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李长龄在黎元洪那里看到一封电报，是楚同兵舰从长沙打来的（那时候，黎元洪兼管在胡北的海军）。李长龄跑去，告诉黄申芗，认为长沙的民变已平，武昌不宜发动。黄申芗觉得很对。于是，大家决定了起义的事作为罢论。
不料消息已经走漏。官方宣布戒严，派宪兵来三十二标捉拿黄申芗。黄申芗翻墙逃走。官方而且封了《商务报》。群治学社经此打击，只得暂停一切活动。
《细说民国创立》五二、振武学社
三个月左右以后，同志们重新活跃起来。李抱良（六如）、黄驾白等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潘康时的队部开会，议决改组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加强组织的秘密性，公推杨王鹏起草社章。结果，成立大会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举行于黄土坡“开一天”酒馆，通过社章，选举职员。社章在大体上与群治学社相同，所不同的是：宗旨改为“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职员除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评议员以外，增加“标代表”、“营代表”、“队代表”。杨王鹏被选为社长，李抱良被选为文书兼庶务。
大会议决，本社的“干部会议”只有标代表可以参加，以免消息泄漏。标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之时，得指定一位营代表代他出席。社的月捐（薪饷的十分之一）由队代表收齐，交给营代表。营代表交给标代表，标代表在发饷日子的五天以内，汇送本社的会计。
各标的代表，事后推定为：
三十一标，江光国。
三十二标，单道康。
四十一标，廖湘芸。
四十二标，祝制六。
炮队八标，李慕尧。
九月九日重九节，振武学社举行干部会议于黄鹤楼的风度楼，各位标代表分别报告每标的社员人数，合起来一共有二百四十余人。
次月，黎元洪接到密告，一怒而开革潘康时的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之职。不久，杨王鹏、李抱良、钟倬宾、郑士杰也被开革。杨、李二人出营，在东厂口文昌阁住了些时。杨去湖南，其后帮助焦达峰起义，李去广东，下落不详。
扬、李走后，振武学社改选蒋翊武为社长，邹毓琳为庶务。
十一月，詹大悲筹得了三千元，创办《大江报》，每天两张，约了梅宝玑、黄侃（季刚）、田桐、居正、何海鸣、谢楚珩经常撰文。武汉的革命空气，又弥漫起来。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认为“振武”两个字太惹清吏注意，主张改组。社务也该多选若干职员，共同负责。
《细说民国创立》五三、文学社
于是，大家决定了把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章程，詹大悲是蕲春人，曾经在黄州府中学读书，得罪了学监，被开除，加入宛思演所办的“证人学会”，接受革命思想，跟着宛思演到汉口，在宛所办的《商务报》担任总主笔，其后接办了《商务报》，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文学社的成立大会，举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点是黄鹤楼的风度楼。所通过的社章，以“研究文学”为宗旨。所选出的职员，是正社长蒋翊武，副社长暂缺，文书部长詹大悲，文书员蔡大辅、王守愚，会计兼庶务邹毓琳，评议部长刘尧瀓。
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国光，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队八标李慕尧以外，加推张喆夫为二十九标代表，张鹏程为三十标代表，马荣为工程第八营代表，余凤齐为二十一协炮工辎三队总代表。
文学社不规定每位社员必须每月介绍二人入社，但是社务的发展，比起群治学杜与振武学社来，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伪立宪给了人民以相当的言论与集会的自由，却在大计方针上处处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对革命的期待。
二月间，蒋翊武提议，加选副社长一人。结果，王宪章当选。胡瑛仍在监狱里面，不能担任文学社的职务，却对于文学社的事很关心。蒋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为精神上的领袖，正如当年湖北军队同盟会和李亚东之问的情形。这时候李亚东久已被禁止见客，对于文学社已经无法过问了。
文学社的发展，可以举在第八镇马队第八标活动的情形为例。社方认为该标尚无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当兵。于是，由陈孝芬介绍章裕昆见八标三营左队队官钱葆青。钱葆青以前在日知会当过会员，虽则久已与革命脱节，却也对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录。（章的革命背景，钱在知与不知之间。）
章裕昆有一个朋友熊楚斌，在陆军小学当学兵。通过熊楚斌的关系，章裕昆便结识了炮队八标的同袍黄维汉、黎瀛洲、文东明等人。活动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几位新社员。于是，公推黄维汉为标代表，黄冠群、文东明、萧志何三人，为一营、二营、三营的营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数的社员，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黄土坡同兴酒楼举行标代表会议之时，全社的社员人数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节振武学社的人数（二百四十余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若干革命小团体，也先后全部加入了文学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宪章等的“将校团”，邓汉鼎等的“神州学社”。（将校团，也是士兵与下级军官的组织，并非真正的将校。）
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会议之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租赁小朝街八十五号为总机关，叫刘尧瀓与王守愚住在里面，帮助张廷辅经理日常社务。张廷辅的眷属住在楼下。
这时侯，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经失败，而四川保路风潮刚刚开始。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文学社的领导同志，几乎毫无例外是投笔从戎的书生。秀才造反，本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了枪杆，毕竟不同。
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发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曾经派了谭人凤带了五千元在正月间北上，策动长江各省于广州得手以后响应。谭人凤留下二干元交给在上海的同志，也花了一些在湖南等省。到了武汉，找孙武，交了八百元给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经由胡瑛介绍，谭人凤也见到了蒋翊武，知道了一些关于文学社的情形，却对于文学社的革命潜力不甚了解。
《细说民国创立》五四、同盟会中部总会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以后，宋教仁与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林琛（林森）、谭人凤、曾杰等一共二十九人，于闰六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所谓“同盟会中部总会”。原由赵声、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于庚戌年（1910年）四五月间在东京邀约了十一个各省分会会长，谈出来的。正式成立，却在此时。他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宣言。检讨过去的种种失败，归纳为“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宣言又说，在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赵声、黄兴、胡汉民）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赵），一则以事败心灰（黄），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胡），于是群作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虞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
平情而论，宋教仁等的貌似分裂的行动，值得同情，虽则他们对于黄、胡二人的责备不甚公允。黄兴并未灰心，胡汉民亦未深居燕处。他们两人内心的痛苦，较之宋教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党的多数菁英牺牲殆尽，经费毫无余存，而若干未死的，流离失所的同志急待安插，怎么会有心情和宋教仁等人商量如何立刻再接再厉，卷土重来呢?
