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施说：“战争已打了五年，我看快结束了，到时我们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更用不着申请外国国籍了。”
费米说：“我们的原子弹马上就要成功了，希望它能加速这个胜利的到来。”
玻尔半天没有说话，他低头沉思着，已经秃顶的大脑袋在灯下特别醒目。他是在德国人占领哥本哈根后，由游击队救出，用渔船送到瑞典，转道英国，又乘飞机来到美国的。在这群科学家中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个。这时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考虑很久的话：“要是战争结束了，德国人并没造成原子弹，那我们大家将是干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啊”。
到底德国方面是否在造原子弹，这确实是个谜。格罗夫斯一方面在国内组织原子弹实验，另一方面加紧对德国的情报工作。1943年秋美国特别成立了一个以帕什上校为首的侦察小分队，代号“阿尔索斯”。这个小分队不同于一般战场上的侦察连、排，它除了有军人外还有一些老练的情报人员和科技人员，任务则是每天翻阅德国的报纸和物理杂志，分析、捕追德国的原子能研究动向。
1945年春天，侦察工作终于有了眉目。这天帕什上校出现在格罗夫斯的办公室里。他在桌上摊开一张大军用地图和一个卷宗，正详细报告他们的分析结果：
“将军，您看，这里是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区。这里有一个僻静的村庄叫黑兴根，村子附近有一个大啤酒厂，它的锅炉已经改装成铀锅炉，这便是德国人的原子能试验基地。实验总负责人是威廉物理研究所所长海森堡，参加工作的科学家有哈恩、劳埃。”
“不得了，好强大的阵容。”格罗夫斯一听到这几个名字就不由得站了起来。他知道这些人论能力并不亚于他手中掌握的费米、奥本海默。他想了一会又说：“说下去，还有什么关于试验本身的情报没有？”
“还有，德国人在挪威境内建了一个重水工厂，工厂修在一千英尺高的悬崖峭壁之上。这个厂已被英国人和挪威抵抗力量于1942年12月施行了一次成功的破坏。1944年2月，这个厂修复后将生产的重水装上“海特洛”号轮船运往德国，途中又被抵抗力量将船炸沉。德国人这样重视重水生产说明他们确实在搞裂变实验，我们推想除挪威之外，他们一定在别处也还有原料基地，将材料运到黑兴根实验、组装，就和我们的曼哈顿工程一样。”
格罗夫斯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有时停在墙上的大地图前沉思片刻。一会儿突然转过身，抬手示意帕什走近些，指着桌上的地图说：“帕什上校，您来完成这件惊人的壮举。我将向最高当局要求，派一个加强集团军。您看，从这里斜插过法军阵地，当然这要请他们配合。您带领您的‘阿尔索斯’部队在他们的掩护下突然袭入黑兴根地区，将海森堡这几个人迅速抓获，立即转移到英国。”
“为几个人动用一个集团军，当局肯干吗？”
“我想会干的，对我们来说得到海森堡比俘获十个军师都有价值。”
这个计划很快得到批准。美军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再加上一个整集团车开始向德国境内闪电般地袭去。1945年4月22日，帕什上校的小分队出现在黑兴根基地。他们顺利地俘获了哈恩、劳埃，但是海森堡却不知去向。
这时海森堡正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向家里走着，他是凌晨三点离开基地的，连日来的疲劳使他想脱离实验现场，换个环境，让自己轻松一下。在路上他又遇到一个小麻烦，一个党卫军横着枪问他为什么一人半夜出行，一定要逮捕他。他不怕，希特勒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他们现在还用得着他。但为了不打扰自己的休息，海森堡掏出德军元帅刚送他的一句好烟，这个党卫军才放他上路。他就这样不慌不忙地回到家里，煮了一杯咖啡，点燃一支烟，背靠在藤椅里，舒舒服服地长吐一口气，看看窗外天边的星星。突然背后一只手抢顶住了他的肩膀。他一回头看见一个美军上校，皆带一个徽章，上面一道红色闪电穿过一个白色的“a”字母。他立即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此人正是帕什上校。他说：“海森堡先生，对不起，您被捕了。”
