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金大中被折磨得神志迷迷糊糊，心想先承认了吧，以后再到法庭上陈述真情，便承认了搜查人员编造的罪证。
金大中在日后回忆说：“连着几天进行不让睡觉的审讯，比挨打还难受，让人感到要窒息和发疯。我也是人，当时从身心两方面都已达到了临界点。我抱着准备到法庭上再陈述真情的目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这样，金大中犯有策动光州暴动的“内乱阴谋罪”的罪名就成立了。
6月28日，联合搜查本部搜查局长李鹤棒来到南山地下室，对金大中说：“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那么，除了总统本职外，我们可以让你担任其他的任何职务。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你继续存在下去，不得不处决你，即将开庭的审判也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金大中当然不想死，一个多月的审讯和折磨已经使他神志不清，所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李鹤棒看到金大中一言不发地坐着，就又开口：
“看来，我的话也许太突然，你恐怕一时也很难决定。这样吧，三天后我会再来的，请你这几天认真考虑一下。”
李鹤棒走后，有个职员送来一份报纸。金大中自从被抓以后就没看过报纸，他急切拿起报纸就浏览起来。从这份报纸上，他才知道42天前光州发生了严重的抗议斗争，学生和市民高呼释放自己的口号，与军警发生了冲突，而且牺牲了二百多人，他明白了新军部给他罗织的罪名是多么严重！
金大中高度震惊，加上心身疲劳到了极点，一下晕了过去，这一晚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
金大中一夜没有合眼，沉思了一夜，他曾闪过出狱后携全家到澳大利亚定居的念头，但马上又否定了这一想法。他决不能背叛那些曾经热烈支持过他的青年学生们，一想到那些要求释放自己而被戒严军屠杀的光州人民，他就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政变当局合作，他下决心要同那些要求释放自己和为了解除戒严而牺牲的人们一道死去。他觉得，这才是他的人生之路。
三天后，李鹤棒又来找他。
金大中告诉他：“我不能跟你们合作，对我来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我意已决，请你们杀了我吧。”
李鹤棒一听，满脸不可理解的困惑，就又试图说服他。金大中决心已定，也懒得再听他唠叨。最后，李鹤棒注视了金大中一会儿，才悻悻走开。
7月12日，戒严司令部联合搜查本部将金大中等37人移交给陆军本部军法会议检察部，开始进行军事审判准备，并把他们从南山地下室移出来，关在陆军监狱。
新军部对金大中的预定裁决是要判处死刑，但是“内乱阴谋罪”在法律上的最高量刑是无期徒刑。为了能置金大中于死地，军事法庭根据新军部的要求，给金大中罗织了一条“反国家罪”的罪名，这种罪名可以判处死刑。
金大中犯的所谓“反国家罪”，是指他在1972年“十月维新”政变之后，流亡日本和美国期间组织“韩民统”的活动，当时“韩民统”的宗旨是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民主主义、促进南北和平统一的，但是，并没有要反对“大韩民国”这个国家。而且，金大中自1973年被中央情报部特工绑架回国，就一直被朴正熙政权软禁和坐牢，跟“韩民统”早就失去了联系。但军事法庭不管这些事实，他们根据全斗焕的需要，按照新军部的预定裁决，硬给金大中扣上这条罪名。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牢狱磨难下的“亚洲曼德拉”（2）
8月14日，军事法庭举行“金大中一伙内乱阴谋事件”的首次审判，与金大中同时被审判的同案犯还有23名民主人士。他们是：
文益焕（牧师）、李文英（教授）、芮春浩、高银泰（诗人）、金相贤、李信范（学生）、赵成武（学生）、李海赞（学生）、李锡杓、宋基源（学生）、薛勋（学生）、申载哲（学生）、金绿永、金东烷、徐男东（教授）、韩胜宪、李海东（牧师）、金润植、宋建浩、韩完相（教授）、李浩哲（小说家）、李哲敦、柳仁浩（教授）。
9月13日上午，金大中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在法庭上听取金大中最后陈述的共有六十多人，包括二十多位被告家属，美、日、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使馆人员，四名国内记者代表，还有《朝日新闻》等外国媒体的记者。
金大中的最后陈述进行了1小时48分钟，像遗言一样悲壮而沉稳，震动了整个法庭，甚至连在监视室里的联合搜查本部的人也受到感动：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被杀，这一不幸事件就是所谓的‘一○·二六’事件，1979年12月5日，在举行朴正熙国葬的时候，金寿焕大主教曾说过：‘上帝，请让所有人理解死亡的意义吧’，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朴总统的死是新民主时代到来的契机，可在‘一○·二六’扩大戒严之后，我们的民主主义却遭到了各种考验，当时曾有许多人表示乐观。我始终担忧，我认为80年代将是民主到来的时代，可当前还要经受各种考验，因为朴总统执政18年，支持维新的势力依然存在，依靠他们不能实现民主。我从来没有主张要清除维新势力，对金钟泌我也希望通过正当的选举来进行斗争，‘一○·二六’事件使民主势力和维新势力之间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我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让民主势力和维新势力通过合作来治理国家。我一贯主张国民应该和睦，不搞政治报复。但他们却不顾我的主张和担忧，终于制造了‘五·一七’不幸事件，对此，政府当然应该负责。
“‘一○·二六’事件之后，韩国国民发挥了为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勇气和自我克制的精神，这足以受到世人的称赞，可是政府却蔑视国民的希望。不解除戒严，模棱两可地推迟修改宪法的讨论，不但使国民产生了怀疑，还使学生走上了街头。过渡政府并没能消除国民的疑惑，朝野曾努力促成国会的召开，结果却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导致了今天这种混乱的状况。军政府为何不接受我个人要求对话的请求呢？为何不让我发表要求学生克制的声明呢？我是连一颗子弹都不会放的人，我最希望的事就是进行选举。