香港统筹部（南方分会）可谓筋疲力竭，而孙中山又远在美洲，东京本部在事实上等于名存实亡，只有刘揆一以庶务的名义一个人在那里苦撑。在如此青黄不接的情形之下，能有宋教仁等振臂一呼，的确也刚好填补了一个空隙。在湖北的基层革命同志，得到“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的鼓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一举而占武汉三镇。接着，长江各省纷纷响应，这“中部总会总机关”的功绩，真值得大书特书。
总机关有五个总务干事：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派到各省区去的主持人是：南京，郑赞丞、章木良；安徽，范鹤仙；湖北，居正；湖南，曾杰、焦达峰。
居正是广济人，原名文骏，字岳崧，己亥科秀才，日本法政大学学生，于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十八日入盟，主盟人是宋教仁，介绍人是陈乾（肇一）。陈乾与他在壬寅年（1902年）已经换帖结拜为兄弟：陈乾行二，他行三，同时换帖者一共十四人，石瑛
行六，田桐行七。
《细说民国创立》五五、共进会
1907年，何其义、张百样、焦达峰、邓文辉、刘仲英（公）、居正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用以吸收会党分子，推进革命。
“共进会”奉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之下，另设会长一人。宗旨，也在大体上与同盟会一样，只是把“平均地权”四字改为“平均人权”。
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张百祥；第二任，是邓文辉；第三任，是刘仲文。
共进会的湖北省主盟人，是孙武。孙武是夏口（汉口）柏泉镇人，原名葆仁，字尧卿，武备学堂毕业，官至岳州威武营管带，因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密谋（受委为岳州司令），而不得不弃职亡命，其后回鄂，加入了科学补习所，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去日本，入成城学校，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而回国，加入日知会。在日知会被封“后去东北，访吴禄贞，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共进会，于戊申年（1908年）九月回湖北，主持共进会在湖北方面的工作。
三个月以后，焦达峰从日本来，帮他的忙。虽则是孙武在己酉年（1909年）秋间为了避免清吏的缉捕而离开武汉，到香港住了一些时（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由冯自由主盟），共进会的会务却未中断。孙武本人在庚戌年（1910年）回来，把会务又进一步大加扩充，吸收了很多军中的人物。
居正在辛亥年（1911年）正月十六日离开广济，来汉口，看到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黄兴托人带给他的信，叫他在湖北主持准备响应广州起义的工作。他和孙武密切合作，于是共进会的业务突飞猛进。谭人凤在正月二十五日也来到武汉，交了八百元给居正。居正便和孙武、杨时杰等人，租了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作为机关，居正本人住在里面主持一切，又选定了武昌胭脂巷十一巷胡祖舜的住所作为分机关；设一个“同兴学舍”在巡道岭九号，作为同志们来往暂住的寄宿舍，由陈磊主持；设一个“同兴酒楼”在黄土坡工程营附近，吸收军界同志，由邓玉麟主持。
过了相当时候，共进会在当地各个部队与各学校，普遍地建立了“细胞”。
现存史料对于共进会在四十一标与第四十二标的活动，语焉不详。似乎，在这两标之中，振武学社及其后身文学社的力量较大。
文学社在辛亥元旦成立之时，仅有“新旧社员”八百余人（所谓旧社员是振武学社的老同志）。共进会这时候究有会员多少，待考。看来，是比此时文学社的多。
虽则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均为同盟会所间接领导的革命团体，虽则是有若干同志兼为两个团体的分子，然而一般的会员与社员并不知道个中奥妙，彼此之间竟然有时候免不了争竞、猜疑与冲突。
竭力促成两个团体的并合的，以居正、陈磊为最热心，其次，是彭楚藩与蔡济民二人。彭是振武学社的社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前便已加入了共进会。蔡是共进会的会员，于文学社成立以后加入了文学社。
此外，兼为两个团体分子的人物，有席正铭、雷洪、金兆龙、尤洪胜、马荣、马骥云、晏柏青、黄冠群、钟仲衡、李青莲、熊楚斌。另有一人张鹏程，可能也是。
《细说民国创立》五六、武昌起义（二）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经过双方主要人物多次见面密谈，终于在七月初旬实现。双方公推：文学社的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刘尧瀓、蔡济民、吴醒汉、杜武库、蔡大辅、祝制六、王文锦、徐达明等人为参谋，丁立中、潘公复、查光佛、牟鸿勋等人为秘书，杨时杰、杨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栋任“财政”，杨宏胜任“交通”，邓玉麟任“传令”。
双方决定：以文学社的总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共进会的总机关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为“政治筹备处”，增设制造炸弹的机关于汉口宝善里十四号，由孙武主持。
经费是一个重要问题。谭人凤交给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居正与焦达峰设计盗取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又功败垂成。邹永成想窃取他伯母的积蓄，也未能得手。最后，刘仲文从襄阳家中带了五千两银子来汉口，准备去京城捐一个官（清廷卖官鬻爵，有银子便可以纳捐，换取一个官衔，甚至官职），刘仲文在这时候已经是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终不肯痛快地把这五千两银子拿出来，给大家作为革命的经费。彭楚藩叫杨玉如骗刘仲文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厅告密作为要挟，逼刘仲文拿出了银子。于是，经费问题获得解决。
有了刘仲文的五千两银子作为经费，大家便在武昌、汉口添设了若干机关，又派了居正与杨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启程去上海买手枪，同时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三人来武汉，领导起义。
居、杨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给陈其美，请他代买手枪，拜访宋教仁、谭人凤，请他们去武汉；也写了信给黄兴，托吕天民带往香港面交。
杨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陈其美还不曾把手枪买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兴回信给居正说，起义的日期不可太早。应该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时候各省一齐动手。宋、谭二人答应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启程，到了当天的早上宋教仁说患了感冒，主张延期。（事实是，胡瑛托人带信给他，反对在这时候起义，劝他不要去。）
