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
苏轼传 １
前言
中国历代名人中，提起“乌台诗案 ”，也许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能想到他；提到“唐宋八大家 ”，可能会有一半的人想到他；如果再念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诗词锦句，只怕就会有八成以上的人脱口叫出他的名字；而若要再加上遍布全国的大小餐馆中 ，“东坡肘子”这天天被人念叨的菜名，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诗人中——也不妨说中外诗人中，真正称得上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就只有苏轼（东坡）了？
苏轼一生，可谓坎坷，他因为不赞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初入仕途即被外放。苏轼先后在浙江、山东、江苏、湖北和广东等地做过官，每到一处，他的诗文都陪伴着他。他的文字，抒发他的快乐，缓解他的悲哀，也给他惹来了许多麻烦。
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然而他又不仅仅是一位诗人。唐宋古文运动中，苏轼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一改柔靡绮丽的词风，以广阔的内容和雄健的笔力扩大了词的领域，并提高了它的意境；苏轼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书法上，然而他的字却被评为宋代第一；苏轼传 ２还有他的画、他对佛教的研究……苏轼比其他名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近一千年来，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喜欢他。
让我们回到过去，重走一遍九百多年前的路，试着了解一下这个伟大的灵魂……
苏轼传 ３
第一章风华初露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１０３７年），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１１０１年 ）。苏轼死后二十五年，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苏轼在北宋五位皇帝手下做过官，他的才气被每一位皇帝称赞，可每一位皇帝都没有好好地任用过他。
苏轼的故乡在四川省眉山镇。眉山附近，有佛教胜地峨嵋山，有雄伟壮观的乐山大佛，还有浩荡长江的支流——岷江。眉山山川秀丽，地杰人灵，至今这里的人们还会骄傲地对远方来客提起苏家——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世家，以“三苏”并称。一个杰出的父亲（苏洵）养育了两个杰出的儿子（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
苏轼出生时，他父亲苏洵已经２７岁。苏洵２０岁时有过一个儿子，后来夭折了，所以苏轼成为家中的长男，他的生日是１２月２９日。
几乎所有的名人都会有一些小时候的故事流传下来，苏轼也是这样。
苏轼６时进学堂，因为聪明伶俐，他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８岁到１０岁间，他父亲进京赶考，落榜后也不回家，而是去四处游历，于是，苏轼的母亲程苏轼传 ４氏在家担负起教导他的责任。小苏轼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总是能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
一次，他母亲教他《后汉书》中的文章《范滂传》，范滂是后汉时的一位青年文人。后汉由于治理不当，政权落入宦官手中，以致全国贪污、贿赂、敛财和滥捕盛行，正直忠贞的学者们一再进谏，却因地方官都是宦官的门人和手下，招来一再的审讯。后来，许多文人被杀害，范滂就是其中之一。范滂临死前与母亲诀别，其母深明大义，范滂终于从容赴死。读完这篇书，小苏轼说 ：“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允许吗？”他母亲说 ：“你能够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母亲吗？”简短的对话中，苏轼的志向与苏轼母亲的正直可见一斑。
到１１岁，苏轼开始大量阅读经书、史书、诗篇和选文，为进京赶考作准备。这期间，他的父亲也回来了。苏洵按照传统的方法教育儿子，经常让苏轼兄弟二人背诵古文给他听。当两个小孩子站在父亲面前背书时，他们都没想到，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苏”，不久之后就将让历史永远记下他们的名字了：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晚年自号“颍滨遗老 ”；他们的父亲苏洵，字明允，诗号老泉。
在苏轼一生中，和他最亲近的就是他弟弟子由。苏轼传 ５兄弟之间的友爱和坎坷中所表现的忠诚是他一生中最常歌颂的主题。他们悲哀中互相安慰，灾难中互相帮助，常常梦见彼此，也常写诗互赠。他们既是兄弟，又是师徒，更是朋友。苏轼在一首诗里说 ：“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 。”苏辙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写道：“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唱，每到月圆之夜总会有人念起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也是苏轼兄弟情深的明证。
苏辙比苏轼冷静，二人为官后，苏辙常给他哥哥一些忠告。也许因为他不固执，也许因为他的文名与才名不如哥哥，政敌们觉得他不那么危险，所以苏辙虽然与苏轼政见相同，整个政治生涯也同起同落，可苏辙的官位始终比苏轼高。
苏轼还有一个姐姐，有关她的资料几乎没有，倒是中国民间的传奇都认定苏轼有一位充满才气的妹妹。传说认为她也是诗人，嫁给了名诗人兼苏轼的门生，另一位诗人秦少游。民间还盛传她新婚之夜考新郎，让他对对子，结果使新郎几乎一夜没能进入新房的故事；另外还有许多兄妹二人联对、互相开玩笑的故事。不过，人们找不出苏轼的妹妹存在的根据——苏轼兄弟的几百封书简和记载中经常提到秦少游，但都不存在联姻的迹象，当时学者所写的十余本传略中也不曾苏轼传 ６提到苏轼有位妹妹。再加上秦少游二十九岁时才初见苏轼，且不说当时他早已婚配，那时苏轼的妹妹算来也应有四十岁，二人怎么可能结亲呢？这众多的传说，该算是苏轼人格魅力的另一种体现吧。
