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施行，对道教的冲击巨大的。被废除道教神祠有∶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土地、文昌、财神、送子娘娘、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等。城隍、土地庙的废除，让张天师非常伤心，因为按不少地方的惯例，这两类神仙是要张天师亲点才算合格的。废除了它们，相当于废掉了张家另一项神圣的权力。众所周知，张家这一类的权力，真的已经所剩不多了。
送子娘娘被砸了不要紧，女人们还可以去拜正规的送子观音。而财神庙的废除，则让天下所有钱不够用的男人感到相当的愤慨！大家愤愤不平地抱怨：以后麻将打输了，找谁帮忙翻本去？——有人评论说，国民党后来之所以闹得民穷财尽，捣毁财神庙，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
从古到今，道教一直沿用“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做法，《神祠存废的标准令》颁布之后，道士们赫然发现：原来这些菜到了后来，都是会咬手指头的！因为，借着法律的名义，地方上的强人豪吏，可以轻易地一脚把道士踢出庙门：对不起，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这间庙现在属于国家财产，已经被查封了！
道士们欲哭无泪，当初建这庙的时候，俺们托着个破钵挨家化缘，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怎么这样说封就封，连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么？
官儿们眼睛一瞪：呔！大胆杂毛，还敢顶嘴？捧着你的破碗继续化缘去吧！国家的法律，懂么？真是封建脑袋不开窍！……
至于查封之后，那些庙观到底成了“国家财产”，还是成了“私人产业”，没有一个道士敢去考证。在不少豪强官吏眼中，“国”就是“家”，“家”就是“国”，二者水乳交融，哪里还能细分得清楚？当时的人们，最喜欢挂在嘴上的词汇是“爱国”，工人、农民、学生，甚至包括土匪袍哥，个个都敢拍着胸脯，夸口说自己是最爱国的。但细细算来，天字第一号的爱国者，怕还是要数这些贪官污吏们无疑。因为，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一片地方，可以供他们如此潇洒地长袖善舞？
因此，这样的法令一出，军人、豪强、官吏们个个兴奋得摩拳擦掌。有这等肥肉，真是不吃白不吃！要么把神祠占了自己住，要么把神祠拆了卖木料，反正自己不出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呢？张天师都被抓去游街了，俺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当时，道教界是人人自危，根本弄不清楚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一来要怪制定法律的人，没有考虑周全；二来也怪道士们长期以来，行业性标准制定得不完善。首先，人们发现，中国的神仙数量，竟然远远超过政府官员的想象。不少道观神祠，例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根本就没有列入《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大名单之中。这样的庙观，到底是拆呢，还是不拆？
另外，道士们历来喜欢贪多求全，一间道观里常常摆上几十尊各种各样的神像。有时心情好，顺便也帮和尚们摆上一尊观音或者地藏王菩萨。有幽默感的，还虔诚地供上了“齐天大圣”和孔夫子。应该承认，道士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广结善缘嘛！至于地藏王菩萨和“齐天大圣”愿不愿住进来，咱们暂且不去想他，俗话说：心到神知。连张天师都要去南海进香，下面的道士，当然更是乐得“难得糊涂”。
但这样一来，同样的难题出现了：当一间道观里，并排供奉着太上老君和财神老爷，那是拆还是不拆呢？总不能说，咱们拆一半，留一半。太上老君那半边的庙留着给道士避雨，财神爷那边拆了卖木头供官儿们发财吧？道士们的意见，当然最好是都留着；但官儿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坚决认为，全部拆了才算干净！——众所周知，“血统”不纯，历来都是种相当大的罪孽。
于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历史悠久的道观变成了私产，或者，干脆变成了废墟。这些还只是表层的现象，真正的打击，是在精神的层面上。
千年以来，道教长期以多神教的面貌出现。“三教合一”、“兼收并处”的思想，一直是道教架构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从南北朝以降，虽然和尚们很不乐意和道士们掺和在一起，一直尽力保持着佛教理论的纯洁性。但道士却不在乎佛教，或者儒家理论可不可口，只要能吞得下的，便“一涝食之”。这是道教存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结构，也是儒、道、释三家的一种不稳定的稳定平衡。当这样的基本结构和平衡被外力强行打破之后，所有的道教信徒，心头都不禁涌现出了一种由茫然而生成的恐慌。
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恐慌，从公元1928年开始，会越演越烈，如暗夜之中摆脱不掉的魅影，将伴随他们走完这个世纪剩下的旅程。
（一一六）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窪德忠，1942年曾经的到中国研究道教。他跑了不少地方，如沈阳、北京、太原、济南、青岛等，还在全真教的祖坛白云观住了一段时间。一路上，他惊讶地发现，“很多道观虽然建筑雄伟，但内部荒废，道士仅有两三名，神像被尘土覆盖，或缺胳膊少腿。”另外，“有些道观变成了学校，警察、士兵的宿舍，商店，饮食店，或工厂……”这位日本学者听说太原有个元通观，藏有一部《道藏》，非常有名。于是乐颠颠地跑去找，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上前一看：元通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餐饮行业事务所。其职能早已从关心人民的精神粮食，转换为关心人民的物质食物了。
