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言语有一分为二的功能。每说一句话就像是丢弃了另一句话一样。所以你口吃。你一碰到头两个音节就想把嘴巴闭起来。你也无法离开言语。"
"这让我回忆起一件事。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每次一口吃起来，就会在'M'上卡住。当时我非常腼腆，不过我倒不害怕别人看我的目光，我甚至经常梦见别人看到我赤身裸体。可我会觉得不要说太多话才好，至少人家不会怪我说错话。我记得十三四岁时，我在范·努依斯的小爱默生高中念书，我是班级代表，每次开会时我都会结结巴巴地说：'M-m-minutes of the last m-m-meeting……'（上次会议的记录），我口吃得很厉害。后来，学校里的人都叫我MMMM小姐。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本·莱昂帮我起玛丽莲·梦露这个名字作为艺名时，他选择了我最不敢念的字母作为我名字的缩写。当我第一次上镜头演《斯库达，嗨！》时，我在电影胶片上的第一个音就是：Mm。他们后来不得不把这一段剪掉了，在这部片子里，我就是不讲话的。"
"我一背台词就不行了。"她沉默了片刻继续说道，"我刚开始当演员时，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我找到了不口吃的办法，就是先自言自语。我将我的害怕当做武器，一种捕捉男人的陷阱。"
"'M'也是'母亲'一词的首字母。你知道，在大多数我所知道的欧洲语言里，'母亲'一词都是以'M'开头的。儿童心理分析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茜·伯林翰发现，小时候在远离母亲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语言开发总会迟一些。"
"我认识安娜·弗洛伊德，她在你之前治疗过我，你不知道吗？"
"Mm……这个音节是自我性行为的。"被她插了话而有点不高兴的格林逊接着说道，"也许这也能解释'me'（我）这个单词也是以'M'开始的。"
玛丽莲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把双臂交错在胸前，并转开了刚才一直对着格林逊的脸。
格林逊还从未对他跟踪了三十个月的玛丽莲的病情作过明确的判断，现在他注意到她有偏执症状和抑郁现象。格林逊和他在洛杉矶心理分析学会的同事们交流对玛丽莲病情的看法，有个同事对此的评论是："他不明白他对玛丽莲的收留只是弥补性的，只能让她看到她未曾拥有过的东西：一个家庭；以及她永远成为不了的：一个受父母疼爱的女儿、一个母亲、一个姐妹。"听到这些话，格林逊有点着急了。
"我是不是真的违反了规则，逾越了界限呢？"他问威克斯勒，"这个病例值得你研究一下，我发现她有精神分裂的迹象，她经历过悲惨的童年，不知道是幻觉还是事实，她说她曾遭到过性侵犯（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面对的是一种脆弱的、随时都会坍塌的心理）。我对她就像对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把她的需求和心理工作放在第一位，而把我的治疗计划放在第二位，我想让她的话和感情进入我的内心，但你是不是认为我应该更加透明一些？"
"不，"威克斯勒回答他说，"你应该在这条非传统的路上走得更远些。那种认为心理医生只能无声地坐在病人背后，让所有的移情都向他发来的看法是很可笑的。我认为病人无需多长时间就会分辨出我是聪明还是愚蠢。如果他对我说：'真是无赖养的'，我不认为作为医生只能这么想：这是在说他父亲，不是在说我。也许我真是一个无赖养的。同样，当我和病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清楚我是哪一类人。那种认为不能和患者有真实关系的想法是不合情理、不公正的，也是愚蠢的。"
"你认为触摸到病人身体是否超越了界限？"格林逊摸了摸他细细的胡须。
"我们先不要争论类似的问题，就像我们培训学校的同事们经常讨论的：当病人号啕大哭时，如果递给她一张纸巾是否有悖于规则？很多医生认为是的，因为这样会介入到移情中去……当人们看到他们的心理医生如此神经质，当他们读过心理分析学校教的理论后，他们大概就不会来看病了。有违常理的是，像我这样不是医生出身的心理分析师对身体的害怕比别人少得多，不论是他们的身体还是病人的身体。"
在他们共同的女病人去世后不久，米尔顿·威克斯勒和拉尔夫·格林逊考虑要为贝弗利山庄的"心理分析研究基金会"进行一项研究，并写一本论述《失败的心理分析》的书，但是这本书最终并未写成。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大街
1961年9月
1961年9月末的一天，玛丽莲如约来到格林逊家。她的心理医生此时正待在游泳池里的一艘小船上，他把泳池称做"格林逊湖"，并会经常在那儿安静地待上几个小时。小船催眠似的，轻轻摇晃着；花园里的玫瑰花和茶花传来扑鼻的芳香。他一边看书，一边思考问题，有时会抽上一支雪茄烟。9月20日他五十岁了，按他对安娜·弗洛伊德的说法，五十岁是一个转折点，但他没觉得自己"更老，也许更明智了"。六年前发作的一次心脏病让他明白，人总是会死的，并因此更珍惜时间，希望自己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他专注于撰写《心理分析技术和实践》一书，单是"抵抗"一章就写了一百多页。他准备再写一章关于"移情"的问题，谈论有助于达到患者真实情况的、由患者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人格上矛盾之处，他估计这一章可供写下的内容更丰富。格林逊希望在年底前完成这本书，并打算过一阵子就和东海岸的出版商探讨出书之事。因为怕病人太多，接诊会影响写书的进度，他决定辞去培训学校的主任职务，并减少了专业活动。这个喜欢抛头露面的医生，甚至决定连"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年会都不去参加了。
他还想离玛丽莲远一点儿，但当他看见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世界上，还是免不了给予她同情。他还希望能够战胜在玛丽莲身上施虐的死神，并能参透它是如何摧毁她的。与此同时，他又对玛丽莲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他觉得她对时间和情感的要求太过苛刻，而且她的状况已经严重到根本无法用传统的心理分析方法来医治了。
10月初的一天，玛丽莲在一个晚宴上遇见了来洛杉矶参加一个正式会议的司法部长、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对于这次晚会，格林逊在着装问题上给了她明确的指令。她本想穿一件黑色的紧身礼服，以突出她肌肤的苍白，其实最主要的是穿着这件衣服能让她的胸部一览无遗。他要避免她如此穿着将会带来的又一次自我摧残。晚会在演员彼得·劳福德家中举行，因为此人娶了肯尼迪的一个姐姐。晚宴上，玛丽莲喝多了，天色越来越暗，她已不能自己回家了，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新闻专员提出送她回多荷尼道的小公寓。
十天后，福克斯公司通知她拍摄《濒于崩溃》，但她深信丘克瞧不起她，也知道自己身上厌恶电影、不想继续拍片的自我迟早要暴露出来，因此她威胁说要自杀。格林逊担心她真会这么干，决定再次给她戒药，并从福克斯公司那里领到一笔可观的薪水，以及玛丽莲·梦露的特别顾问、影片的技术咨询师的头衔。因为Payne Whitney诊所的前车之鉴，这次治疗就在玛丽莲的家中进行，起居室成了病房，窗帘换成了厚重的三层蓝布。
"你知道吗，"她对晚上来看她的格林逊说，"我找到了死的定义。一个人们要摆脱掉的身体。没死的人总是这么想。就像路上跟踪你的男人一样。生殖器也常是一个人们要摆脱掉的东西。当我在那个匈牙利女人那里接受治疗时，我在纽约立过一份遗嘱，我在里面规定了我的墓碑上必须这样写：'玛丽莲·梦露-金发：94-53-89。'"
她竭力忍住笑，又说道：
"我想我会坚持这样写的，即使有必要修正我的三围尺寸。"
格林逊回到圣莫尼卡后，努力回想玛丽莲说的所有故事包括性姿势带给他的是一种什么感觉。是厌恶，甚至是悲哀。当她坐在他面前时，被过氧化氢漂过色的头发有一股味道一直飘进他的鼻孔，让他没有兴趣接近她的手或嘴唇，他总是闻到这种味道。格林逊不喜欢她这种类型的女人，他更喜欢苗条的、棕色头发的女人，而玛丽莲过于孩子气和美国化。当他为她治疗时，面对她的身体，只有欣赏，没有渴望。他觉得她漂亮，也性感，但却引不起他的性冲动。
他想弄明白为什么对她没有欲望，甚至于不想再见她。赋予一个单词形状的是辅音，而不是元音；赋予一个句子形状的，是发音和句法结构，而不是组成它的单词。和句子一样，肉体并不足以引起欲望，还必须有结构，有骨架，有连接的部分。要有形状。玛丽莲只有肉体，当她带着躯体走来，就像带了一个物件来，然后把它放在安乐椅上，说："你感兴趣吗？"这样做非但不能把她的害怕变成他的欲望，还会因为过于直接而遭人厌恶。
贝弗利山庄，罗克斯伯里道
1976年秋
拉尔夫·格林逊也许是在1976年开始撰写他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移情的屏幕：作用和真实身份》。他在电影《弗洛伊德》里发现了一组令人不安的关于心理分析和爱情的界限的镜头，这个发现让他大感兴趣，并告诉了米尔顿·威克斯勒：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安娜·弗洛伊德不希望拍摄描写她父亲的电影。问题并非出在饰演她父亲的病人的人是玛丽莲，而是出在'爱情'上，整部影片充斥着这个内容。"
威克斯勒耸了耸肩。
"这有什么关系？你花了这么多年才明白，激情首先是一种表演、一种演员的游戏吗？"
"我热爱电影。演员的表演让我感动、银幕使我着迷。你是不是认为我很想当个演员？其实还不止这个：我本想当个导演，做一些治疗病人时不能做也不该做的事--写对白、编故事、展开剧情。"
"你太孤芳自赏了，不能这样。再说导演本身并不出现在舞台上……"
格林逊打断了他，"我准备写一篇既有历史性又有理论性的文章： 《为什么喜爱影像的弗洛伊德不喜欢电影》。"
"算了吧！你一直在跟我谈电影，那爱的激情呢？爱呢？玛丽莲的故事里，你导演的是爱吗？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你知道，我和她根本没做过任何与性有关的事。她是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但是那些以为我和她之间有爱情和性关系的蠢货并不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她的身体并未对我形成性的吸引。我不否认我欣赏她的外表，但是我并不在意这一点。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是被关在遥远的、地底深处的一个孩子的声音--连小女孩都谈不上--是一个不愿开口说话的孩子罢了，以为不开口人家就不会说她说错话了。我怎么会和一个孩子上床呢？"
"缺少欲望或缺少爱！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使你让步？如果你真和她睡觉的话，她所寻求并找到的治疗与错乱也许就不会那么具有毁灭性了。你们也许就不会这样彼此伤害了，也许她今天还能活着。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你能够毫发无损地退出你的激情、你的电影？"
"如果你愿意，我们以后再谈吧。我还有点事儿。"
格林逊关上门走了出去。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街
1961年12月至1962年1月
1961年12月4日，格林逊写信给安娜·弗洛伊德，不过信中并未提及安娜五年前对梦露的短暂治疗："我又重新开始治疗几年来一直由玛丽安娜·克里斯负责的病人了，这位女病人已经处于极限状态：嗜药成瘾、偏执、病得非常厉害。你可以想象，要治疗一个精神孤独、问题多多的好莱坞演员有多么困难，而此人恰恰又是个名人。对她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分析根本不行，她的想法和举动常常让我匪夷所思，治疗时我只能临场发挥，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转弯。如果最终能够治愈她，我也算是在这个折磨人的过程中学到了点儿东西。我投入的时间和情感太多了。"
巧合的是，安娜的回信中也没有更多地提及她曾经对梦露做过的治疗。"我从玛丽安娜那里得知了这位病人的病史，以及她是如何治疗的她。现在的问题是，要设法了解是否有人能够为这位病人提供她本该自己具有的恢复健康的欲望。"这两人像是商量好似的，只字未提安娜对玛丽莲精神状态的介入，大概两人都想到了，万一治疗无果，也不会把安娜牵扯进去。
仍然是这个月，格林逊向另外一个人写道："她度过了深层偏执抑郁症的阶段。她想过停演，想过自杀。不得已，我只能让护士日夜看护着她，监视她到底在吃些什么药，我觉得她仍有自杀的倾向。但是玛丽莲每每朝这些护士大吵大闹，没过几个月，她们都逃得远远的。"
12月1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头目埃德加·胡佛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芝加哥的黑手党大佬萨姆·吉安卡纳想通过弗兰克·辛纳屈向肯尼迪兄弟求情。三周后，玛丽莲在格林逊家吃饭，她兴奋地告诉他："天哪！我要到劳福德家赴宴，罗伯特将在场。金·诺瓦克会向大伙儿介绍她的新家，而我得和罗伯特说些正经事儿！"这是她第二次和肯尼迪的弟弟一起吃饭，她不想像上次那样，袒露酥胸、一边呕吐一边挂着眼泪消失在罗伯特的眼里。她复习了一遍上层人物们交谈时常说的词汇，又和丹尼·格林逊讨论了可以作为谈资的政治话题，并一一记录在本子上，这是些来自左翼的观点--当时，这位格林逊公子是反对南越政权的。另外她也想和罗伯特探讨一下反美活动委员会的问题、民权问题等等。她想给罗伯特留下点儿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她一开始也做到了，但是当罗伯特看到她不时地翻看藏在手袋里的本子时，忍不住嘲笑起她来。近些年来，玛丽莲已养成了事先准备好话题的习惯，不打无准备之仗。当一个人自己先对自己说是个谬误时，就不会怕别人说她犯错了。
圣诞节的最后一天下午，玛丽莲和她的前夫乔·迪马乔一起在格林逊家度过。晚上，她和琼、乔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着香槟酒，情绪平稳。但当格林逊走进来时，她又变得局促不安。迪马乔发现了，问她怎么了，是不是太屈从于她的心理医生了？并且根本没意识到他对她的影响有多深。她告诉她的前夫，格林逊在各方面都给她出主意：她必须保留哪些朋友、可以跟哪些人外出、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住在哪里比较好、付给尤妮丝·莫瑞多少工钱才合适（他刚建议她应付给莫瑞双倍工资）。
一个月后，格林逊发现她和肯尼迪兄弟的频繁接触对她没什么好处，同时也觉得自己应该离梦露暂时远点儿，以便更好地治疗她，他建议玛丽莲到墨西哥去度一段时间的假，然后再回来继续拍《濒于崩溃》。她开始觉得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变化，原来他是个有激情的人，而不是一个深情的救护者。不知不觉地，他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有了一种对于两人的自我的爱。
玛丽莲像别人一样，有她自己的爱情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人故事很多，个别人还故事不断，或者总是有相同的故事。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可以写出来的。怎样描述这样一种爱情呢，在其中每个人都发现了自己原本不知道的自己？有时候有人会因此而死。另外，这种爱说得出来吗？有些话只有当往事不再时才会说出口："我爱你。"有些话是不想再继续彼此的关系时说的："我不爱你了。"人们永远不会在口头上说"我爱你"的同时，内心里却希望对方不要爱自己。格林逊的那种眷恋是要引起令人不安的共鸣的，两人的爱的疯狂来自于他们之间不断深入的接触。这种爱是一种激情，有降，有升，有绝望，有苦涩的泪水，还有黑色的愉悦。一种移情的激情。如果说"爱"总是相互的--每个人都希望爱对方、也为对方所爱，那么"激情"这东西则是不对等的。就像情人一样，有激情的人更嗜好去爱别人，但内心里，他被恨之爱所占据，他也希望不爱或者不被爱。
