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内容简介
凌沧洲从权力的角度切入，以大历史时评的叙事方式探讨中国文明的盛衰和得失，以新闻人的眼光观察历史的转折与冲突，以诗人的激情讲述历史的故事和细节，视野宏阔，文采斐然。书中对中西文明的比较，独家挖掘的东西方历史隐秘，大胆甚至匪夷所思的提法，网络语言和词汇的创新，凌厉的笔锋，嬉笑怒骂的抒情，均是该书不可不看的亮点。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题记
罗马，长安，谁更光芒万丈
我希望历史能治愈病态的心灵，
至少提醒我们往昔的荣耀，
让我们意识到目前的堕落。
——狄特 李维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末代君主和亡国令
一千多年前的春天，大唐帝国，这个人们心目中伟大的长安帝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凌沧洲先生将定都长安的两个古中国王朝——汉朝和唐朝一并称之为长安帝国。这一重新命名，既是为了叙事方便，也是为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公元907年3月27日，长安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李柷下达诏令：“那大统的尊严，神器的沉重，如果不是德行充盈于宇宙，功劳拯救了黎民，有虞舜夏禹的功业成绩，有和恰帝王事业的才能，可替代皇天的功劳，又怎么去统治天下，照耀八方呢！”
这时，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一百余年异族的洗劫，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帝国的资源与古老遗产已经耗尽。曾经是黄巢部将后来又投降唐朝的将领朱温控制了朝廷和局面，劝进和篡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百官对帝国不无留恋，当皇帝二月初五诏令文武百官初七一起赴元帅朱温府上时，百官拒绝了；尽管朱温假意推托，但是明白大势已去的皇帝不得不亲手终结了这个曾经煊赫几世纪、威震东方的王朝和帝国。
你可曾见到一个皇上拍臣子马屁的文章？
李柷的诏令是这样奉承梁王朱温这个暴君和独夫的：“元帅梁王，有皇帝的面相，祥瑞的资质，具备非凡的才能，以英明的谋略和睿智的武功平定了寰宇，以宽厚的恩泽和深沉的仁义抚慰了华夏。神圣的功勋，伟大的品德，空前绝后……二十年的功业，亿万民众的推崇，近处没有不同意见，远方也无不同声音。……帝政不可以久空，天命不可以久违，神人同心，归向有德者。我虔敬地把天下禅让给圣君……我放下这沉重的包袱，永为客卿，能够侍奉新朝，我既欣然又安慰。”
这真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的典型案例。
莎士比亚描写过失去王位的国君的痛苦，理查三世是这样不情愿地把王冠交给篡位者的：
把王冠给我。这儿，贤弟，把王冠拿住了；这边是我的手，那边是你的手。现在这一顶黄金的宝冠就像一口深井，两个吊桶一上一下地向这井中汲水；那空的一桶总是在空中跳跃，满的一桶却在底下不给人瞧见；我就是那下面的吊桶，充满着泪水，在那儿饮泣吞声，你却在高空之中顾盼自雄。
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我瞧不清这纸上的文字；可是眼泪并没有使我完全盲目，我还看得见这儿一群叛徒们的面貌。哦，要是我把我的眼睛转向着自己，我会发现自己也是叛徒的同党，因为我曾经亲自答应把一个君王的庄严供人凌辱，造成这种尊卑倒置、主奴易位、君臣失序、朝野混淆的现象。……把镜子给我，我要借着它阅读我自己。还不曾有深一些的皱纹吗？悲哀把这许多打击加在我的脸上，却没有留下深刻的伤痕吗？啊，谄媚的镜子！正像在我荣盛的时候跟随我的那些人一样，你欺骗了我。这就是每天有一万个人托庇于他的广厦之下的那张脸吗？这就是像太阳一般使人不敢仰视的那张脸吗？这就是曾经“赏脸”给许多荒唐的愚行、最后却在波林勃洛克之前黯然失色的那张脸吗？一道脆弱的光辉闪耀在这脸上，这脸儿也正像不可恃的荣光一般脆弱，（以镜猛掷地上）瞧它经不起用力一掷，就碎成片片了。沉默的国王，注意这一场小小的游戏中所含的教训吧，瞧我的悲哀怎样在片刻之间毁灭了我的容颜。
帝国的王位仿佛是一场破碎的镜子游戏，只有从权力高空坠落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人生的极度幻灭。
理查三世和长安帝国的末代君王，在逊位时都有类似的愁苦，只是理查三世有诗人和戏剧家把他的痛苦描绘出来，而唐哀帝的悲哀只能从历史的遗迹中探查蛛丝马迹了。
一年之后，如同理查三世要被人毒死一样，李柷也没能逃过篡位者的毒手，最终还是被朱温谋杀。
这是908年春天，一个末代君王的死去，标志着一个强盛帝国的死亡，一个文明的衰败的开始。以后再要看长安帝国，就得到帝国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中去看，到博物馆中去看。长安帝国后的宋朝和明朝，颇有点类似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拜占庭帝国。
长安帝国末代君王退位的907年，中国的北部边疆，一个少数民族正奇迹般地崛起，契丹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称王，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和文明格局中正式扮演逐鹿者的角色。自此以后，汉唐的强盛岁月不再，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一再南下，直至吞没、征服并改变这个曾经辉煌的中原文明。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长安与罗马的权力与荣耀
当我们拂去一千年的历史尘埃，沿着历史汹涌的大河逆流而上时，我们看到了帝国权力与荣耀的时刻，它的文明的辉煌——经济的繁荣，胸怀的博大，文化的精美，军事的强盛……以及帝国臣民在其青年和壮年时代焕发出的活力和创造力，即使是像我这样一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人，也为此改变观念。
比起罗马帝国的民众喜爱看角斗场上奴隶、罪犯、蛮夷与野兽的厮杀，比起罗马的嗜血、贪婪与残暴，长安帝国的文化凸显出其人文关怀的一面，帝国的诗人们虽然也常作“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之类的豪语，但大多是反战主义者，看看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作品就知道，帝国诗人对扩张领土、掠夺财富似乎并不感兴趣，“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无论我们的帝国诗人是歌颂帝国军队的伐边，还是以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来谴责战争，长安帝国开疆拓土的冲力都势不可挡。这是帝国的壮年时代，活力无穷，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帝国的权力和荣耀如日中天。不断地扩展领土，不断地击败周边外族，不断地进行灭国之战。
630年，张宝相活捉突厥颉利可汗，长安帝国欢欣雀跃。
635年，李靖、侯君集等将领大破吐谷浑，捉住吐谷浑名王20人。
640年，侯君集平定高昌王国，活捉高昌国王。
641年，李勣大破薛延陀率领的同罗、仆固、回纥、靺鞨等联军。
644年，郭孝恪消灭了焉耆，活捉焉耆王突骑支。
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统领六军从洛阳出发东征高丽。农历4月，在幽州城，用酒肉款待六军。5月17日，皇帝亲率精锐骑兵与李勣会合包围辽东城，借助大风发火箭，待城上的房屋都烧光后，指挥战士登城，攻克了辽东城。
648年，王玄策打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活捉其国王、王妃、王子等人，掳获一万两千人，牛马两万多匹送到长安宫阙。
同年闰12月，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攻破龟兹50个城池，活捉龟兹王。龟兹平定，西域震惊。第二年春正月初六，俘获的龟兹王和其大臣，被献到社庙以祭祀土神。
658年，大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的军队。贺鲁逃往石国，副将萧嗣业追上将其抓获，俘获贺鲁人畜共40多万。
660年，苏定方向东讨伐平定百济，11月，在则天门上献俘。
668年，李勣攻破高丽，攻克平壤城，活捉高丽王和大臣多人回朝。高丽全境投降，投降城池170个，697 000户，帝国将高丽之地设置为安东都护府，分别设置42个州。
679～681年，帝国军队继续在西部征讨，裴行俭多次击败西突厥，仅681年9月，就在长安的街市上，斩杀了突厥首领阿史那伏念及其高官等54人。
帝国扩张的态势延至8世纪,729年，帝国军队向南，攻克昆明城。（以上均出自《旧唐书》）
8世纪后，在帝国经历了若干年的好运后，危机即将浮出水面。
751年，帝国军队在南方遭遇挫败，鲜于仲通率兵6万讨伐云南，与云南王阁罗凤在泸水作战，帝国军队大败，死亡的人不计其数。“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白居易《新丰折臂翁》）
同时，帝国在西北部边疆，一样遭到强烈挫败。帝国将领高仙芝攻克石国（今塔什干）后，俘虏了国王与王子，但王子途中逃走。中亚各国向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求援。751年，阿拉伯军队与长安帝国的军队在怛罗斯遭遇，激战多日，高仙芝失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
755年，长安帝国迎来了它最大的厄运。11月11日，深受帝国皇帝器重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集合了蕃、汉之兵十余万人，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长安帝国捅上狠狠的一刀。
安禄山反叛兵戈举(明刻)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如山，万里君王蜀中老。”几百年后，仍有诗人张耒描写潼关之战的残酷。
755年11月11日，这是伟大的长安帝国转折性的历史时刻，自此以后，帝国的态势由扩张变为防守，同时受到帝国内部反叛不断的困扰，直至它最后消亡。755年的这一历史事件给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带来了权力格局的巨大变化，汉民族青壮年时代的权力与荣耀日渐衰落，长安帝国不再光芒万丈。
756年，唐肃宗即位后改元至德。这年10月，唐肃宗命宰相房琯统兵收复长安、洛阳，在咸阳县东的陈陶一战溃败。当时，杜甫困陷长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看见安禄山部胜利归来的骄横情形，满腔悲愤。可以说杜甫就像个新闻记者，他用诗歌记录了陈陶之战的史实：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几乎就在这两个世纪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希腊世界的遗族——拜占庭帝国先是在与周边部落的拉锯战中消耗掉了许多能量，继而又被内部的反圣像崇拜所撕裂，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也几乎耗尽，最后，在帝国末年，连首相希奥多尔都说：“拜占庭除了祈祷只能自求多福。”这些希腊、罗马世界的遗族，如果他们回忆起西比阿、凯撒、奥古斯都、哈德里安、君士坦丁时代权力与荣耀的时刻，也可能为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产生一些伤感。
古代东西方两个超级强权，同样经历着内部争权夺利、外部蛮族威胁的痛苦。在不断的外敌威胁下，拜占庭帝国熬到了1453年，终于被游牧的土耳其民族攻克；宋帝国在1279年被蒙古军队攻克，明帝国在1644年为北方的清兵攻克……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两个世界的碰撞没有提前
在罗马帝国崛起和长安帝国勃兴的早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这两个帝国都曾在与残暴敌人的作战中诞生。罗马早期是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由于残暴的国王塔昆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罗马人在布鲁托斯的领导下赶跑了伊特鲁里亚人，此后，不断与他们作战，征服并同化了他们。长安帝国的汉朝，也是在与残暴的秦帝国作战的过程中壮大的。
