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暗中一直猜忌段祺瑞，如何肯让靳云鹏接手呢？
原来，徐世昌认为，靳云鹏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容易约束和驾驭，如果非常优待他，他一定会感恩图报，听命于自己，一来可以让段祺瑞的安福派没有怨言，二来又可以让曹锟、张作霖互相联合呼应，是一举两得的好计策。随后，在徐世昌的运作下，靳云鹏很快就正式出任了国务总理。
靳云鹏刚上台不久，广东军政府就请求北京政府取消“八年公债条约”，靳云鹏和徐世昌一番商议，认为只有减少军饷开支才行。于是先取得曹锟和张勋的同意，号召各省的督军和省长执行。各省督军和省长听说是两位大帅发起的，当然赞成，于是便推曹锟和张勋为领袖，联名报告政府，请求裁减兵员，压缩军饷。
但是，这些督军和省长这样做，难道真的是为了国家大计，节约财政开支吗？从前，在袁世凯时代，只有一班国民党与袁世凯是死对头。后来袁世凯一死，北洋军系分作两派，一派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一派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皖系与国民党不和，一直想以武力消灭国民党，所以南北纷争，连年不息。在直系一派，自从冯国璋下野后，资格最老的就要算曹锟了。不过，在总统徐世昌的调停下，曹锟有时候也要帮段祺瑞出力，但他始终是直系的人。再加上后来的奉系大帅张作霖，占据了关东三省，既不联合直系，又不联合皖系，上一次被徐树铮诱惑，准备谋取副总统一席，所以帮助段祺瑞，逼迫冯国璋。等到冯国璋下野后，徐世昌又上了台，副总统仍然没有他的份，累得张大帅空喜欢一场，于是心里怪罪徐树铮，未免也要连累到段祺瑞。
这三派军阀势力成鼎立之势，尔诈我虞，哪里肯同心协力，经营国家大事？各省督军和省长，有直系的，有皖系的，有奉系的，现在联名请求减少军饷，无非是图个虚名，粉饰太平，其实暗中互相倾轧，各自为政。
而总统徐世昌，本来是翰林出身，直到出任了东三省总督，才结识了许多武夫。做了总统后，知道百姓都厌恶战乱，因此主张和平，提倡文治，曾经召集了一批前清的文化人，如颜习斋、易实甫、严范荪等遗老，设立四存学会，成立晚晴簃诗社，评风吟月，饮酒赋诗，作为消遣。徐世昌以文治国，想运用手腕，驾驭那些武人。可是，他的上台是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安福部推戴，而他的一举一动，往往被段派势力所牵制。而且南北和谈的决裂，也是为了这样的原因。
第二任北方总代表王揖唐，名声一直不佳，这次敢贸然南下，是由于徐树铮的极力怂恿。而上海的各界人士，不等王揖唐到达，便已经群起反抗，登报呼号。王揖唐却视若无睹，路过江宁，求见江苏督军李纯，在那里高谈阔论，被李纯讽刺了几句，十分惭愧地告辞了。
王揖唐一到上海，大街小巷都贴满了讥笑他的标语，王揖唐才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暗想当今局势，唯有钱可通神，从前收买政党，包办国会，哪一件不是靠金钱做成了？此番到上海议和，看来也只能故伎重施了。于是，王揖唐开始挥金如土，各处行贿。徐树铮自然也没有闲着，暗中派心腹游说南方领袖孙中山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表面上是说合，暗地里是让他们反目。
那个时候，南方七位总裁，也分成了广东、云南、广西三派，貌合神离，各执己见，在徐树铮的活动下，唐绍仪也有心和王揖唐聚首言和。
散席后，南方代表对唐绍仪十分不满，无奈之下，唐绍仪只好向广东军政府提出辞职，眼看着和谈又要化成泡影了。
第三部 护法战争 27 日本的狼子野心
在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福建，学生运动进行得十分热烈，他们经常到商家调查货物，一见到日本的货物，就马上销毁。在清朝时代，日本曾经和政府订约，将福建全省纳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日本人对福建的局势尤为关注。
民国8年11月16日下午，在福建经商的一些日本人，上街寻衅滋事，正好遇上一群学生在销毁日货，立即下手行凶，打伤了七名学生。警察急忙前去弹压，那些日本人不听解劝，还当场掏出手枪，打死了一名警察，打伤了几位路人。另外的警察见状，马上吹响警笛，号召同事缉拿凶手，当场逮捕了福田原藏、兴津良郎、山本小四郎等三人，押往交涉署，由交涉员转送日本领事署，并将事件的缘由报告了政府，请求向驻京的日本公使进行交涉。
谁知，驻福建的日本领事袒护凶手，反而向本国政府求援，日本政府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命令军舰开往中国。福建百姓十分震怒，中央政府马上命令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提出抗议，并且派专员王鸿年到福建调查真相，准备开始谈判。
这件事一披露，北京中学以上的各校学生，全体告假，出外游行演讲，举行示威活动，各省学生先后响应，都上街游行演讲，表示决心。当初，福建的学生发行了《学术周刊》，提倡爱国，坚决表示和日本人决裂。地方政府怕酿成大祸，又取缔了《学术周刊》，并封了报社，全体学生马上举行罢课，抗议政府的行为。学潮波及济南，济南的学生联合会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在游行演讲与军警发生冲突。有好几个学生被打伤。学生们见这些军警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为虎作伥，欺压学生，决定和政府进行严正交涉。地方政府官也知道自己理屈，特地委托教育会从中调停，答应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才得以和平解决。
