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群众行为之谜的理论：隐藏的逻辑
作者：[美]马克·布坎南
【内容简介】
揭露群众行为之谜的理论：隐藏的逻辑为什么有些酒吧这个礼拜人潮涌动，下个礼拜却空空荡荡？为什么一本书能在畅销榜单上久居不下？为什么会发生种族暴力事件？为什么邻居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为什么股市会起伏波动？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像物理学家研究原子一样来研究人类社会，要思考的是模式，而不是人。多少年来，人类做决策的特性把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搞糊涂了，他们依赖一种老式的思维方式，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人是复杂的。现在，理论物理学家马克布坎南（MarkBuchanan）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正在上演一场“量子革命”。物理学法则开始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有关人或“社会原子”的崭新图象，而且与现实存在的个体自由意志毫不冲突。混乱的原子活动能够组合成精准的热力学，人类的自由个体也同样能组合成可预测的模式。社会物理学家能剖析潮流的变化；能预测企业是成是败；能解释犯罪增多的原因。布坎南在这本开阔眼界的书里提出，了解群体组织的规律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主要挑战。这本书例证丰富，论点尖锐，容易理解，充满了智趣的游戏和刺激的实验，为我们看待人的社会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前言
大多数人都认为，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纽约、芝加哥和美国其他城市出现的种族隔离现象之所以顽固不化、持续不断，显然是和种族主义颇有关联。那时，黑人只能蜷缩在市中心极度贫穷的角落，而周边富裕的市郊地带则被白人包围。研究发现，在商业领域，在员工的雇用、晋升和劳动报酬方面都普遍存在种族偏见，而房地产行业更是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在黑人居住区和白人居住区之间划清界线。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之间的关联看似无可辩驳。然而即便如此，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仍然怀疑，人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并非那么明显但却甚为重要的因素，种族隔离从原则上来说，会不会和种族主义根本毫无关系？
于是，谢林开始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探测自己的想法，道具是一副国际象棋的棋盘和一把硬币。棋盘上的正方形代表房子，硬币则用来代表人--深色硬币代表黑人，浅色硬币代表白人。一开始，他把硬币摆放到棋盘的格子上，深浅硬币随机混合，数量相当，组成了一幅黑白完全融合的社会图象。接着，他开始移动硬币，看看这个社会的组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怎样的变化，同时，这个想法对可能影响人们行动的因素做出简单的假设，然后移动硬币，看看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第一个试验中，谢林假设每个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凡是发现周边的邻居中有一个人是来自"其他"种族的，他们就会搬家。他用这一假定的规则依次考虑每一枚硬币的情况，是该原地不动，还是该移动到附近开阔的格子内。果然，他发现这个社会快速地被分隔了，深浅两色硬币互不相干，分开聚集在一起。不出所料，种族主义的确能造成种族隔离。
然而，种族隔离的现象一定是由种族主义造成的吗？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为了找到答案，谢林设计了第二个试验。这一次，他在真实的人性面前退一步假设，每个人都非常乐意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做邻居。但是他想，哪怕是在种族问题上非常宽容的人，也会情愿避免让自己成为极少数群体的一分子。白人会有黑人朋友和黑人同事，他们也会乐意住在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区里，但同样也不愿意成为那个社区里唯一的白人。这其实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歧视"的心态。在这个试验中，谢林假设所有人都会留在原先住的地方，除非他们发现左邻右舍的同一种族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少数的群体，占整个社区的比例，譬如说不到30％。
也许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慢慢地对不同种族之间的完全融合感到心满意足，最初黑白混合的状况就会维持下去。但恰恰相反的是，谢林发现那些硬币再次分离到完全不同的区域，泾渭分明。图1是这个试验的现代电脑图示，显示了一个融合得恰当好处的社会（左图）是如何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一个分隔的社会（右图），尽管在此之前没有哪个人有过隔离的想法。
荒谬的是，人们不愿住在极少数群体中的单纯想法，最终却把融合的群体完全破坏了。谢林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小论文中宣布了一个怪诞的结论--即便种族主义明天就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某些类似物理学定律的东西仍然会使种族之间相互分离，就像油和水永远不会融合一样。
谢林设计的种族隔离的游戏是社会科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显然这个游戏暗示我们，任何考虑种族隔离问题的人，在把这个问题只归咎于种族歧视的态度之前，最好再好好想想，是否存在其他原因。不过，这个游戏还传达出一个更为普遍的讯息。我们一般认为，一个集体或者一个群体的行为，应当非常直接地反映出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的特点。譬如说，如果发生暴动，一群人发了疯似的砸碎商铺的店面，那么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暴动成员怒火的发泄，或是导致他们愤怒的原因所致。
这种解释看似很有道理，然而根据谢林的试验，这种想法实际上是种谬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结果并不一定明显地反映出每个人的欲望和意图，或是习性和态度。如果单凭我们的直觉去解释人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那就完全乱套了。
不过，谢林的研究还是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洞察人类世界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从平常固有的思维模式中跨出来，走一条更简单的途径。不要只把焦点放在人们的个人心理上，而应该把人当作原子或是遵循某种简单规律的分子来看待，并且设法找到引导这些规律的模式。
谢林暗示，看似复杂的社会事件，背后的起因通常都可能很单纯。我们人类也遵循着某种类似于物理学规律的法则，通过审视这一点，我们就能发现那些隐藏的逻辑。本书探索的正是这一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领域的深刻变革。
几年前，我还是《自然》（Nature）期刊（一本公认的尖端科学期刊）编辑的时候就发现，有些投稿的论文作者一门心思地在人类世界中找寻某种像物理学规律一样的数学规则。事实上，他们试图按照物理学的思路来研究社会科学。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经过多年的漠视，研究人员终于开始认真地考虑谢林的思维方式了。自此，我称之为"社会物理学"的现代研究工作也开始迅速发展，让我确信现在我们正处于历史性的重要时刻。我们正亲眼目睹一场社会科学的巨大变革，就像物理学的"量子革命"。或许，我们在人类世界发现明确的"规律"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在人类世界存在着定律般的规律，而且现在也认可了这种规律无论如何都不会与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相互抵触；我们可以做自由的个体，结合起来的群体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这一点就非常像物理学中的现象，虽然原子状态非常混乱，但是到了热力学或行星运动层面却犹如时针般精准。
在从事社会物理学的研究时，现在的研究者和多年以来的物理学家一样，都开始重视电脑这个科学工具的强大力量。有史以来，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在玩令人着迷的"假如游戏"。假如人们极其贪婪和自私的话，社会还能正常运转吗？还是最终会瓦解掉？假如人们不贪婪自私呢？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会总是为他人着想呢，还是只是一味地模仿别人？社会转型是如何因此而改变的呢？
不幸的是，这些苦思冥想很大一部分仍然停留在徒劳无果的"假如"上，因为，随着百人或千人聚集到一起，因果关系的网络就会不断壮大，连最伟大的人类智慧也被覆没其中，使得人们无法预见结果。如今，科学家已经学会利用计算学来估量他们的智慧，在"虚拟"的社会试验中，按照程序找到那些假设的答案，以此来研究最基本的社会现象。
在这本书里，我不想假装自己做得尽善尽美，更确切地讲，我的目的只是想阐述一种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思维方式，并举一些例子，尽量把最近社会物理学领域内最令人兴奋的发现呈现给大家。对于我来说，了解群体组织及其演变的规律无疑是我们这个年代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从全球变暖到环境恶化，再到核武器的不断扩散，人类之前从未面临过如此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握群体的社会活动。
当然，我并不认为，任何社会物理学的伟大发现都能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我们真的想为了人类，为了这个世界，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安全大道，我想我们能做的不过是 "摸爬滚打"而已，就像我们过去就是"摸爬滚打"过来的一样。但是，如果能正确地理解掌控世界、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隐形力量，我们"摸爬滚打"的技术会得到大大的提高。
第一章
要思考的是模式，不是人
嘲讽要求进步的希望是最愚昧的，是精神贫乏和头脑枯竭后发出的最后声音
--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
1992年的夏天，在克罗地亚达尔美逊（Dalmation）沿海城市斯普利特（Split）的一个小型体育馆里，波斯尼亚战争的流亡者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记者彼得·马斯（Peter Maass）讲述他们亲眼目睹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就在一夜之间，一个作风正派的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一位名叫阿旦的农夫说，从毗邻村庄来的赛尔维亚人在他的村子里围捕了35人，撕裂了他们的喉头。"他们就这么被杀了"，马斯报道说，"那些杀害他们的赛尔维亚人曾是他们的朋友，曾在去年秋天帮他们一起收割田庄，一起分享年少轻狂和青春的秘密，一起在那些炎炎夏日，到德林纳河（Drina River）里光着身子游泳，夜里和村里那些没规矩的女孩子厮混。然而转眼之间，看似毫无征兆地，他们就变成了杀手。"
二十世纪90年代的头五年里，无数来自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的人都像阿旦一样，讲述着邻里间反目成仇，朋友间自相残杀的故事。
战后，一些官员采访了来自克罗地亚小镇弗科瓦（Vukovar）的一名男子，他回想起那些来自赛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邻居们，说道："我们过去都是朋友，常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而，1991年，一片充满仇恨的乌云如有毒气体般笼罩了整个小镇。邻里间的问候，一度不变的亲切和友善，都为了表现某种种族身份和所谓的民族团结--实际上只是一种把"我们"从"他们"中区分开来的方式--而变得粗暴不堪。男人回想说："昨天他们还是你的好朋友，而今天你就开始需要寻求他们的保护，可他们几乎再也认不出你了，他们再也不敢做你的朋友了。"