“我是非暴力抵抗主义者，至于‘韩民统’的问题，那是想要我命的重大问题，但公诉内容却与事实不符。我不知道有何根据要对我在国外的活动进行起诉，我在没有阳光的地下室接受了60天的调查，他们剥光了我的衣服，让我听隔壁充满恐怖的气氛。自我被劫持以来，我对‘韩民统’的活动已经一无所知，我在被劫持后的六年期间，有三年在狱中，另三年则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一○·二六’事件之后，我面对过几万人，可从来没让任何一个人去颠覆政府，搞内乱至少应该有某种活动的迹象，你们不是什么也没发现嘛，所以这根本就谈不上是搞内乱。当局想要对我判刑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希望你们能深思熟虑，想一想这样做是否符合法律的正义性，是不是民主国家应该做的事。我还希望能对其他被告人予以宽容，这比对我的宽大更为重要，因为我是他们的嫌疑责任的制造者，前天当我听到要判我死刑的时候，我的心情意外地感到平静，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平时还香。我是一个基督教信徒，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上帝，我相信，如果上帝愿意，就会通过陪审团来处死我，否则就会通过陪审团来拯救我的生命……
“从我们国民的力量来看，80年代将是自由和民主之花盛开的年代，我确信即使我死了，民主主义也会在国民的手中成长。我希望民主主义能在没有混乱的情况下尽快到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次重新被拘留后我读了《圣经》，使我离上帝的距离更近了，我认为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饶恕和理解把我弄到这种境地的人们。另外，我还想对在座的被告们提一点希望：即使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要再进行这种政治报复，这就是我想留下的遗言。
“我认为，民主主义必将在80年代得到实现。我相信这一点，届时，为了我这个先走一步的人，也为了其他所有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在这块土地上，不再重演政治报复的悲剧，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也是我以上帝的名义留下的最后遗言。陪审团、有关当局、私人律师、监狱审判官、国内外记者们，还有未出庭的检察部人员，你们辛苦了，在此谨向你们表示谢意！”
陈述结束后，金大中转过身子，向旁听席鞠了一躬，全体家属们立即报以掌声。在给金大中戴手铐的时候，法庭里响起众人合唱的歌声：“啊，自由……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会胜利！”
大家扯破嗓子唱着，好像不是在歌唱，而是对军事独裁的控诉，法庭的士兵跑过来驱逐合唱的家属们，法庭内乱哄哄的，但歌声依然不止，有的家属干脆躺倒在法庭台前，一边唱歌，一边喊着口号：“民主主义万岁！”
9月17日上午，军事法庭举行对金大中等24名被告的判决，以“内乱阴谋罪”和“反国家罪”判处金大中死刑，另外23名同案犯被分别判处几年到20年的有期徒刑。
金大中被判死刑后，不服判决，向韩国大法院提出上诉，1981年1月，大法院驳回金大中的上诉，维持原判。
这意味着执行死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金大中心境很平静，做好了随时被拉出去枪毙的思想准备，这已经是他第五次面临死亡了。金大中是基督教信徒，面对死神他虔诚地做着祷告：
“啊，上帝啊！我坚信，您的意志定会在人间实现……现在我就要遵从您的意志，终结我在人间的梦想、祈祷和事业了。我恳求您能怜悯至今尚无所成就、仍然是一无所有的我的祖国和我的民族吧！”
金大中把生死置之度外，把发生的这一切看成是上帝的安排，如果上帝认为他应该殉难，他就应该无所畏惧地去死。如果上帝认为他不应该死，就会在最后关头来拯救他。因此他在祷告后安然入睡，有一个看守他的宪兵忍不住悄悄问他：
“先生，在这种时候，您还能睡得踏实吗？”
“哎，难道不睡觉就能免除我的死刑吗？”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死亡的恐惧无时无刻不在袭扰他，军事当局也不止一次引诱他，说只要答应合作，就可以免除死刑。
金大中回答：“死，固然可怕，但背弃上帝、背弃国民和历史，岂不更可怕吗？”他坚信对于他的死，国民和历史终归会给予最公正的评判。
有一天，是探监的日子，妻子李姬镐带着大儿媳、次子弘业、三子弘杰来到监狱，跪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为金大中祷告，她泪水纵横，无力挽救丈夫的命运，只能相信这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安排的。
金大中看到这一幕，泪水夺眶而出。
军事当局判处金大中死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德国外长根舍呼吁欧洲联盟国家联合向韩国政府提出抗议，莫斯科和北京的广播也谴责韩国政府的这一判决。
美国政府对金大中被判处死刑做出了有效的反应，即将卸任的卡特总统把金大中事件向即将上任的里根总统作了交代，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立即告诉全斗焕，里根总统反对处死金大中。
如果全斗焕政权想要取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就必须免除金大中的死刑，最后全斗焕与里根总统达成协议，以免除金大中死刑为条件，换取访问美国的机会，与里根总统举行首脑会晤。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牢狱磨难下的“亚洲曼德拉”（3）
1981年2月，金大中被宣布免除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宣布改判的第二天，全斗焕就飞赴美国与里根总统会晤。
减刑为无期徒刑后，金大中从陆军监狱转移到清州监狱，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金大中在清州监狱里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狱中生活。
他的狱中生活，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坚持读书，每天都要坚持阅读十个小时，妻子不断给他寄来书籍。他阅读的领域涉及神学、哲学、历史、政治和文学等等，牢房成为他大量阅读书籍、提取知识、思索问题的平台。后来他曾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这段铁窗生活，他还不可能阅读那么多的书籍，很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金大中在狱中的另外一项活动，就是利用中午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收拾护理狱中的花圃，给花草松土、浇水、施肥、剪枝。花圃有菊花、金达莱（中国叫杜鹃花）等多种花草，他尤其喜爱金达莱。每天中午护理花圃时，还不忘与花儿对话交流，那些花儿好像是有灵气似的，懂得回报他的护理，花开得特别鲜艳，花期似乎也延长了二十多天。