窪德忠在书中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关心道教的人来说，看到这副景象，心中不免有些酸楚，这种心情久久不能忘怀。
从窪德忠先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执行得不错。造成这种惨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人打来打去之后，日本人又掺和进来打个不停。《道德经》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处于“凶年”之中，不管你是在家的俗人，或者出家的和尚道士，命运统统如草芥一般，更何况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庙观、庵堂？
另一位日本学者吉冈义丰，从1940年到1946年，在北京住了六年，其间经常到白云观小住，对那里道士的生活非常熟悉。据他研究，当地的道士，出家时的年龄介乎于12岁到20岁之间，出家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大致归纳下来有以下四种：
1．决心修道登仙的；
2．追求隐居清静生活的；
3．家境穷苦无力抚养孩子，舍子从道的；
4．体弱多病，过世俗生活有困难的；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道士属于后两类，像当初张道陵、寇谦之那样的志愿人士基本绝迹。就连王羲之、李白那样的高级票友，也很少有听说了。自然，这样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道士们的基本素质变得越来越低下。吉冈义丰和窪德忠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评论说，“......杰出人物很少。大部份道士对道教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力量。”
后者对当时白云观道士日常生活的观察是这样的：“识字的道士仅是少数，我同他们笔谈都不可能，很使我失望。我还发现有的道士成天无所事事，到处晃荡，或晒太阳打发日子(开封生活网ekaifeng.com)，而且这种道士还不少，使我非常诧异……”
从清朝王常月中兴全真教之后，“临济、龙门半天下”，全真教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基本上盖过了张天师领导的正一派。从以上两位学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真教的核心之地北京白云观已经是这付凄凉境地，其它地方的中小道观可想而知了。
例如，住在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便出卖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把全天下的中国人都气得恨不得每个人上前捶他两拳。王道士俗家姓“王”，这倒没有什么，天下姓王的太多，鄙视不过来。但他的身份是“道士”，这就有点尴尬了。事情被揭露后，众多的道友便只好跟着他挨骂。
说起来，王道士也有他自己的委屈：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道士一样，是个没有文化的文盲。你能指望一个乡下的文盲老道，能够具备多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物鉴别能力？换一个平常的老农民，情况又能怎么样？——老农民种高粱，种小麦，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遇到年成不好就挑着担子逃荒；王道士给人画符，念经超度，有生意吃饼子，没生意饿肚子，实在没辙了就打包四处云游混饭吃。唯一不同的是，老农民多少还有间破草房，王道士连间破草房都没有，只好借住在很久以前的和尚庙里。
道士们素质的极端低下，以及生活的极端贫困，闹出了很多像王道士那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到了公元1946年的时候，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一次，发生的地点恰好正是全真派的大本营：白云观。
这一年11月11日的深夜，白云观一如既往地进入了寂静的深夜。当时，为了省钱，白云观没有安装电灯。道士们生活清苦，又没有什么娱乐，晚上总是早早第熄灯睡觉。窪德忠曾经说，“在白云观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寂静的含义，那种寂静我至今不忘。”
但那一晚的寂静却让人毛骨悚然，在一片寂静中，一群道士在许信鹤、杜信龄、马至善等人的带领下，破门而入，闯入方丈方丈安世霖、监院白全一的房间。一进门，二话不说，一把白灰先冲眼睛撒过去。然后，绳套往脖子上一拴，五花大绑，生拉硬扯地把两人拽到方丈院内。在那里，早已经架好了木柴，甚至连煤油都浇好了。——白云观的道士点灯没有油，烧起人来油倒是充足等很！
方丈安世霖刚被扑上白灰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了，便不住声地苦苦哀求。但那伙道士不容分说，把二人往柴堆上一架，捆好，立刻就点火烧人！可怜安世霖和白全一两人，当时不外乎四五十岁，正值盛年，就这样被活活地烧成一堆灰烬！
当年忽必烈问白云观的道士，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持咒，便能够“入火不烧”？元朝时候白云观道士胆小，没有一个人敢去试一试。几百年过去，到了民国时候，白云观的主持方丈和监院，在其他道士的协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不管怎么持咒，入火还是被会被烧得很惨！
