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
1991年版
目录
序 3
第一部分 政治现实 5
第一章 分水岭 6
第二章 不再存在社会拯救 10
第三章 罗斯福美国的结束 14
第四章 当俄罗斯帝国一去不复返时 19
第五章 既然武器是反生产力的 28
第二部分 政府和政治过程 37
第六章 政府的局限性 38
第七章 新多元化 49
第八章 “当心神授魅力”：对政治领导的新要求 68
第三部分 经济、生态学和经济学 73
第九章 跨国经济——跨国生态学 74
第十章 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 90
第十一章 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学 99
第四部分 新知识社会 110
第十二章 后商业社会 111
第十三章 两种反主流文化 119
第十四章 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 132
第十五章 作为社会职能和文科的管理 141
第十六章 转变中的知识基础 148
结论 从分析到认识，新的世界观 163
序
本书所写的不是关子“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关于“下个世纪”。它的论题是：“下个世纪”已经到来，实际上我们已经向21世纪迈进。虽然许多问题的答案尚未可知，但我们熟悉和了解这些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行动方向清晰可辨，那些虽然相当流行但却徒劳无益的行为（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同样可见。客观现实与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商人以及工会领袖所关心的以及他们为之著书、演讲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根据是：非现实主义的深刻意识构成了当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特点。因此本书不是一部“未来主义的作品，而是试图阐述今后若干年将成为现实的那些忧虑、问题及争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最严峻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人类过去取得的成就造成的——比如，福利国家的成功，本世纪税收国家的发明以及知识社会的成功等。阻碍我们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些最大障碍是昨天遗留下来的口号、承诺和问题，这一切至今还支配着公众舆论，限制着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人们几乎淡忘了的一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又重新变得与现实相关起来。例如，19世纪奥匈帝国和英属印度时期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产生影响的历史经验于俄罗斯帝国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包含了这么多历史内容的原因。
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涉猎范围相当广泛。虽然这本书写于美国，出自一个美国人的笔下，但它没有仅仅局限于反映美国的问题，也相当充分地谈到了日本、西欧、苏俄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社会、经济诸方面的问题。然而这本书如有不足之处恰恰是雄心还不够。比如，技术对军事和防务、对政府的功能和局限性以及对学校和教育的影响在书中得到频繁的讨论，但是本书却没有一章涉及技术本身。我个人认为关于这个论题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尽管技术极其重要，但今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
本书另外一个更大的局限性在于：它仅仅涉及“表面”，反映的是政治与政府，经济和经济学，社会、社会组织以及教育这些“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但是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这些基础性的问题，虽然在本书中被多次提到，但只是在末尾用很短的篇幅加以论述。而且，本书没有讨论专制和对权力的贪欲、恐怖和残忍、赤裸裸的犬儒哲学这些人类精神的痛苦与道德上的恐怖，而这一切自西方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就此而言，笔者缺乏权威和能力。
这本书不是集中于说明明天应做些什么，而是论述人类如何着眼于明天做好今天的事。出于这一自我限制，本书只是试图为人类以后的行为制定一个日程表。
第一部分 政治现实
第一章 分水岭
即使在最平坦的地形上也有峡道，路在那儿先爬上山峰，然后又走入一个新的山谷。这些峡道中绝大多数只是地势上的不同，山谷的两边在气候、语言或文化方面很少甚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些峡道却不一样。它们是真正的分水岭。它们常常既不高又不壮观。布伦内罗峡道是阿尔卑斯山脉中最低、最不陡的峡道，可是从远古时代起，它就标志着地中海文化和北欧文化的分界线。纽约市西面大约70英里的特拉华河峡谷甚至不是真正的峡道，可是它仍然分隔着东部沿海地区和美国中部地区。
历史也有这样的分水岭。它们一般也不壮观，而且很少为当代人所注意。但是一旦越过这些分水岭，就会看到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面貌。社会和政治气候不一样，社会和政治语言也不一样。存在着新的现实。
在1965至1973年间的某一时刻，我们越过了这样的分水岭而进入“下个世纪”。我们摆脱了在一、两个世纪中决定政治进程的信念、义务和结盟。我们现在正处于政治上的未知领域里，没有什么熟悉的界标可指引我们。除了极少数斯大林主义者外，没有人再相信什么社会拯救，虽然这种信仰曾经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支配和推动政治的主要力量和发动机。但是，唯一有效的政治抗衡力量，即利益集团内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结合也已消耗殆尽。它是美国自己对政治艺术和实践作出的贡献，最早由马克?汉纳在上世纪末提出并时兴，而在40年后则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中予以完善。
最后一个殖民帝国俄国已进入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不管接下去是什么样的国家，它既不可能是“俄罗斯的”，也不可能是帝国”。
在以往3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军备是一件有效的“东西”，并被作为政策工具而发挥作用，而现在却已成为“起反作用的”：经济上即使不是带来破坏，也是一种负担；作为政治工具己很不可靠，而最重要的，也是最没有想到的是，甚至在军事上变得软弱无能。
这些就是本书第一部分要讨论的主要现实。
1873～1973年
前一个这样的“分水岭”，确切地说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1873年越过的。在经济上，那年的维也纳股票行情暴跌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造成严重的影响。它做到的只是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引起了短命的股票市场恐慌。18个月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完全复苏。
但是在政治上，相当难解的股票交易大跌价标志着自由党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放任是主要政治信念的100年的结束。那100年始于1776年，当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一书。在1873年以后的10年里，曾高举“进步”和“启蒙”旗帜走遍整个西方的伟大的自由党派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它们再也没有重振旗鼓。
在欧洲大陆上，它们几乎立即分裂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的社会党。两者都反对资本主义，敌视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民主”。反犹太主义求助于传统的反资本主义者，即农民和小商人，而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后”的产业工人。然而，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抵制放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而且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样，从一开始它就被完全公开地界定为政治一体化的发动机，被视作夺取政权的组织原则。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把社会党纲领付诸实践并没收煤气公司、电力公司和电车公司的政治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而是1897年当选为维也纳市长的反犹太主义的社会党人卡尔?卢埃格尔。正如大约50年后约瑟夫?斯大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
从一开始，也就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如此平行不悖，并且为继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相互竞争。在1873年大跌价前，两位年青人维克托?阿德勒和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是奥地利自由主义的新星，他俩是亲密的伙伴和好朋友。但不到5年，他们便成了死敌。阿德勒成了欧洲大陆最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而舍纳雷尔则建立了第一个反犹太主义政党。60年后，阿道夫?希特勒把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在维也纳当流浪者时从舍纳雷尔身上吸取的东西在德国付诸实践。
1873年以前，卡尔?马克思是一个完全不出名的“怪人”，作为一名记者，他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5年后，他成了在全欧洲，甚至在美洲拥有追随者的大知识分子。1873年后的20年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成为欧洲大陆每个大国，如法国和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甚至沙皇俄国——虽然受到官方的镇压——的最大政党。
维也纳股市暴跌后10年，在1883至1888年间，德国首相俾斯麦发明了国家健康保险和强制性的老年保险。这开创了“福利国家”,由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保险网。与此同时，英国和奥地利开始通过对工厂的检查，制订健康和安全规定以及限制对儿童和妇女雇佣，减少了雇主的权力。甚至在与欧洲政治趋势无缘的美国，19世纪80年代通过和建立的保护农业社社员法、管理铁路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反托拉斯法和第一批管理和限制证券交易的州法律，使自由市场受到了限制。19世纪80年代末，还是在美国，出现了首次明确“反对商业”的类似人民党主义的政治运动，它要求政府控制华尔街、农业价格、劳动时间和工资。1900年前后，在人民党领导下，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继几年前的奥地利维也纳之后，成了使当地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电车公司“社会化”的第二个城市。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反犹太主义也已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1894年，阿尔弗雷德?德雷菲斯上尉在法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宣判犯有间谍罪。对德雷菲斯的宜判激发了反犹太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亲纳粹的维希政府就是它的直接产物。1895年，德国皇帝的宫廷传道士阿道夫?施特克尔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党，公开地试图动员这个国家的“反资本主义者”。l年后，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奥地利人第一次推选了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担任维也纳市长这样的高官。
由于德雷菲斯事件，极权主义羽毛丰满了。在德雷菲斯被诬告为受德国雇佣的间谍后两年内，法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事实上，真正的间谍是谁，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可是，为德雷菲斯恢复名誉的要求得到的却是“谁在乎德雷菲斯是否是无罪的，要紧的是军队的利益”。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声称集体、政党、国家、雅利安人种是至高无上的。认为军队的利益就是“真理”和最高标准这一点，使法国的公众舆论都对德雷菲斯不利。10年后，德雷非斯恢复了名誉。
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大跌价之后100年中，政府控制经济和政府指导社会，已成为“进步的”原因。政治大争论不是围绕福利国家问题。它是在“福利国家”信仰者和马克思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派别的极权主义信仰者之间进行。在福利国家中，政府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受到民主和法律的约束，而极权主义信仰者鼓吹和行使绝对的、无限的政府权力。
l973年分水岭
在经济上，1973年的“石油冲击”和此前两年尼克松总统让美元“浮动”的决定，也可以被认为不如人们预期会产生严重后果的事件。只注意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外贸统计数字等等的经济统计学家，除了眼前的、短期的和统计学上无关紧要的波动以外，往往看不到它们的影响和后果。同样，如果一个人只看机构如何运作，60年代末发生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震撼世界并被广为宜传的学生造反也该被认为是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不管这些机构如政府、大学和整个社会如何运作，对它们都没有任何影响。
然而，1968至1973年这个阶段是完全可以同1873年比拟的分水岭。1873年是自由党时代的结束，而1973年标志着政府是“进步的”事业这个时代的结束。它结束了由19世纪70年代首次系统地提出的主义和政策支配的时代。
政治口一号延续的时间要比政治现实长。它们是政治柴郡猫脸上的笑容。1850年的政治口号表达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伯特王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者这一代伟大的自由党人的政治信念，在当代新保守主义者中间仍然家喻户晓，尽管有些细微的变化。“福利国家”世纪的口号同样还会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同我们在一起。但是，正如自由党人到1900年已不再与政治有多大关系一样——即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仍然经常出头露面，发表言论以及非常值得尊敬——福利国家的口号所反映的政治信条现在在政治上、社会上，甚至经济上，也没有多大关系或现实意义了。它们仍然能用作行动的制动器，但它们再也不可能提供行动的指南或动力。
新政的口号也许能为美国今后的选举提供激动人心的政治辩辞。正如至今许多次竞选运动所表明的，它们没有做到的是吸引当选所需的足够选票，更不用说关于执政后干些什么的指导了。它们也只是柴郡猫脸上的笑容——猫的身体什么也没留下。
第二章 不再存在社会拯救
“只要不威胁到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俄国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党的新路线”。但是这不是西方报刊所说的新实用主义。它完全放弃了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过去所主张的一切东西。
这项政策宣布放弃了使卡尔?马克思能把他的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一个社会和个人都尽善尽美的永久社会、一个建立地球乐园的社会的许诺。是社会拯救这种信念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是，除了极少数年老的政党工作人员外，没有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思想感到惊异。其他所有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中的人，早已不再相信社会拯救。其他所有的人都已成为愤世嫉俗者，而不是实用主义者。
俄国的戈尔巴乔夫先生也许能在保持党对权力的垄断，甚至振兴经济方面取得成功。但是，他无法恢复的一件事就是对社会拯救的信念，不管他们是通过共产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它已一去不复返了。在非共产党国家里，对社会拯救的信念同样也已一去不复返了。也许除了南美洲的“解放神学家”外，没有人再相信社会行动的力量能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甚至不再相信有一种能使社会更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力量，也没有人再相信彻底改造个人以造就“新亚当”。
50年前，这样的信念司空见惯。不仅社会党人，而且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相信社会行动，特别是废除私有财产，将彻底改造人。于是就出现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等等，其区别不在于基本信念本身，而在于前进的速度，在于采取怎样的具体行动将是最有成效的。主要争论是在方法问题上。铲除社会臻于完善的障碍应该是政治和政府的任务吗？或者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创造新机构和新条件？现在这已一去不复返了。
政府将不会消亡；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但是，现在任何人像仅仅20年以前的林登?贝思斯?约翰逊那样公开赞扬“伟大社会”，将会被一笑置之。我们争论具体措施。我们对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这种活动或禁止那种活动提出疑问。对每项政策的得失将争论一番。对它的成功机会也将有一番争论：禁止使人上瘾的毒品是否比使它们合法化更有可能制止毒品的滥用？这种或那种措施是否有可能吸引选票，便一个政党继续掌权或把执政者赶下台？
当然，现在，而且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人称自己为“社会党人”，或“工党”。但是，1981年以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是它现在含义的最好说明。密特朗上台时，他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尽责的社会民主党人，30年代的纲领、希望和许诺的继承人。在180天内，以资本从法国外逃形式出现的现实迫使他改变了航向。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西方世界，几乎最赞成资本主义的政府。自1982年起，在密特朗领导下的法国，社会主义意味着将执政党的朋友和支持者安插到国有化行业的总裁职位上去。法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就是只要能改善社会党对权力控制的任何事物。将这个同50年前发生的事情作一比较，1931年英国处于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时，社会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把短期经济需要置于社会党原则之上。麦克唐纳被作为叛徒狠狠地嘲弄一番，并立即失去人们的敬重。密特朗却成了英雄。
约翰?肯尼迪是本世纪第一位甚至不假装除获得权力外还有“纲领”的美国总统。时至今日他仍是一个英雄，一个受人崇拜的人物，尽管他在3年总统任期内成就甚少。也许是仍然相信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赴，却因他的伟大社会而成为嘲笑的对象。他的向贫困宣战己成为失败的代名词。最后一个真正有影响的计划也许是1946～1947年实施的英国国家健康服务计划。现在它在英国还是很受欢迎，但已处于严重的、深刻的危机之中。
同样重要的是。找们已日益怀疑任何社会问题是否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无疑，存在着错误的答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社会形势、社会行为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以致不能承认一个简单的“正确答案”。如果它们能得到解决的话，也总是有几种解决办法，而且没有一种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知道，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教学方法或学习方法。一个学生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另一个学生则有另一种正确的方法。保护环境、防止工业废物和污染物，也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颁布禁令是适当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罚款是适当的。在其他情况下，需要使非污染有利可图。然而，为了对大众有吸引力，“社会拯救”的任何许诺都必须能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或者至少说，“这是迄今最好的方法”。于是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西方200年历史的终端。
对信仰拯救的信念主宰着中世纪的欧洲。它在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再次流行后，到17世纪中期又消逝了。无疑，每一个宗教派别以前都宜称过，而且现在仍在宣称，自己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到17世纪中期，信仰是个人的事，这一点已为公众普遍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迫害停止了，甚至在19世纪的西方仍有一些迫害。而且，甚至在西方国家里，基于宗教之上的政治无能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完全消失。但是，宗教信仰能在地球上创造天国的信念早在100年前就已消失，或者已变得毫不相干。
对信仰拯救信念的消失产生的真空，在18世纪中期由对社会拯救信念的出现填补。社会拯救就是体现在时间短暂的政府中同样时间短暂的社会秩序拯救。这种信念最早是法国让?雅克?卢梭阐明的。30年后，英格兰的杰里米?边沁将它发展成一种政治体系。是“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和德国黑格尔又把它永久地铸造成“科学的”绝对论。这两个人后来“生了”马克思。在西方成为世界主宰的过程中，机器、金钱和枪炮方面的优势也许没有社会拯救的许诺那么重要。而且，现在这已一去不复返了。