冬天去了，春天来了，寒暑的转换悄悄过去三个轮回，狱中的花圃，在金大中的护理下，却长久地开着鲜艳的花朵。
监狱的条件毕竟是极其恶劣的，金大中长期忍受囚禁的折磨，身体每况愈下，身心疲惫，神经紧张，经常伴有耳鸣，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就像被蛀虫渐渐蚀毁。1971年在车祸中遗留下来的股关节痼疾又复发了，使他经常忍受病痛的折磨。
1981年2月25日，全斗焕当选为第十二届总统，为了庆贺自己的当选，将金大中的无期徒刑改为20年有期徒刑。
后来金大中因病保外就医，曾流亡美国多年，并曾在南非参观了纳尔逊·曼德拉被关押过的监狱，纳尔逊·曼德拉是反对白人种族歧视的先锋，被当局囚禁27年。金大中对他的监狱条件感到羡慕，因为这里比韩国的监牢人道多了，牢狱磨难下的金大中，被誉为“亚洲曼德拉”。
“五·一七”事件以后，金泳三被软禁在家。
5月18日下午，一位军官来到金泳三家中，告诉金泳三不得会见记者，遭到金泳三拒绝。
金泳三宣布于5月20日早晨在上道洞的住宅中会见记者，有几位记者来到金泳三家中，不一会，两个中队的宪兵全副武装地包围了金泳三的住宅。金泳三同早先来到的记者发表了谈话。
“‘五·一七’事件是背叛国民恢复民主要求而施行的暴行，为了挽救国家，我要沿着良心指出的方向，尽一切努力冲破危局。”
当金泳三从电视上看到光州惨案的场面，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他奋笔疾书，起草了题为《政府必须向人民谢罪，必须负全部责任》的声明：
“轻率的‘五·一七’终于导致了骇人听闻的悲剧，我们的国民决不允许继续维持维新体制，任何军事独裁都会遭到国民的反抗。”
自6月起，全斗焕大肆标榜，以“改造社会风气，伸张社会正义，清除一切弊政、丑行、恶习、劣迹”，开展了所谓“社会净化运动”。港台舆论将全斗焕开展的“社会净化运动”，戏称为“全都换”的把戏。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被清洗的官员达5000人，被举报揭发的平民百姓达数万人，此外颁布了《刷新政治空气特别措施法》，剥夺了一大批政党领袖、内阁阁员、退役将领、宗教界和舆论界的知名人士的政治权利。
1980年11月12日，全斗焕政权公布了一个811人的名单，政府将依据《刷新政治空气特别措施法》，限制这811人的政治活动，其中竟包括了韩国第十届国会议员231人中的210人、各政党中央副局长以上干部257人中的254人，朴正熙时期的政界上层人物都被赶出政治舞台。民主共和党总裁金钟泌也在这个名单里，全斗焕将这块绊脚石一脚踢出政坛。金大中因“内乱阴谋罪”入狱，金泳三被迫辞去新民党总裁之职。
1980年7月31日，在社会净化的名义下，全斗焕政权开除了711名新闻工作者，封存了韩国各类定期杂志172种。11月26日，通过了《言论基本法》，借以控制舆论界，从1981年1月起，解散了新闻、广播、通讯机构，成立了统一的通讯社，以加强对舆论的控制。
这次运动是旨在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的政治大清洗，同时全斗焕以其独裁的铁腕，在短期内惩治了一部分贪官污吏，整饬了社会风气。随着人事的“全都换”，有不少年轻有为、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脱颖而出。外界舆论评论道：“如果社会净化运动意味着新政权不走腐败的老路，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的话，它无疑将达到消除民怨甚至大快人心的功效。”
社会净化运动既铲除了政敌，又以反腐败的旗号赢得了人心和政治资本，全斗焕可谓一举两得，当总统的欲望愈加膨胀起来。
同年8月16日，在全斗焕的逼迫下，傀儡总统崔圭夏被迫“引咎辞职”，朴忠勋代行总统职务。当日，全军主要指挥官通过了“拥戴”全斗焕为国家元首的决议。
1980年8月27日举行了第十一届总统选举，全斗焕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经过“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间接选举，全斗焕当选为国家临时总统。9月1日全斗焕正式就任，登上了韩国权力的顶峰。
为了对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作出姿态，使自己的总统桂冠戴得名正言顺，全斗焕下令修改宪法，1980年9月20日，全斗焕政权公布了宪法修正案，此方案实质上是维新宪法的翻版，10月22日投票通过，10月27日生效。
29日，韩国国会和各政党自行解散，由全斗焕集团新设立的“保卫国家立法会议”在过渡时期代行国会职能，直到第十一届国会产生。全斗焕任命81名议员主持这个机构的工作，“保卫国家立法会议”只存在了150天，却制定了118项法律，以确保全斗焕政权的统治基础。
1981年1月，全斗焕等人建立了以军人势力为中心的民主正义党。
1981年2月25日，在按新宪法规定的总统间接选举中，全斗焕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为第十二届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全斗焕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建立一个体现正义的社会，开创一个廉洁政府的时代”。
按照新宪法，总统的任期为七年，不得蝉联。全斗焕许诺在七年后，将把政权交给新的民选总统，现在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
这个标榜“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职业军人终于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继承了朴正熙的独裁和铁腕两样法宝，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全斗焕的师弟卢泰愚，则通过自己的不俗表演，博得了全斗焕的全面信任，为日后接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金泳三无限期绝食（1）
金泳三在“光州事件”三周年之际宣布无限期绝食
由于军人政权控制得很严密，国内民主化的斗争处于低谷。金泳三决定效法他最崇拜的人物———甘地，用自己的生命同恶势力抗争。1983年5月17日，在光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金泳三宣布，为恢复韩国的政治自由，他开始进行一场无限期的绝食斗争。
在此前一天，5月16日，金泳三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要求，并通过国外的新闻媒介公之于众。他就全斗焕的第五共和国的正统性提出质疑，要求实行民主化。他向当局提出了实现民主改革的最起码的五项条件，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恢复受政治迫害人士的公民权利；保证言论和集会自由；取消所有违反民主原则的政治禁令；以全民直选方式产生总统。