后来，在中国外交部的几次抗争下，日本军舰才灰溜溜地撤退了，但对于外交部提出的撤走领事、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书面道歉等四项请求，两方各执一词，日本方面一直拖延下去，始终没有结果。此时，已经是民国8年的岁末了。
民国8年的最后几天，前任总统冯国璋在北京病逝，政府免不了要吊奠一番。过了两天，就是民国9年（1920年）的元旦，政府放假数日，假期刚过，驻京的日本公使便递上了公文，内容大致是日本政府决定交还胶州湾租借地及其他在山东的各种权利。
但是，公文的内容十分含糊，而且好些地方还颠倒黑白。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尚在巴黎，因为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等国还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所以不能回国。于是，外交部次长陈箓便将日本方面的公文，提交到国务会议，暂且搁置起来，等陆总长回国后再处理。广东军政府知道后，也向北京政府提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南北政府虽然一直对立，但在对外事务上，仍然主张联络，所以在和德国的和谈条约上，与北京政府论调相同，认为不应当签字。
1月25日，外交总长陆徵祥自欧洲回京，见过了徐总统，报告了巴黎会议的进展情况，徐世昌慰劳有加，并与他谈及山东问题。陆总长也认为，这件事不宜马上处理，于是日本方面的提案又悬置起来了。
在中国西北，边防日益吃紧，俄国的新旧二党，在西伯利亚境内交战不休。从前，西伯利亚铁路接入黑龙江、吉林两省，由俄国人修筑，中国境内一段称为中东铁路，西伯利亚境内爆发战争后，不免要骚扰到中国边境，政府为此十分担忧。在巴黎会议上，外交总长陆徵祥向协约国正式申明，中东铁路属于我国领土，由中国行使主权。
后来，呼伦贝尔特别区域也怕俄国侵扰，愿意取消特别区域，归属中国政府指挥。呼伦贝尔本在黑龙江西北，一向属黑龙江省管辖，自从俄国人垂涎此地，强行和中国定约，承认呼伦贝尔为特别区域。等到俄国内乱一起，该地总管协领自知站立不住，于是和护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商议，请求归属中国政府。贵福先向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二人呈报，二人再向政府转达。
总统徐世昌十分欣慰，当即下令批准。几天后，徐世昌又任命贵福为呼伦贝尔副都统，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命钟毓督办呼伦贝尔善后事宜，随后又设立了呼伦、胪滨、室韦三县。
在俄国，新旧两党争权夺势，各自设立政府，新党占据了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仍在欧洲东北原境。旧党失去旧都，移居西伯利亚，组织临时政府，暂且在鄂穆斯克定都，随后又迁到伊尔库茨克。后来新党节节取胜，旧党屡战屡败，伊尔库茨克境内的社会党，目睹旧党失势，竟与新党过激派联络，骤然革命，推翻了旧政府。
俄国新政府占了优势，重新将俄国从前的旧都莫斯科定为根据地，一面照会各国，申明旧有土地外，不得互相侵犯。协约各国本来已经准备出兵西伯利亚，防止俄国内乱，美国见俄国新政府重新声明，当即将西伯利亚驻军全数撤回，唯独日本政府不愿撤兵，反而增兵，显然是别有用心。
从前，中国与日本订立了中日军事协定条件，所派军队不能自由往返，现在日本不肯退兵，中国也受到了牵制。接着，日本发表了二次宣言，说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至此，中国政府也觉得无法容忍，外交部当即向日本提出抗议书，而日本方面，自然还是老样子，一味狡辩。
第三部 护法战争 28 南北争端升级
中日争端一直悬而未决，先是山东问题，后是福建事件，各省学潮又风起云涌，全国人民现在是同仇敌忾，一致对抗外辱。
在天津，学生屡次求见省长，要政府与日本理论。省长不仅不接见学生代表，反而派卫队驱散学生，甚至打伤了几名学生。天津各校于是全体罢课，北京各校也依次响应，公举代表，请求见国务总理。靳云鹏虽没有拒绝，但也不过是支吾应付了事。学生们又举行游行演讲，被大队军警赶进天安门关押起来，一直到天黑才释放。在上海、安庆、杭州各地，学生们也经常自发地检查日货，屡次发生冲突，政府不得已，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学生干预政事。
禁令下达后，又命令京师的警察厅，根据自治警察法条例，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以及北京小学以下的学校教员联合会，一律解散。
关于山东问题，中国政府因全国人民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所以迟迟没有结果。这时，湖北督军王占元等四十八人联名，向国务总理靳云鹏提交了一封电报，慷慨激昂地提出了山东问题。王占元平时没有什么言论，这一次却大义凛然，实在是有些出人意料。其实这篇电文，王占元不过是被动签名，而主角却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在平定湖南时，吴佩孚已经崭露头角，此次又重现锋芒。吴佩孚本是山东蓬莱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靠兄嫂抚养成人，后来进入私塾读书，非常聪明，在童子试上一举成名，偏偏在后来三次落第，于是发愤读书，改投保定武备学堂，舍文习武，毕业时成绩最优秀，一介书生，忽然之间变成了武将。当时，学校里有一位教员，便是后来的总理靳云鹏，靳云鹏非常垂青他，推荐吴佩孚到江北提督王士珍麾下，后来辗转到第三师师长曹锟手下。曹锟没有什么将才，经常倚重吴佩孚，当曹锟统兵攻打湖南时，吴佩孚已经出任了第三师师长，任前敌总司令。攻克岳州和长沙时，吴佩孚的功劳最大。曹锟离开后，留吴佩孚驻守湖南南方，不仅是第三师全部，就是曹锟所有的旧属，也悉数听吴佩孚指挥。吴佩孚知恩图报，自然愿意为曹锟卖命。
