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这种毫无意义的攻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自封的法国物理学家乔治·德·博泰扎所著的《返回牛顿时代》，该书在作者逝世前数年于1936年在美国出版。
虽然博泰扎认为他的书是对相对论的“严厉驳斥”，但其内容却是谩骂多于切题的辩论和证据。他不仅指责爱因斯坦“根本不理解牛顿的伟大的概念”，甚至惊异爱因斯坦没有自知之明。那些接受相对论的科学家“是由于普遍缺乏物理学的起码知识，根本没资格研究这个问题”。为了解释爱因斯坦的观点之所以为广大的科学界所承认，作者认为可能是由于“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科学界批评精神的削弱”。
详细介绍这部观点糊涂的拙劣著作会令人生厌，但有一个方面或许值得指出，因为这是许多攻击相对论的论点所共有的。这就是博泰扎利用戴顿·米勒博士的实验作为反对相对论观点的依据。米勒是一位有责任心的物理学家，他在二十年代曾重复进行著名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获得的结果是不利于相对论的。
迈克尔孙—莫雷实验是相对论的主要实验基础之一。在此以前，人们已经知道运动着的物体发出的光，不论光源运动得多么快，光的速度是恒定的。这就是说如果从地球表面不同方向测量光的话，由于地球的运动与光程的相对关系，光的速度预料会有变化。1887年，当迈克尔孙和莫雷第一次进行这一实验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光的速度并未显示出预期的变化。这是整个科学史上最出人意料的事情之一。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失败的一种解释。
在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实验之后40年，米勒博士决定重新进行一次实验。他实验的结果证明光速有微小的变化，他说这是对爱因斯坦的否定。他多次重复这一实验，都获得肯定的结果。他在科技刊物上写了十几篇文章，直到1941年逝世时，仍然坚持他的结果是正确的。
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位物理学家弄得清楚米勒进行的实验为什么会得出那样的结果。可是博泰扎和其他一些不负责任的批判相对论的人并没有告诉读者，为什么迈克尔孙—莫雷实验重复过成千上万次，只有米勒博士的实验得出那样的一结果。这一实验曾在各个科学先进的国家，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季节，以各种各样的设备进行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除米勒的实验外，结果都是否定的。现在，物理学家的一致意见是某种地区性的干扰影响了米勒的仪器，也许是他在记录数据时无意中发生了错误。②
在反对爱因斯坦的伪科学文章中，往往会发现一种严重的偏见，反对复杂的数学方程。文章的作者自然是不懂得这些方程，于是为了使他的无知合理化，就坚持认为自然界总是遵循一些简单的数学定律。这种倾向的一个适当例子就是美国化学家托马斯·格雷顿（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著作。他在他所著《自然现象的新法则》（1938年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在这方面我和那种似乎是越复杂越好的固定方法体系正好相反，……我的观念也许不会受到某些知识分子的欢迎，因为他们的权威地位是靠在他们的正统方法中遇到的难题来维持的……”，格雷顿简化天文学所用的方法是全然摒弃万有引力的概念，而代之以他所假设的从太阳上发出的一种向外的“推力”。顺便提到，这已是早年攻击牛顿的老话了。
从福特协会可以获得格雷顿于1947年自己发行的油印本著作《相对论的失败》。该书认为爱因斯坦的万有引力理论似乎不如“推力”说可信。如果不存在重力的话，行星就会落入太阳——这不是因为受到“引力”，而是因为“它总在寻找最小张力，即旋转一周的最短时间……”。幸亏重力有足够的向外推力，才使得行星维持它们的位置。那么为什么物体会落地呢？“……这是因为从地球发出的辐射不足以使物体保持在地表之上的轨道上。”
格雷顿自命为现代的伽利略，这是不出人们意料的。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写信给出版商，劝他不要采用格雷顿的书稿。这位天文学家说，格雷顿的学说太简单了，如果它真有什么价值的话，那早就有人创建了。格雷顿指斥说，“这封信表现了独断专横的态度……，这同当年伽利略报道他用自制的第一架望远镜发现木星的4颗卫星时受到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西兹的非难相差无几。”
比格雷顿更有趣的是另一个偏执的人。这就是同样为蒂法尼·塞耶和福特派的人所备加赞赏的乔治·吉勒特和他的“螺旋宇宙”说。有关吉勒特的生平不详，仅知他生于1875年，曾在密执安大学学习，在几个大公司担任过工程技术职务。他个人自费印发的4本著作可算是他独树一帜和别出心裁的永久纪念碑。
相对论在吉勒特的所有著作中都遭到低毁。“爱因斯坦是科学家吗？”他问道，“很难想象有比他更加与科学家应有的行为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了。……与其说爱因斯坦是神志正常的物理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不错的小提琴手。”他污蔑相对论是“精神绞痛的低能儿产品”，“斜视的物理学”，“十足的疯癫”，“最低劣的无稽之谈”和“巫师的胡言乱语。”他预言（写于1929年），到1940年“相对论将成为笑柄。”“爱因斯坦已经死去并同安徒生、格林和疯狂的帽匠③埋葬在一起。”
吉勒特对牛顿无限钦佩，赞扬他是最伟大的不朽天才。“螺旋宇宙”说自然是牛顿学说的发展，如吉勒特所自夸，那“比牛顿更牛顿”。
螺旋宇宙究竟是什么呢？要说明它还不太容易。有一种不可分的，也不发生变化的基本单元叫作单粒子（unimotes）。我们的宇宙是一个超单粒子（supraunimote），而整个宇宙是“最大粒子”（maximote）。另外还有一种“基本粒子”（ultimote），它指的是“N次的次宇宙级”（Nth sub-universeplane）。下面是吉勒特的说法的一例：
每个基本粒子同时又是无限大数目的他级单元（other planeunits）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这样，基本粒子的无穷全级（allPlane）速度和能量才可再分为无限大数目的有限速度和能量的级定额（planar puotos）。
“碰撞”（bumping）是吉勒特的一个重要概念。“一切运动总是趋向直线前进，直到它们碰撞为止。”事实上，宇宙中的一切归根结蒂只是互相撞击的运动。“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事情，碰撞就是一切。”“在整个宇宙中别无其他，只有直线的飞行，碰撞，弹回，然后再直线飞行。各种现象只不过是聚集、跳跃和碰撞。一个大的单元体的发展历程也只是聚集，跳跃，碰撞，再跳跃，再碰撞，最后分解。”