海森堡仍然安详地吸了一口烟，甚至微笑地示意帕什坐下，他说：“上校，我想你们这样兴师动众，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原子武器吧。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这实在是一场虚惊。1942年初之前，德国方面曾有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了夏天，最高当局就已放弃了这个尝试。因为我们的工业负荷太重，你们的空袭太多，还有抵抗力量的破坏。元首亲自签署命令，只许进行那些半年之内就能见实效的研究。这样倒好，我们这些物理学家在道德上获得了解脱，将来不应让人指为杀人犯的。”
“先生，我现在还不能相信您的话，况且我的任务只是请您跟我们到英国去。”
“是的，我可以跟你们走一遭。但是我要告诉您，美国政府大可不必那样害怕，不必花那么多钱，集中那么多科学家。1941年秋天，我在哥本哈根见到我的老师玻尔先生时就曾暗示过这个意思，可惜他未能理解，听说他现在也在帮你们工作。”
面对这样一个伟大而又安祥的科学家，帕什上校不好意思总用枪口对着他。他将枪插入枪套中，海森堡站起来，帕什甚至还上去扶了他一把。当他跟看海森堡出门时，心里在说：看来我们真的是虚惊一场。德国人确实还没有进入原子弹的试制阶段。
但是，美国人的原子弹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945年7月16日晚上，就是抓获海森堡后将近三个月，费米和他的伙伴们葡匐在新墨西哥州的大沙漠里。轰然一声巨响，费米突然跃起向空中撒了一把碎纸片。随着巨响是一阵气浪，将纸片急速地卷走。费米紧追纸片跑了几步，然后大声喊着：“成功了！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炸药。”原来他是根据冲击波吹走纸片的距离来测算炸弹的威力。过了一阵他们驱车来到爆炸现场，只见一个直径半英里的大坑，坑内表面上的沙子早已熔化后又凝固成一层玻璃。
现在德国人已经溃败、日本人也已经到了溃败的边缘，而新墨西哥州基地里却有两颗装好的原子弹还没有使用，科学家们感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战争的胜利就在眼前，这两颗原子弹已无使用的必要。玻尔为此曾专门见了一次罗斯福总统，爱因斯坦也向总统再次拟好一信，但是罗斯福很快病逝。新上台的是杜鲁门。这些努力都太晚了，老虎一经养大便再难限制它的野性。杜鲁门签署了投放原子弹的命令。
1945年8月6日清晨7时，一架美国飞机出现在日本广岛上空，警报响了，但是居民们已经司空见惯，并不去躲避，况且这是一架普通气象观察机。8点15分，空中突然出现两架飞机俯冲而下，其中一架投下一个降落伞吊着的爆炸记录仪，另一架投下一个原子弹。顿时，这座有24.5万人口的城市使消失在一道紫光之中。一团炽热的火球越胀越大，随即刮起一阵疾风，时速达500英里。一会儿，一股蘑菇状烟云伸向五万英尺高空，接着烟云凝成乌黑滑腻的大雨点，从天而降。就在这片刻之间，广岛地面上的一切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约有八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这天上午，爱因斯坦正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朗那克湖上，一人乘着自己设计的帆艇滑行。水上运动是他的特殊爱好，虽然年纪大了，兴趣仍未稍减。中午，当他回到岸边时，一位《纽约时报》的青年记者正在那里等着他。
“爱因斯坦先生，您还不知道吧，今晨8时15分，一架水上飞机在广岛投下了那个炸弹。”
爱因斯坦瞪大了眼睛，有几秒钟不说话。他那团乱发被湖上的风吹得更乱，根根银丝都像是受了惊似的横竖乱伸。只听见他左腕上的手表在嘀咯地响着。半天他才说一句：“这是不能允许的！”
“爱因斯坦先生，人们都说您是原子弹之父，或者原子弹的祖父。现在原子弹诞生了，您有什么感想？”
“年轻人，你们这些掌握舆论的人要明白，战争我们是打赢了，但和平却失去了。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什么原子弹的‘父亲’、‘祖父’之类的玩笑。我参与这件事的唯一工作就是签署了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武器从疯子希特勒手中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他送到另一个疯子手中。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我们为什么要将八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来打呢？”