对社会拯救信念的终止意味着过去200年中最普遍存在的幻想的死亡：大革命的神秘性。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敢于称列宁十月革命为“一次历史事件”时，它就被埋葬了。过去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它一直是“时代的结束”。当然，革命将继续像过去一样发生：政变、夺权、反对专制政府的造反以及最重要的“内部瓦解”，这是人类史上最频繁出现的暴力推翻政府的原因。这些革命中，只有少数将使事态有所改善，其他的只不过是暴君取代有名无实的君主。但是，大革命完全不一样。它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事件，世俗的基督再临。它将恢复人和人类社会原始的纯洁。当然，大革命将是激烈的。但是，在“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挣脱枷锁，或者正直善良的雅利安人赶走犹太人后，新的黎明将迎来乌托邦。1794年，法国革命中被击败的“激进分子”，在他们的理想社会在身边崩溃，变成了恐怖统治，后来又变成五人执政内阁的反革命时，首先有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想法。在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失败后，这种想法又出现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血腥屠杀和军事镇压告终时，它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来说变得极为重要了。
可能还会出现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运动。对社会拯救和世俗革命的基督再临信念的消失，可能会唤起新的预言家和救世主。但是这些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运动很可能是反社会的，并且建立在这样的断言之上：只能有社会以外的拯救，只能有人的拯救，也许甚至只能有退出社会的拯救。
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革命（或者苏联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改革），不管他们言辞如何，都不是“反政府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都不断扩大他们各自政府的规模——戈尔巴乔夫主席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些发展以及邓先生的“新中国”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放弃了社会拯救。他们不把政府看成是产生一个更好的社会、更不用说尽善尽美社会的机构。他们认为政府的功能具体来说是：改善美国的竞争力；削弱英国工会的权力，使英国地方当局营造的房屋租户成为房主；提高俄国农场的生产力；减少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腐败等等。我们在政治中看到了1700年前后“现代医术刚开始时发生的事情：从万应药到具体诊断的转变以及针对什么病吃什么药的探索。这个新焦点并不意味着减少医生和用药；它意味着要更多的药和更多的医生。同样，政治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要减少政府和政府的措施。但是它确实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和功能被理解为是不同的，它的最终目的也是如此。
对社会拯救的信念在过去200年中曾是西方政治最有生气的力量，并日益成为世界政治最有生气的力量。它的死亡产生了真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的出现是填补这个真空的一种企图。作为美国社会生活要素的宗教坚定不移地恢复活动，福音派新教会教堂和乡村教堂的恢复活动，部分是对世俗的社会拯救信念的消失作出的反应。然而，美国1988年选举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不会回到作为主要政治因素的对信仰拯救的信念上去，尽管宣传全部集中在“道德多数”上。回到19世纪初的放任主义上去也不太可能。因为放任主义也许诺社会拯救：清除追求个人利益的障碍，最终将会导致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或至少是尽可能好的社会。
相信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西方第一流政治家是70年代初德国社会党人、总理维利?勃兰特。他的德国社会党领袖接班人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而不是“信仰者”。他只有一种政治思想，即正派。另外，他相信并成功地实践了实用主义政治，用以解决短期的特定难题，而不是问题。他的指导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是有效性、效率和得失比例。他的继任者，基督教民主党人赫尔穆特?科尔同样只能没有“原则”。对科尔来说，要紧的是事情是否起作用。什么事情有可能使一个政党继续掌权或帮它上台已日益成为政治的检验标准。
这是否足以提供派别、利益集团和作为现代复杂社会特征的多种短期压力的一体化？它是否足以提供统治、领导和政策？
第三章 罗斯福美国的结束
社会拯救显然是最有条理的政治原则。然而，它不是唯一的。自19世纪90年代起，它有一个首先在美国，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得支配地位的竞争者。用政治理论的旧术语来说，这个原则就是国家通过主要“利益集团”一体化为所谓“国家的经济等级”。它反对社会拯救的乌托邦经济许诺。
这个概念起源于罗马共和国。它只是在19世纪末，而且在美国，才变成政治现实。那时，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已开始击败阶级战争——俾斯麦特意设计福利国家的目的。西欧和中欧的社会党人正迅速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在美国，一种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人民党主义正在出现，它在许多方面比欧洲左翼更“反对”，更“激进”。为了反对制造分裂的阶级战争这种威胁，在189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政治家马克?汉纳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一体化，其中主要经济利益集团（国家的经济等级），由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发展中的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当时经济发展被称作繁荣兴旺。
马克?汉纳是政治史上真正的创新者之一。除了《联邦制文件》的作者外，美国政治家中极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可是他在报刊上得不到好评。其原因就是他的成功：他使美国政治偏离了意识形态，政治学家们为此从未原谅过他。对他们来说，应受尊重的政治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这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应受尊重的政治必须处理问题，而不是活动。但是，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政治中起过作用的理论全都基于马克?汉纳的经济利益及其政治一体化之上。它们直接将胜利和权力交给了汉纳的共和党。当1912年共和党的分裂将胜利拱手还给民主党人时，他们的获胜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像汉纳以前一样被认为是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家。马克?汉纳打下了智力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创建了将他的政治概念转化为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他没有创建共和党，但他重建它。
40年后，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完成了马克?汉纳的大厦。1932年罗斯福战胜了该党长期的宠儿阿尔?史密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恰恰是因为他否认了史密斯以欧洲意识形态重建美国政治的尝试。罗斯福一入白宫，就立即开始重建被大萧条摧毁的汉纳经济一体化。在它上面，他又加上了政府作为一种有生气、富有创新精神并给予生命力的作用。政府将不仅是汉纳的农场主、劳工和商人等三个利益集团采取共同行动的渠道。它将在三者之间起平衡作用。它将保证任何一个集团都不会受到其他集团的压迫和剥削，还将保证任何一个集团都不会统治其他集团。罗斯福的政府将是统一者和平衡轮。它将使用它的权力维护社会均势。
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罗斯福的政府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府，尽管他的经济政策都不奏效。传统的商人把罗斯福看成是使劳工掌权的“激进分子”。但是罗斯福确信，工会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控制着立法或行政。罗斯福的讲话大多是反商人的，但是他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旨在创造购买力以引起消费需求和随之而来的商业利润。同样，罗斯福大大增加了对农场主的支持。但是，虽然他前任的农业政策是保护主义的，罗斯福的农业政策自觉地继承了马克?汉纳的思想，旨在使美国农业越来越有成效。通过在“复苏”上添加了“改革”，即在马克?汉纳的繁荣兴旺基础上添加了社会正义的许诺，罗斯福创造了希望。
在经济上，美国甚至到1940和1941年进入战时才开始经济复苏。然而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在所有西方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在罗斯福掌权后l年或18个月中，已完全恢复，确实已重新取得发展势头。尽管出现银行倒闭、灾难性失业、毁坏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的旱灾和尘暴，美国人民到1935年已开始把自己看成是胜利者和领先者。
在本世纪，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政府能证明比这更成功的了。在本世纪，其他没有一个处于意识形态分裂和内战之中的政府能够产生更大的民族内聚力。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30年代罗斯福的美国成为全球的指路明灯和鼓舞力量——达到了它成为真正激进分子“敌人”的程度——的原因。顺便地说，这一点也是对用其他方法不能说明的事情作出的似乎最有理的解释；在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希特勒毫无必要地对美宣战（它归根到底注定了纳粹德国的失败）。它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后，即使美国政府和人民更愿意支持他们战时的同盟国，资助它和与它交朋友，苏联还是不得不把美国作为它真正“敌人”的原因。罗斯福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哈里?杜鲁门政府。杜鲁门也许比罗斯福本人更意识到构成罗斯福新政基础的概念。罗斯福传统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时达到了顶点。他知道整理新政但又为共和党恢复马克?汉纳想象中的结合力是他的历史使命。
与政治意识形态作对照，通过繁荣兴旺的经济许诺实现政治一体化，一般被认为“只在美国”起作用。但是，这完全不是事实。它在所有外国土地上，就像以前在马克?汉纳或罗斯福的祖国一样起作用。二次大战以来的日本政府，过去35年中最有效率的政府，就是建立在马克?汉纳的经济利益结合的基础上。当然，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没有任何与日本行政机构独特的地位和权力相似之处。在日本体系中也没有任何与美国独特的政治制度、非政治家和非官修的“知情者”以及华盛顿“老手”的地位和权力相似之处。这些“老手”是律师、记者、教授和商界经理人员，有数千人之多，他们一而再地回到头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工作，并且在政府的主要部门和国会的主要委员会中占据了实际上所有的决策岗位。自1950年以来在日本掌权的自民党也有一些完全是日本独有的特征（虽然远非绝大多数日本人和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多）。但是，这个日本党的概念及其结构差不多就是30年代罗斯福的民主党的概念和结构，更是20年代柯立芝的共和党的概念和结构：相同的派别、相同的统治一个主要城市或地区的政治领袖、相同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变换的联盟，以及同样的“交易”和地方与地区党的核心中同样的政治腐败。美国的榜样还使西欧能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经济上得到大部分的恢复。具有意识形态标志的旧政党仍然存在。但是实际上只有南欧的共产党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并献身于“社会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几乎已无关紧要的原因。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和弗朗索瓦?密特朗，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和贝蒂诺?克拉克西，都通过反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一体化，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其中没有一个人曾注意过他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宣言。
但是，现在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通过经济利益实现一体化，像通过社会拯救实现一体化一样已经过时。美国试图这样做的最后一位总统是林登?约翰逊。他的伟大社会完全没有起到20年前可能会起到的政治一体化作用。自那时起，重新唤起汉纳和罗斯福想法的每一次企图都是一场灾难。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比1984年的沃尔特?蒙代尔更有能力、更正派和更有经验的总统候选人，也几乎没有比他输得更彻底的人。他重新铸造像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一样的利益集团联盟的企图，使他听上去毫无希望地过时了；50岁以下的人中，几乎没有人甚至能领会他所说的东西。在4年后的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试图找到和动员新的“利益集团”，特别是“中产阶级”，同时又不疏远旧的利益集团。这也没有起作用。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利益集团一体化也在证明日益不能提供政治一体化。日本自民党仍然在每次选举中获胜，但这仅仅因为反对党在意识形态上都是社会拯救的信仰者，这使他们更加缺乏吸引力。利益集团一体化不再起作用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利益集团”作为与众不同的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本体正在消失。在任何发达国家里，“农场主”和“劳工”都不再具有成为“经济等级”所需的人数或政治重要性。在马克?汉纳的美国，农场主占人口的一半。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执政时，劳工约占人口的2/5。现在，农场主只占人口的3%，而传统的“蓝领”劳工最多只占1/5。作为国家经济等级的“商人”也不再存在。马克?汉纳动员起来夺取政权的“商人利益”不是通用汽车公司或花旗银行，而是小城镇上的修鞋匠、小旅馆主和木匠。他们现在还大量存在。但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商人”,或独立的利益集团。
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这些集团都不再是独特的。使每个集团具有政治团结和政治同一性的不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家畜饲养人是“农场主”，但他们始终有着同奶场主或烟草种植者完全不同的经济利益。熟练手工艺人有着同20年代成为“美国劳工”主力、没有特殊技能的大量生产工人完全不同的经济利益。使这些集团与众不同并能采取统一行动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它们先在社会上取得更多的一致，然后才在经济上取得一致。先有“自尊的工人”和“农村社会”，然后才有小城镇和大城市中的“商人”。这些集团各自看不同的报纸，去不同的教堂，而且通常生活在城里的不同地区。每个集团都有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每个集团都对自己有明确而独特的看法。它们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觉悟”,它们也未必相信。它们受到社会上其他集团和阶级的剥削，至少在马克?汉纳发表它们对繁荣兴旺有着共同利益的看法之后是如此。然而，每个集团都非常清楚，它过着不同的生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在社会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把“经济利益”用作省略密码。这两个人可能知道，他们的意思是社会和文化价值和方式。他们谈论数量；但指的是质量。这些价值和方式现在所剩无几。剩下的，比如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布帽”工人，现在被认为是“落后的”。西西里岛的农场主也是如此。美国的家畜饲养人或在自动化养鸡房里饲养适宜于烧烤的嫩鸡的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农场主，但他可能在世界任何职业集团中具有最高程度的计算机文化。底特律的“蓝领”汽车工人显然是工人，但是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除了偏爱啤酒而不是葡萄酒外，已没有什么工人阶级的味道。另外，正如在美国最富于战斗性的汽车工厂中工作的工会代表不久前提醒我的那样，工会会员关心的是他们的住房、汽车、在诺斯伍德的钓鱼小屋以及他们的退休金。他们同美国社会中的其他人看完全一样的电视节目。他们在同样的超级市场里购买同样的消费品。他们同样有休假。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但他们不再过不同的生活。他们不是通过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是通过他们的开销能力来界定他们的地位。
第三，新的多数“知识工人”，不符合任何有关利益集团的定义。知识工人既不是农场主，也不是劳工或商人，他们是一些机构的雇员。然而他们不是“无产阶级者”，并不感到像一个阶级那样受“剥削”。他们全体是唯一依靠养老基金的“资本家”。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老板，有“部属”，然而他们自己也有老板。他们也不是中产阶级。杜撰一个新词，他们是“单一阶级”，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赚的钱比其他人多。他们是为企业还是为医院或大学工作，这对他们的经济或社会地位来说毫无关系。在企业做会计工作的知识工人调到医院做会计工作，不会改变他们的经济或社会地位，他们改变的只是职位。
现代发达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机构的雇员。他们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可能终身成为机构的雇员。然而，这种地位并不意味有特定的经济或社会利益、特定的经济或社会文化，也不意味着问题很少。他们完全蔑视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借以建立起来的社会概念。但是至令还没有适合他们的政治概念和政治一体化。
第四章 当俄罗斯帝国一去不复返时
近代史上两件最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873年“分水岭”前若干年：1857年的印度反抗及其10年后1867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前者保证了全球的“西方化”，后者则保证了它的“非殖民化”。
伟大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是立即认识到19世纪70年代是大转折点的极少数同时代人之一。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教授预言课时就这样说过。今天，题目为“对世界史的看法”的这些讲稿（1943年以《力量和自由》为题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被认为是经典著作。但是，尽管布尔克哈特享有历史学家的好名声，却没有人相信他。他的书甚至一直到他死后9年的1906年才被出版。布尔克哈特了解和爱好东方文学艺术。但他认为印度反抗和明治维新无关紧要而不予考虑。对他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西方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然而，由于印度反抗和明治维新，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历史。
印度反抗是阻止西方化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在得胜的反抗者认识到他们没有人也无法取代差不多已被废黜的英国主子时，反抗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保证了西方技术、西方社会组织、西方工业经济、西方科学和西方教育对世界的统治。摆脱西方控制的尝试继续出现，在印度反抗后43年的1900年中国义和团起义中达到了高潮。更近一些，80年代伊朗霍梅尼的革命仍是摆脱西方控制的另一次尝试。但是自印度反抗以来，所有这样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甚至霍梅尼也只能使用西方购买伊朗石油所付的钱，购买西方的技术和西方的武器来同西方作斗争。
当时的欧洲人清楚地认识到印度反抗及其失败的意义。它引起了1860年以后开始的殖民地竞争，并在40年时间里，把亚洲和非洲绝大部分非西方世界置于西方强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最后甚至还有美国——的政治控制之下。印度反抗使西方强国相信，整个世界将会西方化。这随后又导致它们得出结论：它们应该和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整个世界，并使它转变为西方文化和西方帝国的延长部分。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第一次在横滨沿海抛锚后，日本犹豫了15年。但后来，在1867年，它决定成为彻头彻尾的“西方国家”，但保持对西方化过程的控制，以及对接踵而来的政府、社会、经济和技术的控制。几乎所有西方同时代人，同布尔克哈特一样，认为这个决定出现在西方强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成功地横冲直撞之后，无关紧要，甚至微不足道。可是最后日本取得了胜利。日本的办法是要实现现代化即西方化，但必须置本国于非西方控制之下，这一方式，最终击败了西方。日本通过拥抱西方而逃脱了西方的统治。日本在历史上最有决定性的军事失利之一中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也没有达到它成为主要殖民强国的目的。然而在政治上，是西方败北。日本成功地把西方赶出亚洲，并使西方殖民强国失去其权威性。这迫使西方放弃了对亚洲，但很快又对非洲已西方化但非西方世界的控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西方世界已在世界各地按照日本人在1867年明治维新中首先创造的模式变了样。它变成西方化了，但仍置于本地控制之下。这就是“反殖民主义”的基本含义。它并不意味着回复到殖民地以前的状态。甚至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也不试图恢复18世纪的波斯，而是试图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伊朗，它拥有西方的技术、工业、军队和工程学，但又拥有伊斯兰初期的宗教和价值。这与19世纪70年代日本把英国式议会同恢复1000年前奈良和平安时期的天皇制结合起来的尝试没有什么区别。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中，不管它们是像霍梅尼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国家还是世俗国家，也不管它们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那样否定过去，还是试图像非洲一些国家那样再现过去，其基本结构都是根据从西方进口的概念和制度建造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称自己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它们谈论福利国家。它们都拥有按西方模式组建、并配备西方最新武器装备的庞大军队，它们都有中央银行，它们都试图发展经济。它们派遣学生到西方去读书。同时它们又决心继续把这些西方概念和西方制度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那样通过自己的地方和本地权力结构行使控制。