苏轼兄弟一年年长大成人，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学识和年龄都适合进京赶考了，于是，为兄弟二人办了婚事。
苏轼成亲时１８岁，妻子王弗，刚１５岁，四川省青神人；苏辙比苏轼晚一年结婚，是年１６岁。
婚后，苏轼兄弟随父亲进京。
仁宗嘉佑元年（１０５６年）五月，三苏抵达京城，在京城住了几个月之后，嘉佑二年（１０５７年），苏轼兄弟参加礼部考试。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参加考试是读书人一生最重大的时刻，充满了兴奋、渴望和患得患失的心情，多年的寒窗苦读就要见出成果了。应考人必须半夜起床，天亮就到皇宫，自备冷饭干粮，要到考完才能出来。考试进行中他们分别被关在隔开的小屋里，有宫中卫士看守。当局有一套严防贿赂或循私的制度，应考人的试卷都由书记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免主考官看出笔迹。重抄的卷子不写姓名，另记在档案里。然后考官入禁宫中，不准和外面的人接触，通常从一月底关到三月初，把试卷批好呈给皇帝看。应考人先考历史或策论，第二回再考古文，待苏轼传 ７成绩揭晓，得中的人必须在皇帝监督下考诗赋和策问。
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为第一名，可他怀疑这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他把文章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殿试他中了乙科。嘉佑二年（１０５７年）四月十四日，年方二十的苏轼被点为进士，得到这个荣誉就表示他立刻变成全国一流的学者了。
按照惯例，考试结束后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欧阳修对同事梅圣俞说：“读苏轼的信，我欢喜之极，我应当设法退隐，给这个青年人出人头地的机会 。”须知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他的一句褒贬就可以造就或毁灭一个文人。有位作家曾说，文士不怕刑罚，不爱晋升，也不贪生怕死，只怕欧阳修的意见。不难想见，欧阳修上面那句话一出，京师必然一片哗然，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服，不过，慢慢地，他们都信服了。据说欧阳修还曾对儿子说过：“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谈起我 。”他的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苏轼死后十年没有人提欧阳修，人人都在谈论苏轼，偷读他被禁的作品。
苏轼正要开始做官，他母亲去世了，他必须回家苏轼传 ８守丧。苏轼的姐姐几年前就死了，家里的男人都出去应考，母亲和两个媳妇留在家中，她临死前还没有听到京师的好消息。待父子三人匆匆赶回家，发现房子乱七八糟，篱笆倒塌，屋顶漏雨 ，“如逃亡之家”。
守丧期满，苏洵决定举家迁往京都，一家人由长江顺流而下，于嘉佑五年（１０６０年）二月抵达京都。
一路上，他们饱览了长江三峡的壮丽景色，苏轼兄弟沿途写了百首诗，都收在“南行”集里。
在京定居以后，苏轼兄弟又通过两次考试，一次考京师各部的任务，另一次更重要，考“制策 ”，公开批评朝政。仁宗皇帝求才若渴，下令举办这个特殊的考试，以鼓励公开批评的精神，一切文人都可以靠各部推荐或提出作品而报名。两兄弟在欧阳修推荐下报名，通过考试，苏轼的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是其一，另一个人是吴育。苏轼还提出二十五篇史论，其中几篇至今仍是学校爱选的范文。后来仁宗皇后告诉别人，仁宗皇帝看过苏试兄弟的文章后，曾高兴地说 ：“今日为子孙得二相才 。”
此时的苏轼，年龄刚二十出头，夫妇恩爱，初为人父，学术和写作声誉一天天提高，诗文受到广泛的喜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了。他愉快、冲动、野心勃苏轼传 ９勃，随时准备着去施展自己的报负，用思想与行动去报效朝廷、造福百姓。
这里摘录苏轼早期作品中的一首诗，诗中已初露他精神世界的高逸。
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
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
仙子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
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
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
夜鸣白鹿安在兮，满山秋草无行迹。苏轼传 １０
第二章卷入漩涡
嘉佑六年（１０６１年）底，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有权签署报告和送往朝廷的通讯。
凤翔因为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人力缺乏，民穷财尽。苏轼的职务没有太多工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地为民求雨的事：有一年凤翔一带久不降雨，农民面临着收成不保的局面，苏轼与太守决定替百姓求雨。苏轼献上祈雨文，数以千计的人赶来共同祈祷，结果，果然接连下了几天大雨，缓解了旱情。苏轼非常高兴，为了纪念，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 ”，还写了一篇碑记。后来，苏轼在其他各地做官时，多次带领百姓去求雨，他每次求雨所做的祈文，都收在他的“全集”里。
仁宗皇帝嘉佑八年（１０６３年）去世，新皇帝是英宗。英宗在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年）免去苏轼的前职。他因为久闻苏轼大名，打算破例升他为翰林，担任替皇帝起草诏书的文书工作。当时的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然后才选取他、任用他，那么就苏轼传 １１不会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就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反而会连累他 。”英宗说 ：“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 ：“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工作，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贴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 。”英宗说：“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才需要考试。何必考苏轼呢？”但韩琦仍然坚持，于是考苏轼二论，他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韩琦的这些话后，说 ：“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 。”史馆的官吏轮流在皇家图书馆工作，苏轼有机会看到皇家收藏的珍本、手稿和名画，心里很高兴。
