子。他死后无嗣，唯余女儿三人，几无遗产。清帝退位，竟无从发放抚恤，女儿相对涕泣，萧然得很。狙击事发之后，清廷的亲贵们落魄丧胆，这些人可不像良弼，他们又庸又贪，纷纷遁入外国人的租界避锋，仅存入外人银行之金即达四千余万两，尤以庆亲王前全权大臣奕劻掌握最多。这当中，就有宗社党之一另一骨干铁良，他作为皇清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江宁将军，在此危急之时，丢下哭哭啼啼的隆裕太后，以及不到七岁唯知嬉戏的小皇帝，跑到津沽之间躲藏起来。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他还想参与之，因病不能随行，“悲忧感愤，若焦若熬，疾益甚”。几年后，病死。他死后，据墓志铭载：“事闻，上悼怆，予请庄靖，特谕称公练兵理财诸要政，规划精详，器局宏深。”他原是革命党最重要的暗杀目标，殊不料竟然漏网。革命党的青年学者吴樾在长篇论文《暗杀时代》中有三个章节矛头直指铁良，既揭露其罪恶，也阐明行刺的原因和效果。铁良为江宁将军时，仅一次搜刮，即在上海制造局提款八十万两，海关道库提款七十八万两，其余各处提去百数十万两不等。“东南各省脂膏竭罄”、“敛取东南之财，以供彼族之挥霍而已。”这实在是清廷褒扬铁良善理财的内因，其他种种罪行，不及一一备述，可惜吴樾未及实行而前此以弹掷五大臣出师未捷身先死。
第十七节 最绚亮的抗暴 最清洁的革命
武昌起义来得波澜壮阔，但整个广义的辛亥革命时期，最绚亮的莫过于定点清除者奋起抗暴。也只有从他们身上，我们才能看到未来的自由中国的一线曙光。
定点清除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忍辱偷生、好死不如赖活、宁为瓦全不为玉碎等苟且、奴性传统，是一种点对点的纠正。176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美国公民出于义愤，将一位引发公愤的地方腐败官僚暗杀了。审判时，后来的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当时曾挺身而出，慷慨为其辩护。富兰克林认为，既然英国政府无力控制殖民地官员的腐败，那么美国人民就可以拥有暗杀腐败官员的权利。多年后，富兰克林甚至说：“如果没有弹劾的权力，我们就用暗杀来摆脱一个腐败的最高行政长官。”如富兰克林所言，当制度无法做到的时候，革命青年有权利定点清除专制魔王，从史坚如、吴樾，到温生才、彭家珍，他们的行为正是如此，理应流芳百世，万众景仰。
在徐锡麟受审时，大吏刑官有暗自称许，不禁点头的，有铺纸研墨的，有提痰盂供豪杰使用的。主审的藩司冯煦和其同僚毓秀喝令徐锡麟下跪，徐锡麟淡然一笑，一派大气磅礴之姿态。观其镇定之神采，审讯者面面相觑，一时为之语塞。
温生才受审时索取纸笔，不假思索，挥笔疾书，痛述严重的民族危机，声明“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税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 为四万万国民伸气”。李准、张鸣岐先后亲审，温生才与之大谈为将之道，或予以警告，令其中心震恐，竟然思迷离而神恍惚。
汪精卫、黄复生被捕受审，主审官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汪、黄竟各自争为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人心，且在供词中大谈世界潮流。善耆竟为其风采、识见所吸引而欲罢不能，数次往狱中探望。
定点清除是对生命的无限关注，卸下绞肉机上机动的螺丝，打掉其几乎无意识无休止的绞肉功能，菩萨慈悲，善莫大焉。白坚武1916年2月1日日记，曾记载当时一位年轻读书人的思考心得，以座右铭形式悬联于壁。这句简捷而无限深沉的话说：智者不敢恃有明日。
其意若谓，当下的事，不能一拖再拖；当下的苦难，必在当下解决。若俟诸异日，不知又断几许头颅，又死无量生命，又流无尽颈血。出发点，是说生命不能预支。
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民风淳朴；政治腐败，人心向恶，民风败坏。晚清数十年，人的道德底线是被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突破的，所以当每一次人们认为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够承受的事情，不能够接受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时，这种道德底线就一次又一次地被突破，这样在人群中就会有一定的人认同这个做法，或是潜意识的模仿这种做法。所以太平天国产生了。
官权公然剥夺民权，强权肆意践踏人权，造成了大批流离失所的人群，产生了大量的哀哀无告的弱势群体，官场腐败，贿赂公行，民不聊生，生不如死。被压抑被憋屈得太久的民众，压力没有正常释放的途径，被迫对社会施以报复，太平天国就是如此，