但是，曹锟是直系，与段祺瑞貌合神离，吴佩孚向曹锟尽忠，当然要反对段祺瑞。湖南督军张敬尧是段祺瑞的心腹，竭力主战，而吴佩孚驻防湖南以后，一直推崇直系的宗旨，舍战主和。两人意见不同，再加上收复长沙的功劳虽然被吴佩孚得到，结果反而被张敬尧后来居上，做了湖南督军。吴佩孚自然不甘心，后来经段祺瑞举荐，出任孚威将军，得了一个虚名，什么实际用处也没有。于是，吴佩孚恨段祺瑞使诈，更加反对他。
在青岛问题上，段祺瑞一派又主张让步，目的是为了讨好日本，而吴佩孚却一意抗日，特地联合同乡军官四五十人，出面劝阻。国务总理靳云鹏自然不好再拖延下去，不得不将王占元等人的请求公告出来，于是便形成了一致抗日的意见，那些亲日派到此时，也只好在一旁随声附和，不敢再冒杂音。
靳云鹏采纳了吴佩孚的建议，决心统一南北，主张和平解决国内的争端。
此时，北方总代表王揖唐在上海呆了许久，名义上是议和专使，实际上一直没有举行会议。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前不久向军政府辞职，军政府虽没有照准，但南方各位分代表，已经不愿和王揖唐谈判，所以唐、王两人有时见一面，说上几句，并没有公开谈判。
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一再催促，哪知和谈毫无进展。一天晚上，在王揖唐的家里，忽然发现了一枚炸弹，虽然没有爆炸，但王揖唐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王揖唐侥幸不死，想起自己前次到江宁，曾被督军李纯当面揶揄，看来这次的暗杀行动，一定是李纯主使的，他也不加考察，马上写信责问李纯。
李纯本来和此事无关，现在见王揖唐居然公然指责自己，于是怒上加怒，讽刺王揖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人的关系也就更加紧张了。
当时，西南各省派别林立，云南、广东、广西三派组成的军政府，看起来是同盟，暗地里却互相猜疑。岑春煊属于广西派，资格最老，陆荣廷也是广西派的人。李纯屡次劝岑春煊不要搞派系斗争，就连总统徐世昌也在暗中托人游说岑、陆二人。岑、陆二人一直打算取消独立，拥戴北方政府，但广东派的首领是国民党中的中坚力量，不愿奉徐世昌为总统，再加上徐树铮一直设法离间他们，要广东派排挤广西派，免得直系派势力和西南势力联合起来。结果，西南各派被直、皖两派分头运动，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团结了。
驻扎在广东的云南第六军军长李根源，被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为建设会议代表，免除了军长职务，所有驻广东的云南军，全部直属督军管辖，并命参谋部长李烈钧代理军务。这时，广东督军莫荣新却出来反对唐继尧，命令云南军各师旅团长，仍归李根源统一指挥。于是，云南各军一部分服从唐继尧，一部分服从莫荣新。双方起了冲突，连日在韶州、始兴、英德、四会等处激战不休。
唐继尧不由得愤怒起来，当即通电西南海陆军将领，谴责莫荣新，同时派其弟唐继虞出任援粤总司令，率兵三师，由云南出发。陆荣廷得知消息，马上从广西出师，驻扎在龙州，声援莫荣新。
在这个紧急关头，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等人急忙出面调和，才没有继续打下去。但是，云南和广西两派，已经彻底决裂。
第三部 护法战争 29 南军占领湖南
在广东军政府中，分歧也日夜加剧，政务总裁海军部长林葆怿辞职，政务总裁外交兼财政部长伍廷芳离开广东，旧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与一部分议员也先后离开，同时通电攻击政务总裁岑春煊，说他私通北方，要和他脱离关系，另外选择地点开会。
军政府总裁岑春煊马上免去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的职务，改任陈锦涛为财政部长，温宗尧为外交部长，又选出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三人出任政务总裁。伍廷芳到上海后，立即和孙中山、唐绍仪会晤，主张重新设立军政府，罢免岑春煊等人。孙、唐二人也都赞成，再向唐继尧征求意见，唐继尧已经和广州军政府反目，自然赞成。于是，四人联名，将意见书通告各省。
广东军政府见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人居然单独发表宣言，顿时愤愤不平，马上召开政务会议，免去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的职务，改派温宗尧继任，然后通知北京政府，声明孙中山等人的宣言为无效。
这样一来，中国马上又要陷入四分五裂的地步了。当初只有南北冲突，很快，北方又分成直、皖两大派系，整天明争暗斗，继而南方也分成两大派，云南、广东为一派，广西为一派，也在那里斗得你死我活。还有四川境内，自周道刚出任督军后，被师长刘存厚压制，愤然离职，刘存厚继任后，又被师长熊克武撵走，退到绵州，成都由熊克武主持。熊克武当选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后，煽动云南师长顾品珍，和岑春煊联合，反对云南督军唐继尧，结果又导致四川和云南相争。云南内部又自相争斗，乱哄哄地闹成一团。只苦了各省的小老百姓，流离失所。