“先生，您的和平主义思想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您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禁止使用核武器。首先是科学家，无论那一国的，都团结起来抵制对原子武器的研制，而且要迫使政府通过一项对使用核武装的禁令。假如我们这些制造了这个爆炸的科学家都不能获得对它的禁令，我们就是给自己，也是给科学家定了死罪！”
爱因斯坦的想法到底实现了没有？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一念之间 救活千万人，十年接力 功到自然成
——抗菌素的发现 上回说到爱因斯坦闻听自己建议研制的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千万无辜百姓瞬间灰飞湮灭，不觉痛心疾首，大呼科学家要带头设法禁止核武器的使用。从此以后，禁止使用核武器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和平运动。
科学是一把锋利的宝剑，人们得到它可以披荆斩棘，去为幸福的生活开辟坦途，也可以同类相残，制造灾难；科学是一把打开自然宝库的万能钥匙，人们用它来取得光、热、电，创造新的文明，但也能用它放出邪恶的火，制造罪孽。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还只能用老式的枪炮对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便能用飞机轰炸，用潜艇偷袭。全世界死于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便有5120万人。科学为这场战争造就了最强大的杀人武器，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后悔不迭的原子弹，但是科学也在这时发现了一件救人免于死亡的法宝——青霉素。
话说1943年春天，正是太平洋战争紧张之时，美国在各处的伤兵源源不断地运回国内，涌进伯利汉城的柏西乃尔陆军医院。这本是一个拥有2500张病床的，世界上少有的大医院，但是现在连走廊士都挤满了伤员。他们大都是枪伤、炸伤或烧伤，缺臂少腿惨不忍睹。院长正在巡视现场，他只能在横躺竖卧的伤员堆中跨行。他看看他们渗出鲜血的绷带，听着大呼小唤的呻吟之声，更是愁肠百结，哭天不应。他知道这些小伙子说是被送来这里抢救，但实则是来排队等死。伤员送来之前，伤口几乎全部感染，病菌吞噬着肌肉，侵入骨骼，侵入血液，病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医生却束手无策。因为他们能用的最好的消炎药便是磺胺了。但这种药大量杀伤人体的白血球，反倒削弱了病人的抵抗力，加快了病人的死亡。
这天，从波士顿来了一位青年医生，他自称带来一种“神药”，可以让这些伤员起死回生。院长不信，但是这些伤员再也无其他办法可救了，他使选了49名严重骨折的病人来试试看。他们的骨片都已剌出皮肤，伤口严重感染，医生用这种“神药”消除炎症，挖去死肉，缝合伤口，果然再未感染，其中42人竟很快出院。他们又把这种药用于骨髓炎、脑膜炎、血液中毒等，结果受治疗的209人就有206人活了下来，并很快出院。这真是一个奇迹！院长握住青年医生的手高兴地说：“年轻人，您从哪里发现这种‘神药’？”
“不，这种药的发现者是一个英国人，他叫弗莱明。可惜它现在还不能大量生产。我这次带少量样品来，就是希望能引起军方对这种药的重视。”
各位读者，这位青年医生用的“神药”当时叫“盘尼西林”，它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菌素青霉素。提起它和它的发现者弗莱明(1881－1955)，这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亚历山大．弗莱明1881年生于英国的洛克菲尔特。他在医学院毕业后专门要求到圣玛丽医院实习。说来这个原因很可笑，因为圣玛丽医院的水球队水平很高，而弗莱明酷爱这项运动，于是便投奔这里而来。他实习成绩优异，医院要留他任住院部医生，可是这时细菌部正在组建射击队，弗莱明对体育无有不好，射击也是一把好手，于是他又被细菌部主任从住院部挖了过来。谁知他这个从游泳到射击的业余爱好的转变，倒促成了他从医生到细菌研究者的专业的转变。柏西乃尔陆军医院得救的伤员，倒是真应该感谢他那浓厚的射击兴趣呢。