定点清除是申张社会正义的一个选项。
中国人不得不作许多无奈的选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被禁止作许多别的选择。清王朝实行的是一种反人性的暴政。人们很快就觉得无法忍受了，民众和平说话申诉的冤屈的途径完全堵死，就连清廷内部开明人士的诉求也都连续遭受扼杀，民众讲道理的概率为零，反抗随后就会发生。但大多数人没有反抗的勇气，只能选择逃避。到了避无可避，直至发生太平天国革命，玉石俱焚，这是蛮横的统治者严重分裂了社会，在分裂的社会里理性起不了作用。
体制化的定向性暴力催生出个人泄愤的无定向暴力，这是清廷的习惯性动作。
党人的定点清除恰恰相反，他们是制止定向暴力，同时避免无定向暴力。
孙中山摩顶放踵，等于是菩萨般的人物。其革命重点在改革，还不是武装的部分。他和他的追随者，秉持为生命求尊严的价值理念，担负起拯救天下的责任，为苍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党人的政治暗杀可算是有史以来最干净、最清洁的一种战争方式。
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大乱不止，都是你我两个人造孽，我们来决斗吧，不要再苦了苍生。可是刘邦不干，他要让无数的炮灰来替他攫取天下。
钱鍾书先生引英国民间谚语说，把那德国的君王将领，以及英国相应的内阁大臣，放置在近处的战壕里面，让这班人互相抛掷炸弹，其结果，只消三分钟，这两个国家就必然和好如初。
定点清除不是以暴易暴，相反，它是对暴戾、暴虐、暴行的制止。
中国进入晚清，真是暴政猛于虎！这样的暴政不被结束，中国人就永远处于随时要被虎吃掉的危险，根本不可能有自由，不可能有生命最低微的意义。
狭义的辛亥革命和广义的辛亥革命的关系，历年陆续出现的定点清除，就是武昌起义的不同时间段的陆续的引爆。
实施定点清除的志士，不少人献出了热血和头颅，这是对民生、民权、民族的信仰的力量。肉体的陨灭，是为了寻求民族精神的自由，他们是真正的历史转折点恰切到来的伟岸而崇高的推手。
定点清除，就是坚定结束暴政，建立一个自由中国的决心！
第十八节 辛亥画卷展开了后半幅
吴其昌尝问他的老师梁启超：康有为和中山先生欲合未合，究竟怎么回事？是康南海不肯吗？梁答，不然。许多人都知道中山和我交谊甚厚，在横滨时，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夜同卧一榻。外面传说南海轻视中山，不肯与中山合作，那是奸人的挑拨。最初，南海的确不了解中山，也是真的。后经日本人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疏通，二人的误会已经焕然冰释。唯以后仍不断有奸人两面挑拨。我很怀疑这些宵小之徒，来自清廷。只是当时南海正环游世界，我又在日本，不能向他进言劝解。听说他们最后决裂是在马尼拉。那次中山屈己拜访南海，南海也欣然出迎，据说已下到楼梯一半，有人拦住，说孙带有凶器，是行刺来的。康惊恐上楼，孙大怒而去。这事我也是听说，不过大致不差。
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明确提出中国民主宪政的路线图：军政、训政和宪政，并规定了详细的时间表：“其中军政和训政各约为五年。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凡一省全数之县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孙中山不仅有知行合一的手段，还有罕见的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阿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征的原因。
孙中山的妥协精神，看似不得已，有人甚至以为软弱性格在起作用，这是莫大的误解。实则，斯为一种了不起的现代精神。
所以，史扶邻以为孙中山是为现代而生，而不应生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虽然已是近现代之交，但又还是古代的尾巴。
即使现代的美欧民主社会，其政党的组成，由于人物的性格的巨大差异，总会有各种抵触、格格不入的地方，一般只有两大党，这就是妥协的忍让的精神在其间调谐，以妥协达成大致的政纲，来组成政党获取执政之权，从而和他党竞逐。若是每一个人各按照一己的嗜好欲求一意孤行，那就成百上千个组织出现都是可能的了，那样的乱象无法出现治世。
孙中山的说服精神，不惜千言万语去说服。这也是他所受万千青年极深崇拜的原因。
但是袁世凯不领情，其个性以专制为最高欲求，不到黄泉路，不会画上休止符。所以辛亥革命，从民国肇建那一天又接续开始了新的征程。
北洋奸雄偷梁换柱