吉勒特对物理学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著名的“引力逆旋说”。这个概念很难说得明自，不过引用一下他的原话也许会有所帮助：“辐射是旋进的螺栓，而引力作用则是逆旋的螺母。”“引力作用与逆旋是一个意思。一切大的单元体都是由互相旋进的小单元所构成的太阳系。”最后，“引力作用只不过是那种以各个次级太阳系旋入高一级物质的方式而表现出来的反作用而已。”
不难预料，吉勒特的观点受到他称之为“科学界的正统派蠢牛”的驳斥，他对此十分不满。他抱怨说：“再也没有象正统派那样蠢笨的牛了，”他们是“自封的科学家”，“是出版商捧起来的红人”。“他们是真正科学家的反面，他们是小丑。”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被束缚在‘同级王国’之内，而对于和基本粒子有关的‘次级’和‘超级’这些领域一无’知。”
吉勒特把这些“教授们”用“僵硬的信条”攻击他的学说一事引以为荣。他辛酸地承认：“作者本不应浪费资产自费印刷已被肯定的学说。”但是他意识到反对他的是“神秘主义的巨大财力和物力。它操纵着新闻界、政界、出版界、学院、公立图书馆，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直接手段。”他就象哥伦布、伽利略、哥白尼一样遭到压制和误解，然而，他泰然处之，并不因遭受这一切而气馁。“追求真理的人从来不是盲从的信仰者。他心目中丝毫没有盲目信仰的东西。因此，他心地坦然，而且富于人情和教养。”
吉勒特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悲叹地说，只有一位“教授”曾给他以鼓励——“一位高尚的、有勇气的俄罗斯人。我向他致敬！”至于科学界的其他人士，“呸！他们很快就会被人忘记的”。
1931年，由杰里迈亚·卡拉汉神父发起一场更为庄严的反对相对论的攻击。卡拉汉当时是匹兹堡达凯纳大学的校长。要了解卡拉汉神父的指责，有必要先对非欧几何的性质稍加论述。
在欧几里得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中，他的定理全是根据一套公理和公设来证明的。这些公理和公设被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和无法证明的。但第五公设似乎比其他公设更复杂。它指出，通过已知直线外的一点，实际上只能作一条与已知直线平行的直线。欧几里得以后的一些数学家认为这条公设是欧几里得体系的一个缺陷。如果根据另外的一些假设能够证明这一公设的话，就可以克服这一缺陷。对此曾经试用过成千上万个证法，其中有些还非常巧妙，但后来发现全都是错误的。最后，直到十九世纪，一位名叫罗巴切夫斯基的俄国数学家和其他人才确证这条著名的平行公设完全独立于其他假设之外，不可能用其他假设来征明。
一当这一公设的独立性为人们所充分理解，数学家们就作出了更为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能够用与这一公设相反的假设来代替它——例如，通过已知直线外的一点，可以作出一条以上的平行线的假设。于是，这条新的公设结合欧几里得的其他假设，就可以形成一门在逻辑上完整的几何学。这种几何学称为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早期的对非欧几何的研究，完全是出于数学上的猎奇和爱好。但是当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时，他发现以非欧几何研究空间，可导致许多重大的实际结果。正是非欧几何给他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框架。
因此可以说相对论和非欧几何是不可分的。如果能找出非欧几何在逻辑上的矛盾，相对论的框架就会崩溃。而如果有人能用欧几里得的其他假设证明平行公理，非欧几何也就无法存在。因此，推翻相对论的简单方法就是证明平行公理。
某日，卡拉汉神父坐在纽约地下电车上，脑子里忽然闪过这一想法。随后不久，他在和一个朋友吃饭时突然大叫：“那是能证明的！”到1931年末，卡拉汉神父完成了他的证明，并向世界宣告相对论已被推翻。
十九世纪，著名的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有一次对学术界报告他经过研究得出的一个难题的证法。他刚一开始宣读论文，又马上停了下来，他皱皱眉，随即叠起他的文稿说：“先生们，我还要再考虑考虑。”不幸的是，卡拉汉神父却没有叠起他的文稿。1931年，他发表了他对平行公理的证法——一本310页的大作，书名为《欧几里得还是爱因斯坦？》任何一位够格的几何学家都能指出他的证法的错误，可是这位不懂科学的科学家并不很愿意得到别人的有益帮助。
卡拉汉神父对爱因斯坦大张挞伐，所用言词之尖刻和夸张与吉勒特毫无二致。卡拉汉写道：“我们当然不能认为爱因斯坦是物理学界出名的科学发明家，相反，他不过是晕头晕脑地想为一些数学公式找到某种含义，而连他自己也对这些公式将信将疑，但他却心存侥幸，要设法加以证明。……爱因斯坦实无逻辑头脑。”
卡拉汉神父发现在构成爱因斯坦的几何学的“糊涂思想”和“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言词”中，有一种无意识的幽默感。他宣称：“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这样一堆大杂烩竟会在某个地方当真地被认为是思想。……但是要想让爱因斯坦讲道理是枉费心机。”
他又说：“他（爱因斯坦）的思想支离破碎，东拼西凑，前后不一，粗制滥造，自相矛盾。……不管他作为一个理论数学家的成就如何……一旦离开他的那些符号和方程，他就变成了荒唐透顶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晕晕乎乎，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跌跌撞施，真是盲人骑瞎马。”
本书成段摘引这些评论，因为这正是伪科学家攻击伟大科学家的一些典型的例子。尽管卡拉汉的父是一位教士，他的攻击竟然堕落到几乎无异于人身攻击的地步。这里必然有他的心理动机在起作用，只不过这位神父没有意识到罢了。
卡拉汉神父的数学造诣究竟如何，一个很恰当的说明就是，在他“证明”了平行公理的那年，他还发现了三等分角的方法！④迪凯纳大学曾以小册于的形式予以出版。”当时还曾宣布他正致力于倍立方体问题和圆变方问题，但这两方面显然都未成功。1940年他62岁时，作为迪凯纳大学的校长而退休。此后便默默无闻了。
在所有攻击相对论的人中，不知怎的，似乎总是由福特来下定论。在讨论相对论的基础迈克尔孙—莫雷实验时，他指出、未能发现光速的变化，可以得出两种结论。一是爱因斯坦的结论——光速与地球的运动绝对无关。另外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的”结论则是：地球根本是不动的！
然后，他又补充说：“不幸的是，若要我说出自己的看法，那我就要提出第三个问题：究竟谁，……曾经证实了光具有速度呢？”
________
①有两墙用英文写的著名文章论及歌德和牛顿之间这一历史上著名的论战，一篇是赫姆霍尔兹写的，收入他的《科普讲稿》第一辑中；另一篇的作者是廷德尔，见《新作片断》。在这场论战中，牛顿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很难想象二十世纪任何一个思想家居然会认真地对待歌德的臆测．但是伪科学家都是一种具有无限勇气的人物。厄恩斯特·莱尔斯在他所著的《人或物》一书中，把歌德的形而上学的物理学和鲁道夫·斯坦纳的关于人相学的胡说八道扯在一起。莱尔斯最可笑的功绩是他重新搬出了古代的一种与重力相对的“轻力”的观念。该书于1951年由哈泼斯出版公司出版。
②使人惊奇的是，迈克尔·波拉尼教授的文章《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