罗马曾经有这样的神话和传说，传说罗马的创始者罗慕勒斯和雷摩斯是孪生兄弟，生下来后被抛弃在荒野，由母狼授乳，他们长大后，狼性不改，率领人民回到台伯河边。但为了争夺罗马的统治权，孪生兄弟大打出手，最后，罗慕勒斯杀了雷摩斯。
而长安帝国的创始人刘邦，与驱除秦暴政的另一位将军项羽也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为了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也展开了长期的厮杀。当项羽捉住刘邦之父要将其放在沸水中烹煮时，刘邦笑道：“我们曾经是兄弟，
我父即你父，你烹后，不妨给我分一杯羹。”——比项羽更心狠手辣，比项羽更具领袖风范和胸怀，比项羽更懂得用人术和御下术，所以刘邦建立了帝国而项羽失败。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并且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一一斩草除根，然后作出姿态，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兄弟，表示延续兄弟的一脉，这在古人看来是“续香火”的正当之举，但在现代人眼中，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有感于当时人们的堕落，期望从罗马兴起的历史中发现罗马的美德和荣耀，但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惶恐，因为早期罗马的历史充满血腥、贪婪、残暴和淫荡；而当凌沧洲先生追溯中华民族苦难和不幸的根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美德和荣耀时，越深入研究，也越惶恐不安——长安帝国的早期亦如罗马的历史。
罗马与长安帝国在形成初期都曾经迎来过生存大敌。
罗马的敌人是北非的迦太基，长安的敌人是北方的匈奴。
当汉尼拔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横行意大利半岛的时候，当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包围的时候，罗马与长安都摇摇欲坠。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围歼罗马军队。但幸存下来的西比阿认真研究了汉尼拔的治军和作战方略，破坏了汉尼拔的后援，基本清除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凯旋回国后，公元前202年，又在北非的扎马之战中打败汉尼拔及其所率迦太基军，一举结束了劲敌迦太基对罗马的威胁。
长安帝国对匈奴的作战，也经历了从不利到有利的局面。比如公元前133年，在马邑的伏击战中，长安帝国出动了李广等将军，30万人马，想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不料计谋被泄露，出谋划策者王恢竟被下狱，匈奴攻击更甚。（见《史记》）
此后，长安帝国与匈奴的攻击，互有胜负。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军攻击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自此漠南无匈奴王庭。但汉朝自身的损失也很惨重，士卒死亡数万人，马匹出塞时14万匹，战后尚不满3万匹。
但是长安帝国的动员能力、人才储备、战略储备以及它的外交同盟策略，都是匈奴所无法企及的。公元前1世纪前，由于长安帝国的策动和打击，由于匈奴内部的斗争、饥荒，匈奴持续衰败。到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丁令、乌桓等攻击匈奴，匈奴从此大为虚弱。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等人攻郅支，破郅支城（中亚塔拉斯河畔的江布尔），杀单于。
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部与南匈奴兵联合大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两位汉将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尽管汉代几百年来与匈奴作战战绩辉煌，但也十分吃力，直到汉王朝灭亡，匈奴的边患也没有结束。
几百年后，罗马帝国也饱受匈奴人的困扰。匈奴王阿提拉被惊呼为“上帝之鞭”，抽向正被蛮族不断侵袭、走向衰败的罗马帝国。
公元451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部的沙隆，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战。会战的一方是风雨飘摇的罗马联军，而另一方是阿提拉领导的匈奴联军。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总共投入超过100万的兵力，虽然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丧生。会战以匈奴军队的败退为结局。两年后，阿提拉在迎娶一位日耳曼族新娘时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众人进入新房，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创造高度文明的东西两强——长安和罗马，没有机会正面接触，谁的军力更强大，无法给出一个定论。
但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为人们观察、判断两强风貌提供一个佐证：
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部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安息（今伊朗一带）西界，望大海而还。
而在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遣使至汉。（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版）
当时的汉帝国没有重视罗马使者的来访，对于西方信息的了解也十分匮乏，千百年来，长安帝国的民众及其后裔，对西方的了解几乎为零；相反，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嘎尔尼的报告却不断地将中华大地的消息输送到各个时期西方列强的视听中。
长安帝国的英雄班超曾经说过：“明智的人能够看出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物。”见微知著，一叶知秋，长安、罗马，两个世界虽不曾直接发生碰撞，但其精神的高下，我们还是能推理出一二来。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一千年，法皇拿破仑率大军攻下罗马。尽管罗马城已经破败，但在拿破仑看来，攻克罗马具有象征意义。画像上的拿破仑戴着罗马式的月桂冠，仿佛罗马的威权正由他继承一样。
对罗马着迷的不止拿破仑一人。在俄国，受拜占庭影响的统治者将自己命名为凯撒（沙皇），仿佛罗马帝国转世还魂到了斯拉夫人身上似的。
拿破仑说：“罗马的故事就是全世界的故事。”拿破仑的全世界可能不包括东方。他们的视角几乎都围绕着西方的历史，围绕着罗马帝国转动。
而在拿破仑攻占罗马前的几十年，在大西洋彼岸，有群智慧勇敢的人，正在为一个新兴的国家设计政治制度。这群人饱读拉丁文学，熟知罗马历史，力图从罗马的衰亡及后续乱像中寻求历史教训——他们设计的民主体制，他们的权力制衡体系，他们对自由的信仰，使这个国家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繁荣向上，并成为当今的超级强权，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美国。（参见纪录片《罗马的荣耀》）
罗马，在权力模式和制度设计上，在文化、信仰和风俗上，究竟与长安帝国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呢？
孟德斯鸠说，“我们总离不开罗马人。今天我们在他们的首都也还是要离开新的宫殿去寻找废墟颓垣；就像骋目于万紫千红的草原的双眼，总爱看看岩石和山陵。”
罗马，首先在财产权上，比起长安，相对有保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础。甚至，“罗马的立法者，又规定，被定罪的人的财产应受到尊重，以防止财产被人民没收。”（《论法的精神》第6章）“罗马法律规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外，不得没收财产。”（《论法的精神》第5章）
534年，罗马法典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后人称之为《民法大全》。该法典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读者可以从这里节选的一些条文中领略到罗马法的博大精深：
?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同样，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
?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
?判刑时必须始终考虑罪犯的年龄与涉世不深。
?武力和畏惧完全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父亲的罪名或所受的惩罚不能玷污儿子的名声，因为每一方的命运均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任何一方都不得被指定为另一方所犯罪行的继承人。
?人人都应养育自己的后代；任何人若认为自己可以遗弃孩子，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家长或监护人如果弃自己的孩子于死地，则当孩子被他人出于同情之动机救助后，原家长或保护人根本无权得到孩子，因为任何人都无理由声称一个被他弃于死地的孩子依然属于他。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
?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
?拷问不得施加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而在长安，汉帝国与唐帝国，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与立法，信奉的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汉帝国的皇帝刘彻登基之初，由于文景之治的宽松政策，长安的钱币数以百万，穿钱的绳索都烂了，国库中的粮食多得烂掉，而且马匹众多，如果乘一匹母马参加集会都会被鄙视和排斥。（见《汉书?食货志》）
但是在公元前119年，汉帝国命令商人自报资产，每2 000钱出资120钱。河南一个名叫卜式的商人捐助出击匈奴的军费，被封为中郎。
公元前117年，汉朝皇帝命令杨可主持“告缗”(调查、告发隐匿不报或少报财产的人)。同时在公元前114年出台一个法令：平民告缗者，给以被告者资产的一半。这场搜刮民财运动的结果，是得到了数以亿计的百姓财物，数以千万计的奴婢，田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倾，房屋也如此。商贾中产之家以上的大都破产。
这是长安帝国在早期的邪恶，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保家卫国的幌子，都为帝国历史添加了恶劣的例子……可以想见，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这对民众道德的沦落和告密之风的兴盛起了很坏的作用。
长安帝国的残酷无情还不止于此。由于它的统治者权力膨胀得足以吞没一切制衡的力量，除了上天的超自然力量和彻底的反叛，他们可畏惧的不多，因此，所谓的社会公正在体制上就有病因。
罗马也有它的堕落时刻和大规模的道德沦丧，但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统治者的权力相对是受到限制的——有任期制度，有元老院制度……最重要的是，罗马公民有票选制度。在瑟维里厄皇帝进行了人口统计、选举团的划分后，当罗马人民推翻塔昆的暴政后，罗马人民不再接受君主统治，他们有了选举制度。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我们不能不说汉帝国和唐帝国的开创者们也是推翻旧的暴政的功臣，然而打下江山后“坐江山”、“家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无论长安的文化如何灿烂，长安皇帝的文治武功如何威震四方，长安帝国的民众，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并没有得到一张能撤换他们管理者的选票。