这类事件令人恐怖和困惑的地方在于（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再平常不过了），它们看似毫无缘由，莫明其妙地发生了。某天所有看来稳定不变的东西都突然土崩瓦解了，人们变得面目全非，被迫无奈地做出一些他们之前从未想到过的行为。这就彷佛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突然掌控了，哪怕是那些目标明确、计划周全的人，也无力阻止事态的演变。
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弗纳（Sebastian Haffner）在其著作《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一书中回忆了，作为纳粹分子的敌人的他，是如何被迫参与纳粹活动的。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纳粹党，也就是统一着装褐色行头的军人，在街上行军时，只要看到有谁不行礼，他们就鞭打谁。哈弗纳自己的反抗方式通常都是躲开纳粹军。但是，当他和其他学法律的学生被勒令关进教化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穿上了褐色衣服，加入到相同的行军行列中去了。"抵抗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自杀"，哈弗纳如此写道。受压迫者无意中却转变成了压迫者：
"当我们从村子里走过，道路一旁的人们高举双臂，向旗帜致意，或者有些人迅速从家门口消失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后果：我们，也包括我，会把他们痛打一顿。这之间的变化不是一点点，当我们没有跟在他们后面行军的时候，我--毫无疑问还有我们中的其他人--看到那些旗帜都会躲得远远的。而现在我们却变成了对所有旁观者形成暴力威胁的人，表现得绝对盲从。路边的人要么向旗帜致意，要么躲得远远的，因为害怕我们，因为害怕我……"
是什么让完全普通又正常的人一头扎入集体的疯狂中呢？用"疯狂"来形容那些发生在波斯尼亚、纳粹德国的事是否正确呢？抑或是1994年的卢旺达，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胡图人，民兵中的极端分子在不到100天的日子里杀害了90万个图西人。关于这类事件，我们是应该用人类心理的突发其想来解释呢，还是用人性道德的沦丧来解释？抑或者，会不会存在一个并非那么神秘，但却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原因呢？
1974年，当印度人口达到5亿高峰的时候，印蒂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下的政府决定是时候该采取极端措施了。当时卫生部部长说："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手段，现在我们不得不走最后一步了。"他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男子绝育营"，而且根据一项新的法律，有三个孩子并且孩子都还活着的男人必须到这些营地报到，做绝育手术。那些不自愿前去报到的男子将被强行逮捕。作为高压政治的一种手段，警察们可以扣押食物分配卡，医疗证和驾照，他们还在一个村子里威胁一名男子，如果他不接受绝育手术就把他的店铺烧毁，尽管他的妻子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单单在一年之内，就有超过800万人被绝育。
然而，甘地政府真正目的很快就暴露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和社会的自然现象做斗争，压迫那些违抗他们意愿，反对他们习俗和信仰的人。在一场暴力抗议中，甘地政府不得不放弃这项计划，而印度人口增长的势头仍就高攀不下。如今，印度除了靠南边的科拉拉邦（Kerala）之外，全国的人口仍在增长。科拉拉邦是印度社会的一个奇迹，不靠宣传，没有残暴，不用高压政治，科拉拉邦却莫明其妙地达成了印度其他地方没能达到的目标。
科拉拉邦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依靠种植粮食、茶叶或是像豆蔻和胡椒之类的辣椒为生。典型的科拉拉人拥有的炊具和工具都很少，赚的钱和美国人的平均水平相比少70倍。然而科拉拉人一般都能活到72岁，将近美国的平均寿命77岁左右。而且，当印度其他地方的人口在急剧上升的时候，科拉拉邦的人口数量是稳定的。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科拉拉邦看上去和印度郊区以外的地区没什么两样，不比其他地方富裕，土地也不比其他地方的肥沃，怎么就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使科拉拉邦与众不同的一个原因是教育。并非是你们所认为的关于计划生育或是节育的教育，而是教人读书、写字和算术的普遍教育，尤其是教女性。在二十世纪80年代晚期，科拉拉邦政府在志愿者组织的援助下，坚决努力地开展大范围的扫盲运动。数万名识字的志愿者奔赴乡村，尽力为15万不识字的人扫盲，其中三分之二接受教育者是女性。一小队志愿教师们开始教她们学习最基础的知识。一位志愿队长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就在牛棚里，在空旷的院子里上课。"
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美国宣布科拉拉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地方。这一杰出的成就似乎对人口增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1999年一位印度计划生育专家所说的，"现在如果人们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就会觉得尴尬，觉得难以启齿，而在七八年前，人们一般是生三个孩子，而且我们当时还觉得那么做挺好，但是现在是两个孩子，而在受高等教育的家庭里，大都只要一个孩子了。"
经济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现在都认为，科拉拉邦对女性的教育是一颗魔力弹，把人口增长这个大气球里的空气都吸附走了，那个气球曾稳稳当当地被传承了数千年之久。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节育计划、计划生育甚至是强行绝育都失败了，然而教育却奏效了。让女性学会读报写日记，让她们学会数超过一百的数，做三位数的乘法，怎么就能造成如此大的差别呢？
要思考的是模式
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理解事物的唯一方式是对模式进行思考，而不是对人。无论是理解种族主义突然爆发的原因，女性教育和节育之间的关联，还是理解顽固不化的种族分裂，抑或是一系列其他重要又有趣的社会现象，金融界的也好，政界的也好，时尚界的也罢，都是思考模式，而不是思考人。
老的思维方式认为，社会之所以复杂的原因是因为人是复杂的。许多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未能用诸如物理学或是化学中的可靠理论来理解人类世界的原因。说到底，原子是简单的，而人不是。我想解释为什么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人们有时的确是复杂的，难以理解的，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有开车的人都会有这种令人不快的驾驶经历，在公路上开着开着，突然交通就慢慢地停了下来，看似没有任何缘由。你徐徐地向前开了三十分钟，嘴里还咒骂那些你前面的"白痴"们，并且拉长身子想看看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交通的堵塞。然而，没有交通事故发生，没有车辆抛锚，也没有道路维修。不多久，交通又意想不到地再次畅通了，你又能毫无障碍地顺利通行了。
交通专家称这种现象为"幻影塞车"，这就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基本模式，在交通拥挤的公路上随处可见。驾驶员能很快地对周遭发生的情况做出反映，但是当道路变得越来越拥挤，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时，我们的反映能力就再也无法应付了。任何无意中聚集起来的车辆一般都会自动减速，所以簇拥的车子越来越多，车速也越来越慢，交通堵塞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
在有大游行或是演唱会的时候去公共场所，你会发现某些表象截然不同，但在概念上又极其相似的东西。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人们比肩接踵地在拥挤的人群中挪动步子其实真的和个人意向没多大关系，相反却和模式颇有关联。
随着人们尽量避免和其他人发生摩擦，一个跟着另一个走，另一个人又跟着其他人走，人们开始自动形成一股人流，连贯有序地运动着。紧靠你左边和右边的人朝着你走的方向动，而再走远一点，他们就朝着其他方向走了。人们随着这些人流走动也不无道理，因为朝着其他方向行动要困难得多。任何人流都能凭借这一点很快吸引到更多的人加入其中，使队伍越来越庞大，随之又能吸引到更多人。模式限制了人们的选择，使人们更可能按照巩固模式的方式来行动，加强模式的能量和影响力。
这些例子说明了，在简单的情况下个人意欲与社会结果之间存在一种令人费解的关系。没有人想让交通堵塞，对于每天在全世界都让道路陷入瘫痪的"幻影塞车"，你甚至不能指责是驾驶员的坏行为所导致的。
同样地，人群中没有人想计划人流运动的开始，或是人们运动的方向。模式在骚动和混乱中自发产生，自行积聚着能量。这就像是没有编舞的舞蹈表演。人流像蛇一样迂回前行，去向何方并不能反映人流中每个个体的实际期望，甚至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向。
2004年，被关押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遭受美国士兵虐待和羞辱的伊拉克囚犯的照片公布于世，美国人倍受震惊。人们觉得难以置信，美国军队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全国各个地方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普通孩子，居然会参与鞭打和羞辱那些毫无防备的囚犯，而且快乐之情浮于言表。然而，一种似乎有理的解释并不难发现，和这种解释颇有关联的是坏的模式，而不是坏的人。
三十年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在学校普通学生的身上做实验，把他们关在一个设施像监狱一样的心理学系地下室里，一些人当囚犯，另一些则做狱警。研究者把学生平常的衣服都拿走，发给他们制服，并为他们编号，给狱警发反银太阳镜，并给他们统一取诸如"监狱警官先生"之类的称号。心理学家的目的是扯掉那些学生个性的面具，然后看看在那种情况下事态会如何演变。以下是津巴多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
"对囚犯的敌意、虐待和凌辱一天比一天厉害。不到36小时，第一个囚犯的情绪就崩溃了，他哭喊、尖叫，失去了理性。我们不得不放了他，接着在那之后的每一天，我们又不得不因为出现情绪的极端反映而释放一个人。原本这项实验计划持续两周的时间，但六天之后我就终止了这次实验，因为情况实在失去了控制。我们选择的那些孩子原先都是健康的正常人，后来都崩溃了。那些原本是和平主义者的孩子后来却做出虐待人的行为，从施暴、行恶和惩罚囚犯中得到快乐。"
最近津巴多指出，在阿布格莱布发生的事情遵循了同样的模式，这种模式和个人所处情境的关系，要比它和个人的关系大得多。在公布的许多照片中，狱警并没有穿着他们统一的制服，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他们是匿名的，他们做为狱警的人格被"分解"了。他们为囚犯贴上了如"被拘留者"或是"恐怖分子"这样的兽性标签，与别人相比，那些囚犯是低人一等，一文不值的，而且他们误读了自己对囚犯的职责与监督权力。
虽然这也许不是所有虐待发生的原因，但是这无疑为虐待建立了一定的条件，使虐待的行为得以深根发芽，自然生长。虐待囚犯的狱警越多，他们就越不把囚犯当人看待，越觉得他们就是应该被虐待。
现在再来思考一下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或再想一想仅仅靠教育就让科拉拉邦人口增长得到控制的方法。思考模式，而不只是思考人的话，你会发现这类事件，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事件，就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令人费解了。
