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死。”
原来，那天行刑的士兵心慌慌的，连着两枪都没打中孙二勇的要害。他在荒野里躺了一天，被百姓发现，抬回了家去。待伤口快痊愈时，百姓劝他逃跑，他却执意要来找部队。
自始至终，张自忠的脸非常沉着。他连续下了3道命令：一，“给他换衣服。”二，“搞饭，炒几个好点的菜。”最后一道，“关起来，听候处置！”
次日清晨，当副官推开张自忠的门，一下子惊黄了脸：浓浓的烟雾像野兽一样朝他扑来。他惊骇稍定，才看清张自忠坐在桌前，烟蒂埋住了双脚。桌上摊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二勇，二勇，二勇……无数。
当早饭以后，张自忠召集全体高级将领开会。会议作出决定：将孙二勇再次枪毙。张自忠将军只有一个理由：“我要一支‘铁军’。”全体人员为这个决定流下了眼泪。惟有张自忠没有掉泪。
天擦黑的时候，军法处长拿着张自忠的手令走进关押孙二勇的小屋。孙二勇站了起来。
军法处长宣读手令。孙二勇显得令人意外的平静，立正，挺胸，动也不动，像尊雕塑。
军法处长问：“你有什么话要说？”
孙二勇毫不犹豫地“服从命令”。
“那么随我来吧，去见军长。”
“做什么？”
“他请你吃晚饭。”
面对着比平时不知要好多少倍的菜肴，谁有胃口？所有的人都向孙二勇劝酒，他来者不拒。
菜盘和酒碗都要见底了，孙二勇站起来，呆滞的目光久久停在张自忠脸上。突然，他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裸露的胸膛上伤痕斑斑，每一道伤痕都有着一个流血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清楚地记录着他冲锋陷阵的英勇和无畏。
众人都低下了头，不忍看。只有张自忠不为所动，表情冷漠得近似冷酷。他让一个个师长解开衣服，一个个都是伤疤累累。
第二天，日出了。死刑在清晨执行。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死刑执行仪式了：在一个预先挖好的大坑边，战友们依次同孙二勇握手告别。张自忠也走过来与孙二勇握手，平静地说：“你放心走吧，我会替你多杀几个鬼子！”
孙二勇向坑里走去。他在棺材里躺下，闭上眼睛。枪响了，准确无误。
张自忠大步离开刑场，副官紧跟着他。将军的步履有些踉跄，他突然用手捂住面孔。副官看见，泪水从他的指缝里涌了出来。
两天后，台儿庄战役结束，国军大胜。
张将军为何如此铁面无私、冷酷严厉，要挥泪斩爱将？那是因为他说了，“我要一支‘铁军’”，要加强军纪，要振作士气，要在战场上取胜，所以他才要强调原则，从严治军，一心为公。
楼主：点子牛1 时间：2014-01-18 13:54:28
7、延迟退休问题，这是热点关系到几亿人的事：部分人急不可耐，想立即实施。那你就到人才市场走两步，看看哪些单位、公司招聘条件达到60岁以上的。再到各类产业工厂转一圈、干几个月，试试60~65岁的人能否出满勤、干满点、身体允许否？能达到私企老板的要求否？再到城市家庭转一圈，看看谁家招收洗衣工，你用人家自己的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服，看看谁用你，又给你多少钱？给不给你交五险一金？养老院里60多岁的老人，给66岁的人洗衣服，能否胜任？调查一下不同的工种与寿命有多大关系？工人有流动性，失业、上岗不会稳定，断断续续凑够20年，应该行，为何不行呢？为何公务员大江南北调动，不影响养老金？谁在阻拦工人养老金，跨地区转移？这些东西都应该量化明细出来，不能全国平均，应该精确到县级、行业级，东西南北中的地区差异也要有。
8、全国免费医疗能不能行得通？为什么中国人免费医疗是幻想？你专家是不是免费医疗？把你的免费医疗取消了，你赞成吗？哪些私人医院好？哪些是高收费？适合哪类人群？专家组团下去，当一回药材推销员、药厂工人，药品推销员、就医患者、公私医院的医生等等都干一遍。医药医疗费高在哪里？医患矛盾为何愈发尖锐？把整个行业的明暗规则，弄个一清二楚；把公务员的医疗费与群众的报销医药费做个比较，谁高谁低？这里面的弯弯绕要理清楚。中国人民免费医疗需要多少钱？难点在哪里？你再到电视台做个实事求是的节目，看看群众会咋评价你？是不是为你喝彩？你的亲人、学生是否因你自豪？
9，交通费及西部扶贫的问题。全国有多少收费站？收费站是否人浮于事？每年的罚款是多少？为何罚款还要办理月票？新疆吐鲁番的葡萄运到北京，铁路公路各需要多少运输成本？高额的运输费是否影响西部的开发？因为，进口原材料到西部，成品出来一部分销往东部，这一来一回双向收费加罚款，西部产品还有没有优势？你们专家也要给实事求是的量化出来，这样中央制定决策时，才会有的放矢。高层一问你，你也有个准确数，也好回答。虚假信息，祸国殃民。
北京地铁涨价问题，许多专家一出点子，必定是涨价、罚款。你去做做试试，看看谁在有事没事坐地铁？哪些人坐地铁？这些人的收入如何？调查涨价后，公交车会不会拥挤？公交车再涨价？出租车够不够？私家车摇号比例会不会出现变化？尾气排放又会如何？要有数字、心理分析，拿出来，给群众看看，是不是更有说服力？
10、专家出海，到欧美讲学，国际鉴定一下，也有必要：
享誉世界的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2011年来杭州、上海、北京做过考察。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令其久久难忘，有钱可以买到不排队。他感慨道：有钱人大获全胜，我们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面对中国未来的精英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台下的清华学子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谁教育我们的学生，大灾难面前可趁机发国难财？是教授，是当下的文化价值观。
部分专家的经济理论观点，很有必要到欧美去进行讲学，让哈佛、耶鲁、牛津等等大学生鉴定一下，看看是赢得掌声、还是嘘声？专家讲，房地产汽车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一点也不能动摇。你到欧美讲讲试试？你的市场自由论，美欧接受否？在国内大讲特讲，世界经济一体化。那为何美欧这几年制裁我们的产品贸易？苹果为何在中国能销售？华为为啥被拦在美国市场之外？中国的稀土德国能开采？中国人为何不能开采美国稀土？中铁呼吁拆分？波音、美铁是垄断，美国为何不拆分、私有？看看这些专家在国内外，就同样的问题，是否言行一致？
11、群众监督参与专家及政府的日常工作；公务员要经常考试，重温践行入党誓言：公务员法有明确地规定，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监督政府及专家教授的日常工作，看看公职人员，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也能大大缓解社会矛盾。看看专家是如何调研为国为民建言献策的？焦裕禄、杨善洲都与群众在一起，都是正能量的榜样。清官喜欢与群众在一起，携手奋斗；贪官，则相反，喜欢与商人勾肩搭背。
对当职公务员，也要三年一小考，五年一大考，考啥呢？信仰、诚信，为民服务和党纪国法。如发现你违法乱纪、贪污腐败严惩不贷，你别说，自己法制观念淡薄。因为，试卷答题白纸黑字，是你自己的话，你自己门清，还知法犯法，言不由衷，严惩你，你没意见，更不该诡辩。
12、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有人说，文化就是票房，是响当当的银子，其他的都不重要。真的是这样么？相关专家该到基层去走一走。每个人都会老，当我们跌倒时，心里最渴望啥？有人过来扶一把、拉一把。当你看到，想帮不敢帮的民众时，那也是方孔先生在阻止；当看到冷漠的眼神飘然而过时，那也是拜金主义支持的结果。这样的民族，有尊严吗？专家有事没事，出去走两步，跌倒一次，体验一把，又有何妨？千万别忘了，跌倒后，喊一声，我是专家，大家救我... ...。
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打黑除恶这项，也极其重要，政治经济社会都需要安定祥和之正能量。让律师体验一把很有必要，李庄把拥有一个加强排枪支武装的人，称为民营企业家，律师为谁辩护？是不是该为真相而辩护、为正义而辩护、为人民利益而辩护？为钱颠倒黑白是否是正能量？
有人说，专家教授上山下乡出海花费少不了，是浪费！这个我已想好，能节省大笔资金。CCTV开个栏目，《专家教授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赢在真实，真实也是力量。部分专家走基层，根据特点及各方方面的条件，或明或暗，拍成《专家教授去哪儿》系列纪录片。既宣传了三中全会政策，走基层的群众路线的方针，还树立了党的形象。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教育片。还有副产品，收视率更不会低，银子也会哗哗的来，挡都挡不住啊，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只有一种可能，专家抵触。
有抵触情绪的咋办？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公的话，以改革开放为己任的专家教授们，应该听！去看望一下人民群众——衣食父母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应该的！帮父老乡亲，干点活，也是应该滴！帮衣食父母，物质精神双丰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最应该。因为，这些是孝道，必须的！
毛泽东回击党内外的杂音时说：“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就要揩一点油。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时至今日，我们也该大喊一声：“什么是不要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工农群众！”
孙大圣在八卦炉没有死，反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真功夫也。百炼成钢，真专家经得起实践、时间的检验，袁隆平就是这样的专家。专家教授，到实践的熔炉冶炼一番，真假一试便知。群众更是明白人，砖家叫兽瞎忽悠，会被拿着铁锹扁担的百姓，轰得远远的、远远的... ...。这也是民主的体现！
毛泽东讲，人民万岁；群众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话经得起实践、时间的考验。中华民族出了个毛泽东，是炎黄子孙的自豪和骄傲！
继承发扬革命的伟大传统，再来一次上山下乡，又有何妨？祝福伟大的中华民族早日复兴。（作者：点子牛）
我看文革?之一
作者：姜莱
现在文革在网上炒得很热，可在老姜看来，网上发表的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无论是批判文革的，还是赞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当毛病的不少。这些文章着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大事件，各种大的政治活动，一波一波的政治动荡，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花招，却对文革中国的社会结构鲜有涉及，更缺乏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分析。政治事件、式样和花招是什么?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水面上荡出的浪花和水泡，至于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冲击了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会结构来，是因为文革自诩是一场革命，而革命是什么?就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至于改变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儿。文革虽然榜上了文化两个字，可按照毛的意思，无非是说：第一，这场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与文化扯不上边了，它就是一场社会革命。顺便说说，毛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至少从他公开的言论看，是一场自我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已“严重脱离群众”、已丧失“社会公平”、“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由“官老爷”把持的“变修”了的官僚结构。