柏杨先生曾经写过《英雄末路》一文，描写许多中国名将的悲惨下场，中国文明固然有其酱缸的一面，但是西化论者却无法看到长安文明在地理封闭环境中也曾有过的灿烂时刻。
不过，尽管凌沧洲先生致力于在沉没的“长安文明号”残骸中打捞点有价值的东西、打捞其光辉、足以鼓舞人的一面，也无法回避其黑暗面。甚至，我要补充柏杨先生《英雄末路》的故事。
还记得中国英雄班超吗？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为长安帝国立下过奇功。他的长子班雄、小儿子班勇也在西域为祖国效力多年。班雄还带领五营兵马驻扎在长安，并出任京兆尹（长安市长）。班雄的儿子班始在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务，并且高攀上清河孝王，和他的女儿阴城公主成婚。该公主是汉顺帝的姑母，骄横而又淫乱。她和她的男宠同处帏帐中，而要班始爬到床底下。班始憋了一肚子气，永建五年（130年），就拔刀把公主杀了。汉顺帝大怒，把班始腰斩了，班始的同族都被杀害……（见《后汉书》）。帝国君主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臣民的，即使班始杀人当惩，他的族人被诛灭却充分展示了帝国的残暴和不义，同时帝国的阳刚之气为什么渐渐衰落，这与专制恐怖，与王权扩张，与社会公正无法实现大有关联。
“当我们从历史读到苏丹的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不禁以一种痛苦的心情感到人性的邪恶。”孟德斯鸠这样说。同样，当我们读到中国皇帝们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会不会也感到痛苦？会不会感受到人性的邪恶？还是以一种奴隶和顺民的姿态来歌唱那些好大喜功的帝王，甚至认贼作父，把征服者和奴役者歌唱成英雄，把他们的时代渲染成盛世？！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就是罗马早期的权力模式和来源。孟德斯鸠把共和国以前的早期罗马政体分为最初五王政体、瑟维里厄政体和塔昆政体。最初五王时期，元老院享有最多的选举权。瑟维里厄统治时期，将人民划分为许多个选举团，瑟维里厄是人民选择他为王的，元老院没有参与选举。而塔昆不要元老院也不要人民选他为王。“他要把三权集于一身，但是当人民想起自己曾经是立法者这一事实，塔昆就完了。……罗马人民比其他人民更易于为悲惨景象所激动，卢克丽霞染血的尸体的悲惨景象结束了王权制度。”（《论法的精神》第11章）
罗马，它的人民，在其历史上，曾见证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名叫维吉妮，一个人名叫凯撒。
维吉妮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公元前451年，她的父亲维吉努斯将她许配给了洛修斯。二人还未举行婚礼，洛修斯就奔赴战场。护民官阿皮尤斯垂涎维吉妮的美貌，软磨硬泡都未能得到维吉妮纯洁的心。最后，阿皮尤斯想出了歹毒计谋，让一个大胆的自由民马库斯来完成他的计划。几天后，马库斯在维吉妮经过的广场上，悍然逮捕了维吉妮，说维吉妮是他的逃奴。这姑娘喊叫求援，很快就聚集了一群人，正巧洛修斯也归来在人群中。
双方僵持不下，争执到法院，而法官正是阿皮尤斯。阿皮尤斯判定维吉妮是逃奴。马库斯要将维吉妮带走。维吉妮的父亲多次抗争无效，悲愤交加中，他带着尖刀回到了女儿身边，大声说道：“亲爱的女儿，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恢复你的自由了！”旁观者看到，他将刀刺入了女儿的胸膛。
鲜血使罗马人民看清了阿皮尤斯之流卑鄙凶残的面目。不久，平民收回了自己的权利。在已经做了护民官的维吉努斯的提议下，阿皮尤斯和马库斯被逮捕起诉，阿皮尤斯自杀，马库斯逃亡。（参见《西方名女》，薄加丘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如果说维吉妮是自由祭坛上的祭品，那么，凯撒则是罗马人民恐惧暴政、追求自由的牺牲品。当凯撒击败庞培、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独裁的气息日益浓厚的时候，罗马人的不安浮上台面，正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写的罗马人的怀疑：“可耻的时代！罗马啊，你的高贵的血统已经中断了！自从洪水以后，什么时代你不曾产生比一个更多的著名人物？直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人们谈起罗马，能够说，它的广大的城墙之内，只是一个人的世界？要是罗马给一个人独占了去，那么它真的变成无人之境了。啊！你我都曾听见我们的父老说过，从前罗马有一个勃鲁托斯，不愿让他的国家被一个君主所统治，正像他不愿让它被永劫的恶魔统治一样。”
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独裁和暴政，罗马人刺死了大名鼎鼎的英雄凯撒。但是，最后，凯撒的余党还是取得了胜利，罗马朝着帝国演变。
孟德斯鸠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死时说道：“目睹维吉妮的死，促使人们驱逐十大官；凯撒沾满鲜血的长衣，使罗马重新受到奴役。”（《论法的精神》第11章）
当罗马人奋起驱逐塔昆暴政的时候，当罗马人不愿为自己打造锁链而刺杀凯撒的时候，当罗马人拥有选举最高权力者的选票的时候，当罗马的法律在制约权力滥用的时候，罗马的光芒掩盖了其血腥残暴的阴影，今天的文明世界无不在分享着罗马共和与自由的传统。
谈到罗马与长安，我们不禁还要谈一谈罗马与长安的精神源头和信仰力量。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基督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相比基督徒遭受的迫害，孔子的信徒在长安帝国的命运要好得多。从两种教派提倡的爱和人道关怀而言，我认为两种教义都闪耀着光芒。但是，基督教作为被迫害者的宗教、受难者的宗教，基督徒对追求信仰自由有着比儒教子弟更深刻的体验，虽然基督教执掌权力后也迫害异端，但是，在西方世界，追求信仰自由一直是一种驱动力，无论是来自基督教内部的纷争，还是来自外部别的宗教的竞争。北美的首批移民之一，“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就是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漂洋过海，从而带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皆被罢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员几乎全由士人充任。同时，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又设太学、办学校、察举孝廉，使儒家理论渗透到各阶层、各领域，成为国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论根据。儒教升级为垄断性的国教，
支配了长安帝国的文明。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下了一道诏谕，此诏谕并未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也没有禁止异教崇拜，但它却远超过加利流在公元311年下的容忍基督徒的诏谕。米兰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和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直到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才宣布它为国教。
这是东、西两个帝国对信仰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在长安帝国从来就没有被意识到，虽然在春秋时代东方专制权力失控时期各种信仰的萌芽成长过；而在罗马世界，信仰自由，是基督徒流血几百年才争取来的权利，从罗马皇帝尼禄到哈德良、图拉真等人，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处于被严酷打压和迫害的状态。但是当基督教取得垄断性的地位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同样面临为异端的权利奋斗的困难局面。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罗马的辉煌与长安的复兴
罗马人和长安人都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和繁荣的文化。
在理性思辨上，罗马人独步当时；在建筑艺术和工程服务上，罗马更是创造了古世界的辉煌。公元1世纪，罗马的大道四通八达，你只需持一本护照，就能从埃及到达法国。罗马的竞技场、拱顶、圆柱……甚至罗马的建筑风格，你都能在新世界的美国发现其影子。罗马人创造了世上罕见的输水道工程，高大的水渠将山间的水引到城市供人们饮用、洗浴，这种建筑和卫生成就，是一些国家20世纪初期都没有达到的。东罗马帝国在拜占庭也创造了建筑艺术的辉煌，从公元5世纪起陆续建成的那些教堂，如圣索菲亚教堂，其雄伟壮观，其对物理学恰到好处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至今，土耳其人都可以坐享这些雄伟的教堂作为旅游产业带来的丰厚的回报。
而在感性艺术上，长安帝国的人们则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长安帝国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经由唐诗这种艺术形式，长安帝国的人们，把他们对生活无尽的热爱、对黑暗和不公的控诉、对暴政的蔑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战争的反对和对和平的向往诉诸纸上。
但是，长安，没有能在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任何成就。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按照孟德斯鸠等人的研究，亚洲的平原地理条件和气候等因素，促成了东方的专制。而人类学家则有一种“领先遏制”的理论，东方在文明进化中曾经处于较优势的地位，而这种缺乏周边文明竞争的优势地位，在工业革命来临时无可避免地落后和衰败了。（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正如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崩溃，长安文明在10世纪后也已经进入衰败期，帝国的余脉——“东方拜占庭”宋、明帝国，屡屡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遭到重创。帝国的生活，除了还信仰儒教外，已经全然改变，连发型和服装都已经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如果一个长安帝国的唐代人，来到17世纪的大清帝国，将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因为头上多了一根辫子，而奴性更加深重了，残存的那点独立、尊严、风骨将在奴才们的请安声中消失。
美好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长安帝国的光环脱尽，汉唐的辉煌只留在人们的回忆之中。今天，当长安帝国的后裔，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们号称要进行复兴时，首先就必须厘清：我们要复兴这古老文明中的什么东西，是它的武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是它的自信？是它的风骨？还是它的人文关怀？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菩萨蛮》）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南宋 东方拜占庭
东方拜占庭的陷落——大宋帝国号沉没的前后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郑思肖哈德伦斯，你从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如果你尝过的话，你不仅会用长矛，而且会用战斧为自由而战。
——希罗多德南宋——东方拜占庭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国家的灭亡，一个民族的被征服；讲述这个国家在末日来临前后它的臣民的抉择、勇气与悲壮。这个故事讲述了一艘航行了几百年的帝国船只如何在世纪变迁的风浪中沉没，并打捞在被风尘掩盖的历史后面那些勇敢的心和自由不屈的灵魂。这个故事名叫《东方拜占庭的陷落——大宋帝国号沉没的前后》。