布伦特伍德，海伦娜五道
1962年2月
因为纽约精神病诊所的那段可怕经历，玛丽莲又回到洛杉矶居住了。此时的"天使之城"已不是她孩提时代和少女时代所熟悉的那座城市了，六百万之众的人口使城市像一只无形的软体生物一样向外扩张，交错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仿佛凝固的血液充斥在被严重污染了的交通动脉里。几乎每个街区都闪烁着宇宙飞船形状的餐车式饭店；超市的霓虹灯全年无休地在夜空中闪烁。在好莱坞所处的高地区域，一座水泥结构的八角形建筑上挂出了"可以看得到电影中的街景"的销售广告，这个街区里的别墅以地中海风格为主，掩映在高大的棕榈树和桉树之间，三十年来，住在里面的都是些默片时代的明星。
自从玛丽莲八个月前回到洛杉矶，就一直住在贝弗利山庄北面灰石公园附近的多荷尼道882号一间简单之极的公寓里，门上的名字写着：斯坦吉尔--她的秘书的名字。多年来，她搬过无数次家，既住过好莱坞的青年旅舍、马蒙特城堡、一家叫做比尔特莫尔的下等酒店、贝弗利山庄酒店，也住过范·努依斯铁路上的陋室、改建过的车库，还住过纽约曼哈顿的王家公寓、卡莱尔酒店的总统公寓。尽管每次她都不会忘了带上那架白色的钢琴，但她却从没住过自己的家。"一个没有基础的上层建筑。"就像不久前她对一位记者说的那样。
这年年初，玛丽莲在布伦特伍德买了一处房子，房子位于洛杉矶的西区，能吹到来自太平洋的风，更难得的是，在"天使之城"已被侵蚀的城市结构里，它还保持着城镇的、甚至是村庄的模样；而且房子正好位于毕科大道福克斯电影公司和圣莫尼卡她的心理医生家的中间。一次治疗结束后，格林逊送她出门，问她："要我们送你回家吗？""送你回家"，玛丽莲觉得听上去有点可笑，但马上意识到这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家。她说："你知道吗？最近的一次酒会上，我在签到本的地址栏里填的是：无。"
因为情绪失控和两次手术而住了几次院之后，玛丽莲开始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这个家应该像他的家，这也是她买下这所房子的唯一原因。购房合同是由米尔顿·卢仃起草的。这所房子几乎是格林逊家的翻版，只是没有那么漂亮、那么大。这是一座假的庄园，位于一个安静的街区，在一条死胡同的尽头，她在那里住了不到六个月。
房子后面有一个小游泳池、一片小草坪；通向沟壑的斜坡上还种了几棵树。房子里的东西并不多，简单地装饰了一些瓷砖，墙上挂着一些面具、一个卡尔·桑德伯格送的挂钟，各种颜色的陶器，还有一间挂了阿兹特克人形象的日历的房间，冷色调的，好像还没装修完。房间里的家具也不多，好像玛丽莲并不放心这个房子似的。2月份，她由尤妮丝·莫瑞陪着去了趟墨西哥，在那里买回几样西班牙风格的家具，想把家里拷贝成格林逊家的翻版。"你知道，"女管家对格林逊说道，"我对她的家很熟，就是我卖给她的。"这位女管家把她的女婿、她的弟弟和两个朋友也介绍来为玛丽莲工作。
玛丽莲很喜欢她在海伦娜五道的这个家，以及房子里与深色调无装饰柱子相配的天花板。在平地上，她感到了树的力量，就像那些包容你但又不会把你封闭起来的男人的手臂。她喜欢那些刷涂了灰泥层的墙，粗糙得像整天干家务活儿的母亲的皮肤。地上铺的白色地毯把进屋的脚步声掩盖得严严实实。格林逊曾对她说："它对你来说是你没有保住的孩子、是你离婚的丈夫。尤妮丝会像一个母亲那样在你身边照顾你，而我会像一个父亲那样在离你不远的地方保护你。你的房子将给你带来安宁。"她没有细算过究竟换了多少房子，但三十五年里至少搬过五十七次，这次总算有了一个真正的家，最后一个家，一个她不会再卖掉的家，一个她不再感到害怕的家。
为福克斯公司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为让格林逊满意而买下的最后一套房子，也许这样又让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不过这样也好，反正，即便是到格林逊家去就诊，她也可以考虑什么时候结束治疗。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街
1962年3月
格林逊很快明白，玛丽莲想一拍完福克斯公司的最后一部影片就回纽约去，她一直认为曼哈顿才是她真正的通讯地址。在去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旅行之前，她到纽约待了十二天，从2月5日到17日，每天都去听斯特拉斯伯格的课。每天晚上格林逊都要和她打一通电话。随后她又去了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拜访了她的前公公伊萨多尔·米勒，然后才飞去墨西哥。她的这次旅行给了格林逊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在莫瑞的陪伴下，玛丽莲在墨西哥买了不少东西。一个名叫何塞·博拉诺斯的左翼电影剧作家成了她的情人，她在弗雷德·范德比尔特·福莱德的家里与流亡的共产党俱乐部"玫瑰域"有过几次接触。玛丽莲不知道，范德比尔特其实是格林逊的多年老友，所以格林逊并不担心她与他们的交往。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此却给予了高度关注，一份撰写日期为3月6日、题头为"玛丽莲·梦露-国家安全-C(指共产党)"的材料由墨西哥分部转给了埃德加·胡佛，后者对美国总统的情人在赤色分子面前谈论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话题感到担忧。
从1961年底开始，玛丽莲就被窃听了，而且是被好几拨人：迪马乔出于忌妒监视她，他经常与塔霍湖上的卡奈法赌场的经理、绰号为"瘦子"的恶棍达马托碰头，而达马托自己也正替萨姆·吉安卡纳监听着玛丽莲。联邦调查局也在她的电话上接了一根线，埃德加·胡佛提醒肯尼迪总统要提防黑手党借玛丽莲和他的关系搞垮他。因此，玛丽莲经常躲到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加利福尼亚。
3月初，玛丽莲结束了墨西哥的购物之旅回到洛杉矶，打开飞机舱门，玛丽莲怀里抱着一小瓶烈性酒，东倒西歪地走了出来，状态极差。三天后，她身着低胸晚礼服，挽着她的墨西哥情人，醉醺醺地出现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当人们欢呼着将"最佳女演员"金像奖授予她时，她勉强站直了走上台，当她致答谢词时，声音模糊、断断续续，在场的人都觉得她完了，然而当天下午，她就去了福克斯公司，向负责制片的副总裁彼得·G.莱华士表示，她想开始拍摄了。
"你确定吗？你看上去像是被彻底毁了的样子，到底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他告诉她，已经委托前两部电影的编剧南奈利·约翰逊重写《濒于崩溃》的剧本了。
第二天，她便约了南奈利·约翰逊在贝弗利山庄酒店碰头。
"我想找南奈利先生，我跟他约好的。她告诉前台。"
"怎么称呼您？"
"就说是一个妓女来找他了。"
他们喝了几瓶香槟酒。"她每况愈下已经有两年了，"约翰逊后来向别人解释道，"但她坚信这部新片可以使她重回一线地位。"
"说得轻点儿声，有人在听着呢。"
"你是不是有点儿偏执狂？"
"偏执狂也是有敌人的，就像心理医生们现在爱开的玩笑一样。我们还是谈谈角色问题吧。"
"你让我有了一个想法，你还记得我四年前的电影《三面夏娃》吗？现在我觉得你演《濒于崩溃》里的'双面艾伦'倒挺合适的：一个多情的、孩子气的女人，同时又是一个可怜的、向一个以为她已经死了的男人复仇的女人。"
"不，我不要悲剧角色！不要忘记我是玛丽莲·梦露，你应该充分利用她，我希望有一个穿比基尼的镜头。至于人格的双重性，这也够了。你知道吗？赛德·查里斯也想在影片里扮演金发女郎。他们为了让我放心，跟我说她的头发将只是淡栗色的。可她是下意识地想演金发女郎。"玛丽莲狡黠地总结道。
约翰逊出神地想着。他后来得知，为了不冒任何风险，福克斯公司将玛丽莲对手的头发染成了更深的颜色。他被福克斯公司的变化多端搞得泄了气，开始明白这部影片对于玛丽莲的职业生涯起着关键作用。但是不管她演不演这部电影，她都是输家，就像有时候我们下棋一样，要么影片拍完了但是拍得一塌糊涂，要么中途放弃而玛丽莲正是肇事者。
玛丽莲和博拉诺斯在贝弗利山庄租了一间房间，因为她的家要花几天时间进行一下装修。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她怀着焦虑的心情来到格林逊家就诊：
"南奈利·约翰逊将不再理睬福克斯公司，因为他们连到底要什么样的剧本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影片应该怎么结尾，故事应该以喜剧收场还是以悲剧收场。"
"你今天身体很差，晚上别回去了吧。你就留在我们家里，等你好点儿了再走吧。"
这已不是她第一次在格林逊夫妇家过夜了，她同意一直待到她的房子装修好为止。
格林逊把他的病人安顿在二楼的一间屋子里。他把她的墨西哥情人、其他情人以及前夫们隔离得远远的。几天后的一天晚上，迪马乔来找她，要她回她自己家去。格林逊在另外两个医生在场的情况下，拒绝让玛丽莲下楼。
"她吃了镇静药，我想让她平静下来。等我联系你后再来吧。"
当她听说乔在下面等着她时，想去和他见见面，但是格林逊不同意。她提出抗议，并大叫起来。乔坚持要接她回去。格林逊转身向其中一名由他培养起来的精神科大夫说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有自恋癖性格的人。你看她的要求多么苛刻。她一定要人家满足她的所有要求。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可怜的东西！"
旁边这位未来的心理医生不需要多少临床经验就会明白，这时的格林逊自己完全处在移情之中，这个可怜的人儿正处于移情之中不能自拔，他成了他病人的俘虏了。
迪马乔做了他在Payne Whitney诊所做过的事情：他把"住读"的玛丽莲从格林逊家接了出来，当中自然不乏唇枪舌剑。格林逊的同事们发现格林逊介入得越来越深，变得越来越专断，不免着急起来。首先是米尔顿·威克斯勒，然后是好莱坞心理分析界的头面人物们，觉得这个故事太离奇了，本来可以被当做一个技术手段的事现在却成了一个反面教材：格林逊非但没有能使玛丽莲从他身上汲取独立自主地判断和行动的力量，反而让她屈从于自己的控制。严厉些的人把这事看做"两个人的疯狂"，宽容些的则不加评论，认为这种做法虽不够正统，但也没有违反法律、道德和医生的操守。不过，由于格林逊的个人威望、他对洛杉矶心理分析学界的精神控制，以及他提供的培训使各种批评的声音渐渐地弱了下来，大家开始不再就这件引起冷笑和非议的治疗方法加以评论了。
南奈利·约翰逊写完剧本后准备离开加利福尼亚。玛丽莲破例起了个大早为他送行，她搂着他的脖子把他送到机场。但他走后，一切很快又变得糟糕起来。一天晚上，她从她的新家打电话给《濒于崩溃》的制片人亨利·韦恩斯坦。
"你知道我刚才经历了什么事吗？我找到了我父亲的地址，我乔装打扮后到了他家，我委身于他了。"
韦恩斯坦叫醒了格林逊，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
"幻觉罢了，她跟我说过好多次了。她有很多幻觉。其中有一个在年轻妇女中是很常见的：她想和所有像她父亲的人上床。这正是她这段时间里的幻觉。其实不必为这种事叫醒我！晚安。"
对心理分析颇有几分通晓的韦恩斯坦想，这个幻觉很可能是对格林逊的幻觉的移情。几年后，他说道："每当我想起这两个人时，就感到难受。我想拉尔夫更依赖玛丽莲。"而米尔顿·卢仃这样评价他的妻兄："他时刻担心她出事。是同情心毁了他。"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街
1962年4月
玛丽莲拍摄《濒于崩溃》的片酬是十万美元，只相当于福克斯公司付给迪安·马丁的片酬的三分之一，迪安在片中饰演她的健忘的再婚丈夫。迪安一向对玛丽莲喜爱有加，他觉得这时的她比任何时候都可怜：1月份时辛纳屈和朱莉叶·普鲁斯订了婚，马上就要和玛丽莲说再见了。当初彼得·劳福德把玛丽莲介绍给罗伯特·肯尼迪时，辛纳屈对于这位与黑手党为敌、捍卫他总统哥哥的名誉的司法部长拜倒在他旧情人的裙裾下感到分外的高兴。而对于玛丽莲来说，她一下子就被肯尼迪兄弟的魅力所吸引。现在轮到弟弟鲍比了。这位司法部长和这个有着淡金色头发的性感女神偷偷地、笨拙地做爱。尽管迪安·马丁是辛纳屈的朋友和合伙人，但他对玛丽莲的喜爱使他不忍心看着她和肯尼迪兄弟、他们的政治圈子以及黑手党一起"嬉戏"。更何况，多亏了玛丽莲的坚持，制片方才选择了他来出演这个角色。所以，他更为她痛心不已。
"明天是什么日子？"还站在格林逊的门厅里的玛丽莲问道。
"4月9日。"格林逊答道。
这是《濒于崩溃》开机的第一天，和学校开学的日子一样，谁也无法躲掉这一天，除非他诈死或装傻，玛丽莲只能重返摄影棚。这次又是丘克执导。自从玛丽莲的精神状况和经常性的缺席差点让《愿嫁金龟婿》功亏一篑，丘克一直对她耿耿于怀。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和谁睡觉。不过他这个人不是不喜欢女人，而是到了恨女人的地步，"玛丽莲在格林逊面前发脾气，"他无法将镜头对准女演员，无法理解她们的想法和愿望，他还希望睫毛膏、化妆品和眼泪都掉下来，化作一团令人作呕的面团。你知道吗，他原本想把《濒于崩溃》的摄影棚搭在自己家里，这很说明问题。他极为自恋，还有他的各种可爱的物品、他的游泳池、他的豪宅。你知道他晚上和他的那些男宠们在做什么吗？我知道，我有一个同性恋朋友属于他的圈子。他搞了一个模仿玛丽莲的竞赛，那帮人打扮成我的样子，学我走路的腔调和我那淫荡、愚蠢的小女孩嗓音。放心吧，我亲爱的大夫，对你他也是不喜欢的。当别人问他我是不是能够参加拍摄，他回答说：'我怎么知道，还是去问她的心理医生吧。'"
格林逊仔细地听着，心里在想，不知她排斥的是这部片子和这个导演，还是在演了《不合时宜的人》里的悲角儿后又要她出演一个愚蠢的金发女郎这件事本身。
"我碰到过丘克，他没有给我留下不喜欢我的印象，他甚至请我协助你演好这部电影，他不讨厌你。"
"瞧你说的。有一位记者曾问他是怎么看我的，他回答说我太紧张了，以至于不能完成两个镜头之间的衔接，至于我为什么会这样则要问我的心理医生了。所以说，丘克先生，我不知道跟什么、跟谁做上下镜头的衔接，因为我这个人是不连贯的，始终是分离的。而且总是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精确。"
过了一会儿，她缓过点儿气来：
"不过，这个剧本我倒是挺喜欢的。一艘船沉了，一个女人在一个热带岛屿上与一个英俊男子相遇；她被宣告死亡；丈夫又跟别人结了婚；女人奇迹般地获救，回来找她的丈夫。她的儿女们认不出她来，她只好装作一个看小孩的，她的丈夫非常烦恼，但他的第二个妻子牢牢控制住了他……"
格林逊打断了她：
"这故事我知道。我看过剧本，这是另外一部电影《我最喜欢的妻子》的翻版。你为什么不能够演艾伦？是你不希望人家不承认你这个人，或者不时地切掉你的镜头、夺走你的形象吗？"
"你没明白。你曾经说过，给我留下最深印迹的人都是摄影师：安德烈·德·迪埃内斯、米尔顿·格林和我现在刚刚碰到的乔治·巴利斯，都是些注视别人的人。但是，看不等于了解。我希望自己被看到，不停地被看到，从各种角度被看到，被所有的人看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但这是为了不被了解。"
"既然你那么喜欢面对相机镜头，又为什么会害怕电影镜头？"
玛丽莲沉默了。当她觉得将要堕入深渊，当她感觉死亡将要来临，而且知道开学的那一天不会有什么人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时，她只有一个求救办法：叫人给她拍照，让自己存在于胶片中。影像是一种神奇的东西，而说话是一种让人绝望的东西。"我一碰到电影里的场景就无法应付，但碰到拍照却不会怕。"她以前和米尔顿·格林一起生活在康涅狄克州的威斯顿时就这么说过。
"我刚才问你问题呢。"格林逊又说道。
玛丽莲高声说道：
"每当我不得不开口说话，在舞台上演戏，或在摄像机死神一般的眼睛底下把写好的词张嘴说出来时，我就感到害怕。而拍照的时候，只需要对准我、取景、朝我按下快门就行了，用不着我说话，不像有声电影。"