最后的殖民强国
但是，现在还剩下一个庞大的殖民强国，一大块其历史仍然是“欧洲”历史，其权力和政府仍只由欧洲人掌管的地区：俄罗斯帝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在今后25年内，俄罗斯帝国也将会消失，或者至少将会从欧洲的帝国转变成欧洲后和主要是亚洲的帝国。产生这种变化所需的一切都已发生。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过程将会有多快，以及它将导致帝国的解体还是重新组织。不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2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成功与否，这个过程都会发生。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重振衰退的俄国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功越大，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就越快。
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们很少取得成功。其实，改革与欧洲最后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模一样，那是另一位“开明暴君”、18世纪的约瑟夫二世皇帝重振他那不景气的、衰落的奥地利帝国的一次完全不成功的尝试。然而有过两次其结果持久不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且两次都是俄国的。第一次创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俄国，这是伊凡四世发起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第二次是彼得大帝强制的西方化。因此，人们不能肯定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尝试会毫无效果。但是，苏联经济，不管其衰退有多严重，只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小问题。中心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压力下帝国解体的威胁。
俄罗斯帝国与西方强国的殖民帝国不一样，以陆地为基地，但也像它们一样建立在其他民族服从的基础之上，在它西部欧洲地区是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列特人、拉脱维亚人和高加索人，在它东部亚洲地区是一些蒙古人、土耳其人和塔塔尔人。民族问题对俄国来说决不是新问题。在沙皇统治下，周密的俄罗斯化政策使这个问题日益尖锐起来。除了极少数例外（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一些讲德语的大学），不管学生的本国语言是什么，高等教育完全使用俄语。俄语是官方语言以及允许在商业或军队中使用的唯一语言。对俄罗斯化的忿恨是布尔什维克获胜的一个主要因素。列宁许诺给所有民族充分的文化和教育自治权，使他获得了沙皇精锐团之一的列特狙击手的支持。没有他们，十月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到20年代末，列宁的民族政策将不起作用这一点已越来越明显了。事实上，3O年代斯大林第一次大清洗的受害者就是10年前形成列宁政策的教育领导人，到1927或1928年，他们开始催促本身就是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修改列宁的政策。他们指出非俄罗斯人，特别是亚洲人，正在迅速成为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文化人，但是他们没有像沙皇统治下的祖先一样被迫学习俄语。这将产生一个新的民族问题。就为了他们的警告，斯大林杀了他们。60年后，他们的预言成为现实。但是现在成问题的不仅仅是在欧洲的非俄罗斯人，亚洲人可能更难弄。
到2000年，苏联一半人口将由非欧洲人组成，而非欧洲人中将近一半的亚洲人将是穆斯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过去的40年中，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统计像一个欧洲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非常低，低到俄国的欧洲部分实际上已出现人口萎缩的程度。相反，俄国亚洲部分的人口统计像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人口出生率依然很高，而婴儿死亡率迅速降低。现在俄国亚洲部分的非欧洲人口增长率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甚至超过了拉丁美洲。
由于俄国的欧洲人口老化和实际上的萎缩，苏联将日益不得不依靠非欧洲人。由于农村人口迅速老化，更糟的是由子能干的人逃离农田，农田上已缺乏劳动力。在工业领域，俄国人将不得不把亚洲工人带进欧洲心脏地区，或不得不把生产迁移到劳动力所在的地区也即亚洲，从而冒失去控制的危险。前者必定会受到患严重生人恐怖症的俄罗斯人的激烈反对。也许最严重的是武装力量的进退两难境地。为了保持它的军事力量，俄国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吸收亚洲人。但在历史上，亚洲人从未在俄罗斯人指挥下打过仗，这一点在阿富汗再次得到证实。俄国将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它的军事力量，或不得不冒将军队控制权拱手让给日益反俄罗斯人的亚洲人的危险。显然，正是这些人口统计上的考虑，使得戈尔巴乔夫先生在1988年秋天决定单方面削减苏联军队50万人。他的另一种选择，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选择，将是把对俄国欧洲卫星国的军事控制权交给亚洲人。
现在的苏联亚洲人都有文化，但其中只有1/3的人能用俄语阅读和写作。俄语仍像在沙皇统治时一样，是政府的语言、商业语言和科学语言。实际上，在俄国军队的指挥岗位上没有非欧洲人，在俄国经济的领导岗位上没有非欧洲人，在苏联科学院里也没有非欧洲人。在党的高层领导岗位上，无论是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中，非欧洲人从不超过1至2人。
可以预言，这种形势不会持续下去。解体的过程也许会放慢。但这个过程一旦开始了，就不会逆转。而且它已经开始。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早在戈尔巴乔夫先生接任之前就开始了：在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乌克兰，在东南部的克里木和高加索，以及在中亚地区。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先生已经被迫采取守势，做每个殖民政权试图做而总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事。他已向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民作出了让步，但威胁要对东南部的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实行严厉的惩罚。因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通过经济增长和发展实现新的团结的一种尝试。它能起作用吗？答案几乎肯定是否定的。如果改革失败，俄国将回复到斯大林主义的镇压上去。但是，如果改革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它也不会有期望的统一效果。光人口统计准保可以使它无法击败正在发展之中的反俄罗斯民族主义。事实上，它将迅速创造出越来越强大的离心力量。
苏联帝国民族主义最盛行的地区也是它最繁荣的地区，即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这一点绝非偶然。奥匈帝国的历史说明了它的原因，而且奥匈帝国同苏联帝国很相似，它们相互接集，都在陆上，而且都是正式的“非民族”国家。1848年匈牙利人反抗奥地利统治时，民族问题第一次出现在奥地利。到1887年，匈牙利人获得了政治、语言和文化自治权。奥地利还向贪婪的匈牙利大地主支付大量的并稳步增加的经济敲诈之款，以阻止他们的脱离。但是，其他民族立即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首先是捷克人，然后是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兰人。为了顶住他们的压力，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像戈尔巴乔夫先生那样的开明人士，发现经济发展是超民族的粘结剂。在经济上，这项政策效验如神地发挥了作用。历史上几乎没有与1870年后捷克心脏地区波希米亚的工业发展相类似的事件。到1914年，它已成为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那儿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相当于德国，并超过法国。奥地利帝国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东南部的克罗地亚同样目睹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克拉科夫周围地区，尽管起步较晚，也取得了同样的发展。它现在仍是波兰的工业中心。
虽然奥地利的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场灾难。富裕非但没有抚慰各个民族，反而使它们日益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它们的经济境况越好，捷克人要求独立就越强烈。料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和讲意大利语的港口的里雅斯特。1913年以前，的里雅斯特是欧洲最富裕、也是反奥地利最激烈的城市之一。可是，奥地利向它的各民族作出的让步比俄国在任何时候愿意给予的要多得多。苏联帝国的所有大学都是讲俄语的大学，而奥地利帝国的大学一半是不讲德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的学校。奥地利议会接受许多种语言。奥地利军队的士兵只须学少量德语指挥用语，在其他方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些让步产生的只是进一步要求更多自治权和最终要求完全独立的压力。因为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主义，它们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商人、工厂厂长和专业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的主义。当然这些群体是经济发展的首批受益者。
在英国统治下印度发生的事情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教训。19世纪70年代，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像奥地利人一样，英国人决定促进经济发展，以便向印度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提供英国统治带来的实际好处。他们扩大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创办农村合作社和工程学校，促进印度出口作物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他们创建了印度国会，把英国人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聚集在一起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多现代印度基本上是由于这些努力而创建的。尽管在政治上，这些努力酿成了印度的独立运动，但它在1947年完成了90年前印度反抗所未能完成的事业：摆脱英国人的控制。实际上，独立运动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来自印度国会。在奥地利和印度不起作用的东西，在俄国也不可能起作用。随着人们的“西方化”、更富裕、更多流动性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越来越相信民族主义。他们越来越对当“殖民地居民”表示不满，即使在束缚很少时也是如此。他们要求采取“日本解决方式”：在自己的控制、管理和政府领导之下实行西方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改革能拯救俄罗斯帝国。
有可能出现三种结果。一是俄国一分为二。其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都可能甚至进一步分裂成一些民族群体。在欧洲部分，假如不是独立的也是自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假如不是独立的也是自治的乌克兰，假如不是独立的也是自治的高加索各共和国。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亚洲部分也会发生同样的进程。俄罗斯帝国的欧洲继承人肯定将不得不试图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并且很可能会不得不接受在政治上，而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隶属于欧洲。一些远东继承人会向中国靠拢。但是，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人，即大多数是穆斯林的中亚人将往何处去呢？第二种可能性是亚洲人的统治。但这肯定意味着欧洲少数将持续不断地反对亚洲多数。第三种存在建立某种邦联的可能性，这种邦联是一种松散的结合，而且将处于不断的动乱之中，因为各民族在它们的自治共和国内和通过这些共和国相互争夺权力每个民族都试图统治其他民族。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它既不会是“俄罗斯的”，也不会是“帝国”。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将产生出崭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至今还没有人尤其是美国对这一现实有所准备。
这个阶段将是动荡不安，甚至危险的阶段。俄国将不得不彻底改变它同欧洲的关系。人们不能排除俄国在日益增加的内部压力下，试图进行军事冒险和入侵西欧的可能性。一场胜利的战争能使人“返老还童”的想法，毕竟是最常见的政治上衰老后产生的幻想。1914年，奥地利人被这种幻想所制服。1982年阿根廷将军夺取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译者注）时也是如此。拿破仑也是如此，1812年，当他已被1809年奥地利的胜利和随后韦灵顿公爵在西班牙的胜利证明不再是不可战胜时，他决定进攻俄国。如果俄国的民族骚动扩散到它在欧洲的卫星国，并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造成严重动乱，对西欧的军事入侵就可能会像1914年这样一种“入侵”引诱奥地利将军一样引诱俄国将军。换句话说，有必要保持西方的政治团结和军事备战。
但是，还有必要为俄国和西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作好准备。这将肯定需要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它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将几乎肯定意味着北约和美欧联盟的终结。它将需要俄国的欧洲卫星国在政体和政策方面发生变化，而且几乎肯定它们将拒绝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控制。它还可能要求从俄国边界到莱茵河的中欧实现军事中立化。可是，它可能是俄国的欧洲部分能够逃避其亚洲部分统治的唯一办法。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任何政府将为它的人民所迫，把不受俄国亚洲部分控制作为它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对其母国，俄国的欧洲部分，造成的损害有可能比本世纪初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或葡萄牙的海外帝国的解体对它们造成的损害大得多。而且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对亚洲的影响会更大。它将深刻地改变中国和日本的相互关系，改变它们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
对美国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帝国的解体意味着彻底改变外交政策，彻底改变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放弃不干涉主义以来支撑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设想。无疑，俄国，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后的俄国，将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也将会是这样。事实上，将不存在任何“超级大国”，将不存在世界政治“中心”这样的东西。
在整个19世纪，英帝国用它的海军统治着世界七大海洋，那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明确的。它由试图使美洲置身于世界政治之外的门罗主义组成。美洲可以是孤立主义的。这个阶段随着欧洲的衰落而告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欧洲已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优先考虑的事项。1941年日本发动进攻时广美国决定优先考虑欧洲的战争，而不倾全力于太平洋地区。4O年代冷战开始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欧洲的恢复和北约军事联盟。然而，欧洲这个方向的确定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因为亚洲心脏地区仍然为一个欧洲强国俄国所控制和管辖。从美国的有利地位出发，在亚洲所需要的是在菲律宾或日本的保护美国侧翼的前沿基地。反过来，在欧洲处理与一个欧洲强国即以欧洲为中心的俄国的关系满足了亚洲的需要。更确切地说，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不管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尼克松总统与共产党中国的和解，都是用来遏制和抗衡以欧洲为中心的俄国的美国欧洲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俄国将不再是控制亚洲的欧洲强国时，上述这些将证明是不够的，更不用说是成功的了。但是，到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在欧洲不再得到优先考虑时，美国究竟如何制定政策，是不大可能预测的。在所有政治新现实中，这也许会是美国最严峻的现实。
美国对北美的新关心
由于北美迅速成为美国主要关心之事，美国外交政策将更加混乱。对于美国南面的墨西哥和北面的加拿大等邻国来说，和隔壁巨人的关系始终是外交政策所关心的事。然而，美国从来对其邻国不予重视。世界经济的迅速地区化正在创造一个新“北美”，随之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新的问题。
美国的南面邻国墨西哥正在经历一场将改变美国与拉丁世界关系的大转变。自贝尼托?胡亚雷斯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墨西哥政策始终为一个目标所支配着：独立于尤其是在经济上独立于北方虎视耽耽的巨人之外。这个“扬基”（美国佬）邻国在宗教、文化、价值、历史和传统（令人厌恶的和令人想往的都一样）方面同墨西哥很不一样，但关系又非常密切。胡亚雷斯试图通过使这个国家保持印第安人的和农业国的状况来维护墨西哥的独立。他的继任者波菲里奥?迪亚斯试图引进欧洲的货币、欧洲的银行家和欧洲的制造商，以抗衡令人畏惧的“扬基”。这种努力的失败导致了1911年迪亚斯的下台以及20年的内战。此后的目标变成了工业自给自足。墨西哥奋力推进受到严密保护的国内工业。它大部分由墨西哥政府所有，并且专门为国内市场生产。很多年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似乎发挥了作用。但是，这项政策在80年代初彻底破了产，其部分原因是油价的暴跌，但更多的原因是保护主义使政府贪污腐败，使政府所有的工业效率低和没有竞争力。
一种出路，也许唯一的出路，是放弃墨西哥实行了一个世纪的经济独立政策，接受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既成事实。墨西哥效率最高、收益最好的工业——沿墨美边界的加工厂和内地由福特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美国大企业拥有的一些工厂——主要（或全部）为美国市场生产。而且正在举行美国一墨西哥共同市场的谈判。从美国的观点来看，经济一体化肯定要比墨西哥持续的大量移民更可取，后者现在是许多墨西哥人能够得到有报酬工作的唯一办法。它还将在经济上有益于墨西哥，尽管过渡时期将会使墨西哥许多受到过分保护的公司、它们的工人和业主倒大霉。但是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这样一种变化将带来很大的创伤，以致威胁到墨西哥的政治凝聚力，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它的政治团结。
然而，不这样做，墨西哥能生存吗？它至今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北部基本上讲西班牙语，它拥有工业和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肥沃上地。墨西哥的气候似乎不是太干燥以致不能生长较好作物（北部大多数地区）就是太潮湿（南部大多数地区）。“从瓦哈卡周围地区开始的南部基本上还是农业地区和印第安人地区，西班牙语主要在城市中使用。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是部落地区，由当地酋长管理，他们同450年前西班牙人最初抵达时统治的印第安人酋长没有多大区别。正是在那个时候，最伟大的基督教传教士巴尔托洛梅奥?德拉斯卡萨斯说过：“印第安人在成为基督教徒前必须先成为公民。”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人尚须成为公民。