（载《文汇》月刊1955年9月号）仍认真地对待米勒的实验工作。他宣称，“戴顿·米勒的实验十分清楚地表明，认为科学完全是以任何人都可任意重复的实验为基础这种说法是虚伪的。”波拉尼博士忘记了，一个复杂实验的“可重复性”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进行这种实验的人都得到同一的结果。“可重复性”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③疯狂的帽匠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小说《爱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人物。——译者
④奥古斯塔斯·德·摩根所著《奇谈怪论集》，最近出多弗出版社再版发行。这本书汇集了以前试图对角三等分、圆变方、倍立方体和证明平行公设的一些人的资料。其中最异想天开的一个是詹姆斯·史密斯（1805～1872）。他是利物浦商人，曾一本又一本地写书证明圆周率正好等于3 1/8。
第八章 艾萨克·巴布森爵士①
托马斯·爱迪生有一次曾对以专门提供股票市场情报而著称的罗杰·巴布森说，“切记，巴布森，你对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当然一无所知。你必须找到某种能够摆脱地心引力的东西。我想它将是某种合金。”
巴布森始终没有忘记这句话，并且在1948年用手头上一部分闲置的资金建立了一个也许是二十世纪最没用的科学研究机构，称为“重力研究基金会”。虽然这个基金会对有关重力研究方面的所有工作都感兴趣，但其主要任务是推动人们研究某种“重力屏障”——一种可以象薄钢片隔断光柱那样隔断地心引力的物质。
一种地心引力不能穿透的物质，这在早期的科学幻想中并非罕见。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幻想作品《第一批登月人》一书中，有一种宇宙飞船，就是由这样的物质来推动的。据说这是一种复杂的合金（其中加入了氦），根据其发明者的名字，称做“卡沃莱特”。然而，自从出了爱因斯坦，这个概念几乎已无立足之地。因为，如果相对论是正确的话，这样一种“重力屏障”就是不可思议的。根据爱因斯坦的学说，重力并不是将物体吸向地球的一种“力”，而是一种时空连续体的弯曲。这种弯曲使苹果落地，但苹果和大地之间的“屏障”，则毫无作用，原因很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需要隔断的力。
虽然巴布森也知道这一切，但他仍然毫不气馁。他告诉新闻界说：“我不是科学家，但我确实知道我正在寻求什么，而且怎样达到目的。……很少有人知道爱迪生在最终找到适用于电灯泡的灯丝之前，曾试验过8000多种材料。”
由于合金可能有成百万种，而且究竟先试验哪种和后试验哪种又没有一定规律，因此，逐一地加以试验，势必是一个繁难的过程。显然，巴布森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这个基金会并不进行化学实验。这个设在新年布什尔州新波士顿一幢砖楼中的机构，主要目的是为所有研究重力的科学家提供一个交流技术和情报的场所。之所以选择新波士顿这个地点，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给自足足的非工业城镇，而且远离波士顿，以防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轰炸。
专业科学家们对这个基金会的工作，反应一直是十分冷漠的。基金会董事之一威廉·埃森曾写道：“一提到重力，就总是招来讥笑。好象这项研究无关紧要似的。这使得人们无心再对这个题目进行真诚的讨论。许多试验都是以别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基金会的一个……目的，是同分散在世界各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保持联系，使他们知道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于和基金会通信的人，都根据他所承担的重力研究项目的具体性质加以分类。当基金会发现有几个人同时研究一个问题时，就把每个人的情况通知其他人。这样他们就能交换意见，报告他们研究的进展。
宾夕法尼亚州密德尔城的一位科学家哈罗德·麦克奈尔，于1950年逝世前将他所有的资料和设备都捐赠给基金会。他研究控制重力的可能性达40年之久。基金会第二次年度报告说：“不幸，他的公式只有他自己明白。我们已将这个公式告知每个能够想到的人，并准备继续这样做，他的研究总会有一天能够继续下去。”
1949年，基金会在《大众力学》和《大众科学》两家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小广告；“重力。如果您对重力研究有兴趣，请与我们通信。邮资总付。”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甚可取的宣传于段，现在该组织用来引起人们对重力研究发生兴趣的主要办法是每年举办一次有奖征文竞赛，文章限制在1500宇以内，内容应属下列三个题目之一者：（1）“某种能够部分隔离、反射或吸收地心引力的物质”；（2）“其原子可被地心引力打乱或重新组合而释放出热量的合金或其他物质”；（3）“其他能够控制地心引力的合理方法”。
奖金的金额优厚——头等奖1000美元。另外5人各得100美元。1949年的竞赛共收到应征文章88篇。巴布森一见十分喜悦，他说：“真象是打开圣诞节礼品似的。”威斯康星大学学生戴维·威特里获头等奖。他的论文考察了以前研究重力的人遭到历史性失败的原因。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一名研究生获得头等奖。1951年，这项最高荣誉则由纽约州奥佐思帕克的迈伦·洛弗博士夺得。洛弗博士的文章是《重力热电温度计的热力学诸方面》。《时代》杂志以相当大的版面登载了1950年度该奖金评奖情况。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吹嘘说：“以前爱因斯坦的新理论也是在这家杂志的同一页上发表的，但他们对我们的报道，比对爱因斯坦的报道更为详尽。”
1951年秋天，基金会在新波士顿召开了第一次夏令会议。与会者听了有关重力研究的一些演说，和来自著名的巴布森学院的工作人员们关于工作情况的一些讲话。为帮助血液循环而设计成功一种“重力椅”。一些患四肢疼痛的来宾则听到试制成一种称为“普利斯科伦”（Priscolene）的药品。当时，巴布森正在推销这种药品，作为帮助循环的一种“反重力药物”。会议还展出了基金会刚刚弄到手的艾萨克·牛顿原来睡觉的床，大概是因为牛顿曾靠重力的作用在上面休息过。基金会的一份公报说：“希望新波士顿将变成物理学家、工程师、冶金学家和其他对这一事业和重力的各种作用特别感兴趣的人们夏季聚会的‘圣地’。”
该组织的一位董事克拉伦斯·伯宰想到，也许哪个实验室工作者在进行别的研究时会偶然发现一种重力绝缘体。这种想法促使基金会除了经常向高等院校、中学的科学教师和一些科学刊物寄送资料外，还给2500个实验室邮寄了有关的资料。
基金会有一个收藏重力研究书籍的图书馆。尽管图书馆因无人懂得法语或德语而受到限制，但藏书仍然不断增加。该组织还要求它的赞助者“在立遗嘱时不要忘记把有关重力研究的资料或设备留赠给重力研究基金会，以使这些东西能保存在朋友们手中，并使你的研究能够继续下去”。