在外交方面，俄国新政府迁都到莫斯科后，正式和中国恢复邦交，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及其他地方掠夺的土地，一律放弃，并将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俄国在中国所取得各种特权，以及在中国所设立的一切工厂，一律放弃，返还中国，并且主动放弃从前签订的“庚子赔款”协议。
消息传到国内，全国各界兴高采烈，只有政府方面还在犹豫观望，以为这样的好事不会轻易落在自己头上。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是多么的羸弱。
却说张敬尧到湖南以后，一切举措都不得人心，湖南省是南北中枢，居民一直倾向南方，不愿依附北方政府，再加上张敬尧作威作福，所以湖南人一直想赶走他，就连湖南有名的人士熊希龄，也不满张敬尧。但张敬尧却自恃有段祺瑞做靠山，安然坐镇湖南三年，无人摇动。
当初，第三师长吴佩孚久居湖南，郁郁寡欢，部下都想回到北方，于是转告曹锟，请他向中央政府请示，准许他撤防。政府因南北议和迟迟没有进展，一直没有同意，吴佩孚更加愁闷，和张敬尧时常发生摩擦。张敬尧也忍耐不住，向政府举荐了张景惠、张宗昌、田树勋三人，要求政府选其中的一人到湖南，接替吴佩孚，政府方面始终没有答应，反而屡次让曹锟出面安慰吴佩孚。
吴佩孚受了两次打击，自然不肯低头容忍，过了几天，马上向政府列举了张敬尧的许多罪状，目的就是要撵走张敬尧。张敬尧自知兵力不及吴佩孚，只得放弃调走吴佩孚的主意，但吴佩孚并不买账，不等曹锟出面调解，立即率兵回到北方去了。
吴佩孚先派参谋王伯相北上，料理驻兵的地点，结果得知以前的营房被边防军占据。吴佩孚不禁大怒，立即电告曹锟，要他下令退让。不过，段祺瑞一直仇视吴佩孚，因此责成内阁总理靳云鹏，要他严惩。靳、吴二人有师生情谊，免不了要袒护吴佩孚，而且自己和段派中的徐树铮一直不和，并不想事事听命于段祺瑞。徐世昌和靳云鹏合成一派后，本想统一南北，联合南方人士，抵制段系，偏偏和议不成，南方又起了内讧，因此靳云鹏想联合吴佩孚，作为外援。
自吴佩孚撤防后，段派归责于靳云鹏，靳云鹏以辞职相威胁，总统徐世昌自然要出面挽留，还给靳云鹏放了十天假，暂时让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他的职务。
几天之后，南方谭延闿的军队趁着吴佩孚撤防，攻入湖南境内，连破耒阳、祁阳、安仁防线，占去衡山、衡阳、宝庆等县。湖南督军张敬尧不能抵御，派人求援。徐世昌一直不愿让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于是让段祺瑞定夺。段祺瑞当然要袒护张敬尧，打算派本派中的吴光新率部支援湖南，徐总统又迟延了两天。谁知张敬尧实在是无用，节节败退，湘乡、湘潭、郴州等地方先后失守，随后又让出长沙，退走岳州。
徐世昌大为震怒，立即下令罢免了张敬尧的职务，再派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共同收复湖南重镇。但是，南军节节进逼，非常厉害，谭延闿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有些谋略，加上部下的赵恒惕是南方健将，善于作战，占据长沙后，又乘胜进攻岳州。张敬尧无力防守，只好再次逃窜，岳州自然又被赵恒惕夺下。
张敬尧逃到湖北省嘉鱼县，政府再次下令剥夺他的职务，命令他把军队交给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接管。吴光新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其实不过是段派在内部进行的人员调整，结果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吴光新的战略并非真的胜过张敬尧，收复岳州和长沙的任务不可能马上完成。此时，驻扎湖南的北方军队，亦陆续退出湖南，只有湖南西部，尚有第十六师混成旅据守。后来益阳、沅江又被南军袭入，混成旅长冯玉祥把守不住，也从常桃退到湖北境内。
于是，湖南全省落入南军之手。
第三部 护法战争 30 派系斗争白热化
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暂驻洛阳，到保定去见曹锟，谈了好几次，决定召开保定会议。曹锟是名义上的主席，一切全由吴佩孚做主，因为曹锟并没有什么能耐，不过是倚老卖老，吴佩孚才让他挂了一个虚名。
曹锟是天津人，排行第三，乡下人称呼他为曹三爷，从小就嗜酒好色。担任第三师师长后，多亏了吴佩孚处处替他效力，才能一往无前，马到成功，升到四省经略使这个职位。这一次吴佩孚召开保定会议，无非是想崭露头角，与段祺瑞一派抗衡，借口追悼阵亡将士，号召各省的军事长官到保定集会。
会议之初，八省联盟代表先商定了三条办法：一是拥护靳云鹏，不反对段祺瑞；二是各省防军一律撤回原防地，南军例外；三是宣布安福系的罪状，请求政府解散安福系。第二天，又组成十三省同盟，和吴佩孚串通一气。
这样一闹，北京和河北两地谣言纷纷，安福派更加惊惶，索性制造种种流言，在京城里散布。总统徐世昌听了谣言，也不禁起疑，暗想直、皖两派愈争愈烈，一旦发生政变，对自己大为不利，不如预先派人从中调解，免生不测。此时，除直、皖两派外，要算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是个人物，于是发了一封密电，敦促张大帅进京调停。