许多年后，在距离临安（杭州）几千公里的一座海上的金城，君士坦丁堡，也沦陷在游牧民族的铁蹄和炮火下。土耳其人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策马进城，在神圣的圣索菲亚教堂前，将祈祷的方向调向圣喀巴方向，一个持续了千余年辉煌壮丽的梦想就此结束，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从此成为历史。
南宋——东方拜占庭，这是凌沧洲先生2006年时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长安帝国——汉唐覆灭前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尤其是唐帝国末年来自西部回纥甚至是吐蕃的压力（吐蕃军一度攻入长安），迫使帝国的重心不断东移。
宋朝建立的初期，尚且称洛阳为西京，汴梁为东京，然而这种形势也没持续多久，在金兵的逼迫下，帝国的权力重心南移，最后落脚在临安。
这种情势与君士坦丁大帝抛弃罗马城而建都于希腊小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罗马帝国也饱受蛮族的困扰，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不断突破帝国的边防，在帝国的土地上肆虐。而宋国都城被迫南移的过程似乎更加无奈——对他们来说，北方已经永久地沦陷于游牧民族的手中了。
12世纪末，东方拜占庭的有识之士对宋国风雨飘摇的情势十分忧愤，他们对朝廷的呼吁和在文章诗词中表达的忧患意识，都无法激起一个衰败的王朝和民族的斗志，都无法遏制北方新兴游牧民族南下掠夺征服的猛烈势头。
1178年，陈亮先生给皇帝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文情并茂的信，信中对宋国的战略形势十分忧虑：“惟我中国，凝聚天地之正气，天命所钟，人心所会，衣冠礼乐所萃，百代帝王之所相承。现在却偏安一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但是哪有可能长治久安而无事的……”
陈亮论述了吴、蜀在地缘格局中属于边缘地带，而钱塘又是吴之一隅。钱塘人物繁盛，富甲东南，风俗华靡，上下贪图安乐。“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南宋中国的血性已经衰败，李广、陈汤、班超、张骞、窦宪、耿秉、李世民、李靖、侯君集、李勣、王玄策、陈亮苏定方这样的人物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风尘中，让帝国末年血色渐浓中的人们苦苦回忆不已——“天下事，问天怎忍如此？陵图谁把献君王，结愁未已。少豪气概总成尘，空余白骨黄苇。千古恨，吾老矣。东游曾吊淮水。绣春台上一回登，一回揾泪。醉归抚剑倚西风，江涛犹壮人意。只今袖手野色里。望长淮、犹二千里。纵有英心谁寄。近新来、又报胡尘起。绝域张骞归来未。”（王野《西河?天下事》）“每到危亡思名将，张骞在世又如何？君不见岳飞坟头三尺血，临安夜夜闻笙歌。纵有千人悲泣岳飞案，朝廷耳聋六月雪。权臣与君都沆瀣，长城自毁空悲切。”（凌沧洲《怀古》）米贾托维奇在论述拜占庭人的衰败时，也曾有精彩的论述：这个民族变得暮气沉沉，它既无主动精神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匐在尘埃之中，背转身来，他们却不禁捶胸顿足。上面是暴政和榨取，下面是仇恨与怯懦。上下朝野充满了残酷和伪善的风气，外表的虚文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华的语文隐蔽了真正的观念。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同样的腐朽，民族精神衰老了，缺乏一切弹性。在虚伪的爱国心的掩护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略了公益。（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12、13世纪的东方拜占庭，精神也已经衰败，生活精致而腐化，尤其是权贵们，根本不了解周边的战略态势。蒙古人已经在中亚腹地势如破竹，宋国君臣对此危急存亡之秋的生存状态如同懵懂。帝国末年，权柄掌控在贾似道等人手中，政局一天糜烂似一天。贾似道因为姐姐出任宋理宗贵妃的缘故，深受皇帝恩宠。此人经常在妓院流连，晚上在湖上游乐不回家。一次，理宗登高远眺，看见西湖中的灯火与平时不同，就对左右说：“一定是贾似道在那里。”第二天问他也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理宗去世后，度宗为贾似道所立，贾的权焰更加旺盛。每次他朝见后皇帝都对他回拜，不称呼他的名字而称之为“师臣”，其他朝臣都呼他“周公”。
这样一位“师臣”和“周公”，在帝国北部的屏障——襄阳被围困，情势十分急迫的状态下，仍在修建亭台楼阁，娶宫女、尼姑中美貌的为妻。帝国一位将领名叫余玠，对帝国的防守贡献良多，他的一条玉带被贾似道看上了，去索要时却发现那条玉带已经做了余玠的殉葬品，老贾居然就把余玠的坟墓掘开取出玉带。帝国要人的精神腐化道德沦丧竟致于此！
对宋国权臣们的腐败，诗人用他们的笔触记录了历史：“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如今事如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拓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杨佥判《一剪梅》）朱门日日买朱娥，大船将沉的前夕，永远是有人在夜夜笙歌。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沉没在历史深处的英雄们
1273年，襄樊保卫战前后将近五年，蒙军用巨炮（巨型发石机）轰击襄阳，襄阳守卫者们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守将吕文焕哭着把浴血守卫多年城池交出，投降。帝国北面的屏障被攻破，东方拜占庭——宋帝国雪崩的局面加剧。
在东方拜占庭沦陷的若干年后，我，凌沧洲先生从历史深处，从宋史中，从不再被人提起的故事中，打捞出这艘沉船遗骸中的英雄风骨——
襄阳沦陷的时候，参与守城的范天顺仰天叹息：“生是宋国人，死是宋国鬼。”就在他所守卫的地方自缢而死。
牛富，守卫襄阳五年，移守樊城，两城六年不被攻破，牛富也有不少功劳。“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前，遇民居烧绝街道，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副将王福见牛富死，叹息说：“将军为国而死，我怎忍独自偷生！”也跳进火中自杀。
边居谊，防守新城。吕文焕派人来劝降，边居谊命令伏弩乱发，射中吕文焕三箭，“并中其马”，马倒下了，几乎被俘的吕文焕，在兵士的救助下换了一匹马逃走。每当招降的人来时，边居谊都回答说：“你们想得到新城吗？我誓死守卫这里，你们怎么能得到呢。”吕文焕指挥部队攻城，边居谊把家中财产尽散将士，往来督战。当黄昏来临时，敌军攻破城楼，大火蔓延到民居，边居谊见大势已去，回家拔剑自杀未遂，随即投进火中死去。
陈炤是朐山县的长官，蒙军南下进攻常州，常州长官赵与鉴跑了，有人对陈炤说：“现在逃难有了理由啊。”陈炤回答：“乡邦沦没，怎可坐视，与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于是，积极准备防守。蒙军杀到，血战城破，陈炤带兵巷战，家人对他说：“城东北门围未合，可走常熟到临安去。”陈炤说：“离开这里一步，就不是我应该死的地方！”正午时分，敌兵来了，陈炤牺牲殉国。
王安节，年轻时就跟随他父亲王坚守合州，并立下了战功。1275年，贾似道溃师芜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弃城而逃。王安节后来再守常州，蒙兵破其南门，安节挥双刀率死士巷战，因臂伤被俘虏。有人问他叫什么，王安节呼曰：“我是王坚之子王安节！”来人劝他投降，被他一口拒绝，蒙军将他杀害。
尹玉，跟随文天祥抵抗蒙军。战斗中许多部队溃败了，只有尹玉残军五百人仍在殊死战斗。尹玉手刃数十人，“箭集于胄如猬毛，援绝力屈”，于是被俘。蒙军把他活活打死。他被俘后他的残部仍在夜战，直到死亡没有一个投降的。
李芾，是在东方拜占庭沦陷时不可不提的名字。
李芾的高祖李升曾中进士，为吏有廉名。1127年，金人攻破开封，用刀锋逼迫李升的父亲，李升上前捍卫他，与父亲一起牺牲。当蒙军攻取鄂州时，李芾为湖南提刑。贾似道兵溃芜湖，李芾接任潭州长官兼湖南安抚使。湖北州郡皆已投降，他的朋友劝李芾不要去，李芾哭泣说：“我岂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深受国恩，只能以家报国。”此时正逢李芾爱女死亡，他在悲痛中毅然前往。
1275年7月，蒙军兵临城下，潭州兵员已经调用尽矣，敌人的游骑已入湘阴、益阳诸县。李芾仓促招募了一支不满三千人的队伍，誓死抵抗。10月，蒙兵攻西壁，李芾亲冒矢石督战。城中箭尽，李芾命令收集民间羽扇，制成箭具。苦于食无盐，李芾取库中积盐席，焚取余盐作为补给。在战斗中负伤的人，李芾亲自抚劳，“日以忠义勉其将士”。尽管守城将士死伤渐多，但人们仍在浴血奋战，捍卫家园。有来招降者，李芾一概杀之。
12月，城围益急，诸将哭泣请求：“形势急迫，我们可以为国而死，但城中老百姓怎么办？”李芾骂道：“国家平时厚待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你们必须死守，再有动摇军心的我先杀了他。”
这一年的除夕，蒙古大军登城，尹谷及其家人自焚，李芾祭酒纪念他。在国破家亡的前夜，这些东方拜占庭人——南宋的精英贤达表现出了对祖国和家园无尽的热爱。那一夜，李芾留宾客和部将共进晚餐，当夜传令，犹手书“尽忠”字为号。这是东方拜占庭人最后的夜宴，当宾客与部将离开后，参议杨震投向园中的池塘自尽。
李芾命令他的部下沈忠：“我已经尽了全力了，现在应该是死的时候了，我的家人也不应该被俘受辱，你可以全部杀了，而后杀我。”沈忠伏地叩头，推辞说“不能”，李芾坚决命令，沈忠哭泣着答应了。在李芾的家人喝醉之后，沈忠将他们一一杀掉，李芾也引颈受刃。随后，沈忠纵火焚烧了李芾的居所，回家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杀掉，再次来到大火燃烧的李芾住地，自刎而死。李芾幕属顾应焱、陈亿孙都自杀了。潭州百姓听说后，很多人举家自尽，因为投井自尽的太多，城无虚井，在树林中上吊自杀的也比比皆是。
李芾视死如归，用生命换回了自由和尊严——决不屈服做异族奴隶。同时，他也有着中国式的智慧，他早就知道死亡是无法抗拒的，刚到潭州时，就让一个儿子离开了潭州，并对他说：“让你活下去，是为了保持血脉和香火！”
或许，中华文明千年不绝，总是在游丝命悬的时候能够续命，与这种智慧有关？！
你可以想象潭州城被攻破时人们悲壮决绝的场景，城内满是火光和尸体，人们以这样的勇气书写了捍卫自由、不做奴隶的决心！
可有当代中国人知道这一幕？犹太人几百死士在一个山冈绝地抵抗罗马人多年，最后全都自杀的故事，在荧屏上可以看到，在书卷中可以读到，他们为自由而死的勇气感动了千年时空；而古中国的潭州城为了自由而悲愤抗争，从容赴死的这一幕，可曾在电视剧、电影中看到？！荧屏上看到的多是飞舞的辫子，多是奴才的请安声，多是长跪的一个王朝的背影。
“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我们只能从南宋诗人郑思肖《咏制置李公芾》的诗篇中去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去想象当时的悲壮。
这种“仰面青天哭断云”的时刻，不是第一幕，也不是最后一幕，历史还会在1644年重演，但举家自杀的自由抗争精神，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稀薄乃至难觅踪影了。
赵卯发，在池州供职。蒙兵渡江，池州守卫长官王起宗弃官而去，赵卯发代理执掌州事，“缮壁聚粮，为守御计”。第二年正月，蒙兵至李王河，赵卯发知道守不住了，于是摆下酒席招待亲友，与他们痛饮诀别。赵卯发对他的妻子雍氏说：“城池就要被攻破了，我是防守者不能走，你先走吧。”雍氏回答说：“你要做忠于国家的男儿，我就不能做忠于国家的女子吗？”赵卯发笑道：“这怎么是女人能做的呢。”雍氏说：“那我就在您前面死。”赵卯发笑着制止了。
2月，敌兵逼近池州，赵卯发早上起来在桌上书写道：“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又写诗告别兄弟，与雍夫人穿好衣服，一起自缢在从容堂。从前赵卯发建此堂时，名“可以从容”，等到兵临城下，他领客人到堂中，指着所题匾额说：“我必死在这里。”客问其故，赵回答：“古人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这几乎就是先兆了。”
唐震，饶州长官。当时兴国、南康、江州诸郡皆已投降，大兵进攻饶州。蒙军派使者劝唐震投降，唐震呵斥道：“我能忍辱偷生背叛国家吗？”城中少年被唐震的话激励，杀了使者。当敌人攻克饶州，唐震的仆人请求：“事情危急，番江门敌人还未占领，现在逃生还来得及。”唐震骂道：“城中民命皆系于我，我要听你的话得不死，城中百姓死，我有何面目活着？”左右不复敢言。敌人来后，把笔墨铺好，让唐震签署投降书，唐震掷笔于地，宁死不降，遂被杀害。他的哥哥唐椿和家人也全部遇害。