基金会从创立时起就被一种想法所吸引，这就是：由于太阳和月球位置变化而造成的重力差异，对人体有可以觉察的影响。例如，巴布森确信，在涨潮期问上楼比较省力。显然他不知道这种重量的差别微乎其微。上楼之前扔掉一张一美元钞票所减少的重量，也要比这显著得多。
然而，基金会仍忙于搜集有关人类活动的各种统计资料，并寻找它们与月球引力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几年时间，很多精神病院一直为基金会搜集关于病人的精神状况受月相影响的资料。在满月时，太阳和月球位于地球相反的两侧，彼比作用相抵消，这也许会伤害大脑液或脊髓液里的什么。基金会向各地警察局长发出了几百封信，询问他们是否在满月期间接到电话的次数要多。他们的答复说明，情况确是如此。基金会还要求保险公司报告意外事故发生率是否与月相有关。
1951年2月1日，在新泽西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车车祸，基金会发现这天没有月亮。54家铁路公司马上接到有关这一审件的通知，要求它们今后保持警觉。杜鲁门总统决定在1951年4月5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这天也没有月亮。该组织向董事们所作的第三次年度报告说，“这造成了又一次邮件高峰。”这个报告还透露说，已购买了《时代》周刊20年的合订本，“我们刚刚开始逐期查阅，挑出重要的新闻事件，看看它们与月相的变化究竟有怎样的相互关系。”基金会每年都发行一种说明月相的年历，以便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都能够研究月球对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
近来，基金会一直在寄出调查表，调查人体的重量（即重力作用于人体的程度）与不同体型和气质的关系。基金会认为重量（重力）对人的性情的影响，可能要比体型对性情的影响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重力屏障”就能改变人的重量，因而也能改变他的性情！然而，基金会指出，在发现这种影响之前，一个人改变姿势，也有可能稍微改变其个性。
一份公报说，“一个人在躺卧时，或者在摇晃或弯腰时，地心对人脑的引力肯定会有所不同，……任何人在狂热或过分激动时改变头部的位置，就能证明这一点。人们在祈祷时鞠躬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改变了重力作用于人脑的方向。”
此外，这份公报还讲到，“许多富有思想的人相信，精神的力量可以改变重力的作用，《旧约全书》中某些先知和耶稣升天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事也不应忽视。人们常常问道，为什么天使总是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
鸟类抗地心引力的能力，也引起巴布森的注意。有一次，托马斯·爱迪生曾指着一只飞鸟说：“鸟可以做到人做不到的事，它能靠自身的力量飞翔。巴布森，我希望你对鸟类发生更大的兴趣……”这促使巴布森收集鸟类。这些收集品保存在巴布森学院校园内，但终将变成重力研究基金会的财产。埃森理事写道：“基金会创办以来，许多漫画家把基金会的董事们画成在空中展翅飞翔的样子……然而……很有可能有朝一日用某种反重力合金制成翅膀，使身强力壮的人能够用自身的力量翱翔于空中。飞鼠之类的动物，就说明这种方法是可能做到的”。
巴布森和其他人关于重力研究的许多文章，都可以从基金会买到，每份10美分。这种文章枯燥乏味，令人无法相信。玛丽·穆尔写的一篇论“重力与姿势”的文章指出，一件合身的紧身胸衣，可以“防止地心引力把我们向前或向后拉得厉害，不致未老先衰。”巴布森的论“重力与坐姿”的文章对椅子进行了攻击。他建议盘腿坐在地毯上，或坐在矮凳上，“膝盖向上”，“均衡地把身子落在臀部”。他认为应该仔细研究一下坐姿，最后他用一句双关语结束他的文章，他说叫“非常有可能平衡学派将取得最后胜利。”
巴布森还认为，人睡觉的姿势应象胎儿一样，蜷起一条或两条腿。他写道：“为了防止仰卧，可把一个直径2英寸的橡皮球打在睡衣脖带后面的中间，或在睡衣的后脖领上缝一个口袋，睡觉时把球装在袋内，洗睡衣时把球取出，那就更好了。以上所说，表明这一问题还值得更多地研究。”
巴布森的另一篇文章“重力与通风”，则是论述他长期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在青年时期，巴布森曾患肺结核病，他去西部地区疗养，医生劝他留在那里。但是他后来回到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山的家中。为了保证充足的新鲜空气，他不让关闭一扇窗户。在滴水成冰的冬季，他身穿一件背后装有电热垫的上衣。他的勇敢的女秘书打字时则戴着四个手指头连在一起的手套，用橡皮锤敲打键盘。巴布森痊愈后便成为一个新鲜空气迷。他认为应该培养儿童领略电扇迎面吹来新鲜空气的爱好；松林的空气具有“化学和／或电的性质”，有很高的医疗价值。他的文章建议将楼房所有地板修得稍加倾斜，并在房间的低处设置排气孔，以便利用重力清除楼内的污浊空气。这显然是搬用倾斜屋顶排水的方法。在新波士顿还真的建成了这样一幢房子，地板每一英尺向下倾斜半英寸。
在一份题为“大气条件与政治胜利”的研究报告中，巴布森提出了这样的论点：重力影响庄稼，庄稼影响商业，商业又影响选举。他分析了从1844年到1948年的27届总统选举的情况，证明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情况下，天气良好和商业景气时，一个政党就会继续执政；大气恶劣和商业萧条时就会下野。
埃森董事的一篇文章则是论述发现一种受到重力便会发热的合金的可能性。可将这种合金拉成丝，在两端悬挂上砝码。埃森写道：“如果有了这样的合金……下一步便是挂上不同大小的砝码并测定对比结果……。还可把这些金属丝放入真空或某种气体里做一些有趣的试验。不过，对于其他因素的研究，只能在完成元件拉力（或压缩）加热的基本试验之后进行。人们应当称赞埃森具有科学的见识，因为他知道首先应发现这种合金，然后才能仔细地考察其特性。
基金会现任董事长是乔治·赖德奥特，他还担任巴布森证券情报公司的副董事长。只要读一下他的文章“自由力是可能的吗？”就能对赖德奥特的科学造诣得出一个概念。文章一开始概述了他个人的理论，即“重力是储存起来的‘磁’波的一种形式，10亿年来，太阳不断发出这种‘磁’波，为每一个粒子所吸收，而这些粒子现在又在吸引其他一切粒子。”他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也没有把握，但不管怎样，要驾驭重力，并不一定非知道它的来源不可。他写道，我们需要的是重力绝缘体，把它装在一个旋转轮一侧下面，它就会成为一台简单的水动机。赖德奥特详细地推算，发现这种取之不尽的自由力，将会引起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但他审慎地指出，这并不需要破坏已经建立的公用事业。“中心发电厂将继续使用下去。但进一步的发展则无须增加煤、石油或天然气的消耗。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可留供化学和其他工业使用，在那里这些资源只是改变形式，而不会完全被消耗掉。
基金会对人们把它设计的重力装置称为“永动机”甚为不满，因为有许多狂人企图制造永动机。埃森董事写道，“那些机器一般总是靠杠杆和重量来工作的。虽然宣传得最多的是通常称之为‘基利式马达’的一种，但所有这些机器实际上都不令人满意。基金会在未见到这种马达运转之前，不便加以评论，但不久将对这种马达进行研究。”显然埃森先生还不大知道约翰·基利那个贻笑大方的骗局已经完全被揭穿了。如果他感兴趣的话，他应该读一读查尔斯·福特《狂热的天才》一文的最后几页，他就会看到福特对这个骗局所作的有趣分析。