毛做到了这一点吗?没有做到，他的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结果，一场文革下来，官僚体制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仍然存在，而且被强化了。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事实，这是黑色幽默。文革制造了一大堆的农民尤其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泡沫，这事儿没错，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我先说说农民。农民总是“劳动人民”吧?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纸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把这些“劳动人民”打入了另册。从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了，它还表示一种社会身份，并且是中国除刑事犯罪人员之外的最低贱的一种身份。说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低贱，我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陈述一种残酷的事实。又因为它是一种事实，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时代，农民被当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农民当成伟大的“劳动人民”挂在嘴上的当权者，骨子里也没把农民当回事儿，更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那时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错误”，又不打算判他们的刑，往往就会遣送到农村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农民的当家人、“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心中，农民生存的农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劳改农场吗?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休后顶了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辕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呆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修宪时，干脆把迁徒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农民不行，工人老大哥总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十年吗?这也是大忽悠。不错，文革中的中国工人，是有点“地位社会”，但那是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而言的;况且工人对农民的这点“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凸显出来的。5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还有自由，温饱不成问题，许多农民就不愿进城当工人。后来农民的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饽饽。但除了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外，在城镇阶层中，当时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中国工人的低贱社会身份，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震天价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得到丝毫改善。
文革期间，中国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挤进了体制内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失业，这些都是事实。但这种保障只能说是极低水平的，仅仅在生存线之上而已。根据这样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导出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实在有点夸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种保障，就成了一种引以为傲的职业，还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于说工人成了领导阶级，就更是扯淡，那时的中国工人，领导了什么?谁能说出哪怕一件事来?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只不过是一张画饼，永远在画上。
还要说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这点保障，也不是文革赐予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几年了，文革也没有给它增添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体制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种身份等级制虽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为一场自诩的革命运动，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农民这个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这个概念也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计划体制内，工人是与国家干部对应的一个概念，并且它的社会等级低于国家干部。在计划体制内，中国人也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不是由收入区分的，也与人的工作职务或职业不完全对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社会身份的区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在体制内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中，工人处在最下端。
什么是国家干部?它指的是某些职业，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甚至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的指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干部，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又在企业内广泛存在。国家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时“参加了革命”，构成了非技术类国家干部的主体;二是技术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纸中专毕业文凭，基本上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中专生贬了值，变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许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学(包括大专)生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这一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除“老革命”之外，国家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成了几乎世代相袭的一种身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没有机会读大学，这辈子更是很难荣升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与这种身份或等级制相配套，在那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部门：劳动工资处(科)管理工人，负责工人的档案管理，工资的发放，工人工作职务的安排、调动和辞退等，人事处(科)则专管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被称为干部之家。
与农民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时的语境中，农民这个词还具有实在的双重含义，既指人的职业，又涵盖了人的身份，那么工人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职业含义则是次要的。由于这样，在当时的企业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了车间，下了矿洞，干起了工人的活儿，身份却是国家干部;而工人中那些当上了车间主任，技师，科长，甚至厂长矿长(通常是副职)的人，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碰上了好运气，或许能转成国家干部，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们是工人，却当上了领导，职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不伦不类的称谓，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干部的活儿，身份是工人，职业或职务是干部。文革时期，这种不论不类的以工代干人员，更是构成了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的主体，原因是文革的很长一短时间里，大学停止了招生，大中专毕业生断了档，企业管理人员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许多工人顶了上来，担任了车间主任、工段长、各科室的科员科长，甚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这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扯不上边)。以工代干满天飞，当时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突击搞过几次工人正式转干的活动，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但终究大多数以工代干过的工人没碰上这种好福分，最后还是以工人的名义退了休。
这种事儿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种重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声或虚荣的环境中，一个有“事业心”、抱负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奋斗成为国家干部，简直可以决定此人一生的成败感。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但体制内中又有体制内，只有国家干部才是体制的中间力量，才是毛所说的“稳坐钓鱼船”所依托的那个核心阶层。就如一个特权家族，在这个家族内服务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属于该家族，但只有那些与该家族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主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这辈子不能转型成为国家干部，充其量就只是体制内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们曾经代理过这个体制的某些管理类事务。