烧完了人，许信鹤等人才拿出一张纸，当众宣布二人的罪状：奸盗邪淫,盗卖庙产,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对道众生活苛刻,不给饱吃等等，根据道家的”老子家法”，处以焚尸之刑。——也就是说，这是道教内部的家法，其他人等不得干涉！
其实，以上罪状多是欲加之罪，例如，里面最奇怪的“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一项，许信鹤等人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盗卖多年长生猪、马、牛三宗,乃施主不忍杀害,送来养老,终年以粮施生。安、白竟敢私自盗卖,置数十生命于不顾,残暴行为盗贼亦所不能。”——这也够得上被活活烧死么？至于“奸盗邪淫”，料那两个道士也没这本事。即使是有那贼心，也没有那贼钱。卖几口猪羊那点碎银子，未必就敢往八大胡同闯么？
当时的道士生活相当清苦。衣服破烂：“白云观的老道铺衬精,身穿的纳头补三层”。伙食极差：没有做工的一天两顿，早上十点和下午五点；有工做的三顿饭：八点、十二点和下午六点。每顿饭的内容和一般的城市平民差不多，不外乎是稀饭咸菜窝窝头之类，要想吃饱纯属妄想。安世霖等上层管理人员自己的生活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给饱吃”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要安道霖来承担，恐怕也有点言过其实了。
真正的原因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安世霖当年还是监院的时候，勾结白世一，把当时的方丈陈玉坤赶跑了。陈玉坤的弟子、朋友、支持者、同情者便纷纷联络官府，多次出来打抱不平，试图把安世霖一伙给赶下台。这场“持久战”从抗战前，一直打到抗战后。后来，日本人都被赶跑了，陈老方丈也早死了，双方的争斗还是不肯停息。白云观一路来有交好官府的传统，好几次，“反对党”领着官方人员雄赳赳地要来“接收庙产”。一进门，却见安世霖悠闲地袖着双手看金鱼，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手上捏把鹅毛扇，活脱脱的就是个孔明第二。
到最后，“反对党”那一派总是灰溜溜地失败而回。安世霖道长并没有太上老君做主，也没有烧道符请关公下凡助拳。他获胜的原因很简单：在官府的靠山比对方大！
所以，后来许信鹤等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是道教内部的事，有“老子家法”顶着，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但官府还是被这群全真道士的胆大妄为吓了一大跳：厉害！什么年代了，两个大活人，说烧就烧了？当年全真道的邱处机祖师爷算够彪悍了吧？比起这些后起之秀，怕也只好退避三舍呀！——天亮之后，官府按名单抓人，一共抓捕了观内外有牵连的道士三十六人，恰好合道教的天罡之数！
白云观出了这一大惨案，全真派从此一蹶不振。而在南方，张恩溥先生早就被人抄了家，游了街，“一蹶不振”得已经习惯了。对于整个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一个流年不利、命犯太岁的时期。政府方面法令上的打击，地方豪强官吏的趁火打劫，连绵多年的战乱，道士本身素质的低下……从南到北，道教，已经面临着全面溃败的局面！
（一一七）
民国时期，道教被冲击得落花流水，基本上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但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它却吸引住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这种现象，仿佛一群生物学的教授，发现了一个濒临绝种的物种一般。
其中，跑得最快的又是日本人。日本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窪德忠和吉冈义丰外，比较有名气的，至少还有小柳司气太、津田左右吉、平野义太郎、福井康顺、五十岚贤隆、幸田露伴等等。喜欢文学的朋友应该熟悉其中的一位：幸田露伴。此人道教方面的研究不算顶尖，却是一个十足的文坛顶尖高手，
中国的道教，却让日本人抢先研究个够。这一点让国人相当尴尬。不过，在当时（甚至可以包括现在），这样的尴尬已经够多的了。比如，谁都知道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是在日本。日本人除了对中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外，在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当时的中国学者望尘莫及的。《红楼梦》中那句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完全适用于国运的兴衰。大致上来说，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除了风景之外，不用指望看到其它令人激动的东西。
后来，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慢慢地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学者，叫刘师培，此人一生经历很富有传奇性。前半生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后半生是真正的反革命者，投靠满清重臣端方，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家，以及闻名天下的“怕老婆的男人”和“戴绿帽子的男人”。早在1910年的时候，他就跑到白云观去研读道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刘师培在日本留过学，他开读《道藏》的最大意义，是第一次有人抱着研究的眼光来读，而不是试图从《道藏》中找到升仙或房中术的秘方。