治平二年（１０６５年）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年方二十六岁。她给苏轼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苏迈。王弗对苏轼温柔贤惠，俩人恩爱情深，她的去世，对苏轼精神上是一次很大的打击。王弗死后十年，一夜，苏轼又梦到爱妻，醒转后满怀愁绪，写下这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苏轼传 １２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
妻子夭亡，苏轼还没从丧妻之痛中走出，第二年即治平三年（１０６６年）四月，他的父亲又去世了。
苏轼兄弟辞官返回眉山，埋葬了王弗和苏洵后，他们又要为父亲守服二十七个月。
丧期届满，苏轼再婚，他的第二任太太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这期间神宗即位。
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苏轼兄弟重返京师，从此卷入政治风暴之中。
在此，有必要将王安石作一介绍。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年 ），字介甫，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诗词散文俱佳，思想创新，有口才。神宗起用他做了宰相，在职期间，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革新政治，以缓和当时政治、经济的危机，因种苏轼传 １３种原因，其新法最终失败。王安石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政治家，在政治上，他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他死后，民间称他“拗相公 ”，可见其性情之顽固。苏轼曾评王安石是“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苏轼于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重返朝廷时，王安石正做宰相。王安石平时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仍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即使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要勉强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的。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到了今天，苏轼传 １４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的长短，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辞；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苏轼传 １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可耻的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着而不可留取，这难道算是真有才能吗？原来那些只有中等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苏轼将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神宗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 ：“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与失都有些什么呢？你只管告诉我，即使是我的错，也请你明言 。”苏轼回答道 ：“皇上有生来就明理的天性。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住急躁，静等着变化的自然到来。然后适应它就是了 。”神宗恍然大悟，心有余悸地说：“你这几句话，我应该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工作，希望能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 。”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其他同事。王安石心里十分不快，就想了个办法，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打算让繁忙的政事束缚住苏轼。谁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王安石此举反而让苏轼的名声传播得更快更远了。苏轼传 １６
一年元宵佳节将临时，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去买彩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会把元宵观灯作为快乐吗？其实这不过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讨她们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心，百姓是不会知道的。以低价从他们手中买灯，他们会认为皇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夺取他们的口中食身上衣！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收回成命。”神宗于是下诏取消了此事。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神宗的确对苏轼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但是我们说过王安石是个口才绝佳的人，他深得神宗信任和宠爱，还获得了高官。在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 ），王安石开始全面整肃御史，反对新法的官员一个个被罢官或者被远调，这样，朝廷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王安石的亲信与支持者。苏轼本来还算安全，王安石并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可苏轼却主动出击，向皇帝呈上了“上皇帝书 ”，洋洋洒洒九千字，力述新法的不利。