《濒于崩溃》的开拍真像场噩梦。第一次拍摄不得不被推迟到4月23日，玛丽莲利用这个间隙又去了趟纽约，参加在公园大道举行的欢迎肯尼迪总统的晚宴。她到场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脸色苍白如水，又像即将燃尽的火炭。她漫不经心地走近总统，对他说："总统，你好！"后者回过头来，向她微笑着答道："嗨！来，我来给你介绍几个人。"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在回好莱坞之前，玛丽莲去见了李·斯特拉斯伯格，他们讨论了正在筹拍的电影，一幕一幕地谈，谈了连续好几天。等她回到洛杉矶，一个意外的消息在等着她，原本已经熟记的由南奈利·约翰逊写的剧本被丘克和另一个电影编剧沃尔特·伯恩斯坦从头至尾地重写了一遍。
4月22日星期天晚上，从格林逊那里出来，极度慌乱的玛丽莲叫人把她送到洛杉矶南部的赫莫萨海滩。她把她的御用理发师珀尔·波特菲尔德从睡梦中叫起来，请她把自己的头发染好、整理好，以便在次日的拂晓面对摄像机。帕尔曾给一些默片明星理过发，诸如梅·韦斯特的那种白色小波浪造型的发式。和往常一样，玛丽莲把阴毛也重新染了色。拍摄在没有她在场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她连着一个星期没有起床，唯一的活动就是每天到格林逊那里报到。在影片中，是扮演迪安·马丁第二任妻子的赛德·查里斯前去咨询她的心理医生究竟怎么了。4月30日，不顾格林逊的反对，玛丽莲来到摄影棚，连续拍摄了将近九十分钟，最后倒在了更衣室里，被人送回了家。5月5日至11日，她又再一次不得不卧床休息。
正当她努力使自己恢复，而丘克只能拍摄一些没有玛丽莲的镜头时，福克斯公司的高层开始担心起来。公司当时还在欧洲拍摄由约瑟夫·曼凯维奇导演的《埃及艳后》，光是这一部电影就动用了公司几百万美元。现在这两部片子都遇到了问题，再不采取措施，公司就有倒闭的危险。格林逊曾经保证过会让玛丽莲每天开工，并说影片能按时完成，但他没有料到她会因身体不好而病倒在床。福克斯公司的主管们经常给格林逊打电话，提醒他曾经做过的许诺，并想弄清楚玛丽莲为什么这样想让公司倒闭。她是真的病了吗？还是她觉得片酬不高而蓄意捣鬼？是抑郁症吗？是嗑药吗？而格林逊每回总能用令人放心的措辞来宽慰他们。
贝弗利山庄，罗克斯伯里道
1962年5月
玛丽莲这天来就诊时，脸色都变了。
"听说你这回真的要撇下我走了？琼前天告诉我的。"
"是的，我曾经告诉过你……"
"我知道，但一开始我还太不相信。这么说是真的了？"
"我和希尔蒂将去地中海度几天假、旅行一下。她还要去瑞士探望一下她的母亲，她母亲最近发过一次心脏病。回来的路上我将在纽约同我的出版商碰个头，讨论一下我那本关于心理分析技巧的书出版的事。我总不至于连度假的权利都没有了吧？再说，我可没有真的撇下你不管了；另外我还要到耶路撒冷作一次有关'移情'问题的报告。"
"是……不……哎，见鬼！昨天，我做了一次努力，我在规定时间前二十分钟就到摄影棚了，也就是早晨六点，只是为了做一次试妆。我一直工作到下午四点，然后我就上你这儿来了。但是今天，知道你和希尔蒂真的要走了，我到摄影棚半小时后就昏了过去，他们只能把我送回家。你知道吗？刚才我是硬撑着起床并走进浴室的，身体像要断成几块似的。'濒于崩溃'？不就是我吗？"
"对了，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格林逊答道，"如果我给你一件属于我的东西作为抵押，等我回来时你还给我，把它作为我们之间的物质联系和护身符，你看怎样？比方说，这颗玻璃国际象棋子，你说好吗？"
晚上，当格林逊把玛丽莲送出他的别墅大门后，他坐到办公桌前分析起她刚才讲的话。他马上动手写一篇文章，指出他和这一类病人打交道时，不但要说，而且要做，要给予别人，而不只是等待和接受。这篇论述如何将象棋作为过渡性替代物的文章只是写成了草稿，正式的成文直到玛丽莲死后十二年后才修改好。这是一篇为了忘却的写作，目的是要忘却他是如何输掉治疗玛丽莲的最后一盘棋。另外他一直在犹豫，如何写明白发生在玛丽莲这个病人身上的事而又不指名道姓？如果这篇文章出版了，每个人都会猜出他的这位没有说出名字的女患者是谁，即便他给这篇论文起了个中性的题目《过渡性物体和心理移情》。这是格林逊发表的唯一一篇没有指名道姓而又公开谈论他的最有名的病人的文章：
我告诉我的那位年轻而又在情感上不成熟的女患者说，三个月以后我要到欧洲去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她发展出一种对我非常依赖的移情关系。我们仔细分析了她对医生的依赖性的种种成因，但是收效不大。但到了某一天，事情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因为她告诉我，她找到了一种我不在时可以代替我的东西。这样东西并不是对她自身的什么新发现，也不是她结交了什么新的朋友，而是一个棋子。这位年轻的女士新近收到一份礼物，这是一盘用象牙雕成的国际象棋。在她来治疗的前一天，她透过香槟酒杯折射出来的光看了看棋子，突然觉得那匹白马很像我。她立即有了一种舒适和胜利的感觉。白马变成了她的守护神。它属于她，不论走到哪儿她都能带着它。它可以对她起作用，而我则可以放心地到欧洲去旅行。应当承认，尽管我仍有些担心，但我还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我外出期间，我的病人要做的一件主要的事，就是要上台参加一次大型演出。这样的话她肯定能够演出成功，因为她能把她的白马藏在手帕或丝巾里带在身上，它能保护她不紧张、不焦虑，能给她带来好运气。当我身在欧洲时，我很高兴听说演出非常成功。但是不久之后，她就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惊慌地说她把白马弄丢了，被吓得不知所措，就像一个小孩子不见了盖在身上的被子一样。代我在这段日子里照顾她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采取了很多手段，都无法把她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甚至希望我缩短旅程，马上回来。我当初并不愿意中断难得的假期，再说也不能肯定回来就管用。可是令人惊奇的是，事实上这是有用的。
等我一回来，就发现她的焦虑和抑郁慢慢地好转了。这使得我们有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她是如何把我当做她的吉祥物，或者说是护身符，而不是一个心理医生的。这个作为护身符的棋子被她用来作为驱邪的魔物，使她在失去珍贵的东西时仍然能够保护自己。
洛杉矶，毕科大道
1962年5月
5月10日，格林逊终于和他的妻子动身飞往欧洲，开始了为期四周的度假。此时正值玛丽莲病情的关键时刻，他的这次出行让人费解，至今仍是个谜。他跟好几位同仁讲，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去作报告；对福克斯公司，他说是他的妻子病了，要到瑞士的一家医院去治疗；而对玛丽莲，他则说他岳母的健康出了状况。
四天后，也就是在经过三个星期的拍摄工作后（在此期间她几乎什么也没干），玛丽莲早早地起了床，其实三小时后汽车才会来接她，并载着她穿过洛杉矶空旷的马路，朝毕科大道方向驶去。黑色林肯大陆车驶下了布伦特伍德低矮的山丘，扬起一阵巨大的灰尘，在世纪电影城里都看得见。如果要到达给她作化妆室的新游廊，必须经过制片基地的办公大楼。在那幢金属外壳的大楼顶层，经理的办公室占据着战略位置，便利地监视着明星们的来来往往。
在简要记录她最后两年生活的红色记事本中，玛丽莲这样写道：
这不是一本日记，但是我天天都管它叫"亲爱的日记"。一本记事本，记录了我的各种状态，像我堆积如山的衣服一样，脏兮兮的，且缺乏条理。
我听说福克斯公司的安保人员（其中有几位还是老朋友）天天在一份密报中记录我的到达时间和离开时间。于是，有几次早晨，我故意提前下车，从边门进去，而让空车驶入大铁门。即便哪天我不去拍片，我也让我的车开到游廊前并显眼地停在那儿。在与不在，有什么两样？对谁来说？为了什么？当我想到我一生的短暂，和此前此后的无尽岁月，以及我所组成的这个小空间，我惊奇地发现我在这儿而不在那儿。我很害怕，没有理由我在这儿而不在那儿，是现在而不是另一天。我要跟福克斯的那帮人下盘棋，下棋我是熟悉不过的……
在《濒于崩溃》开拍后失踪的玛丽莲5月初出现在了摄影棚，三天半后的17日，她在拍摄正忙的当儿口又消失了。再过两天，她将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为庆祝美国总统的第四十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而献唱。不过福克斯公司并不需要这位巨星的演唱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他们请她不要离开摄影棚，并给她的律师米基·卢仃发了一封两页长的信，威胁要开除她。"如果梦露小姐缺席，不来拍摄，这个举动将被视作为故意不履行合同义务。如果梦露小姐回来而影片重新开拍，也并不意味着福克斯公司将来不会因她不履行合同而开除她。"
亨利·韦恩斯坦知道玛丽莲肯定已经铁了心，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去纽约。"告诉你们吧，这是一位被母亲抛弃、父亲又不知去向的女人；一个在贫困中长大的女人。能为当今的总统献歌庆生，那是任何事都拦不住的。"但是没人听他的话。
此时，诺曼·罗斯滕给玛丽莲寄来了一盘他在当地电台录制的长约三十分钟的诗歌录音，他知道她会喜欢这些诗歌，但尤其希望她明白他想念着她，因为此刻的她非常孤单，又面临着危机。她说这就像是下棋一样，出现了倒计时：已经绝望到没有时间可想的地步了。没有时间想自己的绝望。他认为这些诗歌会帮助她，会成为他的化身伴随在她身边。当他后来到好莱坞时，她的秘书告诉他，玛丽莲不论走到哪儿，都会把磁带放在包里，好像护身符一样。她刚买了一台录音机。
一天晚上，她邀请诺曼和她一起听诗歌。她会将一切准备停当。他会早早来到，尤妮丝会煮好咖啡，他们会一起听诗歌。她可以躺在床上，把磁带倒来倒去，随她喜欢。这样，她就可以在磁带到头的时候安然地进入梦乡。当然，前提是他已经提前走了。当他到的时候，咖啡的香味飘来，她穿了一件睡衣，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着他的工作、他的计划，和她自己的计划；也聊他的妻女，聊他在好莱坞的工作和离开的时间。她期望他的电影能进展顺利，她也觉得焦虑，但意志坚定。她坐到床上，他坐在地上，靠近录音机。她说："你来之前，我刚吃过一粒安眠药，我可能会一边听着你的声音一边睡着，好吗？当然，我也可能在结束前就消失了。"
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
1962年5月
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架巨大的直升机降落在福克斯制片公司靠近第十四号摄影棚的跑道上。彼得·劳福德跳下这架向航空家霍华德·休斯借来的飞机，直奔玛丽莲的化妆间，陪她乘上这架蓝色的皇家机型，飞往纽约机场（该机场当时还不叫肯尼迪机场）。欢迎总统的晚会将是梦露继为参加朝鲜战争的几千名美国士兵的传奇性演唱会后的第一次登台。她坐在机舱里，哼着将要演唱给总统的《祝你生日快乐》。和前来观看演出的一万七千名观众一样，她也掏了一千美元买了一张门票，她还跟琼·格林逊说："这很正常。就像这两年我付钱给你父亲说话一样，现在我也得付钱参加演出。"在琼的陪伴下，她把这首歌反复练了好几天。
晚会上，她将遇见时断时续做她情人的约翰·肯尼迪。六天前，她的前夫阿瑟·米勒在一次欢迎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晚宴上正好坐在杰奎琳·肯尼迪的右首。当时坐在主桌上的还有：作家索尔·贝娄、艾得蒙德·威尔逊和罗伯特·潘·沃伦、画家安德鲁·怀斯和马克·罗斯科、音乐家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另外还有戏剧界和电影界的代表乔治·巴兰钦、田纳西·威廉姆斯、艾力亚·卡赞和李·斯特拉斯伯格。玛丽莲没到场。肯尼迪夫妇像是已经确认了彼此间的分裂关系，而玛丽莲一生的命运其实也是如此，虽然她也曾想通过住到纽约、嫁给米勒来打破这种命运：一方是身体和形象的象征，另一方则代表着文字和文化。
玛丽莲抵达纽约后，兴奋得像个被大人接纳了的孩子一样，坐着出租车在城里到处转悠。她不告诉司机是去商业区还是非商业区，只是说："朝这边开"，"朝那边开。"整个城市是一个节日，而她就是节日的王后；整个城市是一个棋盘，而她以她的容貌和她的举止鹤立于棋盘之首。她下出很多好棋，但不知道对手是谁。白色的王不在棋盘上，但是整盘棋都是围绕它组织的。其他子，母亲可能是黑王后；玛丽莲，白王后；格林逊，白马，但也可能是黑马？肯尼迪夫妇，两个黑象。曼哈顿替她向好莱坞复了仇。对她来说，曼哈顿不仅是个记忆，更是个故事，一个她的故事。
城市就像语言一样，有的语言无法让人觉得好听，人们便永远不会去讲它。在洛杉矶，那些名称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人们可以看到诸如日落小道、阿纳海姆或艾尔布艾弗劳这样的名称，这些名称只能反映一种不确定的颜色，一种种族的记号、一条无尽的线路。这些名称都好像是梦中的名字：她看得到它们，奇怪而又熟悉，美丽或者可怕，但她不懂这些名字。相反，曼哈顿的不连续性强迫玛丽莲自己成为那穿越的时间和看到的东西的联结体。用不着和谁讲话，她就觉得与之相连。纽约是一座让人连起来的城市，能使她忘却分离之城，忘却人与人之间无尽的距离，以及真实与幻想之间极小的界限。
深夜，她回到东五十七街的住处。第二天早上，她收到福克斯公司的一封信，通知她拍片合约已被中止。她想，如果格林逊在的话，情况可能不会这样。可她又心生疑窦，这位心理医生和韦恩斯坦以及卢仃是如此亲密，制片公司甚至称他们仨为"玛丽莲团队"，难道他的离开是为了向福克斯公司表示他对她的命运和这部片子的前途没有关系？心里一乱，她连准备第二天的演出都没心思了。晚上在家排练时，音乐家理查德·阿德勒陪她唱了三十遍《祝你生日快乐》都没过关，他开始担心起这个从她心底升起的痛苦的声音和微弱的气息，以及艰难的发音。她的歌声成了一种从她嘴里发出的空气和乐趣的抚摸。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表演越来越性感。当爵士乐女歌手埃拉·菲茨杰拉德、佩吉·李和歌剧女王玛丽亚·卡拉丝唱完后，她让人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对自己的模仿。
鲍比·肯尼迪和他的妻子一起参加了这场由民主党组织的盛大活动，但是总统肯尼迪形单影只，杰奎琳没有来。总统的妹夫彼得·劳福德如此介绍这位明星："她不但守时，而且还注重细节。"他们在后台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即兴发挥了几句话，然后她踩着小步子从黑暗中走出，像一团蓝色的火焰，肌肤裸露在外边。她被缝在连衣裙里，迈着艺妓似的步子走到台上，她将自己的形体奉献给千千万万的观众，又像是为自己的身体所累。劳福德向大家宣布"迟到（late）的玛丽莲·梦露"的到来，其实"late"一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已故的"。这句不知是文字游戏还是说漏嘴的话也可以翻译成："现在玛丽莲·梦露终于过世了。"听到这句话，台下发出窃窃的笑声。玛丽莲实现了杜鲁门·卡波特的心愿："出席自己的葬礼，迟到了。"大概是因为她的紧身连衣裙穿起来不太舒服，玛丽莲蹬着高跟鞋踉跄了一下。随后，她取下大衣上的披肩，伸出手指尖，轻轻地滑过麦克风，指着黑暗中的美国总统，闭着眼睛，用舌头润了一下唇，开始唱起来。她的声音微弱而颤抖，又有点嘶哑，像是在说："乔、弗兰克、阿瑟、罗密欧，他们都抛弃了我，因为我是一个坏女孩。他们，他们以及四千万美国人将会看到，我是多么的坏。"
演出结束后，在纽约戏剧界巨头阿瑟·克里姆家举行的晚宴上，罗伯特·肯尼迪忙得像围着火光团团转的飞蛾一样。过了一会儿，鲍比和总统把玛丽莲拉到一边，说了一刻钟的话。然后，人们看到鲍比不顾妻子埃塞尔惊骇的目光，和玛丽莲在晚会上跳了五曲舞。黎明时分，总统和玛丽莲躲开众人，乘私人电梯进入克里姆家的地下室，并从那里穿过通向卡莱尔酒店的地道，直接进入肯尼迪的套房。
此后，她就再也没和约翰·肯尼迪见过面。这个夜晚以后，总统决定与她中断来往，并否认外界开始流传的他与玛丽莲有染的传闻。虽然人们拍到好几张玛丽莲和肯尼迪兄弟在一起的照片，但现在仅存一张，其他底片都被情报部门的特工一大清早闯进了《时代》周刊的资料室查封了。
好莱坞，毕科大道，福克斯电影公司
1962年5月31日
玛丽莲消失了三天。"这也许是她一生中最神秘的一个周末，"亨利·韦恩斯坦后来说道，"比她去世的那个周末更令人困惑。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搅乱了她的心理，我得知了这个情况，但我没有立即打电话叫格林逊大夫回来，对此我后悔极了。"