任何可以想象的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在美国肯定会像在墨西哥一样不受欢迎。例如，美国将在多长时间内继续接受大量逃避失业、饥饿和贫困的墨西哥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是这个国家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和最穷、最没有技术的人。墨西哥本身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能长期承受它的公民大量逃往北方和日益严重的人材外流造成的后果吗？美国能接受墨西哥左翼反美政权吗？墨西哥能接受美国对它国内政策的干预吗？当墨西哥人的工资是美国人的1/10，以及边界南面墨西哥的水浇地上长出的农产品成本是边界北面种植它们所需成本的1/3时，美国人能够，更不用说愿意，接受经济一体化吗？
美国与北面邻国加拿大的关系，同样将变得日益量要起来。1988年加拿大和美国签订的自由资易协定是否完全有效，相对来说不太重要。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已经实现一体化。事实上，2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商不平衡地统治加拿大市场的现象基本上已被纠正，加拿大制造商、加拿大金融家和加拿大不动产开发者越来趁活跃在边界线的美国一边。但是，现在加拿大面临着10年或更长时间，在这期间将最终不得不正视“加拿大表示什么意思”这个老问题。它是一个有3种文化，即中部的盎格鲁—苏格兰文化、魁北克的法国文化和西部大草原各省特有的加拿大—美国文化的国家？至今给“加拿大”下定义的唯一方法是根据它不是“美国”这一点。但是，两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融合在一起，一个否定的定义就越不足以使一个巨大、参差不齐、居民稀少的国家团结一致。美国传统上宽厚的忽略态度，而且常常不那么很宽厚的态度，也不足以为加拿大或美国所用。
但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新事实”——而且绝不是光对美国而言——仍然是即将到来的“俄罗斯”帝国的解体。这将完成从“欧洲”历史向始于印度反抗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世界”历史的转变。任何政府、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为之作好准备了吗？
第五章 既然武器是反生产力的
1988年11月16日应该作为人类一大里程碑予以庆贺。那天离主要强国之间最后一场战争——1945年8月15日终止的日本和美国之海的战斗——已有43年零3个月了。这同以前主要强国之间没有战斗的最长时期正好相同：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到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闻的43年零3个月（这段“无战争”时期被1905年日俄战争毁了，但日本当时没有被认为是主要强国）。此外，1945至1988年的无战争时期大大超过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和1854年英国、法国与俄国相斗的克里木战争之间著名的29年强国和平时期。
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没有人注意这个新记录。这些年不像是和平的年份。主要强国之间没有打仗，但其中4个却进行过流血的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尔和越南，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中国在越南；俄国在阿富汗。中东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仗：以色列打阿拉伯人，以及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打了七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过短期但激烈的战争。在北爱尔兰、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许多不断发生的凶残内战。
最重要的是，这些年目睹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军备竞赛。武器，而不是电子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甚至金融，成了战后时期发展特快的新行业。1914年8月以前的20年中，狂热的军备竞赛只有4个国家参加：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没有参加，美国当然也没有参加。但是现在只有一个主要强国日本和两个中等强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呆在过去40年的军备竞赛之外。否则的话，它把整个世界都卷了进去。发展得更快的是军事技术和武器破坏力的剧增。现在，甚至小国和穷国——秘鲁、利比亚、伊拉克——也拥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绝大多数强国更多和更有破坏性的火力。限制军备现在只走出一小步：1988年美苏限制中程核导弹条约。否则的话，军备竞赛将会经久不息。曾经是政策仆人的武器现在已成为主人。
可是，武器已经证明自己是反生产力的。它已成为经济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极大消耗和负担，它是俄国经济危机、美国经济上落后，以致发展失败尤其是拉丁美洲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上，军队不再起19世纪时所称呼的“国家学校”的作用。军队无论在哪儿执政，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拉丁美洲，都很快开始教人干坏事：恐怖、酷刑、腐败。在政治上，在过去4O年中空前使用的军事援助已证明不可靠到有暗藏危险的程度。武器毕竟在军事上已证明不起作用。尽管美国在人员和武器方面占压倒优势，朝鲜战争还是打成平局。在一个主要强国和一个小对手之间发生的其他所有冲突中，都是以主要强国的失败而告终：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美国人在越南，俄国人在阿富汗。在赢得4次战争后，以色列再没有比开始时更接近于胜利。在7年流血战斗中，用最现代化武器武装到牙齿的伊朗和伊拉克都无法表明在军事上得到了好处。此外，尽管外部的各个大国给予了大量军事援助，非洲的内战继续在进行之中，看不见军事解决的前途。
人们听说了对这些军事渎职和无能案例中任何一个所作的具体解释。6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因为新闻媒介诽谤了陆军，或者因为将军们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无疑，俄国80年代在阿富汗吃了败仗后，类似的托辞传遍了莫斯科。但是，一般的现象需要一般的解释。唯一的一般解释是武器已失去了它们的军事能力。它们能赢得战斗，但再也不能解决战争。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时代，它们再也不能保卫它们的国家。事实上，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来说，战争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政策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它已成为政策的失败。
这一点首先在美一国的越南战争中变得很明显。在肯尼迪政府的头几个月里，我参加了国防部长的采购和人事问题顾问委员会，在那儿我工作了9年，差不多一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委员会成员——三位杰出的商界领导人、三位前高级军官、三位像我一样的大学教师——几乎都不是“反对军事的”人。可是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离开这个委员会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武器已变成反生产力的，甚至在军事上也是如此。大家都很清楚的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军官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可是，自那时起世界范围的扩军反而加快了步伐。
削减军备，不管怎么有益，总还是不够的。需要的是远比裁军困难的事情。那就是重新确认防御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特别是重新确认政府对破坏性武器的垄断，与此相结合的是回复到防御和武器作为政策工具，而不是如过去的40年中成为政策的主人。需要的是重新考虑防御、军备和军队在现代世界中的全部作用和功能，恢复军队在国家中的正常位置。
武器和经济
在许多世纪中，武器和军事力纯粹是平民经济和社会的负担和消耗。此外，它们对科学或技术进步，如果说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也是少得可怜。身穿闪闪发亮盔甲的骑士可能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但他只取之于社会，而什么也没有给予社会。为了养活一个骑士，需要4匹马和至少6个人，而为了养活这些马和人，又需要8至10个农场的产量。可是骑士一点也不关心保卫养活他的农民。他们只是支付费用。此外也不存在从军工生产向民用生产的技术转让。在西方，火药是在14世纪开始使用的，但一直到的500年以后的19世纪中叶才第一次应用于采矿、挖隧道、筑路和开挖港口。制造中世纪骑士盔甲需要技术非常熟练的军械士，他们不断发展了冶金术。可是，却没有任何“附带的结果”以改进中世纪社会最重要的工具犁头。这不得不等到18世纪。
同样也没有从民用技术向战争技术的转让。在古代，西方只知道划桨的船。在8至10世纪之间，西北欧把风车和水轮改变成第一批机器，即第一批不用人力或畜力驱动的生产工具，风车帆船几乎立即转变成远洋船。但是在此后的六七百年里，军舰仍是划桨的军舰。
然后，在17世纪中，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50年中，国防经济和民用的和平时期经济协力并进，相互充实。转折点是17世纪末荷兰人发明了第一艘除了船员和给养外还能装载大量货物的船。这艘船，原先设计装载重炮的军舰，很快被改为世界上第一艘高效货船。这是平时经济在技术上取得的最大突破性进展之一，如同蒸汽机、电子计算书或生物技术一样。它带动了18世纪的商业革命，在这期间贸易史无前例地遥及全球。欧洲开始对全世界进行经济渗透和统治。在250年中，几乎军事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很快给民用经济增添新的话力。民用技术也很快被应用于军事技术。军事技术产生了第一批现代化公路，这些公路主要是为18世纪初法国路易十四征服欧洲大陆设计和建造的。它们立即成为用于内陆贸易的公路。为了培养筑路工程师，(1747年）建立了第一所技术大学、桥梁和公路学校。随之出现了工程师职业和在商品和劳务的设计与生产中对科学技术的系统应用。
反过来，在1700年以后的250年中，民用经济中的每一项重大革新几乎立即被应用于军事：蒸汽机、电话、无线电、汽车和飞机。此外，尽管战争造成了破坏和浪费，它们在250年中促进了经济，大大加快了技术进步，否则的话，新技术要达到商业应用程度需要花几十年时间。范例是拿破仑出钱发展甜菜糖并强制消费，以打破英国对欧洲蔗糖供应的垄断，这是“政府防务研究”的第一个实例。
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线电可能要到30年以后．即50年代才能得以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中使用的野战电话机性能很差，所以投入了技术人才和大量政府的钱，以发展声音和音乐的无线传送。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电子计算机可能要多花三四十年时间才能诞生。第一代工作用电子计算机、即有名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就是用军队的钱并为军事需要而建造的。几年后的冷战使国标商用机器公司在电子计算机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加拿大北极区“早期预警系统”的军事订单使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能够大量设计和生产第一代工作用电子计算机。
同样重要的是，在17世纪末开始的250年中，军用和民用生产设施是通用的。民用生产设施和民用产品能轻易用于战时生产和为战时所用，也能在战争结束后几乎马上再转为平时所用。19世纪初英国迅速跻入经济领导地位的主要理由，是它的将以前建造纳尔逊舰队的造船厂转为建造新设计的客货船和快速帆船的能力。这些船在以后50年中控制了远洋贸易。这种情况还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造船厂里，它们是在美国革命中建成并在1812年战争中扩建以建设美国海军的。1941年12月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毫不夸张地说它没有战争生产能力。然而，新泽西州林登一家装配别尔克、奥斯摩皮尔和庞迪爱克汽车的工厂，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转变成舰载战斗机的最大制造厂。而且到1946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5个月，这家工厂又恢复生产别尔克、奥斯摩皮尔和庞迪爱克汽车。
但是现在这已成为历史。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防务开支和防务技术是对民用经济的极大消耗。正如大家现在所承认的，日本在防务上花费很少的钱，在防务研究和技术上花得更少，就是一大实例。相比之下，美国沉重的防务负担是美国经济竞争力和领导地位丧失的一大原因，也许还是主要原因。俄国将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肯定是俄国经济落后和继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主要问题是人而不是钱。日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为防务而工作；他们为民用经济工作。在美国，1/3的工程师从事防务工作。日本的工程师有可能为客车设计更相配的车门嵌板，但具有类似能力的美国技术专家几乎肯定在从事坦克设计或为“星球大战”工作。在俄国，有能力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完全不可能被允许为民用经济工作。他们应征参加防务工作，并且一直待在那儿。
防务的增长已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构成了更大的经济威胁。军队的负担是造成这些国家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和不发展的最大因素。秘鲁、智利、阿根廷或巴西等国家的防务开支可能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投资的钱的一半。伊朗国王垮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将可利用的外国资本用于建设一支在国王垮台时是近东最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正如同伊拉克的战争所表明的，它是一支没有多大军事价值的军事力量）。
因此，第一件优先考虑的经济事项必须是减少和控制防务开支以及把高级人力资源用于经济上无收益的，甚至是经济上反生产力的防务工作。
不再是国家的学校
在社会上，防务也在迅速成为反生产力的。法国革命宣布军队是国家的学校，这很快成了除英国和美国之外一切地方的口号。现在它仍是拉丁头洲的口号。过去它也曾经是毛泽东中国的口号。但是，不管这种主张在过去有过多少功劳，现在它再也站不住脚了。在新兵还是没有技术、自我约束、个人卫生或工作习惯的农家文盲子弟时，服役可能会给他们灌输好的习惯。当今人们已不是这样的了，甚至在发展中世界中也是如此。军队大肆自夸要传授的技术，即每份征兵广告宜称的服役好处，对民用经济只有极为有限的价值。年青人在社区服务一两年，对他们自己和社会可能会有比在军营待上两年更大的价值。
相反，军队已证明自己对平民社会来说完全是一所邪恶的学校。在一个又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比如秘鲁、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在文职政府解体时．军队接管了政权，在某种情况下，军队对政府的接管一开始都受到绝大多数人的热情欢迎。在某种情况下，军队的统治都蜕化为闻所未闻的暴政、酷刑和腐败，以及在一两年内完全失去作用。佛朗哥对西班牙的军人统治也是如此。军队的“长处”完全不足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它们也不再保护军队不受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诱惑——如果它们以前曾做到这一点的话。
军援和政治渎职
作为政策工具的军援史比有记载的历史更悠久。其结果总是令人可疑。一位古罗马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领取津贴的将军将很快会寻找一个出价更高的人，军援往往是于己不利的，这并非将军比其他人更不可信赖，而是因为对外界支援的依赖对军队来说是一种矛盾的东西。军队的任务是使它的国家取得独立并维护独立。外界的军援越慷慨，对军援的不满就越大。受援国取得的成功越大，力量越强，它的目标偏离捐赠国的目标就越远。只要存在军事威胁，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就起作用。但作为政治工具的军援却不是这样。它从未起过作用——正如在权威性方面不亚于温斯顿?邱吉尔的关于他的伟大祖先马尔伯勒公爵的传记中反复指出的那样。作为政策工具的军援以前从未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中那样过度地使用过，其效果也从未像那时一样差劲过。俄国人在利用军援方面比西方早而且更慷慨，但效果更差，比如在南斯拉夫就是如此。但这并不能使人有所安慰。在美国试图提供慷慨军援的几乎每一个实例中，比如在上校们统治的希腊、国王统治的伊朗、马科斯的菲律宾或诺列加的巴拿马，军援只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敌人。
然而，最深刻的变化是权力无上的军队几乎未见缓和的渎职纪录。在过去的40年中，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未能压制任何反对派，甚至未能压制小股游击队、恐怖分子或破坏者。甚至在没有什么反对派的地方，其结果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英国人在福克兰群岛投入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之一和训练有素的陆军全部力量，对付一支几乎不存在的阿根廷部队，它是后勤的一项出色的伟绩，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它在军事上几乎是一次惨败。几年后，美国人使用了8000多人的兵力入侵小小的格林纳达。当然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岛，特别是在当地人把美国人当作解放者和救星来欢迎时。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次行动在军事上几乎是一场灾难。
不管是什么原因，越来越清楚的是，军事力量在军事上并不有效。一个原因可能是甚至最强大的国家也只能为一种军事行动作准备、制订计划和进行训练。然而，有了现代技术，就有无数种可能的军事行动，每一种都需要不同的战略、技术、后勤、训练以及不同的战争概念。更重要的是，不再有核心战略概念。只有“选择”和“偶然性”，它们的可能或不可能都是相等的。可以为反对一个敌人的一种战争部署、训练、指挥和装备一支部队。但不能为反对任何敌人的任何战争部署、训练，指挥和装备它。用来保卫北海不让俄国潜艇进入的一支英国舰队，不适合在偏僻的南大西洋为运兵船护航。为公海上的海战建造和装备的美国驱逐舰，由于其装备非常差劲，完全不能用来在非战斗的民用海空交通拥挤不堪、又窄又浅的波斯湾跟踪油船。正如论述战争的每位作家，从古代中国人和凯撒到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战术必须灵活。但是战略必须固定，必须建筑在明确规定的目标和毫不含糊的假设基础之上，而且不能变得太快。训练、指挥结构或武器也不能变得太快。
不管原因是什么，事实是很清楚的：武器不再能作为政策的工具。矛盾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过去40年中武器生产取得惊人发展的原因。我们试图用数量代替目的。我们试图使军队变得庞大、笨拙和复杂，以恢复它的防务能力。
私人军队的复归
政府正迅速失去对武器及其使用的垄断，这也许是最不吉利的发展。自16世纪现代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必须对战争及其手段实行垄断，这已是无须证明的公理。在1618至1648年蹂躏欧洲大陆的30年战争中，仍然有私人军队的存在。但是，所有欧洲强国在结束这场冲突时都制定了一项明确的政策：除非军队在君主控制之下，否则不能容忍。这就是“防务”的意思：它既是国家提供手段保护公民不受攻击的责任，也是国家做到这一点的独占权为。
这仍是官方的教条。但是，这种意义上的防务依然可能吗？它真的富有意义吗？里根总统最引起争论的建议是他的战略防御计划或它很快被称作的“星球大战”。这项建议许诺发展新技术，以保护美国不受核武器的攻击。即使“星球大战”计划取得成功，它也不能保护美国不受邮递包裹里的核武器的攻击——而且一只寄给纽约带国大厦邮政信箱的小包裹，不管它是外国政府还是恐怖分子寄来的，只要用遥控器起爆，就会给纽约市带来比1945年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更大的损害。用无法探测或防范的类似办法带进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甚至更为容易。国家对“防务”的垄断已被打破。恐怖分子恢复了私人军队。现在已没有传统意义上对付恐怖主义的防务：传统的军队对付恐怖主义已软弱无能。任何一个政府的行动也不能控制或扑灭它。
我们已经走到400年前以“民族国家”为起端的道路尽头，走到导致国家陆军、海军和空军，导致“防务”成为国家主权和国家政策核心的道路尽头。
单方面裁军或和平主义不是解决办法。事实上，是对等的威慑，即核战争的“相互确保摧毁”概念在过去40年里维护了大国之间的和平。现在急需阻止军备竞赛。在这个意义上，里根总统在他任期最后一年同苏联商订的消除整整一类核武器的协定，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只是第一步。现在最需要的是接受这样的事实：取消军备竞赛，而不是仅仅减少它，是对世界上每个政府都同样重要的事。过去30年中对裁军问题的态度，一直是“如果我们取得军事优势，我们就裁军”。1988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订的协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双方心照不宣地同意，它们都不想取得或保持优势。它们都想在军事上变得更弱一些。但是，我们还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接受它了。然而，接受削减军费开支和军队是为了所有国家利益这一点，也许要比几年前人们所能想象的容易得多。经济需要可能会迫使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在除日本以外的每个大国中，经济需要军事开支大幅度地削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中国，第三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这种需要就更大了。经济需要压倒军事扩张，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第一次，但另一方面，军事扩张正证明是徒劳的，甚至严格从军事上来说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所有大国可能会间意军援是于己有害而予以摒弃，并同意联合起来制止恐怖主义，这一时刻甚至可能即将来临，如同19世纪有些国东在1857年伦敦条约中联合起来扑灭海盗行为，以及它们在50年代至少是心服不宣地同意不宽恕空中抢劫一样。
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是需要重新估价整个防务和武器的作用。“防务”不再是可能的，只有反击是可能的。武器不再是政策的有效工具。军队必须成为什么样子，必须怎么干，才能重新变得有效呢？
第二部分 政府和政治过程
第六章 政府的局限性
近两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热烈地讨论政府应该做什么，却从来没有问过政府能做些什么。现在政府的作用和局限性将日益成为人们争论的问题。今天，政府不再像政治和社会理论依然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发达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组织重新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而且同中世纪末期以来盛行的多元化倾向截然相反。新多元化和我们以前所认识的也全然不同。其中，社会的多元化是非政治性的、注重实绩、任务单一的机构多元化，而政治组织的多元化则可以说是新的“群众运动”的多元化，其特点是规模小，高度地组织起来的少数派集中于单一的目标或利益，并且是完全政治性的。