苏轼的“上皇帝书 ”，可以说代表了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整篇文章充满了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中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文笔犀利，直爽无比；有时徐徐道来，引经据典。文章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苏轼传 １７满怀激情和悲哀。苏轼明知此时上书对自己非常不利，照情形看，他至少也会被免职，可苏轼想到神宗曾说过让他“好好考虑治乱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 ”，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关键时刻表明立场。
“上皇帝书”中，重要的论点有两个，第一是“君权民授”的观点，这是孟子的观点，他说，君主并不是靠“神”给予的权利来治理国家，而是依靠“民”——百姓的支持！另一个论点是有关容纳不同意见和批评的问题。当时王安石清除台谏——“台谏”是一个组织，其功能是代表公众的意见，不断检讨批评当权者的不足——引起大批官员的不满。
苏轼写道 ：“我想说的话，只有三句：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君主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依赖于树根，灯儿要亮就依赖于灯油，就像鱼依赖于水，就像农夫的生存依赖于土地，就像做生意的人离不了货币。树木没有根就会干枯，灯没有灯油就会灭掉，鱼失去水就会死亡，农夫失去田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钱财就会贫穷，同样，君主失去了人心，他的统治便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平和、简易、随俗、同众的君主治理的国家是不安定的，也没有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治理的国家是不危险的 。”
苏轼认为，好的朝廷要靠不同意见的健全作用来苏轼传 １８维持，民主就存在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之中。他例举出历史上有名的贤君，说他们都是喜欢听取不同意见，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的。苏轼还指出，当时商业瘫痪，物价高涨，近到京师四周的省份，远至川蜀地带，到处都是谣言，民心十分不稳，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朝廷的新法。他说：
“从历代皇上起，理财的一直是三司。现在皇上却不让三司理财，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去推行此法。设置‘三司条例‘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一个名称；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余名使者，也不过是些求利的工具。这一举措，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惶惑不安；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不明所以。……把鱼网撒入江湖，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丢掉鱼网，别人自然信服。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 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平息人们不安的议论，带来和气，不如撤除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快一年了，而其功效，却茫茫然犹如要用手捕捉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人罢了。如果这叫改革，那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又有谁不会呢？……苏轼传 １９
苏轼说他相信皇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并且提醒皇帝新法已失去民心，再坚持下去是很不合适的。他说：
“先皇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如果议论中涉及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神色不悦；如果议论中涉及朝廷，那么宰相就会担心受处分。参加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锐气，之所以给他们以重权，难道是白白地这样做的吗？——是想用他们的权力不让奸臣萌生啊！现在法令严密，朝廷也很清明，说有奸臣，是万万没有这个道理的。然而养猫本来是为了灭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鼠的猫；养狗本来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饲养不叫的狗。皇上你能够上不念祖宗创设谏官的原意，下不为子孙万世设防吗？我听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谈论，都说谏官们的言论，常常是根据天下人的公议而发的。公众的议论是赞美的，台谏也就赞美；公众的议论是抨击的，台谏也就抨击。现在公众的议论沸腾，怨言交互而来，公众的意见所在，也就不得而知了。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了宰相的私人，以至皇上孤立。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苏轼传 ２０我之所以希望皇上保存法度的道理，正在于这里啊！”