重力研究基金会是否制造过永动机这一点虽然无法肯定，但毫无疑问，现在年近80的巴布森是很有这方面的兴趣。巴布森既不吸烟也不饮酒。事实上，在1940年他曾是禁酒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近来，重力已使他爬楼梯越来越艰难了，这有点妨碍他对基全会的兴趣。
巴布森的资金不会有告罄之虞。他参与经营数百个企业，大多数都有巨额收入。他的主要企业巴布森证券情报公司，是向证券市场提供咨询的机构，每年纯利润达10万美元以上。该公司是他的控股公司“商业统计组织”的一个分公司。此外，他还全部或部分地拥有许多行业的企业，如一家供应龙虾的公司，一家生产火警报警箱的公司，一家砂石公司，一家廉价商品商店，波士顿的一座办公大楼，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巴布森牧羊场，佛罗里达州的养牛场，以及一家钻石公司。他写了50多本书，大多数是关于货币和投资问题的。几百家报纸辟有他关于每周商情的专栏。
除了巴布森学院这所设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山的商业学院之外，他还创办了另外两所商业学校——一所是佛罗里达州的女校，另一所是设在堪萨斯州尤里卡的乌托邦学院。巴布森1946年选择尤里卡作为乌托邦学院院址，是因为那里地处美国正中，因而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可能性最小。学院的楼房都由地下隧道相连。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作为预防措施，他在遍及中部各州的100家银行中各存入1000美元。
巴布森把他对重力研究的兴趣归因于1947年他17岁的孙子溺水而死。这使他回想起孩提时代他的大姐也是溺水死的。在他看来，重力犹如一条“龙”，把两个心爱的人攫住，拽到水底。他伤感地写道。“自从迈克尔死后，我对重力问题越来越关心了。”
然而，早在这个意外事故之前很久，巴布森就已是艾萨克·牛顿的忠实崇拜者。他宣称，他对证券市场变化的预测方法，只不过是应用了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即每个作用力都会产生大小相等的反作用力。显然，他是把这理解为象皮球从墙上弹回来一一样。在证券市场价格下跌时，巴布森便预测它将回升。而在它上涨时，他便预测它将跌落。1929年，他在证券市场大崩溃爆发前几个月就宣布了他的预测，这使他第一次名声大振。然而，一年以后，他预测萧条很快就会过去，那些听他的话行事的投机家们则大倒其霉了，而他对此却避而不谈。
巴布森的自传采用了牛顿式的标题《作用与反作用》。 他的妻于是世界上收藏牛顿著作和有关牛顿的书籍最多的人。尽管巴布森对牛顿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有一点他却没有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为师。他连最基本的物理学也没有学会。
这当然是一个悲剧。在现阶段的物理学理论中，没有人会产生寻找“重力屏障”这种糊涂想法。
虽然巴布森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但他公开承认他不喜欢大部分课程。重力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赖德奥特没有受过物理学家应有的训练。除了评定征文的人之外，也没有任何科学家与这个组织发生关系。所有这些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基金会在存在的四年中没有发表出一篇有一丝价值的科学报告。
毫无疑问，和善而虔诚的公理会教友巴布森是抱着最好的心愿来维持基金会的。但他拒绝接受有造诣的物理学家们提出的把资金更好地用在促进科学和造福人类的建议，则实属刚愎自用。顽固不化使他看不出自己所醉心的事业根本上是荒谬可笑的。切斯特顿②有一句话：撒旦是靠重力降落到人间的。他若肯想想这句话那就好了。
________
①按巴布森的全名为罗杰·沃德·巴布森，美国著名企业家和统计学家。这里讽刺他是一个盲目的牛顿崇拜者。所以借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名宇，称他为艾萨克·巴布森爵士。——译者
②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译者
第九章 探矿魔杖和探矿魔摆① 近几十年来，地球物理学家已发明了许多精巧的仪器，用以勘探地下的地质面貌。譬如，在石油工业中，有一种地震计可以相当精确地测定不同地层的深度。它虽不能探明是否存在石油，但能发现可能含有石油的岩石结构。即使如此，利学还没有找到任何方法，不经过实际钻探就能够从地面上探明在地层深处是否真的埋藏着某些矿物（如石油或水）。
伪科学却不受这种限制。在本章中，我们将论述两种探矿的奇异仪器———探矿魔杖和探矿魔摆，并简略地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两种仪器以及类似的勘探石油的新奇方法（通称为“探矿魔法”）。
所谓魔杖探矿就是用一根一头有叉的细棒来寻找地下水源或其他物质。用此法探矿者每只手紧握此杖，带叉的一端朝上。他走过池面，突然，魔杖在手中转动起来，好象有一种强大的、无法阻挡的力量推动它一样。有时候，转动得十分厉害，竟使得杖上的树皮被紧握的拳头所剥落。魔杖在哪里指向下面，哪里当然就可以找到水源。
各种木头都曾用来作为探矿魔杖，但更常使用的似乎是榛木、桃木和柳木。有些魔杖探矿者还会用其他物质，如象牙、金属、金属丝等进行这种工作。有少数术士，特别是在印度（当地的术士往往从地方上的水利局领取薪水），则只用两只空手。据这些徒手的探矿者说，当他们走到地下水源的上面的时候，手心就感到象受了电击一样。能够用魔杖探矿的，似乎只限于某些人。一些最出名的魔杖探矿者都是文盲，他们自己对这种特异功能也完全莫名其妙，作不出任何解释。
利用各种样式的棍杖占卜，早在古代的希腊和埃及就已有过。不过，那时人们只限于以此预卜未来，侦查罪犯，以及施行诸如此类的魔法。在中世纪，许多教士是用棍杖来占卜，但已与魔鬼的势力联系起来。利用带叉的魔杖寻找矿藏，显然只是到了十五世纪德意志人在哈尔茨山矿区探矿时才开始的。十六世纪德意志人采矿者进入英国，带来了这种方法。到了英国，魔杖的应用又从探矿转到了寻找水源。
到十七世纪末，魔杖探矿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已被广泛使用，科学家们对此大力争论，针锋相对。“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告诉我们，这儿离矿床还有多远？”象这样的套话，常常为魔杖探矿者所使用，但教会仍然反对这种做法。1659年，耶稣会长老加斯帕德·肖特著书谴责这种做法是邪门歪道，不过到后来他也改变了看法，赞同那种认为人的肌肉会产生一种无意识的动作的理论。十七世纪著名的魔杖探矿者博索利埃男爵曾被控施行巫术并死于狱中。1701年，宗教法庭颁布法令，禁止用神杖来进行审判。
到了十八世纪“启蒙时代”，魔杖探矿已成了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鬼魅伎俩。爱尔兰皇家科学院物理学教授威廉·巴雷特在1891年第一次对这个问题作了重要的“科学”研究。巴雷特和西奥多·贝斯特曼今著的《探矿魔仗》一书，出版于1926年。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魔杖传动是由于魔杖探矿者本身的肌肉产生一种无意识的动作所致。这些人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可以感觉出哪里有水源。