金泳三所开展的绝食斗争，立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内的舆论虽然受到第五共和国政权的严格控制，但金泳三进行绝食的消息通过外国通讯社发布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他。于是，当时业已星散的在野势力又聚集在他的周围，决心为实现民主化斗争到底。
金大中在海外关注和支持金泳三的绝食斗争。他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金泳三的绝食及此后事态的发展，在韩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他的行动标志着全斗焕政府与受《政治限制法》压制而被迫沉默的政治家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公开对抗。”
金泳三的这一行动成为全国范围的新一轮民主运动的先声，陷于低潮的争取韩国民主的斗争因金泳三的绝食斗争高涨起来。
当局如临大敌，在金泳三宣布绝食后，在其家宅周围执行软禁的警察，由40人增加到200人。在金泳三绝食一周以后，5月25日，警察将金泳三强行送进汉城大学医院，但金泳三仍然拒绝进食。
李敏雨、金东英、崔炯佑等19名在野政治家举行紧急会议，讨论金泳三的行动，决定组成“金泳三绝食对策委员会”，协调民主势力的行动，李敏雨担任主席，他们也因此而被软禁。5月26日，他们也加入了绝食的行列。5月30日，著名的人权领袖文益焕牧师等三名在野人士也开始了一场绝食斗争以支持金泳三。当天晚些时候，200名警察袭击了设在汉城的人权总部，将他们逮捕，第二天这三个人获释后即被软禁在家。
汉城大学、延世大学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金泳三。
5月29日开始，金泳三的健康状况恶化，开始出现腹痛，医生告诉金泳三及家人，金泳三的生命已处于危险状态，必须恢复进食。5月30日，当局被迫撤销1982年6月以来对金泳三的软禁，但是，金泳三决定继续斗争。
他的妻子孙命顺回忆说：“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担心会失去丈夫，常常痛哭流泪。”6月3日，金泳三在医生、家人和同僚的劝说下，同意输液，6月9日，在他的支持者和家人的劝说和要求下，结束了绝食斗争。
6月13日，全斗焕在国会发表演说时称，绝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并且警告说，对社会稳定的任何威胁，都将导致政府对那些卷入非法行为的被禁政治家采取行动。
6月30日，金泳三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他表示随时准备同全斗焕总统进行会谈，讨论恢复完全的民主的问题，如果全斗焕同意的话。金泳三说：“经过23天的绝食，我放弃了一切贪念。我并不想成为什么重要人物，或占据什么重要地位。我只是忠诚于重建民主的目标。甘地为印度的独立与自由献出了全部生命，我愿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绝食斗争之后，金泳三逐渐将在野政界团结起来。流亡美国的金大中派人告诉金泳三，主张在野党联合起来。金泳三愉快地接受，并以民主山岳会为基础，积极筹组“民主化促进协议会”，1984年5月18日，在光州起义四周年之时，金泳三在汉城外交俱乐部召集了“民主化促进协议会”成立大会，会上发表的《民主化斗争宣言》提出了该组织近期的主要任务：参加1985年12月韩国第十二届国会议员竞选。
自1984年11月起，金泳三开始了创建新党的工作，以期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有利地位。当局的《政治刷新法》束缚着金泳三，他不能参加政治组织，不得开展政治活动。但是为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他作为在野政界和国民公认的实际上的民主化运动领袖，仍然不顾自身的安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建党的重任。
全斗焕当局于1984年底宣布，解除对84人政治自由的限制，不含金泳三、金大中，这样，他们与另外13人仍被继续剥夺政治权利。
1984年12月20日，在野的政界人士一百多人，召开了新韩民主党的筹备会议，选举李敏雨为建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筹备新党面临不小的困难，除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外，在野势力内部的矛盾也很突出，集中表现在党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上。以金泳三为首的上道洞派和以金大中为首的东桥洞派之间分歧很大，幸好金泳三以自己的才能和谋略使双方达成妥协，较好地处理了人事安排问题，从而避免了两大派别的分裂。
1985年1月18日，新韩民主党建党大会召开，与会的代表有532人，大会选举李敏雨为总裁。这样，在1985年举行大选之前，以在野政界人士为中心，创建了新韩民主党。
此时，金大中还在美国，而且他的公民权还未被恢复，不能参加政治活动。金泳三被全斗焕政权的《政治刷新法》捆住手脚，也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因此两金在名义上都没有加入新韩民主党，但是在实际上，新韩民主党是金大中和金泳三领导的两股民主势力组成的联合，金大中和金泳三是新韩民主党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新韩民主党成立后，金泳三立即运筹帷幄，着手参加第十二届国会议员选举，此时距离选举日只有25天。
1985年2月12日，韩国举行第十二届国会议员大选，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新韩民主党在这一次选举中取得一鸣惊人的重大胜利，选举结果：执政的民主正义党获得148席，新韩民主党获得67席，民韩党获得35席，新社党获得一席。新韩民主党创党24天参加国会议员选举，一跃成为第一在野党，创造了韩国国会选举史上的纪录，这是新韩民主党和全体民主势力的胜利。这表明韩国国民大众对民主政治的向往，表明全国国民对独裁政权的不满情绪已经无法再加抑制。
1985年3月14日，当局最终解除了对金泳三等15人限制政治活动的措施。金泳三和金大中因此得以公开参加政治活动。1985年8月，新韩民主党召开全党代表大会，李敏雨继续当选为总裁，金大中和金泳三当选为常任顾问。