再说弗莱明到细菌部上任不久，就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立即上了前线。战士们伤口溃烂感染的痛苦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战后他又回到圣玛丽医院细菌部，发誓要解决这个难题。
1928年，他集中力量研究葡萄球菌。这种可恶的东西，在显微镜下是黄色的，像一堆鱼子，让人一看就想呕吐。它就是伤口溃烂、生脓长疮和血液中毒的祸根。研究的办法照例是把这种细菌接种在培养皿上，给它一点培养液，让它生长，观察它的形态和生长规律。这是一件很枯燥又要很细心的工作，从列文虎克、巴斯德开始，便只有极富耐心的人才干得了这种事。
1928年的一天早晨，弗莱明换上工作服，像往常一样推门走进实验室，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一夜间细菌的生长情况。他将那些小碟子似的培养皿一个个取出来，仔细观察，看到有一只培养皿上的黄色葡萄球菌此昨天少了一半。这是实验室里常有的事，细菌被别的菌污染后，培养皿上又会长出别的菌种。这一碟污染过的菌是不能用了，应该倒掉，重新培养。弗莱明站起身来，左手持碟，右手抓过一把镊子，当琅一声刮在皿边上，就要将这些可恶又可怜的葡萄球菌刮入垃圾筒里去。但是，就在这镜子碰着皿边当螂一响之际，弗莱明的手又缩了回来。他转念一想，我何不看看到底是什么讨厌的细菌总是污染我的培养皿，破坏我的实验？
弗莱明这一转念不要紧，他可挽救了千万条生命。
他把碟子拿在手里仔细观察，被污染的地方好像长了一层绿霉。这不知是哪里飞来的一点线霉菌的孢子落在了培养皿上，它便这样迅速地生长开来。更奇怪的是，这种绿色的菌十分强悍，竟将那些黄色葡萄球菌慢慢地吞噬掉了。按一般生物学家的解释，这是因为新菌夺去了培养皿上的养分，旧菌自然饿死。可是弗莱明不愿因袭这个传统观点，他想弄清这支“绿军”是怎样将"“黄军”战败的。他在笔记上写道：“是什么引起我的惊异呢？就是在绿霉的周围，葡萄球菌被蚀化，以前它长得那样茂盛，现在只剩下了一点枯影。”
弗莱明未敢耽搁时机，他立即取来白金丝，挑了一点霉菌，放在皿上细心培养。这些霍菌在显微镜下很是好看，起初长出一点白色的绒毛，后来就变成一层绿色的“地毯”，而每一根就像浸在水里的毛笔，头上还有向四周张开的笔毛。他兴奋极了，立即召来两名助手说：“这种新菌生长力这样强，我看它很可能是葡萄球菌的死敌，它不只是和葡萄球菌争夺养料，而是自己分泌了一种汁液直接杀死了对方。”于是弗莱明吩咐助手将霉菌培养液仔细过滤。然后，他取过一只长满葡萄球菌的小碟，用白金丝挑了一滴过滤液滴入其中，几小时后，那些可恶的葡萄球菌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弗莱明高兴极了，他连连吩咐助手们赶快再制一点过滤液来。他们将过滤液稀释到各种浓度，试验于各种细菌。当浓度为1﹪时就足以杀死链状球菌；到1/300时还可能阻止葡萄球菌的生殖；到1/800时，还可杀灭肺炎球菌。这可真是一件从天而落的大喜事。那些疯狂作乱的病菌原来自有一种与它同样小的玩艺儿来轻而易举地对付它。病菌是可以由其他菌来对抗的，这便是抗菌素，弗莱明把这个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抗菌素命名为青霉素。
各位读者，青霉素存在于世界上也不知有几千百年，何以单单撞在弗莱明的手中，去让他发现？这就要说到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观察。其实客观事物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周围，同每人捧献着平等的发现机会。有人熟视无睹，扫一眼即过，他睁着眼其实并没有看见什么；有的人留恋不止，注视良久，想了又想，想了又看，总要发现事物中的特殊之点，找出问题的最新解释。于是这个平等的发现机会在不同人的身上就会结出极不平等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古到今科学门庭人来人往，攻关大军浩浩荡荡，而摘冠夺魁者总是少数伟人。原来他们一决定献身科学事业，便努力练就了一双锐利而又冷静的眼。弗莱明也正是一位这样的学者。他在孩童时代就养成一种细心的习惯。一次他随母亲到医院里探望一位病人，他问那人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会得这种病，直问得苦主再也答不出来，只好说：“孩子，人们还没有详加研究的病症多着呢！”