黄兴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后，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个电报报告孙中山，打给当时在美国旧金山的冯自由托他转发。电文说：“居正由武昌到沪，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同时也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给冯自由，说明武汉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风潮的机会而发难，希望孙中山筹二十万元，或至少四五万元的款子。黄兴说，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经由上海，前往武汉。
陈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枪买齐，装置在沙发椅之中运上船。居正与谭人凤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经过九江，看见武汉来的船上充满了“逃难的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武汉三埠已为革命军占领。
居、谭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汉口，在长清里九十八号见到孙武。孙武“仰卧榻上，面涂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语如常。”“各同志诘以迟归原因。余（居正）略告之，并指沙发椅内藏手枪之秘窾，取抄发拆之，手枪毕现，各拾其一，纳诸怀中。”
当天，居、谭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见了黎元洪，也见了刘仲文。“刘仲文在谋略处，忙迫异常。”“余（居正）力主出兵，击走大智门负隅之残敌，众是之。乃拟定计划，请黎下命。余与石屏（谭人凤）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动作。”
孙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点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城（Denver，Colorado）看报纸，报纸上说：“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孙中山本在踌躇。如何回答黄兴托了冯自由转来的电报，到了这时候便毋庸再踌躇了。
原来，“十余日前，（孙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此地（丹佛），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坐下一展报纸……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已为之冰释矣。”
武汉同志在推派居正、杨玉如二人去上海购买手枪，邀请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之时，还不曾确定起义的日期。他们在原则上决定，起义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迟迟未回，武汉的风声日紧，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已经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标全数带走四川，三十二标也被他带走了第一营（第二营开去宜昌，第三营开去施南）。并且，混成协的四十一标，也有两营被瑞瀓调离武昌（第一营开往宜昌沙市，第二营开往岳州）。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也有一营被调去襄阳。清吏的如此种种措施，虽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发，却使得同志们顾虑到：倘若再有若干部队被调走，则虽能顺利起义而未必守得住武汉，更未必能够由武汉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汉绅民于六月间已经开过保路的大会，推派刘心源、密昌墀、张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请愿。文学社的喉舌《大江报》曾经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与何海鸣的一篇《亡中国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闭。清吏并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涨再涨，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说是到了饱和点，一般同志都不愿意再等。于是，孙武、刘尧瀓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开了一次会。出席的人是：参谋长孙武，参谋刘尧潋、蔡济民、杜武库、蔡大辅、王守愚，交通杨宏胜，传令邓玉麟，与各部队学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马荣、徐万年等，一共三十一位。这一次会，从上午开到下午一点钟，由孙武主席（蒋翊武这时候已经随军开往岳州），议决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间起义。
为什么他们定在这个日子呢?一是，民间自从刘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来，一向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二是，焦达峰和孙武等人暗中有个约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义。
不料，在八月初三当天的下午，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长官逼迫请了长假，孟华成、霍殿臣、钱芸生等同志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长刘步云的干涉，大家不理，刘排长于是报告某队官，某队官准备打他们军棍。霍殿臣与钱芸生一时气愤，把炮取出，到子弹库找炮弹。孟华成阻止他们，反而伤了自己的手指。管带（营长）姜明经听到消息。调马队来弹压。霍殿臣、钱芸生、孟华成与其他几个同志只得带枪逃走。孟华成走到同兴学舍来报告，遇到孙武、邓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孙武决定提早在当天立刻起义。
孙武正一面下令，一面准备离开同兴学舍，渡江去汉口布置一切，刘尧瀓恰好也来到了同兴学舍。刘主张慎重，先叫孟华成回炮队第八标看看情形，是否全标皆已发动。倘若如此，那就由孙武下令在今天各部队学堂一齐起义；倘若事件限于一棚一排，那只有仍照原定的日期（八月十五）起义。孟华成回去打听了一下，果然事件未曾扩大，仅限于一棚而巳。
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事件虽则不曾扩大，瑞瀓以下的大小官吏却十分紧张。瑞瀓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舰，军队各单位的弹药一律收藏起来，各码头严格检查行人，各学堂学生一律不准出校。有些官吏，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上去。有钱而怕死的老百姓们，也大搬其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一变而成谣言，再变而成口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瑞瀓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许放假。