张作霖也不是善人，早就想染指中原，扩张势力，现在得了总统的密电，正好乘机活动起来。在他没有出发时，那位搞复辟的罪魁祸首张勋，屡次向张作霖求情，托他进京代为斡旋，张作霖也答应了。进京后，张作霖马上到总统府报到，毫不推辞调解的重任，顺便替张勋求情。徐世昌也支吾起来，说只要直、皖的矛盾解决了，就可以给张勋帮忙。
张作霖欣然告辞，马上赶赴保定，曹锟和吴佩孚自然出来作陪，席间由张作霖提议，劝大家维持和平。曹锟对答了几句，也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但吴佩孚却起身离座，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肯议和。散席后，曹锟和张作霖把各省代表留下来，商决调停的办法，一是挽留总理；二是内阁局部改组；三是撤换议和总代表王揖唐；最后还制定了对付西南军的计划。
但是，吴佩孚坚持认为，如果不解散安福系，不撤换王揖唐，不罢免徐树铮，这件事始终难以解决，自己也不会就此罢手。张作霖见大家无法取得一致，只好闷闷不乐地宣布散会，吴佩孚也很不高兴地告退了。
张作霖休息了一宵，第二天起来，等曹锟过足了烟瘾，才谈起昨天吴佩孚的态度，觉得这个人未免有些太过武断，后来话题渐渐转移到张勋身上，二人都十分同情他的状况。
用过午餐，吴佩孚及各省代表陆续前来开会，讨论了半天，才议定出六条办法：
一、靳云鹏继续留任总理，撤换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
二、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
三、湖南问题由和谈会议解决；
四、和谈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另外召开国民大会解决；
五、同时裁减边防西北军和南方军队，以及各省的兵力；
六、张勋官复原职。
对此，吴佩孚并不满意，认为必须罢免徐树铮。在吴佩孚看来，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第一心腹，所以必须罢免，而张勋与段祺瑞不和，不如让他官复原职，给段祺瑞多树一个敌人。张作霖无法说服他，只得答应进京向总统汇报。
张作霖回京后，才知道总理靳云鹏和财政、交通、司法三位总长已经辞职，并且得到了总统的批准，而总统徐世昌对其余的几条建议却不肯做主，要张作霖去和段祺瑞商量。此时，段祺瑞正在团河，听了张作霖的报告，知道吴佩孚一心要解散安福部，撤换王揖唐，罢免徐树铮，不由得十分懊恼，想了半天也没有同意，态度非常强硬。张作霖在他和徐世昌之间来回跑了几次，毫无结果，最后实在无法，只得到保定劝曹锟、吴佩孚通融通融。
吴佩孚勃然大怒，对罢免徐树铮的提议一点儿也不松口，曹锟也坚持前面提出的条件，眼看双方就要兵戎相见了，临走时，曹锟还请求张作霖，如果两派开战，要他给自己帮忙。张作霖回去后，和总统徐世昌秘密商议了许久，在报纸上公布了徐树铮的六大罪状，随后又下令调徐树铮出任远威将军，剥夺西北筹边使一职，由李垣暂且代理，裁撤徐树铮西北边防总司令一职，手下的军队由陆军部接收管理，着徐树铮留京供职。
在库伦的徐树铮，一直提防直、奉两派联合起来，对付皖系，于是不等中央的命令到达，星夜回京，用重金贿赂张作霖，许诺事后拥护他为副总统。张作霖前次已经被他骗了一次，自然一口拒绝。徐树铮非常生气，马上怂恿东边的军事力量，阻止奉军入关，一面唆使东三省的土匪，扰乱治安，袭击张作霖的根据地。手段虽然厉害，无奈事先泄了密，派遣的密使竟被奉军查获。
张作霖勃然大怒，马上告诉曹锟、李纯二人，联名痛斥徐树铮，随后便发表了声讨徐树铮的电文，并向总统府建议，请求罢免徐树铮，撤销西北边防军。总统徐世昌还想保全皖系的面子，只调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将徐树铮的兵权一律撤尽。
徐树铮不禁着了慌，马上跑到团河见段祺瑞，一边哭一边说，添油加醋地说了直、奉两派许多坏话。段祺瑞被他一激，禁不住怒气上冲，立即出门上车，一口气驶入京城，到总统府中见徐世昌，一脸的怒容，说了几句冷嘲热讽的话。总统徐世昌自然早有准备，一见他进来，就知道他来的原因，因此打起了太极拳，应付过去。段祺瑞见话不投机，起身拂袖而去。
第三部 护法战争 31 京城大混战
段祺瑞出了总统府，回到团河，与徐树铮商量发兵，由徐树铮带卫队进入京城，逼迫总统罢免曹锟和吴佩孚，一面调动边防军第一第三第九各师，用段芝贵为总司令，向保定进发，与曹锟和吴佩孚一决雌雄。于是，北京、保定一带，战争一触即发。张作霖闻报，匆匆回到沈阳，调兵入关，援应曹锟和吴佩孚。可怜京城内外的百姓，纷纷逃难。
京城局势万分危急之时，东南方又差点打了起来，说起来，也和直、皖两派有关。江苏督军李纯原本是直系，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两人在管辖区域上经常发生争执。吴淞司令荣道一，与李、卢二督均有师生情谊，特地出面调停，双方共同推举旅长何丰林出任护军使一职。没想到中央忽然下令，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淞沪镇守使，命何丰林出任。何丰林虽然是李纯的学生，但出任护军使一职，完全是卢永祥一力撮合的，现在要他改任镇守使，就得归江苏督军李纯节制，不但在官职上是明升暗降，就连和卢永祥的联络也被中断。
何丰林不甘受屈，卢永祥也不肯罢休，在卢永祥的授意下，何丰林马上向中央提出辞职，要求继续担任淞沪护军使。
中央政府一时无暇顾及东南，何丰林更加迁怒李纯，和卢永祥暗中戒严，秘密防御。如此一来，浙江和淞沪如临大敌，谣言传入江苏，李纯也不得不起疑，怕卢永祥等人趁机袭击江苏，于是派兵分布苏州、昆山一带，并毁坏了黄渡至陆家浜一带的铁路。何丰林听说沪宁铁路被李纯截断，越觉得师出有名，于是也派军与苏军对峙，彼此摩拳擦掌，等待厮杀。