正如我们在之后要详细探讨的，种族仇恨和种族猜忌会自我生长。的确如此，从表面来看，在原始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类合作的基本逻辑有时候甚至会导致，人们仅仅根据表象（如文化、宗教或在其他方面）的不同，盲目地猜忌和怀疑别人，从而为一个群体巩固自身的凝聚力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无论这种凝聚力从外表来看有多邪恶，破坏性有多大。
正如我们所见，简单的数理分析表明种族中心主义本身就有一股自我驱使的力量，让许多人都难以抵抗。或者再想一想科拉拉的教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的国家随着女性接受教育后，出生率也逐渐下降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因为教育得以使女性在家庭以外寻求其他的兴趣，比如在工作方面或是在其他地方。但是在科拉拉这一事例中，奇怪的地方就在于这种转变是突然发生的。
理解这种现象的奥秘也许就在于理解一种能够自我加强、自行巩固的模式。没有人是孤立地生存着的，没有人的行为能不受到别人的影响。当其余每个人都接受了教育之后，当生活变得要依靠教育的时候，那么之前放弃教育还算是个能够理解的决定的话，现在显然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教育本身得以自我持续，并不是因为作为个体的人们有所改变，也不是因为人们的心理，而是因为群体模式的逻辑及巩固这种模式的因素。
我想，所有人对这样的事都有一种直觉，作为个体的我们，所做的行为如何融入周遭的世界，制造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并反过来影响我们，把我们推向另一个方向，造成了好的或坏的社会结果。我们被拽入社会的洪流中，与此同时，这股洪流的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诱惑力。
我们协助制造了潮流、青年运动，一窝蜂的疯狂，宗教仪式，爱国主义热情，或是股票市场的恐慌，可之前我们毫无这样的意图。看来，当我们跟从隐藏的社会潮流的力量时，通常很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它们却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倾向于把一件事和某些想法联系在一起，而不会想到别的，抑或对我们认为是流行的或是被社会认可的东西造成了影响。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看待这一切，首先我们要对物理学进行仔细的剖析。
社会原子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物理学家做的许多事，包括至今仍在做的事，都是为了弄明白很多原子在相互作用时会发生什么。根据原子的种类，尤其是它们组合的方式和相互混合的模式，人们会得到不同的物质，如液体、固体、能导电的金属、不能导电的橡胶，或是半导体、超导体、液晶和磁体等等。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部分的性质通常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组织，它们组合起来的模式和形式。在原子和分子层面的确没错，说到高于这个层面的东西亦是如此。尽管我们通常都忽视了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东西的确是起因于模式与组织。
如果走在离北极600英里（相当于965千米）远的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ergen）（属斯瓦尔巴特群岛（Svalbard）的一部分）冰冻的苔原上，你会看到某些看似是古代人类活动的迹象。那里的土壤中嵌有许多石子，在有些地方，石子被小心翼翼地堆成圆形，形状不偏不倚，非常精准，直径大约有6英尺长（相当于1.8米）（见图2）。这种完美的几何图形看似是用细心和耐心制造出来的，但是出自谁之手，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科学家现在知道，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目的，如果说大自然存在某种神秘的活动，那么这种现象就是由模式在大自然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正如地球物理学家布拉德·沃纳（Brad Werner）和马克·凯斯勒（Mark Kessler）在几年前证明的那样，主要的驱动力只不过是冰冻和融化的相互循环机制而已。
原理是这样的。我们假设一开始没有环状石堆，土壤和石头的混合程度也并非绝对统一，只是很偶然的，某些地方的石子多一些，而其他地方的土壤多一些。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在这种地方经常这样），由于土壤含有更多的水分，因此石子比较多的地方比石子少的地方要冰冻得稍快一些。同理可得，土壤较多的地方冰冻得要稍慢一些。冰冻程度的细微失衡就造成了地球物理学家所谓的"冻胀"，正是这一股扩张力将土壤往多土的区域推动，将石子往多石地方推动。自然而然地，就彷佛是被魔力驱使一样，一个自然的分类过程把土壤从石子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推向不同的地方。因此，起初土壤和石子任意的变化模式被加强了，出现了土壤占多数的区域和石子占多数的其他区域。
这只是原理的一部分--紧接着还有其他事发生。随着石子聚集起来，石堆也越来越高，但是堆得太高的石堆变得不牢固，一些崩塌的石子往下滚，使石堆延伸成逐渐变长的石脊。有时，这些石脊一直延伸，抹完整个石堆，有时，石脊的末端最终又碰到了一起，形成方形或是三角形，接着又演变为圆形，就像（由马克·凯斯勒摄于斯匹次卑尔根岛的）图2所显示的那样。自我组合基本过程的电脑模拟显示，这种扩张力完美地解释了实际模式的规模和布局，其中根本不需要人类的"智慧"或人类活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无数多的结构中，几乎都发现了类似的发挥作用的"自我组织"，如使老虎背上或蝴蝶翼上生出条纹的生化原理、大海里的波浪、沙漠中的沙丘，抑或是飓风硕大的气旋模式。这些自我组织的本质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模式，如一圈石子或是水晶中原子的精准分布，生成的方式与局部的具体性质没多大关系，甚或毫无关系。任何对斯匹次卑尔根岛的土壤和石子的研究，都无法解释那些完美无缺的圆形，就像任何对空气分子的研究都无法帮助人们弄明白什么是飓风一样。
要解释清楚这一切，就需要我们从模式、组织和形式的层面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不是思考原子，或是任何一种用显微镜才看得出来的部分。
那么人呢？显然，或者说应该很明显的是，我们很可能也遵循着同样的群体组织的演变过程。托马斯·谢林对种族分裂的解释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如果我们把人看作"原子"，或是把构成群体世界的基本组成看成是"社会原子"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预测，大规模的模式形成，所组成的团体与个体本身的特征无多大关系。
也许社区、政府机构、市场和社会阶级会成为某种像石脊一样的构造--我们遵循着至今仍未知的社会法则，没有人要求我们这么做，而我们却不可避免地进行着自我组织。社会学家认为，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有凝聚力，因此它们能更好地组织起来，迎接挑战。管理理论家坚信，有些企业的适应能力比其他企业的更强，更有弹性，这一点虽然与更好的员工有关，但是与"组织"的关系反而更大。
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一贯喜欢借用市场自我组织的魔力、亚当斯密无形的手，或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瑞奇·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所谓的"自发性秩序"，这是一种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人们需要的东西得以生产出来，并摆满超市的货架，其中没有任何从上而下的控制或是中央计划。
尽管人们比原子或石子要复杂许多，但是社会科学的主要工程看上去的确很像物理学，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清楚这一点。首先，你必须明白社会原子的特征，然后了解许多这样的原子在制造群体模式和结果的过程中，互相接触后会发生什么。令人鼓舞的是，这正是一些最令人兴奋的科学工作开始在做的事情。
反馈机制
自我组织的本质就是过程A导致过程B，接着B再导致更多的A，A又诱发更多的B，如此不断循环下去，形成一个螺旋形的反馈机制。股票价格的下降致使人们抛售股票，因此又导致股票的价格降得更低。一个人暴动会吸引其他人加入其中。公园里一条若有若无的踪迹诱使有些人走了上去，留在草地上的脚印使那条踪迹更加明显，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走上去。通常来说，反馈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只有当你考虑到系统中各种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时，你才能发现其中的反馈机制，而不能狭隘得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局部上。
若干年前，德国物理学家德克·赫尔宾（Dirk Helbing）受到谢林思考方式的启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探索"人流"--人们聚集在一起并跟着他人穿过人群的方式--是如何自发形成的。一般来说，步行着的人们在不撞到别人的同时，试着往他们想要去的方向走。但是赫尔宾却发现，这一明显的事实，其结果却并不明显。他用电脑模拟几百人的行动，"人们"沿着一个宽阔的走廊或是人行道朝互相相反的方向（比如左和右）走动。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些人会因为避免与他人碰撞，稍微地转变方向，朝另一个方向走。这一模拟实验显示，这一简单的个人行为，结果却很快形成了一条经过自我组织的连贯"人流"。这是为什么呢？
秘密在于，当人们为了避免碰撞改变了方向后，只要发现有人的移动方向和他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就不会再往另一个方向走。这样就使相似运动的人们走到一起了。自然而然地，"人流"的队伍--即便是瞬间形成或偶然形成的"人流"--通常都会随着其他人的加入而逐渐壮大，"人流"是人们群体移动的自然结果，是自行组成的结构，没有谁有这样的意图，就像是斯匹次卑尔根岛上的圆形石堆一样。
当然，自我组织并非总是有益的。在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的交通管理部门通常都在高峰时段安排几辆公共汽车跑同一条路线，以此来应对拥挤的交通。但是后来他们开始收到乘客的抱怨，说有时一辆公交车要等上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然而有时三辆公交车又在同一时刻全来了。对于公众来说，这显然是由于公车司机的糊涂，或者某些积极的管理政策太反复无常。
好在城市相关管理部门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真正源头，也很快找到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在同一条线路上安排三辆或者更多辆公交车的话，尽管隔开相等的时间发车，但相互之间的距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跟在后面发车的公交车，一般来说，上车的乘客平均会少一些，因为前面那辆车已经接走了一些人。所以第二辆车停站的时间就比第一辆车少。因此，第二辆不可避免地赶上了第一辆，第三辆又赶上了第二辆--最终经过自我组织后，三辆车就排成了一列。
不过，这样的理解也给我们暗示了一种解决的方案。交通管理部门承认，最终的问题在于安排在同一路线上的公交车不允许互相超车。这就意味着，那些后发车的公交车，永远都不能超过前一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关部门指导司机遵循新的规则：如果他们看到前面有另一辆跑同一路线的公交车停站了，哪怕那辆车不可能把所有等车的人都接走，他们也可以直接超过前一辆车，继续往下开。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公交车的自然扎堆规律，使交通变得更有效率（虽然我确信等车的人看见空空如也的公交车飞驰而过，肯定会感到不满）。
还有一个事例，也是由赫尔宾及他的同事探究的，研究结果表明，理解群体的自我组织后，对群体行为的管理也变得不同了。赫尔宾把他们的模型用在行人身上，考察人们在慌乱的情况下--比如试图从烟雾呛人的剧院里逃生时--会做出怎样的行为。这个模拟一方面证实了我们在童年时候都学过的知识，也就是别慌乱逃跑，因为冲向出口的人群堆积起来，造成了交通堵塞，而人们行动得稍微慢点的话，就能避免堵塞逃出去。正如赫尔宾所认为的那样，"越慢则越快，欲速则不达"。