神宗对苏轼的陈述没有作出反应，于是苏轼又上了一书，这时正好皇帝下令禁止强摊贷款，可他并不打算废新政。苏轼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就像个偷鸡贼，说是有心改过，但却仍要偷鸡，只不过，把一天偷一只改成一个月偷一只而已。
苏轼看到王安石用“独断专任”来赞美神宗，就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王安石大怒，苏轼被免职，王安石还让自己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弹劾苏轼，说他护送父亲的棺木回四川时，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甚至贩卖私盐谋利。朝廷派了官员到苏轼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士兵收集资料，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作官的成绩考核，苏轼应该可以担任太守职务，皇帝也想如此，可皇帝的想法受到王安石和谢景温的反对，他们希望派苏轼去边远城市作判官，最后，皇帝决定派苏轼到丽都杭州作判官。这算是一种折衷，官职虽然是小，可毕竟杭州是个不错的城市。
苏轼正要离京，京城里发生了暴乱。朝廷从前一年的冬天开始实行保甲法，因为士兵们在京城附近的村里练兵，村民们怀疑政府会派他们也去前线打仗，加上朝廷又让他们上交家中的军备，如弓箭之类的，所以村民们就示威抗议。村庄里一遍混乱，村民们甚苏轼传 ２１至自己弄折手腕、割掉指头，以逃避被征兵。
这次暴乱很快平息，苏轼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七月，他带领家人离开京师，到美丽的城市杭州去任职了。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下王安石变法的后事。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圣山”华山发生土崩，皇帝惊慌失措——因为所有的皇帝都认为自己称皇是上天的旨意，所以他们都迷信，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联想到这是上天在给他们发布某种信息——于是搬到另一座宫殿居住，同时改吃粗陋的食粮，以示尊敬上苍。碰巧，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夏天到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春天久旱不雨。这令皇帝十分担心，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去问王安石，王安石说：“水灾、旱灾都是天灾，最贤明的君王当政时的尧舜时代也有水旱灾害，不必担心，我们只要继续行善政就行了 。”
“我怕的就是这一点，”皇帝忧虑地说，“怕我们行的不是善政。我听到不少人埋怨新政中的商税法规，连太后和皇后，甚至也听到不少这些议论 。”
当时另一位大臣冯京也在场，他插话道 ：“我也听说了 。”
王安石说 ：“冯京听到怨言，是因为不满的人都涌在他身边吧，我怎么一句这类的话也没听到呢 。”苏轼传 ２２
皇上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心里肯定是无法平静的。
此刻一个职位卑小的官员出场了，他在这次变动中担任了重任，他就是画灾民图的“安上门”小吏郑侠。郑侠画了一卷灾民拴着铁链砍树、赚钱还公债的画轴，还附了一张短笺，一齐献给皇帝。
短笺上写道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个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郑侠上对 。”
郑侠在短笺中说皇帝如果相信他的话，并肯改变新法，十天之内肯定会下雨，否则，他说他愿意被杀头！也许是这些话让皇帝震惊，也许是那些图让皇帝对百姓产生了恻隐之心，皇帝把这卷画轴带回寝宫给太后和皇后看。
太后先开口道 ：“听说新法中的助役金和青苗款害苦了人民。我想我们是不该改变祖先的法制的 。”
“新法造福百姓，不是压迫他们 。”皇帝说。
“我知道王安石才略不凡，”太后说，“但他树敌太多。为了他好，我认为你可以考虑将他停职 。”
皇帝说：“可我发现大臣中只有王安石肯当大任。”苏轼传 ２３
神宗的弟弟岐王正好站在旁边，他说 ：“我认为你该考虑祖母的训示 。”
皇帝生气地说 ：“好，好，我不会治国。那你来吧！”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岐王说。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太后最后说 ：“王安石惹了大麻烦，你总该有个打算吧？”
第二天，皇帝免去王安石的职位，他还决心废除商税、青苗、助役钱、保甲法和方田均税等十八项措施。
天果然下起雨来！
不过王安石最后的时刻还没到来。依法规郑侠遭到弹劾——他起初按规矩献图，可宫中官吏不肯接，说他是小官，没资格和皇帝通讯，郑侠就想了个办法，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告诉差人说有紧急军报，叫他快马送入宫内。由于非法利用官差，御史们审问了郑侠。
史书没有记载审讯的结果，但记载有另一件事：次年一月郑侠又献了一册“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给皇上。图中画的是唐朝几个有名的忠臣和奸臣，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现在的政府，前朝奸相的故事却和如今当权的人十分相像。就算含意不明显，图中的传奇故事也点明了一切。因为王安石已经罢相，郑侠除苏轼传 ２４了图册，还上了一道奏折，推荐了一位忠臣做宰相。
王安石上任后，反对他的人都被他设法弄走了，朝廷剩下的都是他的拥护者，虽然现在王安石被罢了官，朝内他的党羽的力量仍然强大，所以，郑侠被判了死刑，多亏皇帝阻止说 ：“郑侠顾国不顾身，我佩服他的勇气和正义，不能重罚 。”于是郑侠才免于一死，被贬去英州。
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二月，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次他没能再做出什么大事。朝廷中王安石原来的忠心不贰的追随者吕惠卿，在王安石罢官期间，成了朝廷官员中的领袖，但他被他的反对者弄垮了台，王安石复任后，因为惠卿在他处境困难时落井下石地罢免了他弟弟，所以他不可能再帮助惠卿。惠卿失去了希望，一边待审，一边对王安石发起最后攻击——他把这些年王安石给他写的一些私人信函上交给皇帝，说王安石不忠，因为好几封信上都有“别让皇上知道”的字样，皇帝看了这些信，才真正从内心里对王安石生出不满。