辛亥革命，自身带着一种伟岸气息，仿佛暗夜里升腾起来的璀璨星辰，势将冲破历史的重重阴霾，将它的光辉照亮中国的每一角落，布设于人心，端正历史的航向。
辛亥之后，确有部分智识者，乃至同盟会圈内人，断言辛亥革命失败了。他们无非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现实感觉或个人感触出发，或因一时判断错误，或由一时愤激所致。说到底，不过是对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必然出现，缺少应有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清王朝。这个王朝不仅被革命所击垮，而且就此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据此，我们还能说它是失败的、而不是胜利的革命吗？
辛亥革命，乃是孙中山先生发动国民精英革命，长期奋斗结出胜利结果，但在1911年之后，辛亥革命的成果却为专制复辟的势力所乘。1912年3月下旬，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同盟会方面，给了袁世凯充分的信任和机会。当武昌起义不久，也即当年的11月上旬，黄兴在战时总司令位置上，即致函袁世凯，期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的资格，出面建立拿破仑、华盛顿之功勋。直捣黄龙，灭此朝食。如果袁世凯能做到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
民国初年袁世凯接任后，社会乌七八糟。近些年的文史杂文中，常看到有人引述冯玉祥的逸事，曾盛传他大白天打着灯笼去找蒋介石，以喻社会的晦暗。
其实此事的始作俑者还不是冯氏，而是他认识的一个老先生，名叫李六庚。这位李老先生表达厌憎的方式如何呢？说来有趣。冯玉祥写道：“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
就像曹孟德、司马懿一样，袁世凯之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与前者貌合之、神似之，雄才大略、通权达变、脸厚心黑、善用规则、善应时势，便是他们的同类项。
袁世凯也是清廷的僵硬颟顸的产品，正如袁世凯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清廷的崩溃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袁世凯的崛起是无可阻挡的。在晚清那样一个乱民社会，正是滋养乱世奸雄的最肥沃土壤。
逼清帝退位，袁世凯同时看到孙中山的质直易欺。
袁世凯以为，吴樾、温生才、徐锡麟 这些人都陆续死了，这些人重创了清廷，但他们自己也死了，而老袁不死，反而身心俱泰，千秋的伟业，得来全不费工夫。
杀袁世凯的杨禹昌等人，也被他捉到，浇上煤油烧死了。对效仿者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是一个警告。本来吴禄贞一旦西连山西，复与张绍曾、蓝天蔚连成一气，便有钳制北京、逼清帝退位的实力，而袁世凯在北方的绝对优势也将打破而不复存在。可是吴禄贞又被他们刺杀成鬼，这时宗社党要角良弼也被炸毙，一时京城震动，皇室亲贵陷于慌乱之中无以自处，于是一切都按袁世凯的意愿发生了。
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恼怒异常，尝质问南方代表：“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取消？”又透过唐绍仪向南方探询，如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有何把握”？
1912年的1月下旬，宗社党上书袁世凯，措辞极为严厉。略谓：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袁世凯阅后，颇不自安，便邀荫昌、王士珍、冯国璋、姜桂题等人密商大计。冯国璋主战，王士珍附会之，姜桂题不愿战，荫昌主和。袁世凯良久才决定：“诸君既不避劳，唯有战耳。”遂发布各军整备再战之通电。然暗中又进行布置：调驻滦州曹锟第三镇入京“保卫”，唆使段祺瑞等通电主张共和。
手下的兵马、将官，正是得力的时候，四十六名北洋高级将领联名，由段祺瑞领衔发电，敦促清帝退位，里面又是恫吓，又是威胁，要求对方“立采共和政体”，如若不然，那就要“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这几乎是脱了裤子赤裸裸的公开叫骂，并做铁拳猛揍之势。段祺瑞又叫人把电文印刷上万张，在北京各处散发。《国风报》还印了号外，随报附送，社会舆论鼎沸。几天后，邵飘萍的新闻评论写道：“段祺瑞为袁世凯之何如人？退位之请，未始非袁世凯之作用。民军苟因是而懈其进取者，则满帝即果退位，而专制魔王之袁世凯，乃得达其最初之目的矣。”