但是她又回来了。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她又恢复了知觉。5月28日星期一，丘克计划让玛丽莲、迪安·马丁、赛德·查里斯和汤姆·泰伦一起拍八分钟的镜头。当她踏进摄影棚的门时，就像差点要摔碎的水晶一样。她的所有动作都是迟疑的、踌躇的。第一个镜头里，她只有一句话："亲爱的妮克。"然而拍了很多遍，她还是说不利索。后面的镜头中，她开始口吃起来，丘克对她越来越失去耐心。她跑着离开摄影棚，冲进她的化妆间，拿起一支鲜红的口红，往镜子上写去："弗兰克，快来救我！弗兰克，求求你，快来救我！"然后，她就瘫倒在了地上。在这整整一天的拍摄空当中，她一直在试图联系弗兰克·辛纳屈，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她又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她完成了所有预定场景的拍摄。除了星期一，她从5月21日到6月1日工作了整整九天。
1962年5月31日，玛丽莲刻在胶片上的最后形象是无声的。《濒于崩溃》一片只完成了三十五分钟。胶片上的形象让人看到的是一副残酷得令人震惊的美丽面容、一种吃惊而又略显焦急的失眠神色、一个极度潦倒的、穿着件像是求救的、印有耀眼的白色花朵的连衣裙的形象，好像一个被别人当做已经死去的女人又回到了家。她身上有一种像被罚入地狱深处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悲愤。她在表演她自己的生命，而且是在福克斯公司的第十四号摄影棚里直播。但她像一个幽灵似的表演，她的头发像一顶上过光的、易碎的、完全是白色的假发。她是她自己的替身，一个模仿"玛丽莲"的玛丽莲，就好像她只希望成为她自己的形象，或只是她在别人眼中的映象，或者说只是蓝色的游泳池里的水或摄像机下的红色雾气一样。这个镜头由导演的一句画外音结束--"切！"一直没说话的玛丽莲跟着说了一声："切！"她显出一副无奈但又并不气愤的样子，就像一个被大人喝令停下手中游戏的小孩子似的。她讨厌这句从导演口中说出来的、叫停摄像机的话，它的意思与"开始（Action）！"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在制片公司里和情感关系中经常出现的词：当一个人被挂断电话或被情人甩掉时，经常会听到"to be cut off"一词。
第二天，她就要三十六岁了，这是她的最后一个镜头，也是摄像机最后一次将玛丽莲变成她的形象。两个月以后，她命运的导演也将要说："切！"她的生命和最后一部影片就将永远结束，再也不会有哪个拍摄助理会再喊："再来一遍！最后一遍了！"
罗马
1962年6月1日
拉尔夫·格林逊和他罗马心理分析学界的同行们从早晨开始开了一天的会。这会儿，他请了小假溜了出来。他并没什么大事，只是想在特拉斯提弗列漫无目的地散一会儿步。当他走到一间悬挂着"圣玛利亚广场"招牌的礼品店前时停了下来，想在玩具柜前为玛丽莲买一份生日礼物。他想他得寄给她一件小东西，好让她耐心地等他回去，一件在她生日这天买的小东西。根据威克斯勒传给他的报告，那颗小象棋子似乎还不足以使她从被弃的孤独感中解脱出来。
当营业员问他想要点什么时，他说他也不知道。
"请问是给几岁的儿童买的？"
"三十六岁。对不起，是三至六岁。"
"那最好是买个长毛绒玩具。"营业员建议道。
格林逊想在一大堆长毛绒玩具中找一匹马，因为它最接近于那颗棋子。最后他选择了最像马的那个动物--一只小老虎，并叫店家包上了礼品纸。
"能不能麻烦你们把它寄到美国去，我没有时间自己做这事，而且通关手续方面你们应该比我更熟，当然我会付运费的。"
"没问题，请你写下地址。"
格林逊在店家递过来的记录本上写道：
地球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90049 3930
布伦特伍德
海伦娜五道12305号现主人
MM收
他没署上是谁寄的，也没有另附字条。她会明白的，反正，格林逊想道，我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物种。老天的安排就是不让我们相逢的，就像老虎和鲸鱼一样。当然我也说不出，谁是老虎，谁是鲸鱼。
在她最后一个生日的早晨，玛丽莲早早地叫来了格林逊的两个孩子，邀他们共度生日。琼和丹尼整个晚上都和她在一起，他们坐在尚未拆封的搬家纸箱上，用塑料杯子喝着香槟酒。他们送了她一个上面刻有她名字的酒杯："从今以后，当我喝酒时，我会想起我是从哪里来的。"棋盘被放在地上，棋子杂乱无章地放着，只是缺了一匹白马。
两天以后，玛丽莲又打电话给他们，她啜泣着请他们来她家。她丑陋地躺在床上，全身赤裸，周围摆着一堆药，身上只盖了条毯子。床边她够得着的地方，是那尊罗丹的雕塑，眼睛上罩了幅黑色细毡做的眼罩，这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不色情的一个镜头。她到了绝望的底部，她睡不着觉--那是午后的一段时间--并且不断地贬低自己。她说自己是个废人、说自己很丑、说别人待她好都是有目的的。她不停地重复说，自己连一个亲近的人都没有，自己什么也不是，也没有孩子。总之都是些悲惨的念头，不住地说她不想活了。琼和丹尼叫来了恩格伯格大夫，没收了她黑皮包里的药物。他们又打电话给威克斯勒，他估计了一下，说要加大迪克撒米尔的剂量。但他并没有亲自来。
第二天晚上，玛丽莲戴着黑色的头套出去了。
好莱坞，贝莱尔，乔安妮·卡森的家
1976年8月
玛丽莲去世将近十五年后的一个冬日，格林逊获悉卡波特正在好莱坞拍电影，影片的名字叫《用死来谋杀》，他在片中扮演一个古怪的亿万富翁，在这个亿万富翁的住宅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格林逊问一个他们俩都认识的朋友乔安妮·卡森，能否让他和卡波特见上一面。他没有告诉她，他想和卡波特谈谈玛丽莲的死。
"当你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没有成为一个偶像。只是一个演员，"格林逊说，"你知道，我是爱玛丽莲的。当然你也明白，在精神分析法中和在你们所说的真实生活中，'爱'是什么意思。"
"我不能肯定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对于你们这些心理医生来说，'爱'是一种药方。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病而已。'爱'是一种愚蠢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儿童游戏，游戏中的每一方都想扮演对方母亲的角色……"
"爱是一种关系，两个人都把对方当做对象，"格林逊打断他说，"他们给予，他们得到。"
"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绝望的人、两个不会有好结局的人，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寻找明知永远找不到的东西。你知道什么迹象可以表明性关系转变为爱的关系吗？有两种迹象，一种是即刻的、精神上的亲密性，仿佛回到了童年。它会通过个人习语、婴儿的语言、小名和小声的使用表现出来；情人之间则用他们自己懂的语言说话。第二种爱的迹象是肛门性：向另一方讲他的消化、讲他的排泄……"
"那怎样将心理学上我们所称的'移情'的爱和另一种爱区别开来呢？"格林逊就像没有听到前面的话似的问道。
"你们这些心理医生真是无可救药，"卡波特用他那听不出性别的声音答道，"你就不明白爱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它不认为任何东西有理，不认为任何人有错，它只是一个用词罢了。你现在是在自我辩解：说我爱她吗？那又怎么样？你的爱是一种有杀伤力的爱。就是这样！"
当这位心理学家离开贝莱尔的房子时，卡波特的声音萦绕在他耳边：
"她就是这样死的。这就像我现在在演的那部电影那样：《用死来谋杀》。是死亡害死了她，而不是其他人。既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别人。"
玛丽莲去世前不久，杜鲁门·卡波特到她在布伦特伍德的住处拜访过她。
"你瘦了吗？"
"瘦了几公斤。六公斤或者八公斤，我记不清了。"
"再这样下去，别人要看到你的灵魂从你少得可怜的肉体里面跑出来了。"
"别开我的玩笑了。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我说的。引用别人的话还不如引用自己的话。你的灵魂呢？"
"它在漫游呢。我的救命恩人到天上去了，待在弗洛伊德的右边。他在欧洲讲学呢。"
"你的心理分析会毁了你的。还是停止吧！"
卡波特不喜欢心理分析，也讨厌好莱坞。至于好莱坞的心理分析，卡波特认为连一件"赶时髦"的事都称不上：这是一种病。他对那些劝他躺在长沙发上做心理分析的人这么说："在加利福尼亚，每个人都去做心理分析，或者每个人都是心理医生，或者每个人都是去做心理分析的心理医生。"结果是，他做了两个分析，一个和女医生做，另一个和男医生做。
卡波特说得不对。格林逊在回圣莫尼卡的路上想。在好莱坞，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心理分析化了，包括电影，而是所有的东西都被电影化了，包括心理分析。人们活着，说着话，来来去去，互相擦肩而过或是互相不愿触碰，一切都像是在拍电影一样，每个人都在表演自己的角色。治疗玛丽莲的整个过程就像在电影厂里做苦活的人草草了事写出来的剧本一样。格林逊刚读完一本据称是他的女病人的自传：《我的故事》，这是本五年以前以她的名义出版的书，其实是二十年前本·赫克特根据玛丽莲的谈话写的。整个玛丽莲的心理分析史也许只是她对我们没让她出演赛西莉的角色的体会改编的，格林逊想道。这是个受着女性恋母情结之苦的歇斯底里狂的角色。她的治疗过程就是60年代好莱坞推出的戏剧，包括《找到伤口》、《发掘记忆》和《对一位好心的大胡子医生的爱》。那么她的死本身是从哪部戏剧中取材的呢？当格林逊从《我的故事》里读到这样一句话："我属于那种哪一天手里拿了一瓶安眠药，死在一间很简陋的房间里的女孩。"他觉得1962年8月4日的夜里，玛丽莲很好地演出了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她没有把她的自述定名为《我的一生》或《一个女演员的回忆》，而是《我的故事》，就好像她知道在她的名声处于巅峰的时候，她会用自己的身体去填补她在情节剧中的空白似的。就像那天在《濒于崩溃》的摄影棚里，他看到当她没说几个字后就不知道是什么对白时，丘克在场外提示她一样。
但是他自己呢？他做过一些别的什么事吗？他暗示过她台词。他很职业化地、充满自信地出演了一个好心肠的、但却一点儿也不中立的心理医生的角色。在好莱坞的想象中，玛丽莲之死成了一部黑色电影：《金梦小姐之死》，一部由玛丽莲·梦露和罗米·格林逊出演的电影。影片梗概如下：好莱坞，1960年1月至1962年8月，一位影星之死。梦露饰演玛丽莲的角色。一个黑黑的、诱人而又生硬的人物暗示她台词，并让她听写出故事的结局。罗密欧，她爱得发疯的人，由她的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扮演。移情之爱？发疯的移情？她爱，但不知道爱谁；她死了，但是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指控他杀了她，但他不知道，其实是他对她过度的爱害死了她。
韦斯特伍德村，海伦娜五道
1962年6月6日
格林逊去过了希腊、以色列和意大利，然后准备去瑞士。玛丽莲由于不能说话，将问题列出了一个清单，叫尤妮丝·莫瑞打电话告诉她的心理医生。他明白，她列出的所有问题都不及一句话："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不想和她说话。于是，玛丽莲只能每天抱着电话机，轮番给李·斯特拉斯伯格、诺曼·罗斯滕和他的妻子、拉尔夫·罗伯茨、威迪·辛德尔和帕特·纽康姆打电话。他们发现电话里的她张皇失措，满世界地寻找着她自己。
三十六岁生日后的那个星期一，玛丽莲没有急着去上班。两年来掌管着福克斯公司的彼得·G.莱华士正在欧洲处理《埃及艳后》拍摄失败的事。他宣布他会处理梦露的问题。玛丽莲想到他要回来，宣布"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工作的准备"。她在三十四天里只在片场出现了十二天。星期二，这位演员又没有回到摄影棚，在打发了众人之后，丘克下了决心，如果她第二天再不来，他将停止拍摄。福克斯公司威胁说，要解除与她的合约；丘克也想好了代替她的人选：金·诺娃、雪莉·麦克雷恩、桃丽丝·戴利或者李·雷米克。于是玛丽莲要求卢仃马上联系格林逊，格林逊答应让妻子和娘家人待在一起，他本人立即飞回来。
两天后，格林逊从洛杉矶国际机场下了飞机。顾不上十七个小时的旅途劳顿，他径直赶往了梦露的住处。他发现她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是至少她还活着。人们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只是第二天，贝弗利山庄的整形外科医生迈克尔·古丁接待了被格林逊送来的玛丽莲，古丁十三年前给玛丽莲的鼻子和颧骨做过整容术。此时的玛丽莲声音深沉微弱、头发凌乱肮脏，眼睛底下有黑色和青色的印痕，即使化了妆也没能掩盖住。格林逊说她是在洗澡时脚底打滑了，不过外科医生明白她处在药物的作用下。但是玛丽莲担心的是她接下来还要去拍一些照片，于是问医生她的鼻梁骨是否断了。"如果我的鼻梁断了，要多久才能修复？"当X光照片显示她的鼻梁骨和软骨并未伤到时，她把格林逊搂在了怀里。外科医生问了格林逊几个问题，排除了骨折的可能性，认为有可能是跌了一跤，但也可能是被打了，因为鼻子受伤的血肿很可能扩散到眼皮。
格林逊马上打电话给米尔顿·卢仃，要他通知电影公司，从现在起由他来接手这一切：
"她处于良好状态，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我相信她能在预定的时间内拍完影片。"
他请尤妮丝·莫瑞不要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负责治疗她的医生恩格伯格，也不要告诉报界，更不要告诉福克斯公司的代表。他对福克斯公司说，从此以后，将由他来跟他们讨论剩余拍摄中的艺术方面的问题：该拍什么镜头、剧本的修改、服饰装束……第二天在福克斯公司午餐的时候，公司里负责日常运作的副总裁费尔·费尔德曼对格林逊说，玛丽莲一天不来，公司就要损失九千美元，并希望格林逊亲自陪她到世纪城来。
"她太依赖你了，如果哪一天她排斥你的话，我们这部片子将会怎样？"费尔德曼担心地说。
格林逊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告诉他，当初拍《不合时宜的人》时，她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结果他还是成功地把她带回到摄影棚，让她顺利地完成了休斯顿导演的影片。
然而到了下午，在初审法院关门前几分钟，福克斯公司宣布要求梦露因毁约赔偿五十万美元，并对报界公布，玛丽莲已不再是剧组成员。刚吃完午餐回来的格林逊从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一消息，赶紧冲到玛丽莲家，往她的血管里注射了镇静药。
再晚些时候，传来的消息说，玛丽莲的角色由李·雷米克来接替。第二天上午，迪安·马丁宣布，他将退出这部影片。"我非常看重李·雷米克小姐和她的演技，也很看重其他有可能做替补的演员，但是我当初签约是因为有玛丽莲·梦露，如果没有她，我将不再参与该片的拍摄，不管替补者是谁。"他甚至向有的人透露，一开始他根本不想参与此片，后来之所以答应了，完全是因为玛丽莲希望他来。莱华士试图让他改变决定，但是没有成功。亨利·韦恩斯坦后来对此事的评论是："每个演员都有焦虑、不幸、失恋的时候。但对她来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彻底的惊恐。"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街
1962年6月11日
回到家后，格林逊在信箱里找到许多玛丽莲塞进去的字条。字条只是折叠着，外面没套信封，还有被弄脏的痕迹。其中有一张字条触动了他："总是这个棋盘，我盯着它瞧。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最后的几步棋要下了。棋局的所有步子是我过去的一生，归纳为最后的棋子移动。我身体上的和我心灵的状态、我作为女演员的演技、不久前我还挺欣赏的一个电影人的影响力。像我们表演时所拍摄的那样，我靠在里面的两性关系，我看到我的所有行为就像棋子在六十四个方格上移动……一直到将死。"