从1909年到1943年，法国人亨利·马热出版了一系列论述魔杖探矿的书，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认为魔杖是由电磁波控制的。，也的《魔杖探水及其方法》一书的英译本出版于1931年。在英国，有两个“英国魔杖探矿者协会”的会员西塞尔·马比和贝德福德·富兰克林曾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他们写的452页著《以探矿魔杖的物理学》（1939年），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无线电波造成的。
虽然有关魔杖探矿的文章和书籍连篇累牍，可以开出长长的书目，但最近有一本书比以往的著作更为重要。这就是开罗法德一世大学地质学教授索尔科尔·特朗普博土的534页的专著《通灵物理学》。这本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在荷兰印刷，1949年由埃尔斯维尔出版公司出版。
据出版社的书目广告说，特朗普博士生于1909年，1932年在荷兰莱顿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47年任法德一世大学教授。他曾先后在荷兰的莱顿和德尔福特进行魔杖探矿的试验。这项研究工作使他确信，魔杖探矿是真实的现象，是由于地下物质周围的电磁场所致。他认为，这种电磁场作用于探矿者脑中的类似电磁场。他的书中有数百幅引人注目的插图、表格和图解，包括由魔杖探矿者手中的电极记录下来的25页心电图。
特朗普这本冗长的著作的前半部论述了地球大气中、地下以及生物体周围的电磁场。魔杖探矿正是这种电磁波的某种相互作用的结果。特朗普深信，魔杖探矿者不仅能测定地下物质的位置，他还能判定一个人的性别。魔杖探矿者站在一个躺卧的人的左侧，在他头上转动魔杖，如果探矿者右手比左手高，这个人就男人。如果躺着的是女人，那么左手就会比右手高。但是有的魔杖探矿者两手高低情况恰恰相反。人们也许会以为这会驳倒了特朗普博士。绝对不会。这只不过是由于这些探矿者的手具有“相反的极性”罢了。
一个人离开椅子或床铺几小时，甚至几天以后，一个高明的魔杖探矿者还能根据这个人呆过的地方正确地测定他的性别。特朗普博士把这称之为“余影现象”。
魔杖用什么材料无关紧要。特朗普认为，魔杖只不过起一种肌肉动作指示器的作用。如果魔杖探矿者在工作之前从热盐水洗手，他的功能会“大大提高”。如果用一根铜线把魔杖接地，他的功能就全部消失。如果他的前臂受到阳光直晒，他的功能也会减弱。穿胶底鞋会增加他的灵敏度。
特朗普博士承认，在对这些魔杖探矿者进行测试时，有的人常常出错 这并不能难倒特朗普。他列举了数十种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疲劳、精力不集中、身体不好、顾虑、鞋底摩擦力太大、各式各样的大气条件、附近有电线干扰、土地的湿度，等等。他写道：“树木和树根似乎尤其会造成于扰而影响准确探测”。纵然他把上述一切原因都考虑在内，但很明显，失败的情况太多了，而且令人难以捉摸，以致他也无法为每一次失败找到需要的理由。全书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象是在监督之下进行的试验。
特朗普的书还用很大篇幅谈了与魔杖探矿类似的另一种现象，他认为这也是由于电磁场的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放射感知，是把一个重物悬在一根细链或线绳上而形成一个小小的摆来进行探测。②这个重物还常是一只戒指或一小块金属。象探矿魔杖一样，也用过别的物质。
“放射感知”最初可能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当时用这种方法来诊断疾病。将一个摆悬在病人的上面，施术者不作任何有意识的动作，很快摆就神秘地摆动起来，或是转圈。不同的摆动形式，据说表明病人所患的不同病症。后来，这种方法就被广泛地应用于测定地下矿藏和埋藏的金银财宝的位置。
特朗普博士认为世上万物均有其特殊的“氛围”，即电磁场。一个能够感觉到这种电磁场的人会不自觉地把感觉变为肌肉的活动，从而引起重物的摆动。特朗普认为，这种摆可用来辨别各种金属、不同画家的画、各种颜色的纸、药品、树木和性别。
据特朗普说，这种摆在女人的上面顺时针旋转，在男人的上面则逆时针旋转。但他没有提到，有许多施术者在给女人诊病时，摆有时顺时针旋转，有时又逆时针旋转；而在给男人诊病时，则前后摆动。在一个人曾经休息过的地方进行试验，其“余影现象”与上述情况相同。在撒过尿的地方。或者对妇女的胎儿进行试验，也发生同样的反应。
特朗普的书最后论述了鸟类和兽类的寻巢本能和他认为属于电磁场作用的其他现象。他认为，一些宗教神秘主义者身上的圣伤、心灵感应、踏火、触物占 卜、母亲经历对胎儿的影响等，都应当从电磁场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他在该书结尾说：“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科学家看来都缺少勇气和想象力来面对那些乍看起来难以置信的问题……”，“只有非凡的科学家才有能力迅速打开这种局面。”书后附有1496种书目，其中700即是有关魔杖探矿和“放射感知”的。
今天，在英国和欧洲有许多研究“放射感知”的协会和刊物，可见这个问题的普及性。在英国，有一个月刊的刊名就叫做《魔摆》。在法国和德国，也出版了同样的刊物；最近，在意大利有两种研究“放射感知”的新杂志问世。查尔斯·福特写道：“现在竟然有那么多的科学家相信魔杖探矿，使我不禁怀疑这可能竟是一个神话。”
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陆军部门曾认真考虑用魔摆作为寻找水源的手段。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在北非战役中确实采用过这种办法。“放射感知”曾使希特勒军队中大走红运的伪科学家们入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德国海军的某些部门竟然真地把魔摆悬在大幅的北大西洋地图上，以便确定敌方战列舰的位置！
顺便提一下，特朗普博士很不赞成这一类远距离的“放射感知”和用魔摆或魔杖在照片上面测定的做法。这不符合他的电磁场理论。
相信魔杖探矿的人最爱谈的一个论点是，一切存在较长时间的事物一定有它的道理，特朗普也多次重复这一论点。如果有人指出，星占术的历史更长，他们多半会说，是呀，星占术也可能有其根据。这实际上也是特朗普的立场。在他较早的一本著作《现代科学家的宗教》（1947年出版）中，他辩称：行星和恒星也可能影响地球上的电磁场，电磁场又可能影响人们的性格和未来。不过，他认为星占家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他们推算时用的是出生的日子，而不是怀胎的日子！这个错误使得过去的星占术大多失去意义，但特朗普认为这个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星占术也可以获得以经验为基础的根据。书中所附的照片竟有这样的标题：“土星与月球会合前两小时所拍摄的硝酸银、硫酸铁和硝酸铅溶液的毛细作用图”。