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父亲这个人，工作非常勤奋，能吃苦耐劳，他也因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也当过好多次，并在后来当上了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劳动工资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亲以工代干，旗下却管着好几名国家干部。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坏分子等，这些人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因为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公职，又都有大中专毕业文凭，所以都是国家干部。父亲以工人的身份当领导，还是能管住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人都有“政治污点”，平时都很低调，点头哈腰的，父亲也能因此产生一点点优越感。不过这种事儿终究不靠谱，关键时候就会露出马脚来。比如，那时经常有些“中央文件”传下来，这些文件都有传达的范围，哪些人有资格听到这些文件，哪些人没有，才真实反映出一个人当时的社会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国家干部，这时就出现了尴尬的情景：当领导的父亲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听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倾分子等，因为是国家干部，都跑去开会了。当然，山高皇帝远，有时企业的头儿也会做出变通，假装不知道国家干部是怎么回事儿，把父亲这类以工代干者也叫去听文件。但走进会场的父亲，看到那些国家干部们，早已正儿八经地聚集在一起，再听到“本文件传达至国家干部”之类的宣读词，心中终究不是滋味。
父亲也因为种种此类现象而终于顿悟了，晚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就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真聪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带红花，又是发奖状，又是要我们到处做报告，但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用过之后就不管了。结果，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连右派这种人，只要没坐牢，也比我们强多了。父亲还说，这也能理解，现在修个桥要画图纸，造个机器要搞设计，会画图会设计的人，终究比我们强，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我们，不重用他们?不怪毛主席，只怪自己没读书。大概因为这些事儿的刺激，父亲对我们的读书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几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读了一些书，成了知识分子，不能说与这些事儿无关。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工人们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工人并不愚蠢，他们自己的身份值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都有数;中国工人也很精明，他们虽然也懂得跟着时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阶级领导”也经常挂在嘴边，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码事儿。他们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终还是希望去掉代字儿，凭一纸红头文件脱掉工人的外衣，转型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香饽饽，为能被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拉关系一时热火朝天。已经是工人阶级了，已经以工代干了，为什么还要争着读大学?热爱读书是假，借此脱掉领导阶级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复一下，无论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打入另册，或是把工人变成一种低等级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创举，这些东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后就存在了。还要说的是，这些包含了明显的身份歧视、社会等级区分的制度，虽不是文革的创造，却是毛泽东的作品。国外没这些东西，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些东西。王朝时代，中国有些朝廷限制过农民抛弃土地，并进而限制农民离开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时期。但古代朝廷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土地荒废，朝廷税赋减少，身份歧视的因素不多，实际的限制也并不严厉。而50年代以来的这种身份区隔和限制，则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唯我独有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企业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国家干部，这种划分又与人的实际职业或职务脱钩，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按照这种身份等级划分的逻辑，现在有些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也那个时代遗传下来的身份歧视的称谓)做了CEO、董事长、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该称他们为农民工CEO，农民工董事长，农民工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与文革扯在一起?不为别的，就因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说这是一场革命;就因为现在还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认定文革取消了特权，创造了社会平等的神话。其实文革根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没有去做这些事儿，它的的兴趣根本不在这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人还是国家干部，与宏大叙事的革命相比，当然只是小事儿一桩。不过，这些虽是小事儿，却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结构，凸显出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不是标榜要革特权的命吗?毛不是希望通过文革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吗?那么请从这些小事儿做起吧。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出工人和国家干部两种身份来，这些身份又与人的实际职业和职务脱了节，已彻底沦为身份等级制度，就更该革它的命。这一制度既然已经沦为纯粹的身份等级制，改起来也不难，凭毛当时的冲天威望，他想取消之这一制度，动动它，更是举手之劳。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文革之风没吹到这件事上来。这种身份等级制不仅没有在文革的风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有了这些事实，说文革是一场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很难叫人相信。
楼主：点子牛1 时间：2014-01-18 16:00:08
丹麦至今实行老掉牙的君主立宪制，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散发着浓郁的社会主义芬芳的气息，温馨、安宁、信任、互爱。结出的果实却是全球最幸福的，丹麦式的童话制造了全球的神奇，丑小鸭在二战后经过50多年的执着奋斗变成人人羡慕的白天鹅！因为，丹麦人有一个做白天鹅的“心”。
老掉牙的君主立宪制：不可思议吧？但事实就是如此。丹麦是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1953年修改宪法规定，丹实行君主立宪制。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曾于1979年访华，女王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你不服气，你可以告诉丹麦人，你们太落伍了，咋还君主立宪呢？但人家就是这样生活的，还是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丹麦是有共产党的，现年60岁的瑟芬达尔自2005年起担任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主席，并领导该党入阁执政，成为该党的外交大臣。
这是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国家，在我们许多人眼里属于“四不像”，但他就是当今现实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并且幸福快乐的生活着，经济危机对其无多大影响。让我们看看他的神奇之处，但神奇的合理先进。
平民女王：皇宫为灰褐色哥特式建筑。外观朴素，四栋建筑分别为现任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与王夫、王储、二王子以及宾客的住所。民众与车辆可自由穿梭在四栋小楼之间，相当平等与亲民。小王子寝宫楼下就是文物馆与纪念品展示区。女王没有任何特权置于法律之上，周末，女王经常只带两位随从，静悄悄走进教堂内祈祷，女王甚至自己上超市买东西，与平民没多大区别。可以上网查阅到丹麦皇室主要成员的预算，包括女王、王夫、王子、王妃，明细一清二楚。女王财产一目了然，连丹麦人都说：“养我们的皇室好便宜哦。”女王都平民化，民众可想而知，看似不合理，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女王也不“富裕”，贫富差距太小了。
严格的个人自由：丹麦的个人自由行为是非常严格的，中国人去了会受不了，以为回到多年前。美国人去了也认为丹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姆国家，个人自由很受限制，极不符合美国的自由标准。但丹麦人确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严格限制个人出格的自由，是为了维护统一性。往下看
人与人之间高度信任、平等，父母把内载婴儿的娃娃车，丢在路旁，自己跑进店里购物或喝咖啡。他们不怕小孩被偷、被绑票，因为社会的互信度很高，福利佳，人们不必争夺资源，拼生活。你去丹麦看到韦恩特首席执行官迪特烈英格在风雪中快步走回自己办公室，自己拎着皮包与大衣，自己开门，自己倒水，一位部属在一旁，任由老板服务客户。若不是换名片，根本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员工。这就是老板与员工。
一美国人参加哥本哈根世界会议，看到丹麦的街景回国后说：“丹麦街上总是有很多人，大家互相信任、互相照顾。很多人会把熟睡的婴儿留在商店外面的推车里，所有人都觉得这样做很安全。他们十分注重设计，开车也从来不超速。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桌子和椅子，人们可以随时坐下来，和朋友或者陌生人聊天。来到哥本哈根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懂得生活的真谛，事实上并非如此。”
共同富裕：丹麦人人富裕，你见不到穷人，人均国民所得三万四千六百美元，全球排名第七。丹麦的社会福利占政府支出的29％，是OECD国家中的第二高；各部门教育支出近GDP的7％，为CECD国家中的第一高。高福利的支出极大地缩小贫富差距，富人要多交税来弥补低收入者，所得税率高达50－70％。这在中国是无法忍受的，但法国人现在也跟上了忍受奥朗德75%的所得税率，共同富裕是先进的。