他记住了这句话，以后发誓学医，无论在战场上观察那腐烂的尸体，还是在医院里收集培养各种病菌，都要极细心地观察记录和思考。今天他发现青霉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了。
再说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的抗菌作用，欣喜若狂。他又一转念，还不知这菌本身对动物和人体有无毒性。于是他赶快找来一只家兔和一只白鼠，同它们的耳朵上和腹内分别注射了滤液。还好，并无一点不良反应。他又在人的血液内混上一点青霉素，证明对白血球也无杀伤作用。于是弗莱明便挥笔将这一成果写成一篇短文，发表在1929年9月份的《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当时有人劝他就这项发现去申请制造青霉素的专利，他说：“为了我自己和我一家的尊荣富贵，而无形中危害无数人的生命，我不忍心！在我毕业之时就宣过誓，一定要以所学知识救死扶伤。医药界最可怕的莫过于贪，贪名贪利而不舍己救人无异于拿刀杀人。”他毅然将这一发现过程详细公布。
但是，正像许多重大发现一样，科学原理的发现到转化为具体应用，这中间还有许多技术难题。青霉素可以救命治病，但是靠在碟子里培养，实在太少太少了。哪怕治疗了一个轻微的伤口也需要几公升的滤液。且不说造不出这样大量的药来，就是能造出来，把几公斤的滤液倾注到人的血管中去，这也是不可能的。人们一时还找不到一种提取出有效成份的好办法，于是这种“神药”在医界引起一阵小小的兴奋之后，又渐渐被人遗忘了。
岁月整整过了十年，有一个从德国流亡到英国的青年化学家钱恩，他看到了十年前弗莱明发表的那篇文章，于是又开始作提纯实验。到1940年冬，他提炼出很少一点青霉素，刚够给四只老鼠注射。他先给八只老鼠注射了致死的病菌，再给其中的四只注射青霉素，结果这四只活了下来，那四只立即死去。但是钱恩提纯的药其纯度才只有0.3﹪。而且这种方法所需霉菌培养液极多，要提炼出能治一个恶性病人的药，就需要注满一节火车厢的菌液。所以实验还是只能在白鼠身上做，因为一只白鼠的体积只有人体的三千分之一。
到1941年，青霉素研究的接力棒又传到了一位澳大利亚人手里，他叫弗洛里，此时正在牛津大学教病理学。弗洛里想方设法在英国一家化工厂的帮助下，提炼出一小匙青霉素药粉。他估计这足够治疗一个病人了。这年冬天恰巧有人急慌慌地来请他出诊。他登门一看，床上躺着一位48岁的警察，头上脸上全是脓疖，全身也已多处溃烂，眼睛肿得已经睁不开，神志昏迷，离阎罗殿也就只差一步了。弗洛里想别无他法，只有将这一小匙药粉拿出来或许还可救命。
这弗洛里忙吩咐助手将药粉配成生理盐水，架起输液装置，药液一滴滴地渗入病人的血液中。他也顾不得吃饭睡觉，一直守候在病人身旁。24小时过去了，病情显着好转，脓疖不再恶化，病人竟睁开了眼睛。到第五天，病人已能吃东西了。家属和邻居们都高兴地拥进来，他们欢呼弗洛里带来了“神药”，亲人有救了，从此人类再不怕这种病魔。可是这时弗洛里却急得坐立不安，他脸胀得通红，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大家越是高兴，他就越是手足无措。原来他那一小匙药粉已经用完。眼看看病菌又卷土重来，病人那本已放出光亮的黑眼重又闭上，脸上的脓疖重又鼓起，死神对他只松了一下手，又紧紧地将他拉走了。
病人死了，是在医生的手中眼睁睁地死去的。弗洛里捶胸顿足．他的悲痛还要胜过别人十分。是自己医术不高明吗？不是。是这种新药无效吗？不是。是这种药太少啊，它发现已经十多年了，可是总迈不出实验室的门，进不了病房。看来做医生的不能只等药，还要推动生产单位去造药。弗洛里大声疾呼，在伦敦奔走。但是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阶段，炮火连天，伦敦尚在生死存亡之时，有谁来投资生产这种新药呢？可是，战争不能正常生产药品，却在大量地生成伤员和病人。弗洛里眼看看一批批伤员、病人在自己面前死去，心如刀割。他知道在国内一时是得不到支持了，转念一想，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还未经战火灼烧，或许还可生产这种“神药”，于是便带了一名助手，毅然飘洋过海，投奔美国而去。
正是：
眼见病人辗转死，怀抱妙方无人识。
喊天不应地无声，飘洋过海觅相知。
却说弗洛里到了美国之后又少不了一番游说，为救人类于病痛，他受尽了跋涉之苦与唇舌之累。这样几经周折，一天他找到了美国农业部实验室，又力陈新药的好处和商业应用的可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实验室发酵组的主任也是一位热心人，他立即表示支持，并组织了25人的研究组，就请弗洛里指导开始了实验。果然，不久他们用玉米汁培养霉菌，青霉素的产量一下提高了十倍。