这些新的现实对当今的政治领导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的要求。如果政治领导试图按照当今盛行的说法似乎要求的那样，通过运用其神授的魅力来迎合这些要求，最终只能导致错误的领导和无所作为。
从全能政府到私有化
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一本著作能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即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对这本经济学著作也有所了解。然而，从《国富论》问世后几十年以来直到不久以前，斯密的主要思想还一直被人们所淡忘。斯密不喜欢商人，对自私自利更无好感。他并非论证政府管理经济不善，而是论证就其本质来说，政府无法管理经济。打比方来说，他不同意大象飞得比麻雀差劲那种说法，而是论证，政府如同一头大象，根本不能飞。
但是不久，最迟不晚于拿破仑战争末期，人们谈论的焦点开始从政府能做什么转到政府应做什么上来了，即使在斯密的追随者当中也是如此。斯密是从政府的性质这个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而19世纪人们论证的是政治。
在19世纪和20世纪，即使那些最坚决的自由市场拥护者也没有对政府的能力提出质疑。他们只是论证政府的合法性。19世纪后期，最强烈地反对政府计划、政府控制及政府实践的是英国哲学家、最后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甚至把公共教育也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千涉来加以反对，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政府执行计划的能力，而是否认政府执行计划的合法性。同样，新保守主义之父，F?A?海耶克在他反政府的《通向奴役的道路》（1944年）这本小册子里，也没有论及政府的无能。相反，他认为政府非常强有力。海耶克论证对自由的威胁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唯一很有说服力的论据。
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200年后，当关于政府局限性的问题被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这个提法被驳斥为如果不是愚蠢，便是与问题毫不相关。恰好是我第一个在1969年出版的《间断时期》这本书中这样做的。在这本书中，我还为我所期望的政府对国有化公司和行业的剥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私有化”。可是《经济学家》在评论这本书时，却嘲笑说这全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可能实现。
然而仅仅过了8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并立即着手推行私有化运动。从那以后，私有化不仅成为英国撤切尔夫人那样的保守党人以及1988年就任法国总理的雅克?希拉克的纲领，1988年重新在法国执政的社会党政府也立誓继续在法国实行私有化，并且不顾劳工运动的激烈反对，决定将法国最大的国有化企业——雷诺汽车公司转为私有。新西兰工党政府私有化搞得最厉害，甚至将邮政部门也转为私有化。
另外一种私有化形式发展更加迅速，即通过竞争投标的方式，由政府给钱，让私人承包商接管公共服务行业。这种私有化形式是由一位名叫特德?科特利尔的政治学家兼市政官员7O年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市首创的，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佛罗里达州假释了初次被判监禁的罪犯——任何时候都有25万人左右——由救世军来照顾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甚至包括一些大城市，街道卫生、消防，甚至警察这些社会服务工作都已经“承包”出去了。美国一些州的监狱也由私人承包管理。现在，甚至传统的“进步分子”也不再怀疑政府能做的事情有限。
促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有3个原因：（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计划和运转的失败；（二）我们已经认识到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所能达到的目的有限；（三）我们现在知道政府提高国家岁入的能力有限。
政府能做些什么呢
19世纪大多数的政府行动都非常出色，例如邮政、欧洲的国有化铁路、德意志帝国的健康保险计划、1900年左右在奥地利帝国首创的工人补偿金计划（伟大的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是该帝国最有能力的行政长官之一）、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中的社会纲领取得了巨大成功，至少失败的很少。
但是，二次大战以后政府制订的计划总的来说一直是成功的国家只有日本。而在其他国家，大多数战后的政府计划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灾难。即使取得了什么结果，也经常是与制定这些计划的最初目的背道而驰的。这包括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起狂热地追求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努力。与此同样徒劳无益的是林登?约翰逊发起的“向贫困开战”运动以及以后历届政府杜绝毒品、使接受救济的母亲参加工作的尝试。
更糟糕的是，正是那些从19世纪到二次大战前一直干得如此出色的政府计划和行动，今天却在大多数国家里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联邦捷运公司创始人和总裁弗雷德?史密斯曾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家跨国捷运公司不在瑞士开设业务？史密斯回答说：“瑞士是邮政服务仍在起作用的唯一的西方国家。”欧洲的国有化铁路在运营中出现了可怕的赤字，日本的国营铁路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最后四分五裂，不得不于1986年转为私有。虽然欧洲和日本的纳税人为他们的国营铁路投入了无数金钱，但只有美国的非政府经营的铁路仍是有效的货运工具。
现在，我们懂得了为什么有些事情是政府由于其本质所决定而办不到的。即使那些政府能办到的事情，也必须要有适当的条件。只有在垄断的条件下，政府的行动才可能奏效。如果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完成此项行动，也就是说存在着竞争，那么政府就只能束手无策了。邮政在19世纪是一种真正的垄断，铁路也是如此。当时人们还没有别的办法能在陆地上传递信息、运送人员和货物。但是一旦还有别的方式来提供同样的服务时，政府就陷入了困境。
但是即使一项行动已经毫无用处，政府也很难予以放弃，于是它们只能从事过去的、已经过时的和不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在某项行动已经完成了使命时，政府也不能放弃。一家私人企业可以被清理、出售和解散，而政府的行动却是“永久性”的。现在有一项“夕阳法”(Sun et laws），它规定：政府行动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除非得到法律的重新认可。可是无论这项政府行动已经变得如何过时和毫无用处，立法者们很少拒绝政府继续行动。因为这时它已成为一种既得利益了。
是道义还是经济行动
首先，任何政府行动几乎立刻变成了“道义”的行动。它不再被看作是经济行动和对宝贵的人力和资金资源的有选择的使用，而是变成一种“绝对”的行动。政府行动的本质决定了它们是作为一种象征和神圣的东西出现的，而不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式。政府行动缺乏效果，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做一些别的什么事情吗？相反它导致了加倍的尝试，这只能显示这种有害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经济问题是按照成本和收益的比例来进行判断的。但是在道义问题上，这是一种肮脏的字眼，一种“出卖”，是“对原则的抛弃”。当然，世间存在着真正的道义，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妥协确实可以说是背叛。但即使从道义的角度来说，人们也应该对徒劳无功的政府行动提出质疑。比如说，到1917年，德国人和协约国双方本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种造成无谓伤亡的毫无理智的堑壕战提出怀疑。然而在当时对双方来说，战争已经变成了一种道义，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才是唯一可被接受的目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一带给我们的是苏俄的共产主义、德国的希特勒、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滥用毒品是可怕的，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如果2O年后，政府反毒运动还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美国的情况只会变得更坏），人们就要对道义的方法提出质疑。到那时做我们能够做的唯一事情也许更为有效，通过消除对使用毒品的罪犯的处罚来从毒品交易中提取利润，虽然这听上去似乎是“不道义”的。
滥用毒品确实是一种罪恶，因此它是个道义问题，而电力当然是经济问题。但是在当今的美国政治中，电力却被当作是道义的和原则的问题。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很久以前就已实现了它在30年代建立时所确定的目标，即为当时还很贫困的农村地区提供廉价的电力。今天，这一地区既不贫困也不再是农村了，而且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电力价格在全国属于最高的。可是最近当一位新上任的总经理大胆地暗示要对该局进行私有化时，却马上招致外界的愤怒和道义上的指责。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公用事业和一种获得廉价电力的工具，现在却变成了一种象征和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正如政府很少能放弃自己的东西一样，它也很少有创新，传真通讯运用电子技术做到了以往邮局通过远距离很慢地运送笨重的纸张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要快得多。传真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邮局。但是邮局既没有发明也没有介绍这一技术。
只要没有什么政治压力，政府还能干得不错。以往在目的单一的情况下，邮局和铁路一直能正常运行。可是很快，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压力迫使这些部门被错误地用来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那些不这样做的话就难以找到工作的人，例如美国邮政部门中的黑人。一旦政府行动有了一个以上的目标，它就会退化。此外，如果当初创立政府服务的基本设想发生变化，这种服务也就无法得以完成。19世纪末工人补偿金制度的采用是基于产业劳动固有的危险性这一设想。诚然，工人补偿金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鼓励雇主便工作更为安全。雇主根据工人的安全情况支付保险金，这大大鼓励他们改进生产操作过程。但是其基本设想仍然是产业劳动，特别是在机器旁的劳动有可能造成事故。因此补偿金制度并不追究谁出了事故。它的目的是要确保无论谁出了事故，出了什么事故，工人都会得到补偿。今天，我们不再接受这一设想，但日本例外（因此日本是工人补偿金制度仍然进行得很好的国家）。在西方，我们设想工业生产操作应该是安全的。如果发生了事故，某个人应该受到谴责——通常情况下这指的是雇主。过去，给予补偿金是为了鼓励雇主和雇员提高生产的安全性，而今天它却被看成是一种处罚。其后果是造成对整个补偿金制度的歪曲，导致费用的不断上升以及满意程度和实绩的逐步下降。
对政府行动有以下几方面的严格限制：（一）它仍是完成一项特定任务的唯一途径；（二）不应该成为无用的行动，一旦达到目的就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三）不管如何值得赞扬，不应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而仍然狭窄地集中于为公众服务的特定目的；（四）它基于以上的设想仍保持不变。上述这些原则不容任何侵犯。一旦这些原则不被遵循，政府行动就变得“政治化”了，并且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府服务的迅速退化。
“容易”的行动和“困难”的行动
还有一些行动是政府做不好的，也可能是根本办不到的，即使它们似乎符合政府有效的所有条件。如果一项政府行动迫于压力，不得不满足不同选民的不同的价值观和要求，政府就有可能运行不当。因此政府行动需要集中于一个目标上，需要确定重点，并且紧紧围绕这些重点进行工作。
上文提到过的那位率先倡议将市政服务行业承包给私人承包商的特德?科特利尔谈到了“容易”的和“困难的”政府行动。他认为，困难的行动是政府做不到的，而且肯定是做不好的。两种行动之间的区别包含于政治之中。在容易的行动中，所有选民要求政府采取同样的行动，就像他们对19世纪的邮局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不同的选民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期望，政府行动就会变成困难的行动。二次大战后，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政府计划，要么对不同的人们作出不同的承诺，要么试图让社会中的某一集团通过损害另一集团而获益。结果它们陷入了争论，并很快丧失了中心和行动的能力，变成“困难的”计划。
这种区别还说明了为什么国有企业只有在作为纯粹的赚钱工具时才能经营得利，就像18世纪主要垄断集团那样（例如欧洲大陆的烟草垄断集团）。如果政治和社会的价值观念干预了企业对利润一心一意的追求，国有企业的经营就可能立即停止。国有企业变成了困难的企业。一个例子就是今天意大利政府所拥有的亏损大、经营差的公司，它们部分是作为企业来经营的，部分是为了雇佣工人而经营的，部分又是为了赞助政治家及其朋友而经营的。
现在，虽然是粗略的，但我们开始大致了解二次大战后这个时期中与政府行动有关的教训了：
? 明显属于政府的功能只有政府才有权履行，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履行，如政府对防务和武器的垄断地位以及政府维护法律、秩序和正义，使公民夜里能够高枕无忧，白天走在街上可以不用害怕的功能——虽然这个功能政府在一个世纪前要比现在做得好得多。
? 还有一种更复杂、更有争议的政府功能，即维护我们今天所说的“平等竞赛场”。政府可以设立对任何人都具有同等约束力的基本规范。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之所以工作有成效恰恰是因为它建立了明确的规则来确保诚实的证券卖卖双方能正常进行交易，并且把无赖们拒之门外（至少使他们更难耍花招）。这种作法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
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政府能够也应该要比19世纪自由主义人士如赫伯特?斯宾塞所鼓吹和希望的更积极一些。政府的作用必须更接近于19世纪保守党人的信念。这些人对政府施加限制恰恰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效的政府。
? 我们知道，不是政府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永久性的。可是放弃一项政府行动是困难的，总会遭到强烈的抵制。以往无论政府做什么总是变成了一种“德行”，因此需要一开始就确定政府行动的暂时性。一项新的政府计划、一个新的政府机构都必须在一段有限的、相当短的时间里有效，并且明确规定在该期限内应取得的成果，明确承诺，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就要加以废除。
? 不管什么事情，只要非政府组织能够做得更好，或者同样能做的，就根本不应该由政府去完成。问题不在于这项行动是否作为一种以获利为目的或至少是作为衡量标准的“交易”去完成，而在于它不是由政府来进行的。私有化是一条途径，另外一条途径是使政府由执行者转变为提供者，让外部的承包人按照政府设立的标准来完成此项行动。
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
同对政府所能做到的事情的局限性的认识同样重要的是对政府用钱所能买到的东西的局限性的认识。事实上，在很多领域里，花政府的钱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比方说，政府的钱能够改变社会吗？又怎样来改变社会呢？
同情和保护穷人及受压迫者是政府的法定功能。正如旧约全书里的先知们所宣扬的那样，政府应成为其人民的牧羊人。中世纪的君主在他们的加冕典礼上立誓要作“穷人的父母”。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府计划都是用来帮助穷人的。比如，19世纪的“公共工程”计划，给穷人提供了下水道、清洁用水、公共交通、学校和医疗保健这些以往只有富人才能支付得起的东西。这些政府支出极为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环境，甚至穷人也能有希望过上像样的生活。
在20世纪，政府花费了比这多得多的钱来改善穷人的社会条件，其结果却几乎总是令人失望的。在有的地区，穷人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耗费了巨资却酿成惨败的两项政府计划是：美国的低收入住房计划和社会福利计划。在美国，许多耗费巨资建造起来的低收入住房已被遗弃，余下的往往是比原来要被取代的贫民窟更糟的住房。在那里，犯罪和恐惧滋生，到处遭到破坏，肮脏不堪，老鼠出没。虽然美国政府为社会福利投下了更多的资金，而且开支还在不断上升，但情况却在不断恶化。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并且已经证明，在美国，用于帮助穷人的福利经费花得越多，穷人，尤其是那些贫困的黑人却变得越来越贫困，越来越不能自助，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养成了美国人的依赖性。它是在麻痹人们而不是激励人们。
与这些失败形成鲜明对燕的是过去40年中可能是最成功的政府计划，撒切尔首相对英国低收入住房和地方当局营造的房屋实行私有化。租户通过购买公寓套房，成为房屋的所有者。那些贫民窟住房的真意和外观几乎一夜之间都发生了变化。这些住房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审美价值，但它们变得自重，保养良好，而且相当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个社区。
那么我们应该放弃这种通过政府开支来改变社会的想法吗？考虑到这种需要非常之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这么做。但是那些毫无建树，而且对人们不是有利而是有害的政府计划还要延续多久呢？
税收所做不到的事情
另外一种试图改变社会状况，但更不成功的政府尝试，即政府试图通过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尝试，连宽限期也不应该给它。
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是美国的一位法学学者和法官，他说过这样一句使人们对他铭记不忘的话：“税收权就是破坏权。”但是霍姆斯仅仅是用很精炼的话来描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没收充公和惩罚性的税收有着很长的历史。然而一种新观念，也是霍姆斯所处时代的一个产物，却是税收可以用来作为奖励，可以用来对社会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尤其是使收入从富人流向穷人，从而推动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
这种思想是本世纪初德国的“学院派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的。他们大多数是经济史学家。他们既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因此提倡通过税收制度对社会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第三条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政治家戴维?劳埃德?乔治在他的预算中，将这一思想变成了政府的政策。1918年以后，世界各国政府都采纳了这种政策。但是正当劳埃德?乔治提出他第一份预算时，意大利的数理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创立了我们所熟知的帕累托定律。帕累托用毕生的精力和时间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政府不能有效地改变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收入的分配是由经济的生产率决定的，而普遍存在的地方性关税和价格只能使它略作改动。经济生产率越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我们所有的经验都证实了帕累托定律的正确性，并且表明劳埃德?乔治的政策是不灵验的。诚然，税收可以转移收入和财产。劳埃德?乔治的遗产税曾在1900年大量剥夺英国富人中大地主的财产，但它仅仅是将财产转移到了另一群富人，即金融家、实业家、商人手里。就今天的英国来说，其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状况要比1900年时有所改善，原因在于英国的经济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英国的生产率要比西德低得多，因此虽然英国建立了更有利于对收入实行重新分配的税收体制，但是同西德相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苏联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同墨西哥一样严重，也就是说，非常严重。当然苏联官方推行的是平均主义，但是至今每个人，特别是每一个苏联人都知道，有据可查的占总人口1%的200万“老板”，享用着专门的商店、学校、医院、住房、休假别墅、运输工具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额外好处。这一切为他们提供了巨富的生活水平和实际收入。同样，墨西哥的巨富人数占到总人口的1%左右。当前苏联和墨西哥工农业生产力大致处于同等水平。而且只有帕累托定律才能解释尽管发达国家之间税率和税收体制存在巨大差别，但它们的收入分配大体相同的原因。
事实上，似乎只有一种政府政策可以改变收入和财产的分配状况，那就是通货膨胀政策。它剥夺了中产阶级的财产，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破坏生产力做到这一点的。
通过税收制度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仍然广泛地被政治家和选民看作是社会政策中最有效的工具。但也许现在该回到旧箴言上来了：税收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收入，并尽量避免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副作用。