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双方闹了一阵，最终还是和平解决。李纯先作出让步，卢、何也顺水推舟，保证互不侵犯，江、浙两地的人民，才逃离了苦海。
徐树铮带领卫队，进入京城后，准备上演逼宫的一幕，一面到将军府强迫那些官员，联名告状，请求剥夺曹锟、曹锳、吴佩孚的官职，拿下查办；并且推举段祺瑞领头，气势咄咄逼人。总统徐世昌不肯依从，拖延了一夜，没有批准。徐树铮的确厉害，竟率卫队围住公府，硬要总统惩办曹、吴等人，否则即不认他为总统。徐总统无奈，只好照他们的提议下令，罢免了曹锟和吴佩孚。
曹吴两人自然不肯坐以待毙，当下由曹锟出面，联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长江沿线的三位督军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发布通电，公布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罪状。
通电一下，全国顿时沸腾起来。
张作霖回到沈阳后，立即派遣重兵，进入山海关。曹锟得知奉军入关的消息，于是放心出兵，亲赴天津，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称各军为讨贼军，在天津设立了大本营，在高碑店设立司令部，与段祺瑞对敌。段祺瑞也分四路进兵，第一路统领刘询，第二路统领曲同丰，第三路统领陈文运，第四路统领魏宗瀚，均归总司令段芝贵调度，总参谋就是徐树铮。
7月14日，两军相距不过数里，京城上空战云密布，局势已经无法挽回。此时，总统府还在那里发出通令，命令双方停战，自然不会有人听从。
战争首先在琉璃河附近一带爆发，枪炮声响成一片。隶属于段祺瑞的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与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军，进逼曹锟的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气势逼人。直军也不肯退让，立即上前交锋，双方正在激战的时候，直军忽然步步败退，边防军越加勇猛，趁势追杀，再加上总司令段芝贵邀功心切，下令军队全力追击。
直军退到第一防线，避入深壕，伏下身子不动，边防军射来的枪弹，全部越过了壕沟，一点杀伤力也没有，白白耗费光了药弹。突然，一声怪响，无数子弹向边防军飞来，烟尘四起，血肉横飞，边防军支撑不住，立即转身飞奔。直军转守为攻，从壕沟中跃出，还击边防军，吓得边防军纷纷逃窜。段芝贵顾命要紧，早已逃走，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及边防第三师步兵第二团，由张庄、蔡村、皇后店三路，分攻杨村的直军防线，激战多时，全部被直军击败。
第一仗，直系军队大获全胜。段祺瑞急忙出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曹锟等人的罪过，同一天，曹锟也通电各省，述说开战的理由，将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边防军。双方各执一词，互相诋毁攻击，正是战场上屡见不鲜的老调子，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们自然能够分辨是非曲直。
战争打响后，局势势必难以收拾，其中最激动的人要算徐树铮，他以为敌弱我强，曹锟没有什么才能，吴佩孚又是个书生，而自己的西北军身强力壮，只要稍稍一用力，就可以踩死曹、吴二人。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一方一战即溃，气得徐树铮火冒三丈，将高碑店的战事交给段芝贵主持，自己亲赴杨村一带，指挥三路大军，进攻曹锳，一面通知湖北、河南、山东等省的同党，要他们迅速起事，响应京城。
湖南督军吴光新，属于段氏嫡派，继张敬尧之后，兼任长江上游总司令，见岳州、长沙被南军占据，无隙可乘，不得不在湖北安身。张敬尧奉令前去查办，他始终不肯进京，一直在湖北逗留。接到徐树铮的密电后，马上和张敬尧商议，妄图攻下湖北，又因旧部赵云龙驻守在河南信阳县，便教他乘机发难，攻夺河南。
但是，湖北督均王占元与曹锟、吴佩孚联络一气，当然提防吴光新，时常派人侦查，防止他有变。直皖大战爆发后，吴光新的举动被王占元察觉，于是借宴请为名，将吴光新软禁起来。王占元扣留了吴光新，又派人诱降了吴光新的队伍，只有张敬尧事先得知消息，一溜烟似的逃出湖北，做了一个漏网之鱼。
随后，王占元通电曹、吴二人，曹、吴二人非常欣慰，随即又接到广东军政府的通电，以岑春煊为首的一帮人，也站出来声讨段祺瑞，与曹锟、吴佩孚遥相呼应。
第三部 护法战争 32 皖系军阀的溃败
没几天，直、皖两军又开始交战，分成东西两路，互相角逐。西路在高碑店，东路在杨村。徐树铮率领西北军，猛攻曹锳。曹锳仓促抵敌，一时措手不及，竟被西北军击败，曹锳只好号召兵士，退出杨村。徐树铮占领了杨村，很是得意，偏偏又接到高碑店的战报，自己一方一败再败，顿时又转喜为忧。
原来，段芝贵上次失败后，收合军队，准备再次进攻。7月15日晚间，又对高碑店展开进攻，想乘对方不备，打一场胜仗。直军也有提防，出阵接战。段芝贵见直军十分严整，便心生一计，密令部队四下散开，引诱直军，将直军困在核心，段芝贵喜不自禁，命令队伍再接再厉，一定要杀得他片甲不留。谁知阵后忽然来了数百人，拿着新式快枪，接连射击，好似连珠炮一般，令人无处躲避，为首的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直军总司令吴佩孚，段芝贵被他一阵猛攻，吓得方寸大乱，急忙骑上快马，逃到三十里外下营。