不久，王安石的儿子身上长了个疮，王安石请来和尚、大夫诊治，却终于无效，他只好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去。王安石一生信佛，儿子的死令他有了某种顿悟，于是，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十月，他申请辞职获得批准后，终于彻底离开了朝廷，离开了他曾抱苏轼传 ２５有满怀希望的新法，把自己的一生功过，留给了后人们去争议。
苏轼传 ２６
第三章诗词言志
被朝廷派往杭州作通判，这对被党争的政治漩涡搅得不胜其烦的苏轼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杭州的湖光山色，市民与同僚对他的尊敬，僧人与歌妓对他的崇拜，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续娶的年轻妻子和呀呀学语的儿女也使他感到惬意和温暖，杭州真的成了他的人间天堂。在此后的八九年间，苏轼分别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和江苏的徐州服务，政绩良好，这期间也是他写诗最活跃的时期，写了不少优美的诗词、哀歌、幽默诗和愤怒诗。他天真、自由，把心中的感慨直言不讳，以至后来他的诗词给他带来了大祸，这是后话。
苏轼将去杭州赴任时，苏辙正在陈州任职。陈州离京师东南七八十里，在苏轼的行程范围内，苏轼正好趁此机会多与弟弟相聚，他在那儿住了七十多天，从七月一直住到过完了中秋节。他们的老朋友，曾在成都任职的张方平当时也住在陈州，大家经常一块儿饮酒作诗。
苏辙很穷，一大家人住在一栋低矮的小房子里，苏轼常拿弟弟的身高开玩笑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
苏轼传 ２７
家人闲居团圆了两个多月，兄弟俩常到柳湖去划船，或者到城郊去散步，讨论国家的政局。苏辙劝告苏轼，苏轼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在宾客面前或者作品中坦白说出他的看法，苏辙十分了解他的哥哥，他把手放在嘴上，希望苏轼能沉默些，后来苏轼入狱，他也做过同样的手势。
两兄弟脾气和长像都不一样，苏辙个子较高，面孔圆润些，苏轼比较结实，骨肉均匀，面孔很大，颧骨高耸，前额突出，眼睛长而明亮，下颏匀称，留着漂洒、尖长的胡须，最动人的是他敏感、活泼、有力的双唇。这是一张充满人性温暖光辉的面孔，他的表情也许会由热烈的嬉笑迅速转成心事重重的沉思。
苏轼很明白自己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我知道”，他对弟弟说 ，“我常常口没遮拦。我觉得某一件事不对，就会像在饭菜中发现一只苍蝇，非吐出来不可。”
“不过你先得认清谈话的对象，”他弟弟说，“有些人值得信赖，有些人却不行 。”
“这就是我的弱点，”苏轼同意说，“也许我天生太相信别人。不管和谁说话，我都喜欢倾吐内心的秘密 。”
他告诉弟弟说，他上表给皇帝，心里倒真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说有一个朋友也很担心，那就是晁端彦。晁端彦是苏轼的“同年 ”，二人同一年考中进苏轼传 ２８士。
“不过我告诉晁同年，我曾通过仁宗皇帝的特别考试，”苏轼又说，“我才立刻被大官们当作朋友。仁宗皇帝曾接受我的诤言，现在我不来说话，谁来说呢？我告诉他我真是怕会死，他没有说话，表情很严肃。之后我又说，‘不过没关系，皇上杀我，我死而无悔。但有一点，坏了我，好了你，我才不干呢。’“兄弟二人笑起来。
苏辙曾对哥哥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天赋闲似乎等于平常的两天？因此，一个人若活了七十岁而能够整天悠悠闲闲，他实际上就活了一百四十岁。这是长寿的简便办法 。”
两兄弟政治观点始终相同，立场也一致，但是性格却完全不一样。苏辙安稳，保守，不多说话；苏轼豪放，开朗，心直口快，不计后果。朋友同伴都觉得苏辙可靠，而苏轼开朗的天性，他的嘲弄和恶作剧却常令人害怕。
中秋之后，苏辙送哥哥到河流下游七十里的颍州（现在的阜阳），他们又在那儿过了两星期，有老师欧阳修为伴。
苏轼在一首诗中曾经写过“我生如飞蓬”这句话，的确，这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恰当的象征，从去杭州赴任开始，苏轼不停辗转，直到老死也没在一个地方苏轼传 ２９住过三年以上。
当时的杭州已被称为“人间天堂 ”，这是苏轼的第二故乡，他一来杭州就写道：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
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不只因为此地有美丽的山丘、森林、湖泊、大海、热闹的市街、壮观的寺庙，也因为当地人民都很喜欢他，他度过了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里有南方人快乐的天性，有诗歌有美人，人们敬爱这位年轻的名诗人，欣赏他冲动、热情和无忧无虑的个性。美景启发他的灵感，此处柔婉的魅力更抚慰了他的心灵。杭州赢得他的青睐，他也赢得杭州人民的爱戴。他所担任的官职，使他没有机会为人民多尽力，但他诗人的身份已足以令人民喜欢他。他被捕的时候，杭州人纷纷在街上设龛拜祭，替他解灾。他走了以后，南国的美景和温情一直令他魂牵梦萦。他十八年后再回杭州任太守，对本城建树极多，在杭州人心目中留下了不朽的回忆。现在的杭州人甚至不承认苏轼是四川人！
苏轼的心情，漂泊的魅力，爱情和欢乐都与西湖百分之百连结在一起，该地的诗情和他的作品互相找到了最好的发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苏轼传 ３０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
短短的四行诗，可以说代表了西湖所有的景色与变化。这首诗，成了公认最好的咏西湖诗。
苏轼在杭州三年，无日不在山水之间，他甚至连辩讼决案等公务也在西湖办理。随着政治上的日益不得志，他对杭州的这种深情也与日俱增。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
游人都上十三楼。
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琼彝倒玉舟。
谁家水调唱歌头。
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