税收国家的局限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日子里，那个时期的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发表了一篇题为《税收国家》的短小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熊彼特回顾了战争期间的经验，并且预测政府财政和政策的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他指出，一次大战前不存在什么独裁的政府。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通过征税或借贷使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增加超过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也许是6%。但是在战争期间，每一个交战国政府的收入却年年有很大的增加，奥地利、俄国这些最穷的交战国政府，将天量的国家财产转化为战争公债，几年中公债收入大大超过国家收入的总和。熊彼特预测，这种情况将会导致一种全新的，与以往不同的经济，通货膨胀压力将成为其特有的现象，而且熊彼特指出这还有可能会削弱政治体制。既然在整个历史上，收入受到了限制，政策制定人就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不得不表示反对。但是随着这种限制被排除，他们无法再抵制要求，特别是那些有着合理需求、符合道德良心的要求。因此政府增加收入能力将逐步错误地引导国家收入从生产性支出，例如对创造财富的设备和新技术的投资转到旨在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非生产性的政府支出上来。
现在我们知道，熊彼特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点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左，那就是限制依然存在，只不过要比一个世纪前宽松一些。但限制确实是有的。对政府实际上可增加的收入有限制，而且对政府可以增加的那些不致于严重危害经济或者破坏国家整体性的收入的限制更严格。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比熊彼特晚20年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就在二次大战前，克拉克就断言政府的收入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总收入的25%左右，这样才不会产生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不知道25%是不是真正的极限，但有证据表明这个比例可能更接近于40%。超过这个界限，政府收入的增加就无法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它要么抑制经济的增长，引发我们所说的“滞胀”；要么造成日益增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达到这一界限；超过了它，政府开支就变成了一种威胁和苦事。政府在国家收入中的份额超过这一比例甚至不会使收入增加。实际上，收入可能会下降。
无声的税收反镜
可能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税收国家更严格的限制。一旦政府收入，特别是通过征税获得的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超过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似乎在36—40%左右），就会引起无声的、但相当有效的税收反抗。人们停止工作。如果人们额外增加的收入被税收抵消了，又会怎么样呢了其结果只能更糟糕。人们开始从事欺骗性税收行为。那些税收额接近或超过个人总收入的40%的国家都出现了“灰色经济”。1960年以前，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欺骗性的纳税行为。现在美国“灰色经济”的发展程度如何尚未可知，当然也没有什么具体数据来加以说明，但据估计可占到官方经济的15%，在瑞典这样的国家里可能达到30%。共产党中国的政府经济学家估计在中国这个比例可达到1/3至一半。众所周知，“灰色经济”在意大利是真正有活力的经济。它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虽然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意大利北部的失业率高达20%，但事实上那个地区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西班牙的情况也一样，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大大超过了20%，但是消费者开支的数据表明实际失业率甚至低于10%。
只要税率总是居高不下，任何试图消灭或甚至减少“灰色经济”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虽然每一个人都在大声谴责“灰色经济”，但大多数人不仅参与了它，而且认为它从道德角度来说是正当的，甚至是“精明”的。可是它破坏了社会道德的整体性，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政治毒药：犬儒哲学。70年前，熊彼特就警告过：通货膨胀将摧毁整个自由社会（他在25年后即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本书中又重复了这个警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通货膨胀充分验证了熊彼特的这个警告。而这种“灰色经济造成的无声的税收反抗”也是一种腐蚀自由社会的毒药，尽管是一种慢性毒药。
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已处于政府承认自己的行动、自己改变社会的能力，或自己的收入没有限制的时期的尾声了呢？现在只是显露出一些初步迹象。至少政治家们清楚人们不再相信他们的许诺了。因此我们可能已经临近“支出国家”的尾声了——以解释熊彼特的术语。
我们要再次接受政府无论是通过税收还是通过贷款增加收入的能力具有局限性的说法吗？我们会学会重新以制定预算及制定政策中可利用的资源而不是以合乎需要的开支作为起点吗？我们还要再学会说不吗？作出决策是要有风险的，也确实是不得人心的。但是我们现在也许己经准备接受这种说法，即决策是理所当然应由政治家来做的事情。
第七章 新多元化
在发达的非共产党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组织都以崭新的、前所未有而且各不相同的方式实现了多元化。理论上人们仍然假设只存在一个有组织的权力中心——政府。但现在发达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中都充满了在政府之外、脱离于政府的权力中心。社会的新多元化集中于功能与能力。它是一种目的单一的组织的多元化，每一个组织与一项社会任务相联系，比如创造财富、教育、医疗保健或培养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和习惯。这种社会的新多元化完全与政治无关。与此相反，政治组织的多元化则集中于权力。它是一种自称和利益单一的集团的多元化——即那些规模较小但纪律严明的少数派的“群众运动”。它们中的每一个集团都试图通过权力来获得靠人数和劝说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每一个集团都完全是政治性的、排斥其他的。
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政治组织的新多元化都对政治过程和政治领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的新多元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非政治性的，而另一种新多元化则恰恰是由于它是政治性的、排斥其他一切的。
多元化的杜会
150年以前，社会任务不管是抚养教育孩子还是照顾病人和老人，要么根本没有完成，要么主要是在家庭中完成的。现在，社会任务越来越多地通过有组织的机构来完成。这些机构包括：商业企业、工会、医院和医疗保健体系、孩子照看中心、学校等等。75年前，实际上美国所有的婴儿都是在家里出生的，医院的产科病房只是为那些非常贫穷或者重病的人而设立的；但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婴儿都出生在医院里。76年前，美国3/4的产品来自家庭农场或那些雇员不超过6人的企业，而现在3/4的产品来自于至少雇佣26人的企业。同样75年前，大多数美国小孩仍然就读于那些只有一两间教室的学校，现在大多数小孩在合并而成的公立学校念书，某些学校的中学生人教多达五六千人。
这些机构中的每一机构都把力量集中于某一项任务，包括：像企业一样提供商品和劳务，像工会一样将资方的权力约束在企业内，救死扶伤，创造和传播知识。它们都是目的单一的机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是“政府”或是“政治性的”（除了传统的欧洲工会）。然而，每一个机构都须有一个掌管机关。都须有一个“管理部门”。每一个机构都必须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以产生效果。一个法律上独立的机构（美国私立大学和非政府所有、非营利性的私人医院）和一个法律上为国家所有、而且在政府的某个部门控制下的机构（欧洲的大学和医院）并无多大区别。而且，正如连俄国人也已经知道的，一个企业不管是私有的还是国有化的，只有作为一个自治的机构，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才能运转。即使运转得不好，也是如此。20年代和30年代的俄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极权主义，可以看成是通过使整个社会、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服从于中央，以及通过接管所有的社会功能来维持中央政府对权力的垄断的最后企图。然而，极权主义，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失败了，而且不只是在建立一个可行的新社会的问题上。它取消新的机构的自治权的企图遭到了惨败。所有的极权主义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摧毁这些机构。要想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将相当程度上的自治权力交还给这些机构。
每一个多元化的机构都有其特殊的、有限的功能，集中于某一狭窄范围正是其巨大力最之所在，只要一个机构试图超越它特别关心的范围，其效率就会马上丧失。美国的学校就是最好的例证。将美网的学校作为消除种族隔离的发动机，不论其多么必要，甚至是多么地合情合理，都会削弱学校完成其首要工作的能力，即教育孩子，不管是白人孩子还是黑人孩子。
这些新机构不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的。它们以功能为基础。然而，虽然这些机构都是非政治性的（实际上是与政治无关的），但每一个机构都对人们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雇佣、安置、调动、解雇的权力，向人们分配任务的权力，确定行动标准和执行纪律的权力，确定工作时间的权力。在发达国家，这些机构给个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谋生和就业之路以及贡献力量、成就事业和成为富有成效者的机会．100年前，或者是150年前，大多数人还在农场里耕耘仅有的几公顷土地，除了他们家人之外别无帮手。那时，大多数手工工匠仍在单干，或是雇佣一两个人，实际上所有的行业都是如此。被雇佣的人为一个“主人”或“女主人”工作。除了士兵、传教士和教师这样一些在一个世纪以前还很小的集团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为某个“机构”工作。几乎没有人有自己的“老板”。100年前，最大的雇员集团是家仆，即使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这样。1910年，家仆在英国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仍然超过1/3，而且即使是美国也相差不远。大多数家仆是为有一个，最多两个主人的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家庭当贴身随从的。这些“主人”和“女主人”从经济上讲并不比侍女和厨师富裕多少。
120年前，当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无产阶级”仍在为“主人”工作，而不是为一个组织工作。伟大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卡萨马西马公主》对一个世纪前新兴的工业化社会作了最美好的描绘。这本书写于1883年，即马克思去世后三年。它讲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密谋用刺杀一个重要的“帝国主义”人物的办法来引发革命的故事。书中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分别是小说的主人公和无英雄气概的主人公，他们都是手艺高超的工匠。其中一个为一个雇有8个人的书籍装订商工作，另一个为一个雇员不超过12人的从事生产的化学家工作。而且这些资本家雇主几乎不比领工资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富裕多少。
相反，今天发达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某一组织工作和为某一组织工作。家仆，这个100年前最大的雇员类别，在发达国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虽然今天发达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农产品比100年前多了许多倍，但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靠专门从事农业劳动来维持生计的人不超过总人口的3%—5%。现在，人口的重心是“雇员”，而不是“工人”。实际上，作为亨利?詹姆斯笔下的“无产阶级”的继承人的制造业工人，即将加入被历史遗忘的家仆和农民行列。从数量上看，制造业工人在发达的非共产党国家已缩小为整个劳动力的1/6,并且到本世纪末还将进一步编减到1/10或更少。新的劳动大军，虽然是“知识工人”而不是“蓝领工人”，却都是“雇员”。他们不是一个主人的雇员，而是一个组织的雇员。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雇员越来越成为受教育程度最高和工资最高的人。实际上，在发达社会中，十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有九个以上希望其整个工作生涯是在某个组织中作一个雇员。
何时开始
这种新多元化，与仅仅100年前人们可能想象到的几乎完全相反。从14世纪到19世纪的500年中，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的中心目标是如何消除社会中的自治机构，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手中。500年来，君主与政府之间不管有何分歧，但都在这个目标上有共同的的意见。政治哲学家也是如此。这就是“主权”这个16世纪的术语的含义。这个过程从那些经受不住枪炮攻击的城堡中的封建贵族和独立骑士的逐步屈服开始，到法国革命期间或之后，随着所有的特权——教会中的、大学中的、行会中的、剩下的自由城市中的——消失而结束。到1850年所留下来的只是毫无权力和意义的残存仪式——伦敦市长乘一辆昂贵的玻璃马车去参加他就任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的仪式。到19世纪中期，实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论它们是像在西方那样受到限制，还是像人们所想象的在沙皇俄国那样“没有限制”。为了给这一发展提供适当的理论，英国法理学家约翰?奥斯汀断言，只有法律才是来自国家的中央权力，不管它是通过立法还是通过法院。“自然法”和“习惯法”都不存在。但是也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没有对抗的权力。奥斯汀在去世几年后，得到了19世纪最有影响的法哲学家亨利?梅恩的共鸣。梅恩也是英国人，1861年，他宣布“从身份到契约”是“法律的一个历史性进步”。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照梅恩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只存在个人。在维多利亚社会的中期，再没有别的什么比梅思的警言得到更广泛的引用了。
然而，就在“主权”由此取得胜利的同时，一个真正的新权力中心出现了。这就是现代商业企业，如美国的大铁路公司、德国的所谓万能银行。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商业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19世纪末的新商业不同于以前的，而且要大得多。在查尔斯?狄更斯的两部最受欢迎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539）和《董贝父子》（1846-1348）中，企业处在最中心的地位。但是最后落得不光彩的下场的董贝父子银行只有一个主人、一个总经理（故事的反面人物）和两个职员。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有两家企业。一家是卑鄙无耻的放债者，他雇了一个嗜酒的职员。另一家则是属于切里贝尔兄弟的一个道德高尚的公司，它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公司包括掌管生意的兄弟俩和一个正直的职员。与狄更斯同时代的法国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和德国人古斯塔夫。弗赖塔格在他们的小说中所描述的企业也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新的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而且这一冲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20世纪上半期，美国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约翰?R?康芒斯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一书中，只能将现代商业解释为最高法院法官们搞“阴谋诡计”的结果。但是，现代商业在没有最高法院的国家、在各种法律制度的国家，如德国、大不列颠、法国、日本和俄国都得到了同样的发展。尽管康芒斯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但他的书仍然受到极大的尊敬而且广为流传。德国人瓦尔特?拉特瑙也对这种新现象优虑不安。拉特瑙是第一个将现代公司视为一种社会机构的西方作者，他自己又是最早的大型跨国公司之一的（德国）通用电器公司（AEG）的领导人，在日本，与拉特瑙相应的人英一涉泽也忧虑不安。英一是一个政治家，日本的首席银行家，还是日本最早的商业学校之一，即现在的一桥大学的创办人。
最早出现的新权力中心是商业公司，这说明了为什么人们一谈到“管理”，我们总是听到“企业管理”，也说明了为什么将近100年来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商业企业与政府、商业企业与工人以及商业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它同样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现代组织的社会责任”。
第二个新多元化的机构——现代行政机构——的发展其实只比企业晚几年。它的权力和规模的扩大，大概始于1875年或1880年。新的行政机构与其前身极少有相似之处，就像现在的巨型企业如花旗银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门子公司、索尼公司，和狄更斯笔下的切里贝尔兄弟公司极少相似一样。传统的行政机构的形象在安东尼?特罗洛普最成功的小说之一的《奥尔雷庄园》中有生动的描述。小说最重要的一章发生在英国政府各部中权力最大的内务部。内务部有6个人：部长（他是下院议员、政治家）、l个常任秘书和4个职员。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写于1875-1877年）中那位权力巨大的官僚、倒霉的丈夫所主持的部也并不比这大，尽管当时沙皇俄国已因为“官僚机构的臃肿”而臭名昭著。从现代行政机构开始，新的多元化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且功能、规模、声望和权力都有扩大，如：工会、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迅猛增长）、整个医疗保健系统、福利国家的龙大的福利机构、“第三部门”、美国非营利性机构以及其它许多机构。
多元化完全不是新东西。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在其整个历史阶段中都是多元化的。但以前的任何一种多元化都与现在的多元化有关键性的不同。所有以前的多元化都以权力为基础，而现在的多元化建立在功能的基础之上。在西方传统的多元化中，国王高于公爵，公爵高于伯爵，伯爵高于骑士，骑士高于自耕农。每一等级都对其下面的等级拥有权力，而且每一等级只在其领地之内行使权力。但是所有的权力都最终依赖于同样的来源：对土地的控制。每一个等级最后都关心相同的问题，那就是靠土地而生活。即使中世纪的城市，这个在农村汪洋大海中的小岛，所有的多元化机构都试图成为完整的社区并进行政治控制。手工业行会，如15世纪佛罗伦萨的编织工行会、100年后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金匠行会，都迫使其成员住在城市的同一个区，他们的商店也得开在那儿。这些行会决定每一个成员能有几个学徒、几个雇员，哪一个雇员能成为“主人”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成为“主人”。它们规定其成员支付原材料的价格，他们收取的商品价格用以他们支付的工资。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教堂，而且通常将牧师之职留给某个成员的儿子。正像伯爵与骑士试图获得对其领地内法院的控制一样，行会也试图接管对其成员的执法权。
与此相反，新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对政府和统治毫无兴趣。与以前的多元化机构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整体”，而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本身产生的结果完全在外界。企业的“产品”是满足的消费者，“医院”的“产品”是病愈的患者，学校的“产品”则是10年后将他或她所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工作的学生。而在机构内部，有的只是消耗。
因此在某些方面，新多元化远比旧的多元化灵活，而制造分裂又远不如后者。新的机构不像旧的多元化机构——不管是中世纪的教会、封建贵族或是自由城市——它不侵占或治权力。然而，新的机构，不同于旧的机构，它们没有共同关心的事物，它们所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每一个新机构都将自己的目的视为中心，视为最终价值，以及真正重要的东西。管窥之见常常是专家们的退化病，是他们为“职业化”和狭窄的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先前的机构，伯爵们、公爵们、男爵们、修道土们、主教们和自由城市为了位置先后、级别高低争吵不休。但是，他们在相互理解上却毫无困难。他们谁也没有谈论过“沟通”的问题。今天，没有一个医院院长会担心他或她的“级别”是否高于公司的副总经理或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但他们一直担心沟通的问题，每一个新机构都有其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职阶，以及最重要的、自己的价值观。它们中没有一个机构将自己看成是对整个社区负责的。认为那是其它机构的事。但这到底是谁的事呢？
个人之地位
个人地位问题也同样是新出现的，它与政治和社会理论仍认为是“正常状态”的东西难以相容的。19世纪存在两个竞争的社会模式。一个预见社会将由小的独立者组成，如有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的农民、小店主、手艺工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们谁也没有权力和财富，但谁也不会赤贫或依附于人。虽然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与美国托马斯?杰斐逊观点相同的人，但托马斯?杰斐逊把这一理想表述得最为清楚。到1826年杰斐逊去世时，社会并没有按他所预见的道路发展这一点己经很清楚了。在这种幻想的破灭中，出现了反乌托邦的思想，其最后和最清楚的表述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预言中找到。马克思主义预言社会将由同样贫困、同样受人剥削、同样依附于人的广大无产阶级大众组成，他们完全处在仅仅一小撮的资本家剥削者的控制之下。