字条到此中断。心理分析学家退回梦幻之中。格林逊虽然很清楚玛丽莲对酒杯、镜子、黑白两色的要争出个输赢的棋盘格子迷恋至极，但他想他们两人其实从来没有在一起下过棋。
"我深爱着你，我想要减轻你的痛苦，但你必须拍完这部电影。"玛丽莲刚刚坐下复工重拍时，格林逊几乎嚷了起来，"我已经许下诺言了。"他强调过要把她留在他的办公室，而不是留在他的家里。
"制片厂已经同意协商了，你的合同金额是一百万美元。一半用于拍电影，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拍完，还可以另加奖金；还有五十万美元或者更多的钱是搞一出音乐喜剧。更让你想不到的是福克斯公司同意采用你喜欢的南奈利·约翰逊的剧本。此外，还会让一位你欣赏的导演来取代乔治·丘克。我们赢了！"
"我做不到。你的心理分析对我不会有帮助。我的演员职业并不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演员是我找到的解决另一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当演员，并不是我害怕的原因，而是唯一的药方。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分析都将无济于事，就像待在你让我买下的这幢房子里无济于事一样，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归根结底，你过去生活中的问题是一个被排斥的问题。现在，制片厂不再让你沉湎于你的幻觉之中。而我，我要驱除你被抛弃的恐慌，至少要控制住。"
"有一件事很少有人明白，那就是每个演员都得永久地和自己的羞怯作斗争。我们的耳朵里总是会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们可以走到哪里，就像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当他走得太远时自己就会戛然而止。别人以为演员进了摄影棚，只要做她该做的事就行了，但实际上演员需要实打实地同自我作斗争。我总是怀着病态的羞怯，我尤其需要做自我斗争。一个人有感受，有痛苦，会高兴或者会生病。我像所有在从事创作的人一样，希望对自己有更多的自控力。我也希望能够轻而易举地执行导演的命令。当导演对我说：马上流泪，我真希望眼泪能立刻夺眶而出。恐慌，有一些很正常，但现在的问题是太厉害了，一块黑幕遮盖了我，我穿不过去。"
她的声音哑咽了。她接着说：
"这件事让我想起十年前我拍的两部电影。在此之前和之后，我在演角色时从没如此糟糕过。迈克尔·契诃夫在当我的表演老师时曾经跟我说过：'光满足于思考人物，在脑子里对人物进行分析还不足以让你演好角色、把你变成那个人。你理智的思维会让你消极被动、保持距离。如果你发挥出你浑身的想象力，如果你从自身跳脱出来，让你被那个人所占据，那么你的愿望和你的思想感情就将使你成为那个人的化身。'变成另外一个人正是我所担心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变得兴奋起来：
"这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琼宵禁梦》是我拍的第一部影片。要和大明星芭芭拉·史坦威克，特别是要和导演弗里茨·朗直面相对，我害怕死了。导演把娜塔莎·莉泰丝从摄影棚里赶走了，而我没有她在身边就无法演戏。接着是另外一部电影《无需敲门》。跟今天我和丘克在一起一样，每次上场前我都会吐。像今天在《当他拥我入怀》这部戏里一样，我想象自己是个临时照看孩子的小保姆。但并不是因为又要演我自己而让我觉得恐慌。实际上，这个角色是我的妈妈，我那难对付的妈妈。那时，我隐瞒她的存在，我说她已经死了，而不说她已经疯了。只是当拍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才能安排好她，把她安置在一所卫生院里。"
"我的电影，总之有几部电影，帮助我能再活下去。演了那个没有能力照料一个小女儿的电影，让我有点能照料我自己的母亲了。拍片时，我因为要回忆这些往事而险些病倒。人们称之为害怕上场，对我来说，这不是害怕，而是恐惧。更有甚者，导演的名字也叫培克，跟我妈妈一样。不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弗洛伊德大夫。"她忍住笑，说道，"他比弗里茨·朗更瞧不起我。那年我二十五岁，我第一次在一部悲剧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我看完剧本后，三更半夜跑到娜塔莎家，心里害怕极了。我们处在希望和惊恐之中，一起工作了两天两夜。我记得我演的角色内尔跟她的男人理查德·韦德马克讲：'你要我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我将属于你。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果你让某个人走了，完蛋的将是你。你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你再也找不到人来顶替这个位置。'"
玛丽莲住口不说话了。
"那你属于谁？"格林逊问道。
"我属于愿意要我的人。属于男人、制片商，属于公众。你知道，所有的人都在我身上截取一块作交换：格蕾丝·麦姬取我的头发，弗雷德·卡格尔取我的牙齿，强尼·习德取我的鼻子和脸颊，本·利昂取我的名字……而我非常喜欢。你想象不到，我最愉快的事，是1954年冬天我在朝鲜的演出。"
"这我知道。我见过这些照片，几个月以前我在NBC上看到过。现在你属于谁呢？"
玛丽莲没有回答。她想起了"玛丽莲"。她又看到"她"在一万七千名声嘶力竭叫喊她名字的人面前唱歌。那时她一点儿都不害怕。她从慰问伤员开始了她的巡演之旅，然后是在第45师内部。大雪纷飞，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她穿着缀有小闪光片的大红色紧身连衣裙，里面没穿内衣，连续演出了十场。那些美国兵们完全疯了，他们几个月来没有近过女色，远远地把她一块块地吞下了肚。为了避免骚乱，她还不得不唱格什温的歌，从《接着干！》到《再吻我！》。她为他们演唱了《钻石是姑娘最好的朋友》，为那些不为什么而到韩国来挨枪子儿的人而唱。为了补偿那些士兵，她接着还跳了一支性感的舞蹈，她知道他们喜欢。有一回，人们还动用了直升飞机从半空中把她接走，两名士兵按着她贴住机舱的地板，她把身体久久地探在舱门外，向那些呼唤她名字的男人们抛去飞吻。
"你属于谁？"心理分析家又问。
"属于害怕。"
"害怕什么？害怕一个人孤独？"
"那些日子，我周围围着四十来个人，可怕至极。总是那么两个词，重复上一百遍：'开拍'、'停'。'第一次开拍，第十三次开拍，第二十五次开拍。'实际上，这些话既让我惊慌，又使我放心。真是奇怪。它使我产生幻觉，仿佛有个人附在我身上。人们对'她'拍了再拍。我好像有个东西，我就是人家拍摄的东西。然后，停机了。但是，有一会儿，我曾经在那儿，在镜头监视器里。我存在过。我知道我属于公众，属于全世界。并不是因为我有才能，也不是因为我长得美，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属于什么，属于某个人。当我既不属于任何东西，也不属于任何人，我怎么能不告诉你：我属于所有要我的人！"
"是否会有个地方，你属于它？"
"拍《无需敲门》时的那几个月，我有三个住址，两个在好莱坞西区，在西岱尔街和多荷尼道，另外一个在石头峡的贝莱尔旅馆，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给过我归属感。我试图变成一个好的演员和好的人。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你……有那么几次，我感到很有力量，但是需要到阴影之中去找这种力量，而且取出来非常费劲。过去做什么事都不容易，当然现在也不容易，不过那时候比现在更不容易，那时候我不能讲我的过去。那个经历太痛苦了，我想忘掉它。"
"要忘掉，就要再讲一遍。"
"不！那就要再经历一遍！"
"在这次肯尼迪生日晚会上你想再经历点什么呢？"
"你什么也不明白！当人家要求我出席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总统生日晚会时，我真是感到骄傲。当我登上舞台唱《祝你生日快乐》时，全场出奇的安静，好像我穿了条连衫裤出场似的。这时候，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如果我唱不好，会发生什么事？那么多听众如此安静，使我倍受鼓舞，好像给了我一个轻柔的吻。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该死的，即使这是我在世界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也要唱好这首歌，我要为所有的人唱好这首歌。当我转过身来面向话筒时，我记得我环顾了全场各个方向，心里在想：我可以随便在哪里，在头顶上面某个地方，最高处，柱子背后，靠近天花板。可是我现在在这里，在正中间。"
"现在，应该忘掉了，重新开始。继续再拍片！"
"有人说起我，说我完了，玛丽莲完了。其实，完了，应该是解脱。应该像百米赛跑运动员的感觉一样，触线了，对自己松了一口气，说：行了，这下子结束了。实际上，什么事情也结束不了。总是要重新开始，总是。停！再拍另一个！去他妈的丘克！"
好莱坞，华纳兄弟电影公司
1965年12月
福克斯公司投资了两百万美元。丘克向一位专栏女作家说心里话："可怜的宝贝儿完全变疯了。令人伤感的是她拍的那一点点儿东西并不好……要照我说，她已经完了。"但是他想出了个法子从死胡同里走出来：拍一部拍电影搁浅的电影，拍一部电影幕后的电影。玛丽莲演一个神经不正常的演员，提一些过分的要求，耍一些不要脸的手段。一出悲喜剧，一则好莱坞的故事，制片人控制不了局面，心理分析学家凭直觉办事，一个无处不在的女魔头指导着一群年老色衰的明星演戏。电影的结局非常悲壮：最后一卷胶片里，玛丽莲所害怕的--或者假装的--死亡和发疯都要发生。
丘克没有用她或按照她的形象来拍这部电影，而是写到玛丽莲死后两年，他重新转向别的女性形象，例如舞蹈女演员伊莎多拉·邓肯或哑女演员塔鲁拉·班克赫德。他想起拍摄《当他拥我入怀》时悲痛的日子，在比利·怀德的《日落大道》和曼凯维奇的《彗星美人》之后，他想把女演员的形象描述成一个被打掉傲气的女人。这两个电影人和他一样，都让玛丽莲出演过角色。现在拍一部记录女明星末日的彩色悲剧电影应该是一个奇思妙想，是对他所痛恨的对手的报复。这可能会是乔治·丘克最后的，也是最美的一部片子。既然玛丽莲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谜，这个想法会吸引福克斯以外的制片厂。丘克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片名：《迷失于天使之城》。他也想到用《明星之死》这个片名。这和他在1954年拍的《明星的诞生》正好遥相呼应。在《明星的诞生》里，朱迪·嘉伦扮演了一个神经兮兮的女演员，她对失眠的夜晚比对在摄影棚的闪光灯下度过的黑暗的白天更紧张。这有可能成为关于一部不可能拍的电影、一部银幕背后的电影。好莱坞的幕布后可以揭露出各家电影公司之间的阴谋诡计和尔虞我诈，而一张新面孔的背后可以显示出一个女演员的疯狂之举，她所追求的是她自身绝望的形象。
这对玛丽莲也是报复，因为他和她曾经对立，很不愉快。她在拍摄电影的七个星期中，不停地要求修改剧情和对话。在格林逊的监督和指挥下，编剧们得插入新的镜头、改动前后次序以及一开始就已确定好了的内容。更有甚者，葆拉·斯特拉斯伯格每场拍摄和每次试拍都在场，常把丘克搞得暴跳如雷。在丘克眼里，演员工作室的做法是颠三倒四，矫揉造作。他热衷于他做导演的特权，然而他每拍完一个镜头，说"停机"之后，玛丽莲扭过头来，不是对着他，而是对着葆拉，问她这次拍得好不好。她们俩自顾自地退到一边，严肃得令人不能置信地交换意见，随后下达一个判决书："行！"，或者更多的情况下是说："不，这不行！重新来过！"丘克导演的搭档迪安·马丁这种时候只能把他的气出到高尔夫球杆上去，到制片厂的一个角落里去击上几球。葆拉·斯特拉斯伯格，还有心理分析师的朋友、制作人亨利·韦恩斯坦，加起来有不少人来和他争夺最终的停机权。
但是丘克依然彬彬有礼。很简单，当玛丽莲一再重复"重新来过"时，他就回答她："当然啦，亲爱的。"然后每次都叫："玛丽莲，往后退。"他会让人再拍上三至五遍，但其实摄影机里是没有胶片的。每次看样片后，丘克和他的助手吉恩·阿兰与别人分开，当他们再出来时，他们总发现玛丽莲在放映室门口非常焦虑，问："怎么样？"丘克向阿兰转过身去，在他耳边悄悄地说："她是想说：我怎么样？"然后，他装出一脸的微笑，安慰她说："棒极了，玛丽莲，棒极了。"最后的片段拍完以后，导演当众宣称："电影公司答应了她所有的要求。她很苛刻，非常苛刻，对所有事情都这样。她对我假装很客气。看到她这个样子，看到她和虚无缥缈的东西较劲，我真的感到很遗憾。甚至于她的律师米尔顿·卢仃也无法忍受了。我认为她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
现在他明白他所预感到的东西极其简单，就是玛丽莲完了。他之所以拍关于这位女演员死亡的电影，是想让她身不由己地频繁出镜，把多得不可想象的情况反映出来。在《当他拥我入怀》这部电影剪辑之后最终留下来的镜头里，她在银幕上的场面简直让人受不了。她在拍摄时心不在焉，举止行为更像是在拍慢镜头。丘克心里想，干脆说她是服了安眠药。她几乎不再有眼神，而这倒是桩好事情。丘克可以亲自上场，演一个有耐心、有才干的导演，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很难做到的。这部电影将会是部喜剧，但同时也是部悲剧。他又一次改变片名，选定为：《重要的是》。他不断地修改方案，但最终却放弃了，因为报纸上登出文章，指责格林逊参与了谋害玛丽莲的阴谋。丘克对写好莱坞幕后活动的女记者赫达·霍珀说："所有这些都太接近了。表演的功夫太厉害了，爱情也太多了。"
1983年1月24日，丘克临终之时对一个朋友说："这是件肮脏的事，是她所遭受过的最坏的排斥。归根结底，她太天真了。"
洛杉矶，矮松峡
1970年秋季
1950年，约瑟夫·曼凯维奇让玛丽莲在影片《彗星美人》里扮演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银幕角色。这位导演在好莱坞被看做是心理分析派的电影人和电影人中的心理分析家。和格林逊一样，他也是来自东部的、欧洲移民的后代。曼凯维奇是俄国人，格林逊是德国人；两个人都在纽约接受过文学的熏陶，都属犹太人种。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或多或少地感到是在流亡，这位导演说这里是"文化沙漠"，所以他主要和从德国移民来的犹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交往。他们都是从纳粹那里逃脱出来，在洛杉矶安家落户的。但是在这位电影人眼里，好莱坞可是座象牙和富庶、沙漠和愚蠢之地。他始终习惯不了洛杉矶的黑夜一下子就降临到白天头上，没有傍晚作为过渡；他也不习惯剪辑电影时剪断的时间，以及用事物和动作来替代思维和幻想的表现形式。使他们两人紧密接近的是弗洛伊德。在曼凯维奇指导的所有二十部影片里，人们差不多都能找到一个半身像或一个雕像，处在阴影之中，没有声息地谴责、损害着主角的命运和成就。在他的生活中或作品中，这个无法补救的缺点的见证人就是弗洛伊德的半身像。他本是个年轻的大学生，在放弃了精神病学的学业之后，成了编剧，然后又成了导演。
他把电影更看做是话语的艺术，而不是图像的艺术。他的名言是"PICTURES WILL TALK（电影由话语组成）"。他不喜欢外景，不喜欢动作片，也不喜欢导演把主要的位置给予喜剧表演。他把电影人分作两类：表现形象的和表现意义的，并把自己归为第二类。这一类尽管也使用图像，但是对他们的电影首先考虑的是对白的措辞，考虑的是从演员的对话里而不是在演员的躯体中寻找真实。电影一部一部地拍，他是在和图像密切交往之中寻找话语的，他不喜欢场景，他对自己说：图像和人物，我都毫无兴趣。
他的导演技术直接受心理分析课程的启发。为了让演员准备得更好，他在拍摄之前，会鼓励演员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几个月，让他们讲述幼时的情景，回忆过去，以便割断心理压抑。大战以后，他和拉尔夫·格林逊拥有同一个心理分析师，那就是奥托·费尼切，最早一代的弗洛伊德传人，可惜费尼切于1946年四十八岁时英年早逝。