这首《南歌子》词，写的是宋时杭州的名胜十三楼。十三楼是临近西湖的一个风景点 ，“游人都上十三楼”，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词以写十三楼为中心，但并没有将这一名胜的景物作细致刻画，而是用写意的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大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词中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将古扬州的竹亭与十三楼对比，省却许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另外，词中还利用“移情”苏轼传 ３１来起突出作用，作者利用歌眉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晚云为歌声而留步，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
在杭州，苏轼经常与同事们一起，在西湖或附近的风景区游览，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带歌妓同行。据说，有一次府僚们在西湖宴集，官妓秀兰因刚沐浴后困倦，醒后赶去时已经迟到，她折了一枝石榴花陪罪，苏轼就作了一首词，令秀兰唱着，为他们助兴。这首词既写了美人的心事，又说到石榴花的外形，还将美丽的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与石榴花紧束的花瓣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乳燕飞华屋，
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
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
渐困倚、孤眠清熟。
帘外谁来推绣户？
枉教人梦断瑶台曲。
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
艳一枝细看取，
苏轼传 ３２
芳心千重似束。
又恐被、西风惊绿。
若待得君来向此，
花前对酒不忍触。
共粉泪、两簇簇。
后人见到苏轼这一首词，认为并非为一名歌妓所写，而是写苏轼自己情怀的。有人评论说 ：“东坡此词，冠绝今古，托意高远，宁为一娼而发耶 ！”词中美人的“瑶台梦”一节，似隐隐寓含着“君臣遇合”和超然物外两种境界，而这正是苏轼性格中的两种主要特质。苏轼仕途多舛，壮志难酬，而年华如水，报国无门，这首词，或许真是他借佳人失时之态，寄政治失意之感吧？
杭州是苏轼理想的“人间天堂 ”，以至每一次因公事而暂时离开他都会恋恋不舍。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冬天，他被两浙转运使派往常州、润州等地赈济灾民，直到第二年入夏才回杭州，这是他离开杭州时间最长的一次，眷念之情自然更为深切。在润州时，他曾写过一首词，借思妇想念行役在外的丈夫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思归之情。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
飞雪似杨花。
苏轼传 ３３
今年春尽，杨花似雪，
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沙。
恰似飞娥怜双燕，
分明照、画梁斜。
这首词的成功集中在两处：一是利用雪与杨花形状相似，却代表着两种不同节候的特点，互为比喻，一可以形象地表示气候由极冷到极暖，历时长久；二可以构成洁白迷蒙的景象，象征着纯真而纷乱的情思。雪与杨花互喻，既有感情上的深度，又有形象上的美感。二是构思新巧别致。从双栖燕映衬出孤单的人已是一种纤巧的联想，而把月光照在梁上的燕巢上，看作是月中嫦娥只垂爱于成双成对的飞燕，而不顾惜空闺独守的人，就更是一种绮思妙想了，从表现力讲，这远胜于大段的内心独白。
苏轼喜欢杭州的美景，可对他的工作却是衷心地讨厌，他在会审讼案的时候，知道被捕的人大都是违犯新政法律的小民，而他根本就不赞成新法。不过法律已定，他无法更改，于是他通过诗词或给朋友的信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些文字，后来使他惹上破坏政府威信的罪名。
因为对手头工作的厌烦，苏轼就更彻底地逃入大苏轼传 ３４自然的怀抱，他生性喜欢旅游，常常一个人在山间闲逛，到人迹稀少的高山顶或水源地赋诗。他常常游庙，与和尚们交朋友，在民间有很多他与和尚佛印的逸事。
传说有一天苏轼和佛印去参观一座庙宇，在前殿他们见到哼哈二将。
“这两个神，哪一个更重要？”苏轼问。
“当然是拳头大的人重要 。”佛印说。
他们走入内殿，见到手持念珠的观音菩萨，苏轼又提出一个问题：
“观音也是菩萨，她数念珠干什么？”
佛印说 ：“她也学别人拜佛呀 。”
“拜哪一个菩萨呢？”苏轼又问。
“还是拜观世音呀！”
“这是怎么回事？她是观音菩萨，还要拜观音菩萨！”
佛印说：“咦，你难道不知道？求人不如求己嘛。“
有一次，佛印禅师将要登坛说法，苏轼闻讯赶去，但席中已无空位，佛印便对苏轼说 ：“人都坐满了，此间已无学士坐处。”苏轼以机锋相答：“既无坐处，我就以禅师四大五蕴身为座。”佛印见苏轼与他论禅，便说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如果你回答得出来，那么你就把我的身体当作你的座位，若回答不出，就请苏轼传 ３５你把身上的玉带留下来。”苏轼欣然答应。佛印便道：“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要坐在哪里？”苏轼一时语塞，只好把玉带留下。后来，佛印还作过一偈，为此事作纪念 ：“石霜夺取裴休笏，三百年来众口夸；争似苏公留玉带，长和明月共无瑕 。”
还有一次，苏轼打算去拜访佛印，就事先写信给佛印，要佛印像赵州禅师迎接赵王那样迎接他。赵州禅师迎赵王是禅史上一段有名的故事，据传赵王很尊崇赵州禅师，便上山参拜，禅师不但没出门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来，还对赵王说 ：“对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气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睡在床上见你。“赵王并没有为此责怪禅师，回去后反而派人送礼给禅师，禅师闻讯，连忙从床上起来，披上袈裟，到门口去迎接。门人对禅师此举感到莫名其妙，便问禅师：“刚才赵王来时，你睡在床上接待他，他的部下来了，你反而去门口迎接，这是什么道理？”赵州禅师说 ：“你们不懂，我接待上宾是躺在床上，以本来面目相见；次一等客人，就坐起来相见；再次一等客人，就取世俗的礼仪出门迎接 。”苏轼要佛印如赵州禅师接赵王那样迎接他，就是要佛印以不接而接的上宾之礼迎接。但是，当苏轼快到寺院时，老远就看到佛印在门口站着，苏轼便嘲笑佛印不如赵州禅师道行高远，佛印回敬了一偈，说 ：“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苏轼传 ３６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 。”意思是说赵州禅师不起床，是不谦恭而非道行高远，而我到门口来接你亦非离开禅床，因为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禅床，此答使苏轼很是叹服。