赵淮，与蒙军作战兵败，被俘虏到瓜州，元帅阿术想让赵淮招降李庭芝，并许以大官。赵淮假装许诺，到扬州城下，大呼：“李庭芝！男子汉死就死了，不要投降！”元帅阿术大怒，把赵淮杀害，弃尸江滨。
东方拜占庭沦陷的时刻，帝国哀鸿遍野。为了不做异族奴隶而自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浮尸出海面的有十多万人”
“一切都已昭然若揭，你所渴望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现在，我只能转过身去，独自面对上帝。我放弃所有与你达成的誓言与条约，我将紧闭城门，为我的人民战斗到流完最后一滴血。”
这是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康士坦丁十一世写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最后一封信。1453年，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攻城战就要在两个国家之间打响。（参见《人类大历史》）
拜占庭灭亡的前夜，传说康士坦丁十一世带着朝臣和将领在教堂祈祷，他说：“我的朋友们，我们的祖先罗马人曾被汉尼拔的大象吓破了胆，但是他们没有逃走，有理性和智慧的人是不缺乏勇敢的！”
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对着他的将领们作攻城动员：“这城里的男人、女人、小孩、财富都是你们的，我只要一件东西，那就是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它的富庶、它的文明，曾经引来了那么多羡慕和嫉妒，也为它招来了别人的觊觎和自己的灭顶之灾！
在土耳其人围城的最后时刻，战船已经开进了君士坦丁堡的金角湾。拜占庭守军腹背受敌，士气开始涣散。康士坦丁下令死保君士坦丁堡，冒着炮火在城墙上指挥战斗。当他的副官提醒他这样太危险，要他尽快撤离时，他吼道：“在这种危急时刻，我怎么能这样离开先祖留下来的基业和王冠？我又如何面对世人的评说？我向你祈求，我的朋友，以后只能对我说，‘不，陛下，不要离开我们！’我永不会抛下你们！决心已定，誓与你们共存亡！”
这是拜占庭帝国末代君王的勇气和人格。
但是上帝已经抛弃了圣城君士坦丁堡。康士坦丁在城门战死。守军溃散，土耳其人蜂拥而入。
1453年5月28日，罗马帝国最后一个城堡——拜占庭沦陷。胜利者在城内进行了3天疯狂的抢劫、奸淫和屠杀，男子统统被处决，妇女、儿童沦为奴隶（参见《人类大历史》）。
拜占庭的陷落永久地改变了欧亚的地缘政治，也极大地改写了世界历史。欧亚大陆上，土耳其人的势力奇迹般地崛起，欧洲基督教世界骤然失去了保护的屏障，不得不立即感受到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同时，丝绸之路关闭，欧洲人被迫向西寻找通道，发现的时代即将来临。拜占庭在血与火中沦陷，促成了大航海时代，间接地把美洲、大洋洲甚至南北极推上了历史舞台。
而在此前的两百多年中，拜占庭东方的难兄难弟——南宋中国，拥有了相似的苦难，却远没有如此的幸运。
1276年1月18日，在已经攻克南宋的许多领土后，蒙古大军兵临杭州东北的皋亭山。宋国皇帝命人奉表投降，献上传国印，投降书上说：“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这番言词卑微谦恭的投降表，也可以说是宋国几百年来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交出的最后的成绩单。
但是，我推测宋国朝臣中也许有人会不同意太后和皇帝的决策。那天晚上，丞相陈宜中出走杭州，而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率所部兵将离去。从张世杰等人后来决不投降的态度来看，他们是不同意皇帝的决策的，但又有什么用呢？兵临城下，敌强我弱，长安固然不能长治久安，临安就更不能临时苟安了，杭州城的战争地势正如若干年前陈亮所言——无险可守。
往昔生活一去不返。蒙古人已经进城。查封了府库，接受了史馆和图书馆，解散了官府和侍卫军，宋国君臣、太后、宫女连同宫廷琴师都被浩浩荡荡地押往大都。
蒙古军在杭州的作为，历史上讳莫如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不多。但是《新元史?廉希贤传》里的片言只语，仍能使人感到血雨腥风。宋末词人张炎的祖父张儒在杭州沦陷后，被元军“磔杀”。而张炎的父亲和他的妻妾，或杀或掳或卖，家破人亡。
在临安易手之后，太后和皇帝一行被押北上，诗人和宫廷琴师汪元量全程见证了其过程。在扬州，抵抗运动并没有停止，扬州的守卫者李庭芝、姜才等人在蒙军的围困中坚守。临安沦陷之际，就有使者带着太后与皇帝的诏谕前去劝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说：“我奉诏守城，没有听说有诏谕投降的！”
当太后和皇帝一行人路过瓜州，再次诏令李庭芝：“现在我与太子都已经臣服于元，你为谁守扬州？”李庭芝没有回答来使的问话，下令发箭射杀来使，杀毙一人，其余的都退走了。
李庭芝、姜才等人散尽黄金玉帛给将领兵士，以四万人夜捣瓜州，想夺回太后和皇帝，战斗三小时，蒙军簇拥着他们手中的俘虏——太后和皇帝而去，姜才追击到浦子市，夜晚仍不撤退，但终于无功而返。这年5月，益王在福州被陈宜中立为皇帝。7月，派使者以左丞相的职务给李庭芝。李庭芝命朱焕驻守扬州，自己与姜才带七千人进至东海，到泰州。但是，朱焕投降，把城池献给了蒙军。泰州副将也开城门投降。李庭芝、姜才等人落入敌手，被送往扬州。
奴隶一旦投靠了新主子，往往心肠更硬手段更狠。朱焕请示蒙古将领说：“扬州自用兵以来，尸骨满地，这都是李庭芝、姜才所造成的，不杀他们还等什么呢！”这真是想到强盗的心眼里去了。
当蒙古军将领阿术驱使扬州守兵的妻子、儿女到泰州城下，恰逢姜才肋下痈疽发作不能战斗，泰州守卫副将们献城投降，都统曹安国进入姜才的卧室捉住姜才献给蒙兵。阿术欣赏姜才的勇敢想招降他，姜才怒骂不止。阿术在扬州将姜才凌迟处死。临刑前，一位投降的将领出现在姜才身边，姜才咬牙切齿地说：“你见到我难道不羞愧死吗？！”
“你为谁守扬州？”这个问题提得好。
李庭芝、姜才等人的结局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父母之邦、为了家园、为了兄弟姊妹，也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他们宁死不屈！
1279年农历2月的一个黄昏，天色已晚，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南宋的最后一支余脉在崖山遭受蒙古军队的攻击，陆秀夫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毅然背着赵昺跳海而亡。随从跳海者不计其数。“七天后，浮尸漂出海面者有十多万人”。（脱脱《宋史》）
13世纪70年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转折点，自此，蒙古大军在东亚完成了最大的征服，中原大地彻底沦陷。
“蒙古兵锋下高原，铁蹄席卷扫西东。山河染血余晖里，国运飘摇破絮中。浮尸十万出碧海，丹心万古照苍穹。闻说自由已远逝，使人到此泪如倾！”（凌沧洲《怀古 崖山》）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在东方拜占庭——宋国沦陷后的许多年，大批南宋遗民沉浸在心灵创伤和悲痛中。其中一些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思念其故国和失去的美好家园，怀着对征服者和奴役者的无比憎恨，用他们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时代心灵的创痛与荒芜，为未来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诗人和画家郑思肖是这些不服从、不合作者中的代表，宋国灭亡后，他坐卧必向南，因自号所南，以示不忘故国。专工画兰，花叶萧疏，他画兰不画土、根，寓宋沦亡之意。他的《德祐二年岁旦》其一：“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其二：“有怀长不释,一语一辛酸。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郑思肖《心史》的出炉颇富传奇色彩。明朝末年，吴中久旱。崇祯十一年冬，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疏古井，僧人达始忽挖得一物，冲洗干净发现是一个铁函（即铁箱），打开后发现里面又有一个锡匣，匣内封有蜡漆，最里面有个纸包。是折叠成卷的《心史》稿本，内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各一卷，共有诗250首，另有文30篇，前后自序5篇。全书深寄亡国之痛，对宋亡经过及蒙古征服后的时事言之甚详。这就是郑思肖《心史》发现的经过。
此书在清朝即遭遇诋毁的命运，先是有人称《心史》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驳。当清朝大力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大搞奴民愚民把戏、兴起文字狱的血雨腥风之时，御用“三通”、“四库”馆臣正式判其为伪书，并编凑“理由”，同时官方又以“军机处”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应毁”书目。
“不信奴民终愚黯，人间应有未烧书。”经过清朝的文化过滤和信息屏蔽，我们还是能读到自由思想者的灵魂和泣血的悲歌。
与郑思肖自由思想相呼应的是，宋国遗民们通过诗歌吟唱的结社。
想象在1287年春天，兵火战乱的余痛还回荡在人们心中。在浙江浦阳，吴渭（清翁）组织的月泉吟社，延请乡遗老方凤、谢翱、吴思等人评审诗歌比赛的作品。当时出的题目是《春日田园杂兴》，体裁是五七言律诗。共收得2 735卷。最后罗公福（连文凤的化名）诗获得第一名：“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无心出市朝，就是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在亡国的创痛中，人们理性而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追求。若干年后，连明朝的士人都羡慕当时的结社：“噫！安得清翁复作，余亦欲入社厕诸公之末，幸矣夫。”
1653年，吴中慎交、同声两社在苏州召集的虎丘大会，弥合两社分歧。这次大会声势很盛，东南各郡到会的士人有近千人之多，慎交、同声两社共同推戴吴梅村为盟主，调和双方冲突。当时的情形可谓盛况空前，“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
然而征服者和奴隶主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就看出了这种结社自由的危险。幕后的收买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年秋天，社团领袖吴梅村无耻叛变，被清廷授予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之官职，当他被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乃绝句一首，诗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借问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默然。
清廷确实手段狠辣，一方面怀柔安抚做戏，包括康熙、乾隆在明太祖陵前叩头的把戏；一方面出重拳铁索追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的命，创下了空前的文字狱历史，以无边的恐怖巩固其专制奴役的权力。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评价清朝政权时也说：“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六）它们压制言论自由。（七）它们禁止结社自由。……”
东方拜占庭——大宋已永久沦陷。1285年（一说为1284年，《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一书称1278年），几个乞丐模样的人来到会稽山中,悄悄地拾取了一堆骨骸。那一年,蒙古汗国总统江南释教的杨琏真珈(江南释教头目)为了盗取宋皇陵中的宝藏，把在会稽的徽、钦二帝以下的宋朝历代帝王后妃的陵墓全部发掘，把剩骨残骸抛弃在草莽中，惨状目不忍睹。消息传出,人们悲愤交加,但暴政之下,无人敢去收拾。林景熙当时正在会稽，出于民族义愤，与唐珏等义士扮作乞丐(一说扮作采药人)，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拾取骨骸。林景熙收得残骨两函，埋葬于兰亭山中，并移植冬青树作为标志，写下了《冬青花》诗：“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宗山竹裂。”又作《梦中诗》四首，凄怆地记录了埋骨的经过，书写下自己的悲愤，并坚信读到这些诗的人，会知道民族正气依然存在，没有随着国家的沦亡而完全消失。