焦达峰送了信来给孙武，说湖南方面赶不及在八月十五起义，必须延迟到八月二十五日（1O月16日）。孙武于是又和刘尧瀓、邓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举行一次会议，决定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二十五日。会后，派人送信到岳州，叫蒋翊武回武昌，也打了电报给居正，叫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乘轮同来。
蒋翊武在十八日上午到达武昌，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与刘尧瀓会面。刘尧瀓告诉他，杨玉如已经回来，居正尚在上海，黄兴主张延期到九月十三，各省一齐友动，但是武汉的同志认为太迟。蒋翊武考虑了很久，未作结论。王宪章、彭楚藩、江国光、张鹏程、张廷辅等几位，也陆续来到小朝街，大家谈论到下午五点钟左右，忽然邢伯谦与邓玉麟二人“仓皇来告，汉口机关破露”。
原来，这一天上午，孙武和邓玉麟、丁笏堂在汉口宝善里十四号把炸药装进大铁罐。炸药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当年于赴京谋炸摄政王以前，在汉口准备炸端方未成而留下来的。大铁罐有三个，每个可以装五六磅炸药。同志们现在的计划，是做好这三个大炸弹，于起义之时从瑞瀓的总督衙门的后围墙对面的“武昌帽店”楼上摔进去，炸瑞瀓的卧房。孙、邓二人埋头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邓玉麟有事外出，刘仲文的弟弟刘同口含香烟走了进来，上楼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这刘同糊里糊涂地把香烟灰丢在盛炸药的面盆里，引起了火，烧伤孙武的脸，而且满屋子烟雾弥漫。丁笏堂慌忙把孙武的头脸用布蒙了，送到同仁里日本医院，医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里一个同志（李作栋）的家中，才把孙武安顿下来。（这是邓玉麟的说法。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面说：把孙武的头脸蒙起来的，是李作栋，送孙武到共和里的，是汪性堂与陈光楚。孙武在共和里的“亲戚”那里躲了一阵，最后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医院，同仁医院不但肯将孙武收留，而且愿负保护之责。）
邓玉麟回到宝善里，看见俄国巡捕已经把宝善里的口子守住。他夹在众人里面混进去，才知遭失了事，赶快渡江到武昌，在轮渡上遇到邢伯谦与谢石钦、牟鸿勋、梅宝玑，听到他们说，刘同与住在斜对门（宝善里十一号）屋子里的刘仲文的小老婆（李贞清）都被捉了去。机关里的名册、旗帜、文告，也统统被巡捕拿了去（转交给清吏）。
邓玉麟和邢伯谦到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把汉口的事告诉蒋翊武等人。蒋翊武和大家商量，刘尧瀓与邓玉麟坚决主张提前在当天夜晚起义。蒋翊武指着炸弹箱问刘尧瀓：“制好了没有?”刘说：“已经制好的，分发了各营。其余的等待装‘底管’。”蒋翊武又问：“方略（作战计划）准备了没有?地图准备了没有?”刘尧瀓听了，便从一个盒子里拿出方略与地图来给他看。蒋翊武说：“好!”就决定了在当天夜间十二点钟起义，立刻起草作战命令，起草好了，由大家写了若干份，指派专人，分送各部队与各（陆军）学堂。
命令的全文共有十条，其中第三条分为甲、乙、丙、丁等十项。在叙述此项命令以前，我先把当时清军在武汉的分布情形简单地说一说。清军在武汉的，分为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巡防营、水师四大单位。第八镇的统制是张彪，属下有两个步兵协（每协有两个标，每标有三个营，每营有四个队），另有马队（骑兵）与炮队各一标（其中马队有一营开往襄阳），工程与辎重各一营，宪兵一营，教练队一营。其中第十五步兵协有一个营在襄阳郧阳，第十六步兵协有四个营到了四川，一个营到了宜昌，只剩下一营尚未出发。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是黎元洪，属下有步兵两个标（其中有三个营在武汉），加上马队与炮队各一营，工程与辎重各一队（连）。巡防营在原则上归瑞瀓以湖广总督的身份（湖北此时不设巡抚）直接统率，共有五营，称为五路，其中只有第一路驻在武汉。水师的统领是陈得龙，属下也有五路，只有一路驻在汉阳。
上述这些兵力，单就留在武汉的而论，共有二十三个营与两个队。
在革命同志这一方面，除了京山天门一带的会党与各学堂的同情革命的学生以外，所有的力量，实际上均潜藏在清军的内部。武汉清军的总人数，假定以每营五百人计算，有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共进会会员与文学社社员加起来，便不在五千人以下。共进会的会员总数约有两干人，文学社的社员总数（据李廉方说）有五千人，合起来是七千人。在这七干人之中，诚然有不少是属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与第三十二标，以及开往宜昌、岳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营与第二营，剩下来仍在武汉的，应该有五千人以上。以五千个同志领导清军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胜负似乎可以预卜。
然而，革命同志人数虽多，却并无子弹。因此之故，命令第三条的甲项，要第八镇工程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命令第四条也是要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分出一个营的力量（第一营），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分出一个队（后队），于进城以后占领楚望台。
这命令所根据的“方略”是：各部队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队，利用清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作战。每个部队的指挥官，以共进会或文学社的代表来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队长。这样，革命军并非另成一军，而是化清军为革命军，与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干队“选锋”单独发难，与清军对垒的情形，恰好相反。
现在，把清军在武汉的军队，与起义之时共进会与文学社的标营代表，分列如下
┏━━━━━━━━┳━━━━┳━━━━━━┳━━━━━━━┳━━━━━━┓
┃ 番号 ┃部队长 ┃驻在地 ┃共进会代表 ┃文学社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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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镇 ┃张彪 ┃督署北邻 ┃ ┃ ┃
┃ 步兵第十五协 ┃王得胜 ┃武昌中和门 ┃ ┃ ┃
┃ ┃ ┃内右旗 ┃ ┃ ┃
┃ 第二十九标 ┃张景良 ┃ ┃蔡济民，高尚志┃张喆夫 ┃
┃ 第一营 ┃何锡藩 ┃武昌右旗 ┃黄礼堂 ┃李达武 ┃
┃ 第二营 ┃戴钧南 ┃同上 ┃？ ┃李济臣 ┃