苏轼涉足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和尚多，受影响也大。清代学者钱谦益曾说 ：“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 。”从有关材料看，苏轼早年就开始接触佛教，这和他父母都信佛有关。苏轼的父母去世之后，苏轼将他们爱好的遗物施给佛寺。成年之后，苏轼便直接与佛教发生关系。在《王大年哀辞》中，他说 ：“嘉佑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如果说苏轼早年主要受家庭佛教思想氛围之熏陶，那么，自结识王大年并从之习佛后，他便走上自觉“好佛”之道路了。起初，苏轼推崇摩诘居士，后来，他遍游大山名寺，“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广交名僧大德。苏轼所结交的僧人中，以诗僧、禅师为多，交谊也最深。尤其到了晚年，他对禅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所谓“久参白足知禅味 ”，说明他既好参禅又“知禅味 ”，并常常把这种“禅味”融入诗中，写出了许多富有佛理的传世佳句，诸如“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静身” ，“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苏轼传 ３７聊观梦幻身 ”，等等。
苏轼在江北瓜洲任职时，和佛印所住之金山寺只有一江之隔，那时苏轼十分自负，对禅亦然。有一天他作了一偈，曰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意思是说自己的禅定功夫很深，已不为世俗之称、讥讽、攻击、荣誉、利益、衰老、苦乐等所动，之后苏轼派人把偈子送给佛印。佛印看后，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就让人把偈子送回去。苏轼看到佛印的批语后，无名火顿起，立即乘船过江来找佛印。一到南岸，佛印已经在江边迎候他。苏轼大声责问佛印，为何以秽语来说他？佛印故意装作若无其事，并说：“我骂你什么了呀？”苏轼于是说起批语“放屁”的事，佛印听后呵呵大笑，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 怎么竟被一个‘屁’就打过江来了呢？！”苏轼听后大感自愧不如。
正是这样，在一次次与禅师们的交往中，苏轼一步步更接近了“知禅味”的境界。
能否“知禅味 ”，是与个人的悟性、修养和性格都有关的，说到这儿，又可以想到一件同样与这几样都有关的事：书法。
俗语说“见字知人 ”，苏轼作为一个思想开朗豪放的大诗人，他的才思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或句句皆有所本，对他来讲都苏轼传 ３８是很不适合的。他的书法淋漓纵横，如行云流水，也是不择地而出，他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所以，他的书法是一种痛快、博大、奔放、新颖、优美的艺术。有人嫌他过于“烂漫 ”，诚然，蓓蕾般含苞待放是一种很好的艺术风格，但是，山花烂漫、娇艳盛开，也不可谓不美。苏轼的儿子苏过说他父亲的书法 ：“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 。”即既有礼仪而又气势非凡。章甫是朝廷上或宗庙里戴的礼帽。苏轼是儒、道、禅三种思想都有所接受的人，他坎坷的一生没有令他消沉，反而使他更加光彩照人，应该说也与他的思想性格有关吧。苏轼写过一本第一流的散文集《 庄子》，他的浪漫气质和庄子奇特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极易产生共鸣。庄子完全是一个浪漫不拘的人，他既是清净无为，又是躁动有为的。苏轼第一次读到庄子的书时，还十分年轻，当时他就曾经感叹道 ：“我以前虽然有这种看法，嘴里却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可真是合我的心意啊！”
苏轼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书法上，他的字却被评为宋代第一，他靠的是什么呢？靠他的艺术道路走对了。他以抒发自己至大至刚之气为主，继承了颜字等博大的气派，伸张了宋朝时崇尚意境的时代潮流。苏轼传 ３９比如和明清时的书法家相比，何绍基在书法上的功夫恐怕比苏轼大得多，他不能称清代第一，因为他是以临摹为主，虽然在颜字上加了创新，可他的字还是颜体字。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即使在不经意间也能展现出非凡魅力的人。他的个性复杂多变，很难了解。他是个大哲学家，不可能变成清教徒；他是儒家子弟，不可能变成酒鬼；他了解生命，珍惜生命，不会把时光都浪费在醇酒美人上。苏轼是自然诗人，怀有特殊健全的神秘人生观，往往和自然密切融和，他与自然、四季、雨、雪、山、谷充分接近。
杭州也并非遍地荷花与牡丹，东坡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谈笑、唱歌、月夜泛舟，因为狱中有一万七千个欠债和私贩官盐的犯人等着宣判，有蝗灾要治理，有航道要疏通，有饥荒要调查。在苏轼这段时期所写的几百首诗中，我们甚至难以找到固定的主调。他写喜剧诗和讽刺诗，充满才情的风景诗、抒情诗、喧笑诗，也有不少忧愁的诗句。在他酒席上喧哗、愉快、嬉笑的外表中隐藏着不安、沮丧、悲哀甚至恐惧的情绪。没有人比苏轼更能充分表达民间的疾苦，他的才华使他将别的作家想要表达的一切更充实、更完整地化为诗歌和优美的文字。但是苏轼离开京师来这儿，心里挂着创痛。他对政事的发展倾向暗感恐惧和悲哀，他苏轼传 ４０的伤痛比别人更深。他在密州写给乔太博的一首诗总括了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到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间多产时期他在杭州和密州的一般看法。
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
其间忤忧乐歌笑杂悲叹
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
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
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
另一首写给孔文仲的诗表达了他对官厅盛事的轻蔑感。
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