但是现在更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发生了。一个房间肯定会有一些桌子，那么桌子的大小和摆放的位置会怎样影响到人群的逃生呢？显然，障碍物肯定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然而，和我们的直觉相反的是，这些桌子有时候也会对情况有利。尤其是把一张桌子摆放在距离出口前几十公分的地方，这样可以帮助调整人群，让逃生的人们更有秩序。那张桌子改变了自我组织的模式，使每个人能更快地逃出去。
了解自我组织的模式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为了人类的利益该如何管理自我组织应该是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我想大多数人也都认为社会学家在开展工作时，用的就是这样的研究方法。然而，让人意外又让人非常不解的是，直到最近，谢林、赫尔宾及其他一些先锋才脱颖而出（对照传统而言），实际上，很少有社会研究者会按照这一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
一门独特的科学
也许你会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把时间花在了研究基本的社会现象上，譬如社会各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虽然一个群体或商业公司的成员来来往往，但它们的"文化"仍能延续下去的方法。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社会学家会观察人类行为的基本特点--我们有模仿他人并和周围人合群的倾向性，或是我们对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快速的适应能力。群体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由人们的行为造成的，所以要解释群体社会，就应该观察群体社会中的人，观察他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但其实，许多社会学家并不是真的按照这一方法来研究社会的。许多研究者会通过调查来寻找事物之间的"关联"--比如贫穷与犯罪率、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等等。找到了一种联系，他们就说一件事解释了另一件事。为什么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犯罪率会那么高？很简单，那是因为市中心区域的穷人多，于是这两件事就被放到一起说。这本身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一种关联的存在，或联系两种事物的模式的存在，的确能暗示发生了某些有趣的事。
但是，疑问也至此不前了，研究者们不再深入探究人们的行动是如何导致这一模式的，不再仔细考察根本的因果机制。贫穷是怎样改变个人行为的呢？为什么贫穷会导致犯罪呢？这类问题没有被深入地挖掘，彷佛社会学只是应用统计的一个分支一样。
经济学家在做社会学研究时有另一种方法（如今也是最权威的方法）。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事物的起因、人与人的动机，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导致社会结果的。但是，除此以外，这些研究工作还有一个特质。一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二十世纪50年代的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争辩说，理论家不该为了要尽力描述个人行为的真实"图象"而烦恼不已。相反，在构建那些能让他们做出"预言"的理论时，应该寻找那些便于找到的"图象"。例如，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人是完全理性的生物；在做决定的时候不可能犯任何错误；在追求自我利益时极度地贪婪。这种假设的方法与另一种假设（即一个群体的特质正好反映了组成这一群体的典型个体的特征）一样，至今仍然使理论家深受其害。
正如我在之后的章节中将更深入探讨的，经济学理论家通常都假设说，一个人的行为从来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行为，这种假设的方法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数理分析变得更简单，而不是为了寻求精确性和真实性。
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似乎已经举起了永远战败的白旗，忙于为过去的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改头换面。现在对于霍布斯（Hobbes）、韦伯（Webber）、涂尔干（Durkheim）或亚当斯密（Smith）无休无止的争论都集中在他们真实想说的是什么，而不是他们说过些什么，别人认为他们说了些什么。面对着现实世界的凌乱细节，那些社会学家更倾向用一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无拘无束地用抽象的理论做依据，完全不顾用现实来检验理论的必要。于是，他们似乎最终走到了一个极度愚蠢的边缘。
在这一点上，影响力反常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流派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由客观物体组成的真实世界，我们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物体的性质。相反，真理是完全武断的，是由社会默许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另一个普遍的论断是，由于我们的思维与交流和语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本"，于是社会理论变得或多或少和文学批评等同起来。任何人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固定的或真实的意义，意义仅仅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时，将其等同于"理性的崩溃"，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诱惑性，而且随意地构建理论，这本质上是让理论创始人摆脱了一种按照逻辑思考的责任。
在我看来，社会学似乎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怪异的境地。不过我认为很幸运的是，这几类社会科学正在迅速成为历史的遗物，原因有两点：第一，几十年以来，心理学界涌现了大量杰出的实验性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许许多多的人类行为并不像我们之前被误导而认为得那么复杂，让人难以摸索。如果你愿意相信，"社会原子"通常都遵循着非常简单的规律；第二，科学家们现在明白了，使群体世界变得复杂的并非是个人的复杂性，而是人们走到一起并制造模式的方式，通常这些方式都是出人意料的。
在求证模式比人更重要的想法时，我们试图清清楚楚地解释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的逻辑，看看思维模式是如何自我发展，在没有人事先意图的情况下，集合力量又瓦解力量的。我们还将考察那些令人好奇又几乎是机械性的谣言、潮流以及一窝蜂的狂热，看看它们是如何运转的，并了解我们的群体行为遵循着准确性惊人的数学模式。我们将考察在前南斯拉夫、卢旺达所发生的事，并勾勒出种族中心主义背后隐藏着的逻辑，回到不断演变的历史深处，看看一个群体和另一群体之间永无止尽的战争怎么会在非洲大草原上重新上演，并给我们最根本的社会习性--尤其是我们相互合作或帮助陌生人的能力--刻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把人看作"社会物质"的原子如何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许多种模式会在人类社会重复地发生。譬如，社会阶级的存在模式，财富无情地流动到少数人手中的模式等。如今，研究者越来越发现，理解人类社会就好比理解物理学概念的原子是如何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我们知道的所有物质一样（有些物质是粘性的，有些是光滑的，有些能导电，有些不能导电）。钻石发光并不是因为构成钻石的原子是发光的，而是因为那些原子组成了一种特殊的模式。通常来说，部分不是最重要的，而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这本书有关财富、权力、政治、阶级仇恨和种族分裂，同时也有关风尚、潮流和暴动，解释了为什么群体内会自发产生善与信任，解释了笼罩整个金融市场的沮丧和浮躁的情绪从何而来。总的来说，这本书有关于社会意外--那些不知从哪而来却又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事件和变动--并解释了为什么在察觉这些意外发生的原因时，我们会感到如此无能。
第二章
"人"的问题
政治是无论如何总要发生的。
--汉斯·马格纳斯·安森博格（Hans Magnus Enzenberger）
1984年，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手头上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开展，而复兴纽约著名的时代广场是他最大的职责所在。当时的时代广场犹如一个人间地狱，破旧不堪，乌烟瘴气，那里的人也肮脏堕落。斯特恩是纽约当地人，也是负责改善城区好几个地方的纽约州立机构--城市开发公司的领导，他对另一个年代的时代广场有一段儿时温暖的记忆。
他回忆说："在五十年代早期，时代广场曾是我儿时的快乐。星期六的时候，我父亲会带我从哈莱姆区一路坐公共汽车到那去看电影，一般都是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或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这样的牛仔影片。然后，我们会到内迪克（Nedick's）吃点东西，吃完东西就到处闲逛，看看那些巨大的招牌。"
但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我晚上去时代广场，州警官在我身旁，那里让我感到又恶心有害怕。我们匆匆穿过那些满是娼妓的小旅馆、按摩房、脏兮兮的下等菜馆，还有色情书店、放映X级片的录像厅、窥视秀场，和各种吸毒的人，毒贩、嫖客、妓女、皮条，什么都有--整个一幅大城市下层社会的图景。"
经过三十年慢慢的腐蚀，这一带把几乎所有"合法"的行当都赶了出去，转而变成了一个犯罪的磁体。单单在1984年一年里，在位于第七和第八大道之间的第四十二大街沿路的一个街区，就有超过2000起犯罪记录在案，这个地方也被称做这个城市"最糟糕的街区"，2000多起犯罪中，超过五分之一是暴力强奸和谋杀案件。曾经是城市形象标志的时代广场，现在却标志着文明与无法纪的边界。
然而，斯特恩和他的团队计划要改变所有的一切。他们想象中的第四十二大街的恢复方案目标投入26个亿，并通过战略性工作来复兴时代广场昔日的光辉形象。他们将建立新的办公大厦、旅馆以及一个覆盖几个街区的大型电脑及服装批发市场。他们还将恢复历史上的旧剧院，尤其是著名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并且使肮脏的第四十二大街地铁站焕然一新。这是一个大项目，可惜还没开始实施就夭折了。
在1984年11月，纽约市评估委员会最终通过这项方案之后，政治争论稀释了一些最大胆的想法。接着在1987年的十月，股市崩盘，仅仅在一天之内巨幅下跌22个百分点。金融市场的打击蔓延到商业地产市场，接着像滚雪球般，席卷律师事务所、广告商和银行--这个项目最大的预期租借方。斯特恩回忆说："我们之前计划好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有结果的。"
所以，斯特恩喜爱的时代广场不得不落入社会的冷漠势力--毒贩、皮条，绝望者、瘾君子和暴力者手中。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时代广场突然自行恢复了生命的活力。
1990年，娱乐巨头Viacom签了一份租约，租下了Astor酒店的旧址，位于百老汇大道（Broadway Avenue）1515号。两年后，国际出版商贝塔斯曼和投行摩根斯坦利也在百老汇大道上购置楼房。接着在1993年，华特迪斯尼公司也和市政府达成一致，更新新阿姆斯特丹剧院。迪斯尼公司一参与进来，投资兴趣就如冲天火箭般迅速升高。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奢华酒店和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杜莎夫人蜡像馆也在纽约开了分馆。过去的性服务店和脱衣舞夜总会都消失不见了，犯罪率也降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到了90年代后期，时代广场脱胎换骨，变得更美好了，乌烟瘴气的下流社会景象奇迹般地被玻璃大厦和闪耀的钢铁取代了。