┃ 第三营 ┃张楚材 ┃襄阳郧阳 ┃ ┃ ┃
┃ 第三十标 ┃杨开甲 ┃武昌右旗 ┃王文锦 ┃张鹏程 ┃
┃ 第一营 ┃郜翔宸 ┃武昌右旗 ┃？ ┃？ ┃
┃ 第二营 ┃任光耀 ┃汉口 ┃ ┃ ┃
┃ 第三营 ┃杜锡钧 ┃武昌右旗 ┃方维 ┃？ ┃
┃ 步兵第十六协 ┃邓承拨 ┃四川 ┃ ┃ ┃
┃ 第三十一标 ┃曾广大 ┃四川 ┃江亚兰，殷占魁┃江光国 ┃
┃ 第三十二标 ┃孙安国 ┃ ┃陈于龙 ┃单遭康 ┃
┃ 第一营 ┃黄鸾鸣 ┃四川 ┃ ┃ ┃
┃ 第二营 ┃扬正坤 ┃武昌南湖 ┃ ┃ ┃
┃ 第三营 ┃车玉魁 ┃宜昌 ┃ ┃ ┃
┃ 马队第八标 ┃喻化龙 ┃ ┃沙金海 ┃黄维汉 ┃
┃ 第一营 ┃吴连庆 ┃武昌南湖 ┃？ ┃黄冠群 ┃
┃ 第二营 ┃马德才 ┃襄阳 ┃ ┃ ┃
┃ 第三营 ┃孙长林 ┃武昌南胡 ┃？ ┃萧春何 ┃
┃ 炮队第九标 ┃龚光明 ┃ ┃徐万年，孟发成┃李幕尧 ┃
┃ 第一营 ┃卓占标 ┃武昌南胡 ┃ ┃ ┃
┃ 第二营 ┃姜明经 ┃同上 ┃ ┃ ┃
┃ 第三营 ┃杨起凤 ┃同上 ┃ ┃ ┃
┃ 工程队第八营 ┃阮荣发(代)┃武昌黄土坡┃熊幕坤 ┃马荣 ┃
┃ 辎重第八营 ┃萧安国 ┃武昌平湖门外┃李鹏升 ┃祁占鳌 ┃
┃ 宪兵第八营 ┃？ ┃武昌楚望台 ┃彭楚藩 ┃彭楚藩 ┃
┃ ┃ ┃附近 ┃ ┃ ┃
┃ 教练队（一营）┃ ┃武昌督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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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混成协 ┃黎元洪 ┃武昌宾阳门 ┃ ┃ ┃
┃ ┃ ┃内左旗 ┃ ┃ ┃
┃步兵第四十一标 ┃易甲鹏 ┃ ┃？ ┃廖湘芸 ┃
┃ 第一营 ┃戴寿山 ┃宜昌 ┃ ┃ ┃
┃ 第二营 ┃罗洪升 ┃岳_州 ┃ ┃ ┃
┃ 第三营 ┃谢国超 ┃武昌左旗 ┃ ┃阙龙 ┃
┃步兵第四十二标 ┃张永汉 ┃(留守兵：南 ┃ ┃胡玉珍 ┃
┃ ┃ ┃湖） ┃ ┃ ┃
┃ 第一营 ┃陈钟林 ┃汉口 ┃ ┃ ┃
┃ 第二营 ┃樊毓英 ┃京汉铁路 ┃ ┃赵承武，鄢树┃
┃ ┃ ┃ ┃ ┃藩,石占奎 ┃
┃ 第三营 ┃汪炳山 ┃汉阳兵工厂 ┃ ┃刘化欧 ┃
┃ 马队第十一营 ┃王发祥 ┃武昌保安门 ┃陈孝芬 ┃? ┃
┃ ┃ ┃外南潮 ┃ ┃ ┃
┃ 炮队第十一营 ┃张正基 ┃武昌武胜门 ┃蔡鹏来 ┃晏柏舟 ┃
┃ ┃ ┃外塘角 ┃ ┃ ┃
┃ 工程第十一队 ┃刘佐龙 ┃武昌武胜门 ┃黄恢亚 ┃ ┃
┃ ┃ ┃外凯宇营 ┃ ┃ ┃
┃ 辎重第十一队 ┃张子襄 ┃同上 ┃李树芬 ┃ ┃
┃ ┃ ┃ ┃炮工辎总代 ┃炮工辎总代 ┃
┃ ┃ ┃ ┃表李鹏升 ┃表余凤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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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防营 ┃ ┃ ┃ ┃ ┃
┃ 第一路 ┃？ ┃武汉 ┃ ┃ ┃
┃ 第二路 ┃？ ┃黄州府 ┃ ┃ ┃
┃ 第三路 ┃刘韫玉 ┃襄阳府 ┃ ┃ ┃
┃ 第四路 ┃？ ┃宜昌府 ┃ ┃ ┃
┃ 第五路 ┃？ ┃箍安府 ┃ ┃ ┃
┣━━━━━━━━╋━━━━╋━━━━━━╋━━━━━━━╋━━━━━━┫
┃ 水 师 ┃ ┃ ┃ ┃ ┃
┃ 第一路 ┃？ ┃汉阳 ┃ ┃ ┃
┃ 第二路 ┃？ ┃黄州 ┃ ┃ ┃
┃ 第三路 ┃？ ┃宜昌 ┃ ┃ ┃
┃ 第四路 ┃？ ┃襄阳 ┃ ┃ ┃
┃ 第五路 ┃？ ┃安陆 ┃ ┃ ┃
┣━━━━━━━━╋━━━━╋━━━━━━╋━━━━━━━╋━━━━━━┫
┃ 陆军中学 ┃ ┃ ┃高建瓴，耿丹 ┃席正铭，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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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测绘学堂 ┃ ┃ ┃方兴，李翊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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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翊武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所发的命令，规定起义的时间是当天夜里十二点钟，起义的信号是“中和门外的炮声”。换句话说，负有首先发动的任务的，是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该标应提前在十一点半钟便拔队向武昌城前进，于进抵中和门附近之时放炮，作为信号。
各部队同志在听了炮声而一齐起义以后，应该做的事分为下列几项：
（一）放火助威——由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在塘角该队营地执行。
（二）占领楚王台军械所——由第八镇工程营、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一营后队，与第八镇炮队第一标第一营，共同执行。
（三）进攻湖广总督衙门——由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二营、第三十二标留守兵（于进入保安门以后），与炮队第八标第一营（于占领楚王台以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于进入武胜门，占领凤凰山以后），共同执行。
（四）进攻湖北布政使衙门——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与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二营左队右队（于进入中和门、占领蛇山以后），共同执行。
（五）射击第八镇司令部——由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一营（于占领楚望台以后）执行。
（六）射击江中军舰——由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三营（于进入中和门、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以后）执行。
（七）防守武昌各城门——中和门由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一营左队负责，通湘门由该营右队负贵，其他各门由第三十一标留守兵负责。
（八）防守官钱局、善后局、电报局等机关——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于占领布政使衙门以后）负责执行。
（九）扑灭旗兵——由第八镶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负责（该标旗兵最多）。
（十）防守城内各重要街道、据点——由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于完成上项任务以后）负责执行。
（十一）搜索敌踪——城内由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第一营（于进入中和门以后）负责执行，城外四十里以内，由该标第二营负责执行。
（十二）迎接炮队与掩护炮队——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任务，由第八镇第二十五标第一营前队担任，掩护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进城的任务，由第二十一混成协工程第十一队担任。