最大的一笔受贿来自中国人，丹麦人零容忍腐败：丹麦人非常无法容忍政府官员贪腐或享有特权。2005年5月，丹麦爆发了低阶移民官员收受中国留学生贿赂丑闻，其中一件贿赂金额约七万五千人民币，竟被称为“丹麦三十年最大宗的贿赂案”
乐于奉献的丹麦人，我奉献，我快乐：哥本哈根机场执行长尼尔斯说：“缴税是一种责任。我也算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了，但我愿意缴税，因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穷人。”；议员彦斯说自己每赚一百元，有六十元要缴税，但他说：“这不是财富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有能力的人，就应该帮助能力较差的人。”这是你在丹麦普遍听到的声音，几乎没听到有人抱怨高税率。在丹麦，有钱人乐意缴税，帮助能力差的人，已经形成文化精神，好像我们的雷锋精神
看到丹麦的不可思议之处，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海利维尔说：“他们（丹麦人）十分慷慨。在对抗全球变暖的问题上，丹麦的人均对外援助和支出都名列前茅。慷慨对于幸福的意义至关重要。”美国人回去就做实验，点子牛曾经写过《美国人用猴子做收入分配实验，结果震撼》，奉献者最快乐？美国人又做实验了，这次不是用猴子。美经济学家海利维尔说：“我们（美国）做了一个实验，给每个学生20美元，然后嘱咐其中一组学生把钱花掉，叮嘱另外一组学生把钱送给别人。事后的分析证明，把钱送给他人的学生更加快乐。”奥巴马2010年也要提高富人的税率，巴菲特、比尔盖茨都响应，还搞裸捐。
老有所依的丹麦人：研究丹麦的美国经济专家海利维尔看到的是：“丹麦人的参与性也很强。在丹麦的养老院里，不仅是工作人员在工作，每个人都会参与工作。他们没有把这里的老人当做客户，而是将他们当做公民。夏令营的时候，他们会邀请孩子们与老人共度时光，而且孩子们也总是依依不舍、不愿离开。”
丹麦是经济强国：丹麦的幸福来自实力，他是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家，是欧洲八大经济国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2005-2006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四。丹麦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叶片公司、船运公司；它的生物制药、工艺与设计，闻名全球；其猪肉、培根与火腿、草地与草种等农牧产品，市场占有率居世界第一。A.P. 穆勒集团在北京、上海、大连、天津等地设有分公司，在南京、广州、重庆等地设有办事处。诺和集团是世界著名医药和生化制品集团公司，生产的胰岛素和酶制剂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0%和40%以上，在中国投资约2亿美元天津设厂。
丹麦为何经济强劲？还是我奉献，我快乐。丹麦工人每天工作5小时，但效率是名列世界前茅的，不是为钱干活，而是我干活，我快乐。这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吗？！在我们看来遥不可及的“梦”，丹麦人实现了并顽强的极具生命力的存在了。
丹麦人搞吃大锅饭、吃食堂社区，还搞社会主义集体庄园，民众竞相排队加入：丹麦奥胡斯西南约十五公里有个“太阳和风庄园”是合作居住社区。“合作居住社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首先在丹麦兴起，主要由齐全的社区型公用设施以及私人住宅组成。与普通居民社区所不同的是这样的社区有一个共同制定的社区管理规定，更注重邻里间的互动。公用设施通常都包括一个大厨房和餐厅，由居民轮流为社区内的其他所有居民做饭；其他设施包括洗衣房、游泳池、儿童保育和活动设施、办公室、客房、娱乐室、工具室或健身房等等。社区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空间的设计和共同的社会和管理活动，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动，从而达到经济和环境效益共享资源的目的。好似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与华西村相比有点类似啊。
社区中最传统而重要的集体活动就是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雷打不动地一起在大食堂吃晚饭。晚饭由家长们分组轮流做，每人每月约两次，这样算来还是很节省时间的。十来岁的孩子负责端盘子等餐前餐后的服务。除此以外，社区内每年还有各种数不清的共同活动，平均每月都有两三次。这一点由于我们的大食堂差不多，但经济基础不一样。
居住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最愉快而受益的当然是孩子们，因为小区中不但活动设施丰富多彩，更关键的是孩子们从来都不缺玩伴。每户居住面积约130-180平方米，市值约370万人民币，按地理位置来看比当地一般住宅稍贵，因为购买住宅的同时购买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人排队等着现在的住户出手。你还别说，这里似乎成了高档社区，有人趋之若鹜，不仅仅是好奇吧？
丹麦的“社会主义集体庄园”是一种有效的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方法，虽然还在探索之中，但却是给世界上许多国家带来了启发。 目前以丹麦为主的北欧有数以百计的“合作居住社区”，美国超过百名居民的“合作居住社区”已经建起了113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也在逐渐普及。
卖火柴的小女孩给丹麦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许多人都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丹麦人拒绝回归，太悲惨了，人吃人啊。正如哥本哈根机场执行长尼尔斯所说：“我也算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了，但我愿意缴税，因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穷人。”丹麦人有性格，他们要改变，从文化价值信仰观改变，社会主义的文化恰好风靡半个世界，他们与自己的国情实际结合，既有保留也有突破。从教育下手，丹麦人的观念变了，行为也变了。
丹麦的文化教育太棒了，这是根：丹麦学校不选模范生，十二岁以下没有成绩单，老师与家长鼓励孩子发展天赋，不鼓励比较。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全免，不但如此，读书还可以领钱。十八岁以上学生可以领生活津贴，金额多少视学生是否居住家里而定。
“终身学习”在这个国家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丹麦人平均每人借书率为世界第二高，而丹麦每百人宽频使用率是OEC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的第一。可以终身学习，是因为没有学费的障碍。在丹麦即使读私立学校，政府也补助75％的经费。因此，在丹麦进私立学校不是象征贵族，而是去学习特殊才能如艺术、体育。
这里，职业不分贵贱，没人后悔入错行。丹麦副总理为农校出身，部长中不乏高中毕业生（不讲究文凭，凭能力品行），但通过终身学习，他们同样也可以治国。当农夫也好，当工匠也罢，这就是丹麦的价值体系。走遍皇家哥本哈根瓷器工厂，一百一十位工匠及二十四位与职业学校合作的学徒，拿着彩笔，聚精会神地涂上油彩，这里每件器皿釉彩，都由一位工匠独立完成，完成后在器皿底座上签字，该公司画师平均工龄二十四年。皇家哥本哈根瓷器艺术指导索伦·尼尔森说："很多年来这里的人厌倦读书，但他们有很棒的艺术天分，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职业平等，孩子也有机会了解各行各业，使得这里因为"入错行"而不快乐的人大大减少。”没有人“入错行”，自动寻找自己的螺丝钉位置，结果呢？与我们一个二三线城市550万人口相当的丹麦却有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是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家。
丹麦的教育是兴趣教育，集体国家民族主人翁式的教育，文化是需要沉淀、积累的，厚积薄发，丹麦成功了，丹麦人成了全球最幸福的人。吸引了欧美国家来调研，他们是羡慕的！这也就是奥巴马说的，美国人盼望政治改革，奥巴马也想改革政治体制，巴菲特、比尔盖茨是支持奥巴马的，提倡多缴税、多捐款、裸捐。德国、以色列都在倡导集体奉献文化精神！当今文化在进步，因为网络是文化的核动力，信息按秒传遍全球，人类需要文明、信任、安全、幸福、快乐。我们的个别专家及媒体却倡导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权力至上，悲乎？
这种集体主义思想在我们国家曾经大方光芒，我们现在有华西村，但遭到部分媒体的攻击，但这部分人不敢攻击丹麦，以色列、德国等等这些资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丹麦的这些事美国人去研究体验了解，我们的这部分人却不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点点信息闭塞！
丹麦的神奇是合理的，因为丹麦已经从人治、法治、走到了心治！马谡失街亭沦为笑柄，但他说的：“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确经典。人治，一个人领导你，你怕他，你不敢做坏事，这就是人治；法治，你知道干了此坏事，法律一定会制裁你，你不敢做，这是法治；心治，就是你受文化信仰的影响，你心里压根就并不想干坏事或受到良心价值观的束缚而不去做，文化驱使你想做好事、奉献、团结、爱国爱民族，这就是心治！丹麦，有女王君主立宪制是人治，是榜样，公务员也是榜样；法律严格细致具体，违法必究，这是法治；丹麦的文化教育是文化治，心治！显然，丹麦是三者结合最好的国家，丹麦人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当然，丹麦也有小偷与罪犯，但犯罪率太低了。
书记说：“坚定不移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找到正确的道路不容易，必须走下去。”“实施宪法，人民当家做主。”“工作作风，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政治局八条规定要求调研出访不安排迎送宴请一般不得封路清场”“反腐，不能表态了事”“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书记强调：“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雄关漫漫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华民族是神奇的，中国人民是幸运的，也会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战略远见、有魄力、睿智果敢、夙夜在公的平民总书记，有一个团结的、有能力、以身作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班子！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亿兆一心的中国人，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点子牛的观点有些片面，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错误之处恳请赐教，写这些皆因爱国！2012、12、06
这是去年发的一篇文章，《吃大锅饭的丹麦人全球最幸福》
转发一下邓右集团的本质评论：