怎么会这样呢？斯特恩承认，时代广场的成功转变与纽约市的建设政策其实没什么关系。他说："这和政府打击犯罪，镇压性服务行业，降低税收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尽管只是有选择性地实施这些政策，但最终让市场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把那一块区域又带回正轨上了。"警察采取"零容忍"态度，开始逮捕轻罪案犯，市政府也通过了抵制色情行业的法令。斯特恩表示这些举措直接导致了时代广场那一带的复兴，同时也教会我们"政府在开展经济发展工作的时候，有正确的方法，也有错误的方法"。
斯特恩的解释似乎言之有理。他亲眼看着时代广场开始转变，而且很可能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把复兴工作做好。然而，我们怎么知道他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甚至有没有可能知道时代广场复兴背后的"真相"呢？也许这个问题看上去问得很多余，因为事情发生的背后一定会有"真相"。但是如果真的存在"真相"，那么要发现"真相"则绝非轻而易举。因为，我们对人类世界发生的事有一套解释方法，而科学对非人类世界所发生的现象又有另一套解释方法（通常是寻找模式与自然法则），这两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就是难点所在。
科学的配方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几年里都只有一小部分的鼻子，大部分鼻子在1566年被丹麦贵族曼德鲁·帕茨博（Manderup Partsberg）用锐利的刀子砍掉了，事件的起因是他们为了争论谁的数学技能更强。十九岁的时候，布拉赫的鼻梁接了一块金银合金片，直到1601年他去世之前，这块合金片都让他的鼻子看上去没什么异样。
据说他的死亡是在一场重要的晚宴上，由于为了顾全礼节而憋尿憋得太久致死的，葡萄酒不停下肚，但布拉赫又不能离开餐桌。晚宴结束后，根据一部1654年的传记中写道的，"剧烈的疼痛随之而来，他整整五天不能入眠。之后，他排出了少量的尿液，睡得极不踏实"。十天后，布拉赫就去世了。
除了悲剧的一面，布拉赫的一生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怪僻。布拉赫的城堡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汶岛（Hven）上，在那他养的宠物是一头会喝啤酒的驼鹿，这头驼鹿整天跟在主人的屁股后面，主人走到哪，它就跟到哪。然而，布拉赫的生活可一点都不像许多富人那样好逸恶劳。他对科学研究的坚持不懈，树立了一种典范，告诉人们好科学是如何研究的。几十年来，布拉赫日日夜夜都在一个小小的天文观测台里，用他自己手工制作的仪器，记录火星的位置，有时候从地平仪上看出去，火星只是一个微小的略带红色的亮孔。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显微镜的时候--天文学家对星球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多少概念。他们只知道火星在天空中的运动绝对不简单。根据每天同一时刻的记录，火星的位置逐渐从西向东漂移，然而，大概每隔两年，这颗星球的运行轨道有一个短时间的转移，运行速度也慢了下来，会稍微向后运动，或者绕个圈移动（见图3a），之后火星才明显找回感觉继续它的常规运动。
在布拉赫那个时代，没人能够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然而1601年布拉赫去世后，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对布拉赫记录在笔记本上的数字进行研究。八年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逻辑。开普勒发现，布拉赫笔记本上那些反映火星疯狂徘徊的奇怪数字，其实并非那么怪异。开普勒的数学计算显示，火星和地球都围绕着太阳，在两条简单的椭圆形轨道上运动，而地球则运行在靠近太阳的内侧轨道上。大部分时间，地球不是非常靠近火星的时候，从地球上观察到的火星就是从西向东移动（在图3b中此时地球从位置1向位置3移动）。但是由于地球在轨道上运行的速度比火星快，于是地球又赶上了火星，每隔两年就与火星擦肩而过。当我们经过火星身边的那几个月，火星看上去反而从东向西运动了（在图3b中此时地球从位置4向位置5移动）。开普勒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理解力来观察天空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模式。后来，开普勒的发现启发了牛顿（Isaac Newton），使牛顿为这一明显的规则找到了一个精确的解释--地心引力和行星运动的数学公式。
布拉赫、开普勒和牛顿三人一起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研究的诀窍--收集数据、明确模式，然后找到一种机制去解释它们。模式显示了规律，告诉我们为什么看似复杂的事物其实并非如此。那些模式背后的自然法则通常都会让我们做出大胆预测。理解了流体动力学的模式之后，现在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就可以用电脑来模拟航行，并对模拟的结果信心十足。
像波音这样的飞机制造商甚至再也不需要试飞他们的产品。正如几年前一位波音执行官告诉我的，他们只有为了让公众放心才会做飞行试验，因为公众很难相信科学能有这么大的能耐。量子论和相对论得以使物理学家做出准确率惊人的预测。现代对于电子磁感应强度也就是磁矩的预测，精确度相当于劈开人的一根头发，或是十多公里开外射中一枚针头。
通常而言，科学法则看上去就像配方，给你成分A和成分B，你就能肯定结果是C。氢和氧混合，经过反映之后产生水。一旦你明白了这种法则，你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加以运用。牛顿的法则解释了火星的运行，解释了一颗通信卫星或一颗彗星的运行轨迹就好比是一个棒球在飞往本垒时做的曲线运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时代广场，如果把时代广场的复兴背后的"真相"称为"城市复兴法则"的话，那么显然，用相似的理解方法来解释发生的事就很容易了。或许有一种解释是，90年代早期，政府明智地把条件A和条件B放到一起，然后--根据斯特恩的"城市复兴法则"--结果就是可预计的C：钢筋水泥的高楼、滚滚的财富和明亮的光线。然而，当时没有人能预测这一点。
我们再考虑一下，除了斯特恩的解释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解释。也许，时代广场的复兴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些主要投资者机缘巧合地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来到了时代广场，接着他们的投资活动吸引了其他人。或许也有人会说时代广场历来沉沉浮浮，兴衰轮回，突然复兴也没什么稀奇。再或许，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循环机制，钟摆摆向一方--物业降价--是钟摆败向另一个方向的开始。
根据你个人的经历和智慧，上述解释中或许会有你喜欢的。也有可能你会选择一种我没有提到过的解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假设的解释都缺乏信服力，因为它们都是事后的解释。没有人预计到时代广场的复兴，同样地，也没有让人信服的理论来预计犯罪率的变化、群体狂热的爆发以及政府意料之外的命运。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下个月甚至明天的股市会发生什么，尽管许多人依靠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预测而活得心安理得。
正如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写道的："科学思维的目的是为了在个性中发现共性，在瞬间中发现永恒。"不幸的是，在人类社会中，发现模式，尤其发现人类事件背后的自然法则，就算不是毫无可能，怎么说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解释常常只停留在无休止的争论和似是而非的叙事上，比如时代广场的例子就是这样。或许有人会说人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科学，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联系在一起讲故事。我们讲故事是因为我们喜欢故事，细节详尽、充满戏剧性和意料之外的曲折离奇，此外，也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对人类社会科学法则的理解。
不管怎样，人还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说大自然遵循着某种贯穿于自然法则的模式，我们人类难道就不该是这样的吗？一百五十年前，一个名叫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非理性的科学兴盛
十九世纪中叶，当时20岁的巴克尔（Buckle）--英国海运富商的儿子--是欧洲最好的国际象棋玩家。玩腻了国际象棋后，巴克尔突然放弃了象棋，转而开始专注于世界历史，开始着手写作一本真正研究人类科学的书。也许没有人曾有过如此大的信心，觉得发现人类真正的科学是一件可能的事。
显然，巴克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继开普勒和牛顿之后，科学家们展开了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许多实践性的成果--蒸气机和工业革命。科学的发展看似势不可挡。的确，巴克尔也说科学没有逆转轮，正在不间断不可逆地发展下去。过去原先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最终都得到了解释，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一点能持续下去：
"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证明是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里却被认定为是无规律可循，无法预测的。所以不断进步的文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发让我们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类事还没有简化成某种规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宣告说它们无法被简化成某种秩序，而应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去发现这些秩序，并且承认，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合理的解释。"
巴克尔指出，在物理学中，那些之前看似"最无规律，最反复无常"的现象后来证明是遵循了普遍的法则。他坚持道："如果人类事件遭遇了类似的境遇，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相似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之前之所以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理解，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明显不如"诸如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作为后辈的巴克尔，他的成就远不及自己的宏图大志。在他的著作《英格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两个章节中，他强调说不同国家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对于本国的发展、财富和人民的智力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他还下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结论，说欧洲人从天性上来说要比非欧洲人高出一等--欧洲人的体格更好地为征服大自然做好了准备，而非欧洲人则准备好了被大自然征服。巴克尔一定是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或自他那个时代起，没有人能证明这样的"法则"。