新韩民主党成为第一在野党后，民主势力与全斗焕独裁政权的斗争焦点是修改宪法问题，当时宪法规定，总统由5000人组成的总统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以金大中、金泳三为代表的民主力量认为，由政府完全可以操纵的总统选举团间接选举总统，不可能有公正性和代表性，因此坚决要求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全斗焕政权认为，宪法中关于总统选举的规定，是保证政权得以和平交替的最佳选择，因此坚决拒绝了修改宪法的要求。
为了把改宪运动向前推进，金大中、金泳三与李敏雨总裁商量，制定了一个掀起全国修改宪法运动的高潮的战略方案，即“一千万人修改宪法署名运动”。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金泳三无限期绝食（2）
1986年2月12日，新韩民主党召开建党一周年大会，李敏雨总裁致纪念词，致词结束时李敏雨突然大声宣布：
“我们党决定开展改正宪法署名运动，首先由金大中、金泳三先生，我和副总裁们，以及改正宪法推进总部的各市、道支部的部长们签名！”
金大中和金泳三在掌声中带头签了名，修改宪法署名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在釜山，有五万多市民在广场集会表示了要求修改宪法的心愿，在光州，要求修改宪法的集会规模更大。修改宪法署名运动，很快形成席卷全国之势。
对全国民众修改宪法的要求，全斗焕政权采取缓兵之计，表示接受国民修改宪法的要求，但提出将总统中心制改为内阁责任制的方案，作为修改宪法的主要内容，以此来抵制金大中、金泳三要求改间接选举总统为国民直接选举总统的改宪内容。同时，执政当局加紧分化新韩民主党，企图从内部搞垮新韩民主党，分化拉拢的对象是新韩民主党总裁李敏雨。
在民主势力与全斗焕政府对峙不下的紧要关头，新韩民主党总裁李敏雨违背新民党将直接选举总统作为修改宪法重点的方针，表示接受民主政党的内阁制方案，李敏雨表明的这种立场，与在野党一以贯之的立场背道而驰，也有悖于民主势力反独裁的初衷。在1986年12月24日的“辞旧迎新记者座谈会”上，李敏雨并没有取得金泳三等党的骨干的同意，擅自提出了实行民主化的七项主张，表示只要执政党允许，新韩民主党对入阁参政持灵活态度。金大中、金泳三两位常任顾问立即制止李敏雨违背党的方针的主张，但李敏雨指责“两金过分干涉”，坚持他自己的主张，最后金大中、金泳三不得不与李敏雨的妥协派决裂。
大部分党员骨干追随金泳三和金大中退出新韩民主党，一夜之间，李敏雨发现自己领导着一个人数大大减少了的政党，金泳三决心另起炉灶。
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在青瓦台发表谈话，否定修改宪法，坚持总统间接选举制度，并声称即便修宪，也要推迟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再议，这个谈话被称为“四·一三护宪措施”。
1987年5月1日，金泳三脱离了新韩民主党，另外创建了“统一民主党”，并当选为统一民主党总裁。此时，金大中的公民权仍未恢复，不能参加政党活动，只能以在野人士的身份担任顾问。
金泳三发表了就职演说：“统一民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全斗焕4月13日关于把修宪问题推迟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的决定。”
在民主力量推进修改宪法运动的同时，大学生、教育界反对独裁高压统治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众多的大学生因反抗高压政策而被开除或除名，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264名大学生因集会讨论民主正义党史而被拘留，警察进入九所大学拘捕了66名大学生。
另外，文化界、知识界也发生了一系列要求民主化的活动，有39个团体要求当局撤回《校园安定法》，全国各大学的教授们发表了要求民主化的时局宣言，全国初、中学校的546名教师也发表了《教育民主化宣言》。大学生、文化界、教育界反对高压政策，要求民主的声浪与民主势力修改宪法的运动汇集一起，形成强大的民主运动潮流，猛烈冲击着全斗焕政权。
1987年5月18日，在汉城明洞圣堂，以红衣主教金寿焕为首的神父、修女、信徒约一千人，举行悼念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中牺牲的民主斗士的仪式。金胜勋神父朗读了题为《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的制造过程及其真相》的声明文，朴钟哲是汉城大学21岁的学生，他是被当局传讯到治安总部而被拷打致死。
金胜勋神父的声明揭露了当局打死朴钟哲的真相，朴钟哲被拷打致死事件引起了全国反政府的浪潮，全斗焕不得不撤掉国务总理、安企部长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全斗焕的政权已发生动摇。
5月27日，在野党民主阵营成立了“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总部”，这一举措使在野政界要求修改宪法的运动，最终发展成为全体国民参加的全民浪潮。
6月10日，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召开总统候选人大会，确定卢泰愚为第十三届总统候选人，同时顽固坚持总统间接选举制。
此项倒行逆施激起了在野政界和国民的强烈反对，当天统一民主党和民主化推进协会召开大会，谴责执政党企图永久执政的阴谋，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接着，釜山爆发了3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要求修改宪法，废除独裁统治。示威群众控制了市中心区，政府言论机构全部处于瘫痪状态。
很快，釜山的示威扩大到马山。釜山和马山是1960年“四·一九”革命的发源地，因此只要釜山、马山举起反政府旗帜，人们就将其视为韩国的政局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奏。日本和世界各地的记者纷纷涌入韩国，里根总统派特使给全斗焕带去书信，要求全斗焕实现完全的民主化，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
6月26日，在民主阵营的推动下，韩国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天汉城的大学生们在市政府广场为李汉烈举行葬礼。李汉烈是延世大学的学生，在示威中被警察的催泪弹击中身亡，汉城上百万市民拥入广场参加李汉烈的葬礼，一致要求当局修改宪法，结束军事独裁统治，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同一天，全国各地都举行浩浩荡荡的和平示威游行，参加和平示威游行的人数达到一百八十万人以上，民主改宪运动已经大大超出了在野政界的范围，发展成为全体国民参加的全民运动。
这一场群众性争取民主的运动，被称为“六月抗争”。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卢泰愚发表“ 六·二九”宣言（1）