周立波早晚会被政府领导掐死，不信你看看他说的话，都是大实话！ 不查都是天灾，一查全是人祸； 不查处处鲜花，一查全是豆腐渣； 不查都是中国人，一查全是外国籍；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全是王宝森； 不查个个人模人样，一查全都男盗女娼； 不查问题都在后三排，一查根子在主席台 不查都为人民服务，一查全被人民服务； 周立波： 1、取消交通管制，让官员感受堵车之苦 才能真正治堵； 2、取消食品特供，让官员品尝有毒食品 才有食品安全； 3、取消公务员福利分房，让官员体会买房难，民众才能安居乐业； 4、取消公车消费，官员才知油价之高养车之难； 5、取消高干特护病房，官员才知看病难、看病贵。 周立波： 检查+罚款=管理；扯皮+刁难=服务； 实干+技术=白忙；跳舞+喝酒=业务； 听话+奉承=可靠；大话+做秀=政绩； 送礼+关系=提拔；工龄+造假=职称； 文凭+拼爹=招聘；和谐+赞成=民主； 联播+歌声=幸福；卖地+盖楼=财政； 套话+瞌睡=开会；造假+蒙骗=经营； 截访+维稳=安定；贿赂+人情=法制… 周立波： 1.贪官不是群众选举出来的，是上级领导选拔出来的； 2.贪官不是反贪局捉出来的， 是内部互掐抖出来的； 3.贪官不是人民监督出来的，是小偷不慎偷出来的； 4.贪官不是纪检审查出来的， 是小三争风吃醋闹出来的； 5.贪官不是百姓举报出来的， 是网上日记不慎自爆出来的。 周立波： “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 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坚强后盾； 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 1.如今社会： 反应慢的会被玩死，能力差的会被闲死； 胆子小的会被吓死，酒量小的会被灌死； 身体差的会被累死，讲话直的会被整死； 能干活的会被用死，……所以，凡事不必太认真！ 不然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2. 中国人思维习惯： 一提到女秘，就想到小蜜； 一提到女官，就想到被窝； 一提到贪官，就想到二奶； 一提到桑拿，就想到小姐； 一提到办事，就想到关系； 一提到工程，就想到腐败； 一提到垄断，就想到奸商； 一提到打假，就想到假打。 3. 从睡觉看人的层次： 九点睡是村里人，十点睡是厂里人，十一点睡是校内人，十二点睡是官府人，一点睡是网络人，两点睡是文化人，三点睡是公关人，四点睡是失眠之人， 五点睡是赌博人，六点睡是广告人，总是不睡不是人。 4. 中国官员现状： 装的是样子，混的是日子，保的是位子， 上的是场子，下的是馆子，圆的是肚子， 练的是胆子，搂的是妹子，哄的是娘子， 享的是乐子，霸的是车子，占的是房子， 把的是章子，盯的是票子，为的是孩子。 5. 当代领导的优势： 工资不多存款不少；牌技不高赢钱不少； 讲话不精掌声不少；外语不懂出国不少； 水平不高职称不少；老婆不用房事不少； 吃的不多脂肪不少。 6. 干什么都要先吃饭： 常跟领导吃饭，升官是迟早的事； 常跟导演吃饭，走红是迟早的事； 常跟大款吃饭，发财是迟早的事； 常跟老婆吃饭，厌倦是迟早的事； 常跟情人吃饭，肾虚是迟早的事； 常跟异性吃饭，上床是迟早的事。 7. 什么是新闻： 物价涨了不是新闻,工资涨了才是新闻； 有人贪了不是新闻,有人廉了才是新闻； 食品假了不是新闻,食品真了才是新闻； 推诿了不是新闻，担当了才是新闻； 被曝光不是新闻，能自查才是新闻； 会上讲话不是新闻,会后讲理才是新闻; 常见的不是新闻，罕见的才是新闻; 神奇不是新闻，奇迹才是新闻……。 8. 这社会： 好好的人生，让股票废了 好好的电视剧，让广告废了； 好好的广告，让脑白金废了； 好好的羊肉，让瘦肉精废了； 好好的英雄，让美人废了； 好好的女孩，让大款废了； 好好的帅哥，让富婆废了； 好好的干部，让人民币废了； 好好的医德，让医药代表废了。 9. 这年头： 老婆像小灵通经济实惠但限本地使用，二奶像中国电信安全固定但带不出门，小蜜像中国移动使用方便但话费太贵，情人像中国联通优雅新潮但常不在服务区。 10. 领导讲话最关键的两个字：“性感”！ 性：必要性、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感：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紧迫感、荣誉感。 同意的转了！！！收起
摘录给你：
58年的北戴河会议，这是起点：农林部门汇总，全国地方上报的粮食计划总产量讲，今年计划超过万亿斤。毛，不同意，说，我们搞不了那么多，建议压缩到五六千亿斤（平均亩产300—350斤）。你猜农林口的负责人咋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这个事的责任全是毛泽东的错？
毛泽东预言中国死5000万人：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看到水利建设指标，又十分不满，并警告说：“这样一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毛主席的话当时若落实了，会是啥样呢？今日部分人造谣污蔑毛泽东，他们咋就不把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警告说出来呢？功劳是自己的，责任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这部分人的拿手绝技，极其虚伪。
再看看59年2月的毛泽东在干啥？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他不放心，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为此，毛泽东又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毛泽东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主席还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主席真急了，《决议》没人落实，媒体及部分官员依旧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当时的媒体是干啥的呢？推波助澜，亩产万斤。毛主席拦都拦不住。
那位不信？看事实。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泽东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报纸）。毛泽东的话是有记录的。
有的人还是不信。咋办？再看武昌会议，毛泽东又专门找吴冷西（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就《人民日报》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等问题做了五点指示，主要是强调“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毛告诉吴冷西：“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陆定一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听了吴冷西转告的毛泽东的话后，咋说的？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云云。最后就不了了之。(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有人说，武昌会议是假的，吴冷西是造谣。你能让大家信吗？这可是人家的亲身经历，也有会议记录的。
新华社社长“随大流”，毛主席成了少数者：回忆起一九五八年的情况，吴冷西（当时新华社社长）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毛泽东）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
当时主要领导干了啥呢？58年7月，刘到寿张县视察指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9月，刘少奇到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刘与来访的赫鲁晓夫说过，中国的粮食多得吃不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推荐，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起了促进的作用。
毛闻听这些言论后又是啥反应呢？他在10月安排身边人员下去调研时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亲自到河南视察，就知道了，“晚上亩产400斤，第二天早晨就成了1000斤。”毛主席出身使农民，亩产多少，瞒不了他。
数次会议左右不了头脑发热的局势，毛泽东就召开庐山会议。毛主席说：“让大家来庐山，把脑子冷静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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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穷与邓小平时代的富
不少人士是自称“懂经济”的。不过，很不幸，我本人就是搞经济实务的，
因此对于经济话题特别敏感，一见到认为不对的东西总是要提出来。于是，在与
一些人士的对话中，我往往觉得跟他们讲话真费劲。例如，我说1976年的中国外
汇存底如果拿来跟2003年作比较，就必须根据价格指数和汇率变动情况进行调整
，不然不具备可比性。于是就有一个诺贝尔奖金出来说：“1976年的外汇存底跟
价格有什么关系，胡说？”
呵呵，我除了苦笑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要说，则是三五天
都说不清的。所以 这还只是一件小事，还有更让人伤神的。在强国论坛，最热
门的话题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不少人士指出，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的经济
成就。于是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增长了什么？人民生活还不是那么穷！
” 是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得并不神速。但这是不是能够反证毛
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是假的呢？ 当然，有些人会立即迫不及待地答道：那当然
，人民都吃不饱，哪里来的发展呢？ 不过很抱歉，对于一切作出这样回答的人
，我都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他们：你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经济盲，对于经济是一窍
不通；你们试图用生活中的直觉来理解国民经济，但最终得到的只是肚皮经济学
，而不是国民经学。 肚皮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理解“消费”
与“积累”。
众所周知，一国的产值是绝对不可能完全用于国民消费的。而国民产值的两
大基本用途，就是消费和积累。其中，私人消费部分就是人民的生活资金，这是
国民产值最基本的支出；但是，光有消费还不够，西方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发
展的基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在新古典
发展模型看来，除非储蓄率高于必须的资本更新率，否则经济就不会成长，这就
是所谓“发展陷阱”的基本出发点。许多国家之所以不发展，问题就出在积累率
过低；六七十年代日本成长率为何高于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有着更高的
积累率。
如何实现高积累？计划经济特别便于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是大致
这样做的：先是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以较低的价格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生活（以
及部分生产）原料；由于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便宜，国有企业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
向工人支付工资，这样就撑大了利润空间；这时中国实行的是利税合流，国家直
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因此可以尽可能地拿走企业的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用于
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居民储蓄而增加投资
，从而提高积累率。
根据剑桥中国史，1953年至1957年，中国物质产品净值的积累率为24.2%。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个比例逐步提高，1971年至1975年达到33%。这种高
积累水平，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按照有些人的观点，这种积累是完全错误的，因
为它没有变成居民的即时支出。不过，很遗憾，这偏偏是经济成功国家的共同特