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如今被人们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巴克尔的热情遥相呼应。他强调说："人类社会的事件一定遵循着科学法则，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这种法则，那么精神上的邪恶就可以清除干净了。"孔德确信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发展三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用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解释世界；在后来的"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开始能模模糊糊地搞懂一些原因。而孔德相信，文明最终会进入"积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会看到控制世界真正的科学法则。在物理学取得巨大成就的牛顿，以及其他天才或其他一连串的天才将很快为人类的科学做出贡献--树立一座永久的科学大厦，能取代所有以往哲学上的华而不实。
空洞的哲学没有成为现实，这是不用说的事实。从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再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有这些智者都努力说服人们在人类社会能找到"法则般"的模式，可最后那些努力都是徒劳无果的。近代，探索人类真正科学的梦想转向了经济学理论。在之后的一章中，我将更仔细地探讨经济学理论，并指出其缺陷，在这里先指出这一点：虽然我们的图书馆被无数用深奥的数学术语写出的"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压得喘不过气，但要真正理解物理学、化学抑或生物学教科书中的高深莫测，我们仍然缺乏这种能力。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耐做出精准的预测。
举例来说，几年前，经济咨询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对包括财政部，国家研究院和伦敦商学院在内的，超过30多个英国顶级经济预测组织的预测结果做出评估，得出的结论如下：
"有个古老的笑话是说，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对未来经济的见解。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同一时期，经济预测者说的或多或少都是同一件事，意见的一致性让人吃惊。预测的差异，相对于预言和事实之间的差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他们说的几乎总是错误的，大家所达成共识的预言，却没能预计到过去七年来任何一项经济上最重要的发展--80年代消费支出高峰的影响力和回弹力，9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度，抑或是1991年持续大幅度的通货紧缩。"
研究者对于经济发展的法则、犯罪的规律或文化是发展模式等，提出的想法数也数不清，然而没有一种想法像物理学的法则那样经得起仔细的审查。人类社会的科学仍然还在等待它的开普勒和牛顿。但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让人的科学变得那么难，比其他科学都难得多呢？也许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某些本质上完全不同又独一无二东西，使得发现群体社会的"法则"变得不可能。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也表示，出于某种原因，人类社会的"法则"实在是太过复杂了。
事件与争议
首先，要说明一个事实：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会不经意地发生一些小插曲，使得诸如灾难、战争、竞选这样的重大事件，根本毫无缘由地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方向。这一点虽然令人气恼，但也实在不可避免。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哈雷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对于这类问题有个著名的叫法--"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罗马历史上，凯撒大帝死后，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迷恋上了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为了取悦埃及女王，安东尼率领船队英勇参战，最终却在希腊的亚克兴角(Actium)一役中，败在了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的手下。引起那场战争的原因，以及导致战争后果的原因，所有合理的解释都与克莉奥帕特拉的美貌脱不了关系。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有一回提到一件同样让人恼火又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偶然"事件：1920年，希腊皇帝被一只宠物猴咬了一口后死了。随后，发生了一连串后续事件，使得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兵戎相见。丘吉尔评论道："100万人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被这只猴子一口咬死了。"
如果说连最小的细节都能不断地侵入一系列较大的人类事件，加速事态的发展，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对任何事都能了如指掌呢？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时代广场的复兴？如果迪斯尼没有参与投资，或许其他人也只会置身事外。所以说，可能是唯一一个CEO--迪斯尼的迈克尔·埃斯纳（Michael Eisner）--的高瞻远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很有可能，他的决定来源于某个财政顾问的只言片语，抑或是因为在报纸上发现了某些信息。倘若1987年10月苏联卢布没有崩溃的话，很有可能股市就不会崩盘，斯特恩的复兴计划也能得以落实。如果这些计划没能产生希望的结果，那么今天的时代广场或许仍然是1984年落魄的样子。所以，要解释时代广场的复兴，就要追溯到苏联的财政状况。
科学的法则暗示了，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某种模式都能加以解释，并教会我们事物运作的方式。但如果微小的细节什么事都能破坏，并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些法则是否存在实在令人怀疑。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这样的问题表明，一连串的人类事件真的就像某人说过的那样，"一桩接着一桩，该死的没完没了"。
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像时代广场复兴这样的事件，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十个人会按照各自不同的观点找到十种事件的起因。市政官员在讲述复兴始末的时候，会挑选一些事情作为重点讲，但是这些事件在某个住在那一带的当铺老板、警察，或是某个诗人看来，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导致事件结果的因素无穷无尽，也没有人能很有把握地说，什么因素是真正重要的，什么因素不重要。
问题就在于事实太多，要做个实验找出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不重要又实在太困难，所以面对我们的就是各种互相抵触的解释，这样根本不能解决争议。打开任何日报的社论版面，可怕的结果随处可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时事评论员努力挖掘各自需要的事实，用反唇相讥的方式来解释同样的事件。
在哲学领域，哲学家自称能解释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这一点，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很久以前主张说，有太多的哲学家都是先决定要相信什么，之后才开始搜寻理由。我们对人类事件的描述存在一个"客观性"的问题，所有人都赞同事件的一种描述。
另外，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在卡尔看来，是历来特别突出的问题。世界的细节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们挑选细节，并把细节串成线索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思考历史，就不得不在细节中做选择，但是这一过程会带来偏见。正如卡尔所说的，对历史事件做怎样的记录，正反映了书写那段历史的人的选择倾向：
"当我阅读现代版的中世纪历史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都非常关心宗教，我就纳闷我们现代人怎么会知道呢，那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中世纪历史，几乎都经过了几代编年史家的筛选，而那些编年史家曾经都是宗教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们认为宗教是极其重要的，记录了与宗教相关的所有事情，其他的就轻描淡写了。"
每个写新闻的人和每个读新闻的人都知道，叙事者的好恶、兴趣以及性格特点都能影响他或她讲的故事。一些当代的"后现代派"理论家甚至把这种想法推到了极致，认为根本不可能辨别出一个"最正确"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和其他故事一样合理。事实上，根本没有"真相"可供我们描述。
然而，之前对于人类科学落后的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比如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都不得不处理诸多类似的问题，而他们却做得很好。生物学家已经学会处理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的问题--或者说是"偶然性"的问题，这些偶然时不时地影响着整个生物世界。进化的精髓在于偶然性。从遗传学角度来看，每一代人中都存在那些由于基因的突变和重组演化而来的新个体。因此，每一个生物在细节中都带有很久以前偶然的痕迹，无论是肉眼能看见的外表，还是肉眼看不见的内在分子。
不过，生物学家已经理解了整个过程，偶然变化加上自然选择再加上时间的累积，产生有秩序的形态，比如许多生物体中表现出的基本躯干计划（basic body plan），偶然性并不妨碍预测的准确性。此外，生物学家还解决了客观性的问题。所有人都认为恐龙是在大约6500万年前灭绝的，许多因素都可能发挥了作用--温度的变化、大气层中氧气的含量和缩小的食物供应链等等。
研究人员无法回到过去做实验验证，但他们还是能够把种种迹象拼凑成证据，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一颗小行星撞击墨西哥湾，这也是恐龙灭绝最可能的原因。这一解释或许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算这个解释错了，也会有一个证据更充足、理由更好的解释加以取代。
所以说，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理解人类社会会如此困难，原因不是导致"偶然性"的意外事故，也不是因为不可能做实验验证。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
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
人们通常还会用最后一个论点--人，来说明用物理学研究人类科学是不可能的。作为人类，我们是复杂多变的--有时深思熟虑，有时感情用事，有时慷慨大度，有时居心不良，有时又冲动武断，喜欢妄想，容易犯错。任何关于人类性格和行为的理论，顶多不过是对现实情况粗略的勾勒，就像中世纪粗野的世界地图，充满了幻想、未知和混乱。所以难怪你在十个人的餐桌上、五十个人的办公室里，抑或是千万人的国家里，找到的不过只是呼啦圈和豆宝宝（译者注：90年代后期风靡美国的绒制玩偶），还有像流行病般蔓延的自杀风潮，和无休无止又荒谬可笑的政治诡计；腐败、阴谋、仇恨和战争随处可见。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生物中，人类是最复杂的一个物种。