2006年,凌沧洲先生在古大都皇城,不是读历史著作发现这一线索,而是读宋诗的注解,才摸着这一蛛丝马迹。历史在这里已经变得讳莫如深,面目模糊。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不仅所谓的蒙古汗国以王朝史实代替,一概称之元朝,连1271年前的蒙古汗国历史也进入元代大事年表,要知道,这一年才有了元的称号。在一些历史著作中,甚至吹嘘记录蒙古屠杀的《蒙古秘史》为“神鹰飞扬”！
东方拜占庭——大宋国沦陷的历史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终结。这个文明尽管有种种黑暗,但也无法掩盖其光辉——对文化和诗歌的热爱,对士子的尊重,有限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而被蒙古大军征服之后，这有限的自由和光芒已完全坠入黑暗。蒙古汗国基本上是一个奴隶大杂院，不仅以其四等人的划分和歧视界定了这个文明的愚昧和野蛮，而且在此国中，无数人沦为奴隶,与畜生无异。
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风尘九溟竭，
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
龙庭戈铤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
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
苦寒尚握苏武并，垂尽犹存杲卿舌。
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
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林景熙《读文山诗》）
13世纪末,我们的先辈林景熙写出“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他的自由精神、特立独行的风骨,难道不值得我们回忆景仰吗？！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跪着，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他们在权力剃刀边缘行走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做无害，而是看做无用；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
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
——伯里克利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文天祥《正气歌》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去追溯我们先民们言论勇气的源头，去发现自由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怎样在岁月的河流中沉没、消失；这是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官员和文化人不畏强权、探索言论空间和极限的故事，他们因为大胆言论和上书，因为关心国家和同胞，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仿佛行走在权力剃刀的边缘——这个故事，也可以称为古中国勇气与信仰的故事。
跪着，但是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也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的法理上来说，言论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批评后被迫害的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比起秦帝国对言论的打压，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统治者。当然，你可以质疑：帝国君王的旨意能落实到哪个层面，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反差？
公元前84年，孔僖、崔骃因在太学议论汉武帝而被人告发，说他们“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孔、崔随即受到审讯。孔僖上书说自己只是“直说书传旧事”，汉昭帝下诏命令不要追究，还拜孔僖为兰台令史。不仅没有追究批评言论者的罪责，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当我们为司马迁因言论被投入监狱，因无钱赎罪被阉割而悲痛的时候，也别忘记：在古代中国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人性的光芒，也曾经有言论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
汉帝国末年，朝政混乱，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鉴别力急剧下降，外戚与阉奴也时时在朝中把握权柄，正直之士面对黑暗的时政，表现出了极大的言论勇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公元142年，汉帝国的朝廷委派八个使者去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老儒生。只有张纲年轻，职位和资历都浅。其余的人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启程，而张纲却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问狐狸！”他用埋轮表示了对邪恶的蔑视，看清了豺狼盘踞而拿狐狸开刀的荒谬。于是上书，指出大将军梁冀受外戚援引，元凶恶首，贪残无度，一心贪财，培养一群马屁之徒，陷害忠良，应该处以极刑。
要知道，那时梁大将军的妹妹是当朝皇后，正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朝中也遍布梁家的人马。这篇上书让京师震动，皇帝虽然没有采用，但也没有加害上书的人。大将军当然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收拾张纲，只能下绊子给张纲穿小鞋。这时正好广陵张婴等人起事，杀刺史、聚众数万人。梁大将军暗示尚书，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想借机攻击陷害他。
张纲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单车到广陵上任后，只带吏卒十几人直接来到张婴的阵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张婴投降。张婴哭了，说：“边远愚人，不堪官吏的压迫欺侮，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好像鱼游釜中，只喘一口气罢了。”随后，张婴带着一万多人投降了。一年后，张纲在任上死去，老百姓扶老携幼，前去郡府哀悼的人不可胜数。
汉顺帝的时代，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微，但是仍不乏明智的官吏为开放的言路而鼓与呼。有一个名叫赵腾的人上书说灾变，讥刺朝政，皇帝把写给自己的信批转到有关部门，管事的人把赵腾等人逮捕起来拷问，
东汉顺帝
牵连了八十多人，罪名都是诽谤朝廷的言论罪，有关部门还准备给这些人施以重刑。这时朝廷重臣张皓先生致信给皇帝劝谏道：“我听说尧舜设立敢谏鼓，三王设立诽谤木，《春秋》采好事、写恶事，贤明的天子，不加罪于草野的小民。赵腾等人虽然与朝廷的意志拧着，没有统一思想，但他说话是想尽忠提建议。如果这样也会被诛杀，那么提建议、提不同意见的源头就会被堵塞，这不是弘扬道德以做天下人表率的方法。”《后汉书》记载，皇帝竟然感悟，而减了赵腾的死罪一等，其余的人只判了两年的监禁。
这是汉帝国时代的言论空间，因皇帝个人的秉性气质与好恶而伸缩。
比起秦暴君的焚书坑儒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相比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汉帝国在言论自由和探讨公共事务的自由度上，却已经是大大落后了。
这是跪着的年代，言论自由，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有，但大多数时候，那几乎是要付出肉体和精神被摧残、被毁灭的代价的。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在权力的阴霾下抗争
公元146年，帝国朝廷的权力斗争更加白热化，一场卑鄙的政治谋杀正在上演。
大将军梁冀的地位炙手可热，他极力要控制废立皇帝的局面。145年，梁冀就不顾太尉李固的反对，立了八岁的刘缵为皇帝，以为好操控。谁知这个少年皇帝虽然缺乏大智慧，却聪明异常，竟当着朝臣的面，注视着梁冀说：“你是跋扈将军。”梁冀担心皇帝的聪慧将产生后患，叫左右进献了鸩毒。少年皇帝痛苦不堪，派人把李固也召来了。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皇帝说：“我吃了饼，现在腹中胀痛得很，找到水来还可以活命。”当时梁冀在侧，竟然说：“恐怕呕吐，不能喝水。”话音未落，皇帝已经死了。
李固身处权力旋涡中，是那个年代国家的良知，是那个年代正直勇敢的发言人。早在133年，李固就与经学家马融、科学家张衡一道被荐举到朝廷。在对策中，李固名列第一，被拜为议郎。李固的对策主张斥退宋阿母（顺帝乳母），罢退一些宦官。顺帝看后，多有所采纳。但是宋阿母身边的一些阉奴，嫉恨李固的言论太直，就捏造罪名来陷害李固，多亏那时的大将军梁商和仆射黄琼的庇护，李固才得以免去一灾。
当146年这桩政治谋杀完成后，梁大将军又要立自己中意的刘志为皇帝，因为他的妹妹就要嫁给刘志了。李固、杜乔等人想立刘蒜，李固还写信给梁冀：“国家立帝，没有不访问公卿，广泛征求意见的，务必要上应天心，下合民愿。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家兴衰，在此一举。”
讨论国家元首大位属于谁的会议在第二天继续进行，梁冀气势汹汹，言辞激烈。绝大多数官员都非常害怕，都说：“只要大将军发令就是。”唯有李固、杜乔坚持意见，不为所动。梁冀气急败坏，大声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是会后的权力运作和密谋，路障必须清除，钉子必须拔掉。梁冀会后找到太后，先罢免了李固的官。刘志也就顺利“当选”为汉帝国的皇帝了。
一年以后，刘文几个人又想立刘蒜为天子，梁冀就借机诬陷李固与刘文等人散布妖言，将他们关进监狱。杜乔也被梁冀派出的骑兵逮捕入狱。
当李固、杜乔沦落于权臣之手时，汉帝国的民气并未凋零——
李固的门生们带着枷锁上书，为李固鸣冤。赵承等数十人也愿意带着刑具到朝廷申诉，太后明白这些人的意思，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当赵承等人被放出牢狱，京师的老百姓们都高呼万岁！这种民意令梁冀大感震惊与恐惧，他害怕李固的道德和声望对自己有大害，于是再一次在君主那里力奏前事，肯定是上了一堆不肯帮助刘志登基的“眼药”，最终，朝廷下了杀手，杀害了李固。
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李兹也被逮捕，都死在了狱中。他的小儿子李燮逃亡。但梁冀还不解恨，命令把李固的尸体暴露于交通要道上，有敢接近的人就治以重罪。但是帝国的专制恐怖并未阻断民众的勇气。年轻的汝南人郭亮，游学到洛阳，他向朝廷上书，请求为李固收尸。朝廷不许，郭亮就到李固尸体旁哭泣，陈词于前，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斥他说：“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让君主觉得安全，而无端兴事。你是什么书呆子，竟敢公然违背诏书，想以身试法不成？”郭亮说：“义之所动，岂知性命，怎么能用死亡来吓住我呢？”亭长叹息说：“生活在不能安全保命的世界里，天高不敢不弯腰，地厚不敢不累足。耳目也许可以视听，嘴却不可以妄言。”太后听说这件事后，没有杀郭亮。南阳人董班也前往哭李固，要与尸体共存亡。太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听任董班把李固的尸体收敛归葬。
曾经有位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他做到平原令的时候，感觉朝廷黑暗，阉奴横行，不愿屈身事权，于是借口身体虚弱，回家养猪去了。这个人就是杜乔的门生、陈留人杨匡。当他听说杜乔死亡的消息，号泣着星夜兼程赶到洛阳，假装是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长达十二日，终于被官员捉拿。梁太后觉得此人义气而不加罪于他。杨匡于是带着刑具到朝廷上书，请求收敛李、杜二公的骸骨，太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均见《后汉书》）