与特朗普所著《通灵物理学》的“科学”外表相比，肯尼思·罗伯茨最近的著作《亨利·格罗斯和他的探矿魔杖》（1951年出版）读起来更象是一本小说。当然，罗伯茨并没有自命为科学家，他说过那么多地质学方面的笑话就是证明。例如，他接受一种理论，认为地下水脉与地下水位无关，而是来自从地底深处拱起的巨大“岩穹”。但事实上，岩穹估计是在地下57500英尺深处！在这样的深度，地热一定会使水变成了蒸汽，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什么水井，而会成为热水喷泉。这种认为水被挤入岩穹的想法，从地质学上说当然是荒谬可笑的。罗伯茨还认为，拱起岩穹的压力和“把石油压上来的压力……”相同，这就更加荒谬可笑了。罗伯茨虽然不懂得基本的地质学事实，即油是浮在水上面的，被水向上挤入密闭的覆盆状首隙中。
人们知道，罗伯茨是一位写通俗历史小说的作家。在他写小说成功之前，曾是《星期六晚邮报》的外勤编辑。他虽然长期以来就对魔杖探矿感兴趣，但直到他发现了亨利·格罗斯用魔杖探矿的功能之后，才把主要的兴趣倾注于这一方面。罗伯茨这本书写的就是格罗斯的功能日益增强的故事，他报此宣称“当魔杖的潜在作用更清楚地为人们所了解并为人们所利用的时候，它将与电能和原子能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他问道：“科学家们何必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在实验室里对魔杖探矿者进行那些很成问题的试验，而不把更多的情力用来深入研究一种尽管神秘但极其宝贵的现象呢？这种现象如果能正当地加以利用，将会防止战争，移动山岳，变沙漠为良田，使饥馑者足食，使患病者痊愈，并会使世界的面貌为之一变。”
启发罗伯茨认识到这种翻天覆地力量的亨利·格罗斯，是缅因州比德福地方的渔猎监察官。罗伯茨在附近的肯尼班克港办一个农场。1947年，森林火灾给这个地区带来严重干旱。罗伯茨请格罗斯为他寻找一个新水井。他对格罗斯选择井址的准确，印象十分深刻，于是为这位朋友买到国外出版的许多有关魔杖探矿和放射感知的书籍。格罗斯为这些书所吸引，开始试验他的功能，不到三年时间，便成为一位空前神奇的超等魔杖探矿师。
格罗斯不仅能够指出地下水脉弯弯曲曲的路线，而且能够确定水源的确切深度、方向和流量，还能确定水是否好喝。这些都可以向魔杖提问而得到回答，魔杖能回答“是”或“否”。魔杖倾斜表示“是”，若直立不动，则表示“否”。虽然格罗斯爱用新砍的枫树枝作魔杖，但他也能用别的材料，甚至用一个长草叶进行探测。戴橡皮手套，或穿胶底鞋都不影响他的探测效果。
1949年，亨利·格罗斯发现他不一定非在现场探测不可，而且还可以探测许多英里以外的地区。罗伯茨举出格罗斯进行远距离探测获得成功的不少例子，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950年他为百慕大测定了3个淡水水源的位置。格罗斯是在肯尼班克港进行探测的，距离百慕大达800英里之遥！“罗伯茨夫人在一张百慕大的地图上挪动铅笔，每当铅笔指到合适的地点时，格罗斯的魔杖就倾斜。那时百慕大还没有一个淡水井，正遭受着严重的旱灾，格罗斯的预测后来据说都是正确的。
有一饮，格罗斯在一幅非洲地图上进行探测，发现在沙哈拉大沙漠下面有一条蓄量非常大的水脉。它横贯整个西非山岳地带而流入几内亚湾！可惜，这项探测没有加以核实。
格罗斯不仅能寻找水源，而且能够用魔杖确定人的位置。他访友时无须按门铃，就能知道对方在不在家。魔杖可以准确地告诉他谁在房里。他能把有意藏在森林中的人找到，能说出丢失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一次，他找到了一个掉进16英尺深水中的艇外马达。
还有一次，格罗斯和罗伯茨用酒作试验。格罗斯用杖尖触一下黑麦威士忌酒，此后，魔杖就只是向黑麦威士忌倾斜，而不斜向其他酒。如果他用杖尖触一下波旁威士忌，魔杖就只是斜向波旁咸士忌。甚至无须把酒抹在杖尖上，只须用杖尖触一下贴有标签的白兰地酒瓶，魔杖便能斜向其他同样商标的白兰地酒瓶。罗伯茨写道，“在我们看来，这简直不可想象，苏格兰威士忌酒和白兰地酒的气味竟然能透过玻璃瓶散发出来，不禁使人觉得，从磁北极散发出来的气味可能会穿过一切……”。
格罗斯读了有关放射感知的资料，遂开始试验魔摆。他发现这东西很灵。但与别人不同的是，魔摆悬在男人的身体上面时转圈，悬在女人身体上面时则前后摆动。罗伯茨报道说，当格罗斯第一次把魔摆悬在他的手上面时，“我感到刺痛……越来越痛，好象是受到电击，我不得不把手缩回……”。在格罗斯手中，魔摆能准确地指明动物、禽卵，甚至照片上的人的性别。但有一个奇怪的例外，如若一个女人的血液不含罗猴因子，那么魔摆就会作出男性的反应！
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祈求此术帮助，因而对之笃信不疑的人用类似小说体裁提供的例证，当然不足为凭。但是，姑且不计较罗伯茨的这些例证中许多不可靠的成分（重要的疏漏，无意识的夸大等等），也不是不可能得出一点结论的。
譬如，没有任何东西说明亨利·格罗斯是一个庸医，或是一个骗子。他似乎是一个单纯而诚实的人，完全被他的特异功能所迷惑，并对这种功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情况都说明，格罗斯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以下意识的肌肉动作把自己的思想传给了魔杖和魔摆。
人们的思想可以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转变为肌肉动作，这在心理学上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在尤有这种倾向的人身上，上述事实就是造成这种“神秘”现象的原因，象灵应盘、使桌子倾斜、自动写字等，都是如此。有一种测心术，在魔术行业中通常称为“肌肉测知术”，也是基于这个道理。把一枚别针藏在一间屋子里，表演者让一位观众握住他的手，就能马上找到这枚别针。这位观众还以为他是受魔术师的指引，其实是表演者让这位观众通过不自觉的肌肉紧缩而指引他。有许多著名的会肌肉测知术的人可以根本不通过身体的接触，仅仅靠观察房间里观众的反应，就能找到藏着的东西。
请你专心致志地注意你左脚的脚趾。你是否发现自己在轻微地扭动它们呢？或者，至少是努力在强制自己不扭动它？有许多人如果嘴唇不轻微活动，就无法读书。不自觉的肌肉活动，可以用一个自制的摆来进行试验。在一条两英尺的线上吊一个小环。你自言自语地说，它在女人手的上方转圈，在男人手的上方就前后摆动。然后就做做看。就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灵验的，以致有几十年时间，这样的魔摆在美国的新奇玩具商店里是作为“性别指示器”出售的。当然，其原因是你的手的不自觉的和看不见的动作，足以使魔摆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摆动。探矿魔杖完全是靠同样的道理工作的。魔杖在手中受到很大的压力。它虽然仍然是直立的，但要保持平衡则很不容易，最轻微的肌肉活动就可以使它马上倒下。一个好的魔杖探矿者，几乎也能同样熟练地使用魔摆，这并不奇怪。