然而更糟糕的是，由于每个人的基因不同，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所以每个个体之间又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人类科学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接近无限复杂的个体，而是许多个这样的个体，并且每一个个体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副本。奥地利伟大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包利（Wolfgang Pauli）承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比物理学复杂得多。
包利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假定每个电子都是一样的，而社会学家则无法享受这一方便。"如果每个氢原子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并且这些历史给它们的行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那么物理学又该何去何从呢？如果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原子的情绪和思想方才能解释其行为，那么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但是可以很放心地说，物理学基本不可能那么先进。也许物理学和化学可以说是"艰难的科学"，然而由于人类的复杂性和个体的差异性，人类科学和"硬科学"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还牵涉到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如果说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感觉不是一种错觉，人们真的可以随心所愿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要在人类世界找到确实的法则看来是不可能了，因此也没有了预测的必要。
十九世纪，费奥多·陀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坚持认为，就算真能成功找到人类世界的法则，并以此建构出一个完美的世界，生性倔强的人类还是会反抗这种法则。人是"不知好歹的两足生物"，就算他的生活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他也会出于发泄而大搞破坏。人总是会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无法预测的事情，甚至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人类世界的不确定性。
人类的倔强是一回事，但自由意志也用一种更明显的方式在从中捣鬼，妨碍着预测。四十五年前，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由于自由意志赋予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得以去做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去创造、去发明、去学习--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排除一切对人类未来世界的预测。
人类知识的增长显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比如原子弹、电话机和英特网。有一点波普尔也的确说对了，我们无法预计知识如何增长，因为去学习就意味着要发现新事物和意想不到的事物。我们现在能预计到的未来，其实名不副实。那么，如果知识的变化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又无法预见那些变化，那么历史必然是难以预测的。正如波普尔所说的，"相信历史的宿命就是纯粹的迷信，用科学的或其他理性的手段来预计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不等于我们就要否定在人类社会找寻模式的一切努力，波普尔也没想到这么远，但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可能牵涉到的困难。把人看作社会原子，尽我们所能构建一个人类社会的"物理学"很可能困难重重，因为"社会原子"比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错综复杂。
最终的障碍
说到这，我们应该清楚，人类社会之所以错综复杂，是因为人是复杂的。我们似乎可以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构建理论--无论是细菌菌落和洋流，还是半导体和超新星，但是说到人，我们的知识就出现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听着故事，按照几个粗略的模型，来理解人的行为，以及团体、市场、城市及政府的运作方式，但这些都无法达到科学法则的层面，也不可能对未来做出精准的预测。
这一结论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人类不知不觉活在了大自然的"外面"，或者至少是置身于科学的自然之外，我们和世上的其他生物不一样。这种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在基督教的哲学体系中尤其如此。
基督教的神话中，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与自然世界的其他生物完全不同。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人们（至少身为基督徒的你）不应该奢望科学也能适用于人类。
当然，现代科学却一针见血地表达了相反的观点，而且自开普勒时代之后更是如此：我们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没什么两样，我们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循着同样的自然法则。我们的DNA和田野里老鼠的DNA大部分是相同的，我们基本的遗传机制其实就是细菌的基因机制，看来，细菌一定是我们在进化上的远方亲戚。
我们获悉得越多，我们就越支持哥白尼学说：人类是融入于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中心。我们首先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后来我们又知道，太阳系没什么特别，我们的银河系也一样，只是无穷宇宙中的一员而已。我们也知道，从生物学角度而言我们并不特殊。我们懂得越多，就越发现其他动物身上也有人的影子，越发现它们其实也很聪明--乌鸦会制造工具，猩猩也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应该想到，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是自然的而不是特殊的。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论述道的，有可能我们对人类世界的许多困惑，不是因为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分离的，而是因为我们误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隔阂。我们对于自己还无法做到足够的客观。
除了存在客观的困难之外，我们还声称自己无能力或者不愿意去理解为什么非常简单的行为在经过许多人的互动重复发生之后，会带来极其丰富又出人意料的结果。当你快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让你信服的是，如果我们改正那些思维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学会在人类社会中寻找模式，就像我们在自然界中寻找规律一样；如果我们试图把它们解释为人们普遍行为的自然群体结果，那么在构建人类社会的科学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取得巨大的进步。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如今的社会科学正开始着手一项几个世纪前物理学就已经开始在研究的工程--了解群体模式的根源。
科学的最佳销售员通常把物理学当作专门研究弦理论和宇宙起源的学问--这当然没错，然而四分之三的物理学家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比如水晶、超导体、超流体、磁体、塑料和橡胶。这一领域称为"聚合物理学"，探索一个具有无穷无尽可能性的世界，而中心则围绕着自我组织与模式。
把相同的原子，按照新的方式放到一起，你就能得到新的物质，比如电脑屏幕上能显示数字的液晶，导电的塑料电线等。物理学的这一分支一般都能产生实用的成果，如创造出整个新工业的新设备，但是这一类物理学远不只是技术而已，基本上，它们探索了我们宇宙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式和组织。
当然，如果没有对个体原子和分子的性质了如指掌，物理学家对聚合物理学的理解就不会取得任何的进展。至少，你必须知道一点有关建构单元的知识，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因此，在之后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开始探讨"社会原子"（social atom），探讨作为个体的人及其自我行为的方式，另外还包括人们在与他人互动时会有怎样的表现。
过去二十年来，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和人类决策的理解，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深刻。现代科学正描绘出了一幅更清晰的社会原子图，在探索这幅图象的时候，我们也将更系统地看清楚，社会原子如何走到了一起，制造潮流，产生社会阶级，造成群众运动，和包括合作及人类语言在内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我们将看到在纽约时代广场发生的事，很可能与市场驱动力没多大关系，反而和一种加速各种社会演变的群体行为模式颇有关联，这一模式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同样也存在于动物王国。
当然，在社会学和物理学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氢原子就是氢原子，放到桌上是氢原子，在恒星上也是氢原子，放到一杯水里还是氢原子。物理原子总是能维持不变，而社会原子则截然不同。
人类会自我变化，自我调节，会关注特殊的组织并做出一定的回应。那些批评社会物理学理念的伟大哲学家说得一点没错，我们的确是自主做决策，也的确没有人能以完美的数学精确度来预计人类的行为。但是，如果说社会学现象无论如何都比物理学现象丰富多彩的话，那么不管怎么看，两者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样的。作为社会原子的我们，和物理原子一样也遵循着各种模式。
第三章
思维的本能
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是所有伟大的自由思想不断变化的模式，那些思想不可避免地钻进了令人窒息的桎梏，自我毁灭就此开始了。
--以撒亚·柏林（Isaiah Berlin）
2000年6月10日，伦敦新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对公众开放的那一天，数千人涌向这座钢筋结构的行人大桥，一睹一百多年来伦敦市区首座横跨泰晤士河的大桥风采。人们扶老携幼，年轻的上班族、成群结对的青少年，都上桥享受着初夏温润的空气，显然无人有意惹是生非。然而不知不觉中，差点酿成一场大灾难。
当天午后1点左右，当时桥上大约有200人，一名警察发现大桥看上去有点左右摇晃，就像发生了轻级地震一样。可事实上，根本没有地震发生。现在我们知道，人们按照平常的步子走路会使大桥轻微地振动。大桥一振，接着又会以奇特的方式反作用于人身上。而人们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调整了自己的步伐，随着大桥摇摆的频率走路。不幸的是，这么一来大桥摇摆得更厉害了。大桥摇摆的幅度越大，人们调节步伐的频率就越快，调节步伐的频率越快，大桥就越是晃得厉害。到最后，桥身两边摇摆的幅度达到了好几英寸（译者注：1英寸等于2.54厘米）。
好在最后，市政当局控制了场面，在崩塌之前关闭了大桥，避免了一场灾祸。这其中，都是因为反馈机制（feedback）在发生作用。
群体社会就和千禧桥的来回摆动一样，与反馈机制、自我组织及各种模式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中，模式提供了进一步自我演变的条件。
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个人电脑的用户可以在许多操作系统中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当然现在你仍然可以自由挑选，不过自微软崛起之后，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你也开始选用Windows系统。因为许多新的电脑都已经安装了这个系统，所以这是个方便又简单的选择。使用得越多，下次就越容易做出同样的选择，就好比跟着千禧桥摇晃的频率调整步伐，或是90年代晚期疯狂购买网络股票一样。当时全球的专家分析说股价很可能高估了20％到30％，但是随着投资者不断地买进，股价仍旧持续攀升，进而促使其他人跟着买进，所以，那些投资者都是被反馈机制牵着鼻子走。