1962年之后的几年，曼凯维奇要求和格林逊会晤。此前，他们在一些晚会上曾有过两三次的照面，但他们之间并不熟，以后也没有变得更加熟识。电影人在电话里说，自从被他称为"忧伤的金发女郎"死去之后，他有必要会晤过去照顾过她的人，以便了解"有关玛丽莲的一切"。前些时候他不敢打电话给他，如今距离玛丽莲死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很想和她的心理分析师谈谈。于是他们在日落大道一家无名的餐厅见面了。
格林逊首先开口："这很简单。这个伊芙·哈林顿，几乎变成一个玛戈·强宁了。"他这话是暗指影片《彗星美人》中的女人。
"你错了。"电影人回答道，"她并非那种野心勃勃，为了出头露面而要吞掉一切的人，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明星，不肯松开扶手。她依旧是卡丝维尔小姐，那个天真的新秀。她懂得游戏规则，但并不出招去战胜别人。当我起用玛丽莲演梦想成为明星的小姑娘这一角色时，她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个总是独来独往的人。我们在旧金山拍外景，在两到三个星期的过程中，我们总会看到她独自一人在某个餐厅吃饭或喝饮料。我们总是邀请她加入我们的圈子，她每次都乐于接受，但是她从不认同--或者说不懂得--我们已把她当做我们中间的一分子。她并不是个离群索居的人，她只是独来独往而已。"
"演员们总是孤零零的，我很了解他们，我的心理分析中此类案例很多。他们在自己身上都有角色、要人、影子，但是他们是孤零零的。他们需要剧本、需要表演，这让他们不协调的内心有了一个外形和意义。"
"是啊。但是在这方面，玛丽莲和其他演员很不相同。其他演员想要考虑他们的对白，并将之表达出来，其实他们只需要让人听到我们放在他们嘴里的话就行了。一个躯体和一个声音突然想象自己是个有才智的人了，这个奇怪的机制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是让钢琴懂得并不是它们所谱的协奏曲的时候了。为什么一个女演员决定她正在讲的话是她自己的话，表达的是她自己的思想？梦露并不如此，她本能地知道这些，即使斯特拉斯伯格《方法论》的严格训练也没能改变她。"
曼凯维奇的语调变得更尖锐，甚至有些恶毒了。实际上，是他需要讲死者，而不是格林逊。后者并不说话，心不在焉，几乎感到厌烦了。
电影人接着说："我要告诉你，她摆姿势时的形象，是为了忘我地深入其中，和她自己一起深入进去，缄口不说话，如同我开始从事电影行业时在那些惊悚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追赶你的人抓住了你，你就把衣服扔了。她一生都在自我展示，向公众、向你、向我展示。她展示的不仅是她自己的身躯，她还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极其可怕的死亡游戏中。当我在银幕上看到她的形象时，让我触动最深的不光是她在被展示，而是在被过度展示。既然讲到照片，好像她的脸上散发出太多的光芒，妨碍人家看清她的面容。我们没有明白她让我们看到的美杜莎的脸是个屏幕，我们的欲望照在屏幕上，但是穿不过去。"
"你知道，最后的时刻，她已不再仅仅是使她成为明星的性感的图像。我可以说，靠了我的力量，她成了极有表现力的演员。"
"而你不知道要拍多少场次才发现这个玛丽莲？我来告诉你，当我们拍《彗星美人》时，我有一天在贝弗利山的书店里碰到她。她经常到那儿去，翻翻书，买得不多，也从来不看完。（她如同那些在没有书籍的家庭里长大的人那样，带着他们在无法全部知晓的知识海洋里所产生的羞愧之心，如饥似渴地拼命阅读。）第二天，我在摄影棚里看到她在读里尔克的书，我跟她说书挑得不错，但我不明白那书跟她有什么关系。她回答我说：'可怕。里尔克说美丽仅仅是可怕的开端。我没有把握彻底弄懂，但是我喜欢这种说法。'几天之后，她给了我一本里尔克的书。像所有那些不大收到礼物的人一样，她酷爱赠送礼物。这以后，我又想到她奇特而又冰冷的光彩，像是一道反射光，不允许欲念，一道可怕的反射光。"
格林逊心想：真是啰嗦，还有那些括号里的话！就像他拍的电影那样，括号里面再要加括号。
"我不是来谈玛丽莲的，这你知道。"电影人这么说，"我感兴趣的是权力、金钱、社会的承认。人际关系是什么？还不是掌控与被掌控的关系？我们掌控别人，最终还是掌控自己。就像一个嗜赌之人，他赌博就为了输：他所追求的是毁坏。这就是女人吸引我的地方。我很遗憾写女演员的剧本太少了。你是个玩女人的人，格林逊大夫，如同玩双陆棋或者玩扑克牌的玩家一样，你自认为是下棋的行家里手了。"
心理分析学家什么话也不说。
贝莱尔
1962年6月的最后几天
为《时尚》杂志工作的伯特·斯特恩被玛丽莲叫到贝莱尔酒店，她想让他为自己拍些照片。摄影师走进玛丽莲住的96号房间，地上到处都是空酒瓶、空纸箱和东一只西一只乱丢着的鞋子，床上躺着一个裸体女子，身上闪烁着激光，录音机里放着著名的埃弗利兄弟二人演唱组的歌。已经过了午夜时分了，玛丽莲喝足了香槟和烈性伏特加，在床上摆了几个小时的姿势。然后，她露出乳房，问斯特恩："三十六岁了，拍出来怎样？"
于是，他就拍了她从床上俯身去抓地上的香槟酒瓶的镜头。这不像是真的，而是梦幻变成了现实。现在的玛丽莲就像是某人在十三岁的时候听到别人说"女人"一词所能想象的"完美女人"。然后她盖上床单，悄无声息、一动不动。他揭开床单，她看上去是那么的被动和脆弱。床上很凌乱，玛丽莲的眼睛紧闭着，他赶紧俯下身，听到了她呼吸的声音：她还活着。他吻了吻她的嘴唇，从她的身体深处发出一声好似附了身的魔鬼发出的"不！"。他把手伸到床单下，碰到了她的身体。她没有反抗，甚至更挨近了他。他想她大概希望做爱，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但在最后一刻，他把手缩了回来，决定不再进行下去。梦露的眼睛微微睁开："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了？"她问道，好像刚从梦里醒来一般，然后又沉睡了过去。斯特恩可以肯定这句话不是对他说的。
斯特恩拍的这些照片后来以《最后一组照片》为题发表。斯特恩准备了许多小道具：饰带、项链、面纱、围巾、高脚香槟酒杯，还有一些颜色一般、但是闪着光或有反光作用的小饰物。玛丽莲在拍摄时比他想象得更为主动，并不仅仅听任拍摄者的摆布。拍摄的前两个小时，他还知道自己想寻求什么，他有一整套的想法，一个个告诉了她，她按照这些想法无声地表演。大家都默不作声，一起来完成一个接一个的镜头。斯特恩为很多女人拍过照，她是相当棒的一个，甚至是最好的一个，不用他费什么口舌她就明白该怎样配合，而他只需按下快门就是了。
几天时间里，他一共拍了两千五百七十一张照片，大多数都是裸体照。有一些照片，也是最美的那些，是黑白照。它们都掩盖了一个秘密，一种被藏起来的东西，别人永不知道。真相是永远不会裸露的，它也永远不会被完全地从深处挖出来。照片上，玛丽莲或是披着颜色艳丽的披肩，有时被她咬在牙缝中，或是身上罩着黑背心，戴着些不值钱的项链，或穿着晚礼服、高耸发髻，或穿着毛丝鼠毛皮做的大衣，头上戴着黑色假发，让人几乎认不出来。她手臂摇晃着，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在等待着什么，并且总是一副斜着眼珠、克制的眼神，好像是从底下或远处望过来似的。"我在这儿，反正这就是我。你们能够接受吗？"拍得最感人的一张，是她将一张卫生纸紧贴她的左乳，脸颊倾斜着，像个孩子那样；胯上裸露着的腹部有一长段刀疤。她的脑海里像是重演了一遍《公共汽车站》里的歌曲：《魔术般的爱情》。
在一个笔记本里，她抄了一句从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陷》里选来的句子："我们永远不会比爱别人的时候更失去对痛苦的防护了，我们也永远不会比失去爱人或对方的爱更加痛苦了。"她还在书沿上加了一句话："爱，就是予人杀死你的权力。"
斯特恩多年以后说："有的时候，当一样东西完美得无可挑剔的时候，它反倒不显得美了，它会让人负担过重，令人害怕。为了战胜这种害怕，我们就会对自己说，没有人会如此完美。然而，玛丽莲使人产生了一种想要完美的欲望，因为她有不完美的地方。她脆弱，她的身体和她的脸会因为时间和照明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她的嘴唇不完美吧，正是这给了别人想要亲吻她的欲望。"
塔霍湖，卡内瓦旅舍
1962年7月28日-29日
在玛丽莲生命的最后三十五天里，她与格林逊见了二十七次面，与恩格伯格见了二十四次面，每个人都给她注射了一些镇静剂和一些"葆春注射物"（他们在调查时都不愿明讲究竟是什么药物）。7月初，《生活》杂志的记者在对她进行最后一次采访时，看到她中断采访跑进厨房，让恩格伯格给她打了一针，然后她变得兴奋起来，一直持续到深夜。
这期间她没去纽约，但离开洛杉矶好几次，在加州和内华达州边界处的卡内瓦旅舍过了两个周末。那个赌场属于弗兰克·辛纳屈和萨姆·吉安卡纳共有，由绰号"瘦子"的保尔·达马托负责日常运作。第一个周末是辛纳屈邀请她过去的，说是为了庆祝她与福克斯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并有望于八月的最后一周再次开拍《濒于崩溃》。他还建议她再去商讨拍摄一部新片，由他和玛丽莲担任男女主角。据拉尔夫·罗伯茨说，玛丽莲一开始并不太想去，但当她得知迪安·马丁那个周末会在《名人厅》里表演节目，她便去了。辛纳屈带着玛丽莲上了他那架"克里斯蒂娜"号私人飞机，这架飞机装修豪华，地上铺着化纤地毡，四周金碧辉煌，有客厅兼酒吧、钢琴和豪华浴室，还有一张供梳妆用的电热椅。她被安排住进第52号客房，这些房间是专为贵宾使用的。玛丽莲总是裹着黑色头巾、戴着墨镜，大部分时间在卧室里的床上待着。
她第二次飞往卡内瓦是在死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一次并非普通朋友之间的聚会，也不是庆祝她对福克斯公司的胜利，而是一些奇怪的人的聚会，这些人的目的是要让她不要再理肯尼迪兄弟，并想要她闭嘴。人们看到她处于一种精神病人的第二状态，像幽灵似的逛来逛去，还跟达马托讲了一些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晚上，塔霍湖边下起了雾，人们看到玛丽莲站在游泳池边，赤着脚，身体前后摇晃着，眼睛直盯着山冈的高处。当她的主人们几个小时后找到她时，她已处于因药物和酒精引起的昏迷中。他们把惊恐的、双臂下垂的她送往雷诺机场，抬上私人飞机，和当初拍摄《不合时宜的人》时一样。她坚持要双引擎飞机降落在圣莫尼卡，但夜间这个机场是不开的，只好改降洛杉矶机场。她大叫着要他们送她回家。当他们把她交给她的医生和管家莫瑞时，她发着抖，开始明白他们叫她去卡内瓦的原因。"发生了一些没人讲过的事情。"达马托简短地说了一句。
据说，几天后，辛纳屈将一卷胶卷交给摄影师比利·伍德费尔德冲洗。在暗室里，他发现神志不清、服了药物的玛丽莲在萨姆·吉安卡纳和弗兰克·辛纳屈在场的情况下被奸污的照片。只有迪安·马丁明白玛丽莲的问题所在，远非药物、酒精和这种无止境迷失的小女孩的演出。事隔多年之后，他告诉一位记者说，其实她无法承受她无意中发现的秘密，以及关于萨姆·吉安卡纳，强尼·罗塞里和那些"亲爱的肯尼迪混蛋们"的故事，这些黑暗的故事伸展在梦幻之国的后面，她与那些花钱从银幕上欣赏她的观众们分享这些故事。她想回到仙境的国度中，但却不能。她知道了一些别人不愿相信的事情。迪安早就看出来了：她将不久于人世。"如果她不闭上嘴，那人家甚至连药物都不用就可以送她上西天。"所有这些，玛丽莲透过她迷失方向的纯洁都看到了，这使她非常害怕。迪安不说，他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关于梦露，关于肯尼迪，关于萨姆·吉安卡纳，关于这些消失在天使之城的谎言和夹杂在闪光片组成的幽灵之中的灰色真相之线。
很多年后，迪安·马丁在一次醉酒后说道："玛丽莲三十六岁就死了。这样也好。免得她落得我们年轻时代的演员琼·阿利森那样的下场。她现在只是电台里的一个声音，为金佰利-克拉克公司做老年人用的尿布广告。她算是一直活着，如果这也算活着的话。"
圣莫尼卡，富兰克林街
1962年8月的开头几天
一天晚上将近八点了，当格林逊给他的金发女病人看完病，准备与她告别时，玛丽莲递给他一个大信封，说道："这是给你的，不过以后你再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她轻盈而又优雅地把信封放在沙发旁边的桌子上，就像一个人临睡前把最后一件衣服脱下并放好那样。这个信封里装着她在家里录好的两卷录音磁带。当她将它们交给格林逊时，玛丽莲特别说明道："亲爱的大夫，当你在场的时候，我无法放松自己，我需要一个更加私密的环境来和你说话，是我跟自己说，但也是对你说，即便你并不在场，或者说尤其是因为你不在场。这些都是玛丽莲·梦露最私密的想法。"对于这段录音，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有麦纳一周后记录下来的、后来发表于2005年8月的《洛杉矶时报》上的片断。
倒带。拉尔夫·格林逊重又回放了一遍玛丽莲在最后一次治疗时留下的录音。"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你感到害怕吗？"窃窃私语的声音在录音里说道，"我还能给你什么？给钱你是不大看得上的，把我的身体给你吗？你的职业操守和你对你出色的妻子的忠诚使这不可能。你知道南奈利·约翰逊说过什么吗？他说：'对玛丽莲来说，性交是最简单的感谢人的方式。'既然我的钱对你来说不值什么，那我该如何感谢你？你给了我一切，多亏了你，我换了一个人，不论是对我来说还是对别人来说。我感受到了我从未感受过的东西，我感到自己是个女人，并且是个真正的女人（包括玩笑，就像莎士比亚作品里的一样）。现在，我能够控制自我，并控制自己的生活。我能给你什么呢？我能给你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能对精神分析法产生突破性影响。听吧，玛丽莲又在产生联想了。我吗？我脑子清醒着呢……你，我的大夫，你通过对我脑子里发生的东西的理解和解释，可以进入到我的潜意识，并治疗我的神经症。而我，我则可以超越它们。但是当你跟我说要放松，并告诉你我所想的一切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说不出。这就是你和弗洛伊德医生所说的'抵抗'。于是，我们就谈其他事，我尽我所能回答你的问题。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没有对之说过谎的人，而且将来也不会对你说谎。啊，对了。还有梦，我知道它们很重要。但是当你要我对我的梦自由地产生联想时，我的脑子里又是一片空白，所产生的抵抗比你和弗洛伊德医生料想的更加严重。"
"他的入门课。真是天才。他使一切都变得那么好懂。他说得又那么对。他甚至说，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心理学的了解要比所有学者加起来的还要多。当然是这样。怀德，比利·怀德。他要我说一句《绅士爱金发女郎》中的对白：'我不是弗洛伊德教授。'你还记得托尼·柯蒂斯装作阳痿无欲的那一段戏吗？他对我的拥抱感到无动于衷。他说：'我什么都试过了。我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教授家里待了六个月，什么效果都没有。'我拥抱着他，一遍，两遍。第三遍时我对他说：'我不是弗洛伊德教授，但我愿意再试一下。'心理分析当然好，但是爱，真正的爱，我们用嘴巴、手、生殖器做的爱，这对于我们从僵局中出来也是有好处的。比利就懂得了这一点。"
"你要我读一下摩莉·布卢姆的内心独白。当我正在看的时候，我为一件事发愁，乔伊斯在写一个女人对她自己的看法，他写得出吗？他能知道她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吗？但当我读完全书时，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乔伊斯是一个能够深入人物内心的作家，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他是否有过乳房或其他女性的标志或是痛经。等会儿！正如你可以猜到的那样，我现在正在自由联想。你正在听到一大堆放肆的话。由于我对你的尊敬，我在你那儿治疗时永远说不出一些我真正想说的话。但现在你在远处，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使用什么词并不重要。我可以做到，如果你能耐心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切！真奇怪，我要求你耐心，但我才是你的病人。是耐心或者是病患，又是个文字游戏，不是吗？"