卢泰愚发表的“六·二九”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7年6月29日，在全社会强大的压力下，全斗焕政权意识到，再也难以维持总统间接选举制，只好举手投降，执政的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表了“六·二九”宣言，全面接受在野政界和国民的民主化要求，民主改宪运动取得全面胜利。
卢泰愚说：“亲爱的国民们，此时此刻，国民之间日积月累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和敌视已经导致国家性的危机。在这种历史性的局面下，我对政治家的真正使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经受了许多烦恼和痛苦，并向学术界、新闻界、经济界、宗教界、工人、青年和学生等各界人士求教，以便确认国民的意愿。
“为了使各阶层国民互爱和睦，体验到作为大韩民国国民的自豪，为了使政府能够从国民那里获得智慧、勇气和巨大的力量，以建设一个伟大的祖国，今天我怀着悲壮的心情站到了历史和国民的面前，我将开诚布公地宣布我的设想，并计划将我的设想呈交总统阁下，我有决心在党员同志和各位国民的衷心支持下具体地实现这个设想。”
接着，卢泰愚宣布了收拾时局的方案：
“第一，根据朝野协议早日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
这一句话，像地震一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为改宪与总统直接选举一直是在野党与执政党斗争的焦点，也是韩国人民一直向往的目标。
执政党一贯拒绝总统直选制，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一句话立即紧张起来，激动万分。
记者们愣一下，马上缓过神来，赶紧同报社联络，把卢泰愚的方案以最快速度发出去。
民主正义党的中央执委们个个惊愕得眼睛发呆，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听错了话，或者是卢泰愚说错了话，然而他一项一项地宣布收拾时局的措施，愈来愈多的措施令人震惊，内容包括：
修改现行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保障国民基本政治权利，保障政党的健全活动，提倡言论自由，扩大社会各部的自治和自律化，实行大胆的社会净化措施，赦免金大中并恢复他的政治权利……
这就是卢泰愚的“六·二九”宣言，全斗焕总统在7月1日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卢泰愚的“六·二九”宣言，宣言将得到真实的施行。
在席卷全国的“六·二九”和平大示威浪潮面前，全斗焕和卢泰愚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接受完全违背自己意志的民主化要求，这在世界独裁政权史上是罕见的英明之举。
因此，卢泰愚的“六·二九”宣言获得了全体国民的欢迎，也得到国外舆论的高度评价，西方国家热烈喝彩。
金大中发表讲话说：“卢代表的宣言是令人鼓舞的，我表示欢迎，同时也感到了他对人的信赖。”
金泳三评论说：“我欢迎这个宣言，尽管这个宣言发表得晚了一些，有些令人遗憾，但是它是当前最鼓舞人心的宣言，我相信全总统会接受卢代表的宣言。”
卢泰愚的“六·二九”宣言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在韩国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留下漂亮的一笔，这里头包含着他良心未冺的政治道德，也与他高明的总统竞选谋略有关。
虽然，卢泰愚是全斗焕政权的正统继承人，但根据“四·一三”护宪措施中全斗焕对国民的承诺，1989年将要修改宪法，这样，即使卢泰愚勉强继承全斗焕当上总统的话，也只能坐总统宝座一年。
但是，如果在全斗焕任期内修改宪法，恢复总统直接选举制，卢泰愚虽无十二分的把握，却有很大的可能性通过直接选举当上总统，这是因为如下的因素：
第一，卢泰愚能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民主化主张，就极可能得到国民的谅解和支持。
第二，卢泰愚深知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关系，因此他赦免金大中，把金大中这头政治老虎放出牢笼，让他去与金泳三竞争，加上在野政界另一巨头金钟泌也不甘寂寞，这样一来，在未来的总统竞选中，在野势力必定三分天下，互相分散票源，他到时只需坐收渔人之利。
第三，民主正义党是执政党，卢泰愚作为民主正义党的代表，可以动员所有的政府机构和雄厚的资金，为自己的选举服务，而在野势力没有这种便利条件。
后来总统竞选的形式的发展，没有超出卢泰愚的谋略设计。
卢泰愚于1932年出生在庆尚北道，是大邱市附近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子弟。卢泰愚的祖辈曾是达官显贵，后来家道逐渐中落，卢泰愚的父亲是个农民，靠自学得了初中文凭，被村里人称作“博学多才的人”，家庭中的文化气氛对幼年的卢泰愚影响很大。
不幸的是，卢泰愚的父亲在他七岁时不幸死于车祸，生活使他树立起长子应该担任家庭顶梁柱的意识和责任感，养成了稳重、忍耐、老成的性格。
卢泰愚小学毕业后，进大邱工业中学读书，后编入庆北高中，毕业后本想投考医科大学。然而正值朝鲜战争爆发，18岁的卢泰愚便进人大邱宪兵学校第九期，并以优等成绩获总统奖，毕业后留校任教。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卢泰愚发表“ 六·二九”宣言（2）
1952年元旦，卢泰愚进入韩国陆军将领的摇篮———韩国军事学院，属第十一期，是接受美式军事教育的所谓正规一期，与全斗焕同期，因为小一岁而算是全斗焕的师弟。
韩国军事学院要求学员遵从铁的纪律，实行所谓三禁、三忌制度，即禁酒、禁烟、禁女人，忌偷窃、忌欺骗、忌说谎。学校鼓励体育运动，卢泰愚成了学校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一次，韩国陆海空三军士官学校联合举行运动会，在激烈的橄榄球比赛中，卢泰愚触球时手指骨折，但硬是坚持到比赛结束，为母校拔得头筹立下头功。
1955年10月，卢泰愚从韩国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来到中部战线第五师团担任排长，他身先士卒，成为军中闻名的“模范排长”。后来大名鼎鼎的朴正熙，当时担任卢泰愚所在的第五师团的师团长，卢泰愚的军事才华给朴正熙留下了深刻印象，朴正熙当众褒奖卢泰愚是从正规军校出来的“最像军官的人”。卢泰愚听到赞许，受宠若惊。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卢泰愚拍手称快，政变当天，卢泰愚召集同窗好友举行游行，以示支持和庆祝。