（十三）收殓阵亡者尸体——由卫生队负责。
（十四）进攻汉阳城——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于占领龟山及兵工厂以后）执行。
（十五）进攻汉口——由该标第二营执行。
（十六）防守花园镇及祁家湾一带——由该标第三营前队左队负责。
（十七）堵塞武胜关——由该标第三营右队后队执行。
（十八）接济弹药——武昌方面，由楚望台军械库负责；汉阳、汉口方面，由汉阳兵工厂负责。
以上十八项，并非蒋翊武命令的原文，是我于加以归并以后，重行排列出来的。
可惜，蒋翊武所命令的起义行动，未能如期实现。
在南湖的炮队第八标既未于十一点半钟开拔、十二点钟左右在中和门外放炮；在塘角的第二十一协辎重队也没有在十二点钟放火助威。
奇怪的是，负责传达命令给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反而在该标营盘以内与若干重要同志静候城内的炮声，一直静候到天明，于是便一直到了天明而无所动作。事后，有些同志怀疑，邓玉麟根本不曾去炮队把命令传达去。然而，邓玉麟并不是不曾去，也不是一个人单独去的。
他在“革命文献丛刊”第七期《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他在向蒋翊武、刘尧瀓等报告了汉口机关被破的消息以后，“声明本人主张今夜无论如何，在‘两点钟”时非起事不可。……刘尧瀓乃约‘与议者’分头通知各同志，决定是夜两点钟举义，‘以枪为号’。……随即偕（杨宏胜）往各军队。先到工程队，会晤熊秉坤、徐兆宾、容景芳，通知预备今夜两点钟起事，各军队须要准备。继到测绘学堂，通知方兴、李翊东。至二十九标及三十标，则由杨洪胜（宏胜）通知。杨旋随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取得装好之炸弹，由杨运到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外自己家中，预备运至该军队内。玉麟继又偕艾良臣到南湖炮队，身带有枪弹五六十颗，由文昌门出城。时已夜深十一时，街市戒严甚紧。到达后，即在马房召集各代表，报告汉口事态，并说明同志名册及各文件均被搜去，城内各部队预备今夜两时发动，炮队非即速准备不可。当时炮团各同志决议一致行动。 ……是夜城内候城外炮响，而南湖炮队候城内炮响。两方均未能发动。迨天明，玉麟即偕徐万年入城，行至中和门外，已不能再进。……”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邓玉麟离开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之时，蒋翊武尚未发出书面的命令。那时候，大家虽则在原则上决定了当天夜里起义，并且立刻叫在座的各人分别口头通知各部队与各学堂，但是起义的时间是定在（第二天清晨的）两点钟，信号是各处都放枪，而不是单独由炮队第八标先在中和门外放炮。其后，于邓玉麟等人走后，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可能是五点半钟），蒋翊武经过与刘尧瀓等人商量了一顿，又发出书面的命令，把起义的时间改为十二点钟，把各处放抢的口号改为先由炮队第八标放炮。但是熊秉坤在《武昌起义谈》里说：“至十八日……晚六时许，邓炳三（玉麟）、杨洪胜来云：‘（共进会）总部既破，决心今夜十二时炮兵先发，余各就前（八月初三日）所定作战计划负责任。”’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必须发现了其他史料才能断定。无论如何，邓玉麟的确是在八月十八日的夜间十一点以后十二点以前，到达了炮队第八标的。
在蒋翊武的书面命令发出不久，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又遭破坏，蒋、刘等人被捕，街市的戒严加甚，城门当然关闭。于是，奉派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到不了南湖炮队第八标。邓玉麟到达南湖之时，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某一位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如何能在十二点钟以前，或其以后，到得了南湖呢?
蒋、刘等人在小朝街八十五号及其附近被捕，是在十一点多钟。
在他们被捕以前，约莫十几分钟，有一位姓张的同志走来向他们报告：“杨宏胜于提着菜篮，运送炸弹到工程营的时候，卫兵硬要翻他的菜篮，他跑，卫兵追，他摔炸弹，不曾炸到卫兵，反而炸伤了自已的脸，其后便又有兵士一排追赶他。他奔向十五协而去。”十五协是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扬宏胜的小店开在附近。（熊秉坤说，杨宏胜所提的是若干“酒瓶”式炸弹；卫兵实际上是一个同志，不幸此时右队队官黄坤荣正在会客室，听到杨宏胜叫门，便走了出来叫卫兵抓他，他立刻转身而去，卫兵也不曾追。他走到家中，家中却已有军警在等着了，原来是房东见他形迹可疑，早已向巡警署告了密。他向军警连抛三个炸弹，未中，逃走，躲到工程营之前、铁佛寺后面的菜园子里，于十一点钟左右被捕。）
当清吏的戈什哈（捕役）与巡警来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之时，刘尧瀓从楼上摔下两个炸弹，不幸反而炸伤了自己的手，当场被捕。蒋翊武和其他几个人，从楼上跳到邻家的屋顶，由一个巷子走出来，仍被巡警围住，捉去。
同时被捕的，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彭楚藩、龚霞初、梅宝玑、陈宏诰、牟鸿勋、张廷辅的太太和岳父、巡警学校的若干学生同志。陈宏诰和来捕的巡警认识，他的父亲是巡警署的科长，因此之故，他在中途便被放走。蒋翊武身穿枣红马褂，拖着辫子，打扮得很土气，到了巡警局，嘴里叽哩咕噜着说：“我是看热闹的，叫我来作什么？”巡警把他关在后花园里，并不留人看守，他跳出围墙，逃走。
不久，刘尧瀓、彭楚藩等人，都被押解到总督衙门。杨宏胜也随即被押解了来。瑞瀓叫武昌知府陈树屏、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与提法司双涛，将他们审问。第一个被审问的，是彭楚藩。铁忠见他是宪兵，想给彭楚藩一个机会（原因是，铁忠和宪兵营管带寀清阿是好朋友，怕寀清阿蒙受督察不严的罪）。铁忠向彭楚藩说：“你是去奉命抓革命党的宪兵吗?什么人把你也错抓了来？”彭楚藩笑着回答：“我自己是革命党，怎么会去抓革命党呢?”说了以后，他要求自写供词，就洋洋洒洒地写了：
“自鞑虏人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残暴数百年，实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呓语，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民族之沦亡，申革命大义，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尔辈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共和之幸福。余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唯尔等图之。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
这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上午四点半钟。铁忠吩咐刽子手，将彭楚藩推出，在总督衙门前面斩首。彭楚藩站着受刑；头砍下了以后，身体仍旧站着。