这个可喜的进展对弗洛里是极大的鼓舞，他立即请求军方帮忙。办法很简单，就是飞行员外出执行任务时从各地机场抓一把土带回来。于是弗洛里的实验台上很快堆满了印度、中国、非洲、南美洲等地的泥土。他就从这些土中分离菌种，青霉素的产量从每立方厘米两单位，一下子提高到40单位。真是翻过高山见平川，难关一周，顺利的事就接踵而来。一日弗洛里高兴，下班之后在实验室大门外的街上散步。他见路没水果店里西瓜满架，想这几日工作很有进展，何不买几个西瓜慰劳一下同事们，便步入店内。他正要举手点瓜，忽见柜台上有一只挤破的西瓜，有几处瓜皮溃烂，上面长了一层绿色的霉。他忽然对售货员说：“就要这一只。”
“先生，那是我们刚选出的坏瓜，正准备扔掉呢？”
“那就请您送给我吧。”
弗洛里捧着这颗烂西瓜回到实验室里，他小心地取下一点绿霉，培养出菌种。想不到从这里得来的青霉素又从每立方厘米40单位猛增到200单位。青霉素的产量从此猛增，到1944年美国已有2000所青霉素仓库。战后，这种曾是极贵重、极神秘的药已经能在药店里随意购到了。而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三人因为这项伟大的功绩同时被授予1945年度的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金。这是后话。
还说弗洛里在美国两年终于将青霉素从实验室推广到了病房，虽冒着风浪，远渡重洋，但有此收获也算不虚此行。他还一直惦记着在英国的研究工作，大事办完便收拾行装准备回国。这时美国科学研究院的医科主任听说弗格里要走，便特邀他去叙谈。因为这位主任近几年主要研究医治枪伤、烧伤、实得力于弗洛里的青霉素。两人坐定，主任说道：“大战中我们科学研究生产了一种最厉害的杀人武器，又研究生产了一种最有效的救命良药。前者是原子弹，后者是青霉素。先生您真可与爱因斯坦媲美了。”
弗洛里说：“这万万不敢，而且青霉素也不是我首先发现的。但作为一个生理和医学工作者，我要大声呼吁，科学除了研究自然现象外，实在也该将注意力对准我们人体自身。这里面还有许多的谜还没有被解开呢。”
到底人们怎样揭开自身的谜，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严师长 声色俱厉教学子，慈老翁 语重心长勉后人
——条件反射学说的创立 上回说到弗洛里为了推广一种药，远渡重洋四处奔波。他面对这个烽烟四起，战事不休的世界，发出一声关心世人的长叹。而有一位伟人正是以此为己任的。这便是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
巴甫洛夫1849年9月27日生于俄国中部的梁赞城。父亲是一个穷神甫，母亲常外出给人家帮佣。家境十分贫寒。兄弟姐妹十人，他是老大。在这样苦困的条件下，他父亲坚持让儿子读书，并告诉他读书最要紧的是认真，一本书要读两遍，努力理解其中的思想内容。巴甫洛夫谨记父训，从小就刻苦认真，肯动脑筋。一次，他随父亲到一个农家去，替一个危重病人做临终祈祷。在回来的路上，小巴甫洛夫想起刚才病人痛苦的样子，便忧伤地问道：“爸爸，你救不了她的命？”
“这种病是无法治好的，但愿我刚才的祈祷能救了她的灵魂。”
从此，他就暗下决心，将来“要弄清人的构造，帮助人们成为健康、聪明、幸福的人。”他先是考进彼得堡大学博物科，学了几年生理。但到大学毕业时，他对自己掌握的这一点知识很不满足，便写信给父亲说：“这个世界上冤死于疾病的人太多了，实在是人类的一大憾事。虽然我明年即可大学毕业，但我现在正跟教授们商量，可否准许我放弃自然科学的学习，转入医学院从头学起。”
母校的医学院嫌他年龄大，不肯录取，他使进了军医学校。他从军医学校毕业时已34岁，因成绩优异留校从事研究。一次，他为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新医药杂志上。一位德国生理学权威看到这篇文章后大呼：“真是一位天才！”便托杂志社给他转去一笔路费，请他到德国合作。1889年，巴甫洛夫已40岁，便启程来到柏林。这时，原来曾拒绝他入学的母校医学院方知道他是一匹千里马，于是再三电邀他回国。数年后他又回到彼得堡大学任实验医药学院生理研究所主任。
巴甫洛夫一生的研究有三个阶段，先是血液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后来又研究神经系统。
1904年，巴甫洛夫因为对消化系统的研究成果而获得诺贝尔奖金。这年他已53岁，就是这一荣誉也足够他享用终生了。但是他突然提出一个小小的题目：唾液是怎样流出来的？他的朋友听说这一决定后专门跑来劝他：“你这个老头子不是发疯了吧？以你这位刚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伟大生理学家，却搞这样司空见惯的实验，只怕不但不能出新成果，还给人家空留下笑柄。”