接下来研究道教的，还有陈垣、陈国符、汤用彤、许地山和冯友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许地山。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散文名篇《落花生》，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乡土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高手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是中国当时唯一一位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他的著作《道教史》和《扶箕迷信底研究》，一直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国际学术水平。
遗憾的是，以上那些研究道教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信奉道教的。当时中国本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真正算是道教中人的，恐怕只有区区两人：陈撄宁和易心莹。其中陈撄宁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敏锐地看出了道教真正的弊病，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仙学”。
陈撄宁的“仙学”内涵很复杂。简单地说，“仙学”的现实目的是“益寿延年”，而其最高境界则是追求“长生久视”。那么，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致这个目的呢？陈撄宁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道教的各种养身术，尤其是“内、外丹道”。修炼到了极点的人称为“仙人”。陈撄宁认为，所谓的“仙人”，“乃是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的长生者”。——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至高居兜率天之上的太上老君，下至喜欢跑到人间到处乱逛的吕洞宾，听了这个定义，心中都会郁闷不已。
但是，如果从道教本身的利益来看，陈撄宁的这些建议却是一个死中求活之法。他试图把以前那种玄之又玄，云里雾里的虚幻道教，真真切切地请回到地面上，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可望又可及的“人间道教”。
一般的聪明人，往往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高明的聪明人，则不仅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撄宁先生应该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他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也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至于这个办法是否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陈撄宁当年提出的“仙学”，现在已经成了故纸堆中，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名词。
陈撄宁和易心莹两人的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道教的“居士”。当时，真正的道士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像陶宏景、葛洪、寇谦之、张继先等先辈高道们的身影，在二十世纪早已无法寻觅。道教，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群落之中，已经提前宣告集体退场。这一点非常的致命，因为它意味着在中国的社会里，道教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话语权了。虽然有些时候，为了某种需要，人们还会把它像只花瓶一样摆出来。但同样是摆在主席台上，和那只不起眼的麦克风相比，花瓶虽然看上去很美，却永远不会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渐渐洞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群也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社会话语权力，慢慢从那些一身土锈的冬烘书生那里，转移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知识分子手中。这群新兴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献声，是发生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最早拥有一些现代意识的那群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应该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头生虽然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但脚下已经开始悄悄地穿上皮鞋了。
很遗憾的是，康有为一开始就对道教没有什么好感。他喜欢的是儒家思想，一心想把儒家定位为国教。第一个提出废除“淫祠”的恰好就是这位康圣人，他给光绪皇帝上书说，中国民间寺庙林立，百姓日以拜神为事，此等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实在是“国之大耻”！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