彭楚藩就义时，年纪才有二十五岁。他原名泽藩，是湖北鄂城人，少年读了很多古书，包括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很会写文章、写诗。他念了日本历史，很佩服西乡隆盛，于是投笔从戎，在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左队当兵士。他听说刘静庵深通宋明理学，便拜了刘静庵为师，不久加入日知会，被选为评议员。刘静庵被捕，他因嫌疑而离开炮队第二十一营，改名楚藩，进宪兵学校，于毕业以后充任宪兵营班长。日知会以后一线相承的革命团体，军队同盟会与群治学社他未及参加，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均有他努力其间。（他为了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而特地参加了共进会。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他在革命同志之中，是任务最吃重的一个。他负责调查的工作，藉宪兵的身份而来往于各部队之间，探听消息。同时，他还要主持宪兵营内部的革命组织，因为他兼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宪兵营营代表。
继彭而被判斩首的，是刘尧瀓。刘是湖南常德人，原名复基，也读过若干古书与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和宋教仁是朋友，于甲辰年（1904年）一同在湘西筹划革命，次年又在湘西帮马福益图谋再举，失败，到日本留学，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丙午
年（1906年）回国，在长沙创立“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与各种革命刊物，和禹之谟从事学生运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己酉年（1909年）偕同蒋翊武到上海，创办《竞业旬报》；不久，到汉口，帮詹大悲办《商务报》。他本来已经加入过日知会，其后便连续参加了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在群治学社尚未改组为振武学社之时，他和蒋翊武一齐投笔从戎，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充当兵士。文学社成立以后，他被选为评议部长。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消息传来，他离开军队，搬进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里住，以全力主持社务。大部分的起义计划与军事地图，皆是他一手准备的。他在受审时骂不绝口，就义时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论年纪，才有二十八岁。
第三位就义的，是杨宏胜。（邓玉麟与熊秉坤称他为杨洪胜，龚霞秋称他为杨鸿盛。）他是襄阳的农家子弟，先后在绿营与新军当兵，升至第八镇第三十标某营某队的正目，先后加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十分热心，丢掉了军中职位，扎了一间茅屋在右旗（第二十九标与三十标所在地）后营门之外，藉口经营小酒店而积极从事革命，负责“交通”。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他运送经手购买的二百颗子弹到小朝街八十五号，又陪同邓玉麟送两排子弹（二十五颗）到第八工程营，单独到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传达当夜起义的命令，再和邓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机关运炸弹回家，转送各部队，于到达工程营门口以后回家，出了事。他在被审之时，受刑极苦，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判刑之时，他说：“好!要杀便杀!快杀!你们奴才不久便要跟随老子来了。”就义之时，他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他的年纪，也只不过是二十六岁而已。
蒋翊武从巡警局后花园跳墙出来，躲到蔡大辅与王守愚的住所，静候起义的消息，侯到天亮。天亮以后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队传令给革命同志，改在当天十九日夜间，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义。（胡培才等人，有没有顺利地把此项命令送到，大成问题。）然后，他便化装出了平湖门，乘小船逃走，逃至天门县，找刘英。原因是：武昌到处张贴有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与他的像片。
邓玉麟在十九日的黎明，与徐万年离开南湖，向武昌城里走，走到中和门外十字街，听说中和门已经关闭，还不曾开，不能进城，便留下徐万年等侯开城，和徐约好，在小朝街八十五号会面。邓玉麟自己渡江到汉口，在“文艺俱乐部”找到李次生，又和李次生去共和里十一号找到李作栋。
邓玉麟与李作栋到了汉口江边，想渡江到武昌，遇到陈子龙，才知道小朝街的机关已破，彭、刘、杨三人被杀，武昌的城门贴有李作栋与他自己（邓玉麟）的照片。他改变方针，不经过武昌城而绕道鹦鹉洲与白沙洲去南湖。他到达南湖之时，已是十九日下午五点。这时候，城内的同志派来一人，恰好也到，问他在不在南湖，同时传下命令说：“城内各军队定今夜八时起事，要炮队响应。”（八时，可能为七时之误，是传令的人传错的。）
这一位从城内来的传令人，可能是蔡济民所派。据吴醒汉在《武昌起义三日记》里说，蔡济民于正午换班以后告诉吴醒汉：“今夜趁点头道名时干起来，……工程营、炮队我派人去通知，同时发难。”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面说，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该营用餐完毕以后，召集各队代表，“谎谓众曰，‘今早奉总机关命令，责我工程营首先发难。’……如是，众韪其言，约定下午三时下晚操发动。”十二点钟以后，他和李泽乾冒雨潜入右旗，访得三十标同志方维、谢涌泉与标代表王文锦，又见到二十九标标代表蔡济民，向蔡济民说：“我营决计于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否响应?”蔡说：“现只有望汝老哥干一干，吾绝对带领吾队响应兄营。”
到了下午三点，长官并不吩咐吹号下晚操，方维与谢涌泉来到工程营探听消息，秉坤这才和李泽乾与方维、谢涌泉商量好，把时间改为“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七时”，方、谢二人回右旗，告诉蔡济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这一天，有心于在当天晚上起义的，不只熊秉坤一人。蒋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处去传令；孙武也派了人到各处去传令，邓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孙武的意旨而行。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里住在沔阳学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来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胡祖舜嘱咐杜昌年，“利用（武胜门）开城取水时间，设计出城还营，转达其总代表李鹏升等，务于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会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纵火为号，其他各营队均有联络，准可响应。”