1967年卢泰愚晋升为中校，1968年任首都师步兵营营长，后被派往越南前线作战，任猛虎部队“在求营”营长。这是韩国军中知名人物姜在求少校生前所在的营队，姜在求也是韩国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在赴越作战前夕，有一次军事训练时，一名士兵不慎失手掉落一颗手榴弹，就在手榴弹落地行将爆炸时，姜在求扑在手榴弹上，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部下的生命。
卢泰愚到任后，要求大家保持和发扬姜在求的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求营”名声大振。
卢泰愚于1970年晋升为上校，1974年晋升为准将，1978年1月晋升为少将，1979年任第九师师长，驻扎在与朝鲜北方对峙的前线———三八线一带，时年47岁。
1979年12月12日夜间，全斗焕发动“肃军政变”，卢泰愚亲率自己指挥的第九师从前线赶回汉城，牵制了郑升和的部队。
全斗焕、卢泰愚与两位陆军土官学校的校友郑镐溶、车圭宪组成了少壮派军人集团的核心，当时郑镐溶任特种部队司令，车圭宪任首都师师长，由于这四人均出身于以大邱为首府的庆尚北道，故被称为“大邱四人帮”。
政变成功后，卢泰愚受到重用。他先是出任汉城警备司令一职，不久又担任陆军保安司令。1981年，卢泰愚以四星上将军衔结束了三十多年的行伍生涯，出任政务长官。其后，卢泰愚任体育部长官，并担任汉城奥运会组委会委员长，成功地申办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这届体育盛会极大地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
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在青瓦台发表“四·一三护宪措施”，坚持总统间接选举制度，并声称即便修宪也要推迟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再议。
6月2日，全斗焕在民主正义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名卢泰愚为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十分激动地说：“如果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将义无反顾地去承担。”作为全斗焕的心腹和中意的接班人，卢泰愚与全斗焕的交情很深。
6月10日，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召开总统候选人大会，八千多名代表正式推举卢泰愚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同时顽固坚持总统间接选举制。
当晚，在希尔顿饭店，政府要员、各界代表和执政党党员为卢泰愚举行庆祝宴会，而与此同时，饭店外面的大街上正在举行反政府示威，催泪弹的刺鼻气味透窗而入。来宾中很多人咳嗽起来，并拿出手帕擦拭鼻涕眼泪，有人露出痛苦的神情，庆祝活动大煞风景。
“四·一三护宪措施”的颁布和确定卢泰愚为总统候选人，这两件事触发了“六月抗争”，群众性争取民主的运动高潮迭起，韩国政局动荡。
据统计，仅在6月10日到26日的半个月内，各地示威达2145次，约有八百三十万人参加；警方逮捕示威群众17244人，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三十五万一千二百余发；在示威群众和警察发生的冲突中，约有六千余名警察和群众受伤；近三百个警察机构被捣毁，164辆汽车被烧毁。
6月26日这天，韩国全境180万群众参加了“国民和平大进军”活动。示威群众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成为全斗焕集团上台以来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治动乱。西方报纸惊呼：“韩国是一座正在冒烟的火山！”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韩国局势的决议案，里根总统致函全斗焕劝其改弦更张。
在这样一种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韩国的政治发展面临严峻的选择。此时，作为全斗焕挑选的总统候选人卢泰愚作出了惊人之举，他于1987年发表了“六·二九”宣言，提出了全民直选总统等政治民主化的一揽子方案，外界评论道：“卢泰愚此举说明，创造经济奇迹的韩国人，也能创造政治奇迹。”
铁腕人物全斗焕最终被迫承认既成事实，执政党最终全面接受了反对党提出的由国民直接选举总统的要求，使遍及全国的反政府骚乱迅速平息下来，当局宣布恢复修宪活动，实现了军人政权向民选政权的和平交接，这在战后韩国宪政史上是首开先例。
7月8日，释放了因参加政治斗争而被监禁的四百多名人士。
7月9日，赦免了包括金大中在内的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二千多名政治犯。
7月25日，民主正义党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同意全斗焕辞去总裁职务，选举卢泰愚为该党新总裁。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三金”被熔化 （1）
“三金”被熔化于“一卢”的尴尬境地
按照卢泰愚的日程表，执政党与在野党若能在8月初就修宪问题达成协议，并在同月的临时国会获得通过，9月间即可将新宪法草案交全民投票公决，当年内即可举行总统选举。卢泰愚的算盘是，利用他宣布民主方案、打破政治僵局而得分的有利局势，速战速决，一举赢得选举。
以此为契机，卢泰愚又先后出访美国和日本，争得主要盟国的支持，在外交上得了不少分。
卢泰愚出访归来后，积极推进朝野政党协商修改宪法。1987年10月12日，国会通过了包含总统直选制等内容的新宪法，10月27日，以总统直接选举制为主要内容的改宪案交全民公决，在全国公民投票中以93%的赞成票获得通过。《总统选举法》也经朝野商议后得到通过，根据这一新的选举法，第十三届的总统选举，预定在1987年12月16日进行。
卢泰愚以“开辟伟大的平凡人时代，施行安定的民主化，反对军人继续干预政治”等一连串诱人的口号为竞选纲领，迎合了选民求稳怕乱、希望在稳中渐变的心理。并且，由于他掌管党政军财的一切大权，条件独特可资利用，因而当选呼声很高。
在野党争取到了多年来为之斗争的成果，击败了由军事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遇到了执掌国政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成败取决于能否赢得选举。
10月30日，在野政界的另一巨头金钟泌重新组建了新民主共和党，当选为共和党总裁，并被推举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此时，统一民主党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在野党，其内部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金泳三当然本来就准备参选，而金大中的支持者也正式要求他参加竞选。