所以，康圣人给光绪的建议中就有这么一项：《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康有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多风光几年，他的“新党”便迅速长出了白胡子变成了“老新党”。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敲掉了他头上的光环，话语权扑腾一下跳进了更激进的革命党人手中。对于道教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信洋教的“孙大炮”，不仅反对崇拜偶像，而且还要亲自动手付诸于实践。他曾经一把撕下关帝爷的画像，还拔掉过玉皇大帝塑像的手臂，切断金花夫人塑像的手指头。为此，他大大地激怒了附近的乡亲，最后不得不郁闷地逃到了香港。
后来，李烈钧都督之所以赶跑张天师，国民政府之所以颁布《神祠存废的标准令》，从孙中山那里就可以找到事情的源头。真正前来拆庙的其实不是那些提着洋枪洋炮的士兵，而是驱使着士兵们前来动手的那种无形的思想。
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三次嬗变，更新的“新党”取代了李烈钧那些“半新不旧”的“新党”。这一次，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陈独秀送来半颗炮弹，而是送来了一种比炮弹还厉害的思想。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他的主张比前面所有的人都激进：“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此后，所有那些打击道教和其它民间宗教，废除庙观的行动，基本上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认可。从康有为到陈独秀，那些先后控制着知识界话语权力的人，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他们发现中国的全面落后，也找到了落后的根源。为了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出了很多激进的举措。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看，这一点无可厚非，治重病用猛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有时连孩子也一起泼在地上，这也是个事实。
更糟糕的是，当知识界吹起号角之后，或远或近，被这种思想所感染的政治人物们，便开始利用国家权力的手段，强行加以推行。例如光绪帝之于康有为，国民政府之于孙中山，人民政府之于陈独秀、李大钊……至于推行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收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则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们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是在南北朝、唐宋、元明那些时候，遇到这种不利的局面，道教完全可以运用手中那些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力，拼死进行反击！但到了二十世纪，道士们除了一次次被动地挨打，还能做些什么？他们的境遇，正如无锡街头那位落魄的道士一样：盲着双眼，无奈地背着鸦片烟枪和胡琴在街头流浪，用呜咽如夜间的泉水一样的琴声，试图打动身边那些无动于衷的路人，来换取几块可怜巴巴的铜子儿……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无锡街头那位盲人，是一名正一派的道士，绰号“小天师”，姓华，名彦钧，一般人叫他“瞎子阿炳”。
（一一八）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龙虎山正一派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携长子张允贤和天师玉印、法剑，经香港到了台湾，暂住台北觉修宫。次年，他在台北设置“嗣汉天师府驻台湾办公处”，接着，又组织了“台北道教会”和“台湾省道教会”。1957年，对岸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岳崇岱当选为会长。就在同一年，张恩溥组建了“中华道教居士会”。后来，“中华民国道教会”在1968年成立，张恩溥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当然，“中华民国道教会”的管辖范围没有超过出台湾这个小岛。
对于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真的是个很复杂的时期。光是全国性的道教组织，就多次闹“双胞胎”。从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道教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到后来的“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华民国道教会”。天上的道教诸神看了想必也很伤脑筋：到底该去享用哪一边的香火呢？
所以说，“名分”这个东西，不仅害人不浅，也是害“神”不浅。
张恩溥先生的这一生，就一直不停地和“名分”纠缠不已。很难说得清他到底参加或者组建了多少个“道教会”，总之是到一个地方就是开会，一直没有闲着。当初在上海的时候，为了争夺“上海市道教会”的领导权，还和全真派领袖李理山先生闹得很不愉快。没有办法，张恩溥先生要向张道陵祖师爷负责，李理山先生要向王重阳祖师爷负责，双方各为其祖，两家的纠纷从元朝一直争到民国。直到后来张恩溥先生去了台湾，李理山先生死于劳改狱中之后，双方弟子才在表面上，停止了这种无聊的争斗。