征，例如二战后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勤俭”而著称
，而积累正是通过储蓄来实现的。
因此，毛泽东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在“吃饭”与“建设”之间的艰难权
衡；对此，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阐述过，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两难困境：如果保持高积累，就势必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如果增加消费基金，则势必导致发展受到影响。当然，其最终的决策是牺牲消
费，增加投资。这一决定也影响到了产业结构：就是轻重工业畸重畸轻的问题。
因为重工业生产工农业装备，轻工业则生产消费品。
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的毛泽东时代经济成长。为了避免
一些人士攻击我使用不准确的数据，我采用了麦迪森先生《世界千年经济史》的
有关数字，他没有原文使用联合国或者世行的数据，而是从全球比较的角度，以
美元为基础，在考虑到价格指数、汇率等因素后综合形成的“1990年国际元”。
按照他的计算，中国的GDP从1950年2399亿元增长1976年的7930亿元，同期印度从
2222亿元增长到5514亿元；中国的人均GDP从1950年的439元增长到1976年的852元
，同期印度从619元增长到889元。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国地
位，那么，按照经合会的排序，1970年的世界头十位经济大国是：1、美国，10255亿
美元；2、日本，2068亿美元3、德国，2037亿美元；4、法国，1470亿美元；5、
英国，1236亿美元；6、意大利，1077亿美元；7、加拿大851亿美元；8、中国，
847亿美元；9、澳大利亚，429亿美元。
注意，这只是1970年数字。有人或许会嚷嚷：你把苏联弄到哪里去了？呵呵，
你问经合会去吧。
在这些数字的下面，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质量的变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
努力，中国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如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大
庆油田等等，农业产值从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
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重要转变，中国开始能够自主生产包括汽车、轮船、飞机
等重型设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特殊风景。此外，毛泽东时代兴建了大量的基
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如成渝、宝成、成昆、湘黔、川黔
等重要铁路干线，使得西部成为坦途。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
有了原子弹、氢弹、大型电子计算机、杂交稻以及至今令中国人骄傲的航天和导
弹产业等等。有的朋友倒是可以很轻松地否定这些成就，他们不愿意接受现实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只是要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绝对不会有
改革开放的成就。因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
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重视了机场、高速公路建设，但忽视了航运、普通公
路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而正是后者支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半边天。如果
没有这些成就，这意味着什么？我想答案是明白的：要么继续奉行高积累政策，
以筹措建设资金；要么让中西部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无法进行改革开放。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父亲在城市工作，当时也是普遍性的。我记得，当时5名干部下乡到我们小队，因为，我们村大队就数我们小队最穷。那时候的干部没的说，先改选小队长。规划、设计全套的，开荒、修水渠，亲力亲为，带头干，第二年就大获丰收，交公粮相当多。队长到县里戴红花，奖励了我们25型拖拉机一台、脱粒机两台、播种机两台，小队一半土地实现了机械化。但，那时候，有个大问题，缺肥料，社员都把土炕扒了，当肥料。池塘里养鱼、种莲藕，都有丰收。
那时候的确不富裕，小伙伴们真不少，孩子多啊。但，老人、孩子都能从生产队里分口粮，养老医疗有保障，小时候能吃到免费的“虫子糖”，白色的带纹路的，但吃后上厕所往往惊叫一声哭着跑出来。上学也没拿钱，但入学要考试的，你必须从1数到50才算合格。我是一次性通过的，当时美得不得了。
那时候，肥料是大粪，氨水都不多。第一次有了化肥尿素，白花花的，社员都不敢用。下乡干部，还让我们小队有了一个门市部，当时是不得了的。还计划办小工厂、烧砖厂，但，第三年没结束，他们就走了。过了有半年光景，就分田单干了，果园分了，但，农机机械无法分，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各家各户集资买牛马驴。
人思想变化忒快了，分田单干，队里的农机开始丢。队长叫邻居的大哥哥去队里睡，算是看护一下。但，大哥哥一句话，噎的队长张口结舌：“给钱吗？”池塘里莲藕也没有了，鱼儿还是有的，数年后，那些农机，都被砸烂了、丢了。想起来，真可惜。
分田单干，的确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社员们不用加鞭自奋蹄，玩了命的干，收成自然就多了许多，新衣服多了，吃的也好了。不过，当时化肥的确也多了，产量也有了极大的提高。美国二铵，很叫响，麦子长得太棒了，几乎看不到地面了！那几年，鞭炮买的多了好几倍，和小伙伴们比着放，但，老人、孩子慢慢无法享受集体的福利了。
15岁的那年我离开了故乡，到了城市里，城市里丰富多彩。随后上学，国家还给发助学金、粮票、菜票。那时唱《党啊，亲爱的妈妈》，是真情演唱，发自肺腑的感激嘛！
市场繁荣了，地主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人家懂得经商之道，基因很关键。据村里人讲，那时候组建个小建筑队，人家拿银元送礼。稀罕物啊，发展是迅速的，现在千万富翁了，老婆也换了。单干富了，那是农民拿身体换来的，仔细回想，许多人过早的出现了白发，妇女的脸也过早涂上古铜色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不错；但生活不再有安逸了。即使现在许多青年富豪也是亚健康，甚至猝死，也是劳累过度。
今天的故乡
经历过风风雨的故乡，故乡河流已不再清澈，鱼儿、河蚌不见了，虽有治理，业已难复鱼翔浅底之美景了。虽富裕了，但回故乡，小伙伴们酒酣耳热也有感慨，若我们不分田，会不会和华西村一样呢？不必为养老、生病、孩子教育、买房、找工作等等犯愁呢？我说，我们村里没有敢作敢为的吴仁宝书记。
现实很残酷，农民的农产品的利润和成产周期，的确不是生产流水线的对手，多数农民总的来看，一败涂地。还是赚辛苦体力钱，病不起啊。他们拼命地在干，其实就想下一代不要当农民。
但，也很矛盾，因为，城市里的住房令他们愁眉紧锁，上大学、帮孩子买套房子，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往往不堪受其重。当然，城市边上的农村会好很多，但那只不过是部分中的部分而已。还是拿土地换来的。
农村选举也有很大弊端，因为，家族姓氏决定谁能胜出，与惠民清廉关系不大。村干部腐败比较严重，但村民毫无办法。部分村的选举，还出现黑社会身影，贿选也难以遏制，这一类的往往在城市周边较多。民主需要大的群体，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维护。但乡镇官员又有多少清廉的呢？也是个问题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慰安妇自述34个姐妹在床上被日军活活糟蹋死
日本鬼子把反抗最凶的34个女人的手碗子用粗皮带钉死在床的两端，把两条腿扯开也用皮带钉死在床的下两端，怕她们咬坏日本人，用铁锤把前门牙全都砸掉；受的那罪就不用说了。
“你们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兴趣？我不信。当初我们够苦的了，只是想亲人才活下来，可解放后这一段历史，不断地成了我们的罪恶。
“今天，我们被说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军妓，明天，又说我们是日本潜伏下的女特务；后来，我们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先锋；每次来运动，都是以批判我们开始，最后以彻底批烂我们结束。
“我们没有公民权，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是人.
“毛主席走了，我也去生产队参加追悼会，被队长叫出队列，他严肃地说；你回家呆着去，你有什么资格来给毛主席送行？
“我看到过去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都站在队列里，我委屈得直想哭；后来，我在家里用汽油洗了手，又用碱水涮了手，最后用山上泉水净了手，给毛主席摆了个灵堂，上了香。我知道我是脏人，不配给这么伟大的人物上香，可没有他，我可能活不到今天。
“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当初，邻近村子如果能有20个男人站出来，我们也不会被像牵驴似地拉到营里糟蹋得死去活来；如果他们能够站出来承担打死日本鬼子 18人的责任，我们也可能不会成为日军的随军妓女；我们有什么错？我们只是女人，只因为我们是被日本人糟蹋的女人，我们就得像狗似地爬着生活。这些年，新 建的桥，村里人不让我走，新盖的房村子人不让我进，连外边跑的孩子也不让我摸，说我不吉利，会给他们带来瘴气。
“要是知道出来后是这样，我还不如死在慰安所里。
“我恨日本鬼子，这不假；可你知道，我更恨的是谁吗？是我们中国人，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村里的人；他们比日本鬼子伤害我的还深，还让我受不了。
“日本鬼子本来就是我们仇人，恨是当然的；可村里的人连亲带故，大大小小都出不了五服，不是同宗也是同祖，可他们待我们是最没人情味的。日本鬼子糟蹋完我们后，还要给一顿好饭，还要休息几天，可他们随便在我们的心上大小便。
“以往，我不乐意说这些，被日本人糟蹋毕竟不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再说，我也不平，我们只不过是被抓去糟蹋了，那些一时被糟蹋的女人，难道都死绝了？她们怎么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们怎么不能？有的人，还来嘲笑我们，她们有什么权利？
“过去我不乐意谈这些，一是怕给别人带来麻烦，二是又给组织留下下次整人的材料。这几天，我听说你们来了，也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加上我的侄子这么一说， 我想反正自己也活不了几年了，要说丢人，早就丢没了，解放四十多年，我们这点事给折腾得太多了，也没什么顾虑的了。
“我从什么地方说呢？
[插话：您老随便，从记忆深的地方说起。>
“我们这82名女人被圈到配种站的圈里，你说这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日本人下流；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外面被日本兵围住的近千名大老爷们；日本鬼子要他们交出杀死 18个鬼子的人，我们明明看见他们都站在人群里，可他们都默不作声。日本鬼子开始往外拉人，并说一分钟枪毙一个人，还是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日本鬼子开始 枪毙人。你们想想，487个人，得多少时间才能毙得这个数？我是眼看着一个个拉出来，一个个被毙掉的。
“我不能说这些老爷们怯懦，起码到了这时，能够舍身站出几个把这不能挡过的事应承下来，少死不少壮劳力。他们就是不吭声，日本鬼子也利用了中国人这个怕死弱点，大开杀戒，单个单个地毙这487人，尸首堆成个小山，全都是照着后脑勺开的枪，满地都是白花花脑浆子。
“中国人也真是有种，惹事的不站出来，马上挨枪子的也不检举；不像文化大革命，一顿鞭子下去，能胡说出二亿反革命三亿同党；但说不说都一样，反正群众遭殃.