巴甫洛夫微微一笑说：“一片树叶虽小，却要靠树根、树身给它输送养分。难道这一滴唾液不会牵动人的全身吗？而其中的秘密又有谁知呢？”
巴甫洛夫是一个治学极严又雷厉风行的人，他说干就干，立即和助手们布置起一个实验室。他将一条狗捉来，在它的颊部开一个小孔。狗嘴里本有六条唾腺分泌唾液，这个孔只将一条唾腺的唾液引到外面来，有一个专门的仪器来准确地计算唾液的滴数。这只狗被关在一间没有声音的房子里，这种手术也不使它有什么痛苦，因此它可以照常生活，进食、睡觉。当食物在嘴里嚼动时，它就分泌唾液，只不过其中有六分之一没有流到胃里，而流到下巴边的管子里。
这一切布置好后，巴甫洛夫把助手们召集来。他每次做实验前都要向助手和学生讲清原理及操作过程。他的实验室规矩极严，墙上写着“细心观察”几个大字，地上干净得不许有一张纸片。实验一开始，这里的气氛严肃得不亚于一个军事指挥所。这时助手们都穿着白色工作衣，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
“动物怎样支配自己的活动？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有一种观点，说是灵魂在起作用，这就更玄了。以往的生理学做了许多解剖，也探明不少问题，但他们解剖的是已停止了生命的动物，所以无法观察动物生命的运动。我们现在这套实验，就是让狗既能正常进食，又能观察到它的唾液分泌。”
“老师，吃东西就要分泌唾液，这不是早已观察过多少次的吗？”
“对。但是我们今天不只观察狗吃东西时怎样分泌唾液，还要观察它不吃时能不能分泌，或在怎样条件下分泌。如果能，这就不只是一个吃的问题，而是什么地方指挥狗的唾腺到时就分泌唾液。就是说，我们是通过狗的唾液来研究一下它的脑子，看看它的神经是怎样活动的。”
啊，原来如此。巴甫洛夫是想举一反三，通过几点唾液来探测神经活动的奥秘。
他们先是一摇响铃铛就开始给狗喂食物，这样配合了几十次后，只要铃铛一响，即使不喂食物，狗也分泌唾液。后来他们又改成电灯一亮就喂食物，接着又换了其他多种信号。但无论哪一种信号，只要重复配合几十次，就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这种信号刺激的准确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就是我们耳朵根本不能区别的振动数每秒500次和每秒498次的音，只要与前者同时喂食数十次，那么狗也能在听到前一种声音的情况下分泌唾液，而在听到后者时绝不分泌。这就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只狗，当我们刚一举起棍子，或突然蹲下做个摸石头的动作时，它就会机灵地逃避。就是说，动物的每一个微小的器官都是由大脑和神经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外部世界对动物有什么刺激，神经和大脑就会作出反应，再重复刺激，以后一遇到相同的条件，就立即有相同的反应。巴甫洛夫将这称为“条件反射”。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反射能力，动物和人将不能生存。不过人和动物又有不同。动物只会根据具体的条件反射，而人还可以根据语言来反射，这叫“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
1927年巴甫洛夫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人被灵魂支配的学说被彻底击垮了。身体的活动是肌肉的运动，意识的精神活动原来也是作为物质的大脑生成的。这是唯物论的一个最好的例证。第二年，1928年，正好是生理学家哈维诞生350周年，巴甫洛夫应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活动，各国学者都向他欢呼，称为哈维再世。
各位读者，这“条件反射”作为一个科学的原理是巴甫洛夫第一个发现和提出的，但是我们平时早就在不自觉地运用它了。据说曹操一次带兵打仗，将士行军艰难，正赶上日午，口干舌燥，但附近又无水源。忽然曹操将马鞭一举说：“前面好大一片梅林！”人们闻言嘴里不由得分泌出口水，其实并没有什么梅林。但这一条件反射倒真止了一点渴。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清朝时有个地主，每当他骑驴出门就让路上的穷人给他弯腰行礼。当时还是孩子的郑板桥气愤不过，忽生一法。他乘地主不在，就用一根柳条对那毛驴猛抽，抽几下，对驴行一个礼。然后又抽几下。这样，这头毛驴再驮着地主出门时，一见有人行礼便一惊，把主人摔落在地。如是几次，地主骑驴出门时便再不敢让人给他行礼了。那曹操和郑板桥各比巴甫洛夫早1600多年和150多年，却也能如此熟练地运用条件反射。这是一段闲话。