梁冀权势炙人，夫妇俩比赛看谁更奢侈腐败，居然“对街起宅，备极奢靡，金银珠宝，异国珍奇，充斥仓库”，国家的将士在为开拓疆土而浴血奋战，梁大将军却把从大宛弄来的汗血宝马作为自己的玩物。又广开园圃，多拓林苑，还开了个兔苑遍布数十里，曾经有个西域来的生意人，不知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人们辗转告发，牵连致死者多达十几人。梁冀的二弟曾偷偷派人到他的园子里打猎，梁冀知道了，逮捕宾客，杀了三十余人。同时还把无辜的百姓抓去作为奴婢，多达数千人，号称是“自卖人”。
159年，飞扬跋扈的梁冀先生好运到头。汉桓帝与宦官们密谋，派兵包围了梁冀的府宅，梁冀夫妇自杀。第二年，朝廷寻访李固后裔。李固的小儿子李燮改名换姓，逃亡十余年，终于能够回到家中与姐姐李文姬相见。请想象这一家人因为正直和言论付出的代价，请想象姐弟相见时的泪雨纷纷。姐姐告诫弟弟：“幸而得到宽免，应该避免与人往来。谨慎些，不要对梁家说一句坏话，说梁家就会牵连到皇帝，大祸就来了！”
李文姬的话浓缩了一个家族的悲哀。这种因言致祸的恐惧越广泛，人们的勇气就越容易消亡，民族的性格就愈加猥琐。岁月的河流上，恐惧、创伤带给民族的记忆是深刻的。
153年，另一位中华民族的言论英雄刘陶先生以其勇气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冀州长官朱穆因为反贪，得罪了阉奴赵忠。不仅被免了职，还被罚作工匠。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其鸣冤。想想这是何等浩大的声势，这是何等浩然的民气！数千知识分子不畏强权，为一个不相识的人，为正直的人呼吁呐喊。这个民族是老迈的吗？特立独行的精神被摧残干净了吗？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朱穆被赦免。
在大将军梁冀专权的时代，连年荒饥，灾异常见。刘陶上疏陈事，奏章中对皇帝进行了言辞尖锐的指斥：
“陛下既不能为祖宗的典章增加光彩，又忽略了高祖的勤劳，国家的利器随便授人，国家的权柄也委托旁人，致使群丑官员和执掌刑权的人，残害小民，遗祸华夏，暴虐遍布天下，所以上天降下许多异象来警戒陛下。陛下不醒悟，反而竟令虎豹在鹿场里做窝，豺狼在春天的苗圃内哺乳。这是古代仁君治理国家、爱惜百姓的方式吗？再有，现在的各级官员，上下贪财，这好比肥猪长蛇，蚕食天下，为国家增加财富的人成了穷冤之魂，贫穷的人成了饥寒之鬼；高门招致杀身之祸，富裕的家族蒙受反叛的罪名；死者在坟墓中含悲，生者在朝野内外哀伤。这正是愚臣之所以经常长叹的原因。秦朝将亡时，直言进谏的人被害，溜须拍马的人得到赏赐，好的言论，忠臣轻易不敢说，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谄媚者手中……那时的统治者，权力不能掌控也不知道，失去了威严也不管不顾。古今都是一样的，成败一个道理。希望陛下能远看强秦的衰亡，近察哀帝、平帝时的变乱，得失昭然，祸福可见。”
这样措辞强硬的奏章，在此后多少年的历史中都极为少见，刘陶几乎预见到言论者的悲剧命运：“我敢在这讳莫如深的年代说这么不合时宜的话，就像冰霜见日，必至消灭。我开始悲天下之可悲，现在天下也会悲我的愚蠢啊！”
这封书信送上后，皇帝并没有感悟，不予采纳。
155年，有人上书朝廷说百姓的贫困是因为“货轻钱薄”，请求改铸大钱。
皇帝把这个建议给百官和太学生们讨论。刘陶上书说：“我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而在于老百姓的饥荒……我看见多年以来，蝗灾吞噬了良苗，纺织不能满足公私的需求，人间所急是早晚的粮食，所害怕的是国家的劳役不停，还谈得上钱货的厚薄？就算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美玉，但若百姓渴了没喝的，饿了没吃的，就算再圣明，也不能保证不祸起萧墙。因为百姓可以百年无货，却不可一朝有饥，所以粮食是最急需的东西……我曾诵《诗经》，读到“鸿雁于野”的篇章，叙及百姓的劳苦，可怜之极，总是长叹。最近听到征夫饥劳之声，比这个鸿雁之歌更凄惨……我真怕最终役夫穷匠，在工地上把工具一扔，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国家社稷就不保了。到那时就算有方尺宽的钱，又怎能有救？这就像把犀牛一样大的鼎，挂在腐烂的木头尖上。”
看到了刘陶的上书，皇帝竟然不铸钱了。现代人尽可以说：刘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才这么说的，但是这篇奏章所显示的言论勇气和他的人文关怀却透过千年的黑夜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185年，在张角等人起事，国家局势混乱的时候，刘陶再次上书言事，称：国家的灾祸由宦官而起。
言论之船这回可在朝廷触礁了。阉奴们岂能容言论如此嚣张，于是，捏了“通贼”的罪名，把刘陶投入了监狱。在黄门北寺狱中，天天受到鞭打拷问的刘陶选择了自杀。四海之内，士大夫和百姓无不悲痛。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历程
一桩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的历程
166年，一桩缉捕杀人罪案凶手的事件，点燃了帝国打压言论、迫害士大夫阶层的导火索。
帝国名士李膺时任河南尹，有一个名叫张成的人唆使儿子杀了人，李膺督促下属收捕他们。不久，遇上朝廷的特赦，张成获免，嫉恶如仇的李膺，竟然把张成逮捕处死了。早先，张成用算命占卜勾结宦官，皇帝也曾问过他的占卜。于是，张成的弟子就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将李膺逮捕入狱，并牵连了二百余人，也有逃遁抓不着的，都悬赏通缉。帝国的搜捕者四面出击，道路上络绎不绝，形成了一片专制恐怖的景象。
帝国的英雄不只是那些在边疆奋勇杀敌的人，还有这些在专制恐怖中敢于言说，敢于呐喊的人。
第一次党人事件时，帝国高官陈蕃上书皇帝：
“我听说贤明之君，信任辅佐的大臣；亡国之主，听不进耿直的意见……李膺、杜密、范滂等人，都是正人君子，忠于社稷。因为忠诚而忤逆了您的意思，现在横遭逮捕、审讯，有的死去，有的流放。堵塞天下之口，将一世之人变成瞎子和聋子，这与秦朝的焚书坑儒，有什么两样吗？……”
这份上书对皇帝的指斥既大胆又尖锐，皇帝当然不高兴，找个理由就免了陈蕃的职务。
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上书为党人求情，皇帝的怒气稍解，于是都赦归田里，终身不得录用。而党人之名，还记录在王府中。
《后汉书》上记载：从那以后，正直的人被废弃不用，邪恶之徒的气焰日益高涨。
党人的称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相当负面的词汇，甚至到了宋代，元祐党人一开始也是被贬低打压的。但是汉帝国末年的党锢之祸，固然源起于党人们的嫉恶如仇，源起于党人们坚持以正直改变邪恶的社会风气，但是其中名士们与太学生们的集结，已经很有些结社的雏形了。
这是专制尚未达到极端的年代，在士大夫层面、在朝廷官员的层面，由于理念上的相通，形成了对皇权的很大的压力。可惜这种势头因为皇权和阉奴们的打压，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惯例。不仅如此，集结的趋势被遏制后，士气和言论空间进一步被摧残……最后演变成征服者王朝大清“万马齐喑”的状态。
169年，党锢之祸再起。阉奴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为所欲为。张俭揭露弹劾侯览及其母的罪恶，请求朝廷诛之。侯览扣下了这一奏章，怀恨在心。张俭的同乡朱并，素性佞邪，为张俭所看不起，对此朱并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24人为党，朝廷颁布命令捉拿张俭等人。张俭被迫亡命天涯，狼狈不堪，夜晚只好到处投宿，百姓们莫不重其名行，宁可家破人亡也愿意收留他。连前来追捕他的官兵头目都感于他的名气品行，叹息而去。张俭出塞，幸免于难。他所经过、借宿的人家，
被杀害的有十几家，有的连家族都被株连，郡县也为之残破。
这是什么样的恐怖年代，又是什么样的民气未衰的年代，人们对于正义的渴望和追慕，人们对于暴政的蔑视和反抗，人们收容流亡者的勇气，这些无名勇士的人数与规模，是我们先民可歌可泣的章节。《后汉书》的史家评论说：“张俭激怒了皇帝，颠沛逃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相做他的东道主。甚至不惜为此弃城丢官、破族屠身，大约有数十百起，难道不是贤人所为吗！”
名士范滂，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被关押在黄门北寺狱。狱吏准备拷打囚徒，范滂看见同囚的人体弱多病，就自请先挨打，与同郡的袁忠争着受毒打，后来被释放。
在公元169年的迫害狂潮中，朝廷大诛党人，诏命急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接到命令，抱着诏书，关闭驿舍，伏床而泣。范滂听到后，说：“一定是为了我。”于是自己投奔监狱。
县令郭揖大惊，要同范滂一起逃亡。
郭揖问道：“天下辽阔，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范滂回答：“我死了大祸也就停止了，怎敢以罪牵连您，又牵连老母颠沛流离！”
范滂与他的母亲诀别时，对母亲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您，我随着龙舒君一起奔赴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只是请母亲不要伤悲。”范滂的母亲说：“你现在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美好的名声，还要长寿，可能兼得吗？”范滂跪而受教，再拜而辞。回头又对他的儿子说：“我要教你作恶，可是恶是不能做的；我要教你为善，可是我生平并没有作过恶，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路上的行人听说后，没有不流泪的。范滂时年仅33岁。
这是怎样的乱世，怎样的英雄时代，素不相识的人为了义，可以牺牲性命；当官的为了正直的逃犯，可以弃官一起逃亡；母亲教育儿子要为大义和荣誉而勇敢，要舍生取义。古中国的先民们，你们的英风豪气尚存否？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11、12世纪,中国仍然涌现出不少这样的汉子。陈东、欧阳澈、马伸等人就是当时的“言论英雄”。
陈东、欧阳澈因为议论国家大事而激怒了皇帝赵构。当皇帝派去的夺命官吏要逮捕陈东时，陈东笑着说：“我是陈东，害怕死就不敢说话，已经说了还肯逃避死亡吗？”
马伸常说：“我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儿女为念，则为妻子儿女而改变志愿，道不可行也。”还说：“孔子言：‘志士不怕抛尸在沟壑，勇士不怕丢掉自己的脑袋。’今天是什么日子，那深沟是我死亡的地方。”
因为勇敢地言说国家的事务，马伸被贬官放逐。在流放的路途上，当权者害怕这勇敢者的声音，遂将之谋杀。
即使在明代，你仍可以感受到这些英雄的豪气，海瑞备好棺材向皇帝讽谏；与权阉们作斗争时涌现出的一批批正直勇敢的人：冯恩、杨爵、周怡、沈束、沈炼、杨继盛、杨涟、左光斗……
他们在黑暗时代发出的良知的声音，岂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一队“杀手”下“贤良”
权力刀锋
——追寻大清王朝的真面目
窃国大盗们把所有不向他们宣誓效忠的人
宣布为乱臣贼子。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
来，阴沉的黑夜，
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
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
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
高喊：“住手，住手！”
——莎士比亚《麦克白》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
北京，1730年。正是雍正统治期间，帝国吹吹打打落成了贤良祠。
据称，“贤良祠是祀王公大臣之有功于国家者。清世宗宪皇帝御书额曰‘崇忠念旧’。贤良祠初祀王、公、侯、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将军、总督、巡抚、副都统共78人，后增祀21人。总共祀99人。”
凌沧洲没有去过贤良祠，读《清史稿》的时候屡屡见到一些朝廷大佬死后被隆重追悼，不仅皇上发放丧葬费白银500～1000两不等（郭成康先生在《乾隆大帝》中说，乾隆年间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150～200元，丧葬费也就在10万～20万元了），而且还精心研制死后的称号——谥号，也就是朝中大佬要戴一顶什么样的精神顶戴花翎，去见他们的老祖宗努尔哈赤。最后是丧亡后，能进入哪种祠庙，关系到生前的业绩道德评价，关系到死后的荣誉规格。