吴佩孚得胜收军，休息一夜。到了第二天晚上，令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与第三补充旅旅长龚汉冶，合力向涿州进攻，再令补充旅旅长彭寿莘作为后应。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守涿州，与萧耀南相遇，两军刚一碰面，便噼噼啪啪地放起枪来。边防军屡遭败仗，未战先怯，勉强支撑了一小时，眼看直军来势汹汹，便想退走，却被龚汉冶的补充旅从右边攻入，冲断边防军，彭寿莘又随后杀来，击毙边防军无数，俘获旅团长以下共五十余人。
曲同丰带领残兵，逃进涿州。直军便在涿州城外安营，曲同丰的战斗力已经损失过半，眼看支持不住，没奈何派人请和。吴佩孚只准投降，不准求和。曲同丰保命要紧，只好依吴佩孚所言，与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带着残兵二千余人，向直军缴械投降，涿州落入直军手中。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听说曲同丰降敌，竟然抛下部队逃走了，部队没有主帅，自然大乱起来，大都弃械逃生，段芝贵也逃入京师。至此，西路军完全失败。
徐树铮正在忧患时，曹锳已经领军杀到。徐树铮的队伍早已是垂头丧气，哪里还有心思接战？顿时出营逃窜。徐树铮一溜烟跑进京城，窜进六国饭店藏匿起来，刚好碰上了段芝贵，两人一照面，都十分狼狈。段祺瑞连接几条坏消息，又愤怒又惭愧，当即取过手枪，准备自尽。幸亏被左右夺下手枪，劝他进京求总统下达停战令。段祺瑞不得已，马上回到京城，在总统面前自责。徐世昌冷笑着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于是令靳云鹏、张怀芝等人去见曹锟、吴佩孚，商议停战。
段祺瑞的四路大军一齐溃败后，山东、河南各省的段系军队，也纷纷瓦解。山东德州方面，守将商德全被边防军统领马良击败，随后奉军支援商德全，击败边防军，夺回德州，马良逃走。信阳戍将赵云龙，河南旅长李奎元击败，逐出境外。还有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响应曹锟，在居庸关附近击败边防军的西北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段祺瑞和徐树铮的计策，一一失败。段祺瑞还想解嘲，说自己这一次交战是为了保卫京城，因为失败了，所以主动要求辞职，向国人谢罪。但是，毕竟众怒难犯，各地的舆论并没有打算放过他。江苏督军李纯，南北海军将校林葆怿、蓝建枢、蒋拯、杜锡珪等人，都出来声讨安福党人，历数他们的罪状。最激烈的是吴佩孚，趁这次全军大胜的机会，与奉军同到京师，驻扎在南苑和北苑，要求大总统诛杀罪魁祸首。
靳云鹏与张怀芝见了吴佩孚，从容商议后，提出了四大条件：一是惩办徐树铮；二是解散边防军；三是解散安福系；四是解散新国会（即安福国会）。中央政府不得已，只好承认，在靳云鹏与张怀芝和再三调解下，吴佩孚才答应罢兵停战。尽管如此，曹锟对这样的结果还有些不满意。
接下来，中央一连下了几道命令。除了为曹锟、吴洗刷罪名外，所有被免职的人，几乎都是段祺瑞一派，虽然是免职，不过只是罢官而已，并没有处罚他们的身体和财产。即使这样，徐树铮等人还是害怕被缉拿归案，皮肉要受苦，因此一直藏在东交民巷里，借各国的使馆作掩护。而总统徐世昌虽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其实全都是曹、吴等人的主张。他虽然暗中嫉恨段祺瑞一派的势力，但只要段祺瑞下了台、段派失了势，就算是如愿以偿，不想再为难其他人，所以对徐树铮等人口头上说是严办，并没有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
但是，曹、吴等人虽然放过了段祺瑞，却不肯宽容徐树铮等人，得知徐树铮等人藏匿在使馆地界内，自己不能直接派人捉拿，于是疏通各国公使，请求他们帮忙。各国公使团磋商多时，英、美、法三国公使暗中帮助曹、吴二人，并在会场中发表政见，不准这些人藏匿在三国的使馆里，只有日本及意大利两国公使力持异议。最后，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当面哀求日本公使，总算暂时保住了命。
徐世昌又陆续下令，罢免湖南督军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将长江上游总司令一职废除，吴光新手下所有的军队，由王占元接管。同一天，又夺了吴炳湘的官职和勋位勋章。8月3日，徐总统再次下令，解散安福系的组织——安福俱乐部。
接下来，就是撤换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王揖唐了。徐世昌不便亲自下令，命国务院通知江苏，将王揖唐的议和代表资格撤销，改派江苏督军李纯为南北议和全权总代表，与广东军政府接洽议和。李纯一直和王揖唐不和，随即又上书弹劾王揖唐。徐总统无法，只得下令剥夺王揖唐的军职，收回以前嘉奖的勋位勋章，命令将王揖唐捉拿归案。
但王揖唐居住在上海租界内，根本不怕中国政府通缉。
第三部 护法战争 33 直系军阀上台
此时，总统徐世昌除没有解散新国会外，对曹、吴等人的其他要求一一照办。曹、吴等人并不满意，又一连弹劾了段派中的数人。于是，总统再次下令，将前安福俱乐部的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蒐瞻、臧荫松、张宣等人剥夺官职，将帮助徐树铮出兵作战的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陆军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长刘询，谦威将军张树元等军官罢免，并且下令严惩这些人。