历史不会允许假设，“如果”这个词语，后面常常跟着一长串的叹息。张恩溥先生终于永远地逃离了龙虎山，留下的是一个破残的上清宫——在民国时曾经一度改为小学校。据说，到了解放初期，整个上清宫只剩下门楼、午朝门、钟楼和下马亭等破败建筑，道士们完全星散，常住居民只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乞儿饿殍。十多年后，“文革”来临，残存的建筑物，被红卫兵们干脆利落地毁个罄尽！只剩下一口伏魔井（当年宋江李逵们呆过的），在一片荒烟蔓草之中，黑洞洞地无语望着苍天……
山下的天师府稍微保存得好一些，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改为了贵溪县第三中学。虽然也是斯文一脉，但莘莘学子们在当年名震华夏的天师府中，捧着书本学习“反封建迷信“的知识，想起来也令人顿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正如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彻底消灭过去一样，毛泽东也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图画又会重新浮现……”
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历史又是一番轮回。旧的回忆，渐渐在人们脑海中浮现。中学搬出了天师府，上清宫也开始重建。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生机勃勃，就像雕梁画栋上那些鲜艳的油漆一般。但，“种桃道士归何处”？物是人非，洗掉的一切，是不是都可以重头再来？
——如果张恩溥先生留在龙虎山没有走，历史又会怎样写呢？
毛泽东对江西这一家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看法：他对后来的张天师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轻视和鄙夷，但对最初几位张天师却颇有兴趣。
后者的原因是，老人家别出心裁地认为，张道陵、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很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所以要学习！为此，老人家还专门指示印发《三国志》里面的张鲁传，给各位中央委员们看。当时是1958年，正好是著名的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化”开始盛行的时候，而离后来六零年的大饥荒也仅仅只有不到两年时间。
但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对这两位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后裔却很不不以为然。他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
如果张恩溥先生听到这段点评，一定会庆幸自己腿脚跑得快。“封建余孽”、“大地主”……再加上这个“反动透顶”的头衔，“文革”前肯定就被收拾了，根本轮不到红卫兵来动手。说起来很凄凉，但又很现实：你要对方尊重你，至少你得是个有一定级别的对手吧？像当时的西藏的那位，别人毕竟有这么一大块地，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一支军队（虽然很不经打），以及一大群俯首帖耳的信徒。但张恩溥先生呢？毛泽东手下的方志敏、邵式平，带群农民就干净利落地把场子给挑了，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嘛！
——更糟糕的是，张恩溥先生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角色，在四十年代后期，居然还接受了蒋介石给的第二十军副军长的虚衔。——你拿什么打仗？撒豆成兵么？最后的唯一的结果，是活生生地在众多恶谥上面，又加了一顶“反动军官”的大帽子。
所以张恩溥先生这么一跑，还是相当明智的。“最是仓皇辞庙日”，不知道他最后望龙虎山祖庭的那一眼，是否噙满了泪水？
1969年，张恩溥先生在台北逝世。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允贤，这时早已故去。不得已，只好立族人堂侄张源先为嗣，“经有关机关同意”，立为第六十四代天师。不过，这位天师似乎管辖范围很小，不仅外界没有几个人承认，就连台湾内部好像都拿捏不稳。当年立嗣的时候，为了每个月四千元新台币（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元）的天师府经费，还被那位逮谁咬谁的李敖大师尽情讥讽了一番：“我说张天师可以歇歇，并不是说他不必立子嗣、延烟火，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想找个别人的儿子过继，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就如同他要登坛作法、炼汞烧丹，我不能干涉一样。但是他为了过继个儿子，竟要政府移转预算，用老百姓的税捐来延续他们那“一道青烟”，这就未免得寸进尺了！”
大陆当然也不认可张源先先生这位新的“天师”，不过，倒也没有自己选一位出来对抗。后来，上清宫，天师府修整一新后，政府找来了张恩溥的外孙张金涛（原名卢金涛）和张恩溥的侄孙张继禹主持龙虎山的道教事务。当然，他们的两位还同时拥有一大堆其它以“副”字开头的头衔，以及若干“委员”、“代表”等等，算下来似乎不见得比张恩溥先生当年的头衔来得少。
............
“绝不绝，灭不灭，六十三代有一歇。”这句魔咒，在张恩溥先生逝世后，似乎越来越近地在张家后人的头上盘旋。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让卷入其中的人们眼睁睁地一筹莫展。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台北天空中白云和龙虎山峰峦中的白云，同样地舒卷不已。草木依旧，山下的世界却依然在不定地变幻着，没有片刻的停息……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