杜昌年在下午两点离开沔阳学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鹏升等人报告。杜在十九日早晨进城，本是李鹏升派去探听消息的。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进城领子弹、炸弹、旗帜，王在当天不曾回来。（在杜回来以后，王也乘开城机会回到了塘角。）扎在武胜门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的第十一辎重队、第十一工程队与炮队第二十一营。三个单位的共进会总代表是李鹏升，文学社总代表是余凤斋。
胡祖舜在《六十谈往》里说：“于是李鹏升、黄恢亚等集合各队分代表再三密议，一致决定即晚十时由辎重队发难，炮工响应。……起事之后，即进攻武胜门，以炮队占领凤凰山、黄鹤楼、高观山等处，工程队担任掩护。辎重队分编二支队，一支队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门，一支队由司湖袭攻藩署后园。议定，即派人通信城内各营，届时以塘角火起为号。
“至六时许，各队队官以上在炮队营署开秘密会议（对付革命党）。各同志以机不可失（乘着官长不在部队），均主提前发动。
“其时适当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赞成乘机先发。即由李鹏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一面密令同志罗全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
“全队同志闻声奋起，入军装库抢子弹一箱，当场分发，并往马号（马房）以马草举火。
“工程队黄恢亚……胡亚民……等立即响应。……遂集合编为两（?）支队，以李鹏升为正队长，李树芬、王允中、杨少芬为参谋，罗全玉、钟继武、张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为支队长，率队向炮队进攻……该营管带张正基知势不可敌，乘机逃避。……惟该营下级官杜瑞镕及守卫司令官王季鹏等各执手枪抵抗，伤辎重同志都全福一人。经李鹏升率队进攻，一面冲入该营中队排长室内，将棉被堆集一处，淋以洋油，取号内挂灯以燃之，烟火蔽空。……张正基乃率队走避于青山附近。”
胡祖舜关于塘角辎重队发难经过的记载，是极重要的文献。他把罗全玉同志枪击郭排长的时间，毫不含糊地写作“午后六时零五分钟”。在时间上比起金兆龙、程定国、熊秉坤等同志在城内黄土坡第八镇工程营之中发难略早。
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发难谁先谁后，毫无关系。最好是，同时在约定的时间发难。可惜总机关在十八日的夜里被破，首脑人物已先后或伤或死或逃。十九日的各方行动，虽则也有热心同志奔走联络，在大体上都是自动地各自为战。而且，每一单位的可乘之机迥不相同。
胡祖舜所记载的塘角辎重队发难的时间，是不是有错误的可能?依现存的史料而论，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很小。李廉方在《辛亥首义史迹》里面，有下列一句话：“晚，九点多钟，遥见塘角火起，炮队发难。”但是，当时身在南湖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却在《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至七时，城内工程营发动。……即时，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混成协炮队、辎重工程各队，亦即响应，将营房烧毁。八时，闻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队（第八镇的炮队第八标）开枪集合。”由此看来，在南湖的人决不是到了九点多钟，才看见塘角火起的。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的“武昌首义之发动”一章里面说：在阙龙、杜武库、李鹏升等人所率领的各批同志，先后到达了楚望台军械所以后，“时三十标代表张鹏程，奉命率士兵二十余人守通湘门，见塘角火起，亦整队至（楚望台军械所）。”张难先的话，颇为费解。既然塘角辎重队的领袖李鹏升已经于放了火，率队在武昌城外绕了一个大圈子，来到了楚望台军械所，怎么张鹏程于刚刚遥见塘角火起，从很近的通湘门赶到楚望台军械所，反而到达该处在李鹏升之后?
事实上，李鹏升在塘角攻了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以后，集合了一百多人，先到武胜门，进不去，转而向东，绕过城墙的北面与东面，经过忠孝门、宾阳门到了通湘门，看见通湘门大开，没有清兵守卫。这证明了张鹏程早就撇下了通湘门，去楚望台军械所参加革命了。张鹏程到达楚望台军械所，应在李鹏升之前。李鹏升和他所率领的一百多同志，不愿意走进通湘门（怀疑清方对他们使用空城计），仍旧向南走，走到中和门，又不进去。最后，到了十字街长虹桥，听到南湖炮声，才转而向北，由中和门进城，到楚望台军械所。
熊秉坤在他的著作里面，一向强调第八镇工程营是首先发难的。但是，他自己在《湖北新军革命质量暨其经过并驻扎地》一篇文章的附注之中，也承认：“其实该两队（混成协辎重队与工程队）（发难）最早，恐怕与工程营同时发难，亦未可知。”
工程营究竟在几点几分钟发难?熊秉坤只记得是点头道名之时。吴醒亚在“武昌起义三日记”却说得很明白：“……幸至七点半钟点名时，闻工程营枪声。……”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二十一岁时入伍，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失败以后，他销声匿迹七年，被选拔入讲武堂，毕业，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班长。（当时清军的编制，是每营四队：左队、右队、前队、后队。一个队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连。队下有排，排下有班。）辛亥年三月，经友人介绍，与孙武会面，“适觉生（居正）在座，倾谈甚快，因亦加入共进会。”
他在共进会中十分努力，被公推为工程营总代表，后队的队代表由他兼任，其后改为金兆龙。前队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队的代表是罗炳顺，右队的代表是杨金龙。全营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间，有了一百余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编成四个“正队”。所谓“正队”，是共进会在湖北的秘密编制，每一正队，分成三个“支队”，每个“支队”的人数是二十人。原有的四个队代表，作了“正队队长”，下设正队副队长。他自己以总代表的资格，兼为“大队队长”，统辖四个正队，下设参议、参谋、副官、书记、交通员、密探。
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从杨宏胜手中接得若干子弹。他在《武昌起义谈》里说：“旋扬宏胜运子弹五排来，乃择以最勇者人给两枚，尚余三枚，自备”；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说：“杨宏胜……将怀中两盒子弹取出交坤。……坤再将子弹两盒分作四份，按交各队代表分发，并嘱以胆大、平时与官长有仇者，人发两粒，其余各队代表，人得三粒。坤亦自得六粒，盖以三粒充响应时向小操场发三响为信号，余三粒备作带队出营时，恐生阻碍，不能不早有预备耳。”
这一天，八月十八日，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工程营的官长奉上峰命令，特别戒严，把住各排的路口。士兵们一概不许走出棚室，连厕所也不准去，大小便概用痰盂。有一位士兵同志任振纲，是共进会的一个支队长，把熊秉坤分给他的子弹两颗装进枪内，也提前把白布缠在右臂（这是革命军的标识），被排长发现，捉了。禁闭起来。
熊秉坤一夜不曾合限，于天亮以后、起床号以前，睡着了一刹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