但是，徐树铮、段芝贵等人一直躲藏在日本使馆，曹锟和吴佩孚虽然对徐树铮恨之入骨，也不能亲自到东交民巷抓人，只好忍气吞声，暂时将这件事搁置下来。
直、奉两系联合推倒段系后格外亲昵，曹锟和张作霖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也没有闲着，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草定了八条大纲。
吴佩孚是这番论调，虽然深得民心，无奈中国目前的局势不稳，那些军阀都有私心，所以他的理想仍然无法实现。况且段系势力被推倒，大权又落入了曹锟、张作霖这些主张武力的军阀手中，哪里顾得上黎民百姓的死活？
而在西南一带，党派林立，哪一个不想扩充自己的地盘？哪一个不想把持权利？四川全省土地肥沃，百姓殷富，那些军阀你争我夺，把这里搅得乱七八糟。直、皖混战结束后，熊克武又被吕超赶走，熊克武心有不甘，又向刘存厚借兵，再来攻打吕超，害得川中军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其他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各地，分裂以后，各派势力也是兵戈相见，互斗不休。此外各省的军事长官，表面上虽然没有争执，暗地里都是虎视眈眈。
段派已经失势，靳云鹏的势力又渐渐高涨，在曹锟、张作霖等人的大力运作下，成立了自己的新内阁。国务总理靳云鹏二次上台，想收买人心，请求对安福部余党既往不咎，然后召曹锟、张作霖进京，商量南北统一计划。
曹锟、张作霖应召进京，和靳云鹏相见。三个老亲家会聚一堂，和气融融，自然欢洽。随后由经徐总统下令，裁撤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等职，改任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与张作霖职权相同，副使由吴佩孚出任。张作霖与吴佩孚虽然互相有些猜忌，此时也只好顺从大局，但吴佩服主张的国民大会，却被张作霖极力驳斥，两人的这番过节，酿成了后来的武力统一局势。
靳云鹏提议的南北统一，张作霖表示了赞成，曹锟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也站出来附和。两位巡阅使在北京半个月，分别向各省督军征求意见，随后在天津接见各位督军派遣的代表，喜气洋洋地制订了新一轮和谈计划。
靳云鹏从天津回到北京以后，便想积极推行南北统一计划，无奈南方军阀早已是党派分歧，比前次和谈的时候还要严重。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各成仇敌，旧国会一部分议员离开广东，到云南单独召开国会，议定取消岑春煊的政务总裁职务，补选贵州督军刘显世为政务总裁。一国中出现了三个国会，如何进行管理？刘显世是广东军政府选举的，未曾就职，仍与唐继尧唇齿相依，不愿合并进入广西系。
在北京靳云鹏总理及南北议和总代表李纯的一再劝告下，唐、刘二人才通电各省，表明了自己对和谈的意见。
北方各省的军阀，见了唐继尧、刘显世两人的通电，一番商议后，由曹锟、张作霖两人领头，回复云南和贵州方面，也说得娓娓动听。
双方的通电看似合情合理，不急不躁，似乎南北两方的和平指日可待。仔细一琢磨，才发现其中仍然有许多隔阂。北方主张解散新旧国会，新国会由段派势力组成，南方一直反对；但旧国会在云南、广东都有组织，这些人一心想恢复立法权，怎肯被解散？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南方一向反对段氏的武力统一主义，此时段派虽然下台，但曹锟、张作霖都是军阀出身，怎能使南方信服？况且徐总统是新国会选举的，南方并不肯承认他的地位，想要南北和平，还须改选总统，自然又是办不到的事情。
这时，湖南第七师等一部分军队，突然在武穴开战，幸亏由冯玉祥率兵弹压，才得以平定。旅长张敬汤是张敬尧的弟弟，曾在湖南战场上败逃，经中央通缉后，一直到武穴兵变失败，藏匿在汉中，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抓获，问明罪状，电告中央，当即就地枪毙。还有张敬尧旧部第二混成旅旅长刘振玉等人，曾在宁乡、安化、新化等县纵兵烧杀抢掠，被各处灾民告发，由湖南总司令部处死。此外如保定、通县、兖州等境，偶尔也有兵变，多是安福系的余党作乱，经地方长官剿灭，一一荡平。唯有张勋得到张作霖的保护，住在天津，年老体衰，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
再说外蒙古取消自治将近一年，自从徐树铮到了库伦，削夺前都护陈毅的职权后，陈毅也不愿办事，索性南归。当徐树铮回京作战时，政府又派陈毅暂且出任西北筹边使。陈毅尚未到任，外蒙古又暗中准备独立，竟于民国9年9月13日夜间，大放枪炮，自相庆贺。幸由驻扎在库伦的司令褚其祥派兵弹压，抓获两名首犯，驱散余党，一面向巡阅使曹锟汇报。曹锟再转告中央，请求拨发军饷，并催促陈毅上任，政府自然照办。
后来，听说外蒙古的政变，是俄国人在暗中唆使。这时，俄国新政府虽然战胜了旧党，但国家内乱未平，各国列强均不承认它，还劝告中国与俄国绝交。中国政府自恃有列强相助，遂由外交部出面，请徐总统下令和俄国绝交，收回了俄国在中国的所有租界。
到了民国10年（1921年），外蒙古果然宣布独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民国13年（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又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民国35年（1946年），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