"我们回过头来谈乔伊斯。摩莉的丈夫利奥波德·布卢姆是一个爱尔兰籍犹太人。怎么从外貌上识别犹太人？我如果从你的外貌上认出你是犹太人就不会跟你讲这一点。那么，亲爱的大夫，对女人来讲也是如此。人们不能从外表上识别出来。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女人身体内部，就有一个女人吗？
"你对我的总体想法同意吗？我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我不喜欢'接受精神分析治疗者'这个词，因为它会让人想到，精神不健康和身体不健康是性质不同的病。但是你和弗洛伊德医生都说，精神是身体的一部分……精神分析对我已不再适合。你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对你说：'请把你想到的事情说出来。想到什么说什么。'你有可能讲不出任何事情来。有多少次我看完病后，回家哭着想：这都是我的错。"
"于是，当我读着摩莉的内心独白时，我有了一个主意。拿一台录音机，放上一盘磁带，让磁带转动，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把我所想的全部说出来。这真是容易。我睡在床上，只戴着乳罩。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走到冰箱那儿或是走进浴室。我按一下'停止'键，等我回来时再重新开始。现在的我正在做自由联想，没有任何困难。你的病人在你的办公室里做不到这一点。在自己家里，她可以把这一切都录下来，然后把磁带交给医生。医生听完录音，等到病人来看病时，他可以问她问题，阐述他的回答。有时候，我觉得心理医生在治疗病人时，不是凭他的知识，也不是凭他自己生病的经验，而是凭他自己没有医好的创伤。病人做的梦也可以放进磁带。一做完梦、醒来时就录下来。你知道，我经常忘记自己的梦，并且经常忘记自己曾经做过梦。弗洛伊德医生说过，梦是'无意识'的康庄大道。他不阻止人们把梦境录下来以后再听。我今后要把我所有的梦境都录下来告诉你，好吗？格林逊大夫，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心理医生。请你告诉我，玛丽莲是否发明了一种全新而且重要的心理学治疗方法。当你听完了用于治疗我的这几盘磁带，你可以就这种方法在哪个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了。这会不会有轰动效应？我不要你感谢我，也不需要你在文章里提到我的名字。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件礼物。我永远不会对其他人说起，你将是第一个超越'抵抗'这个障碍的人。你可以利用这个想法，并叫米尔顿·卢仃告诉你怎样申请个人专利……"
"我们开始吧。我将告诉你一件真事。自从我成为你的病人以后，我再也没有过性高潮。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性高潮是在脑子里发生，而不是在生殖器里发生。我喜欢说'生殖器'而不是'生殖器官'。问题不在字眼上，而在于人们如何使用它们。"
"没关系。但是你知道，这些该死的联想有时真会让人发疯。当我说到发疯，这使我想到我的母亲，现在我可不想联想到我的母亲。让我讲完关于性高潮的话。你也说过，昏迷的人和截瘫者是不会有性高潮的，因为生殖器官的刺激到达不了大脑；相反，即使没有生殖器官的刺激，性高潮仍然可以在大脑中产生。你还说，我头脑中有一个阻止性高潮的障碍，你说我生命的初期发生过一件事，它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罪错感，使我觉得自己不配有这方面的快乐。这事与以前发生的与性有关的事相关。这件事将罪错感覆盖在快乐的上面。一种伤害，你说。但你也跟我说过，只要我照你的话做，我是会有性高潮的，先是一个人有，然后是跟情人。一词之差，真是相去甚远。你没有说我'可能会'有性高潮，而说我'会'有。愿上帝赐福给你，大夫，你讲的真是金玉良言。我白白过了这么多年。顺便提一句，如果人们没有这么蠢，如果每年都有奥斯卡装病奖的话，我肯定会每年获奖的！"
"但是也许我能向你--一个男人--描绘女性性高潮时的感觉。我来试试看。想象一下有个电流强度能够控制的灯。当你慢慢地调节灯的亮度的时候，灯泡开始发亮，越来越亮，最后闪电般地使人头晕目眩，整个都亮了。然后，当你朝另一个方向转时，灯光渐弱，直至熄灭。"
"对了。还有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我还需要你至少一年的时间，我会付你钱让自己成为你唯一的病人。另外，今天我还有一件礼物要给你：我已经把最后一瓶宁比泰倒入了马桶里。我所有的药。晚安，大夫。"
布伦特伍德，海伦娜五道
1962年8月4日至5日
如果这是一部黑白电影，开始的镜头拍摄的应该是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阵风从莫哈维沙漠吹来，穿过干涸的碱水湖，吹弯了桉树，自古以来那儿的雷电总是把沙子结晶成玻璃棒；这种温热的风从范杜拉大道吹来，它掠过贝弗利山庄、日落大道、圣莫尼卡，到达布伦特伍德，然后消失在不远处的海里。星期六的夜晚如同其他的夜晚一样寂静。
凌晨三点左右，琼·格林逊听到父母的卧室里响起电话铃声。她觉得有点儿饿，于是起床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吃光了里面所有的东西。"我问我妈发生了什么事，"她后来说，"我妈对我说玛丽莲那里出了点儿问题。我只说了声：'噢！'然后我就回去接着睡了。"
黎明前不久，杰克·克莱蒙斯中士在位于普度街的警署值勤。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在电话的另一头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海曼·恩格伯格大夫。玛丽莲·梦露死了。她自杀了。"
克莱蒙斯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于是就问：
"你说你是谁？"
"我是海曼·恩格伯格大夫，玛丽莲·梦露的医生。我现在就在她家，她刚才自杀了。"
"我马上就来。"
如果这是一部电影，这个剧本在重写的时候，可能会把重心放在拉尔夫·格林逊身上。
一个简短的黑白镜头里，电话铃响了。
"西洛杉矶警署。我是克莱蒙斯中士，请讲。"
"玛丽莲·梦露因药物过量而死。"
"你说什么？"
"玛丽莲·梦露死了。她自杀了。"
"你是谁？"
"她的心理医生格林逊大夫，这不是一个玩笑。"
在顺着圣文森特大道往南开的时候，克莱蒙斯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命令一辆巡逻车立刻赶往海伦娜五道12305号。他穿过空无一人的道路，一直开到卡美里纳大街，然后拐入不深的死胡同。这个号码应该正是胡同的尽头。他走进一间房间，看见一个人斜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只看得见有一撮淡黄色的头发，尸体俯卧着。"像是一个士兵卧倒的姿势，头枕在一个枕头上，腿直挺挺地伸着。"克莱蒙斯后来说。他马上想到她是被人安放在这里的，电话离手很近，电话绳被压在腹下，斜穿过整条被褥。
几个星期前，在纽约，玛丽莲面对着一台录音机，坐在她对面的是记者W.J.韦瑟比。"你知道我一直最依赖谁吗？不是哪个陌生人，也不是哪个朋友，而是电话！电话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很喜欢和我的朋友们打电话，尤其是深夜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老是想象着可以这样与人确定约会，比如半夜在药店里。"
一个气质高雅的男人垂头丧气地靠床坐着，低着头，双手捂着下巴。他说电话是他打的。另一个男人站在床头柜附近，自我介绍说是玛丽莲·梦露的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大夫。"她自杀了。"他补充道。然后，他指着床头柜上堆着的药瓶说："她服了整整一瓶宁比泰。当我赶到这里时，我从远处就感觉到她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她躺在那里，俯卧在床上，赤裸着双肩。当我走近时，我发觉她右手攥着电话。我估计，当她面临死亡时，她曾试图打电话。这简直是难以置信，又是如此平常。永远结束了。"
克莱蒙斯中士觉得格林逊大夫的推断令人生疑，因为莫瑞太太当时在房子里。随后赶到的罗伯特·E.拜荣警官在他的报告里提到，是格林逊从玛丽莲已经僵硬的手里将听筒拿出来的。克莱蒙斯中士在观察了两名医生后，发觉恩格伯格大夫沉默不语，而代表他俩发言的格林逊大夫则奇怪地采取了守势。他好像在对他的怀疑提出挑战。克莱蒙斯暗自琢磨，这人怎么了，为什么他的态度与一般情况下人的态度不同？他仿佛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你是否尝试过把她救醒？"
"没有，已经太晚了。我们来得太晚了。"格林逊答道。
"你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服药的吗？"
"不知道。"
克莱蒙斯接着询问了尤妮丝·莫瑞。
"我敲了门，但玛丽莲没有回答，于是我打电话给她的心理医生格林逊大夫，他住得不远。等他到了，她仍然没有应我们。于是他走到窗外，通过窗户朝房间里看。他用一根拨火棒敲破了窗玻璃，进到房间里。他看到玛丽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并发现她的表情有点奇怪。他对我说：'我们失去她了。'然后，他把恩格伯格大夫也叫来了。"
克莱蒙斯又回到卧室，问两位医生为什么过了近四个小时才报警。格林逊答道：
"我们必须先得到制片公司新闻处的同意才能通知别人。"
"他们的广告部吗？"
"对，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广告部。梦露小姐正在拍一部电影。"
克莱蒙斯对众记者说："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明显的谋杀。"
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盖着一块白色塑料布的玛丽莲的遗体被抬上救护车的镜头应该来个"淡出"。然后是一个黑色的画面，上面显出几个白字：三个月前。剪辑没有完成，银幕上显出摄影助理的拍板：《濒于崩溃》，字幕上写着：玛丽莲的最后一幕。放映出来的片子应该充斥着让人疲乏不堪的梦境，并有太多的真实镜头。它的照明能放射出一种奇特的光芒，不是一般镜头所能表现出来的……以前，玛丽莲像是一个走惯钢丝的杂技演员，这里，她好像知道她要摔倒似的。她像一个幽灵一样，这是《日落大道》女主人公的幽灵，金发诺玛·黛丝蒙德的幽灵。
布伦特伍德
1962年8月5日
贝弗利山庄，1962年8月5日凌晨零时零五分。富兰克林中士驾着他的警车在罗克斯伯里道上行驶。当他正准备转入奥林匹克大街时，看见一辆梅赛德斯牌汽车飞驰而过，向圣-贝尔纳迪诺高速路驶去。富兰克林估计这辆车的时速达到一百二十公里，并注意到它没开一盏车灯。于是他打开警灯，追赶那辆车。那辆车开得更快，并不断地变道，好像在逃脱什么东西，比如，在逃离作案现场。富兰克林鸣起警笛，那辆车不得不在离毕科乡村俱乐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当他将车开到那辆车前，发现了人们熟悉的彼得·劳福德的脸。彼得似乎喝醉了，面露恐慌，并且精神不振。
"对不起，"劳福德含糊不清地说，"我得送人去机场。"
"那你搞错方向了，应该朝西开，而不是往东。"
富兰克林用手电照了一下车上的其他人，发现前排的乘客是一名中年男子，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衫和粗花呢上衣。
"这是位医生，"劳福德说，"他陪我们去机场。"
后来，富兰克林才知道此人就是拉尔夫·格林逊大夫。"当我看到梦露下葬的报道后，我才知道那辆车上坐着的就是格林逊大夫。"但当时他没说什么。富兰克林将手电筒照向车里的第三个人，他看到的是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他眼睛半闭着，衬衫撕破了。
星期天早晨，警察们询问玛丽莲周围的邻居，有些目击者说那天晚上听到一架直升机的轰鸣声、玻璃被打碎的声音，还有叫声，一个女人在喊："杀人犯！"一年以前，在《不合时宜的人》中，正是玛丽莲的声音在亚利桑那州的尘埃中叫道："杀人犯！骗子！"她是朝那几个正拴上野马，准备屠宰后换成钞票的人说的。
在屋外的台阶上，透过打碎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墨西哥风格的、不起眼的房间，墙上没有装饰。一个裸体女人，浑身苍白，躯体旁的床单形成了一些阴影角，就像下落的波浪里的泡沫一样。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表情严肃但没有掉泪，坚定地走向床边，把女人紧握电话机的那只手松开，将听筒重新放回到床边的电话机上。女人的嘴微启着，她的嘴总是张着的，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哪张照片上的她紧闭着她的嘴。还有眼睛，他看不到她的眼睛，他知道她的眼睛是闭着的，他希望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就让这个他从来没有战胜过的飘忽不定的目光中的蓝色--尤其以前当他拼命想解读的时候--不要做声吧。那个女人就是玛丽莲·梦露，那个男人就是拉尔夫·格林逊，他是她的心理医生。他甚至不能看她。光线把她身上的白色全部吞噬掉了，她的身体只是耀眼的一摊水、肉做的星星，由于一直发光，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格林逊想，作为第一个看到一个死亡的人，其胜利和第一个看到她裸体的人一样，是一种苦涩的胜利。
当担架把她的尸体抬上救护车，运往太平间后，格林逊正准备离开玛丽莲的家，他突然注意到他从未意识过的一个细节：玛丽莲家门口的石板上用拉丁文刻着：Cursum perficio。几年以后，他找到了这两个词的出处。在《新约全书》中，圣保罗对提摩西说："我跑完了全程。"当他想到玛丽莲尚未跑完全程（因为还要做尸体解剖），而他已经跑完了全程时，他笑了。
尸体解剖于8月5日上午10点30分在洛杉矶"县验尸官停尸房"进行。玛丽莲的遗体已经从太平间运到了这里，停尸房的工作人员尽忠职守，坚决不让从各地赶来的记者拍摄这具世界上最著名的身体，即便有人出价一万美元。后来还不得不把尸体从冷库移到放扫帚的壁橱。而验尸官那里的人态度就不那么坚决了，星期日晚上，尸体解剖完毕之后，《生活》杂志的记者雷·维埃纳就叫人打开了第三十三号尸屉，拍下了被挖去内脏的玛丽莲遗体的照片。死亡也意味着：成为一样东西、一种商品，不再是一个肉体而成了一块肉，就像《不合时宜的人》中的野马肉那样。玛丽莲最后一次变成了一个自己最不希望成为的东西：一个形象。阿瑟·米勒后来写道："这是个人病理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贪得无厌的胃口之间的冲突。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秘密、这种龌龊？"
维也纳，贝尔加斯19号
1933年
晚上，格林逊回想起了一件让人焦虑的事，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有一天，弗洛伊德大师把几个弟子都叫来，他谈了"移情结束"的问题。他用了一个奇怪的词："解除"，并解释说我们同病人分开的条件，就如同在生活中我们和一个人分开一样，是要把自己附着在别处，附着于另一个人，或附着于一个人的另一部分。弗洛伊德说："只要一个人还活着并且有欲望，他就会把一个支撑点换成另一个，换一种影响。"为了打消竖着耳朵听他说话的弟子们的疑虑，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跟自己说这是个错误，那只会引发新的错误。"