这对孤儿寡母的清廷尚未动手，已是沉重的覆巢般的打击。
总之，对手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只有袁世凯自个儿持盈保泰，谁主大地，舍我其谁，就是一头毛猪，也到了油光水滑，该出栏了。
力量一经措置平衡，袁世凯觉得他自己浑身都是讨价还价的能力，做皇帝的心，这时已然萌蘖，绝非几年后才突发奇想，或者灵感陡降的梦境一闪念。
上下其手窃取法统
先是在停战问题上上下其手，然后逼迫清帝退位，然后是拒绝南下就职，威迫南京临时政府退让，然后就是制造兵变，随后，就是3月初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为，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出手不凡的好棋和妙招。
至于其间的那场兵变，是在1912年农历正月十三日。
最初是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兵变是第二镇全体，乱兵们先放枪，后抢掠。府中珍贵财物，搜刮殆尽，袁世凯的卧房都被打破一角。
冯玉祥说兵变的原因是段芝贵减饷，事发后由陆建章、姜桂题出头处理。
一场巨大的兵变变成了捉拿土匪的游戏。十二点钟左右，枪声响到了前门外，袁世凯同他的公子袁克定对坐愁城，毫无办法。看见陆建章来了，这才喜出望外。
一般以为这场兵变，是袁世凯不去南京，而故意制造的借口。但冯玉祥在其回忆录第十四章中认为，他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认为减饷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一般士兵还只知忠于皇帝，看到袁世凯这般自己做了大总统，反说他是篡位的奸贼。这就有了放手乱来的理由，于是军纪败坏到极点。部队中，热血赤心的年轻军官均受排挤，撵走了事。结果一遇导火线，就会爆发。
虽然冯玉祥以为，这太恭维袁世凯了，因袁氏尚无这样擒纵自如的能力。但袁世凯很快回过神了，借力打力，此所以奸雄之为奸雄。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则对此关键时刻的兵变表示他的看法，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那是一九一二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 外边兵变了。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 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职。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中山让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第十九节 辛亥革命后半段的重心
然而，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是有条件的，所谓必须由“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这不是一句空话，是要他遵守民主共和的原则，必须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道。但这个铁杆独裁者的底牌，和他上任后的作为，排斥异己，打击国会，都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当时还在美国。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
参与发动辛亥革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觉得在清帝退位之后，革命暴力是用不着了，一般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大抵转入文字宣传工作，都去办报了。
所以，护国与护法，即保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不被颠覆，保护新民国的共和法统不遭阉割，就成为第二期辛亥革命，或曰辛亥革命后半段的重心。
所谓反袁护国，就是反对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所谓反北洋而护法，就是反对北洋军阀顶着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行阉割中华民国共和法统之实；所谓荡平新旧军阀的叛乱是护法的继续，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统一后，新旧军阀叛乱的本质乃是意在继续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