第一等的朝中大佬，如三朝元老张廷玉，雍正腊肉（此称谓乃凌沧洲先生之发明，其来源后文有详述。）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在太庙犄角旮旯里给他挤个地方坐坐，也闻点皇家冷猪肉的残香。1749年，张廷玉要退休回原籍，因为雍正遗诏中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但现在是新腊肉高悬执政，会不会执行老腊肉的遗言，此老有点不放心，请求乾隆腊肉给他一纸承诺，作为凭据。这样不放心腊肉，此老是不是老糊涂了？同时由于他没有立即前往宫中亲自谢恩，乾隆腊肉很不高兴，几乎要传旨对张廷玉加以诘责。要不是朝中同僚和门生后学援手，临退休，张廷玉还得给腊肉呵斥一顿。第二天一早，张廷玉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到宫中谢恩，才算逃过一劫。
第二等的朝中大佬，如果所谓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忠心被腊肉认可，可以从祀孔庙。想一想，当孔庙的先贤们大嚼其冷猪头肉的时候，他们可是熬了多少年才成精的，有的都两千年的岁数了，而今大清国的后生们，也在孔庙的众“楼主”旁边挤个沙发、板凳什么的坐坐，吃点冷猪头肉的残羹，是何等荣耀！大清国的兴亡史上，只有康熙年间的三位名人，有幸挤入了孔庙，这三位即是汤斌、陆陇其和张伯行。这三个人，以大清的立场看，确属于清官、好官的行列，并且儒学功底深厚，也有著作问世。然而，放到文明的大视野看，这三个人也无非是大清的走卒而已，在稳定大清的吃人统治上，也没少立功劳。像汤斌不仅参与了清朝的宣传事业，出任辫子版《明史》的总裁官（要知道为了争夺明史话语权，大清初年的斗争无比激烈。朝野上下都在编撰《明史》，像庄廷鑨、戴名世也是因为写《明史》而丢掉了性命）。在鲜血淋淋的民间话语权被钳制的后面，朝中的编写者们谁不是踏着尸体和鲜血前进的呢！更何况，这些人为官一方，也以整顿民风的理由，钳制当地百姓的声音，比如，汤斌、张伯行都对当地的洗脑教育抓得很紧，把个什么《孝经》和其他儒学思想狠狠地灌输下去。汤斌甚至还焚毁所谓的“淫秽小说”（许多践踏言论自由的旗帜都写满了对淫秽的围剿，极权统治是一定要打压性自由的。
当小脑袋开始揭竿而起，不服管制的时候，也就是大脑袋要开始压制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凡专制国家必是理论上禁欲的国家，反之亦然），为培养清帝国“思无邪”的合格忠臣和奴才尽职尽责。
第三等的朝中大佬，如果一生没犯重大路线错误，没有明显腐化堕落的证据（主要是大贪污，至于搞个二奶什么的在清帝国属于正常），不仅给腊肉“精神按摩”得舒服，而且政绩斐然、政声良好，腊肉考虑他们死后把雕像送进贤良祠吃冷猪头肉。仅从《清史稿》中看，就有很多看上去像清官的朝中大佬挤进了北京贤良祠，比如刘统勋、刘墉父子、来保、刘纶、福敏、钱陈群、鹤年、吴达善、高斌、阿里衮、舒赫德、彭元瑞、陈宏谋、史贻直等。
美国的早期思想家安德鲁?汉密尔顿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法庭辩护，他说：“对于高尚的人，失去自由，不如死。可是我们知道各个时代都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晋升或虚荣，就随便帮助，不，来摧毁他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不朽的勃鲁托斯说的话，当他看着凯撒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大人物，但决不是什么好人——时，他说：‘你们罗马人，如果我还能这么称呼你们的话，那么你们想一想你们在干什么，记住，你们在帮助凯撒打造锁链，正是这些锁链，他有一天会强迫你们戴上的。’这是每一个珍惜自由的人所应当考虑的问题。”
如果说凯撒这样的大人物都决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么，贤良祠中这些吃冷猪头肉的家伙，这些在小民面前威风凛凛、在腊肉面前战战兢兢的“奴才”或“臣”，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不是很值得怀疑的吗？
他们是大清帝国的中流砥柱，是国之“肱股”，是腊肉要“念旧”、要推给天下人模仿的“崇忠”偶像，从大清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们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他们的敬业精神是完美的，但是，从文明的大趋势看，他们又一个个都是大清这具专制僵尸的看坟人与守灵人，他们是维护大清统治最得力的人，许多人在镇压百姓的反抗上最得力，而更有一些人，直接参与了文字狱的制造，直接屠杀言论自由，稳固大清国的江山，指控他们是大清的帮凶、鹰犬，是自由思想和言论的“杀手”，应该是不成疑问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名单中有出任督抚者，大清因为没有权力分治和制衡，督抚既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官，对当时发生的文字狱案，以及百姓的抗粮抗税等事件的镇压，手上的血肯定是洗不掉的。至于出任过刑部尚书、侍郎的，更是在镇压机器的核心部位卖命，说他们不是“杀手”，谁信？
清初，江山已经被腊肉们坐于臀下，开科“取士”，让天下英雄作狗刨状游入科举的考场，成为“招安”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不屌这一招，但到了顺治三年再行会试，告病观望的众知识分子，都纷纷参加考试，有人做诗刺之：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顶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愧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凌沧洲先生追慕古代讽刺诗人的“先贤遗风”，也作一首讽刺打油诗，吟咏朝廷鹰犬挤进贤良祠一事：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
祠堂将有冷猪肉，家中已备哭丧棒；
人民悲愤泪万顷，朝廷赏赐银千两，
非是一朝黑白混，志士刨棺官荣光。
弘历年间的鹰犬，像尹继善死后，腊肉就赐祭葬，发丧葬费5000两白银，合人民币将近百万之巨！尹继善进没进贤良祠，《清史稿》中没有说明，但在书中，老尹是大大的贤臣清官，可别忘了，正是1751年，老尹在两江总督任上，当时云贵和山东发现了“伪撰奏本、朱批”，“旋据江督尹继善奏报线索，派员赴江南查办。”（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版）。透过尹继善附庸风雅的一面，人们完全可以认清其盖世太保的真面目，正是他大力搜索情报、向上反映，促成了文字狱的恐怖继续向江南蔓延。
“志士刨棺官荣光”一句，指的是：大清绵延数百年的文祸，摧残自由和民气的手段以刨开仁人志士的棺木戮尸为家常便饭，那些落实执行大清腊肉刨棺戮尸令的帮凶官员，肯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雍正腊肉落成贤良祠的60年后，位于欧亚大陆西侧的法国，人们也在为纪念死去的人而大兴土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法国的先贤祠(lePantheon)于1791年建成，是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看看法国人纪念了哪些先贤，他们的先贤与清朝的“贤良”有什么质的区别？
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和大仲马等。至2002年11月，共有70位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殊荣。
据说，路易十六在没上断头台前，读到了伏尔泰与卢梭的著作，他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
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探索自由、反对专制。1778年，84岁的伏尔泰去世，教会拒绝把他葬在巴黎，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遗体被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他的心脏，被装进一只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伏尔泰、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等人都经历过流亡的颠簸，不能像大清国的“贤良”们居庙堂之高、享富贵之尊。像雨果，不仅写出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世界文学名著，更致力于反对暴政；左拉，在他老来已经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所谓“不朽的人”的时候，为一个并不相识的人——德雷福斯呼吁，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英国……这些大写的人，这些高尚的人生，岂是腊肉治理下的大清鹰犬能望其项背的？
法国的先贤祠不仅供奉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也供奉法国的民族英雄让?穆兰。1943年，曾任查尔努瓦卢省的省长，后积极组织地下抵抗的让?穆兰，被德军抓入监狱。在监狱中，他备受折磨，痛苦地死去。
我们的目光再从法国转移到英国的祠堂墓地。
西敏寺是英国历代君主加冕的地方，也埋葬了不少英国帝王和名人。这座教堂值得参观的地方很多，其中包括大祭台前英国君主加冕所用的宝座、埋葬了英王亨利七世和王后的豪华壮丽的教堂、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坟墓、圣爱德华的圣骨匣、纪念英国文人的所谓“诗人角”（Poets’Corner）和西敏寺博物馆等。诗人们能埋骨西敏寺，靠的是诗才；而王侯则往往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血统，哥尔德斯密斯曾嘲笑这类人的无能，说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在西敏寺留下一座坟墓。”（见哥尔德斯密斯《世界公民》）“诗人角”里，有这些诗人们的墓石和雕像：乔叟、莎士比亚、德莱顿、拜伦、劳伦斯……据我所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在拜伦的诗歌中，自由也是他们曾经吟诵的。
北京贤良祠里的大清权贵，其中肯定不乏附庸风雅的诗人，他们甚至写得一手上好的书法，与腊肉们进行过诗歌吟唱。但是，朝廷中这些粉饰太平的诗歌，有哪一首流传到了今天？又有哪一首走向了世界？
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黑暗、血腥与卑污，因为他们的膝盖是常跪下而头颅是常触地的，因为他们的奴性，他们不可能写出充满人文关怀和自由精神的力作。
看一个时代的魂魄和走向，不需要看别处，但看其祠堂里供奉的是哪种人就明白了。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谎言的谱系和选择性记忆
先看看《清史稿》里这些肉麻的吹捧。看着这些吹捧，你会感到辛亥革命仿佛并未发生，大清的腊肉和奴才们还活着似的：
吹捧康熙腊肉的——
康熙天生仁孝，智勇双全。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说是守成，实同开创啊。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在日理万机之余，研究学问，穷天人之际，是古今所没有的。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向往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啊，康熙盛世何其伟大啊！
吹捧雍正腊肉的——
清圣祖康熙政尚宽仁，世宗雍正以严明继之。评论者把他们比作汉代的文帝和景帝。只是文帝的兄弟之谊，似乎还不够深厚。然而淮南王骄横犯上，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雍正帝研求治道，尤其忧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收入进账多，应该减少其俸禄。雍正训斥：“你没有做过州县官，怎么知州县官的难处？”这话说得太好了，可谓了解行政的关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