然后，为了便于充分理解，弗洛伊德像他经常做的那样，拿一个文学形象来作比喻。这次他选中的是一个叫做《幸运的让诺》的故事。他起身走出房间，穿过他的诊疗室，到书架上拿了一本书。他很快找到了那一页，用他那沙哑的嗓音读了起来。候诊室黯淡的灯光和弗洛伊德痛苦的说话声使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悲惨。也许事实上并非如此，格林逊想道。此后他一直没有重读过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简单，就像一条很短的抛物线，早晚会掉下来一样。让诺在外打工赚了一枚金币，他觉得金币很沉，就换了一匹马，然后又用马换了一头牛，然后是牛换成猪，猪换成鹅，鹅换成了磨刀人的石磨，最后他只拥有了两小块石头。由于石头仍然很重，他就把它们放在了一口井的井栏上，并把石头往前推，结果石头掉到了井底。终于，让诺没有了任何负担，谢过了上帝，高高兴兴地回母亲家去了。
"这就是我想让你们明白的，"弗洛伊德一边把书合起来，一边说道，"我认为关于性冲动的影响，我们只能使它达到'转换'、'移位'，永远达不到'放弃'、'失去习惯'，或是一个情结的'解决'（最高秘诀！）。这就是'性'，它由一种冲动和举动引起另一种冲动和举动作为回报。"也许弗洛伊德暮年的讲话并非一字一句都是这样，但是这就是格林逊所记得的寓意：在移情和爱情中，一切都是有动机的。
在维也纳的那天晚上，他斗胆发了言，问弗洛伊德"移情交换"是针对什么。"针对'性'，仍然是'性'。对我来说，不管是在起步阶段还是在四十年临床实践后，我们的病人叫我们去的场景还是'性'。他们与我们重演的、或是在我们面前重演的心理创伤场景也是'性'。如果有人向我们透露他的儿童情节，千万别以为他已经放弃了。他保存了其中的一段（情感），并形成了现在的形式（迁移）。也就是说他换了一件衣服或一个皮肤。他改变了，并把这种改变留给心理医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难希望移情有个'结束'的时候：除非是跟我们说话的那个人死了，上帝保佑他可以赤条条地去了。我们的治疗效果是物物交换的收益，就像《走运的让诺》那样。只有死亡的时候，最后一段才会掉在井里。"
然后，弗洛伊德不说话了，并用一种冷冰冰的客气态度请大家离去，他要休息了。
拉尔夫·格林逊现在想想，觉得弗洛伊德当初说得不对。生活中人们互换的，不只是一种欲望换成另一种欲望，一个事物换成另一个事物：而是同时的或有先后的身份互换。这些身份不只是性方面的，也可能是家庭的、社会的。
格林逊试图在让诺的故事里更深入地寻找一些东西，以便更好地理解他和玛丽莲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性"的问题，但心理分析和移情的核心是不是为了减轻尘世间的压力，并回到过去而进行的物物交换呢？这个故事的一个细节令他震惊：让诺回到了他母亲的家里，他回来死在他出生的地方。
他想象自己又和他的女病人见面，他们像笨拙的演员一样面对面说着话，又像是玛丽莲在拍片说话困难时低声吟唱辛纳屈的那首歌《在黑暗中起舞》 那样。一切都像是在戏里的一幕幕，而他们像是喜剧中干蠢事的群众演员，上演的是"移情"，上演的是回忆、故事、梦想；上演的是为了重演而穿好的衣服和为了演绎他内心的剧本而被她要求重穿的衣服；上演的是她担任作者的悲剧中他自己的台词；上演的是被当做挂衣架使的他，在更换场景时好让她把旧衣服挂在上面。
喜剧结束了，幕布合上了，这个人的一些谜还在，她的身份、她那不断被脱掉的衣服--在这衣服里面玛丽莲不断乔装改变自己，又不断倾诉，然后又掩盖自己。她的戏剧性移情，和她对他表达出的过分的爱，她对裸体的热衷，她那被放逐的、颤抖的形象，在银幕旁好像站不稳的样子。她在生活中和影片中一样，在一根无形的线上走动，这根线将原始的真实与绝对的幻想分割开来。格林逊又看到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又毫无意义。他原来并不想把她的身份剥掉，让她离开她带来的那些人物。这是一个选择，他想他并没有错。爱情是层皮肤，可以使我们抵御人世间的寒冷；身份是一个洋葱，我们不能把它剥开，当我们剥掉了它的最后一层皮时，洋葱也就不存在了。
贝弗利山庄，罗克斯伯里道
1962年8月8日
焦虑使得格林逊几次三番跑来找威克斯勒，向他描述玛丽莲最后几周的情形。几次之后，威克斯勒开始听觉疲劳起来。格林逊咳嗽着，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紧张和尴尬，还有点勉强，就好像他本人是个还不太熟悉台词的演员，他念的是她死亡的台词，也是她生命的台词。
"她的最后一年，我得谈谈她的最后一年。她来见我，因为她实在受不了了。我竭尽所能用对话支撑她。我从那部电影的名字《濒于崩溃》中似乎听到了命运的声音，但我当时听不进去。"
"是啊，"威克斯勒答道，"你的欧洲之行使她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你低估了精神分裂症。我跟她只接触了几次，就对她经常以第三人称谈论她自己感到吃惊：'如果是玛丽莲的话，她会这样做……要是她的话，她不会这样说……这个场景她不会这样演……'我跟她指出过这一点，我问她是不是在她身上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她'。她很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听不到那种声音吗？而且我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声音，而是一群声音。'"
当威克斯勒把录音带还给格林逊的时候，威克斯勒不知道该不该向他指出，在把他和玛丽莲联结在一起的两人疯狂中，有一些显而易见而他自己却意识不到的东西。他觉得还是要给他指出来，即便这有可能损害他们之间的友谊。
"你很清楚，大量的移情是朝向母亲的，心理医生的沙发会加速倒退。玛丽莲死时，用自己的方式回到了母亲身边，她把最后一件衣服丢到了井里。不走运的让诺。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啊……"
"是的，正是因为要避免倒退，所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没有让她躺在沙发上。最后的时候，她其实已为躺下做好了准备：这些录音带。这正是我们的方法，让病人不要管对谁说话。但是，我不认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是在扮演她的母亲。"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让你的胡须长出来了：为了使你们两个人都放心，你演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
"不，这是因为这样看上去更像弗洛伊德。"
"你只知道否认。你总是说：我不是她的母亲，我没有把自己当做她的母亲。但是，弗洛伊德告诉过你，当有人说'这不是我的母亲'时，对方正是他的母亲。你要我告诉你实话吗？你们双方都受不了对方了。你想要离开她，但又无法离开她；她想要离开你，但你又无法让她走。就是这么回事。你的苦恼就是被抛弃的孩子的苦恼。"
格林逊气愤地看着他的同事，什么都没说。威克斯勒决定不再说下去。
直到最后，格林逊一直把自己当做玛丽莲的父亲。1962年8月20日，他写给玛丽安娜·克里斯的信中说道："我是她的医生，也是一位不会使她失望的好父亲，会给她带来对她自己的了解，或者说至少给她带来善意。我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我对于因此要牵涉到我的家里人感到内疚。但是在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令人喜欢的东西，而且她也知道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格林逊也许一直没有明白，他的这种治疗场所是远离弗洛伊德理论的标准的。他的主题不是父亲、生命、爱、欲望，而是母亲、同性恋、粪便、死亡。她的声音不再能够装出一副爱她爸爸的乖乖女的样子，一些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在远离移情场所的地方通过录音被声嘶力竭地喊了出来。这是一些赤裸裸的东西，也是一些黑暗的东西。如同母亲与死亡那样黑暗；如同斯特拉斯伯格男爵夫人和《荒漠怪客》一片中的演员克劳福德那样黑暗；如同尤妮丝·莫瑞那样黑暗；如同粪便和脏小孩那样黑暗。和爱一样，肮脏是没有性别的，这两种水都在纯粹被动的洗涤过程中从玛丽莲身上流过。
那么如果玛丽莲只有通过死才能与他分离呢？如果格林逊只有杀死她才能完全拥有她呢？在听录音的过程中，威克斯勒好像猜出了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却不能对他的同事讲的事情：不断的治疗也能杀人。格林逊想演奏他所谓的"移情到年长的父亲"的音乐，没想到音乐不知不觉地变成老一套的苦恼，于是他演出同情的音乐使感情朝"幼年时期的母亲"那里转移。他决定放弃任何针剂治疗，因为在他看来这明显是"恋母情结"，然后他又改变这个决定，在最后几个月中经常给她注射镇静剂。他叫恩格伯格给她开药物的处方，又叫尤妮丝·莫瑞专门给她洗澡，他无形中在玛丽莲之爱和他对玛丽莲的爱中担当了母亲的角色。
格兰登大街，韦斯特伍德村墓园
1962年8月至1984年8月
最后一场戏的最后一次拍摄。玛丽莲躺在衬着香槟色缎子的青铜色棺木中，身上套着一件Pucci牌绿色连衣裙，围着一条布制披肩，怀里抱着一束粉红色的玫瑰花，准备好出演她的最后一个角色：玛丽莲·梦露的遗体。一直以来为她服务的道具们也已经忙好了：剧组的服装师马乔里·佩尔切对她的衣服做了修改，发型师阿格尼丝·弗拉纳甘重新为她整理了发型，化妆师威迪·辛德尔贡献了胭脂。连做假发的老太太珀尔·波特菲尔德也来了，对最后的结果投去了满意的一瞥。在做尸体防腐处理时，玛丽莲的连衣裙下被塞入了装满废棉的塑料包，因为她的乳房在做尸检时被损坏了。她的头发也被破坏得厉害，阿格尼丝·弗拉纳甘只得在她的头上套了与她在影片中的形象很相似的假发套。忠心耿耿的威迪的化妆功夫受到了特别的褒扬，他的绰号来自于他的手艺，因为他特别擅长调制白色化妆品，但却从不使用石膏或白粉。几年前，他曾和玛丽莲开玩笑说，他保证以后给玛丽莲化最后一次妆，然后再也不允许别人在她的脸上画来画去了。最近，玛丽莲曾经提醒他说过这话，并给他一个在第凡内品牌店买的饰品：一个镶嵌着黄金的别针，别针上的文字他一直不肯透露。玛丽莲把别针给他时，说了句："这个送给你，我亲爱的威迪，趁我还没死。"辛德尔在1946年7月19日玛丽莲第一次拍电影时就是她的化妆师，是为了给一部名叫《妈妈独揽大权》的电影试镜。那时他是福克斯公司的主任化妆师，他给当时的很多明星诸如贝蒂·格拉布尔、吉恩·蒂尔妮、琳达·达内尔都化过妆。像是命运中注定的轮回似的，他最后又为福克斯公司的《濒于崩溃》一片给玛丽莲化妆。他在葬礼开始前几小时喝了整整一小瓶杜松子酒，然后给玛丽莲化最后一次妆。
短短一排穿着丧服的男男女女，一片几乎是白色的天空。棺材缓缓地经过玛丽莲的两个养母安娜·洛厄和格蕾丝·麦姬·高达德的墓地，离安葬她的地方只有几米远。如果玛丽莲看得见她的安葬仪式的话，她还会大吃一惊：她的情人和三个前夫中，只有一人前来并献了花，他就是乔·迪马乔。在后来的二十年间，他一周三次前来送花。他曾经许诺过她，她要他坚持这样做，如同威廉·鲍威尔在琼·哈洛死后做的那样。
这是一场虚假而又悲哀的仪式，就像一只玩具从童车里掉了下来，一个路人从地上拾起，把它小心地靠墙放好，但是没人会来捡它。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语来描绘或抹去的场面。"你们知道我们可怜的偶像被葬在哪里了吗？"乔治·丘克后来说道，"要进入那个墓地，必须先经过一家汽车特许经营公司和一座银行大厦；她就躺在那儿，在威尔夏大道和韦斯特伍德大街之间，周边的交通非常繁忙。"
二十年后，在同一墓地的几步远的地方，人们又来安葬卡波特。一个曾经是玛丽莲朋友的人自言自语地说："他比玛丽莲多活了二十年。他爱过她，就像一个同性恋者最能去爱一个女人的程度那样。1954年，他们在纽约经常碰面。他们在东五十四街今天已不复存在的'摩洛哥酒吧'里跳舞。"两个身体在高于桌子的狭窄舞池里前行，舞池沉浸在黑暗之中，周围的扶手在灯光的照射下组成了一个花环形状。他们俩灌饱了酒精和药物，她把高跟鞋踢得远远的，好让他和自己差不多高，然后他们一起跳舞，直到倒下为止。一个穿着斜条纹西装，系着深色领带，架着玳瑁眼镜的矮个子男人拼命抓住一个光彩四射的金发女郎，好像他在搬动一座比他高的挂钟似的。她不看自己的男伴，把头转向烟雾缭绕的大厅；他则什么也不看，充满羞耻和悲哀，或者是快乐。
著名爵士音乐人阿蒂·肖在致卡波特的悼词中写道："杜鲁门死了，因为一切原因而死，因为厌倦生活而死，也因为对自己的生活体验过度而死。但是最近几年，他好像对什么都准备放弃了，最后剩下的既不是他的名声，也不是他和名人们的交往，而是他的作品，他希望后人记住的是这个。杜鲁门，当我们忘记了那些赋予其灵感的名字时，你的音乐在我们的耳边回荡。还是跟你的朋友玛丽莲道声别吧，虽然你从未将她搂进过怀里，但她爱你比爱那些和她睡过觉的男人们更深切。你们俩的墓碑现在只隔着三道墙，上面写着三个词：温柔、忠诚和宁静。这就是生活不愿给你们的、你们两人相互给予对方的东西。请你跟她说，你的朋友们作为她的邻居也来了，他们在这么多陨落了的明星中间矗立着。请你对她说，我们将记住她，玛丽莲，没有臣民的白色女王，我们没有比通过祝福你这个朋友的更好的方式来纪念她了。我们通过记忆重温了你的关于玛丽莲的美丽词句。杜鲁门，你这个最真实的作家，你比任何人都善于从你小说的场景中挖掉应有的真实，以便填入更多的真实。再见了，杜鲁门，愿你长眠于地下，温柔地长眠吧。"
人们渐次散去。大多数人背朝着娜塔莉·伍德和《埃及艳后》的导演达里尔·弗朗西斯·扎纳克的石碑，拐到韦斯特伍德墓园的东北角，向玛丽莲表示了敬意。那里有几处坟墓、一些人名。又过了若干年，迪安·马丁、杰克·莱蒙、比利·怀德也加入到了玛丽莲的行列，被安葬于此。"如果我们能说把一具铜棺放在墙上由混凝土筑成的深穴里就是埋葬的话。"
远处，可以望见山坡高耸处的"好莱坞"几个白色大字在烟雾中若隐若现。
洛杉矶市中心，西第一大街
2006年4月
灯火通明的《洛杉矶时报》社里，福杰·贝克莱特独自坐在他的电脑屏幕前。听了约翰·麦纳的讲述录音后，他决定公布玛丽莲最后几次治疗的内容，并假设这位当年的助理验尸官所说的他当时记下来的录音内容是准确的。他没有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指出，麦纳违背他当年对格林逊许下的诺言，并不是为了替格林逊恢复名誉，而是因为他目前手头比较紧。贝克莱特也没有指出，麦纳不禁出售了他的记忆，还换回了可观的报酬；他也没有说明，他对玛丽莲在最后几场治疗中说的话仍心存疑虑，尤其是对她和格林逊说话时清晰而充满希望的音色。他对这些内容与格林逊大夫不停地说或写的东西过于吻合也不再坚持。虽然录音带的字里行间让人觉得像是在说："她没有自杀"，"有人把她杀了"，"我没有杀她"，格林逊则被描绘成一个不见钱眼开、忠于妻子、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一个走丢后被找回的小女孩的慈祥父亲。
对于"玛丽莲"，福杰·贝克莱特也不是那么相信。他在互联网上搜索了许久，终于把她未出名前的那部短片重又加载到"电驴"下载程序中。年代久远而看不大清的胶片中，玛丽莲穿着黑色的内衣，就着昏暗的灯光做着肮脏的事。他觉得奇怪，如果片子里的人是她，如果这个淫秽镜头确实是玛丽莲在她还叫诺玛·琼·莫滕森的时候拍的，怎么她在这部短片中（当时她应该只有二十岁）看上去却比十五年后在《濒于崩溃》中拍下的裸体镜头更老？死亡的幽灵在这部短片中已经浮现。看来对于"性"及其苦难的表现，影像显然没有话语来得有说服力。
听了玛丽莲的录音，并查阅了几千页描写她最后几年生活的书籍，贝克莱特试图从没头没尾的片段中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故事，像一个电影剪辑师一样。他知道，真相其实是被隐匿于同一场景的不同镜头之中的：在那些被切掉的对话之中、在封镜时被剔除的精彩结尾之中、在那些错误的衔接和摄像机的片段移动之中。他不想编织一个没完没了的多余情节，只希望他的书能被人按照一定的逻辑正读或倒读。为了故事的连贯性，当中跳过些无关的情节也无妨，因为连贯有时可以赋予故事以意义。
早晨报纸的排版早已准备停当，但是这位记者不是为了工作而留在黑暗的中心--他的电脑前的。贝克莱特决定把他心中的问题搁置起来，他把小说稿的第一页重又读了一遍，这部小说是他八个月前在听了麦纳真实的或编造的回忆和录音后开始撰写的，他将结束这部小说，不过他对这部小说的题目《梦露的最后岁月》还有点不置可否。再说吧。
手稿的第一页出现在电脑显示屏上，他读了起来。
洛杉矶市中心，西第一大街
2005年8月
让胶片重新倒回到头，让整个故事重新开始，重新回放一下梦露的最后一幕。很多东西往往得从最后开始。
开头，福杰·贝克莱特又加上了两个字：倒片。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