民主阵营强烈希望金大中和金泳三联合起来，实现民主阵营总统候选人单一化。只要金大中和金泳三携起手来，则总统竞选的胜利一定属于民主阵营。反之，两金如果分裂，总统竞选的结局必然是执政党取胜。
在“二金”都有意参选的情况下，金泳三表示，为了二人的团结和赢得选举的大局，民主势力只宜推举一人参加竞选，以利与卢泰愚相抗衡，金大中也同意实现在野党总统候选人的单一化。
舆论界注意到，一向有问鼎总统宝座之心的“二金”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发展，反对党能否以大局为重而相互妥协呢，还是重蹈再度分裂的覆辙呢？这是韩国媒体关心的焦点。
尽管“二金”为了总统候选人的单一化，多次进行协商，然而由于两人都无意退出，也无法通过让步和妥协解决问题。于是，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又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金泳三主张，既然会谈解决不了总统候选人的单一化，则在党内通过竞选，以投票方式确定单一的候选人。金泳三一直主张，政党是政治活动的基石，必须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为依托，来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在他多年的苦心经营之下，统一民主党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在野党，而他又是该党的核心人物，在党内的影响根深蒂固。
与金泳三相比，金大中自己长期流亡国外，在统一民主党内的地位和势力远不如金泳三，因此在党内恐难出线。而且他一贯认为，广大的国民是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民主主义者应更注重国民大众的政治选择，既然要选出国民支持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就应该到地方去听取国民的意见，在统一民主党内投票选出总统候选人有失公平。
金泳三强调“党内的决定”，金大中主张“国民的支持”，各自方案的特点是从自己的优势出发，以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和途径确定总统候选人。
两人各不相让，摊牌不可避免。
11月9日，统一民主党召开临时全党大会推荐金泳三为总统候选人。
10月12日，金大中率本派二十多名议员脱离统一民主党。
11月12日，东桥洞派系召开和平民主党（简称平民党）建党大会，选出金大中为总裁，同时推荐金大中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金大中和金泳三这两位民主旗手，在朴正熙时代同属新民党，两人携手联合，共同反抗维新政权。在1980年的“汉城之春”，两人就因为总统候选人单一化问题而分裂。在“五·一六”军事政变之后，两人面对军政权，又携起手来推进民主改宪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如今还是因为总统候选人单一化问题，两人再一次走向分裂。
1987年11月16日，当局正式公布，确定12月16日举行韩国第十三届总统大选。随即，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和金钟泌等候选人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进行登记。至此，第十三届总统选举，形成了“一卢对三金”的竞选格局。“一卢”即执政的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三金”就是统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金泳三、和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金大中、新民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钟泌。
在“三金一卢”中获胜希望最小的金钟泌，曾对其对手作了以下评语：“如果金泳三获胜，将会政局混乱；金大中获胜，将造成国乱；至于卢泰愚胜利，将会造成民乱。”
金钟泌的上述谈话，当然是出自竞选的宣传目的。但多少也反映了某些韩国人此刻的忧虑，许多人都预料会出现选举混乱。
国内外关注的视线主要集中在金大中和金泳三两人的动向，他们两人在民主阵营中旗鼓相当。两人分裂，则执政党取胜，两人联合，则民主阵营取胜。国民为了保卫民主化斗争的胜利果实，强烈要求金大中和金泳三重新携起手来，同时，还想方设法促成两金的联合。
入“四党时代”。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 “三金”被熔化 （2）
12月1日，汉城大学学生总会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到金泳三和金大中的住宅，以绝食要求两金联合，实现总统候选人单一化。12月4日，汉城大学、延世大学等高校学生六百多人，到统一民主党、和平民主党的党舍前示威游行，要求两金联合。12月8日至9日，又有九百多名大学生到两金住宅要求他们两人联合。
在国民的强烈要求下，金大中和金泳三也举行了数次会谈，但都未能达成联合的协议，整个民主阵营分裂成两股势力恶性竞争，选举形势基本上按照卢泰愚设计的谋略在发展。
金大中全力以赴，四处讲演。他在汉城近郊的保拉麦公园举行竞选演说，集会现场听众多达二百五十多万人，在汉城汝矣岛广场举行竞选演说，集会现场听众也达到二百万人。尤其在保拉麦公园演说结束后，大约有十万多听众还不愿离去，情绪激昂地徒步十五多公里，向市政府进发。他在国民中享有的威望和出色的演说，很快掀起了一股热浪。
但是，执政党当局又使出了从朴正熙时代继承下来的老手段，大肆造谣“金大中是容共分子”，不失时机地利用当时大韩航空公司客机在缅甸上空爆炸的偶然事件，把金大中与赤色颠覆挂起钩来，对金大中的竞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韩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07班机于11月28日在缅甸上空爆炸坠落，是此次总统大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插曲，涉嫌韩国飞机坠落事件的“神秘女郎”峰谷真由美于12月15日下午2时被遣送至汉城，各路记者纷纷派出强大阵容抢发热门新闻。
这架客机的机次是858号，该班机上有机组人员25人，乘客90人。于1987年11月28日当地时间11时30分从巴格达起飞，预定飞往汉城。29日中午，该班机在缅甸仰光上空与地面进行了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去向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