“后来，日本鬼子一看仇报得差不多了，便收了杀人的确念头。
“你别以为日本鬼子放过了面前的中国人。
“他们的仇还没报完呢，他们得变着法子发泄。
“他们从我们这群人里挑出10个大姑娘，拉到剩下的男人面前，让他们的哥哥或弟弟站出来认人。10个姑娘里只有3个男人站出来领，其余的姑娘家里男人都被毙掉了。后来日本鬼子说这7个姑娘家的什么人都行；这时她们的妈和小妹都站出来。
“日本鬼子把10个亲属用刀逼住，立即把10个姑娘衣服当众扒光，被捺到地上，让从煤矿叫来的中国劳工奸污；这些姐妹，他们不这样做就地击毙；再说，他们也是近三年没见过女人的男人。这10个男人如狼似虎地窜上去，当着日本人和亲人的面把女人奸污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日本人把这10个男人往妇孺老弱人群里一赶后，人们立即涌上来，项刻间手抓嘴啃脚踢头撞，把这10个晕头转向的男子给活活撕个皮开肉绽，烂肉似地瘫在地上踩得断了气。
“日本人跳着高地看着中国人自相残杀的闹剧，乐得用大皮靴直踩地上女人的肚子。
“几十个母亲突然明白，发疯地向我们冲来。日本人用机枪一阵乱射，倒下一大片，后来谁也不敢动了.
“日本人站着队，当着亲人的面把10个姑娘逐个地轮奸。年纪大的长者，冲上来搭救被一阵东洋刀砍得鲜血直流，脑袋滚出二丈多远。
“其余的中国人吓得没有一个敢动弹.
“就这样，我们被强行塞进麻袋，系住口，像装猪似地扔到卡车上，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最终又都从车上扔下来。待他们把口解开，我们一看到了一排排新建的简易木板房，屋顶全部都用白洋铁皮钉的，四周拉着铁丝网，还有炮楼和机枪什么的。
我们刚刚被从麻袋里倒出来，还没等站稳，便被一个个赶进一个大房间，听一个日本大佐训话：他说了什么屁话，我们谁也没心思听，只知道这辈子完了。
完了，他让我们脱掉衣服，全部脱光，让去洗澡。
“我们没有一个脱的。
“这时，大佐走到一个邻村姑娘跟前让她脱。姑娘把头扭到一边，就是不脱.
“大佐急眼了，也是杀鸡给猴看。他一挥手上来三个日本兵，把这个姑娘扒个精光，然后当众赤裸裸地吊起来。大佐拔出东洋刀，让大家看着/。
“他抬手一刀姑娘的乳房削下来，姑娘痛得惨叫一声，胸脯上立即涌出一片马掌大的血手。
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就历史而言，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外国（或外族）的全面入侵，七百四十多年前，蒙古人侵略我们，我们抵抗侵略，但我们输了，所以才有了元朝；三百七十多年前满族人侵略我们，我们抵抗侵略，但我们输了，所以才有了清朝；六十多年前，日本人侵略我们，我们抵抗侵略，这一次我们赢了。前两次我们在综合国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打了败仗亡了国，当朝将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领军打仗反侵略，后人称他们为民族英雄。那么在国力衰弱、内讧连连的情况下，领导中华民族守土抗战，击败用坦克、飞机、战舰武装起来的工业大国日本，最终赢得胜利的蒋介石，怎能不是民族英雄！
就二战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大国，在欧洲除了苏俄，在亚洲除了中国，没有不亡国的（英国本土只遭轰炸，未遭登陆，故不在此列）。战胜国领袖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是民族英雄；被亡国家的领袖，如法国的戴高乐，也都能身负民族英雄的荣耀；没有亡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卓越贡献的中华民国领袖、二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又怎能不是民族英雄！
就二战期间各国的国内情形而言，应该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加难以领导。因为刚刚名义上统一中国的蒋介石所面临的，不仅有外患，更有内忧；不仅有日本的侵略，还有拥兵自重的各地军阀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更有以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为目标的、有强邻保驾护航的政治集团无孔不入的捣乱破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虽然面临“数面作战、国无同类”的困境，却仍能团结国人，内平叛乱叛国，外抗强敌侵略，非但没有亡国，还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使长期积贫积弱、近代每战必败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若不是民族英雄，世界上还有谁敢称民族英雄？！
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还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战时领袖和他拥有领导抗战的功绩，还在于他是那一场伟大抗战的实际指挥者和参加者。他在“8.13”抗战中，曾数次冒着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多次飞向上海火线督战，其夫人宋美龄亦曾在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而这，在所有二战各国领袖中是绝无仅有的。遥坐衙内，指挥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可以被称为民族英雄；亲赴前线的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更是民族英雄中的大英雄！
中国军队正是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8年的民族圣战，在一个极端贫困弱小的农业国家，中国军队凭藉血肉之躯和顽强斗志与强敌周旋，以冷兵器参与现代化战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由最初的空间换时间的非对称的拖延战，最后发展为逐渐对称的反击战。这支军队是伟大的，统帅这支军队的蒋委员长更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八年时间，中国国民抗战勇气不曾有丝毫泯灭，中国军队抗战勇气不曾有丝毫泯灭，就是因为还有陪都重庆在，重庆还有蒋委员长在。
蒋委员长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领导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率领一支四分五裂的军队，实现一致对外的民族圣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其功其德，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无人能及。
是蒋介石首先提出“持久战”构想。蒋介石在1937年12月17日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人人御敌，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之内处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抗战初期，蒋介石领导中国军队独立抵抗日本。“平型关大捷”仅仅是蒋介石领导下数十次较大战役的其中一次的其中一部分，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歼敌不到1千，国军歼敌 8千5百多人。1938年4月，国军在台儿庄大胜，史称“台儿庄大捷”，歼敌近1万2千人。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击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等国同时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成为同盟国成员之一。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介石被推举为同盟国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作战。1月4日，国军在长沙大胜日军，歼死5万7千人，史称“长沙大捷”。
1942 年10月初，蒋介石敦促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随后各国陆续与中国复位新约，危害中国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废除。10月蒋继任国民政府主席，并与美英苏联合发表“四强宣言”，共同担负战后国际和平安全责任。1943年11月18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前往埃及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举行开罗会议，主张“所有日本窃夺之中国一切土地，如满洲、台湾、澎湖，均应由中华民国恢复之”。会后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蒋于翌日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宣示与人为善，劝勉国人不念旧恶，不对日本采报复措施。 9 月 4 日，蒋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
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对中国历史学家唐德刚这一评价，蒋介石当之无愧。
作者：堇色蝴蝶 时间：2014-01-19 11:47:37
博古是遵义会议的失败者，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博古是如何在选举中失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几十年之后，都还能充满自豪地宣称：“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上有表决权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毛泽东和朱德这七名政治局正式委员。在投票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时，如果全体一致，那么王稼祥的这一票，也就算不得是什么关键了。而只有在选举时产生了分歧并且几乎还势均力敌，所以王稼祥的“一票”，才能够成为关键。
遵义会议的选举过程中，王稼祥肯定是举手支持毛泽东了。而毛泽东也肯定会举手支持自己。这绝不是毛泽东不谦虚，而是当年中国革命所处的那种绝境，不容许毛泽东谦虚。下一位举手支持毛泽东的，应该是张闻天。呼吁召开遵义会议，张闻天不仅出力最大，而且还更是在会上作了有力批驳博古的反报告。所以无论是真心从为了中国革命着想，还是由于与博古撕破脸面而没有了退路不得不孤注一掷，张闻天都会举手支持毛泽东。
遵义会议上，博古是毫不隐晦他对毛泽东的反对的。因此在选举时，博古肯定是不会举手的。所以当选举出现了二比一的情况时，如果此时王稼祥举手支持毛泽东，那也算不上是关键。真实的情况只能是选举在进行到这个时候，除了博古之外，还一定有人没有举手。这些人是谁呢?肯定有一人是陈云。
陈云一九○五年出生在上海郊外的青浦县，自幼家境贫寒。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其舅父抚养长大。一九一九年，陈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当学徒，后当店员。一九二五年，陈云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陈云开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由于临近隐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的缘故，所以才到一九三○年的九月底，
在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就被增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而三个多月之后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王明等人开始把持党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又被指定为了中央委员。尤为突飞猛进的是，刚到九月，在决定了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之后，王明和周恩来又指定陈云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六位委员之一。一九三二年三月，陈云又成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陈云从参加革命到入党，从入党到成为党中央的常委，连头带尾都算上，才不过八年的时间。而此时不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且还更是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亲手开辟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仅仅是一名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而陈云在党内地位的擢升，完全是由于攀附上了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缘故。因此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是完全可能的。也只有在选举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王稼祥的一票，才能够成为关键。
分析完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和陈云在选举中的表现，再来分析一下周恩来和朱德在遵义会议上选举过程中的表现。如果周恩来和朱德二人在遵义会议上毫无保留且有积极主动地支持毛泽东。那么在选举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五比二的绝对优势。因此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那一票，还成为不了关键的一票。而只有在周恩来和朱德二人中，出现了一人支持毛泽东，一人表示不支持而双方形成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那一票，才会成为关键的一票。而周朱二人，是谁能支持了毛泽东?谁有没有表示呢?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不仅做了检讨军事路线错误的副报告，而且还更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召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时，周恩来不仅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而且还更是听取了毛泽东转道贵州的建议。因此在遵义会议选举时，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可能性，要大于朱德。