这两种预言都未成为现实。现实是杰斐逊和马克思，以及事实上1950年或l960年前的任何一个人所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知识雇员”的社会，他们既不是被剥削者也不是剥削者。就个人而言，他们不是资本家，但就集体而言，他们通过养老基金、信托基金、储蓄拥有生产资料。他们是下级，但常常又是老板。这些人既是独立的，又依赖于人，他们都有流动性。然而，为了有效率，他们也需要接近一个组织，不是作为“雇员”便是作为“顾问”。
新多元化常常越过传统的地理边界。这样做的第一个新多元化组织是企业。早在1860到1870年，它就己是“多国的”了，其它机构也紧随其后。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同咨询公司一样，已经这样做了。现在甚至连大学也是“跨国的”了。并且这和仍然统治我们思想、教学和法律手段的政治理论也是不相容的。
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那么我们要过100年左右才能有适合这种新多元化现实的法律和政治学说。但是，我们来不及等待哲学家从理论上解释所发生的一切。政治家、法庭、商人、新组织的负责人不得不采取行动。
新多元化已在6个领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即：
? 多元化机构的社会责任
? 它们对社区的责任
? 它们的政治责任
? 个人的权力和责任
? 政府在多元化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
社会责任意味着什么
新多元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其答案我们肯定知道，尽管可能不是很详细的，而是大体上的答案。我们知道多元化社会机构的社会责任的粗略轮廓。第一，我们知道它们的责任是完成其工作。第二，我们知道它们要对其影响负责，总的来说，对人民、对杜区、对社会的影响。最后，我们知道如果其影响超出其完成工作之必需则是不负责的行为，不管它是照看病人、生产商品或是增进知识。
多元化机构的第一责任是履行其特殊的功能，这可能听起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在现在的讨论中常常被忘记，因而需要不断地强调。每当我们呼吁大学、工会、企业、医院等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担负一项“社会责任”时，第一个问题只能是：它是否会有损这一机构履行其功能的能力？我们很可能认为，这样所带来的社会利益超出它放弃其功能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或借口它无关紧要，都是危险的，事实上是不负责任的。在美国，我们在决定让学校成为消除种族隔离的力童的问题上就是这样做的。假设我们当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几乎肯定已在学校中消除种族隔离。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深重罪孽必须改正，必须消灭。但我们也许已找到避免、至少是阻止对学校教学能力加以损害的方法。比如，我们也许已在挑选出来的少数水平较高、纪律严格的学校开始进行试验工作。如果将与学校主要任务相关的所有问题都作为种族的和不相关的问题而搁置一边，那我们肯定既不能消除种族隔离，也不能在教育上取得成果。
每一个多元化机构，不管是企业、大学，还是医院，都有其影响。它不得不对为其工作的人行使相当大的控制权，否则它就不能完成工作。它对其顾客有很大影响，对局外人也有影响。一个四点半下班的工厂，可能给这个城镇的每一个人造成交通阻塞。对自己的影响负责是最古老的法律原则，该机构是明知故犯还是疏忽大意并不重要。第一个表达这一原则的罗马律师把它称为“野兽理论”。狮子若是出了笼子，是看管人的责任。这和是看管人粗心，让笼子门开着，还是地震将笼门打开，毫无关系。狮子从本质上讲是凶残的，同样，每一个新的多元化机构从本质上讲都有影响，它对此要负责任。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对通过责任诉讼、渎职诉讼、环境诉讼及其高额损害赔偿来使这个世界“没有风险”的抱怨，在美国尤其如此。毫无疑问，这些诉讼中许多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许多赔偿是蛮横的。但构成这些行动基础的基本假设并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没有风险的。相反，这些诉讼建立在承认存在新的、确确实实的风险的基础之上。这些风险就是新机构的人为影响。对这样的风险必须有保险。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机构像“野兽看管人”那样负起责任来。
于是，这就意味着机构有责任——但也是一种自身利益——将其影响局限在履行其社会功能确实需要的范围内。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影响都是不合法的，是对权力的篡夺。让我举例说明：美国法院在雇佣合同中的两个条款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线，而这两个条款在商人看来几乎是相向的。法院不愿限制以前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雇员去为另一个竞争者工作的自由。同时，法院在禁止前雇员将顾主从其前雇主那里诱走，或是向新雇主泄露商业秘密的问题上却变得非同一般地严厉。在法院看来，限制其雇员的流动完全超出了公司完成其工作之需要。这样行使权力是不必要的，因而是不合法的。但诱走雇主或是泄露商业机密则是出卖行为，并给前雇主造成损害。防止这种行为是合法的。这种影响是必要的。
正是必要的影响和不必要的影响间的这种区别说明了为什么至今很少有人非常担忧大学对学位的垄断。在知识社会中，拒绝给予学位使人无法拥有工作、职业和生活。这一权力大大超出了其它任何多元化机构行使的权力。因此，人们希望大学在行使这一权力时遵循适当的程序。但它若要履行其功能，必须拥有授予学位的权力。相反，工会禁止某人加入某一行业或得到工作的权力越来越被认为是非法的，是滥用权力。其后果实际上不如拒绝授予学位严重，对单个的工人来说通常还有受雇的选择机会。但是，工会履行其功能确实不需要对入行就业的权力进行垄断，大多数机构都把超出履行它们功能所必要的影响的行动解释为“乐善好施的”行为。工会将它所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拒之门外，以“保护”其成员（例如美国建筑工会中的黑人）。公司强迫其工人都住在公司所有的住房里是搞“家长式”统治（在日本，由于住房的严重短缺，这实际上仍是“好事”）。所有的机构都喜欢认为它们是在保护“标准”、“质量”和“证书”，但除非影响显然是这个机构履行其功能所必需的和其功能中固有的，否则这一假设就是篡夺权力。即使这种影响是必要的，如果它确实造成了损害，例如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健康的损害，这个机构就得承担责任。
对社区的责任
多元化机构是否应对不是由它们的所作所为引起的社区问题——如社会问题——负责呢？如果是这样，那又该负责到何种程度呢？60年代，纽约市长号召这个城市里的大企业关心靠福利生活的未婚的黑人母亲。那时纽约正处在社会瓦解的边缘，雇主们一个接一个地逃离这个犯罪和吸毒猖獗、城市服务设施崩溃的城市。采取有效行动迫在眉睫，但除了总部设在纽约的庞大而富有的公司外，没有别的组织采取行动。然而，市长遭到了所有人起劲的嘲笑，没有一家公司留心市长的号召。20年以后，纽约的犯罪和吸毒成瘾甚至比60年代更加猖獗，城市服务设施也变得更加糟糕。但是，80年代纽约经历了由市中区以及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的曼哈顿地区建筑业的重新兴旺所引起的一次事实上的复兴。新的办公大楼从外观上和美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从而，将商业和旅游者吸引回来，使经济得以复苏，而且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在艺术和艺术博物馆方面。
另一个事例：在反滥用毒品的斗争中，美国童子军和女童子军始终起到带头作用。这两个组织做小学生的工作非常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在美国，每4个小学生中就有1个是童子军。他们早在孩子真正面对这种威胁之前就给他们灌输抵制毒品的思想。这些事例给我们的第一点教训，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教训是，大部分关于对社区的责任的讨论都不得要领。大部分的讨论像20年前纽约市长那样要求多元化机构，当然特别是企业，仓促加入关心社区所遭受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行列之中。“如果企业、工会、医院和大学如此之大，如此有力，如此懂行，如此胜任，它们为什么不能关心贫穷、愚昧和学校问题？”但也有另一批人，他们人数虽少得多，但都同意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即多元化机构不应插手严格地讲不属其功能范围的事。弗里德曼总是说：“要一个企业做符合其身份的工作极为困难。如果它不关心生产顾客所需的商品和劳务、创造利润以满足今后的风险、投资和发展对资本的需求，那它就不忠于其社会责任。”
这两种观点都正确，也都不正确。多元化机构处在社区之中，它们不能像中世纪前欧洲的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僧侣那样在周围的世界四分五裂时就退入孤立状态中。但同时它们的行动不能够，事实上是一定不能，超出其狭窄的能力范围，或与其特殊功能相抵触。
本世纪初，芝加哥的一个服装商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买下了一个叫西尔斯-娄巴克的陷于困境的邮购商店，不到10年，这个商店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利润最丰的零售商店。原因之一是罗森沃尔德认识到，想要生意兴旺，西尔斯需要一个兴旺的农业社区。但是本世纪开始时，美国农场主处在绝望的困境之中，一穷二白，孤立闭塞，技术上又很落后，难以接受教育，更难获得现代农业方法。但是，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和试验，可以利用的农业技术非常之多，罗森沃尔德发明了一个叫做农业代理商的机构作为美国农业革新的代理人。罗森沃尔德自己资助这个新机构长达1O年之久，直到它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被美国政府接管过去。到那时，美国农场主已有了足够的能力和从西尔斯购买东西的购买力。假如罗森沃尔德向米尔顿?弗里德曼征求意见，弗里德曼会告诉他专心干商业，而将对农民的关心留给政府。换言之，关心一个兴旺的有活力的社区的社区责任，对多元化机构来说并非是“博爱行为”，而是一种自身利益。
虽然这样的社区责任只有在严格的条件之下才能发挥作用。它必须适合这个机构的能力，必须符合其价值体系，必须是这个机构正在从事的工作的延伸，而不是转向。在这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是正确的。假如00年代纽约市的所有企业都听从市长的建议，那只会对社区有害，而且也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商业使纽约恢复过来，是因为房地产业的发展符合这个城市的价值观、观点和能力，而社会工作则不是这样。
同样，美国的医院在插手市中心的健康诊所时，其意图是非常好的，但其效果却不大。市中心“下层阶级”的基本问题是社会问题，包括住房不足、缺少工作、缺乏知识和动力。这些问题是医院不能解决的。而医院所关心的，也是医院价值所在的健康，从来不是很穷的人优先考虑的问题。即使是在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问题上，美国也通过为学业优秀的学生设立“磁铁学校”取得了成功，虽然这是很晚的事了。“磁铁学校”强调以教育为中心，因此它符合教师的价值观和学生的期望。在这样的学校中，白人教师尊重黑人学生是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学生，白人学生尊敬黑人教师，是因为他们给自己上课。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因都是学业优秀的学生而相互尊重。而且黑人学生也尊重他们自己，因为他们都是学业优秀的学生。这一也许是最重要的结果。让一个机构完成其主要任务，是使其履行社区责任的最好方法。
政治责任
在每一种多元化中，中心的问题总是：谁来照顾公共利益？传统的答案是——自我欺骗。这一答案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它认为，公共利益将会产生于各种相互冲突利益的混乱和冲突之中，但这最多只能制造僵局。对多元化机构来说，需要的是将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和责任纳入其观点、行为和价值观之中。它们需要承担政治责任．
这儿有几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大企业在成功地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组织起来将政治责任纳入其决策过程之中。大的日本公司（与它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学会不是首先问：对企业有何好处？而是问：对日本有何好处？然后再问：企业应如何追求其利益以便满足公共利益？日本企业，在这个国家的重建时期，从一开始就承担了政治责任。这不是官僚的控制，而是真正的“日本奥秘”。在同一时期的西德，情况也有相似之处。在二次大战后的35年中，大银行考虑产业政策，总是首先从这样的问题开始，即德国经济和德国社会要求的是什么？
然而，这些都是短暂的例外。在日本和西德，企业的政治责任在国家从战败和破坏中恢复过来之后都已基本上消失了。欧洲的一些工会，如荷兰的工会在二次大战后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也是如此。但是，除非这些机构学会过问社区的要求，否则它们将像美国和大不列颠的工会那样越来越失去公众的支持。美国的医院之所以陷入危机，主要也因为它未能担负起政治责任以及未能在控制医疗保健的费用和质量方面起领导作用。因此，政治责任对多元化机构来说，也是一种自身利益。
个人的权利和责任
在早期多元化社会中，个人是可以牺牲的，机构并不依赖于他们，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作为个人，他们都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引用马克思的说法，他们是“工业后备大军”和工业的炮灰。但是，新的多元化社会机构是“知识工人”的组织。知识工人有流动性，他们是“同事”，他们拥有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享有来自社会平等和他们在经济上必不可少的这一事实的讨价还价的权力。因此，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并重新确定知识工人在多元化社会及其机构中的权力和责任。
个人的工作将成为一种财产权。实际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走得相当远了。美国法院现在已习惯认为雇员，特别是经理、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对其工作拥有一种权利，即便没有特殊的合同和享有期限。这种权利只有因特殊的原因，经过适当的过程，才能减少或以解雇的方式取消。换言之，法院认为，必须将工作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这并不是“激进的”，而是保守的观点。自2000多年前罗马律师第一次给这个术语下定义以来，凡是能使人得到某种生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东西都被认为是财产。
发达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占压倒多数的受过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因某种生活需要，得在新多元化机构中找一份工作。对很大一部分的人来说，工作也确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对大多数人来说，拥有一点资本和经济独立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雇佣他们的那个机构的养老金基金。换言之，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财产，如果不是工作本身的话，就是工作所提供的东西。因此，每一个雇佣机构只有它遵守了总是支配着财产的规则，才能期望它能剥夺人们的工作。要剥夺他或她的工作或减少其工作，这一机构必须按事先确定的标准，特别是效绩标准来进行。这些标准必须一视同仁，而且是公开的。雇主将越来越多地必须承担举证责任，用这些标准判断和惩罚违反标准的人。雇主在剥夺个人的工作或者甚至减少其工作，比如，通过降级、减少工资；也许甚至是引起地位和位置下降的工作分配时，也不得不满足“恰当的过程”的要求。这意味着正式警告、适当的检查和申诉的权利。
同时，与个人在早期多元化中的位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个人有权自由迁移。即使是在日本，虽然存在着“终身义务”的传统，但知识工人现在只要遵守礼貌仪式，就能有越来越大的流动性。承担义务的是雇主而不是雇员，这与他们双方讨价还价权力的变动相适应。毫无疑问，知识工人需要工作，但只有在真正的长期萧条时，知识工人对工作的需求才超过雇主对知识工人的需求。
这就是过去10年或15年中敌意的接管、剥夺、合并、不择手段的收购以及其它金融控制给美国知识工人的教训。当他们中许多人突然发现自己失业时（其中许多人是在为同一个公司服务多年以后），他们大多数人首先会感到巨大的震惊。然后，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几个月之内找到一份新工作，即使55岁的人亦然。在许多情况下，新工作比他们失去的工作还要好。他们发现知识给了他们流动性。这一教训可能是难以忘记的。
然而，雇员的权利，包括作为一种财产的工作和流动的权利，都不得损害机构完成其工作的能力。它们不能损害其放弃、降低、执行纪律和效绩标准的能力。比利时和荷兰的雇佣法是反面例子。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这两国都对解雇人员的做法施以重罚。这样做所带来的只是创纪录的失业率和经济停滞。雇主宁愿不扩大生产也不雇佣新人员。同样，苏俄给予雇员的那种无视企业或雇员效绩的绝对职业保障是导致这个国家经济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低得可怜的主要原因。
但是个人的责任又怎么样呢？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甚至几乎无人问起。既然知识工人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也就必须承担责任。他们唯一的责任，也是今天最为缺乏的责任，是对个人自己的贡献负责。对知识工人来说，运用他或她的知识还不够，他们还必须运用知识以增加整体的效绩。这要求知识工人致力于实现机构的目标。然而，专职的专家总是比以前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知识本身不会产生任何结果，除非它集中于整个组织的需要和目标之上。在贝多芬交响乐中，长笛这部分乐曲是必不可少的，但它本身并不是音乐。它是通过作为“总谱”的一部分，通过其他乐器一起输入的一部分才成为音乐。同样，企业中的市场研究人员、医院中的X光技术人员、大学里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成果只有在集中于一个共同目标和与其他人的输入一起置于一个共同的任务之中以前，才是“输入”。一个机构越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就越是依赖于个人是否愿意承担责任。这些责任包括为整体作出贡献，理解整体的目标、价值和效绩以及使他们自己能被组织中的其他专业人员、其他知识人员所理解。
政府的角色
政府在这个多元化社会中以及面对它的多元化机构所不得不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很清楚，这是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们甚至连这个问题的正确说法都不知道。我们如此狼狈的原因之一是，这在历史上不曾有先例。新多元化机构是与政治无关的，除工会外，这些机构有的只是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过程的轻视。75年前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试图在议会中建立一个代表包括企业、劳工、大学等机构在内的第三院。即使那些厌恶法西斯主义的人，如美国的赫伯特?胡佛、英国的乔治?萧伯纳以及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人，都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然而它彻底失败了。
一句古谚说，谁出钱，谁作主。许多新机构都至少部分靠政府和来自税款的资助。行政机构完全依赖于政府出钱。在大多数国家中，医疗保健、教育、大学，甚至教会，也是如此。即使在美国，税款也支付了医疗保健和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所有学校经费的1/3或l/4，可是政府的预算权最多只是个原始的武器。它能迫使这个与那个做法产生特定的变化。它能迫使美国医院转向实行特殊的诊断以求补偿它给老人的治疗，它能迫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改变其有关任期的规定。但在美国医院里的病人仍将得到医院通常给予病人的那种治疗，牛津和剑桥大学仍将为它们的院系任命和挑选它们想要的学者，以及以它们认为应该采取的方式去对待学生。行政机关，这个在收入方面唯一最依赖政府的机构，最不服从政治上的指导。
这些机构为了发挥其功能，完成其使命，的确不得不是非政治性的，不得不处在政治过程之外。它们一定不能政治化，而必须按照它们白己的价值观来进行控制。“教育太重要了，不能把它留给政治家。”每一位校长都会这样说。“医疗保健太重要了，不能把它留给政治家。”每一位医生和每个医院管理部门都会这么说。“生产率太重要了，不能把它留给政治家。”每一位商人都会这样说。而且每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在谈到政策制定时所说的也是一样的。每一个机构从它自己的有利地位来说都是正确的。然而教育、医疗保健、生产率和政策制定都是最重要的政治事务。每一个政府都被其人民认为对这些机构的效绩负有责任。它有责任而无多大权威。那么政府所能做或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政府可以进行限制，特别是当一个机构变得狂妄自大时。弗兰克林?D?罗斯福在30年代对美国企业这么做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80年代对英国的工会和老牌大学也都这么做了。也许政府将来在多元化社会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立标准。在一个国家和公民的富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机构的价值观和效绩的条件下，国家应该或能够希望从这些新的权力巨大的自治机构那里得到什么呢？
少数人的暴政
社会中的多元化机构集中于一项任务，政治组织中的新多元化集团只关心某一项目标。这可能是拯救野花或禁止堕胎、阻止对火器的整顿和限制（这是美国全国来复枪协会的目的）、防止削减给布列塔尼的农场主或美国烟草种植者的补贴，或者是阻止像日本的超级市场那样的现代零售商。这一目标不受人欢迎并不要紧。目标单一集团的权力来自于它是少数派，而且通常是很小的少数派的事实。它的力量在于它的目标单一而不在于它的人数多少。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从他早期开始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但在他无数的批评者中，只有一个人攻击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差不多是在60年前，一个非常年青、还毫无名气的维也纳作家伊利尔斯?卡尼迪尖锐地批评弗洛伊德把研究集中于个人的感情混乱（卡尼迪于1981年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卡尼迪争论说，20世纪的心理学的中心问题并不是有关个人的问题，而是政治组织的一种新的退化病，即群众运动。没有人研究过大众心理动力学，能解释它的行为，或者治好这种病。但是，卡尼迪预言，在本世纪余下的时期，群众运动将占统治地位。对弗洛伊德试图治好他认为可以治好的病症的批评很难说是公正的，但卡尼迪的观点也有道理。群众运动已经成了本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现象，而且这是一种崭新的现象。