但是，人们也许会问，如果魔杖探矿者或魔摆操纵者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的工具该如何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之进行测验，结果如何呢？答案是，凡是在有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测验，其结果都达不到按平均规律所预期的水平。即使在肯尼思·罗伯茨这本有明显偏袒倾向的书中，他也记载了亨利·格罗斯凡是在安排好的、接近于科学检验的条件下就会遭到失败的大量事实。例如，一个瓦罐中盛水，一个瓦罐中装沙子，把这两个罐子藏在两个纸袋里，格罗斯就分辨不出来。把装入硬币的信封同一些空信封一起摆在地上，他就找不出哪个是装着硬币的。如果让他的杖尖碰一下一个硬币，然后把它扔到地板上，他的魔杖就会指出这个硬币的所在。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个硬币拿在背后，把它攥在一个拳头里，然后把双手再伸到身前，格罗斯就根本不能确定硬币攥在哪只手里。
如果把硬币放进儿个药盒里，格罗斯也分不出究竟是在哪个里面。把几只金表和别针埋在草皮底下，让格罗斯寻找，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有一次，格罗斯认为他的魔杖（他在魔杖的尖部镶了一块金子）在他住宅附近的小溪中找到了金矿。把矿石送去分析后，证明并非黄金。罗伯茨在解释这次失败时说：溪水先流过金矿，然后又流过岩石，因此水中还留有足够的金矿痕迹，影响了格罗斯的魔杖！由于罗伯茨并没有说明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所以他的解释丝毫不能令人信服。还有一次，杜克大学的约瑟夫·莱因教授进行一系列的试验，让格罗斯设法确定水在管子里什么时候流动，什么时候不流动。格罗斯也遭到惨败。
对这次失败，罗伯茨作了两点辩解。首先他认为，在水龙头关闭以后，管子里的水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流动。它仍然处于“激荡”状态。另外，莱因是在人为的、不自然的情况下对格罗斯进行试验的。后来，他写道，他后悔没有想到建造一个20英尺见方的平台，用土覆盖起来，下面通一个软管。软管迂回曲折地通过平台下面，然后让格罗斯从平台上面走过，指明软管通过的弯曲路线。罗伯茨肯定地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格罗斯的魔杖一定能够正确无误地指出软管的位置……，试验一千次保险一千次准确。可惜我没有想到这个。”
确实可惜！能够一千次猜测软管的位置而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这正是这本书中所明显缺少的那种试验。对于罗伯茨为根本没有进行的这种试验的结果所做的保证，一位有能力的科学家将会怎样想呢。唉！恐怕这样的试验永远也不会进行吧！有一次，马萨诸塞州大学一位聪明的教授向格罗斯挑战，要他进行一次蒙起眼睛的试验，他也未敢应战。这个试验其实更简单。先让格罗斯找出他的魔杖倾斜得最厉害的地点，然后把他的眼睛切实蒙好，领着他在这个地方走动，看看他上过上述地点时他的魔杖是不是还倾斜。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吗？
格罗斯的魔杖在上述一些试验中失灵之后，罗伯茨的反应颇有意思。这些失败是不是提醒他应当设法安排另外的试验，例如他所设想的软管试验，或能使格罗斯的功能取得某种科学根据呢？没有。相反，他写道：“如果在科学家们看来，这些试验没有证明什么的话，在我看来，它们却证明了许多东西。首先证明，以后进行任何魔杖探测试验时，我必须尽量少和怀疑论者或地质学家们打交道……”。
对格罗斯的魔摆功能所进行的试验，结果也同样令人沮丧。在缅因州总医院产科，他曾在16个孕妇的腹部上方悬过魔摆。在这些孕妇生产后，对他的测试进行了核对。在16例中，他只对了7例。事实上，罗伯茨的侄女在对11个孕妇所作的类似试验中，结果还比他强一些。她猜对了9例。
至于格罗斯在寻找水源方面的成功，实属机缘巧合。首先，对一个完全熟悉地形的人来说，地面上往往有许多迹象，为确定地下水源提供了线索。身为渔猎监督官的格罗斯，肯定对该地区了若指掌，而且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人。该书第46页谈到，他探测到一条水脉通向一个经常“由于浸水而妨碍……农业机器工作”的地点。第276页又谈到，他选定了一处凿井的地点，那里水源非常接近地面，“附近的草地和灌木林，即使在极端干旱的情况下也仍然是湿润和青葱的。”各方面情况表明，他对构成该地区特点的泥土、地壳沉积、沙滩和其他结构十分熟悉。即便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也能够很容易地根据十分熟悉的周围环境找出重要的地质线索。
在许多情况下，格罗斯用魔杖探测到的情况，证实了有些人已经知道的东西。不妨作这样的设想：他本人可能是作为不自觉的“肌肉测知术功能人行动的”，但他从在场的人的反应中收集到线索，并把这些信息传递到他的手上。
这一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任谁掘到足够的深度，随便在什么地方也一大能碰到水源。近地面的水源，比人们设想的要多得多。在许多地区，随便在一个地点挖下去，在浅处找到水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实际上，水源很少出现在“水脉”中（除了在很少的情况下岩石的裂缝和洞穴造成这种现象）。在一定的水平线以下，有一个变化不定的地下水多孔结构，每年和每季都在变化。在许多地区，一点也找不到地下水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不过是只够一家人使用的涓涓细流。
百慕大就是这样的地区。象在类似的石灰岩岛屿上一样，淡雨水穿过多孔的石灰岩渗入地下，浮在地下的咸水上面。不论在岛上的任何地方，打井时打到这样的地点，就会得到上面的一层淡水，不过只是少量的。罗伯茨有一次竟向记者们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格罗斯在百慕大找到的水源，是来自北美大陆的地下溪流！
就算罗伯茨的那堆材料是真的，其中也记载了格罗斯在用魔杖探测水源时的几次明显的失败。象特朗普博士一样，他有信口开河的才能。有一次，格罗斯预测水源在16英尺处，但后来证明是在6英尺处，据说这一次是因为“水脉遇到了障碍物……形成一个压力区”。另一次，则是由于使用炸药而使水脉改变了方向。又有一次，则是由于钻机的震动使水源改遍了。罗伯茨硬说，甚至一架推土机的重量也会压坏水脉，使之改变流向。由于在打井时很难避免触动上地，要为失败找到借口是并不难的。如果真有水源，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随便在哪儿都有，那自然很好。如果没有水源，那是因为水源“改变了方向”。那么，罗伯茨怎么会知道水脉是改变了方向呢？那是因为水已不在格罗斯所说的地方，而格罗斯是从不会错的。
应当指出．对深度的估计是极难鉴定的。罗伯茨常常说，格罗斯的预测可以准确到英寸，而任何曾经设法测量过井中水源深度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准确程度是多么荒诞无稽。有几次，格罗斯的估计就差了许多英尺，百慕大的许多井都是如此，他从肯尼班克港遥测估计水源深出是15英尺。他现场复测是30英尺。而最后凿井时在73英尺处才找到水。
测量流量甚至更加困难，何况，随着季节的变化，差别很大。正如一位在供水系统工作的工程师托马斯·里迪克在《魔杖探矿是无稽之谈》③（《哈泼斯》月刊，1951年7月号）一文中所写：“在美国，没有一个供水工程师能够把任何一口井的流量计算到四分之一加仑/分的精确度，即使以最精确的测量方法经过24小时的泵水试验，也做不到。”不用说，在格罗斯作出了夸脱/分的预测后，很少有人对它作过同样精度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