再说巴甫洛夫所以能发现“条件反射”原理，实得力于他的认真。他是位一丝不苟的学者，平时实验用的狗，他都要亲自喂食。他就是随便写一张便条，别人猛一看还以为是印刷的。他对学生和助手极诚恳，但又要求极严，决不饶恕他们的哪怕是最微小的一点疏忽。一天，巴甫洛夫正指导学生做狗的唾液分泌实验，他的助手因为专心听讲，没有记录下唾液腺分泌的两滴唾液。巴甫洛夫讲完话后查看记录本，便一把将本子摔在地上：“见鬼，你刚才干什么去了？你的职责是什么？你要是对这个专业有兴趣，那就请劳你的大驾，从头到尾自己动手，用你自己的手和眼，这是我们的最高原则。如果你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又想得到知识，却又不想认真吃苦，那就请走你的路吧！”
这个学生一直被训得满面通红，脖颈流汗。他想这回完了，好不容易进了这个全世界生理学界都注目的实验室，可是就要被辞退了。但到了晚上，他却接到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不要妨碍事业，明天请来做实验。”凡是跟随巴甫洛夫工作过的人，都受过这样严格的训练，所以他的实验室提出的报告，从来是无懈可击。有整整五十年，人们竟找不出他们的一项数据错误。
各位读者，科学就是要求得世界的真实面目。由于自然现象的纷繁复杂，由于我们的知识和观察手段在一定阶段的限制，我们对世界本来面目的认识总有一定的误差。科学的任务就是不断克服这种误差，弄清真象，逼近真理。为此达尔文才甘冒风浪之险，环球五年，去觅物种起源的根据；为此居里夫人才不避烟火，炼镭八年，去寻放射性的踪迹；为此，赫歇尔才不惮其苦地观察记录了10万多颗恒星，终于弄清了银河系的结构；为此卢瑟福才不厌其烦地分析了25000张基本粒子的照片，终于从6张片子中找到了人工转变元素的根据。人们为对付自然假象的蒙蔽，克服主观与客观问的误差，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认真”二字。所以在知识学习和科学研究中最不能原谅的就是“马虎”一词。试想，科学的任务本就是克服主观与客观间的误差，而我们自己在工作中却又制造误差，容忍误差，这岂不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一切老实的，希望有作为的科学家，无不把“认真”二字刻在额头上，有了这件法宝，那就无论什么难题也要退避三舍了。
正是：
自然本是一座城，街巷门牌甚分明。
细心辨认都是路，马马虎虎行不通。
巴甫洛夫树工作要求极严，对自己也有极严格的规定。他每天总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下午六点离开实验室，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午餐。到七十岁后，他的工作时间改为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他每天来和去都连一分钟也不差。下午六点一到就回家吃饭，饭后玩一会牌，七时到九时睡觉，绝不会客，家里的电话筒也拿下来。九时到十一时会客，吃茶点，十一时后工作到两点再睡觉。
巴甫洛夫就这样像一个时钟一样有规律有节奏的工作、研究、休息。.1936年新年刚过，2月27日，他突然病倒，一阵昏迷之后，脉搏跳到每分钟150次。他吩咐把神经病理学教授尼琪琴请来。这位老人很安祥地说：“我研究了一辈子生理，弄懂了一些生理规律，但并不能阻止和改变它。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我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唯一挂念的是国家的科学事业，是下一代的年轻科学工作者。我已拟好一篇遗嘱，请您再为我读一遍，看还有无需要更改之处。”
尼琪琴教授含泪轻诵道：
“我对于我国献身科学的青年的愿望是什么呢？
第一点，最重要的，是连续性。
我每次谈起这个有效的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不能不感到心情上的激动。连续性，连续性，最后还是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