贺国光在《北洋军征战杂忆》中对袁世凯心性有着深切的挖掘。他以为，袁世凯其人，论才能为近世少见之杰出者，然其心地自私，所以他拿两句话评论袁世凯，一句是“不忠不义之奸雄，祸国殃民之罪人”。戊戌政变，谭嗣同等人以平时为袁氏接纳，欲利用逼迫慈禧交出政权，不意袁氏暗中通报，出卖谭嗣同等，是不义之最显著例证。武昌起义，袁世凯指挥军队南下平乱，本可一举而击灭革命党，而袁氏屯兵不进，反而逼清帝退位，是其不忠于清室之著者；其对于民国，存心帝制，又不忠于民国之著者。戊戌之变为祸国，北洋军阀后日之鱼肉人民，是殃民。民国二、三年间，国家颇有一番新兴气象，唯因袁世凯之私欲，全国大乱，中央与地方对抗，此后数十年来民国之动乱，不能不说系由袁氏所种因。
辛亥革命还在继续
专制者对孙中山也不得不存着几分敬畏，盖以当时民众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要想继续用武力和谎言来维护愚蛮的统治，越来越力不从心，至少要费一番脑筋。孙中山给予掌权者最后一次放下屠刀、改邪归正的机会。其实，要想真正使社会进步，放中华民族一条生路，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是没有机会。只要从本质上入手，放下屠刀，还权于民，和平盛世不是没有可能。
1912年8月23日下午，孙中山抵达天津，各界团体及群众拥趸极众，欢迎场面极为盛大，居住在天津的一众逊清皇室成员情绪由不安、恐慌转变平静和关注。皇室成员绍彝迅即将孙中山行踪报告北京，并建议沟通感情，以为对“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他们清楚看到孙中山虽辞去大总统职位，仍在国民中保有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9月10日，孙中山亲赴醇邸，与摄政王载沣把晤扳谈。
皇族稍微动了一下脑筋，就知道，袁世凯不特是全民的大敌，更是皇族的掘墓人。他们认为“本朝皇室为吾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这个结论在孙中山那里是成立的，砸在袁世凯手里则必将麻烦不断；而孙中山这位伟大的学者，本是各民族可以信赖的朋友。
辛亥革命到了武昌起义胜利达成，能否谓之成功，就同盟会纲领、共进会、文学社的理念而言，其诉求可谓达至一半。不可谓大成，也不能说未成。本来有亚洲第一共和的气象，但袁世凯新军集团的接手，使其化为泡影。袁世凯的新军成员，除了汉族身份而外，其余一无可取。他们最恶劣的就是对宪政、民主指标的实际操作上的打压，对民主人物的肉体的消灭。这和清廷一样，甚至还要过之。
因此，辛亥革命就还在继续。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用在这里，一样的恰切。
从北洋军人集团的第一代李鸿章，到第二代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到曹锟、吴佩孚、张勋，以至孙传芳第三代，真是没完没了。旋生旋灭，旋灭旋生。
1912年元旦前三天，孙中山在上海逗留，这时记者采访他，他谈到袁世凯的落点。当时袁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和议时，明确表示，南方如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袁等人必将赞同共和。
显然，袁世凯一切以个人目的为最高原则。
孙中山之坦白不设防也可概见。他说，那不要紧，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孙中山年谱长编》600页）。先生当选临时大总统后，曾专致电北京袁世凯：“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达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 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一直到1912年9月，黄远庸采访孙中山先生，先生还赞袁世凯：“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而白坚武论袁世凯为人，则断定他纯属旧奸雄局面，说者曰：彼之失败，在否认道德二字，责之未尝不是。袁氏一生之自雄即在机智。“余固谓袁氏之失败在智不足。皇帝之为物，历史上出产品也，今日无皇帝发生之余地，乃欲以手搏泥土为之，此所以天夺其魄也，然其智亦可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