大多数人仍不知道卡尼迪在说什么。他们听到“群众”这个词，就想到为数众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他们没有目的，没有领导，不受约束。但现代政治中的群众类似于原子物理学的临界质量。它是引起最大变化所需的最小数量，即物理学家所说的“态的变化”。换一个比喻，现代政治中的群众类似于癌块，它虽只有一磅重，却可制服人的身体。
现代政治中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占统治地位，是因为它是有组织的、积极的、方向明确的，而且完全致力于一项目标的。相反，政治组织虽大，但组织不严，缺乏生气、四分五裂而且不专注。对群众运动来说，它自己的政治目标享有绝对的优先权。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政治以及所有的公众事务，最多只是了种利益，且很少成为主要利益。正是这种以“目标单一”的压力集团形式出现的群众运动，越来越使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陷于瘫痪和暴政统治之下。卡尼迪写作的时候，希特勒正要上合，其它规模很小但完全有组织的目标单一集团的群众运动己取得了成功。
群众运动并非起源于欧洲，而是“美国制造”的产品。它的发明者是美国最早的两个报业大王：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兰德尔?赫斯特。他们最先看到，发行量大的报纸可以用来或滥用来建立规模虽小但很能表达其意见而又纪律严明的压力集团。1898年，这两位出版家将美国推入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政治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这场战争，大多数人民也是如此。但普利策和赫斯特将与西班牙开战作为组织其读者的唯一方法。他们指导读者，不管候选人的其它主张如何，只要他投票赞成与西班牙作战，就支持他；不管候选人的其它主张如何，除非他投票赞成与西班牙开战，否则就反对他。普利策和赫斯特所动员起来的占总数5-8%的选票是以使支持战争的候选人当选，使那些说“也许”的人落选，更不用说那些说“不”的人了。
对19世纪90年代的欧洲“进步人士”来说，西班牙是“时代的落伍者”、“反动派”和敌人。因此，美国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被欢呼为“左派”的伟大胜利。当时欧洲的左派迫切需要胜利。因此，欧洲富有战斗性的左派的两位领导人利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发明，在革命的忠诚信徒中发动了同样规模很小、目标单一的群众运动。
第一个是法国人乔治?索雷尔。他在1905年前后开始鼓吹：一次由人数很少但非常有纪律的一群“无产阶级”下令举行的总罢工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在20年代，通过总罢工来进行革命的尝试实际上有3次。第一次是在1921年的意大利，第二次是在1923年的大不列颠，第三次是在1926年的日本。罢工在大不列颠失败了，但在意大利和日本，罢工的确推翻了现存秩序。但是，胜利者不是无产阶级。在意大利胜利者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在日本则是日本军队中的军事法西斯分子。
在欧洲，群众运动的第二个，也是最成功的左派信徒是列宁。他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由“忠诚信徒”组成的一个规模很小，但纪律十分严明的少数派团体。这些忠诚的信徒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而且只有一项目标，即夺取权力。
同样，在美国，禁酒运动，而不是“革命左派”很快就懂得了普利策和赫斯特发明的意义。美国的禁酒主义者要求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禁止或至少控制酒精饮料。他们为此努力了几十年，但未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在普利策和赫斯特之后，他们改变了策略，组织起规模很小，但纪律严明的少数派团体。这些少数派取得权力的方式是根据政治候选人在禁酒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来决定支持他还是反对他。禁酒运动在本世纪初的20年中，可能真的失去了广泛的支待。它最受欢迎的时期大约是1870或1880年前后。然而，通过采取群众运动的战略，禁酒主义者迫使美国国会在1919年开始禁止酒精饮料。
以禁酒运动为模式的目标单一的压力集团从此逐渐在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特别在美国。它们也许关心环境问题，也许是堕胎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也可能把美国的使命定义为向北卡罗来纳的几千烟草种植者提供大量补贴，不管它们的单一目标是什么，目标单一运动的战略都总是如出一辙。他们根本不知道妥协，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单一目标是绝对符合道德的。他们并不以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或者甚至争取大多数人的顺从为目的，否则他们就可能不得不作出妥协。而且即便是对愿意这么做的最微弱的暗示，也会摧毁他们的权力。这种目标单一的群众运动不在选票上做交易。对目标单一的压力集团来说，它的目标得不到广泛的支持，根本无足轻重。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新闻记者，通常都对此无法理解。民意测验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支持控制枪支或者反对对烟草种植者进行补贴，但这无关紧要。承诺支持他们的目标的候选人得到了选票，而不答应这样做或躲闪推诿的候选人则遭到反对。除此之外，别的事情都不重要。
一个能集中3-5%选票的有组织的目标单一的少数派团体很少能提供获胜所需的边际票数，尽管它的反对却常常确保对手的失败。因此它很少是一种采取积极行动的力量，但它能成功地阻止它所不赞成的行动。目标单一的集团与极权主义者不同，它不想夺取权力。它甚至认为自己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道德的团体。极权主义者是捕食者，而新群众运动则是奇生者。极权主义者杀戮生灵，而目标单一的压力集团则制造瘫痪。
新群众运动在美国最显著，最有威力。但欧洲也受到了传染，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有“绿党”。英国左派的“好战分子”在全体选民中的比例不超过一百分之几，然而他们目标单一的立场，特别是在单方而核裁军问题上立场，使英国工党瘫痪了多年，并一次又一次地在选举中失败。在法国，一心要将移民和外国人赶出去的“国民阵线”已成功地使法国中间党派陷于瘫痪，并可能使法国左派遭受同样的厄运。这些少数派团体有着同样的战略：由少数纪律严明的“群众”献身于被认为是绝对符合道德的单一目标。
在日本，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非常强大，甚至比美国的还要强大。日本政治离不开享受巨额补贴的稻谷种植者，就像美国政治离不开北卡罗来纳州烟草种植者一样。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集团在共产党俄国和共产党中国也同样众多，同样强大。由于这些新群众运动，政治过程中的决策权正迅速地从政治家和文官手中转移到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手中。在罗斯福时期的美国，大城市中的政治大亨提供了统合的力量，西欧议会制国家中的地方或地区政治家以及日本政治派系的首领都是如此。在所有发达的国家，行政机构被认为是支持和抗衡政治家的。然而，政策制定日益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所操纵，它只能由那些本身没有政治权力基础、政治日程表、事实上没有被授予任何政治权力的人来完成。因此，政策将越来越多地在幕后决定，或者越来越多地通过威胁或贿赂来决定。结果，政治决策和行动越来越不得不推迟，直到出现“危机”、“紧急情况”或“灾难”。只有在这种威胁下，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才丧失其否决权。
至今没有一个人知道消除这种利益单一多元化的政治疾病的良药，也许有几种方法能缓解这种疾病。一种治疗方法将是改变税制，取消任何形式的免税、减税和延缓纳税。这一方法在美国将会非常有效。每一个人在最低水平以上的所有收入都按完全相同的税率纳税（可能有3种税率，即收入最低的25%的人口不纳税，收入最高的25%的人按25%纳税，其余人按15%纳税）。并不是所有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都关心税收优惠，但相当多的集团是如此。税率固定的税收体制本身就是吸引人的。与现在有漏洞和特殊优惠的复杂税制相比，它能提供更多的收入，而且使用起来更方便，费用也更低。
减少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权力的另一个方法将是改变政治职位竞选的资金筹措。它将对美国、日本和西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可以严格禁止任何形式和来源的竞选捐款。超过某一低水平的竞选费用也将被禁止。在竞选中获胜或失败的候选人（或政党）都将在竞选之后按其实际所得的选票得到补偿。经常有人提议这种变化，但到目前为止，政治家们对此出乎意料地冷淡。
即使这些变化都实现了，它们也只能缓解影响政治体系和使政治过程陷于瘫痪的少数派的可怕暴政。这种疾病能治好吗？这也许到我们终于发展了新的政治统合力量，来取代对社会拯救的信念和对通过“国家的经济等级”来实现统一的信念时，才能实现。因此，找到和壮大这种统合力量将成为对政治领导的主要要求之一。
第八章 “当心神授魅力”：对政治领导的新要求
当我编写本章时，乔治?布什正在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使他赚得这一职位的这场竞选，乏味得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美国以前也有过乏味的竞选。1988年竞选的特点是：它说不出有多平淡无奇。对一个问题、对任何问题的讨论都会使两党中的一个党失去最忠实、最专注、最热情的支持者。民主党候选人如谈论问题的话，可能会失去自由主义者和革新主义者的支持。同样，共和党候选人可能会失去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两党候选人可能提出的任何纲领都会使其选举基础分裂为长期争斗的小派别。
政治领导人变得平淡无奇．他们回避问题和纲领以及尽量少表态。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美国。英国首相、目前自由世界最年长、最成功的政治领袖玛格丽特?撤切尔，在她10年的工作中，只集中精力于三项任务，即打破英国工会的束缚，工业、住房和教育的私有化，确保英国日益卷入欧洲共同体，不危及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在其它所有的问题上，她一直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唯形势的变化是瞻，不承担义务。
弗朗西斯?密特朗，1981年以来一直保住了法国总统的职位。密特朗是带着在法国创建“社会主义梦想”的宏伟纲领就任此职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不出6个月，他就不得不放弃这一梦想。从那以后，他的基本政策只有两项：保住职位和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到政界和商界的要职上去。
另一个政治幸存者即是西德总理赦尔穆特?科尔搏士，他既无政策，也无纲领。他应付着出现的问题。如果在今后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取代了科尔博士，那么新总理的工作方式几乎肯定会有变化，但本质上不会有什么改变。
日本也如此。20年前，一位日本首相上任时，有着雄心勃勃的纲领——“10年之内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位翻一番”。但现在的日本首相竹下登之所以当选（正如一位消息灵通的日本朋友所说）,“是因为他在以往的政府工作中从不出风头，不表态，不兴风作浪”。
美国新闻界用竞争者的性格，特别是他们缺乏“神授的魅力”来解释1988年竞选的平淡无奇。然而，普遍的现象决不能归结于局部的原因或具体的性格，或用它们来进行解释。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并且有着普遍的原因。198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之所以是在一场没有问题、没有纲领、没有许诺的竞选中较量。正是因为任何传统的问题、纲领和许诺都不符合政治现实。所有传统的政治结盟亦是如此。然而，除了传统的政策、许诺和结盟之外，别无其它可以利用。这就迫使政治和政治家“乏味”起来，也就是说变得实用主义了，目光集中于任务之上而不是问题之上。并且最重要的是，更多地考虑什么事情会使选民或选举人感到民恶，而不是什么事情会吸引他们。新闻界、知识界和政治评论家想要传统的政治，要那种激动人心、有尖锐的冲突和界限分明的选择的政治。政治家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因而他们当选了。然而，他们也知道，正如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安东尼?特罗洛甫的一本小说中的一位首相所说的：“政府必须运转下去。”因此他们强调的是胜任工作、不兴风作浪和处理好事情，强调具体的任务和专门的解决方案。
公众对传统的领导人不信任是正确的。他们只能是蛊惑人心，或者是失败。法国的密特朗就几乎是这样。传统的政策和纲领、传统的同盟、传统的姿态不会取得任何成就。政治“革命”、“新政”、“公平政策”，或者“新社会”再也没有市场。它们甚至不再成为竞选口号。社会拯救的思想体系或围绕利益集团的权力组织也要么不符合要完成的任务，要么不符合全体选民的胃口。它们都不会支持领导，而只会导致错误的领导。
新政治现实的政治信条只能是“当心神授魅力”！神授魅力在今天很“热门”。许多人都在谈论它，有关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的书汗牛充栋。人们存在着一种怀旧病，昔日的政治充满了激情，具有魅力。但是，对神授魅力的期望是一种政治上希望自己或他人死亡之愿望。没有哪一个世纪比我们所处的20世纪目睹过更多的、更有神授魅力的领导人，也没有其他任何领导人造成的危害比本世纪几位具有神授魅力的领导人造成的危害更严重。这几位巨人中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重要的不是神授的魅力，重要的是领导人的方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具有神授魅力的领导人只能是错误的领导。它将把人们引向昨天而不是引向新的现实。
正如本世纪所显示的那样，具有神授魅力领袖总是受害者。像克努特国王一样，他无法控制潮流。现实非他所能控制。当他发现现实做了主人，这位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变成了偏执狂。本世纪每一位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最后都成了疯子。他摧毁了所有的一切，最后也包括他自己。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这样。拿破仑在遭受了1813年和1814年的两次失败后，头脑也不再清醒了。他拒绝了6个将使他继续在法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内当皇帝的建议，坚持要继续当欧洲的主人。然而，现实总是主人，它不会屈从于许诺、纲领或者是具有神授魅力的领袖的思想体系。
神授的魅力使人狂妄自大。毫无疑问，美国最具神授魅力的军事领袖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并且也可以说他是最能干的将军。但是他的这种神授魅力最后使他变得狂妄自大，将他的总司令杜鲁门总统的命令置之一旁，无视有关中国在朝鲜发动反攻的所有警告，并且跌进了灾难性的、完全不必要的军事失败中。
没有纲领的神授魅力总是不起作用的。然而，今天不存在任何纲领。在美国，崇拜具有神授魅力的领导的人总是回溯到约翰?F?肯尼迪总统身上，但事实上，肯尼迪政府又做成了什么事呢？在国内政治上它毫无建树；在国际上，它在柏林墙问题上向共产党人投降，对古巴发动的轻率入侵导致了猪湾惨败，这在当时招致了俄国人在古巴采取的冒险行动，因而将世界带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不管是有政治实质内容还是没有政治实质内容的神授魅力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承担义务、不兴风作浪的称职领导人，虽不引人注目，不激动人心而且索然无味，却得到广泛的青睐。
本世纪建设性的成就是靠根本没有神授魅力的人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盟军取得胜利的是两位美国军人怀特?艾森豪威尔和乔治?马歇尔。他们都严格遵守纪律，工作非常称职，而且也乏味得令人受不了。非共产主义世界能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从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主要归功于两个人；战后德国第一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战后美国第一位总统哈里?杜鲁门。阿登纳在12年内使德国社会从纳粹恐怖和彻底失败中恢复过来。然而，阿登纳是一个阴沉的、没有特色、学究式的官僚，是一个十足的只强调组织重要性以致失去个人特点的高级职员。如果好莱坞雇佣了他，那他会成为审计员。他虽没有神授的魅力，却有远见，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和责任感，并愿意勤奋工作。
“意外总统”哈里?杜鲁门比阿登纳更不具备神授的魅力。好莱坞会让他扮演一家男子服装店的经理。杜鲁门曾经做过这样的经理，后来他的商店倒闭了，他自己找到了一份不起眼的政治赞助人工作。然而，是杜鲁门使战后欧洲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和绝望之中。同样，他有的只是严守道德，很强的责任感，愿意听取建议和不辞辛劳。
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任务非常之多。取消军备竞赛，使世界从越来越没有实效的军备开支负担中解放出来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会使任何国家受益，它会使所有国家都遭受其害。使环境免受污染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随着俄罗斯帝国的瓦解，外交政策中将会出现可怕的决策和两难境地．这就需要考虑政府在多元化社会和在被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所困扰的政治组织中的局限和功能，需要有“新多数派”即后商业社会的知识工人的政治领导。
这些任务中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传统的政治口号，传统的政治选民和传统的政治都不能应付这些挑战。已经有一些令人振奋的先例，其中依靠仅仅在25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新方法，我们已取得了成果。就在10年前，污染几乎毁灭了地中海。严重的污染在地中海沿岸3个工业化国家——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行动下已得到了控制。接下来是里根总统的成功，连他自己都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成功。他利用自己党内的“鹰派”以及他们要大大增强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愿望，在1988年和苏联签订了《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次实现了真正削减世界军备。也许，乐观主义希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对“新多数派”，即对知识工人来说，旧的政治毫无意义这个事实。但是，真正胜任自己的工作却非常重要。
新的政治任务中没有一项是有关意识形态的。它们也不是利益问题。它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是民族问题。并且没有什么问题（即使有也很少）能作为对手问题来对付，也没有问题（即使有也很少）能作为传统的政治问题来处理。我们所要作出的大部分决定是有关手段的。军备竞争威胁着我们所有的人，对此大家不再有怀疑。人们对降低和控制环境污染和限制目标单一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污染的需要也没有多少怀疑。传统政治在目的上各不相同。新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目的。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什么？
传统的政治领导以问题为中心，也就是说，以对目的的不同看法为中心，新的政治领导的任务，将越来越以对目的的相同看法为中心，事实上是促进对目的看法的一致。这可能也是削弱少数派团体制造瘫痪的力量的唯一途径。眼下的这些政治领袖，撒切尔们、密特朗们、科尔们、竹下们、布什们，以及那些老练的、为免遭辞退而工作过分卖力的专家们，他们可能既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在走下坡路。我们所需要的是：认真对待自己的义务，愿意集中力量完成一两项重要任务，发奋工作和胜任自己的工作。
但是，这样就足够了吗？1986年里根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限制军备的第一次会谈时曾经宣布他的日标是在2000年前消除所有核武器。但是，一遭到全世界的嘲笑，他马上就退了回去。他应坚持他的观点吗？我们不偏要“神授的魅力”或“纲领”，但我们确实需要清楚的目标，我们确实需要有远见。
第三部分 经济、生态学和经济学
第九章 跨国经济——跨国生态学
大家都在谈论“世界经济”，这的确是个新现实。但这里的“世界经济”的含义与大多数人——商业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所说的“世界经济”一词的含义不尽相同。下面是世界经济的若干主要特征、主要挑战和主要机会。
在70年代早期或中期——出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尼克松总统的“浮动”美元——国际性的世界经济变成了跨国性的世界经济。现在跨国经济唱起了主角，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民族国家的国内经济。
跨国经济主要是因货币流动而不是商品和劳务贸易而形成的。这些货币的流动有其自身的动力。各主权国家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日益对跨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动态作出反应而非对其主动加以改造。
在跨国经济中，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土地和劳力，已逐渐降到次要地位。资金也不再是可以使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生产要素，因为它已成为跨国性的东西，并且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外汇汇率只能在短时期内发挥作用。管理已上升为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竞争地位取决于管理水平。
在跨国经济中，所追求的目标已不是“利润最大值”，而是“市场最大值”，并且，有投资必有贸易，贸易已成为一种投资的功能。
经济理论依然认为主权民族国家是唯一的、或至少是占主导地位的操作单位，只有它才有能力执行有效的经济政策。但是，在跨国经济中，事实上存在着4种这样的单位。以数学家的语言来说，它们是“部分依赖的变量”，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但不相互制约。民族国家就是这种单位中的一个；当然，只有单个的国家，特别是主要的、发达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才有资格。但是，决策权逐渐向第二种单位转移，它就是地区——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明天也许会出现一个围绕日本的远东地区。第三个单位是一个真正的、几乎完全自主的世界贸易、信贷和投资流动的经济。它的组织者是信息，它不再承认国家边界。最后是跨国企业——不一定是大企业——它把整个发达的非共产主义世界视作一个市场，其实是视作，一个“处所”，借以生产和销售商品和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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