遵义会议的选举进行到这个时候，场上了出现了三比三的势均力敌的僵局，关键的时刻，王稼祥举起了他投向毛泽东关键一票的那只手。只有这样，王稼祥的这一票才能成为关键的一票。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还都没有忘记。
王稼祥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曾经打击排挤过毛泽东，从而为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全军出过大力。然而王稼祥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一票，也算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从而成为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在电视剧《毛泽东》里歌颂一下王稼祥等人，也无大碍。然而如果只歌颂不检讨，也不是真正地总结历史。虚无历史当然不对，这样对我们这个党，对我们这个国家，甚至对我们中国民族都没有益处。可是为尊者讳而掩饰历史，同样也不对。这样会使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由于无法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从而成熟起来。当年从苏联回国而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比起来只能算是毛孩子的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却不仅竟然就能统治全党，而且时间还更是长达四年之久。从而给全党和全军及根据地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不必要的牺牲，差点就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共产党，葬送了中国革命。对此，以往的总结多是以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不成熟而不能独自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独自养活自己，所以由于只能靠苏联提供经费而不得不听命于苏联人而一笔带过。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难道组成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人也处在幼年不成熟?可是同为共产党人，为什么毛泽东就能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创建红军并开辟根据地，从而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为隐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提供经费。而其他人却不仅做不到这些，甚至就连认识到毛泽东探索出来的这条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这样的能力都不具备，最后还得蒋介石用“棍棒”来告诉他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与毛泽东的境界相差太大。
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会遭受那么多的挫折，就是由于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那批中国共产党人中，绝大多数的人的认识能力太低才造成的。今天，是伟大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第七十九周年纪念日。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当时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人物从此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并开始自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此毛泽东才能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近年来以张闻天后来的秘书何方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由于遵义会议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是张闻天，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种认识是机械的而不是辩证的，最高领导地位与最高职务，可以不是一码事。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党的六大上选出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先是向忠发，后是博古，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掌握党的领导权的却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和王明。……
当年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之所以会有像遵义会议这样具有决定性转折作用的会议召开，是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毛泽东等人所开辟的大好革命事业领入了绝境并更是葬送中央苏区以及差点就葬送了中央红军。而当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是因为蒋介石的穷追猛打，使像周恩来和王稼祥、张闻天等这样的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正确，认识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能打败蒋介石。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为最初目的的中国革命，不打败蒋介石就无法胜利。所以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多数人这才在遵义会议上，请出了毛泽东来领导中国革命。所以，是历史、是人民、是中华民族选择了毛泽东。
楼主：点子牛1 时间：2014-01-19 12:10:48
苏联前总理一句话道破解体真相。（全文）
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反省苏联解体时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腐败！苏联的腐败严重到何种地步呢？
俄罗斯前总理：“苏联没钱了”！叶戈尔·盖达尔在1992年曾当过俄罗斯代总理，他回忆当时的状况:“政府竟然在未经储户同意的情况下提取单位和公民存在对外经济银行的外汇存款，其中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国外出版书籍而获得的外汇（当然，他本人也许不知道此事）。当时苏联的钞票发行量创造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纪录，但是，外汇仍不够用。不少轮船因拖欠货款和停泊费用而被扣押在外国港口。在国外的苏联专家，因为没钱给他们发工资，也没钱让他们回国。”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下，勃列日涅夫上台了；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他的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讲演是说：“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资本主义。”
当时苏联的社会民意是如何的呢？
苏联曾搞过许多民意测验。民意测验表明，赞成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1991年5月进行的、由美国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在苏联国土的欧洲部分进行，这样做更利于美国的宣传。结果，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大家看看当今的瑞典，幸福名列前茅）；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还是叶利钦在1992年以后建立的。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投票中，大多数也是赞成保留的。
苏联经济史：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维埃国家经济濒于崩溃，同革命前的1913年比，谷物产量下降55%，工业生产下降了近86%，国民收入下降了75%。当时的苏联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在苏联，让苏联成为了第二个超级大国。
据西方估计，1928-1940年，苏联年均增长5.8%，这在当时是非常快的速度。1950年，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直到1975年，苏联一直比美国的发展速度快，这期间苏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8%，而美国只有3.3%，这可是西方的数据呵。同期，东欧也比西欧快。1975年后，比以前差一些了，放慢了，技术进步放慢了，这时的增长率比美国低，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长率，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能叫做经济崩溃。这时的消费水平比生产增长还快。这时叶利钦就使计划经济解体。因此，从1990年开始就出现了经济绝对下降。1991年计划经济不再起作用。叶利钦不向中央纳税。
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崩溃，而是由叶利钦从政治上解除的。苏联解体后，经济才崩溃，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大倒退。时至今日，普京也立志2015年让俄罗斯人民恢复到前苏联水平。苏联的计划经济让其辉煌，但腐败让最大的BOSS从内部自爆了，而且这个自爆是脑袋的自爆。留给后人诸多警示。这不是点子牛说的，恰恰是美国人说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苏共上层精英，分别进行了讨论，以决定其意识形态。他们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
“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他们（苏联精英）就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后代。”
“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资本主义。”
精英的旗号：叶利钦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从不谈建立资本主义，仅仅谈民主、改革、市场改革等。直到他离开总统职位时，也没有谈要建立资本主义。俄罗斯大量印发钞票，1985年苏联官方比价为1美元约合0.87卢布，然而至解体后的1992年7月1日，官方汇率已成为1美元换125.26卢布，而1993年5月31日的汇率已达到1美元换1012卢布。俄罗斯政府进行的卢布改值仍然不能阻挡汇率贬值的浪潮，到2000年1月1日时，1美元已可兑换28.5新卢布，即28500旧卢布。许多俄罗斯老百姓毕生积蓄化为泡影，只得蜂拥银行抢兑美元等等外币，时至今日俄罗斯欠外债近6000亿美元。美国赢得美元霸权。
苏联解体的启示：自私自利的文化让苏联出现了特权，特权带来腐败；享乐金钱主义，让苏联官员沦为了钱的奴隶，从骨子里散发着腐败，骨骼出了问题，巨人轰然倒塌实属必然。苏联解体后，美国放过俄罗斯吗？没有，因为俄罗斯民族精神：尊严、独立、自主，还带点帝国思想，俄罗斯不是沙特也不是韩国！
腐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30多年前我们的廉政指数世界前茅！当今的非洲贫富分化最严重，腐败也与日俱增。俄罗斯民主了，但腐败依旧，廉政指数世界排名一百多位，因为用的大部分还是前苏联的那帮腐败精英。今天，普京多次出台一系列反腐政策，他是亲身经历着，明白腐败之根源。
美国？谁缔造的？老罗斯福！美国建国后达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地步，美国拒绝特赦。老罗斯福总统，他发动政府、媒体、民众搞了十年之久的“扒粪”运动，也就是反腐群众运动。2006年《时代》纪念老罗斯福总统，封面标题：缔造美国。当然，美国反腐搞运动，中国的部分专家是不敢说三道四的，因为，他是美国！反腐，离不开群众，自古至今、放眼全球都是如此，下去一万年也如此。
社会主义制度过时了吗？他是先进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过渡期是资本社会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苏联证明了一点，农业社会要想快速进入工业现代化社会，必然要走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日本战后百业凋零、满目萧条，他为何迅速崛起？有一点就是国有企业从7家暴增到117家。德国两次战败都迅速崛起？靠的就是国企，农业合作社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养活了全部德国，剩余的劳动力搞实业强国；工会在国家决策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丹麦全球最廉洁、最幸福，他们的社区一些人还吃大锅饭，而且越来越多，美国也在搞这样的试点。
尼克松访华时随身携带的经济学家回国后，如此评价中国：“中国适合搞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他们的民众团结有精神爱奉献...。”。
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因为毛泽东思想在30多年前已经普及了一遍，已经生根发芽破土而出。新一届政治局励志反腐，老虎、苍蝇一块打，群众反腐踊跃，我们的反腐肃贪惩奸一定会成功，民族复兴也会到来。
点子牛的观点有些片面，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错误之处恳请赐教，写这些皆因爱国。
墨子说：国之将亡，必有七患
国防之患：不修国防 大兴宫殿——粉饰太平
外交之患：大敌当前外无盟友——孤立无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