那么，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能对社会的反馈机制免疫吗？几乎不能。二十世纪7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物理学家罗伯特·梅（Robert May）做了一个实验，研究掠食动物与猎物（比如狐狸与兔子）之间族群数量的消长关系，并对其中简单的方程式进行研究。
出人意料的是，罗伯特发现，哪怕所牵涉到的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因素，结果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看上去毫无规律可循。在此之前，物理学家普遍认为，复杂的结果必定反映了同样复杂的原因。而罗伯特的例子（表明了数学上的混乱现象）恰恰相反却表明，许多复杂的事物或许没有看上去那么复杂。物理学家到处都能看到混乱的现象，譬如天气阴晴不定，股市变化无常，人的心脏也会混乱地搏动，他们每年都要发表无数的相关论文。然而，因为当时"混乱"本身就是一个"热点"，发表有关混乱的论文轻而易举，因此那一种学术上的兴奋不过是一股热潮而已，"混乱"使这些研究工作变成了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如今我们发现混乱在很多现象中都很重要，但几乎不再像曾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在那股热潮中体现的，一半是科学，一半是社会的反馈机制。
不过，很有可能人类社会的反馈机制，与其他任何领域的反馈机制相比，具有更强大的力量，而且最终具有破坏性。要探讨人类的科学，显然应该先弄明白人类怎么做决策、怎么对周遭的环境做出反馈。
两百多年前，人类科学的探究工程有了不错的起点，当时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人们通常都会追求自我利益，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具有从自然界脱颖而出的本领，也就是我们思考和推理的能力。
半个世纪以前的战后时期，经济学家学会如何围绕亚当·斯密的理念，建立一个生动形象的数学框架，并把理性作为所有人类行为的向导，甚至，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方法来证明人类社会在某些方面的数学定理。由于数学的深奥难懂，假设人的理性到了完美境界的经济学，已经被认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典范，并以这一假设引领着科学潮流。
然而，回顾经济学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感觉到，当经济学家把几乎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推理和计算能力上的时候，也正是他们陷入智慧的桎梏的时候。他们试图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简化为理性的行为，就好像试图把所有事物都简化为混乱的物理学家一样，努力把所有事物都塞进一个概念的空盒子里，然后开始表演起智慧和数学的特技，但这么做并没有成功。
根据科学的普通标准，即用来衡量那些解释真实世界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标准，大多数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数学计算有多复杂深奥，最后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幸好，一些无畏的思想家现在已经开始让经济学慢慢起死回生。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开始为人类个体描绘出一张更加真实的图象，不像理性的计算机，也不像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所主张的，而是一个真实的生物，有着完全不同又更为复杂的"思维本能"。
经济的思维方式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学"这个词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或是电视上有个唠唠叨叨的声音不停地讨论着消费者信心指数。但是在经济学家眼里，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们怎样做决策的科学--为什么决定买保时捷而不买福特，为什么决定辞职，为什么决定成家。
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特有的本领。我们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做本能的奴隶，而是利用我们的理性，来权衡所有行为的潜在成本与效益。如果三家银行的利率不一样，你一定会去利率最高的那一家存钱，除非另一家银行提供免费账户，或是其他更吸引人的好处。
在经济学的理论里，经济学家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表亲。高尔顿是十九世纪英国统计学家和发明家（他曾经发明一种带有铰链盖的高帽子，可以给人的头部散热），他一生都在搜集数据，做各种测量和计算，甚至还做实验检验人类祈祷有没有用（他的结论认为没有用），并且做了一张非常详尽的表，罗列了一个欧洲人去"荒蛮"国家旅行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要做片木筏，应该选择哪一种木材才好？翻看下高尔顿1872年的一本书--《旅行的艺术》（Art of Travel）就知道了，在这本书中，高尔顿已经计算出了许多种木材的"浮力"，如桤木、岑木、榉木、榆木、杉木、松木、橡木、杨木和柳木等。
撇开这些成就不谈，最重要的是，高尔顿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一个试图用大脑思考的力量来面对一切挑战的"理性"人。过去的半个世纪，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所有人基本上都和高尔顿没什么两样。
举个例子，二十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罪犯未必就是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发现犯法才是他们最佳的选择，于是决定犯罪。一个没有推销能力的人也许会觉得，与其踏踏实实找份工作，不如去偷车或抢劫年迈的妇女。根据贝克尔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犯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企业经营，惩罚和刑期都是可能成本的一部分。
另外，贝克尔几十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让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论文，进一步指出他的"理性选择"理论几乎适用所有的人类行为。贝克尔说，人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已经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人们选择跳槽、结婚或是离异，是因为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他们得到的结果只会更糟糕。
为什么人要抚育孩子，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投资在孩子身上？你可能会认为，是因为出于爱，出于情感和繁衍后代的需要，但是贝克尔的理论则暗示了，为人父母实际上是在对未来做明智的投资，指望将来能从他们的孩子那获得更多的回报。他总结说："只要那些投资的回报率比银行的存款利率高，父母生养孩子，就能间接防老。"
基于贝克尔所谓的"经济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理论进一步设想，人们不仅努力做出理性的决定，而且还有无限的智慧，确保在做决定时不会犯错。有个典型的例子，现代经济学中有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储蓄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s）。假如40岁的你一年挣6万美元，你会花多少，又会存多少？
回答这一类问题，对于研究人们出于长远考虑会存多少，每年会花费多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建立的大部分模型中都假定，每个人都利用绝对理性的方式，也就是先算出未来每一年的收入，再进行繁复的计算--或许需要一台电脑才算得清楚--来确定他们今年应该存多少，有生之年平均下来才有多少可以用。
这一模型不仅假设了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而且假设了人的理性程度都是完美的，都要经过精准和详尽的计算才会做出决定。这就是标准经济学。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被人们所接受的经济学理论，其基础是建立在人是绝对理性的假设之上的。理性是人类行为可预测性的前提，并把这种可预测性建设成了系统性科学研究的一个'候选人'"。这一观点似乎暗示了，假如没有了始终不变地对人类理性的假设，那么连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都不存在了。
这么看待人类世界或许有点狭隘。就我个人而言，我就经常会犯错，会有愚蠢的想法，会故意拖沓，也会冲动行事。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你也应该是这样的。普通人常常会出于愤怒，出于爱恨做出情绪化的行为，考虑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计算。
我们在本章中将会看到，其实有许多迹象都表明，没有一个人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理想化的理性人。而且，现在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也不认为人们会按照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即便如此，对人类理性的假设仍然是现代经济学思想的中心，关于这一现象或许有两个理由能解释。
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表示，经济学家始终这么热衷于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理由其实很简单--没有理性视角，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人类行为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那么每个人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更何况，要预测在任何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会做出怎样的行为，所牵涉到的问题比数学问题还要复杂，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过程而已。
阿克塞尔罗德指出："在我看来，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因为学者们认为这个方法是符合现实的，相反，正是这一方法不切实际的地方破坏了它作为一种建议基础的价值。其实，理性选择假设的真正优势在于，它使推理成为了可能。"假设人是绝对理性的，能使我们单凭逻辑建构理论，而不用再煞费苦心地进行观察。
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绝对理性的第二个理由，其实不一定是出于科学本身和科学研究的困难，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本身也是人，也会受到社会反馈机制的作用。经济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孩子，有房子，有事业。如果说，所有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人，都使用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那么自然而然地，人们就会从那些角度出发去评价某人的研究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